诚食讲座 | 许准：美国关税战的政治经济学

今年2月1日，特朗普集团对中国挥舞起关税大棒，对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一度高达145%。不过，三个月后的5月12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谈判，共同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将关税降低到30%左右。

美国为何发起关税战？这是特朗普的谈判手段、短期策略，还是长期战略？这与美国当下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它的全球战略规划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4月19日晚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许准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美国关税战的政治经济学》的线上讲座。

许准老师从美国近年来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以及中美贸易关系的特点入手，分析了美国发起关税战的背景和原因——美国不愿再承担其维持世界霸主地位所付出的成本，在以共和党与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统治阶级内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通过增加关税来恢复并提升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巩固美元霸权。

在问答环节，有听众提出，美国究竟是想主动退出全球霸主地位，还是希望通过关税战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关税战目前还在继续，或许我们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准老师在讲座中揭示了几个非常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1、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包涵着美国资产阶级也即统治阶级深谋远虑的战略意图。

2、美国政府对关税赤裸裸的直接干预，究竟是预示着标榜“政府退出+自由贸易”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是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正在更换新的样貌？

3、特朗普集团正在谋划实施的“安全区”计划，只是单纯地想把中国排除在外，还是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果是后者，那么正在酝酿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否正式形成，其性质和新自由主义又有什么关联？

虽然在讲座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讲座揭示出来的问题却是长期的，许准老师给出的回答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不知您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看法。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本人并非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专家。不过，作为长期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人，我对美国关税战背后的政治经济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这次讲座中，我会先讲一讲关税战的背景，探讨为何美国的统治阶级在这一历史节点达成了一致，开展这场看似不理智的行动。即便这一行为可能不理智，但美国资产阶级在这点上至少达成了共识，我们要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同时，我们需要分析关税战的实际执行与原初战略构想之间的异同。最后，我们会谈一谈关税战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我国作为被打压一方，应该如何合理应对。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关税的整体状况。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整理的现有主要商品的关税水平。排名榜首的是美国政府发言中特别提及的注射器和针头，关税高达245%，锂电池、羊毛衫、塑料盘子等商品的关税也在150%以上。这些关税是层层累加的：部分是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存在的基础关税；还有针对特定商品，如钢铁、铝合金等加征的特种关税；此次又新增了一些。总体而言，不同商品面临的关税比例各异，但特朗普时期关税增长幅度很大。【编者注：在5月12日的中美磋商后，关税大幅度降低，但是仍然明显高于历史水平，一般的中国对美出口面对着至少30%的关税。】

美国对中国不同商品征收的关税 |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中美日内瓦谈判之后的关税情况 |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政治集团对美国的治理和全球战略是一个整体。他们不会陷入精神分裂，一边打压，一边又寻求合作，他们的政策是统一连贯的。前几天，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局在一份备忘录中提议将美国外交部的资金削减一半。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自去年起，美国陆续关闭了多个重要对外部门。例如，特朗普上台后关闭了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整个美国外交部门，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干预全球事务的重要手段。这些部门的资金常被用于从战略上支持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打压或排除对美国不利的因素。

美国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不仅对我国征收高额关税，还对全球众多国家加征关税。这看似矛盾，但其实不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目前仍在我国制裁名单上）今年年初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许多重要观点。他认为，世界上的单边权力是不正常的，过去数十年美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局面是冷战的产物，最终世界还是会走向多极化，即存在多个大国，大国之间会有战略容忍和妥协。如今美国面临着中国、俄国，甚至被其称为“流氓国家”的伊朗和朝鲜。他认为美国无法消灭这些国家，必须与之共存。这与以往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中心、全世界围绕其转的观念截然不同。特朗普统治集团能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战略上需要退出世界中心、世界霸主的地位，卸下诸多“责任”。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贯的。美国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俄乌谈判以及关税战等问题上，看似矛盾，实则本质上是相同的。美国清楚自己在客观上正逐渐退出世界中心的位置，只是不愿承认自己事实上已无力承担这一角色。从政治层面看，美国不愿再负担作为世界中心的政治成本，这也是鲁比奥提到的多极化，但这与我国和俄国所强调的多极化有本质区别。我们倡导的多极化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指导下，追求各国不论大小，都相互平等的新国际秩序；而鲁比奥、特朗普等人主张的多极化，类似“新雅尔塔协定”——几个大国瓜分势力范围。即便如此，美国也不愿再承担这一政治成本。因为成为世界中心意味着要管理全球诸多事务，比如欧洲发生冲突，美国就得出钱、出人、出兵干预，成本巨大。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统治阶级，不止特朗普一派，都不愿再承担这样的责任。

在经济方面，美国不愿再负担作为世界中心的经济成本，这在关税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过去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时，有些经济小账可以不算，比如允许各国商品大量涌入，自己作为最终消费市场，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等。这些都是有成本的。现在美国不愿承担这些成本，选择以一个普通大国的身份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咄咄逼人的美国在战略上总体是退却的，这里可以引用尼克松时期财政部长的一段著名发言：“总统先生，我的哲学是，这些外国人（当时主要指欧洲、日本等盟友）都是来占我们便宜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下手为强。”

尼克松时期与当下有相似之处。当时的美国处于战略收缩时期，越南战争陷入困境，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对美国传统势力造成强烈冲击和挤压。经济上，美国也越来越难以承担作为自由世界经济中心的责任。于是，美国采取行动，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前，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各国政府可按此官方比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但后来美国不愿再用黄金兑换美元。法国领导人甚至派军舰去美国接收黄金，最终也未能成功。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不再能兑换黄金，这意味着美国退出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政治成本相对容易理解，作为“带头大哥”，要满足小弟们在政治、战争等方面的各种要求。而经济成本方面，虽然我们常说美国拥有霸权，但这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霸权，是需要真金白银支撑的。美国霸权的核心表现之一是其作为民族国家代发世界货币——即便两个与美国毫无关联的国家进行交易，也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然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由美国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管理和发行，要满足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往往意味着美国就得大量花钱，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否则其他国家手里就没有美元。这就导致美国经常出现贸易赤字，特别是当美国经济份额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再占据压倒性优势时，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图片来源：Boston Globe

此外，各国持有美元后，热衷于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这使得美国以美元计价的本国产品价格偏高，美元相对其他货币更值钱。虽然美元币值相对稳定，大家都认为其安全，愿意购买，但这也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性变化，我刚才提到尼克松时期，美国终结了自己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很多方面，在货币层面上，我们把它叫做“金汇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是相对于原来的金本位来说的。在金本位制中，各个国家的货币都是以黄金来担保，从理论上说每一种货币都有跟黄金兑换的比例。19世纪开始，金本位制愈加不能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上世纪40年代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办法是，体系内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跟美元兑换，美元是最后能够跟黄金兑换的货币，这就叫金汇兑本位制。

这个体系运行了20多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支撑不下去了。当时，美国也有赤字，相对于日本、西欧，它的经济体量优势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美国主动结束了金汇兑本位制，不再兑换黄金了。但在这之后，完全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建立起来了，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很多人认为，美国遇到了很多很麻烦的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要保持金融霸权，美国制造的产品相比其他国家同类产品，价格更高，卖不出去，导致制造业萎缩。这张从特朗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的报告中截取的图显示，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从绝对数量来看，制造业就业人口自上世纪80年代也呈下降趋势。尽管期间有一些起伏，比如某些总统提出振兴制造业，但总体而言，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美国制造业已大幅萎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美国维持世界货币霸权的经济代价之一。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深蓝）与制造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浅蓝）

数据来源：米兰的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Global Trade System）

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也有所萎缩。从1960年至今，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尽管在里根时期、克林顿时期（新经济、信息高速公路泡沫时期）以及特朗普的上一任期有所回升，但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家独大的局面相比，已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部分精英，尤其是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认为这种趋势不可持续。一个国家若一方面掌握货币、军事等霸权，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缩小、制造业长期萎缩，可能到某天其现有的货币霸权、军事霸权也将难以维持。例如，我国管控部分重要稀土出口时，美国政界震动很大，因为美国许多军事设备依赖中国的稀土原材料。尽管加拿大、格陵兰岛等地有稀土矿，但美国制造业衰落后，其稀土加工能力也基本丧失，这对美国来说是长期的重大战略威胁。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利用美国现有条件改变现状。

美国占全世界GDP的比重（1960-2020）| 数据来源：米兰的报告

《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Global Trade System）

接下来谈谈美国国内局势。过去十年，大致从2015年特朗普首次上任至今，美国国内的战略思考发生了显著变化。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发起了以关税为形式的贸易战，震动世界。他的这一行动取得了重要成果，美国精英阶层，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开始认可特朗普的做法，认为其行之有效。这为他在后续任期内继续推行类似政策奠定了基础。

特朗普卸任后，拜登执政。拜登经济学与过去多年的经济理念大相径庭。拜登政府内部幕僚和重要顾问的观点，与1980年代之后美国主流的经济思想、战略思想有很大差异。1980年代后，美国主要的经济思想是新自由主义，这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微观、宏观经济学教材都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出了问题就是市场没有搞好，政府干预往往是问题的根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退出市场，依靠市场实现最优结果。由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动的“华盛顿共识”，不仅在美国国内推行，还在全球推广。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私有化、市场化等内容。

在拜登任期内，这种观念发生了明显转变。他的幕僚否定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否定完全依赖市场和私人资本，主张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这是美国经济思想的重大变化。当然，“新华盛顿共识”自身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暂且按下不表。需着重指出的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新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民主党阵营内部一种新的共识。

美国某制造工厂|图片来源：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

拜登执政四年期满卸任后，直至当下，那些与拜登关系紧密的重要政客和知识分子仍处于迷茫之中，他们时常发出“为何会败选”的困惑。他们坚称自身施政成果斐然，抱怨美国民众对经济政策缺乏理解。在此，我们暂且不对拜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剖析，但必须明确的是，拜登经济学与特朗普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资产阶级已然洞察到，政府干预在产业层面能够产生显著影响。人们原本期待继任者拜登能降低甚至取消关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关税不仅未降，反而还有所增加。由此可见，拜登所属的民主党一派，完全认可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策略。

基于此，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备受瞩目的“海湖庄园协议”。该协议在国内外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热议，一度被视为极为神秘的存在。实则不然，从逻辑层面审视，海湖庄园协议与新华盛顿共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一脉相承。倘若将拜登政府的政策倾向视为略微偏向自由主义的新华盛顿共识，那么海湖庄园协议所代表的则是更为反自由主义的新华盛顿共识，尽管二者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目标却是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审视美国特定口径下的消费物价水平，即通常所说的CPI。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最为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从下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美国物价呈现出极为显著的上升态势。这一时期堪称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1980年之后的许多国家政策和经济政策，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地对70年代那场经济危机做出回应。在此，我们暂不深入探讨70年代危机的具体成因，但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至极高水平。随后，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物价才逐渐得以控制。

美国CPI指数（1960-2025），反映了消费物价水平 | 图片来源：讲者PPT

时间来到疫情之后，美国再次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且直至目前，这一通胀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尽管部分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可能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严苛，毕竟依据美联储的数据，CPI已降至相对较低的水平，大致在2.4%至2.5%左右。按照美联储自身设定的标准，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才算成功遏制通胀，然而美国在过去数年中始终未能达到这一目标。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深受通胀之苦，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切实感受到生活成本的大幅攀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15年至2020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美国开启关税战后，从消费物价的角度来看，物价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对于美国资产阶级而言，这一数据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拜登执政时期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

再看失业率方面，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在历史上存在波动，但在2015年至2020年这一阶段，美国的失业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下降趋势。这也正是特朗普敢于宣称自己任期内工作成果卓越的重要依据。他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实际数据作为支撑的。当然，在疫情爆发之后，尤其是在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失业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疫情这一突发因素。不过，随后失业率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美国失业率（1950-2025）| 图片来源：讲者PPT

就当前情况而言，特朗普团队认为目前约4%的失业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换言之，即便失业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来说也是能够容忍的，这一点我们后续可能还会涉及。而当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在此，我们引用中国官方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以此阐释中美之间的贸易现状。该白皮书清晰地指出，从2001年至2024年，美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长了183%，而同期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648%。通过这一对比，不难看出，中国在美国出口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极为关键的出口增长点之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为美国商品带来了大量新的市场机遇。这还仅仅是货物出口方面，在服务贸易领域更是如此。

数据来源：《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以2024年中国对美进出口的前十大类商品为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进出口统计口径的差异，例如是否将经香港转口的贸易纳入统计范围，导致美国与中国在贸易数据统计上时常存在出入，但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电机、电器设备、机械器具、家具、玩具、塑料产品、针织纺织品等；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则主要有矿物染料、机械器具、电机电器、光学及精密仪器、汽车、塑料等。

数据来源：《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由此可见，美国与中国经贸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美国生产并出口到中国的许多商品，中国并不生产；反之，中国生产的诸多商品，美国也不生产。通常，当我们提及竞争，往往是指双方身处同一领域，比如两名学生参加同一场语文考试，成绩存在高低之分，这属于竞争关系；两个国家若在相似的行业中展开角逐，也可称之为竞争。但在过去几十年间，中美之间形成的经贸关系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生产类似的产品。

因此，严格来讲，中美在经济贸易领域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并未出现中国生产的玩具将美国玩具挤出市场的情况。所以，从经济层面来看，过去一些关于中国试图取代美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将美国定义为何种性质的帝国主义，由于双方生产的产品截然不同，不存在直接的取代关系。

此外，在货物贸易之外，服务贸易也是进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的服务，贸易顺差极为可观。美国服务出口主要包括旅行服务（中国民众前往美国旅行、留学等消费）、知识产权使用费。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要求中国支付相关费用。自上一轮关税战之后，中国在知识产权服务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规范，以确保美国资本能够从中获取相应收益。

数据来源：《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此外，金融服务也是重要一部分，许多中国企业需要借助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的服务来实现上市等目标。总体而言，尽管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顺差，但其规模无法抵消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顺差，二者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

数据来源：《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经简单计算可得，美国长期贸易赤字（下图中的实线）近年来已接近每年一万亿美元。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在21世纪初中国刚加入WTO时，这一比例一路攀升，一度可能高达60%至70%。但自2017年之后，该比例大幅下降。中国官方白皮书明确指出，美国当前日益严峻的贸易赤字问题，其主要成因并非中国。也就是说，难以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归咎于中国。

图片来源：讲者PPT

列举这些数据旨在表明，一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各类商品并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另一方面，虽然不能认定中国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首要因素，但美国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目标。这意味着美国资产阶级及统治集团在处理贸易问题时，并非仅仅着眼于减少贸易赤字，而是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整体战略高度进行考量的。

前面提及的海湖庄园协议，源自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的观点，背后有着深刻的思考。回顾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转折点，很多协议都以会议召开的地点命名，如布雷顿森林协议，就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后确定的；广场协议同样如此。海湖庄园是特朗普的私人官邸，就以此命名该协议。米兰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代表了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其他智囊团成员的看法，甚至包括曾负责贸易政策的纳瓦罗。

米兰认为，国际竞争力与美元霸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早在六七十年代，从事国际经济分析的学者就已指出这一问题。他们担忧，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美国可能面临既丧失国际竞争力，又难以维持美元霸权的困境。米兰所属的特朗普阵营认为，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和操作空间，美国有望实现鱼与熊掌的兼得，既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又能巩固美元霸权，打破以往在两者之间艰难权衡的局面，即利用美国现有的剩余霸权，确保美国霸权的长久延续。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特朗普集团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利用关税这一工具。他们认为，关税具有多重功效。一方面，对世界各国征收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提升美国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关税施压，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屈服于美国的各种要求，进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他们坚信关税是一种极为巧妙且有效的手段。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除了调整关税，调整汇率也可作为提升美国商品竞争力的手段，比如让美元贬值，使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更具优势。然而，他们深知美元贬值存在巨大风险，任何一种货币若出现大幅贬值，都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美元贬值并不能直接为美国政府带来收入，而美国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来填补财政赤字，关税则兼具增加财政收入和提升竞争力的双重功能，并且美国白宫实施关税政策无需经过繁琐的法律程序，简便易行。再者，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实施关税政策后，并未出现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这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对关税政策的信心。既然关税政策益处多多，那么美国是如何运用关税来打这场“仗”的呢？

简而言之，美国统治集团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据测算，美国的家庭消费约10%来自进口（当然，不同测算方法可能会有一定差异，但平均大致如此）。美国国内进口商品的消费物价由美国进口成本乘以商业价格加成决定，其中商业价格加成体现了垄断资本的影响力。而美国进口成本又等于从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乘以汇率，再乘以（1+关税税率）。

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关税税率提高10%，且假设这一增加的成本完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而非中国等出口国无需承担，那么对于终端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并不大。美国家庭消费中仅有10%来自进口，所以关税增加10%导致进口成本上升10%，最终对整体家庭消费价格的影响为10%×10%，即国内物价仅上涨1个百分点。从政治和经济层面综合考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承受的成本。

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例如，存在一种可能性，美国资本自身消化这一成本，即通过调整商业价格加成比率来应对。当进口商品价格因关税上升而变得更贵时，美国进口商自行承担成本，维持零售价格不变，从而压缩自身的利润空间。垄断资本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具备承受这种成本压力的能力。有相关研究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到，在2018年特朗普实施关税政策后的某个时间点，数据出现了分化。部分商品价格因关税影响大幅上涨，这些主要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受关税影响的商品；而另一些商品价格则维持原有趋势，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这表明进口商面临的成本变化存在差异。

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价格指数 | 图表来源：Alberto Cavallo et al.,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Vol. 3, No. 1, March 2021

根据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文章的数据结论，在上一轮关税调整中，超过90%的成本变化由美国进口商承担，中国出口商承担的比例仅为百分之几。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物价并未出现明显波动。通过综合比较分析可知，实际上是垄断资本吸收了这部分成本。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是出口国采取货币贬值措施来应对。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例，在过去多年间，自2007年、2008年之后，人民币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升值，在汇率较好时，1美元只能兑换6块多人民币。但在2017年、2018年关税战爆发后，人民币出现了相对于美元的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若出口国货币贬值，那么进口商品价格本身的变动幅度就不会太大，出口国实际上是以自身在世界经济中购买力下降为代价，来保护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2005-2025）| 图片来源：讲者PPT

无论何种情况，特朗普集团从经济角度分析认为，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在可承受范围内。并且，他们明确表示，即便实施关税政策会带来诸如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冲击等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若能借此举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战争的思维逻辑，而非普通商业交易的思路。其目标并非关注美国短期内的损失，而是旨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会因某些经济损失而放弃相关政策，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直接。

接下来，我们看看米兰提出的所谓海湖庄园协议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安全区是一种公共产品，处于安全区内的国家必须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安全区是一种资本产品，因此最适合通过发行百年期债券来融资，而非短期债券；第三，安全区设有“铁丝网”，除非将手中的短期债券转换为长期债券，否则关税壁垒将把该国挡在安全区之外。

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统治集团自认为为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未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觉得美国为全球提供了安全等公共产品，世界各国都应为此买单，而买单的方式就是购买美国国债，且最好是购买长期的百年期国债，以此表明对美国长期发展的信心与支持。具体购买额度由美国决定，若不购买，就会被排除在安全区之外。一旦处于安全区外，不仅美国不会保障其战略安全，而且该国与安全区内任何国家进行贸易时，都将面临高额关税壁垒。

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明确区分敌、我、友。部分国家被纳入其安全保障体系，成为其盟友，这些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可享受相对较低的关税，但代价是必须购买美国的百年期债券，为美国提供资金支持，且可能随时应美国要求提供资金。若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就会被视为敌人或非盟友的中立贸易伙伴，无论何种情况，都需通过关税向美国“纳贡”。

这便是美国精心谋划的如意算盘，也就是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它是美国针对制造业竞争力与美元霸权之间的矛盾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战略构想包括：一是要求世界各国直接为美国维持霸权地位付费，不得有任何二心；二是将美国的军事、金融、贸易等政策高度融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为根本评判标准；三是在世界范围内明确划分敌我和中间阵营，阵营内国家需长期认购美国债券，阵营外国家则面临高额关税，以此来支持美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

特朗普曾经说过，对中国的关税起步应该是60%，其它国家的关税应该是10%，其中很多是全球南方国家，反映了他四面出击的执行办法。通过简单整理一下特朗普关税的战略设想和执行之间的重要区别，我认为他的前期构想是先分清敌我，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对整个世界进行没有区分的打击。比如一开始说的是，对中国最终征收至少60%的关税，其它国家征收10%，但实际上一开征，最低关税就是10%，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税都高于20%。

关税战略的设想很可能是米兰的毒计，可以理解为通过渐进式加税，威胁中国逐步允诺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比如开放某些市场、自废某些产业等等，如果中国不答应，就每月小额加增关税，如果中国妥协，就短期暂征，其效果就是塑造世界各方资本的稳定预期，驱使中国本土的产业链资本转移，留足时间给某些学者表达妥协言论，甚至某种程度上干预中国内政。但之所以关税执行中出现了“一步到位”的区别，很可能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原因，我们从这段时间里白宫发布的有关商贸的文章和事实清单（fact sheet）上，都不难看出这种风格。

下面我想讲一讲美国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做。一方面，美国可能会把“安全区”范围蔓延到尽可能多的国家，以实现对中国的孤立和包围，其形式可以参考冷战时期巴黎委员会对中国的封锁；另一方面，在包围的同时，美国可能会假意与中国谈判，重新回到之前提到的逐步加增或暂缓关税征收的办法，促使中国妥协力量的兴起，使局面回到有利于美国的阶段，因为它的前一步走得太快了，超过100%的关税已经丧失了谈判要挟的意义。除了关税，美国还可以动用的手段有很多，包括金融、政治上的制裁和打压，这是一整套维护霸权的办法，并非简单的情绪表达。

那么，作为应对，我认为我们的办法就是要愈发团结。一方面是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因为它们很多也被美国加征了高关税，它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的诉求，在争取发展空间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是高度一致的，这和美国推行的排斥性的“安全区”逻辑根本不同。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和非美国的西方国家加强合作，包括传统上认为是美国傀儡的国家，以及群龙无首的欧洲国家。在维持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它们都有自己的诉求。再一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调动抵抗外部压力的历史经验。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长期遭受美国制裁封锁仍能存活下来的国家，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风云变幻的时候，我们要有战略定力，向世界展现出稳定性、延续性和政治品格，而不是随风摇摆、轻易妥协，要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条件，世界都看在眼里。从细节上说，还要严格管制资本流动，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预防资本大规模外逃，同时积极探索美国之外的贸易空间，建设非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

主持人总结：许准老师在讲座中为我们揭露了美国在推行它咄咄逼人的关税战的同时，又大举裁撤了作为它对外干预抓手的诸多机构，这些措施看起来是矛盾的，背后却有着一贯的逻辑。即，美国要退出世界中心的位置。

回顾历史，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看似达到了它霸权的顶峰，却也不得不支出干预整个世界的成本。冷战的结束绝不是历史终结，相反，美国尝试在全球贯彻以自身为中心的秩序，受到了历史对它的惩罚。许准老师指出，美国经济霸权的一个核心表现，是由一个民族国家来代发世界货币。这一模式是畸形的，美国在全球获取的利益被少数人所享有，加剧了美国自身制造业的衰退和转移，造成了美国工人的普遍贫穷化，以及美国许多地区——比如五大湖铁锈带——的衰落。这种失望的情绪构成了特朗普上台的基础。通过观察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任期以来美国统治集团经济思想的变化，许准老师梳理出了其中的继承性，这构成了当下关税战的基础。

另外，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过往数据也给了美国统治集团进行关税战的信心。美国发动关税战不是简单地为了消除贸易赤字，而是为了维护其霸权。由于特朗普的任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可以想见，它仍然会使用多种手法、软硬兼施地打击中国。中国如果能利用特朗普的关税战对全球南方造成的损害，争取建立广泛的联盟，避免被孤立，就能打破它设置安全区以封锁中国的计划。特朗普集团所实施的关税战，没有完全循序渐进地进行，而是一下子铺开，有失章法，其中的漏洞也是中国可以利用的。

问题1：我有个问题想与许老师讨论，Hickel计算了1990年到2015年期间，全球北方国家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从全球南方国家所获得的利益，发现北方国家割了很多韭菜。（Hickel, J., Hanbury Lemos, M. & Barbour, F. Unequal exchange of labour in the world economy.Nature Communication, No.15,2024）刚才许老师论述了美国转变全球策略，是因为它维持全球格局霸权的成本很高，这能不能理解为是美国的一个说辞，只是它自己意识形态的表述，因为实际上它已经从全球获取了很多不合理的收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美国并非因为成本上难以维持，而是像70年代一样，其内部经济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同时，它也没有预见到，自新自由主义推行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不仅去到了西方国家，居然还被“走出去”进行全球投资的中国获取，美国的不满使得它希望重新划分阵营，把中国排除出去。从历史上看，美国推动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没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毁灭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也没能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美国要把世贸组织也毁掉。所以，为了降低维持全球秩序的成本，还是为了排除中国，哪个因素才是主要矛盾呢？这个问题自然地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即：美国究竟是想退出单极世界、不当霸主呢？还是说只是换一个办法，继续维系自己的霸主地位？

许准：感谢提问。针对第一个问题，从美国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统治世界的成本高不高？或者说成本高究竟是不是一种说辞？我先回到Hickel等人的文章，这篇文章分析了世界贸易当中蕴含的超出劳动投入量的商品价值，即不仅看到劳动层面的不平等交易，他们还指出了商品生产背后的自然资源基础，比如土地和水。在世界贸易背后，美国可能只用了自己国家一点点的土地和水，就交换到了中国、印度或者其它地方用大量的土地和水这些自然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存在不平等的交换，这个论述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有很长的历史。把测量范围扩大后，算出一个总量，由此看到全球北方对南方的“割韭菜”，这是全球北方给的一些发展援助所无法弥补的。

帝国主义要让全世界剩余价值往它那里转移，这点完全没错，但这不代表它在那边不会有自己的损失。我最开始讲的就是他们自己认为的成本在哪里。一个是在经济层面上，美国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全世界的各种商品。这是长期维持美国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基础——开大车、住大房子等等。在消费层面上它得到了很多好处，因为它只付出一点代价就能占有全世界人民的劳动血汗，这完全没错。但在生产层面上，它又确实有损失。比如美国的制造业的确衰落了，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的工业能力也出现了严重萎缩。这些在直接的经济统计数字上不容易看出来，但对于美国精英来说，他们会觉得制造业没了，很大一部分工人受到影响——虽然他们未必真的在乎工人，但这在政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员点。从维护长期霸权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要有自己的制造业。这不是简单地用获得多少不平等交换的剩余就能替代的。所以这并不矛盾：一方面它在大量割韭菜，但目前看来，割韭菜本身并没有阻止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所以他们又感到紧张，觉得需要重建产业能力。这和不平等交换可以同时存在，就像我们说其他国家很卷、过得很苦，在美国可能没那么卷，但不代表不会有其他问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简单的毛病都在一边、好处在另一边，其实都有各自的矛盾。

说到另一个问题，美国统治阶级究竟想怎样？我认为特朗普的竞选经历能说明问题。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当选还有黑马因素，那么这次他经历了民主党设置的重重阻碍还是成功了，而且在票数和选举人团票数上都明确获胜。如果美国统治阶级能统一表达出一个意志，那就表现在特朗普集团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反对政治力量在特朗普上台后基本没有声音。传统上美国政局的内斗可以很厉害，但民主党整体上在特朗普上台后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已经无法挑战特朗普了。

特朗普的战略就是退出单极世界，不做世界霸主。王霸是一体的：作为世界霸主，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计较，比如你是霸主，大家都能赚你的钱、获得福利，这是一整套东西。现在他觉得不行，要退出，认为很多事情是他的负担。它开始以普通国家的视角，强调自己也要赚钱、搞制造业，要求别的国家交钱表示感谢。这已经不是以世界老大、春秋霸主的立场说话，而是说“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你在坑我钱”。作为世界霸主时，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应是它的安全区，现在它觉得不行，只能保住明确的一块安全区。一旦设定边界，就不是世界霸主了，只是某个地方的领袖，比如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领袖”。所以一旦搞安全区、关税这些东西，就是标准地退出世界霸主的动作，与单极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

2025年2月9日，橄榄球 NFL 第五十九届超级杯 - 费城老鹰队 v 堪萨斯城酋长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比赛前敬礼 | 图片来源：路透社REvelyn Hockstein

问题2：关税战会影响中国的就业问题吗？

许准：虽然美国的进出口在我国生产总值中占比不是特别巨大，但整个外贸带动了近2亿（1.8亿）就业。过去还没发生过今年这样剧烈的关税纷争，没有特别好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对美出口约占中国总出口的14%-15%，相比前几年已有明确下降。在上次贸易战后，中国部分出口已转变为转口贸易。如果把转口贸易也算进来，那么中国对美出口可能占对外出口的20%-25%。如果美国相关就业完全消失，1.8亿除以5就是受直接影响的就业数量。但另一方面，上次美国加关税后，我国贸易总体仍能增长，没有美国还有别的市场，通过转口等方式仍能持续。美国想跟所有转口国家谈判是巨大工程，以现在美国执政团队的能力，想在特朗普任期内完全封锁中国的转口渠道，客观说做不到。所以影响可能达不到3600万（1.8亿除以5），但一两千万是有可能的。

问题3：请问如何提振国内消费，从而降低对外贸的依赖？

许准：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就开始提“提振国内消费，降低外贸依赖”。2000年左右，美国强调“全球不平衡”，主要就是针对中国。我认为国内需求当然应该是中心，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双循环要以内循环为主体，这我完全认同。国内居民消费和投资构成国内需求，两者有一定关联和矛盾：同样100块钱，消费多投资就少，反之亦然；但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如果不投资就创造不了新就业、新技术、新产品，经济会停滞，消费也不会起来。所以良好投资能实现合理增长，促进长期消费增长。过去20多年消费份额增加不多，但消费总量水平与20年前已有巨大差别，没有长期、持续、高质量的投资是做不到的。比如20年前中国还没有高铁，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消费格局了。

为什么最后要说加强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呢？因为社会主义有计划性、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可以创造很多东西。比如就业下降一两千万，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投资创造就业。现在审计监管标准严格，想浪费很不容易。如果给私人老板补贴，钱可能变成老板利润；但国家投资创造就业是实打实的，而且这些岗位可以有“五险一金”等长期保障。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的情况下，要维持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稳定发展，国有成分和国家投资份额应该稳定提高。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美国一打压，资本就会外逃，过去几年已经发生很多这样的事。要应对重大国际挑战，不用社会主义的方法，不给人民创造稳定就业和合理收入，不以国家力量全国一盘棋建设内循环，是很难做到的。

问题4：在特朗普的上层支持者中，硅谷技术官僚看起来是比较“亲中”的，比如尼克·兰德（英国当代哲学家）非常欣赏中国的技术发展，虽然他本人不是硅谷的，但他的思想很大程度影响了硅谷的加速主义者。那么，中美对抗的现状是不是说明了硅谷技术官僚的影响暂时处于下风？

许准：硅谷技术集团中有些人确实从过去国际经济秩序获益，比如马斯克。他不希望剧烈改变现有格局，但在政治上还是支持特朗普，愿意为特朗普助选，表态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巩固霸权的机会。马斯克喜欢与中国做贸易并获益，但不会反对美国重新划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安全区内确立霸权的战略意图。不能高估这些资本家，不管是硅谷的还是华尔街的。比如2017-2018年特朗普对华搞关税战时，资产阶级媒体如《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都大量反对，但搞成后也无话可说。讽刺的是，拜登时期也坚持这套做法。智库EPI（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和民主党走得很近，白宫引用它的研究，说明关税对经济很好。所以，特朗普搞成后，资本家们觉得这套可以搞、效果不错。因此，硅谷集团不会表现出特别明确的反对意见，顶多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与特朗普有差异。很多人不是简单地因为特朗普当权而跟随他，而是真的信任特朗普的判断，觉得其他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但特朗普能做到，所以有种迷信情绪在里面。

问题5：目前的局势是否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许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明显终结了。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经济方略，现在作为提出方的美国，自己都已经否定它，这套东西还有多少吸引力呢？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讲新自由主义，讲私有化、市场化，给人活化石的感觉。难道没发觉时代已经变了吗？新自由主义很难再说服人了，对国内的老百姓、政策制定者，以及国外的一些人都是如此。但新自由主义终结后该怎么走还不明确。我的判断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陷入长期混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所谓历史分为几段，每段都有稳定的资本积累体制，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各种证据表明，资本主义进入的新纪元是“乱纪元”，不会建立新的、稳定的资本积累体制。资本主义的黄昏真的到了，它的危机会越来越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