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 从教员与党内多数派的三次政见分歧，区分“行政”和“政治”的思维

今天是教员诞辰132周年，许多人都在纪念他，但你是否思考过，他领导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纵观历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虽曾风起云涌，却多难逃失败或变质的命运；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正如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揭示的，阿Q设想的革命是杀掉赵家钱家的人，把财物搬去土谷祠，自己成为未庄首富。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史无前例动员广大农民的革命，究竟特殊在哪？

老田指出，阿Q式革命的致命缺陷，在于只否定具体统治阶级成员，却不否定旧统治方式本身，换一拨人之后，还会复制旧社会。革命的真正突破，在于跳出这一陷阱，摆脱“只批判旧世界”的负标准思维，确立新的政治公共性的正标准。 由此迈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知道如何有序团结并扩大同盟、缩小敌对阵营。因为，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阶级矛盾尖锐化这一“必要条件”，更离不开“发展自身力量以压倒敌人”的“充分条件”。如果只关注前者，只顾着批判旧世界如何如何糟糕，只以负标准看人看事，将始终找不到正确的革命路线。

在本公号11月19日推送的上半讲《老田：革命者的必修课：从“行政”到“政治”的思维转换》中，老田正面点明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动员与组织群众，而核心路径是发掘“关键少数”，即积极分子，以点带面凝聚革命力量。在今天推送的下半讲中，老田则转向反面审视，聚焦教员在党内的“三起三落”——本质是教员与党内多数派的三次政见交锋。透过这些分歧，我们既能看清对革命路线不同的认知，也能剖析“纯左派”的方法论盲点。中国革命带给我们的核心经验，一是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二是行政的公共化与群众化，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

老田呼吁：在新的条件下探索劳动阶级实现解放的道路，绝非复制教条，陷入僵化的“新经学”。对于当代左翼而言，当务之急是将这些革命经验系统化、理论化，摆脱碎片化的口号式表达，构建能够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回到意识形态主战场，让革命的思想遗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主讲人 | 老田（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再现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文字整理及校对 | 火云、康泓哲、小川、小蘑菇

责编 | 侯农、非文、小蘑菇

审核 | 侯农、老田

后台排版 | 童话

使用前次儒家的说法，自下而上起作用的执行力或者工作效率的支撑点，我们称之为“王道”；通过行政网络、强制﹑监督﹑激励等管理手段，少数人自上而下驱使多数人，我们称之为“霸道”。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用王道支撑霸道，而霸道本身要公共化或群众化，这样就不会被红军战士、农民等群众讨厌，共产党的执行力就很高，这决定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具有完全不同的执行力和效率基础。

从农民群众手中能够争取到多少人力物力资源，是决定革命胜利的关键。但是，在1980年以后的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党史国史研究和叙述中，与领导权建设相关的王道政治建设却消失了。它的消失，跟党内长期存在的尖锐政见分歧有关。在革命时代，外有强敌，毛主席利用各种内部、外部的形势和条件，迫使党内高层靠近“王道支持霸道”的路线，建设那种获得农民自觉支持的政治公共性。

今天主流学界回顾中国革命史和党史时，采取的还是单一的霸道视野，剪切并遮蔽了与政治领导权相关的政治与历史内涵。目前，要如实呈现这段历史，也还是不被允许的。

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在革命时代经历了“三起三落”，这三起三落实际上就是三次不同政见的激烈交锋，在每一次分歧中，毛主席都是少数。

1、第一次分歧

第一次分歧围绕下面这个问题展开：弱小的红军在初期是攻打大城市，还是深入到农村把农民动员起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通过内线作战的方式跟强敌作战，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我们知道后者是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张。但在当时的党内，这个意见只是少数，多数人的眼光和想象力是完全相反的，真正的例外只有毛主席、方志敏和李文林。但李文林的认识是不彻底的，他在1930年的时候就转过去了，非常坚定地支持“立三路线”。

革命早期，红军力量还很弱小，即便偶然打下来城市，也没有能力守住——例如长沙和吉安都被打下过，后来都没有守住。所以优先的努力方向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这个分歧，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预备好夺取政权的力量与组织基础。它同样存在于中苏论战当中——列宁的暴力革命道路是不是唯一的？如果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从资本主义或各种剥削制度到社会主义，可以走和平过渡这条路，果真如此的话，这样的政治建设努力就不一定需要了。

回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答案非常清楚。在1926、1927年的时候，全国农民运动的规模是很大的，其中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在湖南。1927年5月21号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仅用一个团就把湖南省的工会、农会摧毁了。这个教训说明什么问题？农民的群众组织还是比较松散的，虽然多数群众有自己的制度要求、革命要求，也会选择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能组成政府，不能组织职业军队有序地反抗，从而上升到军事对垒的层次，就不能与拥有更好组织的统治阶级掰腕子。对于这个惨痛的教训，党内多数人未能总结经验，并据以提高认识，有非常明确认识的只有毛主席，所以他在党内是少数。

从1927年到1929年，全国有20多次规模比较大的起义，其中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发生在大城市，起义组织者基本上没有想过如何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核心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即弱势的劳动人民如何才能有序组织起来，以武装斗争反抗组织得很好的统治阶级。建设根据地，需要充分深入地动员农民群众，用王道支持霸道的方式，基于农民群众的高水平自觉，来提供对政权组织与红军的支持。

这里，我们可以跟欧洲的革命进行对比。欧洲的革命家，有很多非常坚定、不妥协的人，像葛兰西、卢森堡，他们主要是在城市组织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等。当敌人拿起屠刀以后，他们无法把反抗升级到稳固的根据地建设，组织军队反抗敌对阶级，革命只能以搁浅告终。中国在1922-1923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1925年五卅运动到省港大罢工的第二次工人高潮中，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很难在城市跟武装得很好的敌人抗衡。恰好，只有在农村才能建设稳固的根据地。

我们前面也讲到，国民党在农村实际依赖的是地主富农这些代理人，但他既控制不了，也规范不了他们，所以国民党无法在农村建立有执行力的政权，并源源不断地汲取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因此，对外抗日，国民党打不赢；对内反共，他也赢不了。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到农村去建设稳固的根据地。

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是比较表面的浅度动员，而根据地建设需要经由领导权建设，实现深度动员。浅度动员与深度动员的差距，就体现在查田运动前后，是否有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支持强有力的基层政权组织，形成有领导权的稳固根据地。基于这样的稳固根据地建设，透过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去支持红军，才能够把劳动阶级的反抗升级到武装反抗的革命层次。

对照毛教员自己的认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记录的状况，就是浅度动员效果，群众有了初步的农会组织，也形成了相对于土豪劣绅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而毛教员记录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则体现了深度动员的结果，经过查田运动之后，村庄的积极分子数量超过了临界点，并进入高度公共化和群众化的基层苏维埃政权，在各个方面支撑政权执行力和管理效率，不仅对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效果惊人，还带来基层政权组织的权能扩张——有能力把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组织好。

在共产党早期，许多人比如李立三这样的同志，都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他们实际上对建设稳固根据地支持武装斗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往往把思考局限于革命形势的高潮、低潮，是否具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等外部条件，没有建设领导权、有序动员群众力量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革命力量如何集结与运用？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们到底是什么观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能够想当然地复述某种可能性。

当然，革命要打败敌人，建立新的全国政权，这个目标是清楚的。在这里也有两个经验，对李立三等同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俄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在中心城市取得胜利，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改造整个社会关系的。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快速胜利的经验。在国民革命，也就是国共合作期间，很多高级别的共产党干部，比如周总理、毛主席、林伯渠，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1924年开始准备着手北伐，不到两年的时间，国民党就稳住了广东的后方，从广东起兵，在兵力还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很短的时间内就夺得了国家政权。王明和李立三的主张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率先胜利，或多或少是想要复制国民党北伐快速胜利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没有在农村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不要说他们，即便是林彪这样很有觉悟的同志，曾经在红四军七大【编者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于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这次大会充分肯定了1928年5月以来毛泽东主持的前委工作，特别是明确肯定了前委在井冈山时期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政策以及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和九大争论中间跨过山头，支持毛主席，但他当时对建设根据地也没有很深的理解。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里，批评过林彪，这并不是说林彪不行，恰好相反，林彪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红军很弱小，很难长期稳定地占据一个地方，花很大力气建设根据地，如果敌人打过来我们又守不住，岂不是要失去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根据地组织吗？

正因为担忧这些，所以，对于建设根据地的人力投入是否值得，就没有确定的答案，从而也就没有坚定深入搞根据地建设的决心。从这里，我们可以命名一个“林氏盲点”——连林彪对于建设根据地的努力都没有深刻和坚定的认识，很模糊。这个盲点也是党内多数干部看不清的地方，在“林氏盲点”延长线上，后续发生了军政方略方面的巨大分歧与根据地失败。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毛主席自己非常坚定，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后续面临一大批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包括根据地地方干部和上海中央来的大员。

2、第二次分歧

第二轮分歧是一场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朱德老总、陈毅老总反对毛主席在红军连队内部搞党代表制来发动多数，也反对在官兵平等的基础上搞行政公共化。这两条，一个是搞党建，把党建作为领导权建设的主打努力方向；另一个是搞行政公共化和群众化，对接领导权建设的积极分子，要求连队内部什么事儿都商量着来。很多军官感到特别不习惯，打头儿的就是朱德和陈毅，他们代表了大多数军官的看法。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大多数干部不愿意深入群众，不愿意跟群众在一起商量着办事儿，当时的红军也一样。从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即便是像朱德老总这样很厚道、转弯很快的人，在现实的抉择中也会出现严重失误，而且是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

因为遭遇到军内多数军官的反对，红四军七大之后，毛主席离开红军，到闽西做地方工作。朱德老总带领红军出击东江、梅县，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损失了1/3的兵力，也耗费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建设根据地的时间。可见，在革命中，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毛主席经常说，靠“反面教员”教育我党干部。外部强敌作为“反面教员”，把错误路线打败打垮，这就把党内不同的错误给检验出来了。经过了失败之后，坚持错误路线继续走下去，军官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这才不得不回头。

从共产党早期的各次分歧看，朱老总和陈毅从错误路线回头的速度是最快的，而且朱老总回头以后基本上就很稳定了，反复也很少。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当时上海中央是周总理和李立三主持工作，陈毅去告状的时候，被他们批评，然后一起起草了“九月来信”支持了毛主席一次。与朱老总陈老总快速回头不同，彭德怀老总就比较固执，喜欢打城市，喜欢流动作战，不喜欢沉下来建设根据地。同样是革命者，在认识上也有各种梯度的差异。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支持下，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以相对满意的方式结束，并形成了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从政治上确立了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了分兵发动群众和集中兵力应付敌人的经验。随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在“陂头会议”上提出“伴着发展”的战略。之后，红四军在赣南开始分兵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确立了中央根据地的雏形。

3、第三次分歧

第三轮分歧的争论很激烈，持续时间很长，后果也非常严重。错误路线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白区损失近乎百分之百。

这里提一个新的概念——“政治现实主义”，这原本是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研究领域应用的一种概念。其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年—1980年）提出国家竞争应该关注“可以界定为国家利益的权力”，国家利益的实现是这种权力合理运用的结果。这个学派的产生与流行，与二战后期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战初期，苏联打逆风仗，打得很难看，但是1942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以后，红军进入反攻阶段，打顺风仗，势如破竹。1943年的时候，全世界都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超级强大，在欧洲将会形成压倒性优势，整个西方加起来都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反驳伦理-法律学派。

简单来说，伦理-法律学派根据道德或者法律标准来选择反对目标；通俗地说，伦理学派想要反对坏人，法律学派想要反对坏事。伦理学派的目标选择不以实现目标的力量基础为分析依据。摩根索尖锐地提出，国家战略只应该关注可以界定为国家利益的权力，把这个视为唯一的本钱，而国家利益的实现，就依靠本钱投入及其合理运用之后得到的产出。如果选择错误的目标，并白白地耗费资源，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年-至今）的历史学教授写了一本《大国的兴衰》，讲了历史上几个霸权国家因为自信心膨胀，选择了各种过分的扩张目标，错误地投放资源，后来不仅没有实现扩张的目标，反而因为耗费资源过多，连生存的资源也无法确保，最终导致国家衰败下去。

政治现实主义的核心与要点，是不能够随意地选择目标，避免在不靠谱的目标上耗费有限的资源。而且，需要关注本钱如何壮大与合理利用，然后以投入-产出眼光，审慎地选择目标而投入资源。国共两党的竞争，革命和反革命阵营的武装对抗，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本钱运用和策略互动过程。

教条宗派诸人的方法论盲点，包含着多个步骤的逻辑闭环：看不清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就看不清行政需要配合政治，由此，也看不见有觉悟的群众力量，经由什么样的政治路径凝聚起来并合理运用；看不到这些，就相当于看不见本钱如何形成；既然他们连本钱的观念都没有，当然就不会有本钱如何运用的理性思考了；也不会有投入-产出分析和力量对比观念。这样就始终处在政治现实主义门槛之外，认识上就走不出盲动主义的桎梏，只有一个盲目的对外否定性目标，要搞进攻路线，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打大城市，要打正规战。在根据地土地革命中，要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等，这些都基于简单的否定性规划和政策输出。所以，很难说服那些人。他们看问题的多个逻辑步骤，已经形成一个闭环，构成一种很封闭或者自以为自洽的世界观了。

同时，如果不能进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不能对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全局性军事政治竞争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完全靠个人想象，就很容易走偏。举两个党史、军史研究中失败的例子：刘统是我国党史和军事研究领域的大佬，他根据解放战争晚期的情况，认为蒋介石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比如派系斗争和“守土包袱”等，无法集中优势兵力，不得不死保城市，而红军和解放军没有这些顾虑，所以更有优势。不能说他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他个人想要从零开始提出一个全新的框架来认识国共对立，还无视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积累，观点就很难站得住。虽然刘统在党史军史的史料功夫很好，但不足以弥补他在政治现实主义之外寻找解释框架的短板。

另外一个大佬还健在，叫黄道炫。他在香港出了一本叫《弱平衡》的书，这本书主要讲共产党的力量有限，比不上国民党，也比不上日本，甚至还用极端案例证明八路军士兵与日军士兵的体能差距都很大，由此从零开始设想一个解释框架，拒绝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看问题，拒绝前人积累的理论，虽然偶尔有某些闪光点，但总体上却乏善可陈。

所以，如何看待集团性的军事与政治竞争，不管是当时的决策者，还是事后的分析者，都需要遵循同样的理性分析路径。虽然王明自己没有到中央苏区去，但教条宗派的主要人物一到达苏区，就开始反对毛教员的政治现实主义选择，以及相关的各种政治与军事方略选择。从先到后，有任弼时、顾作霖、项英、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这些人中间起最坏作用的就是秦邦宪。中央根据地最后站不住脚，就是这群人要搞正规战，攻打城市，还要搞外线出击【编者注：“外线出击”指红军主动离开根据地，主动出击，攻打国民党驻守的大城市】。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错误运用弱小的红军力量，带来过大的牺牲，最后连根据地都维持不住。哪怕是红军力量再扩大十倍，按照他们的套路，都能毫无困难地把它败光。他们不断地选择错误的目标，错误地选择运用自身力量，按照肯尼迪的总结，哪怕是霸权强国都经不起他们那样的瞎折腾。

从逻辑上讲，军事上的错误选择，与政治上从来不关注怎样才能集结起群众的力量，两者是一回事。只有那些能够看到本钱以及本钱怎么壮大的人，才会有如何合理使用本钱的问题意识，才会确立真正的投入产出观念，才能够真正进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看不见本钱，就无所谓本钱的合理运用，当然也就不存在投入产出的问题。最后，制定革命方案就没有靠谱的依据，目标选择也会成为“想当然”，走不出盲动主义的认识桎梏。然后，还不想听取正确意见，为此，就会搭配各种主观主义的说法，拿教条主义吓唬人，也就只剩下八股文风的选择了。政治现实主义与盲动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之间没有通约性，彼此之间没法交流，所以毛主席就说服教育不了他们。

中央苏区时期的政见分歧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盲动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的反动。实际上，盲动主义是一直存在的。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可知，从1927年国共分家，到1935年的八年时间里，有一次右倾投降，三次“左”倾路线，非常触目惊心。八年时间里，要么像陈独秀那样极右，要么极“左”，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之所以会这样，说到底，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定盘星，没有自己的路径方法，没有自己根底上的标准，所以才会不断摇摆。

1927年4月12日之后，继续参与共产党干革命是有杀头危险的，像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就杀了。到中央苏区搞教条主义的这些人，已经被蒋介石用屠刀把门，检验了一回——他们是真要革命的，但他们整个的世界观就是转变不过来。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而世界观革命也真的很难。

借用库恩科学范式革命的看法，“范式改变了以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变成了兔子。”【编者注：库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反对把科学知识的增长看成直线似的积累，或者不断推翻的增长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是一个“范式”转换的动态结构，范式的变革是一个断裂性而非累积性的变化。】显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实现了世界观革命，所以他能够看到一只兔子，那一群人看到的统统都是鸭子。他们还觉得毛泽东同志很不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是一只鸭子，你硬说是个兔子，你不是瞎说嘛，有什么根据？毛主席没办法说服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毛主席。最后，靠谁来说服他们呢？只能靠敌人从反面把他们的错误路线打垮，这样来教育他们。这就导致整个革命的道路非常曲折，牺牲也非常巨大。

毛主席后来也反复回顾这件事情，他一直都期望同志们不断学习，提高认识，能够看到革命路线、群众路线，看到共产党应该干什么，但这非常难。马克思评论1848年二月革命时说，“二月革命后来是一连串的失败，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可见，革命特别艰难的地方在于改变世界观，而这又是很难从正面做到的。

回到鸭子和兔子的比喻，美国的学者像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基本是用同情的态度来研究的。毛主席很多时候动员强调群众路线、领导权建设这些内容，这些东西是兔子，是另一种范式下才能理解的东西；这些学者看不见也理解不了“兔子”的存在，遇到这些就说毛主席是“唯意志论”“民粹主义”，这显然是认为毛主席看到的是一只“假兔子”。但是在真正的革命者看来，兔子的存在其实很好理解：如果群众没有觉悟，没有组织，自发而分散，就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跟统治阶级掰腕子；你没有力量，没有本钱，凭什么去跟组织得很好的、掌握着镇压机器的强大的统治者掰腕子？领导权必须在这个地方发挥作用，这是革命力量形成的不二法门。

王明教条宗派的人，批评毛主席，说他“极其一贯的右倾逃跑和富农路线”，这是嫌弃毛主席看不到那么明显的一只鸭子，革命就是否定旧统治阶级的，所以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然后要把统治阶级占据的中心城市打下来，夺到手里。而迈斯纳、施拉姆作为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超脱的，他们没有只看见鸭子，但是也看不到真正的兔子，对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无感，所以，就认定毛主席看见的是一只假兔子。

到底什么人能看到兔子呢？真正的抱着调查研究的眼光，拥有谦虚态度的人，反而能看到共产党的一些特殊之处。比方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他们都不是左派，也不存在通共的问题，但是他们怀有真诚的愿望，想要了解真实的共产党，了解红色中国的内幕。他们带着这种谦虚态度深入到红军中间，到陕北的穷山沟窑洞里面，经过走访，确实能够看到很多新的东西。斯诺最终写成了《西行漫记》这部名著，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和逻辑，就是从现实出发，诊断和预言了中国未来的趋势，看到了共产党最终能够夺取政权的依据在哪里。

要说学问，埃德加·斯诺比不上受过很严格社会科学训练的迈斯纳和施拉姆；如果说了解情况的话，斯诺比不上在革命阵营内部身居高位、能够掌握非常多一手信息的秦邦宪（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但是，这些人整个儿的头脑都充斥着公式化的想象力，已经有点油盐不进了，这就始终走不出盲动主义的思维桎梏。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开始按照十次路线斗争的线索，来梳理和讲述中共党史。这相当于是以执政党的“内在否定性”作为理解线索，前后一贯地重新理解和解释革命前后的历史，把党史发展线索唯一化。我们在区别政治和行政之后，再来看党内的路线斗争或尖锐的政见分歧，就会发现毛主席最重视的十次路线斗争，一部分属于政治内容，比如一次右倾投降、三次“左”倾路线，这反映了党内在方法论层面的基本分歧，这种分歧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再次出现；另外几次，像与罗章龙、张国焘、高饶、彭、黄、张、周等人的分歧【编者注：彭、黄、张、周指庐山会议上，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基本上是对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格局、决策权分配、党内人事安排有意见，是行政范围内的分歧。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跟毛主席那个时候自己的表达是有区别的，当时是不区分政治和行政的。我们今天做这样的划分，是基于理解历史的需要。整体上看，当时党内的政见分歧主要还是在政治领导权层面，很多人看不见王道，高举霸道。

4、分歧的根源：能否看到政治领导权

做了这些梳理以后，我们来回顾一下革命政治的公共性在哪儿，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共产党是不是要经常性地深入到基本的群众中间去，去寻找最可能觉悟的关键少数？是不是把他们激活起来，发展为党员，成为群众中间的组织核心？是不是要用这个力量来支持行政的公共化和群众化？关于这些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上述路线与努力方向，界定为王道的话，那共产党里反对王道的人还是很多的。

1980年以后主流写党史时，基本上不提这一部分，也没有人公开写文章反对，因为这个话题的刺激性很强，直接涉及到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宗旨与服务对象的问题。长此以往，这个问题就被掩盖了，但根本分歧和大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与领导权相关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种预测性的和功能性的展望，因为当时还没有条件开展大范围的群众动员与组织工作，劳动阶级如何集结自己的力量，问题和障碍点在哪里，尚不清晰；这么一来，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肯定性概念内涵，就缺乏基于政治实践的清晰认识。其结果，作为与资产阶级专政对称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一个缺乏政治公共性填充的“空概念”了——没有落地的实践路径与方法。这就成为左翼政治认识进步的巨大盲点。

从中国革命的经验看，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对旧统治方式进行革命，从这里开始探寻无产阶级专政落地的路径与方法——这体现为“三湾改编”之后在红军连队内部的各项努力。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步，不是要镇压别人，首先是要团结自己，形成革命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看不到具体的路径，把自己的力量从0到1一步步发展起来，就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毛主席在上井冈山之前，就要搞三湾改编，就要把行政向被管理者开放，在这种条件下，党代表发掘和培养的积极分子才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行政管理开放以后，官兵平等地讨论和参与管理事务，才会形成非常有活力和执行力的公共领域；从这里，在实践中间确立起一个根本性的服务方向问题——管理权力的确立与运营方式，重点和重心到底在哪里。如果大家都很消极，开会也都不爱发言，公共领域就很萧条了，所以核心还是要透过党建，发掘和训练更多的积极分子。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都存在相似的问题，比方说，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差别在哪儿？人民民主专政跟资产阶级专政的差别在哪儿？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差别又在哪儿？差别就在于政治领导权不同，群众从没有觉悟到有觉悟，从没有组织到有组织，这样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形成之后，才能够支持一种政治上完全不同的专政运作。

新民主主义也好，人民民主专政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它的核心都是通过劳动阶级的政党去觉悟和组织民众，自下而上地提供王道政治的力量，改造和替代从前少数人垄断管理权从而驱使多数人的、那种封闭的管理权结构——这样的管理权与管理事务的垄断性，就体现为一种私人领域。行政管理要基于领导权建设要求进行改造，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管理处置事务，这样一来，行政过程就公共化和群众化了。只有把领导权的存在以及行政公共性这两个特点弄清楚了，才算是弄清楚了新旧专政的“质”的不同。

解放后，共产党执政了，还要不要搞政治领导权建设？党内产生了重大分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明确，政治领导权建设是共产党主要的、或者说唯一的主营业务。左翼势力在今天再一次出发的时候，依然存在着这个问题，如果看不到领导权，看不到群众如何变得有力量，如何组织起来，就会像陈独秀、李立三等纯左派一样，只会对旧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地位有意见，对旧制度有意见，对革命的想象力就只剩下对旧制度、旧统治阶级的具体否定。似乎破除旧势力，终结其统治地位，就万事大吉了。由此，就只关注对旧的否定，不关注群众如何觉悟、组织起来，缺少对内的政治整合眼光。

我们今天有放马后炮的优势，从领导权建设这个角度看，革命事业推进的最艰难时刻，反而是领导权建设比较成功的时期。革命胜利，共产党执政以后，意味着革命已经胜利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同样检验出尖锐的世界观对立。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李立三、王明说一省数省的率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北京，我们没有宣布胜利，只是说，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革命不是推翻一个旧统治阶级，换了一波人去管理国家，这还只是具体革命任务的完成，真正对旧制度的革命还没完，还必须继续下去，革命所包含的“质变”内容还有待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看，建国后的长期争论，还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状况，一个是“形左实右”，一个是“形右实左”。形左实右，很容易理解，就是从口头上否定旧制度，否定旧统治阶级，对旧的彻底否定性。很左很彻底，跟旧势力划清了界限。实右是什么意思呢？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不注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形成新的力量，也不注重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建设、领导权层面的破旧立新。该干的事儿没干，这就是形左实右。

“形右实左”基本上就是毛主席的状况，反对进攻大城市，也不彻底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在很多时候还经常说要争取中间阶级，还要给地主和富农都分一份田，让他们能生存下去，目的是软化、降低他们的反抗意志；在毛主席看来，革命的重点不是跟旧势力划清口头上的界限，真正的重点是把农民中可能觉悟的先进分子找出来，培养他们，让他们入党，联系基层，支持苏维埃政权，确立新的领导权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网络，如此一来，地主富农赖以忽悠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就瓦解为孤立的个人了。

形式上的左，只关注表面上的否定性——攻打中心城市、打正规战、对地主富农不给足以维生的土地资源，而实际上的左，则要求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形成，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转化对立面，团结自己并瓦解敌人。

前次讲座，重点讲了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在查田运动以后，一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两个模范乡70%以上的青壮年男性脱产去当干部或者参加红军，整个群众的生产生活都被安排好了，这种对群众的普遍动员和生产潜力挖掘，就非常厉害了。革命靠什么？靠新的力量，把群众组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敌人打垮。有了这样的物质性力量，才能够形成新的推力去克服阻力，从而解决问题。表面上看，毛主席的否定性没有那些人彻底，但实际上，他的落脚点在于充分动员群众的力量，提升群众的普遍觉悟，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改变了力量对比，敌人当然处于劣势地位，无法成为共产党的对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核心还是争取群众，怎么把群众夺过来，怎么让群众觉悟和组织起来，源源不断地带动群众，去支持共产党，支持红军，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领导建设起作用的路径。

争取群众去一起革命，需要真正觉悟者成为组织核心，对群众起引领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非常经典，因为它表现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未庄的绅士们，买一个银桃子挂在胸口，表示自己“咸与维新”，但他们本身就是旧的载体，辛亥革命没有能力超越和摆脱它们，最终辛亥革命就什么也改变不了。在井冈山早期，小地主和富农，也是最先积极挂起“红带子”伪装革命、把持基层苏维埃政权的那批人；要搞土地革命，他们就坚决反对，想尽一切办法拖延，为此，就需要把他们清理出革命队伍——“厉行九月洗党”，消除他们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和对革命名义的把持；然后，真正找到基层群众中的觉悟者，以他们为组织核心去团结群众。

这说明，革命要避免沦为虚张声势的快速动员，或仅仅是口头上的变化，需要超越“假积极分子”的包围，而革命真正的组织核心，是要找到与革命努力方向利益一致的人，把那些有坚定信念推进革命的人发动起来，这样，才能推进革命目标。这说明，“革命者”有真假之分，怎么穿过假的迷阵，找到真的人，这很关键。同时，要动员群众，就要保持跟群众的认识进步，不能一步就搞彻底否定。由此，我们看到，革命队伍里面，永远存在着“口头左”反对“真左”——不仅有外部的“假积极”，还存在着内部的“盲动主义”，两者都有待超越。

十月革命确实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但它有一个巨大的后遗症，就是在革命前没有经过充分的群众动员，干部没有牢固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经验，群众路线没有深入人心。很多干部不信任群众，不能够引导群众觉悟和组织起来，导致新政权缺乏自下而上的支持力量，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结果只能通过强化行政统治的方式去推进工作，后来就表现为行政权决定一切的“路径依赖”了。在内部谈话中，毛主席批评斯大林过分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对于单一的技术与行政统治依赖过多，没有群众和政治是“缺一条腿”。

到了六十年代，之所以能够提出继续革命的问题，就是因为在革命时代就有了对于内部错误路线的批评和惕戒，从革命经验内部就发现了领导团队的各种认识不足，形成一种长期的审视眼光，特别是能够发现领导团队与群众的革命态度、努力方向的不一致，这也是中国革命——那场真正经过充分群众动员与组织的革命——的重大精神遗产。所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实际上是老革命遗忘了，老问题是怎么处理的。一些从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官员比清华、北大的青年学生，更了解怎么动员群众，动员哪一部分群众。为什么执政了之后，他们竟然以支持工作队的方式，支持党建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反而排斥真正的先进群众及其基于政治觉悟而发出的批判意识呢？

应该说，蒯大富这样的青年学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党建所动员和依靠的积极分子，严重不纯，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两次出来集体做检讨——“我们都错了”。似乎，他们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头脑和眼睛似的，上头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严重的政治异化，还得到官场大部分高官的支持，这些人坚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确属核心问题上的“蜕化变质”。所以，毛教员特别愤怒，说他们是“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是多年如此，每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就爆发出来。

刚才提到的王明、陈独秀，他们作为旧世界的真诚批判者，却没有联系群众的观念，不愿深入群众去做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这里，恰好揭示出一个对比，他们在否定旧统治阶级、旧社会方面是真诚的，对于依靠谁去否定旧社会，如何组织自己的力量，却存在着致命的盲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眼光和政治领导权思维。今天左翼再出发的时候，实际上也还存在类似的方法论盲点。

大概七八年前，国内有一些左翼人士（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眼光和政治领导权思维，我将其称为“纯左派”）找上门，对我耳提面命，觉得我不够左、不够纯，跟统治阶级还没有划清界限，没有在口头上彻底否定那些人，怀疑我是不是还想跟他们勾勾搭搭？这些人对旧势力的否定很彻底，直接就要去否定旧制度——比如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和旧的阶级——直接认为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就不应该存在，各种社会的问题都是这波人导致的。但是，在这个彻底否定性之后，就没有了第二步了——怎么组织推力去克服阻力？——他们的头脑始终缺了一环，不去思考物质性的力量如何形成，如何起作用。他们从这个逻辑出发，用彻底否定性推论一切问题，就出现了巨大的方法论盲点——他们的具体否定意识越是彻底，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抽象否定意识就越是模糊。

在反对旧世界的时候，有自发的斗争，有自觉的斗争，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阶级革命，则属于自觉层次的斗争。而在共产党成立之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多数都是自发的。韶山冲一个不到10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少年时期的毛教员就耳闻目睹了至少3次自发的阶级斗争，其中有一次还是别人结伙起来吃了自己家的大户。自发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后果——比方说针对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不会直接关注和反对现实制度得以维系的政治力量或者阶级专政。

如果只从剥夺旧制度、旧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出发，认为这些都不应该存在，在不自觉之间，就等于做了斗争目标的选择，一下子就把革命目标选定在了共产主义要实现的那个临界点，因为只有在这个临界点上，旧生产关系和阶级社会才会消失。但是这个临界点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达到呢？

于是在无意识之间，他们就用这个标准，去强烈地批判一切跟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出现了“纯左派”表征——天天跟“非纯左群众或者思想”作斗争。在这样的思维中间，理解阶级斗争的思路也会出现颠倒，往往本能地跟梁漱溟一样：认为是先有阶级，后有阶级斗争；从这里出发，在逻辑上必然会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中陷入循环论证和闭环解释。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领导权，就不在他的斗争观察和推理范围之内了，这就成为那种在方法论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眼光和领导权思维的“纯左派”。

这个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思维的方法论盲点，可以用鲁迅笔下的“阿Q革命”去对照理解。阿Q设想的革命是杀掉赵家钱家的人，把财物搬去土谷祠，自己成为未庄首富；在阿Q革命中间，只针对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成员集合的革命和否定，不考虑否定旧统治方式本身——没有抽象革命的内容。因此，这种革命就是具体否定、抽象肯定，所以换一拨人之后，还是会复制旧社会。【编者注：具体是指具体的统治阶级，是一些能直接看到的个人；抽象是指统治方式，指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权力运作方式。】

过于关注对旧制度和旧阶级的彻底否定，不考虑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就是还没有迈进自觉革命的门槛，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延长线上，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政治眼光——即无产阶级专政眼光和政治领导权思维，也就是以创新的领导权建设结合行政公共化，进而促成士兵和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能力提升。毛教员率领红军走上井冈山的第一天，就需要在连队一级建党，通过三湾改编，实现官兵平等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这种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才能够激活群众的自觉努力，通过新的路径实现力量凝聚，形成物质性的推理，然后用这份推力去克服阻力。

所以，真正的阶级革命，是从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开始，实现“质”的变化，然后才能有效整合自己的力量，形成物质性的推力去克服阻力，实现对旧世界的批判目标。革命只能从这样的力量形成过程与路径去思考——从抽象否定去思考具体否定。仅仅执迷于对旧制度旧势力的具体否定，看不见抽象否定作为具体否定的前置条件，就看不到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延长线上的风景了——在那里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与领导权的眼光。

1、旧世界批判者的方法论盲点

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方面，体现为以政治领导权去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这个作为起点的认识，与那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把群众作为革命的工具和力量的看问题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群众怎么动员、觉悟、组织起来，这才应该是努力的第一方向，但这恰好不在纯左派思考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盲点，纯左派不是从政治上的肯定性建设角度看问题——如何动员和组织自己的队伍与力量——而是从彻底否定旧统治阶级的否定性“需要”出发看问题。这导致很彻底的教条主义，用马列毛的部分语录来证明他的彻底否定或者具体革命目标选择是正确的。这就变成用自发的阶级斗争和本能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否定旧生产关系、旧阶级的正当性，跟马列毛恰好不在一个层次上。

毛教员主张自觉的阶级斗争，基于领导权建设去凝聚物质性的力量，并非在没有物质性力量作依托的条件下，一上来就简单地反对私有制。口头否定旧制度是无效的，同时只反对旧统治阶级也是无效的，必须克服那种使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物质性力量之后，旧生产关系才可能被改变。所以，要否定什么呢？要否定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当然“纯左派”也不关心。

实际上，马列最初是从否定资产阶级专政的角度，反向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马列很少正面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内涵是什么，而是做了一些预测性和功能性的界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具有肯定性内涵的“空概念”。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物质性力量如何形成与运用呢？

要全面回答这个问题，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政治实践深度与经验厚度。1974年底，毛主席在与周总理的谈话中间，谈到列宁重视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并把这个方面的认识与“变修”联系起来。1975年的《红旗》杂志，摘录发表了马恩列32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在这些语录中间，马克思讨论专政问题，其主要问题意识是过渡、制度革命和社会关系变革。列宁语录选摘最多，有22条，主要是担忧改造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难度大；未被摘录进去的主要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与党内外的辩论，涉及以军事斗争解决阶级矛盾对抗性的问题。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也未被摘录。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主要通过巴黎公社政权与旧政权的区别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最初，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是作为负概念被首先认识的——作为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相区别的方向来识别和论述的，是基于预测性和功能性的论述，未全面涉及劳动阶级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据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与政治任务。只有通过中国革命长期的、普遍的群众动员和组织工作经验，从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政治实践经验，才能认识并界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性内涵。所以，结合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认识进步，革命第一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马列都还没有给出很具体的答案，当然没有真正的群众性政治建设路径与经验，也很难纯粹从理论上推导一种实践性的政治路径与方法。

我在整场讲座中，反复强调党建与领导权建设，要从争取群众中的关键少数入手。经验的深度，要达到领导权建设能够具体结合行政管理网络的全面改造，才会把领导权与行政的相互关系，以及关键少数群众如何起作用的条件，全面呈现出来之后，对相关路径与方法的认识，才会丰满起来。正是在红军连队和根据地建设中间，透过党代表的党建工作，发掘和激活关键少数并经过他们去组织群众，才能够实现行政的公共化和群众化。因为马列并没有论述过这些，于是一些纯左派就用马列的相关论述来反毛、非毛。在这儿，纯左派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解读当然也是形而上学的——假设相关认识不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持就能够达到，还不需要基于实践深度的经验提升，还往往是经济决定论的——这样，就从方法论到论述角度，都走向拒绝无产阶级专政，也拒绝政治挂帅的眼光。

当然，经济决定论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如果从革命的条件来分析，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对抗性，这些都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官方总结的革命战略——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当然属于革命的充分条件，但是，这是抽掉了政治基础的“半拉子”充分条件——只包括对旧统治阶级搞具体否定的军事斗争方略，而组织人民力量和提升战士觉悟的政治建设内容却被“去政治化”了。从政治上看，首先是要发展人民自己的力量，据此压倒敌人的力量，这就是革命的充分条件。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方法论盲点与政见分歧，王明等人实际上是用必要条件来粗略分析、否定和遮蔽对充分条件的分析，用经济遮蔽政治，用基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粗略分析，去推导政治和军事策略。正是因为缺乏无产阶级专政眼光和政治领导权思维，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具体的政治军事竞争和博弈条件中看问题，他们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入场之前预先揣测的，这样，就没有思考自己的力量如何形成，该如何合理运用的眼光。而且，他们的军政方略都是从静态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推导出来的，也就丧失了双方动态的力量对比与优势劣势对照关系，只剩下对旧统治阶级及其地方阶级成员的简单否定眼光——其结果就是所谓军事上的进攻路线与外线出击，根据地政策中间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所以毛主席后来给他们戴了几顶帽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八股文风，还挺适合他们的。

左翼重新出发之后，纯左派倾向也是多数，近乎阿Q那个具体革命意识，开局就否定全部统治阶级，旧制度应该死，旧统治阶级应该灭亡。为了写文章简便，出现了大量的道德谴责和主观动机揣测，这样的文章写出来肯定是“嘴尖皮厚腹中空”，没有实质内容，只有一股子彻底否定性和立场。这个全局性的彻底否定意识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对于旧统治方式的抽象否定视野，就往往被遮蔽和取消了，这样一来，否定就变成了纯粹口头上的彻底否定性表达，似乎辱骂和恐吓就成了战斗力似的。如何预备好物质性的力量，预备革命的推力和本钱，反而给忘了。其结果，就是类似于阿Q革命想象力的越来越多了，当然，读书人的巨大进步是背马列语录证明和证实“具体革命”就是好，然后，大家对于具体否定很执着，很清晰，对于抽象否定很模糊，甚至还很反感，还热衷于全局的否定性表述，这就相当于一个特殊类型的政治商人——完全不管本钱如何积累与壮大，还天天幻想做一盘翻天覆地的大生意，各种兜售“无本生意经”，这些生意经还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版本。

我们看到，今天一些纯左派对于革命的认识和想象力，就是这样的奇特结合：不愿意关注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觉悟过程，也不关注群众从分散到组织起来奋斗的力量，总是想着一步就否定旧制度与阶级社会。这个认识方法，自然把很多根本性的东西舍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权建设被舍去了，群众路线被舍去了，先锋队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也被去掉了。相当于他们理解和想要的革命，已经不再包含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抽象否定了。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盲点是，从彻底否定旧制度、旧统治阶级出发，又彻底舍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权建设思维，就会幻想革命对于旧世界的否定是一个纯粹的否定性过程，即新的替代旧的。在其潜意识里，往往会走向反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维，陷入了“有二无一”的形而上学观念。因为他自己从口头上彻底否定旧制度和旧统治阶级，所以他就把自己想象为“新一”的代表，旧统治阶级当然就是“旧一”，设置了这个虚假的新旧对立之后，就会本能地把不同意见，视为支持“旧一”或者站在敌人那一边，形成一种无意识中间的“方法论的宗派主义”思维，在这个思维框架里，把革命想象成一个形而上学外部否定过程，是新一替代旧一的简单替代过程。

在与纯左派的辩论过程中，我反复追问他们，你们不考虑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当然也就看不见在这个延长线上才会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领导权建设眼光，那么，你们这么坚定和彻底的具体革命，实现它的物质性力量从哪里来？毕竟你们也不会撒豆成兵的法术，那么，你们动员和组织群众力量的路径是什么，有没有列宁和毛主席发现之外的第二路径？如果既不会法术，还没有第二路径，那么，你们的“正确思想”就只剩下彻底的否定眼光了，是不是就只能想象“教育万能”和“文化资本决定一切”——把你们的“正确思想”传达到群众中间去，群众就一切行动听指挥，形成否定性的物质力量，最后是你们设计的正确思想与方案，交给群众执行就够了？问题反而在于：你们的“正确思想”中间，盲点多多，没有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没有在这一革命的延长线上，通过领导权建设来实现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具体路径，是不是群众自己还需要从零开始去探路？群众探路得到的正确认识，会不会被你们坚决反对——如同中央苏区时期教条宗派长期反对毛教员那样？

如何界定“纯左派”？外在的识别标准就是要求跟旧势力、旧统治阶级彻底划清界限，体现出彻底否定性，内在标准则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权思维。纯左派的日常努力方向，就是长期对“非纯左”群众纠偏，尤其是长期狠批民左和小粉红，也经常在小小的左圈内部，当执法长老。

在正确思想决定一切的想象力中间，纯左派自己的彻底否定性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一切的中介，经由知识万能和一种教育救国的思想去掌握群众、提升群众的鉴别能力，然后群众就不需要经过领导权建设，直接从技术性知识的传播中觉悟和组织起来斗争了。由于纯左派看不见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看不见党和群众的辩证关系——群众走出自发实现自觉，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这样一来，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两者密切互动的环节，也就相应地省略了，一切都只剩下知识或者正确思想的传播了。正是基于这些盲点，纯左派就理解不了黑格尔所说的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如何落地，其结果，就回到一种“前黑格尔”的想象力及认识路径，成为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纯左派在应用马列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是把马列毛从自觉的革命条件分析状态降低到自发状态，同时，因为省略了自发向自觉转化的条件，就不自觉地回到形而上学方法论，与黑格尔实现的方法论进步划清了界限。

2、上述盲点在实践上带来的后果

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没有步入正轨。群众动员力量也组织不良，对内的政治整合、对敌作战也缺乏章法和共识，很多干部工作能力有限，经验不足，再加上阻力决定论思维与负标准看人的眼光，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隔离敌人奸细，防止他们侵入到党组织内部。因此过左肃反成为一个规律性现象，其实与上述认识盲点有关：对具体革命的彻底否定性很清晰，对于自己力量如何组织和动员起来的肯定性政治认识不足，从而在政治上，就只剩下负标准而没有正标准了；阻力决定论以负标准看人看事，再加上作风不良和逼、供、信，过左肃反与自动扩大化的趋势就很难克服了。【编者注：“逼、供、信”是指在审讯过程中，使用胁迫手段强迫被审问者招供，并且听信未经核实的供词。逼：指施加压力或威胁以迫使他人作出供述。供：指被迫提供的供述或证词。信：指对这些供述的信任，尽管可能没有经过验证。】

1980年代后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了一套书，这套书里面收录了91个人的简介，都是参与创建和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并担负过各级领导责任的人。这91人里面，只有21人幸存到解放后（其中还包括叛徒龚楚），另有5人病逝。非正常死亡的65人中间，战场牺牲有26人，死于敌人刑场的15人，最为沉痛的是有19人死于党内斗争中的错杀，约占30%；这样的过左肃反后果，是十分惨痛的。

井冈山时期死于内部“清理”的、被错杀的革命者，他们都曾经在

井冈山根据地担负过领导责任 | 表格来源：讲者PPT

最初在党内开杀戒，用以解决同志们之间的分歧，是1930年1月18号遂川县于田圩会议，决策杀王佐、袁文才。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像王怀、龙超清、朱昌偕等人，后来都死于党内的抓AB团肃反，这不是说他们得到了因果报应，而是说，他们这群人的认识状况，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的平均水平。他们选择这样的方式去解决别人，别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是非常惨痛的认识论盲点带来的肃反盲动主义。应该说，历史过去了那么久，相关的经验教训总结和认识提升，都没有完成；还因为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党史写作的兴起，对于背后的政治盲点与认识论盲点的认识还发生了倒退。

在延安整风期间，也出现过运动搞过头，“抢救运动”搞得特务多如牛毛的现象。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在同志们内部找敌人这样的状况呢？从我们的认识线索分析，就是因为没有确立起政治上的正标准。至少在领导层，在评价群众与同志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成绩的问题上，正标准还没有出场。处在盲目性中间的负标准起作用，就很容易出现系统性误差。包括后来苏联肃反，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内在方法论盲点，凡是看不到政治、看不到领导权、看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就提不出自己肯定性的政治标准。这样，就无法评价“同质”条件下“量”的高低，也无从区别“异质”的标准应该如何界定，很容易混淆敌我和是非。此时，人们往往本能地认定敌人只存在于外部，要是感觉工作推不动，就会本能地在内部“找外部敌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催生搞肃反的问题意识，搞内部政治纠偏，一定会走向在内部抓敌人这条路。

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缺乏政治眼光，只有行政眼光。不仅是官方，左派内部也是如此，尤其是纯左派热衷于这个活儿：任意地指认敌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被敌对势力操控，对非纯左群众纠偏，指责别人与敌人划不清界限。

我们用一个坐标轴来做类比，用横轴表示生产关系或者旧制度的政治公共性，纵轴表示政治领导权，或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专政。在没有领导权眼光的情况下，横轴的努力往往选择从道德批判出发，这就回落在坐标轴的第三象限；同时“纯左派”往往认为旧制度没有政治公共性，所以很容易采取道德谴责的方式，用批评坏人坏事的方式去简便地展开批判，借以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这跟马克思很严肃地从生产关系出发，去思考旧制度的公共性和阶级利益如何实现的问题，存在着根本不同；这样的努力方向有一个很重大的缺陷或弊端，就是在负数方向发展自己的认识，导致认识无穷发散，难以出现收敛趋势并形成共识。

用象限的比喻来说明何为革命的新范式，文字标注为编者根据讲稿补充 | 图片来源：讲者PPT

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看法，如果一个研究或一个领域的认识，长期趋于发散态势，没有认识收敛的话，就说明这个领域还不可能形成共识和范式，也就不可能进行分工协作“解谜题”，以集体理性程序发展科学研究，推进认识深化；也难于依据共识和范式，评价各位科学家的工作成果。显然，只能基于大家共同承认的正标准产生共识、形成新范式之后，评价标准才会产生和起作用；而在智慧负数发展的方向上，只会有认识的无限发散而无从收敛，这体现为认识上只有负标准，没有正标准，这恰好是共识积累严重不足的早期阶段的状况。在前范式阶段，认识具有无限发散的趋势，即便有人看到了正标准，也往往难以得到共同承认。

需要等到积累足够多的共识，范式接近于形成的认识进步晚期阶段，正标准才会得到多数人的接受与理解，此时，率先看到和提出正标准的人，就是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权威人士了。基于这个理解，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非毛化及其“去政治化”后果，是废弃和否定了曾经达到的基于正标准和共识，这对于劳动阶级政治学的范式形成，是一个逆向拆解过程。

用新范式替代旧范式，为新范式做贡献多的人就要形成新的权威。权威也好，政治领导权也好，都是一种基于共识收敛过程的结果，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陷在口水战里，不同的范式（或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谁跟谁都对不上话。据此判断，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政治领导权的相关认识阶段，可能还处在第三象限中间。

从认识阶段来看，我们可以借用科恩的范式分析，去对读孔夫子的相关认识，追问走出前范式阶段的可能性与条件。孔夫子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总是用君子、小人进行道德区分，似乎，那些处在认识早期阶段而缺乏范式指引的表现，就是些道德水准很低的小人，同时，好像在基于范式而能够引入集体理性程序推进认识进步的人群，就是好人或“君子”了，其结果会带来一种扭曲——似乎人的认知状况是由个体的道德水准决定的。我们今天要破除认识水平与道德评价的锁定，借助孔夫子的经验，去看待范式形成与集体理性程序出场的条件。

孔夫子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第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第十三》）其中的和而不同，意味着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各人会在信息和知识方面，彼此取长补短，使得认识臻于周延，这样的智慧上“做加法”过程，才是集体理性的成就之路，对大家学习和认识进步都有好处；小人则以相互吹捧和过度承认为起点，以相互勾结搞小圈子为方法，这就会导致共同走向闭目塞听的“做减法”歧路——这会导致盲目地反对一切自己思考和视野之外的新知和新事。

对照库恩的范式革命看法，小人的相互勾结和党同伐异，是一种认识上处于前范式阶段的状况，此时，认识还处在发散阶段，没有收敛趋势，人们的认识得不到共识和范式指引，小圈子和口水战现象不断，走得偏一点，就会出现对圈外的过度否定与对圈内的过度承认了。这些，还没有范式起作用，不足以支持集体理性程序的运作。而君子同而不和、周而不比，则意味着已经有了共识和范式指引，基于集体理性程序的分工协作努力，对于认识进步和集体理性形成有着实际的帮助。所以，这里绝对不是孔夫子所说的“君子风度好”，而是认识进步与积累到了一定范式形成阶段之后，才会出现“集体理性程序”已经在运作的正常现象。

结合科恩与孔夫子的看法，可以看到，君子的好风度，主要是与范式革命完成度相关的集体理性程序运作的条件有关；同时，小人的各种党同伐异与宗派主义，也与认识阶段缺陷联系在一起。结合毛主席的看法，还是要看到政治公共性和正标准，结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压力，以积极的思想斗争和路线自觉，加速认识进程和对原点的自觉，这个认识提升基于路线自觉和政治公共性的可见度。这比把小人提升为君子、基于内圣的外王，要容易得多，所以，革命路线及其内在的公共性能够从普通人中间促成更多的觉悟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强调自觉的路线斗争、提倡积极的思想斗争，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加速原理。由此，要形成寻找认识的“原点意识”，只有自觉地选择越过认识或者路线的原点，才有可能看到和履行正标准，走向真正的集体智慧形成程序；在跨过原点的正半轴的智慧发展阶段，才可能形成和积累共识，推动范式形成，然后据以指引集体理性程序，个体透过集体理性而实现认识进步。如果我们始终盲目地停留在第三象限，这些进步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从认识而言，没有正标准，只有负标准，这就是还处在坐标轴的原点左边，当然属于错误路线，要自觉跨过认识的原道——到坐标轴右边去思考，才是正确路线。

我曾表达过一个看法：如果让毛主席自己给自己一生思想发展打分，他很可能会打一个不及格。真正的革命导师，真正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人，对历史进程和解放事业发展阶段的体认，是非常深刻和认真的。毛主席自己说，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并不只是一句谦辞，而是解放事业的真实历史定位就是那样的；他晚年依然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他很清楚地看到，党内已出现强大的“内在否定性”，他诊断出了病症，但如何治病、如何开药方、如何真正地重新发动群众，这些关键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还只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在如此重大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给自己打及格分？

于是就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毛老人家自己都没及格，没有穷尽认识过程，你凭什么批评别人不对？你是站在什么位置上给出批评意见？还说得这么肯定？答案就在于路线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原点”的真实存在。之所以说刘同志不对，是因为他老在原点的左方或下方发言，连正确路线都未触及。从“路线”的汉字本意上看，含义就很清楚：你选择了错误的路，怎么可能达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呢？连路都没有走对，认识上就不可能积累起真正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路线自觉就是要有自己去找到原点所在的问题意识，以此随时映照自己的思考与方向选择。

批判旧统治阶级的具体革命很有诱惑力，但是，更需要超越个体本能和偏好，从旧制度的公共性层面、从阶级利益赖以实现的生产关系这个制度公共性维度出发，而不是陷入对“坏人坏事”的道德批判。旧制度当然产生大量坏人坏事，但解释逻辑要反过来：是因为旧制度的存在，才导致这些坏人这些坏事的出现。正如我们熟悉的说法：“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转换成马克思的语言，就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之所以表现为坏人、做坏事，是因为他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是特定的利益结构和成本风险关系在驱使人们做选择，所以，这个解释关系不能颠倒，是制度在起决定性作用。

从道德层面展开批判，表面上有力，实则已偏离严肃批判事业的正轨。举一个WG时期的例子：当时不少小报批判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毛主席曾传达意见说：“我们讲批倒批臭走资派，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批臭，而不是从生活作风上批倒批臭。”当时的传达中还有一句：“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这些事都很不好，也不是不能批，而是这一类现象都是权力被滥用的结果，发起群众性的斗争，则是要聚焦于权力改造本身——这个目的达到了，那些结果自然就会消失或减少了。WG的目标，是要改变权力关系和运用条件本身，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接续井冈山时期的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传统；为此毛主席还强调“过七八年来一次”，正是要通过周期性的群众动员形成制度性威慑，批判必须始终围绕制度的公共性问题展开——这就是制度与坏人坏事相互关系的因果顺序所在，这当然也属于一种原点意识。

纵轴上则表示另外一个政治维度问题：旧制度与旧统治阶级何以能与多数人的利益尖锐对立？关键在于其再生产机制，在于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如何维持这种统治关系。我们要瓦解它保障制度再生产的力量，就要形成自己的推力，克服它的阻力，把群众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争取过来，从而在政治上形成新的物质性力量，据以改变旧世界。因此，终结旧世界当然要重建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公共性，第一步就要对旧统治方式进行革命，然后，在这个抽象革命的延长线上，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权眼光产生。在原点下方，就是那种只有具体革命眼光，丧失了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纵轴与横轴上的原点意识都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在与某些纯左派人士的辩论中，我得到一个强烈印象：他们总认为别人不彻底，用共产主义实现临界点的终极标准，衡量现实中间的人和事，其结果，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好人”，除了他们彼此认可的小圈子之外。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其中一些人以90%以上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批评非纯左群众，例如批评民族主义或小粉红。我曾私下向一些朋友指出：为什么对内不去批判统治阶级的依附性与买办性，对外不去批判帝国主义？你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群众？他们大约认为从批判对群众纠偏还有点可能，总认为群众上了统治阶级的当，被“虚构的民族共同体”这类话语欺骗，所以强调“没有民族只有阶级”的认识误区。但核心问题是，你批判的阶级指向彻底错了——整天批群众而不批统治阶级，不是大方向错了吗？这个地方，体现的是立场选择而非策略选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纯左派还处在本能和无意识之间，看不到在统治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优势地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各种出版物，包括使用的语言文字，都是统治阶级占优的。如果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会调用和挪用一切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和思想资源，汉字难道不是统治阶级用于传播自己思想、欺骗群众的中介工具吗？既然你反对民族主义，那你要不要反对汉字？核心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纯左派从最直观的彻底否定性出发，往往从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入手选择批判对象，于是他们的批判火力，往往落在那些具有一定觉悟、但达不到“纯粹”的群众身上。长期下来，尽管纯左派对旧世界的否定很彻底，自认立场正确和态度尖锐，实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失去了重点，还长期选错了重点和大方向。如果要动员群众，就得理解群众的感性认识和现实意识状态起点，这才能够找到与群众顺畅对话的观念桥梁，而不是从纯粹的理想标准出发对群众搞全盘否定，这样的目标选择和火力聚焦方式，显然是从未认真思考过如何动员与觉悟群众，要优先觉悟的关键少数在哪里这些关键问题。

但是，你很难说服纯左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这种批判往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选择，而非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务实标准做出的判断，因此，就难以通过事实与逻辑经验进行有效讨论。今天我们面临的难度，有点像毛主席当年说服不了张闻天一样。当然，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些愿意与我坦诚交流的二三十位朋友，通过与他们的对话，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王明“教条宗派”的认识逻辑。基于此，才能从反面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毛主席当年在跟什么样的人辩论，为什么辩论的效果和结果是这个样子，以及在很多情况下，毛主席选择跟他们妥协迁就而非决裂的原因何在。

经过这些讨论，好消息是，真正的革命者和觉悟者不需要圣贤那样的高度，而是要求能够自觉越过路线的原点，看见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在其延长线看见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权的景色，实现对于政治公共性的体认和把握；这样，可能更容易产生觉悟者，以及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当然，学校教育和做题家惯习，会不自觉服膺形而上学思维，阻断辩证法的眼光，不容易实现世界观革命和转型，这里，需要保持自觉，通过对革命经验的学习，在新的认识螺旋帮助下，促成更多的觉悟者诞生。

2、正确看待“不完美”的现实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最核心的思维突破是不能只剩下行政眼光。这个狭隘的眼光里，很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从方法论而言，就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眼光。同时，也不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为僵化的“新经学”，视之为认识的完成形态，而应认识到，马列毛的论述都是从现实社会、实践维度、群众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出发，探讨劳动阶级如何形成力量、运用力量、夺取政权并赢得解放事业。他们都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所以不能把它僵化。

另一方面，革命家也是普通人，包括马列毛这样的伟人，在没有足够经验和信息的情况下，也无法完成这一认识过程，还往往要受制于现实而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各项选择不是基于认识最高水平，而是基于现实需要。由此，要区分认识上的偶然偏离和系统误差，系统误差也就是错误路线。

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有不同的政见，就彻底否定别人。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做得特别好，他在党内长期受到错误路线的反对，他始终不消极，始终注意团结那群人一道前进。同时，对于前人经验的学习，毛主席也做得特别好，他高度肯定孙中山和斯大林，不是因为他们正确，而是尊重“先驱”走过的弯路包括错误，先驱不是先知，而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的正确与错误，都是后人学习的经验基础。相反，对蒋介石、赫鲁晓夫这类从已有认识水平倒退，在政治上走向反动的人，就必须划清界限。所以从这些意义上看，无论在学习还是实践方面，毛主席都是我们的榜样。

从历史回到当下：今天的社会，确实已经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大不一样。当时以农业维生、生活在农村的人占绝大多数，只要路线正确，就能通过政治领导权建设把群众争取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这边来，那么敌对势力就没有办法再忽悠群众，他们的群众基础慢慢就被抽空了。于是，当时的正确路线就能够结合排他性的、有高度执行力的行政网络，正确路线得到尊重和执行，领导权建设有了成绩，会直接透过行政网络联系上大多数群众了。

而在一战之后欧洲的城市和工业中间，与群众的对接面临着很大的缺环。这个相当于在“别人的根据地”里活动，难以建立排他性的行政网络。这就是卢森堡、葛兰西等革命先辈面临着的困境——如何在统治力量强大的环境中建设领导权，找到关键少数，借以对接和争取多数群众。这个地方，还需要从零开始，重新探索。

总而言之，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政治领导权建设始终是核心任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过时的。所以，寻找群众中最可能觉悟的关键少数，让他们觉悟起来，还能组织起来斗争，这是改变世界的唯一本钱来源，没有这样的推力，就克服不了阻力，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些。这不仅仅是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革命非常少见，这需要内部和外部条件的成熟——哪怕是改良，让土豪劣绅不那么猖狂，不那么欺负人，对多数人做出一点实质性的让步，那也需要遵循这样的路径去建立有组织的力量。旧制度还不会马上灭亡，那么在旧制度的范围内，为多数人谋取更加宽松的政治经济文化生存环境，也需要从领导权建设的眼光出发。在这一点上，还必须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所包含的核心精神，肯定是不会过时的。

自觉认识到，群众里的每一个人并不是彼此一致和等同的，需要在其中找到那些最可能觉悟起来的关键少数，透过他们去联系群众，形成与土豪劣绅扳腕子的力量。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自己都要有这样一份力量。自己没有力量，别人凭什么给你让步？难道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依靠靠别人的“道德血液”吗？【编者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以其克服资本逐利性带来的社会危机】如果道德血液真的管用，那我们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道德血液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要靠被压迫者自身的组织与觉悟，也就是毛主席在革命时代感觉的王道路径——基于政治领导权建设。至于我们今天，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在别人的根据地里无法建立排他性的行政网络，该怎么破局呢？这里还需要重新探索出路，但有一条是肯定的，觉悟者越多，越好办事。

问题1：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外部条件是农村统治阶级力量相对弱，能够通过领导权建设，建立排他的行政网络。那么，苏联的经验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在城市组织起革命？

老   田

其实苏联十月革命是一个廉价的胜利，实际上并没有组织起来特别大的力量。当时是一战后期，沙俄的军队在前线作战不利，虽然没有被打垮，但是普遍出现厌战情绪。当时除了城市工人里有苏维埃，军队里的苏维埃也很强大，镇压机器近似于濒临瓦解。这样一个特殊的态势下，才能够快速夺取政权。我们知道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克伦斯基临时政权还要继续作战，孟什维克主张有条件地防御，跟列宁布尔什维克要求马上实现和平的主张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而军队，特别是下层，坚定地反战，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下，军队下层的主张刚好跟布尔什维克是一致的。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战争带来的生活困境也引发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跟国民党晚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一样。布尔什维克代表多数群众的愿望，把这两股力量结合了起来，恰好特伦斯基临时政府也没有能力组织镇压力量，像德国那样屠杀镇压革命。

我们看到，苏联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在革命胜利之后，被革了命的那一群人，才来得及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抗，由此引发革命后的四年内战，比如哥萨克白军还有十四国武装干涉。这跟中国革命相比，顺序刚好是反过来的，中国革命一开始就遭遇到组织得很好的镇压机器。在十月革命之前，军队、市民、工人，他们意见一致，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对立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和时间窗口来组织自己的反抗力量。相当于湖南农民运动还没有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革命后的苏联，花了四年时间才打赢内战，打退了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反抗与干涉，政权才算是稳定下来。

所以，十月革命并没有像中国革命那样，在革命前就组建强大的群众力量和强大的军队。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说，苏联革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一场快速的胜利，所以有后遗症——除了列宁有非常坚定的政治领导权意识以外，其他人，包括斯大林这么伟大的人物，都缺少这方面的政治经验和问题意识。

问题2：老田老师用数轴说明“路线自觉与世界观革命问题”，我觉得很新颖，但是还有点似懂非懂。我标注了一下X和Y轴的两端，想请问这样理解是否是老田老师想表达的意思？

老   田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之所以借用数学的象限来表达，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经验，理解不了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的领导权建设，所以反复用类比来帮助大家理解，便于沟通。如果将来大家对劳动阶级的政治学很熟悉了，这个学科成立了，有共识了，概念体系大家都接受了，应该比我们今天讲的要简明得多。像毛主席说的，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所以，你能看到纲，就可以提纲挈领，什么东西理解起来都很简单。但是现在内部和外部有各种不足，我们缺少这方面的视野和想象力，所以需要这些类比、繁琐、麻烦的表述方式。借用坐标轴的类比，一是要突出坐标轴上的原点，在原点的左边和下边，就是路线不正确，如果你连路都选错了，那你肯定就到达不了目的地。路线不正确，认识和战略战术选择，都不可能正确。

中国革命是一场开天辟地的、前所未有的革命，革命的实践深度与毛主席的思考深度，对比马克思和列宁，都有很大的前进。因此很难用历史上已有的政治学概念来理解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领导权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规模的群众民主。今天对于民主的想象，还是归结到科层制、层级制的代表制度。在中国革命中，很多高级别的领导人自己也不理解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民主，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吃，能不能吃。但是当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经验的时候，却出现了蒋介石、赫鲁晓夫，他们不仅政治上反动，与多数人尖锐对立，认识上也是开历史倒车，这就难以被原谅了。毛主席就是这样辩证地看待历史任务的，作为先驱者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孙中山、斯大林有再大的错误，那也是我们的资产，哪怕是他们犯下的错误和教训，也是我们要严肃学习的对象，这些人都跟毛主席有着重大的不同政见，但是，毛主席整体上还是肯定他们的。

问题3：我赞同老田老师说的不能太纯左而脱离群众与实际，只是不太清楚这方面如何与改良主义区别开，请老田老师和大家指教。

老   田

我们还是用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来作比喻。表面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帮资产阶级搞民主革命——民主革命难道不是资产阶级自己应该干的活儿吗，怎么轮到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去干呢？革命成功以后，还准备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有条件地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主义工商业发展，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那么毛主席的革命性体现在哪里呢？

第一，新民主主义意味着在旧制度范围内，我们要搞群众动员和组织工作，建设新的领导权来代替旧的领导权。夺取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领导权，这就是革命性的体现。因此，否定性的程度是分步骤、分目标的，由你真正觉悟到了什么程度，能够克服多少阻力决定的。有多少推力，就去克服多少阻力。通过具体的革命力量分析，来选取革命的目标。

因此，毛主席最后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在充分条件上，建立新的领导权和物质性力量，这个是原则与核心，绝对不能够让步，否定对立面最终是要依靠这一份力量。而在必要条件方面，也就是在阶级关系、生产关系方面，以不得罪大多数为原则，他这不是改良主义，也不是跟敌对阶级妥协，而为了争取大多数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自觉的革命，是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再生产方面形成新的力量。行政或者政策选择，对敌对阶级或者旧制度旧统治阶级怎样，需要看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和办事能力成长到什么程度去决定，也当然由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发展状况去做选择。我方力量成长得越好，办事能力越强，我随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是在革命过程中间，要时刻劝告群众不要走得太快。比方说在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不搞分田分地，不排斥三三制政权中间包含地主富农阶级成员的“开明绅士”【编者注：三三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采取的制度。指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并且劝导群众不要过于激进，目的还是要最小化敌人的力量。

等到合作化的时候，新的可能、新的力量已经成长，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如像邓子恢那样，就变成错误的了。当然，这也不是机会主义，不是我力量小的时候，我就同意这个同意那个，力量大的时候又什么都不同意，我自己说了算。毛主席是从群众的愿望、群众的觉悟、群众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出发，来制定行动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1952年夏天，当时在私营工厂里“五反”已经搞完了，那么党政工团这四条腿都伸到私营工厂里面了，这个时候对资本家搞“四马分肥”【编者注：“四马分肥”是当时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指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征收的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这是国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中，为限制剥削而采取的具体举措，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方式】，工人最初还是不同意的。共产党说服工人，说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要跟资本家合作，要好好发展我们的生产力，要解决我们国计民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才给他们分配利润的；这跟LSQ讲的剥削越多越好，剥削有功完全不一样，LSQ的说法背后还是完全依赖和依靠资本家，没有领导权观念和共产党应该首先依靠谁的意识。

毛主席始终很清楚，我们的领导权建设绝对不能动摇，都要把领导权建设得更好更牢固，不建设领导权就是右倾。反过来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他们要服从统一战线、服从国家政策。因此，改良和革命的核心问题还是建设劳动群众自己的力量，关键在于政治努力方向，而非具体目标本身。像卢森堡反驳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嘴上说的是疲劳战术，心里想的是谈判；口头上是民主，心里想的是国会的议席。考茨基没有整个阶级解放的目标，没有为阶级解放而动员群众的觉悟和组织能力。【编者注：1910年前后，卢森堡和考茨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向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路线，卢森堡主张动员群众，发动革命，而考茨基主张将工作重心放在议会选举、立法辩论等“合法”活动上，等待统治阶级“疲劳”之后，资本主义自动崩溃。】

问题4：你觉得今天如何宣传、如何组织才能不脱离群众呢？现在我们的主要力量到底是谁？在毛时代，教员看到我们工人阶级很弱小，不可能在城市里面取得成功。而农村当中，敌人比较软弱，那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所以他从农民开始找群众力量。但是，今天我们所要寻找的群众力量还是农民吗，或者是工人呢？有的人说是小资产阶级，比如北漂，读过大学的，有文化的，但是很贫穷，没有好的工作，上不上、下不下的，专门有一本书讲他们的，叫做《新穷人》。

老   田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突围。比方说，我们今天有很多大学生知道毕业了以后就没有出路，也需要听到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左翼没有系统化的理论努力，向这些人提供他们想听的、能进他们耳朵的东西。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今天左翼有没有按照当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方法论，写出系统的经济史、政治史的，说清楚我们今天是从哪儿来的，可能走到哪儿去，应该说还没有。我觉得这一步倒是很重要，这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要用社会科学的语言重新表达马列毛的思想，这个工作如果完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一些人，帮助一些愿意觉悟的人觉悟过来。

2025年北京初雪后，一些学生在操场上用雪堆了毛主席塑像，后来又有学生在前面

摆上了《毛选》、鲜花、辣椒酱等物品 | 图片来源：小红书

乌有之乡从2003年创办到现在，已经陷入瓶颈，一直无法继续突破，一个核心原因也是在这里，老是表达一些共同的意愿、现实的否定性、过去的肯定性，当然，这会有政治共情的价值，这也是应该有的。但时间长了以后，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思想，不能够系统地训练人，不能撼动教育体系中的主流话语，这就等于说，还是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之外。

目前特别缺乏这方面的系列工作，但是如果大家集中起来共同努力，还是可以做的。新一代率先有觉悟的左翼人士中，有学习能力、研究能力、系统归纳能力的人还是有的，但是大家没有很系统地把这些事情做出来。实际上，中国革命史、毛时代的历史、系列的群众运动，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如其所是地系统讲述出来，还是能够说服很多人的。当然它的受众主要还是受过大学教育，有学习能力的人，当然也包括相当部分的劳动者——很多老一辈的劳动者有很多切身体验和经验，他们的经验也有待于归纳整理和重新激活。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具体的道路，但是我觉得，给等着听新东西的受众提供系统的材料，这一方面的工作欠缺还很多。说白了，左翼理论的重新出发，第一步的欠账都还有待于偿还，这一步总是没有完成。十多年前，在饭局上就跟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协作写一部左翼的经济史、社会结构史、政治史，提供一个框架，让那些有学习愿望的人学习一下，也没有能够落实。反而是一些热情很高的大学生写了社会主义史。当然那个还不够系统，但是他们已经很积极地做了。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的欠缺很多。实际上，只有意识形态上、理论上的第一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你才有条件和资格，说你能够回到意识形态主战场上去。我们实际上现在还在主战场之外，没有自己的系列东西，没有自己的主导产品，没有思想供给，没有卖点。所以行动没有那么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实际上第一步都还没有走出去——把前辈们流血奋斗的经验与精神遗产，在新一轮的实践与认识循环之先，以新的认识螺旋完成和系统总结一下。

问题5：现在很多人遭遇了生活的困境，选择的出路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奋斗，而是自我麻痹地摆烂。于是就是躺平，不会饿死，但也吃不饱，很麻木地活着。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指望这些人自己觉悟吗？

老   田

在党史以及毛主席的思想研究中，很多人都说，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矛盾的对抗性质和对抗形式，这个毛主席反复强调过。蒋介石左手也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所以我们要拿起刀来。这不是用装柔弱来争取合法性，而是真实的矛盾结构导致的。劳动人民要反抗，革命要成功，就要把自己从消极被动的方面转变成主导方面。这个转化过程就是我们讲的，怎么觉悟起来，怎么组织起来，怎么依赖王道政治去使霸道政治最小化，实现充分的动员群众。如果不这样看问题的话，幻想自己主导世界，就会出现1932年那种戆头，说我们要武装保卫苏联——你才多大点力量就要去保卫苏联？包括今天，很多公知和自由派说，中国得罪美国，美国霸凌中国，中国是不能反抗的，因为反抗后果更坏，就好像中美矛盾中，中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似的。

而且，整个劳动阶级或被压迫阶级的觉悟过程，本身就需要意识到敌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矛盾的性质、表现方式、及其对抗模式。觉悟的第二步是要摸索改变处境、集体求解放的具体出路，这是更高一级的觉悟。肯定会有躺平、摆烂，这不构成问题；革命时代很多人也没有直接参加革命。老一辈革命者的经验和信念是：第一，统治阶级不给大多数人出路，肯定有人能觉悟过来，关键少数是存在着的；第二，我们要有政治眼光，要找到那3%到5%的人并促成他们觉悟过来，那就天下大势已定。有了这些关键少数，可能，有些躺平摆烂的人，也会变得非常积极。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眼光，要能够识别真正的积极分子，要有正标准，这才能够识别投机分子，免得他钻进来还跳得比谁都高，这是最坏事儿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是担心没有人，而是要识别那些过度积极的人，识别真正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