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 | 刘江永：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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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食讲座 · 第八十六讲【点击标题，可以查看讲座回放】
导 语
2025年11月7日，刚刚当选日本首相十余日的高市早苗，在国会质询中公然宣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暴露其武力介入中国内政的野心。2026年1月23日，高市早苗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其所在自民党获得316席（日本众议院一共465席），创下该党1955年创党以来在众议院选举中的最佳战绩，也是战后日本单一政党首次获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极大巩固了高市早苗的权力。这不禁引人忧虑：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右翼会把中日关系带往何处？军国主义是否正在复兴当中？
今天推送的这篇讲座整理稿将我们的思考带入历史的脉络当中。刘江永老师以钓鱼岛归属的历史考证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为我们呈现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变迁。根据明代史料，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和琉球国的边界，本与日本无关；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也是中琉两国共识。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5年窃占台湾以及钓鱼岛等附属岛屿……中国人民数十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但属于中国的土地却没有回到中国人民手中。二战后，美国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日本本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接管日本之后，选择保留天皇制，并扶持军国主义份子上台。败退台湾、躲避在美国羽荫下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亮爪牙于内，实行白色恐怖，雇佣日本战犯组成“白团”来训练军队，妄想“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摇尾献媚于外，对于美日违背国际法，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行为不置一词，漠然无视进步学生的抗议。正是这一冷战结构，使得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迁延至今。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依旧在编造谎言，愚弄民众，借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来渲染中国威胁，为扩张军备、干涉中国内政的军国主义方案提供合法性。
八十一年前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国人民更不怕历史的沉渣泛起。2025年11月8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永老师不知疲倦地讲授了两个多小时，详细考证每一条佐证钓鱼岛列岛归属中国的历史铁证，他治学的严谨态度与呼吁和平的热忱感染了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听众，大家踊跃提问，积极讨论，直至深夜。虽然时逢深秋，北风乍寒，但参与本次讲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团结与正义所带来的热情。希望读者朋友也能感受到这一份力量与感动。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钓鱼台教育协会创始人陈美霞老师参与审阅本次讲座稿，文末附有其对刘江永老师专著的推荐语。
主讲人｜刘江永，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曾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可持续安全理论、日本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2007年人民出版社）《中日关系二十讲》（2012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可持续安全论》（201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2016年人民出版社）等。
文字整理&校对 | 侯农 康康 童话 王玉璐 贾克 非文 嘎嘎
责编｜侯雨 侯农 惊雷
审核 | 刘江永 陈美霞
后台排版｜净怡
非常感谢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年轻的朋友们为我提供今天的讲座平台，给大家做一场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启蒙讲堂。同时，也对今天晚上在线的100多位听众表示衷心的敬意，大家牺牲自己周末的休息时间，共同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进行交流，何等难能可贵。我从心底里，对大家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中日关系深受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的影响。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多个场合就此问题向中方表示了所谓的“严重关切”。长期以来，钓鱼岛归属问题在中日之间一直被“搁置”，没有得到对话澄清，似乎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然而事实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立场是明确且一贯的。所谓的“归属争议”，不过是日方单方面持有不同看法，才导致分歧延续至今。
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作对，因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距离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殖民统治台湾已经过去了130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是为了中日两国的持久和平，以及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
有这样一个初衷和共识，我们就可以理性地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否则，可能有些人就会误解，似乎我们一讲钓鱼岛归属问题，老百姓就要上街游行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不是“五四运动”之前的段祺瑞政府，也不是清末腐败政府。今天，我们的国家如此强大，如此自信，所以我们对群众也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第一，我们相信真理；第二，我们相信群众。
同时，我也向大家报告，前天【编者注：2025年11月6日】我收到了东方出版社东京分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我的专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日文版译著。这本书的中文版是2016年9月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20年荣获中国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等奖（人文社会科学）。这为我今天的讲座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也得到了台湾很多有识之士的鼓励和支持，在此我也一并表示感谢！
近十多年来，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认知争议已经成为影响中日政治关系和两国民间感情的首要问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曾就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与共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就不承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以及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
21世纪以来，日方不断采取单方面措施，企图实际控岛，甚至在2012年决定政府购岛，实现所谓的“国有化”。这就使这个局部问题开始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全局。要了解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内在的发展逻辑，就需要了解钓鱼岛问题相关的历史、现实与法律问题。所以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第一，了解钓鱼岛归属问题的重要意义；第二，冲绳县原是琉球国，且不包括钓鱼岛；第三，中国史料证据，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第四，琉球国的相关文献，证明钓鱼岛航线是中国传授给琉球的；第五，日本官方文献、地图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这是今天的重点；第六，日本在历史上是如何窃占钓鱼岛的；第七，从国际法看战后的钓鱼岛归属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专业但极其重要的问题；第八，日方所谓的“证据”不成立的原因。
一、澄清钓鱼岛归属问题的重要意义
2023年10月，日本一家所谓的民间团体——“言论NPO”（其背后实际上是外务省支持的），和中国国际传媒集团做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2.2%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印象。2025年10月又有新的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公布。我认为，统计结果不会有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日本老百姓对中国没有好印象？据2023年日方调查显示，57.2%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不时在所谓尖阁诸岛周边侵犯日本领海和领空”，这个原因占据首位。可想而知，过去搁置的争议问题，现在已成为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的首要原因。日本民众不愿访问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支持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等，这些强硬的错误立场其实都与日本官方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进行的单方面洗脑，以及制造的信息茧房有关。
2023年10月，日本言论NPO民调结果|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尽管我们对钓鱼岛主权有相当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理依据，但如果我们不进行必要的澄清，有理不讲，只凭拳头，这肯定是不行的，也不符合中国“以德服人”的传统文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以理服人，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只讲理而没有实力是要吃大亏的。这方面，我们有历史教训，这里就不展开了。
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023年日本43.6%的受访者选择了“有围绕领土的对立（尖阁诸岛问题）”【编者注：日本所谓的尖阁诸岛即是钓鱼岛，下文有详细说明】。日本政府说没有领土问题，但实际上日本公众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选择这个因素的受访者人数占第一位，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十多年了。
与此同时，39.5%的中国受访者也认为，“围绕领土的对立（钓鱼岛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也占第一位。相信今天参会的朋友对这一点也深有感触。钓鱼岛归属认知是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当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就会更加理性，这对关心祖国领土完整以及中日两国持久和平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课。
2023年10月，日本言论NPO民调结果|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如下图所示，钓鱼岛列岛地处中国东海大陆架边缘地带，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中国台湾省的宜兰县。之所以说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是因为在台湾省的历史上，它是由清政府授权、由噶玛兰厅管辖的海上无人岛，而噶玛兰厅就是现在的台湾省宜兰县。如果离开中国明清两代拥有钓鱼岛的历史证据而主张钓鱼台列屿属于台湾则将是无本之木，因而台湾岛内保钓促统的乡亲朋友们也非常重视对祖国的认同。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地图上还展示了钓鱼岛以及它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黄尾屿。再往东约110公里就是赤尾屿，它们都在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浅颜色的部分。钓鱼岛周边水深约150到180米。再往东南，海水逐渐加深，历史上叫“黑水沟”，水深能达到2700米左右。
从历史上来看，钓鱼岛列岛和琉球群岛（冲绳）在地理上有明确的分界。日本把钓鱼岛叫“尖阁诸岛”，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捏造的名字，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900年，日本学者黑岩恒到这些岛屿去考察，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岛屿总称叫什么名字，所以就临时给它取了一个所谓“尖阁列岛”的名字，但未含赤尾屿。而在此之前，日本官方文献和地图上白纸黑字写的是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后来日方篡改岛名，把钓鱼岛改为“鱼钓岛”，黄鱼屿改为“久场岛”，但篡改孩子的姓氏不足以改变其本身的DNA，因为它确属中国的固有领土。
2012年9月以后，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及其相关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海上执法巡航。由于日本认为钓鱼岛列岛是他们的固有领土，因此认为中方此举是对他们领海的“侵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相当错误、相当危险的。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它增加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为日本右翼势力上台及上台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打下了舆论基础。第二，从法理上讲，如果认定对方国家对本国领海不断入侵，那么对于入侵者是可以实行自卫权的。虽然目前中日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但从逻辑上讲，未来中日之间存在发生冲突的重大风险。如果日方认为其实力和时机成熟了，就有可能在钓鱼岛海域对中方采取行动，这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是日本的一张图，标明了钓鱼岛相关海域面积。日本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其实久场岛在琉球群岛的另一个地方——庆良间列岛，日方完全是移花接木的套用。该图显示，钓鱼岛列岛领海及毗连区海域面积超过东京都与神奈川县面积的总和，达4740平方公里。另外，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就会以钓鱼岛为中心划定直径4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切割中国的大陆架。400海里是什么概念呢？大约是740公里，而从北京到上海约为1000公里。这样划定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甚至比日本的本土面积还要大。在专属经济区内，别的国家是不能去科考、捕鱼、开采海峡资源的，所以钓鱼岛归属不仅仅是领土主权认知争议，还涉及到资源开发、海洋安全以及民族尊严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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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钓鱼岛，我们国家的正式文件表述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个表述不是一个固定名词，我讲的“钓鱼岛列岛”是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学词典》中就有“钓鱼岛列岛”这个词条。
列岛和群岛有所不同，群岛是在一起比较近的几个岛屿，而列岛是群岛的一种形式，它们之间有的相隔100多公里，并构成群岛的组成部分，所以称钓鱼岛为列岛相当符合地理学概念。
中国台湾省根据古代文献，把钓鱼岛叫“钓鱼台”“钓鱼屿”，前者是中国古代民间的叫法，后者多见于古代的官方文件，这在明清两代文献中都有记载，所以台湾同胞这样表述并不为错。不过，两岸统一之后，我认为应该统一称作“钓鱼岛”。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版图上至少有五个地方叫“钓鱼台”，比如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福建闽侯钓鱼台等，所以为避免混淆，叫钓鱼岛更好。称为“钓鱼屿”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地理学上，“屿”是指小岛，而钓鱼岛不能叫小岛。它长约3641米，宽约1905米，面积约为3.91平方千米，大概相当于55个足球场那么大，比摩纳哥（2.02平方千米）的面积还大，最高海拔362米，怎么能算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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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2019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研社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一个简版，体量是中文著作的一半左右。今年（2025年）7月又出版了日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在东京的分支机构东方出版社出版。翻译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也是一种再创作。这本书的日文版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日语专家姜弘老师主持翻译的，并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翻译校对。我认为这是一本质量很高的学术译作。
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物理学家、曾任“台湾钓鱼台光复会”理事长的刘源俊教授于2018年8月30日为本书写了一个评介（见下图），给了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我第一次公开这一评介。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因为现在我可以向刘源俊校长报告，我没有辜负他的鼓励和期待。
他在评介中写到：“过去多年，我搜集了不少有关钓鱼台列屿问题的书籍。2017年6月，因到清华大学拜访刘江永教授（并在图书馆讲演），承他赠送大作，才发现它毫无疑问是迄今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最好的著作。大作态度客观，引据周详，内容丰富，说理清晰，实为难得。进一步了解，知道是作者30多年来的心血结晶。”
刘源俊校长还期望本书的英文版及日文版早日上市。这些话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也是一个新的任务。2019年出版了英文版，但日文版还没有出，所以当时我没有办法向刘校长汇报。非常巧，前天【编者注：2025年11月6日】，我刚刚收到从日本寄来的样书，所以我也可以在此向刘源俊校长汇报，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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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国内研究日本问题的机构，或是讲授日语的学校，如果方便，可以和我联系，我会向你们赠书。这部书在日本没有上亚马逊网购，原因大家也都清楚。这部书在日本售价比较高，比同体量的书大概贵两到三倍，这是由它的学术价值，而非它的篇幅所决定的。
二、冲绳县原是琉球国且不含钓鱼岛
这一点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常识。2016年，日本内阁官方委托的研究报告也承认，钓鱼岛不是古代琉球国（冲绳县）的岛屿，我认为这一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我将研究报告的原文翻译如下：“古代琉球时期，北端的奄美大岛、南端的波照间岛、东端的冲绳岛、西端的与那国岛是其范围，没有包括无人的大东诸岛和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毋庸赘言，在近代之前，‘尖阁诸岛’不是琉球的，也不是琉球以外任何人的。”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原文在“尖阁诸岛”处竟然画了一个引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还没有“尖阁诸岛”之说。同时这个结论的提出者是琉球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如果不写下面“也不是琉球以外任何人的”这句话，不把它认定为一个“无主地”，那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把这个报告公布在网上。
这位琉球的学者是有良心的，因为没有任何琉球国的文献提到钓鱼岛在历史上属于琉球，所以他也不能捏造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事实上，冲绳县1872年以前是有约500年历史的琉球国，也叫琉球王国。它根本不是所谓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岛也不是琉球国的一部分。如今日本政府却硬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完全不合逻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日方改变不了，只能越抹越黑。
钓鱼岛列岛从明朝起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和海防图。1372年（明朝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出使琉球的中山国。那时琉球尚未统一，所谓琉球，是包括那霸和冲绳本岛上的三个小国。一个叫中山国，一个叫山北国，一个叫山南国，它们各自称王，其中的中山王实力最强。所以在琉球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如今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像八重山和宫古诸岛还是一片荒野的时候，中国就派出册封使去册封琉球国王了。
同年，琉球的中山王察度便派遣使臣也就是他的弟弟泰期到中国朝贡，从此确立了中琉两国的封藩关系。中国册封中山王，中山王向中国派使臣朝贡，在琉球取得了正统的统治地位。大约100年之后，琉球的三个国家发生冲突，明朝政府出面调停，最后言和并实现琉球统一。
所以对于琉球来说，中国从来没有欺负过它，也从来没有占领过琉球的任何一个岛屿，相反还促进了琉球的统一、琉球文明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和亚洲地区、世界各国的通商贸易。那个时候，琉球称自己是“万国津梁”。实际上，它本身没有多少生产力，而是利用海上优势，与中国、菲律宾、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等进行各种各样的物质交换，成为贸易上的“万国津梁”。
下图展示的是1372年到1879年的中日琉三国关系。早期，美国还未进入到西太平洋地区。1872年，琉球国被日本吞并，沦为“琉球藩”。中国在1840年以后已经衰落，且在1872年前后面临着海陆两面危机。在陆地上，包括伊犁地区在内的地方，遭到了来自中亚和沙俄的蚕食，特别是中亚的阿古伯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扩张。当时日本看到清政府腹背受敌，就趁机出手扩张，首先占领琉球，并于1879年把琉球藩改成了今天所谓的冲绳县。实际上，中国清政府并没有承认日本的这一做法和决定，只是由于甲午战争战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直到现在。
琉球国的历史与中美日三方的关系|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1854年到1879年之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主要指中美日琉四国关系——出现了变化。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涂黑漆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史称“黑船事件”。美日两国在神奈川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日本从此放弃闭关锁国政策。
此时美国力量介入东亚，但琉球并没有灭亡，维系了“中日美琉四国关系”的基本格局。1854年后琉球国与美国、法国之间还签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贸易协定和条约。到了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东亚地区才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伴随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日本霸占琉球国之后的对外扩张，中国台湾省的无人岛成为日本染指的对象。最终，日本是在甲午战争背景下窃占钓鱼岛并对台湾全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认为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问题是1895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历史并不长。
三、中国史料证据：钓鱼岛属于中国
关于通过中国史料证据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问题，在讲座开始前播放的视频中已经有了很多展示，所以就不再一一重复。我主要选择其中几个重要的史料证据与大家分享。
1.陈侃《使琉球录》
下图是1543年明朝第12次册封使陈侃所撰的《使琉球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有关记载：“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古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琉球继位国王尚清派迎接使蔡廷美（三十六姓福建人后裔）等人到福州迎接陈侃的琉球人。
陈侃的《使琉球录》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陈侃的《使琉球录》是现存最早的明朝赴琉球的册封使述职报告。实际上，在陈侃之前，明朝对琉球的册封活动就达十余次。遗憾的是，根据陈侃所撰的《使琉球录》记载，此前册封使撰写的历史资料毁于礼部的一场大火（礼部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和外交部的职能，相关档案在礼部存放）。陈侃前往琉球是亲自考察，重新开始记录册封过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实际上，郑和不仅下西洋，还曾想出使琉球或日本，即赴“东西二洋”。古代以文莱为界，往北是东洋，往西就是西洋。遗憾的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关系并不融洽，事实上没能访日。我们也未看到郑和下西洋的墨宝以及他撰写的重要文献。我猜测，这些文献可能都是在同一场火灾中被焚毁而失传了。这太遗憾了！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留下的这些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2.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
下图是1562年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所撰的《重编使琉球录》，郭汝霖是继陈侃之后的明朝册封使。他在《重编使琉球录》里明确提到了“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用现在的话讲，我们的赤尾屿就是现在中国在海上最东端的国界“地标”。这里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他作为册封使写在述职报告中十分重要的证据。而且郭汝霖非常敬业，他是江西人，在他成功完成册封任务归来之后，嘉靖皇帝封赏他并让他留在北京做官，负责修建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城。
1562年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撰《重编使琉球录》|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张家湾是明清两代琉球人沿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的登陆地。古代琉球人来中国进贡时，从海上经过钓鱼岛，到福州后再经过九曲河、武夷山到达杭州，然后从杭州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有的地方可能水陆兼程，比如经过山东济宁等地，前后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至少也需要三、四个月。如果夏天出发，冬天才能到达北京，而到达北京的码头就是张家湾码头。
郭汝霖不仅完成了册封使的使命，而且为了给后来朝贡的琉球人提供方便，还专门修建了张家湾这样一个城池。现在张家湾城还在复原修缮中，琉球的一些重要使臣，包括林世功，都被安葬在张家湾的琉球墓地。如今，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到北京访问期间，还曾专程到张家湾琉球墓慰灵，缅怀对中琉两国历史交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琉球故人，说明他们至今仍被琉球人铭记在心。
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地农民可能并不了解这些琉球墓主的真实身份，加之琉球被日本占领后，有的琉球人也取了日本名字，所以当地老百姓以为这是日本人的墓地，就把它们毁掉了。现在，张家湾的琉球墓遗址得到了国家的保护。目前仅存发现了王大业墓碑，他是最后一位埋在琉球墓地的琉球使者。我认为，郭汝霖的历史贡献应该得到史学界以及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认可，并且把张家湾城遗址修建好。
3.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下图是清朝册封副使徐葆光撰写的《中山传信录》中收录的一幅海上针路图。上面的红线是我画的，其右边是中国，左边是琉球。我们可以看到，从福建出来，经过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到久米岛（古称古米岛）之后，才是琉球的岛屿。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的海上针路图|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徐葆光的这本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相关信息。例如，其中提供了对琉球国的介绍，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日文后才了解琉球。所以我们说徐葆光的贡献也很大，如今在日本冲绳县首里城瑞泉门前的龙樋泉旁，竖立着一块徐葆光于康熙己亥年（1719年）冬至题写的“中山第一”碑，这是徐葆光册封琉球中山王时题写的墨宝。
4.黄叔璥《台海使槎录》
我们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归中国台湾省管辖的呢？1722年，中国清政府视察台湾的钦差大臣黄叔璥，在他被任命的第二年便到台湾视察。他在《台海使槎录》中，把钓鱼岛记载为台湾东北岛屿。作为清朝的钦差大臣，他在这本著作中将钓鱼岛写进了台湾的海防范围。
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如上图所示，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写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艘。”这段话非常重要。“山后”之“山”指台湾岛（岛有时被称为海山），台湾在大陆人眼里是海上的一座高山。从中国大陆来看，台湾花莲一带是东海岸，这是“山后大洋”的范围，其北边有岛叫钓鱼台，有一个可以停泊十余艘古代大船的天然港口“顺风港”【编者注：顺风港是2012年9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海洋局、民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命名的中国钓鱼岛西部地理实体标准名称。】，他是知道这个地方的。
确实无疑，在钓鱼岛面向中国大陆方向有一个长约三十米、宽约八九米的天然凹陷，先民们曾经在这个基础上加以修凿，成为一个可以停泊十多艘大木船的港口。现在在地理上，这个港口叫顺风港，而在1722年时，日本根本不太了解整个琉球群岛。
5.齐鲲《航海八咏》
在徐葆光之后，清朝福建出身的第一位册封正使——齐鲲（1776－1820年），在海上经钓鱼岛列岛赴琉球国途中曾作诗《航海八咏》，准确生动地记载了钓鱼台、赤尾屿，并对中琉海上岛屿归属、分界做了明确记载。
齐鲲是福州人，从小就知道琉球的事情，而且也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在前往琉球册封时，有时在海上大概要七天才能到达对岸，所以他就用这段时间作诗。其中他就琉球的“姑米山”（久米岛）写道：“姑米山（此山入琉球界）。忽睹流虬状，西来第一山，半天峰断续，八岭路迴环，海雾微茫里，船风瞬息间，球人欣指点，到此即乡关。”其中“球人”就是琉球人，一看到姑米山，就知道到家了，他是用诗的形式来表现中琉两国海上分界的。
6.蒋友仁《坤舆全图》
1744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是一个擅长建筑和绘画的人才。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他受清政府委托，参考西洋的世界地图和徐葆光的琉球三十六岛图等，对康熙年间的《皇国舆图》（舆图即国界地图）做了增补，并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绘成《坤舆全图》，作为乾隆皇帝50岁寿辰的寿礼敬献。
这幅地图得到乾隆帝的高度重视和欣赏，又让他继续绘制一幅，并请宫内的书法家在地图中写上中国的岛名。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台湾东北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分别按中国闽浙一带发音写为“好鱼須”“懽未須”“車未須”。
蒋友仁《坤舆全图》中关于钓鱼岛列岛的部分|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7.其他史料证据
1863年中国的《大清一统舆图》记载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日本海军省1875年完成的《清国沿海诸省》地图曾以此为据，将钓鱼岛列岛画入中国版图。
《大清一统舆图》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1871年中国的《重纂福建通志》一书，将钓鱼台作为噶玛兰厅（即台湾省宜兰县）的一部分记载。这部著作是根据我刚才提到的1722年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抄来的，只不过抄错了一个字。也可能因为雕版有疏漏，“可泊大船十余艘”多了一撇，写成了“千艘”，所以日本人就认为是假的——钓鱼台哪能容纳千艘船停泊？这肯定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要对这些问题加以考证，一直到追溯到1722年的黄叔璥，发现他在《台海使槎录》中记载的是“十余艘”。总之，这是一个笔误，并不影响我们认为钓鱼岛属于噶玛兰厅的记载。噶玛兰厅就是现在的台湾省宜兰县，我们之所以说钓鱼台属于台湾省的宜兰县，就是根据这些中国的史书来论证的。
1871年中国《重纂福建通志》书影|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四、琉球国文献：钓鱼岛航线是中国传授给琉球的
有些日本学者认为，琉球到中国进贡了200多次，而中国大陆到琉球才进行了20多次册封，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他们就认为琉球人更了解钓鱼岛，是琉球人最先发现钓鱼岛的。这完全是一派谎言、主观臆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琉球馆完成了一部非常重要著作《指南广义》。它记载了14条往返中琉之间的海上航线，其中包括中国人传授给琉球人的钓鱼岛海路。下图是程顺则《指南广义》一书中的“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其文字不多，但可以说是字字珠玑。这是一篇关于钓鱼岛海上航线来历的始末考证，包括这些航海针本是从哪里来的，都写得很清楚。
程顺则《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书影|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我们看到，程顺则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封舟至中山，其主掌罗经舵工，闽之婆心人也。将航海针法一本，内画牵星，及水势、山形各图，传授本国舵工，并告知曰：此本系前朝永乐元年，差官郑和、李凯、杨敏等前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谕各国，续因纳贡累累，恐往返海上针路不定，致有差错，乃广询博采。凡关系过洋要诀，一一开载，以作舟师准绳。今琉球修贡，海道须知。宜将此卷留心细勘，自能用之不穷，惟是旧本相沿日久，或有传讹，应以有心者，系互考订，汇集成书。以涉大川，不无少补云。
其中还强调，“洪武二十五年，遣闽人三十六姓，至中山。内有善操舟者，其所传针本，缘年代久远，多残缺失次，今仅采其一二，以示不忘本之意。”
程顺则《指南广义》里的这篇考据写得非常好，准确回答了究竟是谁最先发现、利用和熟知钓鱼岛海上航线的，因而极为重要。他在里面明确记载，早在明朝的洪武二十五年——遥远的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福州、漳州的三十六姓家人去琉球国落地生根。文中提到的“有善操舟者”都是什么人呢？就是福建漳州人。他们从小善于在海上闯荡，大部分是船工。朱元璋此举是由于此前渡海来中国朝贡的琉球人不识海路，经常因风浪而迷航。三十六姓赴琉球就是要他们帮助琉球人平安渡海，把钓鱼岛列岛海上航线传授给琉球人。还有一部分人是教四书五经的先生，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传授给琉球人。程顺则的这一历史记载，也成为中琉两国之间的一段历史佳话。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两张图片上的文字：“以上四条封舟针本抄”和“以上十条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抄”。也就是说，据《指南广义》记载，有四条钓鱼岛航线是抄自中国册封舟针簿；有十条是抄自“三十六姓”（1392年）所传针本。这充分说明中国先于琉球人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
程顺则《指南广义》书影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下面这张图是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所绘《海岛图》，将赤尾屿和古米山作为中琉之间的分界。赤尾屿、黄尾屿、钓鱼台等画在右侧（中国）一页，而古米山（久米岛）及其以东的马齿山（庆良间诸岛）、琉球中山等琉球岛屿则画在左侧（琉球）一页。
程顺则《指南广义》中的《海岛图》|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我前面提到，徐葆光是奉旨担任册封琉球的大使，他比程顺则大概小七八岁的样子。当时，他在琉球等风，因为有风来了，他才能乘帆船回中国大陆。在那期间，大概9个月左右，他考察了琉球周边的一些岛屿，参考了琉球国王提供给他一些文献和程顺则写的这本《指南广义》。
徐葆光也是很遵守学术规范的，他在指出海上航线时明确记载“《指南广义》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下是引文。可见当时中琉两国的政府官员在地理考证方面有合作，这个对我们现在了解钓鱼岛归属有极大的帮助。
五、日本官方文献、地图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
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为换取中国清政府同意日本吞并琉球国，曾表示可以把宫古和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但要求中国承认冲绳本岛及其以北诸岛归日本，这样就把琉球一分为二给分割了。下面这个图就是日本外务省提供给中方有关宫古、巴重山群岛的所有岛屿名称，其中并未含中国的钓鱼岛。为什么呢？因为在1880年日本就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所以不能划在琉球国的岛屿里面。
日本外务省提交给中方的宫古和八重山群岛中，
并未含中国的钓鱼岛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当时清政府为什么没有接受日本这个提议呢？因为日本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让中国没有办法接受的条件：日方要求中方修订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同意日本单方面享受类似当时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在中国的贸易特权。也就是说，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诡称，琉球“废藩置县”只是日本的所谓“内政改革”，拒绝接受清政府的反对。日方提出中方难以接受的条件与中方谈判的目的，就是为把谈判破裂归咎于中方，最终按既定方案霸占整个琉球。
我们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愿意向中国称臣、不愿意接受清政府册封的日本，看到大清被一群猎狗咬得遍体鳞伤，就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给中国最后一击，所以就先把中国外围的琉球和朝鲜半岛都占走了，从而把台湾也切割了。这种对外蚕食扩张行为一直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妄图独霸中国。
所以历史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然而，从1874年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到1894年甲午战争，再到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右翼当道的政府对这些侵略扩张的历史并没有正确认识，从而也就没有深刻的反省。所以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归属问题上，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有正确认识。可是日本还有广大民众，还有年轻的一代，需要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以免他们被右翼势力洗脑和裹挟，成为新时代的反华力量。
钓鱼岛问题涉及历史、领土主权、民族尊严，也涉及经济、海洋权益，更涉及两国未来是战是和，所以绝非局部小事。日本政府声称这些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前二十年，日本官方的文献、地图和导表都清清楚楚地认定钓鱼岛列岛是属于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当时只是无人岛，根本不是所谓的“无主地”，无人岛并不等于无主地。下面我们来看相关证据。
1.证据之一：1873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所编《台湾水路志》，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台湾岛屿。因岛屿的汉字名称是按英语发音翻译记载的并有舛误，故难以辨别。
《台湾水路志》是以英文相关文献编译而成的。为什么日本海军要编《台湾水路志》呢？那是因为在1874年之前，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就策划占据台湾。他们利用1871年琉球人在台湾遇害所谓“牡丹社事件”，于1874年第一次发兵台湾。日本海军省编纂的《台湾水路志》的目的就是为日本发兵台湾做情报汇编，其中便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台湾岛屿。但因为岛屿的汉字名称是根据英文发音来翻译的，而且有些岛名最初就被搞混了，所以在翻译成日文的时候也就只能张冠李戴了。长期以来，这些文献中岛屿记载的真相没有被发现。
如下图所示，图上第三列出现的“尖阁岛”实际上指的是花瓶屿，第四列又出现的“尖阁岛”其实指的是南小岛和北小岛，而“甫亚宾斯岛”就是钓鱼岛，“地亚乌斯岛”即黄尾屿，“刺例字岩”即赤尾屿。这些均为台湾的附属岛屿。那“甫亚宾斯岛”和“地亚乌斯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因为它们的闽南话发音很接近钓鱼岛和黄尾屿。日本把岛屿名称标注成这样，后人显然是看不出来的。
1873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译的《台湾水路志》书影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是根据《台湾水路志》记载的岛屿经纬度判断出来的。尽管岛屿的名称被日方文献张冠李戴，但我把这些岛屿的经纬度做了对比，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所谓的“甫亚宾斯岛”就是钓鱼岛，这个岛所在的经纬度就是钓鱼岛的经纬度。因为《台湾水路志》是根据英文相关文献编译而成的，所以我也找到了一些英国海军的文献史料，比如《萨玛朗号航海记 1843-46》的记载核对。这个我会在证据之三中给大家看。
这里不得不提一点题外话：日本的有些学者，虽然跟我们的立场不同，但他们做研究时的认真细致、抠细节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之所以经常靠捏造的不实之词蒙骗中国人，其实有时候就是欺负我们一些人不读书，欺负我们不认真细致阅读原始文献。所以，他们把这些文献拿出来给我们“上眼药”，弄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让一些中国人心里慌慌的，感觉对方好像有真很多证据似的，其实不然。当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来做这些细致的研究，但是作为学者来说，确实要仔细地来研读一些史料。
1873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译的《台湾水路志》书影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2.证据之二：日本明治政府关于钓鱼岛的认识主要来自英国和中国的文献与地图资料。例如，1816年英国海路图的岛表中早就记载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
如下图所示，在1816年英国的海路图上附有岛表，它就记载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大家注意看，上面写的“TAI.WAN,or Formosa”。“Formosa”是葡萄牙语“美丽岛”的意思，中文音译为福摩萨，就是指台湾。表中的“Hoapin-su”即指钓鱼岛、“Tiaoyu-su”即指黄尾屿、“Broushton’s Rock”即赤尾屿，都有记载其经纬度。因为它们是台湾与琉球分界的“地标”，所以尽管是无人岛，但也做了详细标注。
1816年英国海路图岛表记载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3.证据之三：184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的《萨玛朗号航海记 1843-46》(Narrative of the vovage of H.M.S.Samarang,during the years 1843-46)，也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的东北岛屿。
《萨玛朗号航海记》是英国海军在实地考察之后写的书，它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的东北岛屿。下图所示的左边是地图，右边是英文原文，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自行阅读。
184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的《萨玛朗号航海记》，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
中国台湾省东北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4.证据之四：1875年日本海军省水路寮海军大佐柳楢悦等所绘《清国沿海诸省》图，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的东北岛屿。
当时的日本海军省水路寮（后改称水路部），即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前身。其海军大佐柳楢悦组织绘制了《清国沿海诸省》图，这个图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东北岛屿。这是日本官方从1873年到1895年一直认定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台湾岛屿的最重要的地图之一。
1875年日本海军大佐柳楢悦等所绘《清国沿海诸省》图，把钓鱼岛列岛记载
为中国台湾的东北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这个地图画得特别棒，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画得最详细、最准确的一幅相关地图。这个地图只有一份手绘的，没有印制，可以认为是当时日本为入侵台湾甚至向中国大陆沿海扩张的军用地图。1874年日本出兵占据台湾后又对照实地对该图加以完善。
我认为，这个地图很可能是当时日本人把英国的相关地图放在一个透明窗户或玻璃上拓下来的，然后又参照中国地图的汉字岛名写上去，这样就比原先英国地图上的那些错误地名表述得更精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或英国的同类地图上均无北京这部分局部图，而这张地图的左边中部有个红色区域，这可不是印章，而是目前北京市二环以内的全图，它甚至把颐和园的昆明湖都画上了，可见画得相当详细。这或许透露出日本海军绘制这份《清国沿海诸省》图的最终战略目标是锁定和占领中国大清的首都——北京。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放大的这幅图。如图所示，它把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的中国原有岛名都标出来了。所以，哪有什么现在日本地图上标注的“鱼钓岛”“久场岛”，这些岛名都是日本后来篡改的。
1875年日本海军省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彩图（局部），标出了钓鱼屿、
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台湾附属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下面这幅图是《清国沿海诸省》图的说明，就像一本书的序一样。这个说明是海军大作柳楢悦用中文写的。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某些官方文献、碑文都是用中文撰写的。这份说明写明了《清国沿海诸省》图是根据英国和中国的地图来绘制的。
《清国沿海诸省》图的说明|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为确保这幅地图的准确性，日本政府还要求外务省最终核实确认并公示。下面这张图就是日本外务省河野雪厳确认后附上的一个证明。因为他参加过1871年中日两国的条约谈判，所以就指出了地图上的一个问题——没有画海南岛和淡水港，并要求修改。这就是这幅地图的左下角为何拐了个弯儿的原因。
日本外务省确认的证明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后来，这幅地图在修订之后公开出版了，但是它把钓鱼岛这个地方的岛名改成了“和平山”，做了手脚，造成后人的困惑，这其中也包括日本人，他们也受其误导和影响。所以我们要正本清源，就要看他们的第一幅原图是怎么画的。
前面我之所以说《清国沿海诸省》图疑似是根据英国的地图拓下来的，是因为我找到并对比了1867年英国的《中国沿海（东部：中国通往日本）》（Coast of China between Formosa Island & Pi-Chi-Li Gulf : [Eastern passages to China and Japan] ）图。
1867年英国的《中国沿海（东部：中国通往日本）》图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大家看这幅英国原版图是不是跟《清国沿海诸省》图长得有点像？这幅图将钓鱼岛列岛标注在中国境内，而把包括八重山群岛及宫古群岛在内的所有琉球国岛屿全部排除在地图边界之外，并在中国的赤尾屿和琉球国的久米岛之间用一条黑线隔开，也含有海上边界认定的含义。
6.证据之六：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纂的《支那海水路志》中，台湾岛及台湾东北诸岛的岛表也包括钓鱼岛和赤尾屿。
1892年，离甲午战争还有两年，日本海军省编纂了《支那海水路志》。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不仅要打台湾，还准备跟中国清政府开战，所以他们编纂《支那水路志》就是为战争做准备。
下图就是日本绘制的有关台湾及东北诸岛的岛表。虽然台湾岛有那么多附属岛屿，但这个岛表上偏偏只标注了钓鱼岛和赤尾屿等几个岛屿的名称和经纬度。为什么其他岛屿没有被画出来呢？因为这几个岛屿是海上的地标，是台湾东北诸岛的边界。所以说这个时候，即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很清楚钓鱼岛完全属于中国，是中国台湾东北的无人岛。
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纂的《支那海水路志》中，台湾岛及台湾东北诸岛的岛表
也包括钓鱼岛和赤尾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7.证据之七：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纂的《南岛水路志》并未把钓鱼岛列入琉球群岛，而是列入中国香港至琉球的航路之中。
《南岛水路志》中明确写道：“从所谓明人【作者注：中国明朝人】之称为花瓶、彭家山、钓鱼台、黄尾、赤尾等诸小屿以北航行后，取久米岛，转舵向东，经该岛北或南，再经庆良间诸岛北或南，便可到那霸。”
这是日本官方文献首次明确提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是中国明朝命名的，并且与花瓶屿、彭佳屿等台湾岛屿一并作为中方岛屿的记载。
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纂的《南岛水路志》有关记载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8.证据之八：1894年3月，即甲午战争前4个多月发行的日本《冲绳县管内全图 琉球全国》，清楚地显示了古代琉球国的范围。其中不仅均未载入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还以弧形边界线把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所处位置隔开。
《冲绳县管内全图 琉球全国》是经过当时日本陆军省批准的，也就是说这幅图是经过官方正式批准出版的地图。它不仅未载入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还把琉球国改成了日本的冲绳县管辖范围的全图。
1894年发行的日本《冲绳县管内全图 琉球全国》|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1895年5月，也就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将该图修订再版。原有的台湾和琉球之间的海上边界画法未变，而且在琉球群岛西侧保留了原有说明：“大隅诸岛及琉球诸岛之纵九州，显示出与支那台湾岛相连续的态势。”该图仍把钓鱼岛列岛及相关海域排除在冲绳以外。
1895年日本修订再版后的地图|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那么日本究竟是怎么占领钓鱼岛的呢？是伊藤博文内阁在甲午战争中，于1895年1月21日秘密决定由冲绳县管辖钓鱼岛和黄尾屿的。这个时候日本并没有“尖阁诸岛”这一钓鱼岛列岛的统称，因此并不存在日本在《马关条约》签署前将所谓“尖阁诸岛”纳入日本版图的任何证据。因为是秘密决定，连当时日本地图绘制者都不知此事，所以还是把钓鱼岛划在琉球以外。在整个过程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日本当事人留下的历史证言：钓鱼岛确属中国。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1891年，曾在钓鱼岛偷猎的日本熊本县人井泽弥喜太的长女井泽真伎，于1972年1月8日撰写了一份证言。其中明确指出：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最先发现钓鱼岛纯属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并且强调日本应将钓鱼岛归还给它的故乡——中国。这个是日本没有办法否定的，世界仅此一份，我还找到了相关旁证，详见下图。
1972年1月8日井泽真伎撰写的证言|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有的人可能想问，井泽真伎是一位民间人士，她说的话是真是假？算数吗？据我掌握的证据，井泽真伎的父亲井泽弥喜太是一位医生，当时熊本县发生了霍乱，因为当地没有药，就到海上去采药。因为他发现海上有陆地植物漂浮，所以认为前面可能有岛屿能采到药，于是就漂到了钓鱼岛。其后，井泽弥喜太向日本九州地方政府报告说发现了无人岛并问是不是日本的？当时政府回答说不是。
井泽弥喜太发现岛上有大量信天翁，可以捉来卖钱，于是就开始顾工在岛上偷猎。1893年6月4日，他去岛上给雇工们（偷猎者）送米，顺便再把工人们偷到的羽毛运到横滨去卖，结果遇到风浪，被刮到了中国的浙江省平阳县沿岸。不过他被中国人搭救的时候并没有实话实说，没有说他去过钓鱼岛，而是编了一个叫“胡麻岛”的岛名；也没有说是去送米，而是说从老家熊本县到八重山去运煤，正是因为他撒谎骗了中国人才得救。当时中国人不但救了他，还护送他回日本，但是半路又遇到风浪，他又被刮到了福州并再次获救。福建地方官员送他回到日本已是同年9月份了。因福州没有日本的外交机构，所以只能把他送到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通过邮轮送往长崎。
井泽弥喜太回日本后没几个月，就作为军医参加了日本军队，但据他女儿井泽真伎证明，后来其父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被开除出队，原因不详。
189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出生在福冈县的古贺辰四郎成为日本明治政府表彰的样板人物，因为他很有钱并捐款支援日本进行日俄战争。1896年9月，日本政府批准古贺辰四郎无偿租借钓鱼岛、黄尾屿，开发30年。那个时候，整个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甲午战争之后，井泽弥喜太受古贺辰四郎邀请前往钓鱼岛充当开发的监工。因为是监工，所以他可以带家人一起前往。他的长女井泽真伎就出生在黄尾屿。当时黄尾屿是没有淡水的，他们要从钓鱼屿运淡水来保障日常生活。但黄尾屿的原始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好，而钓鱼岛的生态环境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日本殖民开发破坏得差不多了。
井泽真伎因为从小就听他的父亲和叔叔讲这些历史，所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证言中写道：在我父亲发现该岛屿的时候就已经有中国人的遗体，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知道中国早已对该岛屿命过名，后来通过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将其与台湾一同抢夺过来，并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正式编入日本版图。……日中两国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关系，此时日本提出要将其占为己有的无理主张是错误的。日本战败时曾承诺将台湾以及当时一并抢夺的岛屿归还中国，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理所当然的应该归还给它的故乡——中国。
这是原文的翻译，可见井泽真伎是个有良心的日本人。这是她在1972年写的，当时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但是日本国民要求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很强烈。我也很感谢日本的友好人士，把这样一份宝贵的历史证言一直保存在自己身边整整40多年。因为特殊原因，我不便讲是谁给我的。总之，在我研究钓鱼岛的过程中，既有对手也有朋友，我相信有理走遍天下。
下面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1905年之后，红色箭头所指的人就是井泽弥喜太，他怀里抱着的是他的二女儿。井泽真伎在她的追忆文章中写道，这是他父亲留给她的唯一纪念，所以她的证言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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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贺辰四郎的后代古贺善次在1972年《现代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没有井泽真伎谈得这么具体。但他的回忆证明了其父亲古贺辰四郎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后才提出申请租借开发钓鱼岛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逻辑推理：日本政府购岛是从哪儿购的？是从一个叫粟原国起的家族购买的；粟原国起的岛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古贺善次那儿继承的，而古贺善次的岛哪儿来的呢？是古贺辰四郎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背景下最先登记的开发权，当时是由明治政府批准的。
我们再捋一下这个过程。原来日本外务省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古贺辰四郎1885年最先登岛。此事纯属捏造，我有专门的论文已经证伪了这个说法（详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论文《古贺辰四郎最早开发钓鱼岛伪证之研究——兼论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非法性》），并在2016年出版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中进一步进行了详细论述。后来，日本官方便撤掉了这个杜撰的说法。
古贺辰四郎是在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之后的同年6月10日提出的第一次登岛开发申请，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日本政府是第二年即1896年9月才批准的。因为当时日军用了大半年时间来平定台湾人民的抵抗，直到局势稳定之后才批准古贺租借开发。实际上，古贺的殖民开发始于1897年1月，所以古贺辰四郎对于这些岛屿的所谓开发权或拥有权，随着二战的结束特别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马关条约》而作废，已经全部失效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了，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规定，将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其中自然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
如果现在还有人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或侵略中国时期所霸占的某一块地、某一个岛说成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我看就是在推翻《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的战败投降书，是一个战败国通过“购岛”手段把战胜国的固有领土据为己有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因为两国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认知有所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认知在学术上加以澄清。中国在钓鱼岛实行执法巡航，是对日本将钓鱼岛所谓“国有化”的一个反制。但是我们也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声明》所讲的“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国之间的任何争端，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准则，这是我们君子之国、诚信之国、泱泱大国的应有立场。但日本也会同样这样做吗？恐怕未必。日本正在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加速调整，磨刀霍霍，增强军备。
言归正传，那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井泽弥喜太这个人呢？这份民间的证言材料有没有法律价值呢？为了弄清楚我早就提过的这些问题，又挖掘史料做了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出现了关于井泽弥喜太的记载，这一发现使我喜出望外，证明确有其人。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记载他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我们看下面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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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图片上外务省历史文献原文中写的井泽弥喜太，但在日本其他公开文献中写的不是井泽，而是伊泽弥喜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文发音中，“伊泽”与“井泽”的发音相同，都是“YIZAWA”，所以通常不知情的人会误以为他姓“伊泽”。我在第一篇相关论文引用的公开材料中写的也都是“伊泽”。后来我发现，井泽真伎留下的历史证言写的则是井泽弥喜太。这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困惑，究竟哪个是真的呢？
直到我发现一个叫林权助的人与此事相关，他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是一个中国通，后来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担任日本驻华公使，曾去东北威逼张学良不要易帜，不要与蒋介石联手抗日。前面我提到把井泽弥喜太送回国的事，就是林权助作为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负责处理的。当时他还突发奇想地给其上司——日本外务省外务次官林董去了一封密函，希望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能够向搭救井泽弥喜太的福建和浙江的地方官员发感谢信。这件事情发生在1893年9月，实际上日本这时候已经开始为针对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做准备了。直到1894年3月，陆奥宗光外相才发出感谢信函。这实则很可能是日方利用此事对清廷掩盖他们即将发动战争图谋的一种策略。
因为过去也有日本海上遇难人员被中方搭救送回国的情况，但哪有日本外相为了一个平民得救还亲自发感谢信的事情？所以我推断，当时清廷对日本的判断是不准确或不一致的。当时清廷内部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要警惕日本有可能挑事儿，发动战争；而另一些人不同意，他们主和，认为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了，别乌鸦嘴说不吉利的话。有些人认为日本不会轻易对中国发动战争，是盲目自信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而根本看不上日本；有些人则是拿了日本的贿赂而替他们说话，清朝那时候也有汉奸，替日本做情报，早在1886年就为日本窃取了中方的电报密码。
实际上，当时日本清楚地知道，如果能够使中国内部麻痹大意的主张占上风，那么清廷就更加没有准备。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林权助便借机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他知道如果福建和浙江的地方官员能够收到日本外务大臣的感谢信，就一定会上报朝廷来邀功。这个时候清廷的主战派就没有话说了，而主和派反会更加确信人家日本是很懂礼貌的，还知道答谢救命之情，怎么可能打仗呢？这一行为实则掩盖了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图谋。
陆奥宗光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伊藤博文内阁的外务大臣，也是甲午战争的甲级战犯，还参加了《马关条约》的谈判，他对如何对付中国的这些事情都了如指掌。为什么是在1894年3月才发感谢信呢？因为太早了不行，太晚了打起来也不行，一定要恰到好处。
从这些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还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战争前一定会有人出来主和或替日本说话，这其中都有日本情报与外交的惯用套路运作。
六、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窃占钓鱼岛
由于时间关系，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窃占中国钓鱼岛的整个过程，我尽量简短地说。实际上，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是长州藩（如今的山口县）出身的明治政府头目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592-1597年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懂战略或没有战略的国家。说句实话，有些事情哪怕延后300年他们也会照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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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曾密令冲绳县调查并占领钓鱼岛，但没有成功。当时日本刚刚霸占琉球国，马上就要把扩张触角染指到钓鱼岛。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报告调查结果称：“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这里很有意思，他没有说“古来就是我们的领土”，而是说自古以来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这些岛屿的。
报告接着说：“关于使靠近本县所辖之久米宫古八重山等群岛之无人岛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也就是说虽然日本那样称呼这些岛屿的名字，但是中方也有自己的叫法，所以“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所以他实际上不想这样做，但又不好抗命，下图是第一次调查报告的原文。
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报告的调查结果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然而，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并不罢休，他又给外务省井上馨去密函，要求他们调查。山县有朋是日本陆军创始人，是一个大军阀，希望外务省能给他占领钓鱼岛的情报或根据。我们前面讲到，日本海军省、外务省都已经有地图、岛表、文献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于是，当时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回复称：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附有岛名。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
这里非常清楚地写明，中国已经知道而且认定这是台湾附近的清国所属岛屿，所以日本外务省1885年实际上拒绝了内务卿山县有朋占领钓鱼岛的要求。下图就是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于1885年10月21日给内务卿山县有朋亲启的绝密复函的原件复印件。
时任日本外务卿的井上馨于1885年10月21日致内务卿山县有朋
的绝密函原件照片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到了1894年5月12日，离甲午战争不到两个月左右，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给日本内务省县治局长江木干之的秘密调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自1885年之后没有再做实地调查，故难有进一步的确报……”，并且还补充了一句很重要话，他说：“没有关于这些岛屿的古代文献及证明属于我邦的明文和口头传说等。”所以别说文字了，连口头传说都没有！而“与我们相关的只是古来县下渔夫时而从八重山岛渡海前往捕鱼狩猎而已”，也就是说渡海前往捕鱼狩猎这个事儿是有的，但是并没有记载这些岛屿是属于日本的。
1894年5月12日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给日本内务省县治局长
江木干之的秘密调查报告结果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从这些史料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十年就虎视眈眈，企图窃占钓鱼岛，但是并没有得逞。如今日本外务省所谓的经过“再三调查”才占有钓鱼岛，实际上当年日本只有一次秘密实地考察，还有两次询问，以及这些内部信函，而结论都是：钓鱼岛已被认定是中国的，但日本可等待时机占有。可见企图吞并钓鱼岛是日本长期战略图谋，这一点清清楚楚。
1894年7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同年11月底，日军占领旅顺口。伊藤博文内阁在甲午战争尾声确信他们必胜无疑，于是秘密决定窃占钓鱼岛、黄尾屿。1894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建立标桩一事，“鉴于形势今昔已殊，故有望另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特此与您商议。”
这时候陆奥宗光的狰狞面目就暴露了，他立即表示同意。如果钓鱼岛真是“无主地”而可以根据所谓“先占”原则去占领的话，那日本内务省还跟外务省商量干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岛屿是中国的，如果日本要占领，那就涉及到中国会不会抵抗、会不会闹出事儿来的问题。在陆奥宗光看来，对清作战都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占领吧，不久来连台湾都要占领。
1895年1月13日，日军在攻占威海卫后决定攻占澎湖。1月14日，伊藤博文内阁不等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秘密起草了“内阁决议”，并于1月21日完成签字手续，秘密决定把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钓鱼岛）纳入冲绳管辖并建立标桩，但其中并无“尖阁诸岛”及赤尾屿等岛记载。下图就是当时的原件照片。
1895年1月21日伊藤博文内阁决定窃占钓鱼岛的决定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所以说，现在日本石垣市称1月14日是所谓日本的“尖阁诸岛开拓日”，这完全是捏造的。因为1月14日只是起草这份文件的日期，也未召开所谓内阁会议。上图中的红色文字意思是批准，这跟当时的中国是一样的，红字代表正式批准。那这份文件为什么要到21日才批准呢？因为当时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以及所有的阁僚都要从各地赶赴广岛明治天皇的大本营去出席御前会议，以便决定在什么样的割地赔款条件下和中国签订《马关条约》，所以他们陆陆续续到达广岛后才完成了决定的签字手续。
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签的是“博文”二字，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签了一个“光”字等等，所有大臣都签了字。这份决议并非开会通过的，也没有天皇批准，而完成阁僚签字批准通过的准确日期是1月21日，而非文件起草日期1月14日。因此，日本政府支持石垣岛每年1月14日搞所谓“尖阁诸岛开拓日”纪念活动，其实是在谎言基础上的造势。
这份决议声称要在这些岛屿上建立国标，其实后来根本就没有建。为什么？因为在不久后的4月17日《马关条约》一签，整个台湾岛都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那台湾的附属岛屿当然也都包括在内，所以就不用多此一举建标桩了，于是就没有建。直到1969年，在台湾渔民登岛作业、台湾“保钓人士”登岛书写标志之后，石垣市才开始在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上建立起标桩。石垣市相当于中国的县级市，建立的并非日本国家标桩，甚至连“日本国”的字样也没有。或许那是因为1969年以后建立标桩时，包括石垣市在内的整个琉球群岛在美军统治之下而不属于日本。
那么问题来了，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钓鱼岛究竟是在冲绳还是在台湾管辖范围之内呢？尽管1895年伊藤博文内阁秘密决定由所谓冲绳县管辖钓鱼岛，但如下图所示，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所谓“台湾总督府”的文献——《水族分布图》则标明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属于台湾的渔场。这充分证明，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可争议。既然二战后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战败投降并承诺把从中国窃占的一切地域归还中国，就必须把钓鱼岛连同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1920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所谓“台湾总督府”报告中的
《水族分布图》范围包括钓鱼岛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下图是189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所谓“台湾总督府”在1920年12月报告中的《鲣鱼场图》。从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渔场图中的鱼钓岛（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基本上也是按中国岛名书写标记的。
图上的虚线是一个标志线。我们看到，渔场标志线是在台湾境内，因为从石垣岛渡海是有困难的，在没有机帆船或冷藏设备的情况下，到这个地方捕鱼很危险，也得不偿失，比如捕获鱼以后，回去的路上又要花很长时间，等回到石垣岛鱼都不新鲜了。所以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在钓鱼岛渔场捕鱼的大部分都是台湾渔民，因此不在“冲绳县”管辖范畴之内。
1920年12月，所谓“台湾总督府”报告的《鲣鱼场图》载有钓鱼岛、
黄尾屿、赤尾屿，而不含石垣岛等琉球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台湾当时的相关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1920年，所谓“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之水产》报告称：“本列岛为鱼钓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岩屿之总称，……以台湾为根据地之鲣鱼来说，则为其最重要之远洋渔场之一。”
据1923年《台湾之水产》报告记载：“宫古岛、八重山列岛及赤尾屿近海、彭佳屿东北150海里近海的渔场”由“台湾总督府”主管。“从赤尾屿附近、八重山列岛之波照间岛，至西表岛海区、多良间岛南部及北部、宫古列岛之八重巢附近之外，澎湖列岛以北50海里范围，确认为鲣鱼渔场。”
1924年《台湾近海海洋调查报告》称，台湾的主要渔场包括鱼钓岛（钓鱼岛）、盲曾根岛、与那国岛、彭佳屿、苏澳近海。该海域每年有台湾基隆及苏澳45艘船捕捞旗鱼，18艘船捕捞鲣鱼，两者合计为63艘，相当于冲绳在钓鱼岛海域渔船数量的约16倍。
实际上，从二战后到1968年钓鱼岛海域被发现可能有石油蕴藏的时候，大陆和台湾的渔民都可以自由到钓鱼岛海域去捕鱼、捕猎。直到1968年7月，还有约20艘台湾的渔船以北小岛、南小岛为据点，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作业捕鱼，其中包括台湾宜兰县苏澳地方的“金吉隆136号”“金兴隆7号”“新兴福”“金泰财”“亲台福”“金吉隆22号”等6艘渔船、75名渔民。然而自此以后，这些活动逐渐受到阻碍，台湾渔民受到琉球政府驱赶。
台湾渔船“金泰财”号在北小岛海域捕鱼|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1968年登岛参与解体沉船作业的台湾人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1968年登岛捕猎的台湾渔民|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因此，钓鱼岛列岛海域从来就没有成为琉球国或冲绳县的重要渔场。2012年夏，冲绳县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披露了石垣岛渔民为什么不去钓鱼岛海域捕鱼的原因。他在接受日本《正论》月刊采访时称：尖阁周边（钓鱼岛周边）是非常丰富的渔场，但石垣岛的渔民就是不去捕鱼。为什么呢？因为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连简易的港口都没有，即便出海捕鱼，一变天就只能空手回到170公里以外的石垣岛。燃料费高时，要有亏本的思想准备，去捕鱼风险太大。发生中国渔船事件之后，给了些补助，但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为了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的实效统治，从事渔业等经济活动当然有效，但现状则是严峻的。
由此可见，连石垣市的中山义隆市长都不能不承认，即便政府给渔民补贴，渔民也不会去钓鱼岛海域捕鱼，因为相隔较远，燃料费很高，海上捕鱼往返成本难以承受，那个地方压根就不是琉球人经常捕鱼的地方。以下是中山义隆的“证词”。
日本《正论》月刊2012年第7期第51页登载的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访谈录，
披露了石垣岛渔民不常去钓鱼岛捕鱼的原因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七、从国际法看战后的钓鱼岛归属问题
1.关键日期
国际法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日语翻译为“决定的期日”，它是指法律上为确定当事者要求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参照的日期。这个概念之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它在法律上认定了有争议的领土究竟归谁。中日两国法学界都是认同国际法中的这个概念的，如果在双方发生争议之前，某块领土已经认定属于哪个国家，那么在发生争议之后，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采取的任何动作或主张都不产生法律效应，因为一切都要看“关键日期”，即发生争议之前它究竟属于谁。
中日两国最初发生钓鱼岛领土争议的“关键日期”，可以界定为1895年1月日本明治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对中国钓鱼岛、黄尾屿等无人岛的单方面秘密窃占。然而在这一“关键日期”之前，中国早就把钓鱼岛列岛纳入中国的海防图、利用和管辖范围。它是中国的无人岛而非所谓“无主地”，是中国台湾省东北附属岛屿。关于这一点，如上所述，截至1894年甲午战争，对此日本海军省等官方文献也曾承认过。
所以不能因为日本把甲午战争打赢了，就可以借口占领“无主地”而直接窃占了，而且也没有向世界宣布，这不符合对“无主地”的先占原则。先占原则的法律概念原本是为列强占有殖民地服务的，即便根据先占原则，也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占有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第二，必须用和平手段；第三，必须公诸于世；第四，必须长期占领实效管辖。然而，钓鱼岛既不是无主地，日本的窃占也没用和平手段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更没有公开宣布，包括《马关条约》在内，截至1900年之前的任何文献都没有所谓“尖阁诸岛”这个说法。
那赤尾屿是日本什么时候占的呢？实际上，1921年日本才意识到他们对赤尾屿没有文献记载，此时才暗中把赤尾屿划归日本国有地籍。所以我们注意到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所谓“购岛”，购的是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那怎么不是购“尖阁诸岛”啊？因为那样他们自己就矛盾了！赤尾屿在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日本划归所谓国有地籍，而不属于所谓“私人岛主”，怎么能现在出资购买为国有呢？那不是重复了嘛！问题在于，1921年日本窃占赤尾屿本身就是战前对中国领土的侵占。
那黄尾屿为什么没有划进来“国有化”呢？因为黄尾屿和赤尾屿战后初期便被作为美军在冲绳基地的海上靶场，1978年以来不再使用。2012年，日方曾希望美军恢复在黄尾屿的靶标，从而把美国也牵扯进来，但被美方拒绝。如果美国重新在黄尾屿部署靶标，就会被拉进来跟中国对抗。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美国就不再使用这些岛屿作为海上射击的靶标了，但名字还是挂在美军基地下，所以这个事情也变复杂了。因此，日本政府就没有购买黄尾屿和赤尾屿，也没有购买所谓“尖阁诸岛”，购的只是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
过去有人认为，钓鱼岛问题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了个楔子，其实从一开始日本就是要把美国拉进来跟中国对抗的始作俑者，其后日美一直相互利用。例如，1971年日美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是佐藤荣作首相要求尼克松政府将钓鱼岛主权连同琉球群岛交给日本；2014年是安倍晋三首相促使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2.《旧金山和约》与《关于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的协定》不足为据
那么，战后日本是根据什么认为钓鱼岛是他们的呢？这就涉及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简称《旧金山和约》）和1971年6月17日美签署的《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两国协定》（简称《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日本称“冲绳返还协定”）问题。日本政府一直想根据这两个所谓的“法律条款”，把钓鱼岛说成是日本的，但这完全是不成立的。
第一，关于《旧金山和约》，因为其中涉及中国领土问题而没有中国参与起草和批准，所以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不予承认。日美之间的事仅仅是他们之间的事，但他们搞的《旧金山和约》，没有像《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那样将台湾归还中国，而改为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等从中国窃占领土而未确认归还中国，从而制造出一个所谓“台湾归属未定”的说法。其实质是防止台湾落入新中国之手，利用海峡两岸分离制衡中国大陆。
最近这个事情又被美日和“台独”势力炒起来了，实际上就是源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日本政府一直以该和约第二章《领域（疆域）》第三条“托管统治”为占有钓鱼岛背书，但这实在是牵强附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原文翻译的内容：“日本国同意美国作为唯一施政者对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包括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孀妇岩南方之南方各岛(含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火山列岛) ，以及冲之鸟岛及南鸟岛等地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托管统治提案。在此提案获得通过之前，美国对包括领水在内的这些岛屿的疆域及所属居民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之全部及部分权利。”事实上，当时日本是同意美军单独占领并统治琉球群岛。
请注意，其中根本没有提及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这绝非疏忽，而是反映出当时日美两国均不认为琉球疆域涵盖这些岛屿。1952年日本政府对其地理范围所作的解释也佐证了这一点。即，所谓“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大体是指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而迄今包括日本政府委托的相关调查都明确认定，古代琉球国所及疆域范围从未包括钓鱼岛。
《旧金山和约》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其中提到，如果美国愿意托管，日本是同意美国托管琉球群岛、大东群岛，甚至还有“冲之鸟岛”。冲之鸟礁是一个礁盘，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但露出水面的礁石很小，总共才有8平方米。那为什么条约要写上它呢？因为它是一个地标，有了它就可以在那片海域确立日本的领海等海洋权益。而大东岛其实过去不是琉球的一部分，它原本是无主地，1885年冲绳县根据日本内务省要求纳入其管辖，所以该和约只好在琉球群岛以外专门注明了大东诸岛，若不注明而只写琉球群岛便等于丧失大东诸岛。
那钓鱼岛呢？钓鱼岛是日本占领大东岛以后才去调查并图谋占领的，但因当时确认是中国已经命名的岛屿就没敢动，直到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券在握后才窃占。如今，日本单方面解释称，钓鱼岛包括在《旧金山和约》所述琉球群岛内，不必单独列出。这怎么可能呢？要这样说的话，那为什么大东岛不包括在琉球群岛内而必须单独列出呢？大东岛被占后，日本就发了《官报》公布，而钓鱼岛被占后则没发《官报》，而是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与台湾一并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把窃占的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说成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这纯属无稽之谈。
钓鱼岛，我们前面提到它的面积是3.91平方公里，并且它不像在水面时隐时现的冲之鸟礁，而是在海上耸立的，有60层楼那么高。若日美双方认定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理应如同大东诸岛一样，将其明确记载在西南诸岛范围之内，然而没有。尽管他们后来做了解释，但解释是没有用的。因为《旧金山和约》本身是非法、无效的，而把和约文字中没有记载的钓鱼岛说成包括在和约所述琉球群岛之内，更是无稽之谈。其后，无论美日任何一方将钓鱼岛划入琉球，都不成立，根本不能证明钓鱼岛属于日本。
第二，1971年日美谈判签署的所谓《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也不能证明钓鱼岛属于日本。日本将这一协定称之为“归还冲绳协定”，其实根本就没有“归还冲绳协定”的说法，日文、英文都没有，这只是日本自己编的一个所谓的缩略语。
当时，日本佐藤荣作内阁曾要求美国尼克松政府把钓鱼岛的领有权连同琉球群岛一并划归日本。这个要求在美国看来是有点勉强的。因为当时美国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保钓运动”，尼克松政府正准备派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这样一个当口，美国也很为难。1971年6月7日下午3点，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在他的办公室讨论这件事到底怎么办。最后尼克松总统采纳了基辛格的意见，决定将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行政、立法、司法等一切权利交给日本，而把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避而不谈主权或领有权问题。
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为保留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就不能不考虑日本的利益和诉求，但关于钓鱼岛这里没有提主权归属，日本从美国得到的只是所谓施政权。关于主权问题，美方当时没有说给日本，而是说美国对于这一问题不持立场，主张有关各方去讨论就可以了。日本当时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尽管如此，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施政权的决定仍遭到中国海峡两岸的强烈谴责。战后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也由此而生。
根据《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规定，美国放弃《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权益并由日本接受，其中包括对其疆域和居民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等一切权利，并适用于安全保障条约。但如上所述，《旧金山和约》本身并未提及琉球诸岛以外的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因此，日本政府援引《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也不足以证明钓鱼岛的行政、立法、司法等领有权属于日本。
3.《开罗宣言》
根据战后国际法，不能根据所谓的《旧金山和约》和《关于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的协定》，而要按《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规定，无论《马关条约》前后，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都必须归还中国。
《开罗宣言》英文版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中文版《开罗宣言》的记载，实际上没有“一切”这两个字，但英文是有的——All the territories,只要是“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日本从中国人窃占的），都要交给“China”（中国）。日文是按照英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其中称：“日本国从清国人盗取的一切地域都要归还中华民国”，即《马关条约》之前日本国从中国窃取的钓鱼岛也必须归还中国。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曲解的余地。
《开罗宣言》日文版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日文和英文一样都有“一切”，中文却没有。所以我屡次提出质疑，认为应该恢复“一切”这两个字，至少要加个括号。因为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在法律条文中，每个字、每个标点都极其重要。况且根据国际惯例，如果不同版本的国际文献的内容有所不同，通常以英文版内容为准。
日方强调《马关条约》虽然作废了，但他们在《马关条约》之前三个月就已经把钓鱼岛占有了，所以说台湾随着《马关条约》的作废归还中国，但钓鱼岛是不包括在内的。但如果追溯到《开罗宣言》，有了“一切”这两个字，包括《马关条约》之前日本从中国窃占的领土也必须归还中国，就显然特指钓鱼岛。为什么？因为《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那不是窃取，而是明抢，是根据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进行强夺和硬抢的。真正盗取的是钓鱼岛，所以法律条文要回归到文献和真实状况去理解，这是应有的国际法解释。
4.关于“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特指上世纪70年代初在北美各大城市，由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掀起的反对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
我们刚刚追思103岁的杨振宁先生，他作为一位物理学界泰斗，35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物理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他为维护钓鱼岛主权也做出了重要的、鲜为人知的贡献。
下面这张照片是2017年6月17日拍的，我有幸就当年的“保钓运动”向杨振宁先生讨教。在我的著作《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出版后，我才有一点点胆量跟杨先生相约，请教他上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参与“保钓运动”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认为，如果不向他请教这段经历，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远不如杨先生的口述。当时已经96岁高龄的杨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到访。他头脑清晰，记忆力惊人，十分健谈。我们谈论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他看了我的著作，并给与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据他回忆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台湾或香港去的，无论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留学生们对于钓鱼台这件事，都完全反对日本占有。”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审议《关于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的协定》听证会，会上就涉及到钓鱼岛问题。出席这场听证会的有杨振宁、吴仙标、邓志雄与约翰芬·查四位美籍华人，并由杨振宁作为代表在听证会上发言，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杨先生一边看我给他的材料，一边跟我回忆他当时的证词要点：历史、大陆架地理状况、法律记录和台湾渔民使用情况等都表明，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的一部分，毋庸置疑。我觉得杨振宁先生非常了不起，作为华人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替中国说话，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但他很谦虚，谈话中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吴仙标先生对他的帮助。
杨振宁先生曾经就是这样一位海外赤子。他说，钓鱼岛并不包括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之内。美国海军错误地将这些岛屿看作琉球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那里设有靶场。希望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彻底从这个错误中摆脱出来，明确表明美国关于钓鱼岛争端的中立立场，停止美国对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主权的事实承认。
对于这个听证会，日本曾想干扰，但是晚了，会已经开完了，日本也没有办法派代表去申诉他的立场。所以历史上美国的听证会档案里，只有美籍华人杨振宁代表保钓华人的发言记录。此前，美国政府已做出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决定，但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确认。那么，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一致立场是什么呢？
在这次听证会后，同年1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该协定时表示，“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利来自和约，从该和约中，美国只得到施政权而没有主权。所以美国把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主权的转移，也不影响任何一方对尖阁列岛或钓鱼岛列岛主权的主张”。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但在对于中日双方有关领土的对立主张，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的任何一方。对这些岛屿的任何争议均为当事者彼此解决的事项。”这期间，日本曾企图在钓鱼岛建设气象站，但因美国担心激化矛盾而表示反对，日方不得不作罢。
总而言之，1972年5月15日起生效的《美日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日本称“归还冲绳协定”）并未使日本获得钓鱼岛的领有权，其从美国获得所谓“施政权”，也一直遭到中方反对。近10多年来，在钓鱼岛海域现场，中日两国相关执法船同时存在，根本不存在日本单方面有效管辖钓鱼岛的事实。
目前，日方主张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没有领土问题，拒不承认日中双方曾就“搁置争议”达成过共识。
对此，需要强调的是，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毫无争议。但是，在客观上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即两国看法不同。这一点日方也不能完全否认。中日双方在上世纪70年代为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与外交共识，是指两国可以先把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看法的钓鱼岛归属认知的争议放一放，以后再谈，而非钓鱼岛主权归属未定。
大家不要觉得这事儿还没解决，好像日本说归他们、我们说归我们，这事儿就没有定论了，其实根本不是！钓鱼岛从明朝起就属于中国，到清末是被日本借甲午战争趁火打劫窃占的，其后又利用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连同台湾一起实施殖民统治并进行殖民开发的。盗取的东西必须物归原主，战胜国的领土必须如数奉还。关于这一点，从法律上讲，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早已经得到解决。
问题是在现场谁能实际控制。日本自知理亏，所以一直企图借助美国撑腰在钓鱼岛实现所谓“长期稳定的有效统治”。于是早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便开始每年出资“租借”钓鱼岛，实施政府管辖，开始单方面改变现状。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又不顾中方反对而宣布政府“购岛”。结果弄巧成拙，给了中方采取反制措施的机会和正当性。中方开始在钓鱼岛领海实施常态化执法巡航，于是在钓鱼岛海域形成中日两国执法船“同时存在”的局面。
既然在客观上中日两国就钓鱼岛归属有不同看法和主张，存在认知争议，那么双方就有必要重新定义这一问题的概念，从而找到通过交流、对话、磋商等持续澄清争议。只有这样，才能为防止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不测事态进而引发中日全面对抗，进而为未来理性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奠定基础，找到解决问题的入口。
关于台湾及钓鱼岛归属的国际法依据，日本是无法推翻的。首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脉相承，先后明确认定，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必须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这里补充强调一句话，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台湾省不可分割的附属岛屿。如果日本民众不了解这一点而误以为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就必然会反对中国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甚至支持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逻辑，从而形成中日两大民族的长期对抗。
长期以来，日本当局的一些人强调，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只表明“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并未明确表示承认。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其实，在当年中日双方谈判时，中国就没有接受这一点。而日方受到自民党内“台湾帮”的反对而难以按中方要求在联合声明中直接写明“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日方谈判代表大平正芳外相经内部磋商，决定通过间接的法理表述承认中方立场。
即，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涉台问题上补充了一句很重要的承诺：“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还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相关规定，将清朝以来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对此，中方同意接受，从而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与战后国际法、国际秩序彼此吻合，相互衔接。
如今，日方谈及《中日联合声明》涉台问题时却刻意回避上述“坚持波茨坦公告”的明文承诺，并企图以《旧金山合约》取而代之。这无疑是在台湾问题上开历史倒车，为横加干涉台湾问题制造借口，同时妄图颠覆战后关于确立钓鱼岛归属的法理基础。这些当然是徒劳的。
日本当局的一些人甚至表示，《中日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此言差矣。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基本纳入了《联合声明》的重要条款，并且明确规定，“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于严格遵守”。因此可以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同构成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与法律基础，都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都肯定了这两份文件的重要地位，确认双方必须恪守其中阐述的各项原则。
《日本国宪法》第98条有明确规定：“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因此，从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来看，钓鱼岛的归属必须依据这一法律框架来认识和处理。
八、日方所谓的“证据”为何不成立？
最后，再说说日本所谓的证据为何不成立，这一点也很重要。
1.关于1920年冯冕的“感谢状”
日本外务省网站、驻华使馆网站都会展示一份所谓的“感谢状”，以证明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但它是1920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中国驻日外交官在这一背景下处理相关事宜的表述方式。当时，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均被日本统治。但是，伴随战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归还台湾后，这类文献均已作废。所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这类公文，在国际法上均无效力。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感谢状”|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2.关于新中国出版的地图
日方还拿出一些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以证明所谓新中国出版的地图将钓鱼岛划进了日本版图。例如，关于日方出示了1958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的日本地图。该图将台湾中部、北部和东北各附属岛屿划入琉球群岛范围，而在钓鱼岛部分的海上边界不详。于是，日方便以此为据称中方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
关于这一谬说，我在2011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主权归属》就戳穿了，指出在该地图集扉页下端有一行关键注释：“中国部分国界线，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具体分析。
1958年中国地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有关中国部分国界线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
在日本版图内保留战前地图痕迹容易引起误解，但不足为据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申报》在20世纪40年代曾被日本人接管，不排除《申报》地图绘制的日本地图被纳入这部《世界地图集》的可能性。该图尽管修改了地图中台湾的颜色，以区别于琉球群岛，但仍保留了战前日本地图的部分痕迹，容易造成误解，因此不足为据。
不过，日本人却很可能不接受这种推断。他们会认为，新中国成立这么久，难道就没有其他地图可引，非要用日本人画的原图吗？所以我当时就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相关地图，有些甚至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图中，琉球群岛不在日本版图内是有据可查的。比如，195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界分国图》，整个琉球群岛并未划入日本版图。
195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界分国图》（左）和1956年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国图》（右）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不过，195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国图》中，日本版图则包含了琉球群岛，并用一个梯形画法特意将钓鱼岛划了出去，并未纳入其中。这个1956年的版本比1958年的更早，那该以哪个为准呢？我认为，应该以中国地图出版社1956年《世界分国地图》的版本为准，该图扉页的同样位置注明：“图上中国国界线系按照我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绘制”。由此可见，中国早在1956年便认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并将这一点体现在地图绘制方面，而不像日本人说的那样中国好像在70年代发现石油蕴藏后才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此言差矣。
195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国图》中的
日本版图中没有钓鱼岛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然而，日方又展示出以下这幅1969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并声称该地图上标注了“尖阁群岛”，并以此为依据主张中方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甚至掐头去尾地在国际互联网上散布谣言，混淆视听。
我认为，这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说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赤尾屿，都属于中国台湾省。我们仔细观察下面这幅地图，可以看到一个“破框图”标注。之所以使用破框图，是因为原图范围有限，无法完整地将包括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岛列岛全部画入台湾地区，所以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突破原图框架的特殊画法。
1969年内部出版的福建省、台湾省地图，用破图框方式将钓鱼岛列岛划入台湾省范围。这证明，
中国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与其后该海域发现石油资源无关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这幅地图出自中国1965年绘制、1969年出版的一本“机密”大地图册，其中第18页是福建省和台湾省的局部图，标注了“机密”二字。当时正值中苏边界局势紧张，如此详细的地图具有军事意义，或许因此而被列为“机密”。不知日方是如何获取这个“机密”地图册的。后来，日本自民党负责搜集、调查相关情报资料的一位众议员如获至宝，曾拿着这份地图的复印件来当面询问我的看法。
我回应他说，这幅地图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于1965年绘制、1969年出版的。尽管地图上误用了“尖阁群岛”这一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岛名，但它以破框图的形式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特意绘入中国版图，足以证明1965年之前新中国政府已认定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日本有人声称，中国是在1968年发现石油之后才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对方听完我的解读，最初的一肚子怨气也消失了，收回了对中方的“抗议”，并主动提出是否可就此进行日中对话并邀请第三方参与。我对他说“当然可以，一言为定”，还顺便“感谢”了对方客观上替我“解密”。因为如果日方不把它公布出来，即便该地图能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也不便公开使用。不过，后来这位日本众议员并未兑现承诺，且不再担任原职。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3.关于《人民日报》的一份资料
此外，日本外务省网站还展示出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这篇文章，并称中国承认“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包括在琉球群岛之中。我对此也进行了查证。经核实，这篇文章确实存在错误，但它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也不是记者撰写的报道，而是一篇配合版面的编译“资料”，不能代表报社立场，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我之所以判断它是一篇编译“资料”，是因为在短短一篇文章中连“嘉手纳”（美国驻日本最大的空军基地）这一地名都出现了两种译法：一处写为“嘉手纳”，另一处却写成“卡台纳”，并在括号里标注“译音”。实际上，“嘉手纳”在日语中的发音为“Katena”，这明显是编译的材料来源不一造成的混乱。此外，这篇文章没有作者署名，只注明“资料”字样，很可能是综合了日本或中国港台地区的报道拼凑而成的。
为求证我的判断是否准确，后来我请教了《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孙东民（2021年11月去世）等人，他们认为我的判断准确，因为1953年人民日报社还没有日文报纸，主要信息来源是收听日本广播和参考港台报刊。这篇文章确属编译资料，存在瑕疵，有可能是将日本的错误信息编译在其中而造成的，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或报社的立场。
4.日方的所谓“新证据”
最后再和大家讲一下，据2025年1月7日日本媒体报道，位于东京虎之门的一个所谓日本“领土主权展览馆”展出了三个所谓“新证据”。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这些都是我十年前就已经批驳过的旧材料，可以说是“陈糠烂谷子”，毫无新意和价值。
其一是，1950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中出现的《对日和约中关于领土问题与主张提纲草案》。日方在展板说明中强调，“该资料使用了‘尖头诸屿’的名称，作为琉球，特别是八重山的一部分……这是以迄今尖阁诸岛属于琉球（冲绳）的认识为前提的。因而与现在中国的主张不同，这是证明中国1950年当时并未认为尖阁诸岛自古以来属于台湾的证据。”
对此，我早在2016年出版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史料与法理》一书中便进行过系统的澄清和驳斥。由此可见，日本现在根本拿不出任何新的证据材料，只能把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拿出来充数。这些看似唬人的材料，实际上越描越黑，反而更加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我的拙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的日文版译著，其中也提到1950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中的这份没有署名的草案。由于当时美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会，这份草案并未正式提出，但其中已经明确写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是，根据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时为换取中方同意而提出把八重山和宫古群岛划归中国，因此应研究把这些岛屿划入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第二方案是，根据清朝册封使张学礼等记载，琉球范围被界定为三十六岛(不含钓鱼岛)，须研究将当时日本概况中记载的“尖阁诸岛”(指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赤尾屿连同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这份草案资料只是在涉及当时琉球“概况”部分写有“八重山（尖头诸岛）”或“尖阁诸岛”，这是引用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统治下的琉球概况及岛屿称呼，而根本不等于中国承认钓鱼岛是“琉球（冲绳）的一部分”，也不代表中国政府承认钓鱼岛属于琉球或日本。
日本东方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
日文版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其二是，日方曲解中国清朝官员傅云龙1889年编撰的《游历日本图经》一书，谎称该书证明清朝官员曾认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对此，我早在2015年1月15日《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进行了澄清：这位外交官叫傅云龙，他从未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他的游记中绘制的疆域图也不包括琉球。至于未提及钓鱼岛，是因为当时它被视为无人岛，但这绝不等于承认其属于日本。日方对这段文献的解读完全是歪曲历史。
2015年1月15日《环球时报》刊载的文章|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尽管傅云龙当时引用的日本岛表中写有所谓“低牙吾苏”等被篡改了的钓鱼岛名称，也不足以证明所谓傅云龙认为钓鱼岛属日本。傅云龙编撰的《游历日本图经》一书反而充分证明，清政府官员仍未予以承认琉球群岛作为“冲绳县”属于日本。日方断章取义地曲解中国清朝官员文献以证明钓鱼岛属于日本，纯属弄巧成拙。如果日方坚持迄今的误读并强调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的法理证据价值，岂不等于自我宣布冲绳不属于日本而是独立的琉球国吗？因此，我认为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包括学术上的自信，对真理的坚持，以及与日本进行理性、耐心和认真的对话与交流。
关于钓鱼岛未来的前景，我在2005年和2007年出版的书中已做过分析，如今近二十年过去，形势发展与我当时的预测基本吻合，我是依据中国《易经》阴阳变化系统的逻辑推演的。目前，我们正处在我所预判的“恶性循环”轨道上。
20年前，钓鱼岛问题在表面上处于“搁置争议”状态，但实际上存在两种可能走向：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我当时主张中日两国应争取实现良性互动，但现实则是正沿着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刘江永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2月出版，第748页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不同领导人上台后的态度不同，日方并未严格遵守中日双方曾经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不时出现右翼团体登岛滋事，后来日方干脆否认存在“搁置”共识，甚至企图通过政府“购岛”，实现所谓“国有化”。这就激起中国港台地区和内地一些“保钓人士”自发采取闯海登岛等行动相对抗，问题更加复杂化。
然而，日本除了在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曾非法控制钓鱼岛之外，从未对其行使过有效的管辖。即便现在，日本也并未实际控制该岛，仅有海上保安厅在周边巡航。而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船也依法在该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形成你来我往的对峙局面。这是最近十多年的状况。
我曾在厦门与港台及内地的一些“保钓人士”直接交流过，并做出以下说明：第一，无论中日哪一方的民间登岛行为在国际法上都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二，中国政府已经通过执法巡航实际行使管辖权，这些官方行动具有法律效力，不需要民间再去通过升旗等方式宣示主权。第三，如果中国海警未在该海域执法，中方民间“保钓”船只被日本警方拦截、扣押反而会为日本所谓的“实际管辖”制造案例，对中国不利。他们都静静地认真听，而且听懂了，无人反对我的看法。
目前与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先生参与“保钓运动”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但他们爱国保钓促统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我们从事的是“学术保钓”，传播真相，相信有理走遍天下。为此，我曾于2012年赴那霸、石垣岛就钓鱼岛归属真相做讲座，效果良好。在与号称“尖阁baka（狂人）”的石垣市议员仲间均就钓鱼岛归属进行交流后，对方虽仍坚持原有立场，但态度明显缓和，并表示愿意同我们进行合作。问题是，这方面的努力还缺乏广泛性、连续性，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归属的“信息不对称”，这说明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余地。
2011年我在日本就钓鱼岛问题演讲后，有位日本听众提问，“是否可寻求国际仲裁解问题？”我回答，如果与发生冲突和战争相比，国际仲裁当然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必须双方都同意接受仲裁，都承诺接受国际仲裁结果，国际仲裁才能成立。此外，在国际法仲裁过程中，必须双方进行对话。但目前的问题是，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日中之间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而单方面提出的仲裁是无效的。
因此，要打破僵局、避免冲突、维护长期和平并改善两国关系，唯一出路是回到良性循环的路径上，入口就是两国政府就钓鱼岛问题启动和展开对话。即便一时无法解决争议，也应先澄清争议，共同探寻解决出路。遗憾的是，日方虽然主张双方应进行对话，但有关钓鱼岛归属问题则被排除在外。
有鉴于此，早在2007年，我就曾在书中建议中日双方可以分步骤推进良性循环：首先，共同整理并出版相关历史资料，澄清事实；若条件成熟，可设立专门委员会，定期磋商；进一步，在钓鱼岛海域建立信任措施与行为准则；随后，推动该海域资源能源的联合调查与共同开发或开展海洋观光旅游合作开发；最终，通过谈判协商划定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现在看来，如果缺少常态化的澄清争议，不仅过去达成的某些共识会伴随日本政局的变动而被动摇，而且钓鱼岛问题还会与日本政局变动相互影响，形成更大范围的恶性循环。
以上是我今天围绕钓鱼岛问题所讲的八个方面，以及日本近期最新的动向。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感谢各位的聆听。
九、交流与问答环节
主持人：万分感谢刘老师这么充分、悉心地准备这场讲座，一刻没停地讲了三个小时，而且还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听众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相信这三个小时的讲座，内容之丰富，正如一个观众所说，这是他听到的，当然也是我听到的“最强的证据链，没有之一”，来证明钓鱼岛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
问题1：请问刘老师，“尖阁列岛”的称谓或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叫“尖阁”？是怎样一个过程？
刘江永：所谓“尖阁列岛”，最早是日本地理学家黑岩恒提出的。1900年，他在日本已经殖民统治台湾的背景下，第一次去钓鱼岛、黄尾屿进行实地考察，回来之后写过关于钓鱼岛、黄尾屿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这个所谓“尖阁列岛”的说法。之所以叫“尖阁”，是因为这些岛屿露出水面，就像一个个房顶一样。因此，最开始是英国的地图文献将钓鱼岛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记载为“Pinnacle Is”“Pinnacle group”。日本海军省1873年编译的《台湾水路志》将其翻译为“尖阁”；1892《支那海水路志》将其翻译为“尖头群岛”。
黑岩恒在1900年《尖阁列岛》一文中称，“据帝国海军省出版的海图（明治三十年，即1897年），本列岛由钓鱼岛、尖头诸岛及黄尾屿组成……然而，此列岛至今还无统一名称，为在地理学上的方便起见，姑且以尖阁列岛这一创新名词命名之……。”他在尖阁列岛下面仍使用了中国的岛名：钓鱼岛、黄尾屿及所谓“尖阁诸屿”。后来日本政府就是把这些岛屿叫做尖阁列岛，但是并没有统一，一共有三种说法：一个叫“尖阁列岛”，一个叫“尖阁群岛”，还有叫“尖阁诸岛”。我记得是1996年，日本政府统一改称为“尖阁诸岛”。
简单来说，在1900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日本学者黑岩恒把中国的钓鱼岛这些岛屿作为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岛屿，统称为“尖阁列岛”。我要强调的是，这是对中国钓鱼岛列岛名称的篡改。如今，在一些国际网站上，似乎“SANKAKU”的说法比较多，但在我一个研究者听来，就和现在还把我们的东三省叫“满洲国”、把中国称为“支那”是一种感觉，非常反感。所以希望在今天的讲座之后，大家正确使用钓鱼岛这一称谓。
问题2：马英九参与过保钓活动，他的博士论文是否是关于钓鱼岛的？怎么论证的？
刘江永：据说马英九先生并没有怎么直接参加在美国的“保钓运动”。他是准备到美国读博士的过程中看到老保钓们的行动，受其感染，也想参与，回到台湾后成为青年学子的保钓先锋。那时候他比较年轻，他的老师丘宏达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对钓鱼岛归属很有研究。他建议马英九，与其上街游行，不如好好做做学问，从法律上研究一下钓鱼台及东海问题。
马英九接受了这一建议，开始转向学术研究，最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完成了相关博士论文 《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Oi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Legal Problem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Delimit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主要涉及钓鱼岛及东海的法律问题。我认为，他能用英文完成这样的学术论文很了不起，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相关问题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论文也奠定了他毕生的保钓志业。
我只读过他1986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中文著作《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获益良多。该书将国际法海域划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深入地研究论述了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实在难能可贵。他当时认为，无论钓鱼岛列岛归哪个国家所有，它都将仅可主张拥有周围12海里的领海，但这些岛屿不得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主要依据一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二是钓鱼岛列岛的地理状况；三是认为中国并未实际控制钓鱼岛；四是认为海峡两岸未统一而难以在钓鱼岛大陆架划分问题上形成合力。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完全否定了赤尾屿在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方面的可能性，但对钓鱼岛、黄尾屿则似乎尚可做出多种不同解释。
我曾于1997年在哈佛大学访学半年，经常去那儿的燕京图书馆，把相关资料翻了个遍。或许马英九先生当年也曾在那儿获得过一些文献资料，但他是否充分利用了馆藏日文古文书等文献，我不敢肯定。因为他博士论文的重点并非考证钓鱼岛列岛归属，而是对东海划界及投资相关法律问题的学术研究。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中，也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主张，即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有“左”的和“右”的。一些人主张“保钓促统”，心向祖国；一些人虽坚持“保钓”，但持有针对大陆的“反共”立场，与台湾当局保持一致。作为国民党体制内的保钓精英，受当时台湾岛内意识形态的影响，马英九在台出版的著作中对中国大陆的某些称呼欠妥，但瑕不掩瑜，他还是深明民族大义的。历史证明，在学术保钓方面可以殊途同归。
十多年前我曾在台北见过马英九先生，印象深刻。当时我应邀出席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钓鱼岛相关学术研讨会。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刘源俊先生是“老保钓”，此前组织过多次这种讨论会。马先生跟他很熟，过去每次开会他必到，但从2008年起因担任台湾岛内领导人就不便出席了。
尽管如此，会后他还是会在他的办公地点——就是所谓的那个“总统府”，会见与会代表，畅谈保钓。基本上都是他在谈，谈了约45分钟，话题主要是围绕钓鱼岛。他对这个问题如数家珍，作为行家里手讲得清清楚楚。他强调，“有人说我把钓鱼台说成是中国的不对，应该是台湾的。我回答他们，我说的没有错。钓鱼台从明朝起就属于中国，海峡两岸一个明朝。”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分手前，我把拙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里面有钓鱼岛的章节——当面呈送给他，并附上了一封信，邀请他方便时访问北京的清华大学。因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保钓运动资料收藏与研究中心”，他的著作是据有收藏价值的，所以我希望他方便的时候能访问清华。后来他发来一个“公文”回函，说收到我的书和邀请很感谢，但因身份所限而不便前往。对此，我心知肚明，只要能表达我对他学术研究的尊重即可。一晃十多年过去，这个已成为历史。此后，马英九先生一直不忘保钓志业，经常出席相关活动并做演讲，对钓鱼岛领土归属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我们的共识也增多了。
问题3：可否进一步介绍一下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以及对当代的影响？【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查看我们的往期文章《诚食讲座 | 共同的记忆、未来的责任：历史烽烟与教育火种能否重燃保钓魂？》《周总理口中的海外五四运动：上世纪70年代的保钓风云》】
刘江永：其实当年海外的“保钓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
1970年8月，美国表示要将钓鱼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与冲绳一起交给日本，这引起中国海峡两岸同声谴责。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台湾进步青年、台湾大学研究生王晓波在岛内《中华杂志》发表了《保卫钓鱼台》一文，其中便引用了上述罗家伦抗议檄文中的话，并成为“保钓运动”的口号。这篇文章传到北美后便点燃了海外“保钓运动”的激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
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为什么美国又把中国的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中国人绝不答应，这跟“五四运动”时中国的民意民情是完全一样的。在北美的爱国华人华侨和青年学子群情激奋，坚决反对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钓鱼岛。有的人把手指剌破，在白布上写血书“还我钓鱼台”，跟当年中国青年呐喊“还我山东”是一样的。
王晓波何许人也？我稍微多说两句。最近有个热播的电视剧，叫《沉默的荣耀》，主要讲述了当年因为叛徒出卖，1000多名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枪杀的故事。这些牺牲的烈士之中，吴石将军是典型代表。其实，在这些人壮烈牺牲之后出现了又一位英雄——王晓波的母亲章丽曼。她是江西人，丈夫王建文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与儿女于1948年先行随军赴台。1950年3月吴石等人被捕后，她被中共派往台湾潜伏，孤身深入虎穴。
遗憾的是，后来章曼丽还是被抓了。她坚贞不屈，曾吞金饰、大头针两次自杀没有成功，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她的丈夫以所谓“知匪不报”而被判了7年徒刑。那年王晓波才9岁，小妹不满周岁，从此一生坎坷。因为这个痛苦经历，他二妹体弱多病，30多岁就去世了，大妹患严重抑郁症，24岁时自杀。就是这样一个王晓波！他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努力，没有辜负他的烈士母亲，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由于他坚持“保钓促统”，1972年担任台大哲学系讲师时被开除，但他始终心向祖国，投身保钓，成为台湾统派领袖。
2014年，我曾有幸在台湾与晓波老师同台演讲，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遗憾的是，2020年7月20日王晓波老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我讲这些，是希望我们大陆的朋友们千万要记住，台湾同胞有很多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和事。我认为，中国统一的前景是可期的，而那些卖国的汉奸早晚会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2020年，台湾统派学者王晓波去世，国台办称“王晓波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将铭刻在历史丰碑上” |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而且您把保钓运动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我的感触非常深。您在证据链中展示出的日本的这些材料，全部都是日本军方狼子野心准备侵略亚洲、侵略中国、侵略琉球和台湾等各个地方的军事准备。所以无论是五四运动也好，还是保钓运动也好，实际上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要回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这条路线上来。
我觉得今天刘老师的讲座真的是让我感受非常深，我相信所有的听众也都感触很深，非常非常地感谢！而且刘老师倾几十年心力来进行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正义，正本清源的研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我非常非常地佩服！我们食物主权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刘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
问题4：可否介绍一下目前台湾岛内“保钓促统”的力量及活动？【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查看我们志愿者2019年赴台湾的访谈稿《在逆流中召唤：钓教协谈保钓精神与民众教育》】
刘江永：马英九在任内时，台湾教育系统曾支持了一个项目——“钓鱼台研习营”，以推进钓鱼台研究、传播与教育。后来民进党上台，这个项目就给断了。参与这些项目的台湾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林孝信先生、他的夫人陈美霞老师等等。林孝信是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为保钓和主张中国统一，曾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台湾。尽管如此，陈美霞老师认为他做的是正义的事业，一直跟他在一起，一直支持他，直到90年代以后，台湾实现所谓的民主化，他们才得以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后，他们继续从事“钓鱼台教育协会”等保钓教育和宣传，并积极参与海峡两岸的交流。遗憾的是，林孝信先生于2015年12月20日不幸仙世。而他所开创的台湾岛内保钓教育启蒙事业及团队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令我非常敬佩。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工作，也是有家有业的人，分别住在台南、台北，有时保钓开会或组织活动经常利用的是周六周日。他们开展的工作还包括与台湾渔民维权相结合，整理保钓口述史，向年轻学生进行知识普及，组织编演与日本当局海上抗争的保钓地方小戏等等。我觉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在这儿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我觉得，我们与台湾岛内的朋友们在钓鱼岛的教育方面，有非常多的彼此认同。我相信，交流的过程会促使台湾更多的人心向祖国大陆，我们也可更深入地了解台湾。日本最怕海峡两岸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一起，所以会不断地制造是非、挑拨离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就是要维护中日两国的持久和平，就是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澄清争议，使我们双方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产生对事实的正确认知，这样才能防止反华势力铤而走险。
我们今天的讲座没有和其他国家，例如日本的朋友进行交流探讨。以后如果有机会，欢迎日本的朋友搭个讨论平台，可以就钓鱼岛归属问题拿我作为“批判”对象一起研讨。但是有一条件，说话要有事实根据，如果我错了，你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不能人身攻击。最好在日本公开上线，向全球公开，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进行论证和展示，才能促进更广泛的相互了解。一次不行就多来几次。如果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就站出来，不要做缩头乌龟。这个问题要理性讨论，凭事实说话，而不能靠捏造不实信息搞单方面、洗脑式的信息茧房，欺骗日本民众，煽动厌华或反华的民族情绪。
战后80年过去，中日已经有三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大家已经习惯了和平生活。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记忆完全不同。例如，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正因为日本社会对甲午战争和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没有反省，一些人看到日本殖民开发时期在钓鱼岛上修建的石墙等，便会认为是日本付出辛劳开拓的疆土而决不能让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认知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可能使日本误入歧途。
日本从2014年起修改的教科书首次全面写入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当年受到这种全民教育的10岁孩子，10年后就会成长为日本选民。这10多年来，针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日本官方和媒体就众口一词谴责中方“不断侵入日本领海”。因此，日本年轻一代对中国已没有历史负罪感和加害意识，认为那是89年前的事，与自己无关，反而感到自己现在在钓鱼岛问题上受欺负了，必须“加倍偿还”。这种“被害意识”和不安感通过网络信息发酵就会激起对华怨愤。结果，选举时的选票就会投给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并主张增强军备的候选人和政党，而右翼反华势力掌权后就会采取更加危险的对华政策，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
然而，和平像空气，你有的时候不会觉得它的存在。但是，看看加沙地带、乌克兰，看看世界上的战乱，这绝不是中日两国人民所期待的呀。人一定要走正路，第一个纽扣一定要扣好。中日关系也一样，不断澄清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就是扣好中日关系的第一个纽扣。他涉及历史认知、台湾问题、国际法、民族感情、海洋权益等，也是中日关系的难点与核心问题，所以我们都要老老实实做学问，实事求是做学问。最后，一定要胸怀天下。中日两国实际上是近邻，即使我们有理，也不能得理而对别人不尊重，我们还要尊重对方，要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问题5：刘老师，您好！我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非常感谢您的讲座！您刚才对钓鱼岛主权证据的梳理非常详实，特别是关于1950年代大陆官方地图的部分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请教的是，就您所知，在二战后至1970年代“保钓运动”兴起前的这段时间（即1945年至1960年代末），台湾方面是否也存有类似的官方舆图或档案文献？非常感谢！
刘江永：台湾关于钓鱼岛的文献如《台湾府志》《重纂福建通志》等，大部分舆图都是根据中国大陆的资料来的，台湾本身其实并没有这方面很详实的记录。我刚才提到的台湾那个渔区，那是中研院档案管理的文献。这些在我公开出版的书中有展示，到目前为止日方没有提出任何认为不妥的地方。
关于1970年代“保钓运动”在台湾的相关文献和档案，我没有系统查找过，但我曾经与台湾所谓的前“新闻局长”邵玉铭有几面之交。他也是“保钓运动”的亲历者，撰写过《保钓风云录：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岛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择》，值得一读。书中参考、引用了台湾当局大量的与保钓相关的档案文献、内部会议资料等。其中蒋介石相关日记，披露了当时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各种考量，以及蒋介石对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不满等。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保持学术好奇，不断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甚至要勇于质疑自己以往的研究结论，这样我们才能有新的发现。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特别感谢那些跟我有不同意见的人，因为他们具有挑战性的不同意见，有时是最好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来源。与此同时，针对日本政府外交网站上类似所谓“16问16答”等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诡辩宣传，要进行全面驳斥。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线上有一位叫“春”的听众，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提出一些意见，比如“共产党执政下钓鱼岛可能会搞不好守不住”。我觉得不论他是日本朋友还是中国人，在刘老师提出的这些历史证据面前，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占行为。
事实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拒绝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拒绝承认自己在东亚犯下的侵略罪行。在这个基础上就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对话，实际上是得不到一个真正的结论的。只能在日本承认战争罪行，真正地反悔，真正地能够对亚洲人民做出和平的举动之后，我相信钓鱼岛和其他的类似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刘江永：你说的很对！因为钓鱼岛问题实际上发端于甲午战争，所以如果日本对日俄战争以前明治维新时期的战争历史没有正确认识，就会认为只要打赢了就不必反省，不只是钓鱼岛问题，而且对台湾问题也不会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战后80年了，但他们的思想似乎仍然是活在战前。这对两国关系带来的损害可能超过他们的想象。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些人通过听一次讲座，思想就有什么根本改变，但是我们仍要着眼海峡两岸的广大人民群众，着眼日本青年，着眼长远和未来，共同探讨，澄清争议。每个参与者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但如果他出言不逊，使用过激语言，只能让旁观者清，使大家更能在对比中辨别是非，这反而是件好事。我理解，所谓厚德载物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和胸怀，去不断追寻和传播真理，同时保持谦逊的态度，继续做好我们的研究，投身我们的志业，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适合作为最后的总结。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讨论钓鱼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意气之争，争这个岛屿到底是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关键是最开始刘老师提出来的：现在这个争议已经导致中日之间不和平的风险，如果这个矛盾最后真的爆发了，遭殃的是中日两国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大陆同胞，我们团结起来要反对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反对这种强权，反对这种战争、反对侵略。所以，最后还是希望我们中日实现和平，这也是我们讨论钓鱼岛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初衷吧。
各位听众，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讲座，希望有所收获和感触。最后记得不要再提“尖阁诸岛”了，听到这个词我们应该反对。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后 记
推荐刘江永《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
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十分复杂，至少牵涉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法学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因此，要写出一本研究该问题的佳作，并非易事。而北京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的专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凭借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融会贯通这三个学术领域，成就了这部论述深刻、逻辑严谨、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力作。在我读过的诸多关于钓鱼台列屿的著作中，这本书无疑是个中翘楚。
我在学术界深耕数十载，深知学者们为了追求逻辑严谨，其著作内容对多数读者而言，往往显得枯燥乏味。但令人惊喜的是，刘教授的这本书内容却十分精彩，全书共八个篇章，篇篇引人入胜。
刘教授在这部专著中深刻指出：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笔糊涂账，而是完全可以厘清的。作为钓鱼台教育协会的理事长，我由衷感谢刘教授凭借数十年深耕国际关系学的深厚积淀，秉持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撰写完成这部著作。本协会将借助这部专著，通过教育的途径，联合台湾与大陆的民众，共同厘清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
我十分认同刘教授在书中的观点：如果不了解中日之间钓鱼台列屿问题的真相，就很难对当前乃至未来的中日关系作出准确判断。为呼应刘教授的这一观点，助力大众对中日关系作出准确判断，我郑重推荐刘江永教授的这部专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
陈美霞
钓鱼台教育协会理事长、成功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