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准 | 消解帝国主义问题，西方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跃退

对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比较熟悉的朋友，对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哈特、大卫·哈维等左翼理论家的名字应当不陌生。尽管以这些理论家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其国内政策上仍然保持批判立场，但是在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往往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保持默契。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把中国视作一个新兴的甚至是能与美国比肩的“帝国主义势力”，这让我们看到西方世界跨越了左右的反中国同盟。

这些备受推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权威，为什么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与右翼保守势力和自由派保持了一致？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是否还是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许准老师这篇文章从帝国主义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淡出西方左翼学术界开始，讨论了帝国主义问题被消解的过程，以及这种消解与第二国际破裂之间的关系。缺乏帝国主义视角的资本主义分析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文章指出，缺乏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让推翻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不可能的想象，也让对新世界的想象成为不可能，这会让西方左翼进一步脱离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

与这篇文章的讨论相关，我们此前推送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来自西方的深度反思”一文，读者可结合阅读。两篇文章实际都指向一个重要的时代任务：复兴辩证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性质。

作者 | 许准（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转载编辑 | 侯泉、侯解

排版 | 侯米

从21世纪开端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以及西方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长期停滞，西方上层整体对华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华的打压和霸权行为越来越频繁。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美国前国务卿彭佩奥在2020年于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说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总结了这种变化。在这场演说中，彭佩奥表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对华政策不够强硬，而指望中国会在与西方加强联系后自己转变（即“和平演变”）；彭佩奥随即总结道，过去几十年历史表明这个做法行不通，而是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强硬思路。尽管特朗普和彭佩奥现在下台了，但是新上台的拜登政府【编者注：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在相关问题上已经表现了萧规曹随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一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少问题上对西方政府持批判立场，但是在对华问题上却跟其政府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默契，有些在美帝霸权行径问题上号称中立，更有些直接支持对华的帝国主义制裁行动。这样的政治氛围，使得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层实现了在对华政策上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派以及新兴左翼势力的跨党派团结。可以说，这个局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出现过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左翼的新政治面貌也是耐人寻味的。20世纪历史的一条主线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从苏俄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是否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否反美帝国主义是一个判断世界知识分子是否进步的硬标准。考虑到在二战后西方左翼曾经普遍参与反战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很多人也对新中国抱有同情态度，当代的西方左翼无疑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从反帝的立场上大幅度后退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剧烈变化？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包括左翼学术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兴趣就已经明显衰退了。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帕特奈克在1974年离开西方学术界回到印度任教，他在1990年回到西方访问时，非常惊讶地发现，在他离开的时候，帝国主义问题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心议题，然而仅仅十几年后，西方左翼已经基本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了。他非常担忧这个趋势，认为帝国主义议题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消失，反而可能正是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统治加强的结果。

图1：“帝国主义” 一词在谷歌英语图书中的出现频率 | 数据来源: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帕特奈克敏锐地把握到了西方知识界的转变，实际上，利用谷歌图书扫描计划的庞大英文图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地描绘出“帝国主义”一词在英语图书中的出现频率，结果如图1所示。从1974年到1990年，“帝国主义”一词的出现频率下降了50%以上。甚至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之前，西方左翼乃至整个知识界的转变就已经在进行中了。

在列宁的时代，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即帝国主义势力围绕瓜分世界产生的竞争和战争；第二个是纵向的，即帝国主义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其他依附性地区的关系。在二战后，主要帝国主义势力至今没有开启新的世界战争，帝国主义问题的重心很自然地就演变为帝国主义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其中，毛泽东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分析，以及后来“三个世界”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左翼的理论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出版，西方进步学者纷纷开始探究帝国主义如何导致了第三世界的不发展的问题，产生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比如著名的萨米尔·阿明、弗兰克以及沃勒斯坦等，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等级，尤其是全球劳动分工以及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剩余转移（不平等交换和剪刀差等）如何在同时产生了某些国家的发展和大部分国家的不发展。

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帝国主义问题却迅速淡出思想界，是值得仔细探究的。这绝不单纯是某种研究方法或者兴趣的转变，而是反映了总的意识形态的转向。这里涉及西方左翼对马列主义的整体否定，也跟西方左翼的机会主义政治的长期政治经济基础有关系。本文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西方左翼阵营内对帝国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析变化，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入手。

在70年代，开始有西方左翼学者从不同于传统马列主义的角度来探究帝国主义问题。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正统的马列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有严重偏差，帝国主义的害处被高估了，而其对第三世界的益处则被低估了。这里面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比尔·沃伦。沃伦一度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脱党。他在1973年于西方左翼重要刊物《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磅文章。

这篇文章列举了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的部分统计数据，以此来说明，既然第三世界整体出现了工业化的趋势，而且帝国主义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差距在缩小，那么这说明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帝国主义并没有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发展产生阻碍。尽管沃伦仍然承认帝国主义的存在，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一般理论在理论上有误解，在历史论据上是不准确的。

沃伦的统计结果，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二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在其中混杂了西方扶持的傀儡经济体。但是沃伦不仅要指出二战后的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繁荣景象，还要论证第三世界正在进行独立自主的全面工业化，而西方的优势正在褪色，也就是帝国主义自己会消灭自己。他进一步想要论证，哪怕第三世界国家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确通过不平等交换被转移到中心国家，但这从长期来看也问题不大，因为这只是第三世界购买和建设自己的生产设备时期的一个短期费用。

针对沃伦的分析，1974年，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同样在《新左派评论》上列举统计数据给予了回应。他认为沃伦忽视了富国和穷国在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指出帝国主义不会自己走掉，而是需要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消灭。在同一期上，麦克迈克尔等三位学者不仅指出第三世界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证据缺乏，而且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席卷穷国的外债危机。三位学者总结道，总体上说，第三世界只在一部分国家里产生了工业化，而且是只服务于一小部分人口的依附性的工业化，这个格局的产生只能放在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当下的语境中去理解。

从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头看，沃伦的帝国主义消亡论无疑是严重偏离实际情况的。图2展示了用2010年不变美元衡量的世界范围内1960年和201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比。可以看出，世界经济中的等级是持久的。1960年是富国的到了2015年仍然是富国，而当年的穷国在过了50多年后基本也还停留在原来的相对位置上。根据图2中的数据，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年是最穷的20个国家的约30倍，而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100多倍。

图2：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60和201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databank.worldbank.org。

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根据2010年不变美元衡量的，并取了对数值。

尽管沃伦的论断并不科学，但还是对消解帝国主义问题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已经不再发挥（破坏性）作用，那么第三世界的经济不发展就成了其自身的问题。沿着这个路径思考，第三世界与其反帝国主义，不如反思自己的所谓落后的制度/文化或者腐败问题。另一方面，第三世界曾经在世界反帝反殖民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从左翼的视角来看，第三世界是老师，而富裕国家则是学生。但是在沃伦式的分析里面，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的发展是独立的，第三世界不是进步的前沿，而是需要援助，需要学习西方的学生。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一度在西方左翼里面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70年代早期开始正式亮相。

如果说沃伦开了头，那么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推到了西方左翼主流的位置。这里面标志性的论述就是布伦纳于1977年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一个对新斯密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论战性长文。

布伦纳的文章首先从欧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入手。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以及其他一批史学家针对这个转型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讨论，都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刊物《科学与社会》上面。多布和斯威奇虽然都同意欧洲封建社会的内因（阶级冲突）和外因（贸易/劳动分工和城镇兴起）决定性地推动了西欧向资本主义转型，但是他们在哪个因素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多布着重于内部的阶级关系，比如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和农奴的逃亡使得旧的生产关系无以为继，而斯威奇认为欧洲转型的主要动力来自原本长期停滞的欧洲封建社会之外，即远距离贸易和新兴城镇使得新的生产关系有了发展的可能。

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资本主义阵营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资本主义中心美国讨论社会转型的历史问题，兼具学术和政治的意味，影响深远。与这场争论相关联的是，斯威奇创办的著名的《每月评论》杂志，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上特别着重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外因），基本上引领了西方左翼在二战后的反帝国主义研究和对第三世界的关注。

布伦纳文章的主要论战对手正是斯威奇及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等研究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的学者。布伦纳完全拒绝了贸易/劳动分工和城镇兴起在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作用，这一点不仅不同于斯威奇的观点，也不同于在原来讨论中的另一方多布的观点。布伦纳认为，贸易本身无法改变生产关系，因为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封建主本身不会在意效率、竞争、剩余最大化等问题，也谈不上贸易推动新的生产关系萌芽，所以只有农村生产关系先发生变化之后，才能使得贸易等因素推动资本主义转型。

他根据这个逻辑表示，斯威奇、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在讨论劳动分工和贸易作用的时候，都隐含地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关系下（最大化）行为的存在，那么就是跳过了资本主义转型问题本身。他把这种强调贸易和劳动分工的思路称为“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认为这些学者延续的是亚当·斯密的传统，而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这个贬义标签本身就有要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来清理门户的意图。

在本文看来，布伦纳的文章至少有三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布伦纳指责斯威奇、沃勒斯坦等跳过了资本主义转型本身，但是布伦纳却用机械的逻辑抹去了转型的存在。

在他的论述中，封建主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的利润动机，只有资产阶级才可能有利润动机。这种机械的二分法意味着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必须是突变的，然而这个说法不仅违反辩证法，也跟历史事实相差甚远。斯威奇和多布讨论的基础是欧洲从封建衰落到资本主义农业兴起之间有两个世纪的时间，而布伦纳则无视了这个事实。地理学家布罗特曾经评价道，布伦纳对资本主义有一种神秘化的理解，他认为资本主义一出现就是完整的彻底的，就好像是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统治人类的神仙一样。

第二，布伦纳所依据的关键史实是错误的。

比如在东欧西欧历史分流问题上，沃勒斯坦曾经解释由于波兰/东欧逐渐作为粮食生产者融入世界体系中，所以这些地方的封建主推行过二次农奴化，以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控制和增加出口。这个论据说明，贸易/劳动分工地位可以直接影响内部的阶级关系。而布伦纳试图论证，贸易对内部阶级关系影响很小，因为波兰在二次农奴化之前的粮食贸易规模不大。而历史学家丹尼马克和托马斯在研究中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数据，指出虽然波兰粮食出口是在二次农奴化之后才达到顶峰，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显著增长，因此很有可能国内生产关系受到了贸易的影响。

第三，布伦纳有很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他基本没有论及殖民主义以及其对被殖民地区生产关系的影响。

他看重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一些历史因素，比如人身依附减少、货币地租、农民斗争等，其实在亚洲、非洲等多个地区同样存在。彭慕兰虽然不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但在其著作中指出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到1800年都非常类似，但是殖民扩张和奴隶庄园使英格兰最后迈出了领先的一步。除此之外，尽管布伦纳宣称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至关重要，但在他的其他论著里面，实际上表达了只有英国历史上的（甚至不包括其他西欧地区如法国）那种特定的阶级关系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某种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存在，所以资本主义的产生肯定是因为这种英国的阶级关系。这是一种谬误逻辑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

抛开这些研究上的问题，布伦纳的文章并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讨论，而且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借助于否定贸易和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进而拒绝承认当代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甚至鼓吹第三世界才是在贸易中获得剩余价值转移的一方。如同沃伦的文章一样，布伦纳的文章也同样拒绝了帝国主义问题的意义，并指责持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人有“一国社会主义的空想”。这里的矛头直接指向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西方左翼，但从根本上是反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传统。

沃伦和布伦纳的论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伦纳的文章更是成了这方面的权威论述。有意思的是，事关帝国主义如此重大的主题，在思想史上针对这些文章的批判性的回应却非常少，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有学者就指出，沃伦论题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因为1980年以后西方政治氛围的整体转变，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就大大弱化了。西方左翼对于这种消解帝国主义的分析接受得如此顺利，这又是跟西方左翼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长期负面影响分不开的。

不管是沃伦还是布伦纳，在其写作中，都试图否定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而要回归到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去。他们所不喜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列宁等开创，又由毛泽东等进一步发展的马列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那么他们偏爱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布伦纳在其文章里特别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里面的一段著名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无疑表达了他们在1848年对资本主义推动整个世界进步的革命性作用的乐观看法。马克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是表示肯定的。比如在印度问题上，他说：“……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略带希望地说：“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在当时很可能是恰当的。正如列宁所总结的：“1789—1871年这个时代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脱外国奴役。”而到了1871年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就已经成了“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学家安德森指出，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开始更多地探索西欧、北美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潜力。

在他著名的给查苏利奇的信里，马克思就表示俄国农村的公社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在这里，马克思跟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布伦纳们划清了界限。在恩格斯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里，他也说：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期就已经在有意识地辩证地看待历史，以及在探索革命的过程中研究工人贵族和欧洲内部薄弱环节的问题。这从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就可以看出一点来。根据恩格斯晚年的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主要成员是德国移民工人和手艺人。这里面值得提到的是，尽管设立在伦敦，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没有基于英国工人和工会。

实际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并没有产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写下《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了当时不发达而且尚未统一的德国身上：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英国的工人阶级，尽管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对发达的物质条件，却并没能承担起推动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他1870年的信里，马克思就观察到由于英国拥有海外附属国如爱尔兰，以及英国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种族主义的同盟，英国工人的革命潜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用他的话说：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

如果说这种殖民宗主国的身份认同在早期更多的是一种歧视和偏见，在后期随着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出现，则是实实在在地获得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长期繁荣，工会的合法发展，实际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选举权的逐步铺开，都加强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工人组织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开始能分享一小部分帝国主义从第三世界盘剥来的超额利润。

当恩格斯在1892年写下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版序言时，他记述了从1845年此书出版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他观察到工人阶级里面的工厂工人和工会成员的境遇都得到了长期性的改善。恩格斯以此来解释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恩格斯在1883年给倍倍尔的信里面，强烈地否定了英国的革命潜力。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英国正在展开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只有当工人感到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被打破时，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运动才会在这里兴起”。即使英国工人从帝国主义里面拿到的好处可能有限，“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因此英国工人阶级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以谋求一点“小恩小惠”。

这些分析为列宁后来发展出帝国主义和薄弱环节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那么到了德国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身也开始大幅退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重视革命理论建设，而是宣传一种简单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自然而然的，而党的领导层如倍倍尔和考茨基则满足于在国会拿到更多的席位。随着德国帝国主义出现了一时的繁荣，党内的工联分子鼓吹改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流。社会民主党内也不谈马克思主义教育，虽然越来越多的人给社会主义投票，但是大部分党员都已经对研究社会主义丧失兴趣。社会民主党的基层党员一方面在物质生活上逐渐获得改善，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又主要从资产阶级新闻、殖民主义的探险和战争传奇故事中获得营养。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逐步腐化的迹象。

著名的修正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就是社会民主党在国会的长期代表，他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党内的右翼。伯恩斯坦一度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而且是进步的东西；哪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尽管承认帝国主义跟一些资产阶级利益相关，他仍然认为帝国主义基本上是进步的。在伯恩斯坦的眼里，英国的帝国主义是民主的，所以值得肯定和模仿，而不民主的德国帝国主义则是反动和危险的。正是这位伯恩斯坦鼓吹一种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并在1907年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大会上引发了重要的争论。

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列宁赞扬了这次大会的广泛代表性：884位代表来自五大洲的25个民族。列宁认为，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标志着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但是列宁也指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

参加这次第二国际大会的德国代表有非常鲜明的保守和修正主义特点，而且总体上整个西欧的代表都是如此。支持殖民主义的代表包括荷兰的万科尔以及德国的伯恩斯坦和大卫，这些人主导了讨论殖民主义的委员会。他们的多数派提案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从殖民地获得的好处被夸大了，并且大会不应该在原则上否定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也可以传播文明。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而且已经可以看到很久之后沃伦和布伦纳的论述的部分雏形了。对此，列宁评论道：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斯图加特大会上最后表决关于殖民地问题时，代表的民族国家身份发挥了强烈的作用。德国代表团全票赞成支持殖民主义的提案，而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代表团则支持反对各占一半。在大会上，是靠了非殖民国家的代表投票，原本的少数派提案才成为大会最终决议，而且领先的不多，127票反对殖民主义，108票支持殖民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西欧社会主义党派的右转在这次大会后继续发展，区区几年后，这些党派就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决定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国际及其理论也在实质上破产了。

从这段共运史的回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在长期寻找革命突破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列宁主义的洞见，即由于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存在，新社会并不会从工人政治趋于保守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即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产生。实际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欧洲的落后地区（俄国）以及世界上更广大的落后国家（如中国）发起的。

如列宁在1913年所精辟总结的，与表面的发达程度恰恰相反，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说，欧洲是落后的，而亚洲是先进的。马列主义在20世纪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从共产国际的年代一直到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左翼的主流大致是跟随马列主义的，但是第二国际政治的实际物质基础即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到了上文提到的70年代之后，旧的第二国际式的政治重新登上了舞台。

如前文所述，帝国主义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本上从西方左翼的视野中淡出。然而，从21世纪初开始，尤其是在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舆论中重新兴起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并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出版。但是一些著名的西方左翼学者，包括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哈特以及大卫·哈维，却延续了第二国际的传统来继续模糊消解马列主义传统。

奈格里和哈特在21世纪初发表了影响力颇大的著作《帝国》。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声称，帝国主义实际上给资本套上了“紧身衣”，所以资本最终需要超越帝国主义并消灭帝国主义与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这个论断无非是说资本主义已经越过了帝国主义阶段，实际上是伯恩斯坦/沃伦/布伦纳观点的翻版，在作者的分析里，取代帝国主义的是所谓帝国，即一个水平而且去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每月评论》主编福斯特曾经犀利地评论道，奈格里和哈特的书是一个左翼版本的“历史终结论”，把美国的外交政策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语言包装起来了。

在《帝国》一书中，两位作者重新诠释了列宁和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并得出结论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的观点更契合的。他们甚至声称列宁在实质上同意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而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列宁选择了不同的应对超帝国主义的政治方案。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列宁自己的作品里面就已经暗示了，世界的前途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要么是帝国（实际上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按照这种解释说下去，既然列宁已经同意世界的未来是某种稳定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那么之后的革命行动就成了一种带有绝望意味的反抗。实际上如何呢？

1915年列宁在给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著写序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自己全面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所以列宁在当时还不能对所谓超帝国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但是他仍然鲜明地指出这种超帝国主义的想象在政治实践中意味着机会主义，意味着逃避现实的帝国主义问题。1916年，他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其中列宁明确地表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相对力量的消长，从根本上说任何稳定的帝国主义结盟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否认了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大卫·哈维提出了另一种类似的论点。在哈维的论述里，帝国主义可能还继续存在，从外围到中心的剩余转移也可能发生，但是中心国家/帝国主义的范围却是高度变化的，要么是帝国主义集团会不断吸纳新的成员，要么是资本主义发展甚至能够使中心外围的关系发生逆转。

比如，哈维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净财富的转移方向已经不再是从东方到西方，从总的方面来说，而是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史密斯在近年著有影响广泛的《21世纪帝国主义》一书，他跟哈维曾经有一场论战，史密斯认为哈维实质上是否认了帝国主义的存在。在对史密斯的回应中，哈维则指责史密斯所秉持的“传统（固定和僵化）”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不足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

然而，哈维所谓新分析把帝国主义与贸易顺差或者经济快速增长等同起来，这是颇为浅薄和不科学的。帝国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就对应于生产或者出口的增长，而是描述了一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等级关系。就如我们所熟知的，殖民地或者外围经济体（如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加勒比地区）在历史上也能有大量的出口，收入也颇高。从经济增长上说，在1850年到1900年，也大略是在帝国主义兴起的时期，波兰和智利这类国家能实现大约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这基本上是同时期英国和法国相应指标的两倍。很显然，靠这些指标来判断加勒比地区国家或者波兰、智利在当时是帝国主义是荒谬的。

哈维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结合了地域型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扩张的矛盾体。这个定义的前一半指的是一种抽象而形而上的“地域逻辑”，而后一半则描述了一种扩散主义式的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在进行水平的扩张。值得指出的是，在哈维的定义里面，丝毫没有提到资本主义内部的等级，没有提到中心和外围的区别以及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

这种似乎处于某种平坦世界的流动性的资本主义，其实质与之前提到的沃伦/布伦纳以及更早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是等同的。从这个理解出发，哈维把任何工业生产中心的转移都视作帝国主义的转移就不奇怪了。史密斯指出，哈维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谈论世界权力正在转移到印度、埃及和匈牙利之类的新工业化国家，而到了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哈维就开始谈论东亚，或者所谓中国的“帝国主义崛起”了。

实际上，在最近这些年，西方有大量讨论（自然包括哈维的）或直接或间接地把中国视作一个新兴的甚至是能与美国比肩的“帝国主义势力”。在很多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言论里，包括左翼学者那里，对抗所谓中国帝国主义甚至已经成了某种默认的共识。极为讽刺的是，直接参与制定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国务部门也把帝国主义作为中国的一个罪状来写。这种奇特的左右共识，本身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左翼否定马列主义传统，复辟第二国际路线，导致在帝国主义问题上认识扭曲、理论混乱的直接结果。

中国长期属于第三世界，一直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拿哪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跟帝国主义相距甚远。从国际贸易里面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看，中国总体上长期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价值通过全球产业链被转移到了发达国家。根据有关学者测算，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长期维持在美国单位劳动成本的40%左右。从全球产业分工来说，中国可以算作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经济体。

从对外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19年仅占本国资本形成数额的1.9%，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值6%，也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值3.5%。这说明，对外资本投资在中国经济格局中远远不占有关键地位。而且一大半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投往了香港和一些避税港，这里面有些可能实际是资本外逃，有些可能则变成外资身份重新回到国内。虽然中国积累了可观的海外资产，但是外汇储备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储备并没有实际赋予中国在美国等经济金融市场领域的话语权。

尽管中国实现了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成绩是靠中国劳动者的艰辛劳动换来的，而不是靠军事霸权、货币霸权或对关键材料和科技的垄断。西方资产阶级对所谓中国帝国主义的宣传，是为了模糊世界人民的关注焦点，来掩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盘剥。而西方左翼轻易地接受了这样的宣传，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否定了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由如大卫·哈维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发展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更新版的第二国际理论。在这样的理论武装下的知识分子难以区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上长期影响西方左翼的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更加发挥影响。

在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视野下，帝国主义的盘剥和剩余价值转移使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和，而使得非帝国主义/外围国家的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难以得到解决。在这个历史及理论意义上，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改良的历史空间，而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条可行的出路。中国就是身处其中，又坚持探索自己道路的一个典范，这其实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链条。在这样的地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打压封锁，是对进步的要求，而不能同所谓大国沙文主义和纯粹的争霸等同。

当很多西方左翼抛弃了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之后，资本主义就已经不是列宁说的腐朽寄生性的生产模式了，而似乎成了某种可以永生的充满活力的体系。他们也就无法如列宁和毛泽东那样从第三世界发现新社会的可能性。既然资本主义如此强韧，而看起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又遥遥无期，那么第二国际政治路线就自然地出现了回归。

当代的第二国际政治包含了两种互相配合的思路。

第一，给定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这种思考认为世界进步的可能性在于发展更好的资本主义。

这里的“更好”常常指的是个人自由、多党制、产权保护以及其他在中心国家一般能观察到的特点。当“进步”本身（再一次）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复制美国/西欧资本主义的时候，西方左翼很快就能跟帝国主义政府站在一起，来攻击那些所谓低人权的第三世界国家。就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从原则上并不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样，今天的西方左翼有相当一部分从原则上不反对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裁和颠覆活动。对于这些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怎么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而是怎么消灭所谓“威权资本主义”，这个词其实就是过去“不文明社会”的当代翻译罢了。

第二，如果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强大的没有不可调和矛盾的体系，那么我们就将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或者是所谓超帝国主义时代）。

在看不到真正出路的条件下，西方左翼的目标就自然成为追求更好的帝国主义。就如伯恩斯坦曾经特地区分过好的帝国主义和坏的帝国主义一样，当代学者大卫·哈维也寄希望于一种更好的帝国主义。就如哈维在其著作《新帝国主义》中所述，尽管还有更激进的答案，就现在而言，争取一个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国内和国际的新政已经足够了。

哈维认为，这种（温和帝国主义）方案要比那些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帝国主义方案和平仁慈得多。哈维的保守主义在这之后越发明确，他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甚至表态说，资本已经力量太大了，消灭资本积累已经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了，因为一旦现有的资本流通被停止，世界上80%的人口都得遭受饥荒之苦。他进一步说，19世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曾有过的那种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在当代是绝不可能的。这样的否定社会主义的人物，在西方左翼里却备受推崇，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权威，当代西方左翼的思想状况可见一斑。

在第二国际路线主导了西方左翼包括一部分中间偏左的自由派的情况下，西方进步阵营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极为无力的。这一点在近些年美国打压中国的事情上表现得很清楚。美国右翼以及主流大肆宣传所谓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利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反共历史积累，美国主流的宣传把中国塑造成了敌人，腐蚀了美国的劳动群众。而很多左翼人士也是全盘接受这种宣传，认为至少不能支持中国帝国主义。

由此，第二国际路线催生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跨越左右的反中国神圣同盟。文章开头提到的印度学者帕特奈克在他1990年的文章中有一个警告，他说帝国主义问题的消解只会加强全世界的右翼势力，而且会激发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排外运动。在我们步入21世纪20年代的当代，这些预见显得越发重要。

总结来说，西方左翼在70年代以后围绕帝国主义问题经历了巨大的转向，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节点。如果不能跟历史上的反帝传统重新建立联系，如果不能对当代帝国主义问题有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左翼就可能会越发脱离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是追随马列主义，还是追随第二国际，这是西方左翼接下来面临的关键问题。

文章来源：此文改写自 “The Ideology of Late Imperialism: The Return of the Geopolitic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发表于 《每月评论》 2021年3月刊, 中文精简版曾刊于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此处对英文稿做了一定的补充和调整。转载自公众号“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转载时参考文献从略，可前往原文查看。

原文标题：许准丨帝国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的历史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