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朗的漫长战争：新事件与旧问题

2025年6月，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伊朗发动了为期十二天的袭击，炸弹落在德黑兰的核设施、军方指挥部，也落在了关押政治犯的埃文监狱。西方媒体用“哈梅内伊的偏执”“德黑兰的猜忌”概括伊朗的反应，仿佛这一切只是一个多疑政权的内部戏码。

本文作者Behrooz Ghamari（贝赫鲁兹·伽马里）是伊朗裔历史学家，前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主任。1981年，他因加入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被捕，在埃文监狱被判死刑。1984年萨达姆轰炸德黑兰时，他正以晚期癌症患者的身份躺在监狱医务室，每晚思考导弹落下时该如何逃命。四十年后，他在纽约家中看着以色列的炸弹落在同一座监狱——那个他曾经等死的地方。

以这段穿越四十年的亲历为线索，作者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几条叙事线重新接到了一起：1953年中情局推翻民选总理摩萨台的“阿贾克斯行动”、两伊战争中西方对萨达姆的全力撑腰、内塔尼亚胡从1992年讲到2025年的“伊朗核弹倒计时”、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他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不论伊朗是立宪政府、还是革命政权，是改革派、还是强硬派，只要不肯当美国的棋子，都难逃被遏制、被妖魔化、被轰炸的命运？

答案不在德黑兰，而在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政策逻辑里。这套逻辑，作者用阿富汗尼1884年的话一针见血地概括：他们一边拔剑割断你的咽喉，一边流着泪说，杀你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

作者｜Behrooz Ghamari（贝赫鲁兹·伽马里）

翻译 | 卓嘎、青松、RCY、歲川

校对 | 曙光 

责编｜Ripple

后台排版｜净怡

Behrooz Ghamari（贝赫鲁兹·伽马里）是一位出生于伊朗的美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目前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地方、文化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兼任多伦多大学伊朗研究所研究员。2020年至2024年间，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担任伊朗与波斯湾研究中心主任。

他撰写了三部关于1979年伊朗革命及其后续历史背景不同侧面的著作：《后革命时代的伊朗：伊斯兰与异见》(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2008)、《福柯在伊朗：启蒙后的伊斯兰革命》(Foucault in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after the Enlightenment,2016)、《铭记阿克巴：在伊朗革命的内部》(Remembering Akbar: Inside the Iranian Revolution)，以及2026年刚出版的《对伊朗的漫长战争：新事件与旧问题》(The Long War on Iran: New Events, Old Questions)。

1984年2月，萨达姆开始系统性地轰炸伊朗各大城市。那时，我被关在德黑兰的埃文监狱，是一名死囚。我独自一人待在医务室的牢房里，淋巴癌已到晚期，身体虚弱得厉害。整个病房死一般寂静。偶尔，从别的牢房传来囚犯低沉的呻吟声，刺破那让人喘不过气的沉默。导弹在城里炸响，震得大地都在颤抖。而我，一边是等待处决的炼狱，一边是自己的身体在无人过问的癌症中一点点耗尽。

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床上，拼命想着如果导弹真的落下来，我该怎么办。朝最近的出口跑？可万一看守们对着逃跑的囚犯乱开枪呢？钻到床底下躲避碎石？还是干脆就平静地躺在床上，认命算了？

一天晚上，一名看守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他让我放心，说导弹不会炸到监狱。“就算真炸了，那咱们也一块儿完蛋，这倒是咱俩唯一共通的地方了。”他带着嘲讽的口气说道。平时，他话不多。我脖子上有个很深的伤口，由他负责换药。他每隔一天来换一次绷带，几乎从不吭声。他干这活儿心不甘情不愿，还总不忘提醒我：反正你也要被处决了，何必费那个劲呢。话里话外，让我明白他心里有多纠结。

说来也怪，这场轰炸反倒让我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自的立场：一想到有可能被同一片废墟掩埋，我们之间竟也能生出短暂的患难之情。他跟我讲起自己去南方前线的经历，说他永远也忘不掉那些抗击伊拉克侵略的战士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样子。说着说着，他提到那些人里有“我弟弟，他现在在天堂了”。他强忍着悲伤，挤出一个颤抖的笑容，他很快意识到，我俩的处境有多荒诞：一名监狱看守，竟在向一个死囚吐露心声。而这个囚犯所背负的罪名，恰恰是推翻他正在守卫的政府，这个政府，此刻不仅要对付国内的反抗力量，还要抵御外敌入侵。

三年前（1981年），我因为加入一个旨在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组织而被捕。被捕四个月后，我就受到了审判，被判处死刑。从那以后，我一直在等待行刑的那一天。在死囚牢房里关了一年之后，我患上了癌症。拖了几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直到狱方认为病情恶化到了晚期。

伊拉克炸弹落在城里，轰鸣声和冲击波接连传来，最初的震惊过后，我心里涌上一种深深的听天由命。我毫不怀疑自己很快就会死，要么死于癌症，要么死在行刑队的枪口下。我躺在床上，没有任何愤怒，只有无力感，仅此而已。但看守们却由此认定，我在心里盼着萨达姆的袭击，觉得埃文监狱要是被炸毁，说不定能给我一条生路。

其实恰恰相反。我当时就知道，萨达姆的侵略，主要是想利用革命后的动荡局势，趁机扩张伊拉克的领土，霸占伊朗的油田。我和我的同志们是革命后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一方，但我始终忠于革命的理想，忠于那场孕育了革命的解放政治。

1980年夏末，伊拉克军队发动突袭，攻占了伊朗西南部一大片地区。经过两年血战，伊朗方面夺回了失地。萨达姆在前线损失惨重，于是开始向德黑兰等大城市发起攻击，企图瓦解伊朗的民心士气，迫使民众推翻自己的政府，从而结束战争。在1984年2月7日至22日的短短两周内，伊拉克的炸弹和导弹造成4700多名平民遇难，两万多人受伤。伊朗也以牙还牙，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当时，伊拉克是苏联的附庸国，苏联是其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伊拉克的空袭用的就是苏制战机。尽管冷战正处在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和北约盟友却从这场侵略中看到了两个机会：一是借机遏制伊朗革命，二是做成一笔又一笔军火大单。法国向萨达姆提供了幻影-F1战斗机，用来对付伊朗的F-14雄猫战斗机。德国公司向伊拉克运送了大量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而萨达姆则用美国制造的贝尔直升机，将这些化学武器投向平民。里根政府除了与伊拉克共享情报，还向伊拉克政权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使其经济免于全面崩溃。

我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被埋在埃文监狱的废墟之下的噩梦，终究没有成真。那时，埃文监狱并没有遭到轰炸。八年战争，两伊双方伤亡各数十万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满目疮痍。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终于签署了停战协议。战争结束了，但美国遏制伊朗、重塑中东格局的图谋却从未停止。1991年苏联解体后，单极世界秩序成形，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行为，都越来越难逃其打压。

美国对9·11袭击事件的反应揭示了它的真实面目。为了展示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惜对假想敌大打出手，全无顾忌。伊朗，始终是它的头号目标。

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一周，我受邀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一场关于伊朗政策的研讨会。当时我已是一名社会学教授，本以为研讨会的目的，是想办法避免战火蔓延到伊朗。没想到，与那几个国务院和国会幕僚的会面，讨论的却是在攻占巴格达之后，美军最快多久能打到德黑兰。

当时的伊朗，刚从1980年代的腥风血雨里缓过一口气。那十年，成千上万人遭处决，数十万人被监禁或流放。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是“文明对话”，正面回击亨廷顿那套“文明冲突论”；二是“伊朗属于全体伊朗人”。然而，华盛顿对此充耳不闻。白宫与整个新保守派圈子，都沉浸在一句狂言里：“男孩去巴格达，真男人去德黑兰。”

伊斯兰共和国很快就明白，除了对内高压，它的生存还取决于能否在国境周围打造一道“防火墙”，威慑美国和以色列重划地区版图的野心。伊斯兰共和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扶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以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声援，与其说证明了它的扩张图谋，不如说是自保的手段。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认同美国霸权，或者默许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横行。但正如美国国务院伊朗事务处前处长亨利·普雷希特在1988年所指出的，驱动伊斯兰共和国的，是“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独立，而非向外扩张势力范围”。

2025年6月23日，战火再度烧向伊朗。我在纽约的家中看新闻，看到以色列军队轰炸了位于德黑兰北部的埃文监狱。那一刻，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四十多年前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奇怪的是，我竟觉得像是自己的家被袭击了。那种发自内心的震动，持续了好几天。

随着更多消息传出，我们得知共有79人遇难，其中大多是监狱的工作人员，包括社工和法律人员，还有不少是正在探视狱中亲人的家属。同时也有消息说，许多囚犯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冲向爆炸现场，去营救埋在废墟下的人。这些人里有审讯员、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医务室的医护人员。

埃文监狱的志愿医生萨伊德赫·马卡拉姆在袭击中幸存下来。她事后告诉记者，自己被埋在废墟下，已奄奄一息。“是囚犯们把我挖出来，抬到更安全的角落。他们给我拿来水，用毯子裹住我发抖的身体。他们用临时夹板固定住我骨折的腿，帮我擦掉脸上的血。他们本可以逃跑，却留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绝不会丢下你。’”

埃文监狱以关押政治犯而闻名，这次轰炸，再次将伊朗的深层矛盾摆到了台面上。伊拉克袭击已是四十年前的事，而伊朗在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仍然在地缘政治的火药桶中，艰难维护着自身主权。面对外部的武力威胁，伊斯兰共和国动用一切权力手段，将工人、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与宗教少数群体的抗争统统纳入“外部势力渗透”的叙事框架，从而把镇压包装成捍卫主权的必要代价。

外敌在埃文投下的炸弹，让这一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它让那些异见者的困境获得了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又坐实了伊朗政权的一个心病——外部势力确实想煽动伊朗的政权更迭（参见《被湮没的穆斯林异见之声》一章）。

就在轰炸埃文的十天前，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端袭击，暗杀了伊朗军方的高级指挥官，并向德黑兰及其它主要城市发射炸弹和导弹。这场为期十二天的袭击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其目标是摧毁伊朗核浓缩设施。明面上，这场行动希望借此为由头，让炮火激起伊朗人民的反抗，从而推翻伊斯兰共和国。首轮打击过后，伊朗政府组织了大规模反击，用自主研制的导弹对以色列城市实施密集攻击，部分导弹甚至突破了看似坚不可摧的“铁穹”防御系统。

四十年前，大国纷纷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而这一次，用德国总理的话说，以色列则被委以重任，“替我们在伊朗充当打手”。三十多年来，以色列领导层一再声称，伊朗距离制造出核武器只差几个月。1992年，时任普通议员的内塔尼亚胡就声称，德黑兰距离拥有核弹只差几年时间，他在1995年出版的《抗击恐怖主义》一书中重申了这一说法。在2012年9月那场臭名昭著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中，他手持一张卡通风格的示意图，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伊朗已处于制造并部署核武器的临界点。“到明年春天……他们就准备好进入最后阶段了。”

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酝酿了数十年（期间还历经数次小规模预演）。而伊斯兰共和国方面的应对，也同样早有准备。自掌权以来，伊斯兰共和国便将一切镇压异见、限制自由的举措，包装成抵御外敌、保卫政权的必要手段。西方观察人士往往将伊朗高压管控制度的形成，归结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多疑与偏执。然而，这不过是转移视线，来掩盖西方国家在其中的责任。“哈梅内伊的盲目偏执解释了伊朗镇压的残酷”[1]、“战火之下，德黑兰以镇压和猜忌回应”[2]、“哈梅内伊躲进掩体，疑云笼罩伊朗”[3]，以及“美国参战，伊朗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统治者深陷于偏执”[4]，诸如此类的评论，在西方媒体中屡见不鲜。

以色列在伊朗境内搞了几十年的破坏、暗杀、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明的暗的，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主流媒体的结论却是：伊朗领导层“过度多疑”。以色列及其盟友发动了全面战争，扬言要杀死最高领袖，大肆炫耀自己在伊朗安插的卧底网络，以及如何渗透进国家和情报机构的最高层。即便如此，媒体依然说：伊朗社会的高度戒备，不过是这个政权的偏执“到了顶点”。

在以色列发动首轮袭击的前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伊朗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协议规定的义务。然而，与美国媒体的头条报道相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并未提供任何新信息，也没有拿出伊朗违规或从事核武器化项目的证据。相反，报告翻出了一件几十年前的旧账。报告援引了伊朗2003年就核项目军事层面所作的答复，同时在三处地点相继发现了高浓缩铀颗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伊朗存在核武器化项目，二十年来的监测工作也从未间断。尽管如此，他仍对伊朗的透明度和诚意表示怀疑。

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在维也纳召开时，以色列政府已事先向美国和其欧洲盟友通报：对伊朗的攻击迫在眉睫。机构在会上提交报告之前，作战计划已经拟定，各方支持已经到位，以色列摧毁伊朗核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绿灯早已亮起。人命代价几何，无人在意。那时，伊朗和美国正就伊朗核浓缩项目的限制范围谈判一项新协议。双方已在阿曼和意大利举行过五轮会谈，并定于两天后在阿曼再次会面，谁料这时以色列突袭了伊朗城市。

当年，国际社会为萨达姆的侵略战争撑腰；这一次，以色列的攻击背后，同样站着美国及其盟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从卡塔尔军事基地起飞，为以色列战机提供空中加油，若无此支援，这些战机根本无法飞抵伊朗目标。与此同时，英美两国在以色列囤储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法国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的报复性导弹，而约旦和伊拉克则被迫开放各自领空，让以色列能够畅通无阻地实施袭击。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在伊朗人心中记忆犹新。以色列轰炸伊朗城市，立即唤起了加沙被彻底摧毁的景象。伊朗人清楚，以色列在犯下战争罪和种族灭绝时毫无底线。以色列及其美国后台，就是要用加沙的惨状震慑伊朗人，让他们看清楚对手能做出什么，逼他们在开战头几天就举手投降。他们还寄希望于激起国内外异见人士的自发动员，从下而上推动政权更迭。轰炸埃文监狱，可以视为这种天真幻想的写照：炸开监狱大门，群众蜂拥而入，将获释的政治犯高高扛在肩上，庆祝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伊朗版的“攻占巴士底狱”。

许多流亡海外的伊朗异见人士将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伊斯兰共和国。他们当中，有人梦想巴列维王朝复辟，有人则期待现有政治秩序走向民主转型，同时为美国的地区利益留有余地。

保皇派明白，重塑伊朗地区地位的关键在于主权问题。前国王之子礼萨·巴列维以美国和以色列盟友自居，战争期间尤为如此。保皇派心里很清楚，美国需要在伊朗扶植一个听话的政权，而他们正要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伊朗国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许多人虽然鄙视和不信任本国政府，却也能看清以色列的本质，绝不欢迎它的武力插手。以色列日益走向神权统治，拿《圣经》来为自己的领土和建国主张背书；埃及、阿联酋、沙特等威权政体，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其他盟友——这些国家，有什么资格要求伊朗走向世俗民主，并把这当成解决冲突的答案？那些相信伊朗只要走向民主世俗化就能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异见人士，没有看透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不过是拿人权和公民自由当工具，为全球扩张铺路，而自己犯下的暴行却可以一笔勾销。加沙种族灭绝已经持续两年多，这一切已经昭然若揭。

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代表行善的仁慈力量，天然拥有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未来的道义权威。许多伊朗异见人士对这套美国神话照单全收，与七十年代那一代革命者的反帝立场相去甚远。那个年代，对于伊朗革命者来说，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南非、智利、巴西、阿根廷、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古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自己的斗争紧紧相连：推翻沙阿的暴政，反抗这个政权替美国在中东充当打手的本质。

地缘政治问题向来与社会正义和公民自由议题交织在一起。然而近年来，许多国内外的伊斯兰共和国批评者开始收窄视野，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正义斗争渐行渐远，只盯着伊斯兰共和国对本国公民的镇压。这并非是要为伊斯兰共和国的严酷内政开脱，而是要将其放入更大的图景中来看：美国的扩张野心，及以色列建立“从河到海”的大以色列图谋。而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那条河已不再是约旦河，而是幼发拉底河。

2010年代初，伊朗改革派打出口号：“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我的心只为伊朗跳动（na Ghazeh, na Lobnan, Jānam fadā-ye Iran）”。其言下之意是，伊斯兰共和国扶持所谓“抵抗轴心”——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拉克各路武装、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白白耗尽了本已所剩无几的国家资源，苦的是伊朗老百姓。他们认为，这一政策将伊朗拖进地区冲突的漩涡，反过来又给整个社会的高压管控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些批评者没有看透：只要伊朗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和美国相悖，不管伊朗是什么政权，都难逃被妖魔化的命运。

多年来，伊朗政府一再声称，在大马士革、巴格达、贝鲁特和巴勒斯坦的街头支持抗敌力量，就是为了不让战火烧到德黑兰和伊朗本土。在阿萨德政权垮台、真主党遭到斩首式打击、哈马斯与加沙平民遭受种族灭绝这一切之后，以色列对伊朗动手，让伊朗政府的那套逻辑比任何时候都更站得住脚。遏制伊朗、迫使伊斯兰共和国屈从于西方列强及其在中东代理国的殖民利益，这正是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根本逻辑。自1979年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覆灭，地区旧秩序就此打破，这一逻辑便从未改变。

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轴心”示意图 | 图片来源：东方财富网

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君主穆罕默德·礼萨·沙阿，本身就是美国在中东遏制政策的一枚棋子。谈起伊美关系，主流叙事往往从1979年的人质危机说起。然而我在七十年代的伊朗长大，我这一代人，乃至父辈那一代，每当提起美国，脑子里头一个浮现的，是1953年中情局与军情六处联手策动的那场政变。被推翻的，是民选总理摩萨台，那位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的领导人。当时，伊朗人已清楚意识到，英伊石油公司的账本，他们看不到，经营决策，他们插不上手。本国资源换来的收益，不足两成落入伊朗口袋。石油工人每天只挣五十美分，没有病假、假期、伤残赔偿或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

那是一个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反帝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的年代。摩萨台相信，争取本国资源合理份额的诉求，即便美国也会认同。他想错了。冷战思维主导下，美国认定只有强硬的独裁政权才能挡住共产主义蔓延，因此断定，摩萨台作为自由主义者，没有足够的铁腕来治国，压不住苏联的扩张野心。1953年夏天推翻摩萨台的那场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阿贾克斯行动”。

当时，伊朗是美国全球利益中最重要的立足点之一。尤其是在以色列这个殖民定居者国家尚处襁褓之时，伊朗在中东的地缘位置更使其成为西方绝对不能失去的战略前哨。摩萨台捍卫伊朗主权的决心，加上举国上下的民心支撑，迫使沙阿出走海外。然而，中情局通过政变，将穆罕默德·礼萨·沙阿从罗马召回，扶植其重登王位。此后，伊沦为一个乖顺的附庸国，落了个“地区宪兵”的外号。政变后，沙阿继续统治伊朗二十五年。在伊朗的政治话语里，这段时期有个专门的说法：专制黑暗年代。

主流媒体谈及伊美关系时，往往从1979年的“人质危机”讲起。按照这套叙事，一群疯狂的毛拉（伊斯兰教士）和他们的激进穆斯林学生，公然违反国际法，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将数十名美国人扣为人质长达444天。他们恨我们，只因我们捍卫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对于这种奥威尔式的叙事，常有批评者以讽刺口吻反将一军：伊斯兰共和国的的真正“罪状”，是让伊朗紧挨着美国在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机场、雷达站和海军设施，毕竟那一带还驻扎着四万多美军呢。

2025年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发动的袭击，根源在于伊朗对地区霸权的挑战，而这段历史可追溯至1953年的那场政变。以色列在美国和欧洲支持下发动的这场无端袭击，恰逢巴勒斯坦种族灭绝暴行持续之际，紧随其后的，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一名前伊斯兰国/基地组织高级头目被扶植为叙利亚国家元首。这一切绝非巧合。数十年来，战争、暗杀、破坏活动和网络攻击一直在暗中进行，不为人知。如今，它们的的面具已经摘下。

1985年，高等司法委员会撤销了对我的死刑判决，我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几个月后，我辗转离开伊朗，前往斯坦福大学医院接受了强效化疗。随后我重返校园，成为一名研究政治事件与历史的学者，正是那段历史塑造了我早年的人生。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书写伊朗革命以及它在国内、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1979年革命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这个国家有过短暂的希望与振奋，但更多的是漫长的绝望与幻灭。

伊朗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应付了库尔德武装【译者注：指代那些以暴力或军事手段，试图在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或谋求高度自治的武装组织】多年的割据斗争，国内的社会动荡也从未真正平息。光是政权建立的头十年里，就有数千人被处决、监禁或致残。主要反对派组织之一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暗杀了数百名政府官员，随后在两伊战争期间甚至投靠伊拉克，妄图借助外敌之手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还经历了改革的浪潮，公民社会一度得以生长，而在此过程中，高压的国家机器始终存在，牢牢掌控着政治权力。

卡特【译者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美国第39任总统，任期从1977年到1981年。】因未能让使馆人质获释而败选，此后的美国，陆续换了八任总统。卡特的这次失败，实则是里根竞选团队精心策划的结果，目的就是确保人质撑过1980年总统大选才获释。自那时起，伊美关系偶有回暖，却总是很快跌回对立，严厉制裁一轮接着一轮，给伊朗各阶层民众带来了深重苦难。“反恐战争”打响，伊朗被小布什扣上“邪恶轴心”的帽子。奥巴马好不容易谈成一份核协议，又被特朗普撕毁。尽管他亲眼看着以色列暗杀了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之一，如今又想坐下来谈新协议。而偏偏还是特朗普，不久之前对伊朗施加了近代史上最严苛的经济制裁。

过去四十年间风云激荡，但新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却岿然不动，它持续塑造着中东的政治格局。美国的战略利益，始终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转：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问题，二者的轻重缓急此消彼长。自1979年成立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运用自身主权权力，扩大地区政治影响力。过去四十年，问题的本质从未变过，伊朗坚持主权，拒绝沦为美国在中东的棋子。为了迫使伊朗就范，美国和欧洲盟友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压统治、对人权的侵犯（尽管论恶劣程度，远比不上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父权法律体系以及对公民自由的限制，统统拿来当作施压的借口。西方大国在该地区最铁杆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更是赤裸裸的专制暴政。这就清楚地表明，人权与尊严，不过是美国对付伊朗时挂在嘴边的幌子，从来不是它在这片土地上真正在乎的价值。

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引发了全球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声讨；巴勒斯坦的长期问题——占领与定居者殖民主义——依然紧迫，且似乎难以解决。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的暴行，以及站在这场当代最惨烈屠杀背后的各方势力。再多的抗议、再大的声浪，也难以道尽加沙的惨烈，和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一切。这场屠杀的讽刺之处在于：它从头到尾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任何愿意睁眼的人都能看见。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了数百名记者，把其余记者挡在加沙门外，却堵不住那些影像在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中甚至包括以色列士兵自己分享的视频。

加沙的暴力事件深深刺痛了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民主社会。“巴勒斯坦例外论”【译者注：指国际社会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时，常常采用一套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特殊规则和标准。】这一政治话语席卷美国各大校园，让这些地方变成了捍卫言论自由和谴责以色列暴行的战场。校园里麦卡锡主义式【译者注：指的是美国上世纪50年代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煽动的一系列政治打压和迫害行为。它的核心特征并非真的“抓间谍”，而是利用恐惧、制造舆论、破坏对手声誉。】随之死灰复燃。我当时执教的普林斯顿大学也不例外。铲除“反犹主义”成了一道政治护身符，许多平日里与白人至上主义者沆瀣一气的人打着这面旗帜，大肆攻击声援巴勒斯坦的正义人士，却刻意无视了一个事实：抗议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犹太人。

自从这场种族灭绝发生以来，每当提笔记述此事，我都有一种无力感。对我而言，写作的意义在于揭示被遮蔽的现实，告诉人们眼见的表象之下，未必就是事情的真相。我习惯在写作中剖析层层交织的偶然事件，追问阴谋与算计、各方势力与制度机构如何交织，才促成了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而加沙让我迟迟无法动笔，因为我意识到，这些暴行的实施者根本没想过要遮掩什么。他们要的就是让数亿人亲眼目睹这些行径。这是蓄意的，他们要昭告天下：我有实力，有权力，可以公然实施种族灭绝，没有人能把我怎样。

当我思考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美国撑腰下的以色列侵略、对伊朗无休止的妖魔化、大学校园里的镇压，以及构成当下时局的种种脉络，我发现，新的事件，不过是在重提那些古老的问题：正义在哪里，谁来问责。只是这些事件上演的方式和多数人看待它们的视角，已经变了。我们似乎对一切都感到麻木，飓风、火灾、洪水、干旱、大规模逃亡，甚至种族灭绝战争，都成了这个时代的“日常”。更可悲的是，就连装装样子的问责，也不见了。

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的特朗普撂下一句话：“就算我站在第五大道中间朝人开枪，也不会丢掉任何选票，懂吗？”那一刻，特朗普释放出信号：他要把美国带入一个新时代，公然无视治理规则、肆意践踏问责制。所谓“新”，在于这话是当众说出来的，不再只是企业或政府关起门来偷偷密谋。暴力、强奸、种族歧视、仇外、恐同、厌女……，特朗普把这些字眼堂堂正正地送进了主流政治话语。身为第47任总统，他仍在这么做。

国家也好，各路势力也好，骇人的暴行一再上演。漫长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百年。这些暴行往往披着“更崇高事业”的外衣。这正是后启蒙意识形态的信条，一如马尔库塞所言：“毁灭是进步的代价，正如死亡是生命的代价；没有克制与劳苦，就没有享乐与欢愉；生意照常运转，别的都是空想。”[5]

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扩张，到特朗普吞并格陵兰的野心，帝国与资本的逻辑从未改变：被征服者必须为“进步”买单，要解放你，就得先踩在你头上。1884年，著名的反英殖民主义思想家阿富汗尼一针见血：“（英国人）一边拔剑割断穆斯林的咽喉，一边流着泪高喊：我们杀你，是因为同情你、怜悯你，是为了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6]

加沙的种族灭绝，把这层遮羞布彻底扯掉了。以战止战、杀人救人、压迫即解放的这套说辞再也立不住了。谋杀、仇恨、虐待、排斥、歧视与噤声，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无人追责。这正是当下写作的困境。这本文集希望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目睹的一切，根子早在数十年前就埋下了。那些如今对特朗普的无耻感到震惊的美国政商界人士，恰恰是为这种威权主义铺路的人。他们从未认清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也从未为此付出过任何代价。

这本文集记录的，是我们所见种种灾难背后的历史。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总有掌权者做出那些让战争、不公与压迫得以延续的决定。这是一次书写当下历史的尝试。滥杀无辜的政治风气、对社会不公的公然鼓吹，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底下一点点变得正常的？后台的帷幕已经落下，让我们得以直视当代政治中令人作呕的真相。

等到这本书出版时，世界也许已经变了样【译者注：该书已于2026年1月13日出版】。伊朗与美国可能已达成了协议，用核限制换制裁解除；也可能，两国全面开战，将整个地区拖入火海。这就是在这个动荡年代写作的风险与无奈：我们写下的文字，也许还没被人读到就已烟消云散。但历史的根还没断，改变的土壤还在。

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是为了揭露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一切——从反恐战争到今日加沙的种族灭绝，再到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持续瓦解。我希望记录并揭露这场仇恨政治与种族灭绝如何在今天肆无忌惮地横行。他们口口声声说这些暴行是为了拯救所有人，我想戳穿这个谎言，因为最终被消灭的，永远是“别人”。伟大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说过：“理智上保持悲观，意志上保持乐观”。这本书，是朝着这种精神迈出的一步。强权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因为从没有人真正质疑它、挑战它。

注释：

[1]让-皮埃尔·菲利乌，《世界报》，2023年1月15日。

[2]巴哈尔·马库伊，法国24电视台，2025年6月26日。

[3]萨默尔·阿勒-阿特鲁什，《星期日泰晤士报》，2025年6月20日。

[4]拉娜·拉欣普尔，《观察家报》，2025年6月21日。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4年。见第六章：“从否定到肯定思维：技术理性与统治逻辑”。

[6]阿富汗尼，《印度的唯物主义者》，载于尼基·凯迪，《对帝国主义的伊斯兰回应》，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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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译自The Long War on Iran: New Events,Old Questions导言部分《对伊朗的长期战争：制裁、暗杀与轰炸》

原标题：The long war on Iran: sanctions, assassinations, and bombs 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