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 | 向芯：在共同劳作中学习——怎样的知识有价值？

提及农村教育，“落后”“资源匮乏”“输在起跑线”似乎成了默认标签，人们习惯性地将其与城市教育的“精细养育”“抢跑学习”对比，却鲜少追问：这种认知是否全面？农村孩子真的只有劣势吗？

向芯老师深入西南山区进行田野调查，用农村孩子们的真实故事，为我们揭开了另一种教育图景——“在共同劳作中学习”。这些孩子在赶猪、烧腊肉、种土豆的日常里习得的责任感、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生存智慧，与课堂知识截然不同，却弥足珍贵。

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冲击与主流教育体系影响下，这种独特的学习范式正逐渐解体。农村家长一边依赖孩子的劳动支撑生计，一边却告诫“只有读书才了不起”；孩子们被迫脱离劳作环境，一头扎进应试教育的洪流，却可能既没握稳书本，又弄丢了传统技能。

这场讲座，向芯不仅带我们看见农村教育被忽视的一面，而且提出了更加深刻的追问：到底什么样的知识才有价值？教育是只为个人晋升铺路，还是该与劳动生活、社区发展密切联系？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故事，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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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向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讲师，哈佛大学心理学本科、教育学博士）

主持人 | 侯农

文字整理&校对 | 青松、决明、火云、小展

责编｜侯鼓、律成、云岫

后台排版｜童话

在我们的公共话语里，与农村教育关联的词往往是落后和资源匮乏。农村缺乏各种各样的资源，老师不太好，场地等硬件也不好，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相对比较薄弱。而城市儿童精细养育的标准越来越高，从小开始进行早教，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抢跑的越来越多。相比之下，村里长大的孩子，看上去就是常说的——落后在起跑线上，从一开始就落后，就被甩下来了。这些是我经常会听到看到的一些论述。

但是，我希望大家重新反思一下：真的是这样吗？与城市的教育环境相比，农村真的只有匮乏吗？在村里长大的孩子们真的只有劣势，没有优势吗？这样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们如何影响着我们对于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想象？

我是一个教育研究者，主要做质性田野调查研究。在2017到2018年读博期间，我在两个城市两个地区的四所学校里做了比较深入的田野调查。我今天的分享基于实证研究，很多都是田野调查中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来自宜平（化名），我国西南山区里的一个县。它的山区大概就如下图所示，基本上所有的田都是梯田。

讲者调研的西南山区 | 图片来源：讲者PPT

我去调研的时候，宜平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时注册户籍人口超过了100万，人口还是比较多的。我的田野在县城里的一所公办初中，叫宜平实验学校（化名）。此外，还有一所乡镇公办九年义务制中学，叫红河中学，它主要服务周边乡镇，学生大多数是当地的农民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孩子。我今天分享的实证材料主要来自对这两所学校和社区的调查。

我的分享要从一些非常细致的故事开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红河中学七年级一个13岁的小女孩的家庭生活。这个女孩叫杨杨。

红河中学的分班和分层做得非常细致，它把一个年级七个班分成了四个层级。年级前120名分在两个重点班，中间有四个平行班，全年级最后的70名集中在他们所谓的“特色班”。这个班里的学生是入学考试的时候单科成绩满分100分只能拿20来分的孩子。杨杨就是这个“特色班”上的。

我在调研期间，周末经常会跟孩子回去做家访，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跟家长聊一聊，了解他们在家里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有一天，杨杨非常热情地邀请我放学之后去她家。她的姐姐跟她在同一所学校读同一个年级，在平行班，所以跟我们一同回家。

去杨杨家的路非常艰难。周五下午放学之后，要先坐小巴，小巴要在盘山公路走40多分钟，超载也比较严重。小巴在一个山坳底下把我们放了下来，之后还需要走20多分钟的山路。杨杨家就在这座山的半山腰上。

正在爬山回家的杨杨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回家这一路其实已经非常折腾，我们到的时候天快黑了，我也觉得挺累的。但杨杨和她的姐姐一跑进院子里就开始喊，说妈，我们家小猪都跑掉了。妈妈当时在厨房里做饭，也没有时间出来管这个事情。但她们俩也不需要大人给她们特别细致的指示，把书包往客厅沙发上一甩，就跑出去开始赶猪。我是第一次见到小猪跑出来之后，要怎么样去应对。她们两人一前一后把两只小猪从外面赶到里面来，但还有两只跑到后院去了。她俩正要去追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跑过来了，四五岁的样子，是她们家最小的弟弟。她们马上就跟弟弟说，哎，你把后院的那条路给拦住。然后告诉弟弟要怎么样跺脚怎么喊，把小猪赶进猪圈里来。弟弟也学着她们的模样，开始使劲地在那儿跺脚，嘴里“嘿嘿嘿嘿”地喊，想把小猪赶回去。但是弟弟还学不会，小猪还是跑掉了。她们俩把弟弟嘲笑了一顿，然后赶紧又去把跑掉的小猪抓回来了。

晚上吃饭聊天的时候，我问弟弟，你怎么从后山回来的，你今天干嘛去了呀？他特别骄傲地说，我整天都在放牛。当地大部分的成年人都在外面打工，像杨杨家父母双亲都留在家里的，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她们家里孩子比较多，又养牛养猪，同时也包了周边外出的亲戚朋友闲置的土地，所以家里农活的负担非常重。

当时她们的爸爸就在旁边，说小儿子五岁，过去一个星期都在山上放牛，一般是早上出去，到傍晚天快黑了才回来。他家背后的山还是很高的。所以，当时我非常惊讶，一个五岁的孩子，一个人赶着一群牛，一去就是一整天。我问他们的父母，你们不担心他走丢吗？他们反而觉得我的问题非常奇怪，说怎么会呢，没多大点儿地方！可是，如果换做我上山，我肯定就走丢了，可能不需要五分钟就走丢了。通过这件小事其实能看出，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对于他生活的环境、对于山、对于山里的植物动物、对于照看一大群牛羊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知识，远超过我这个拥有博士学位的成年人。这是第一个小故事。

第二个故事，我想带大家走进另一个农户的家庭——阿茗的家。阿茗也是红河中学七年级一个13岁的孩子。她跟杨杨不太一样，她在一个平行班，但是平行班里也没有多少人能考上普通高中。阿茗在平行班里成绩中等，数学成绩特别差，很多数学题都不会做。我跟她回去家访的时候，就发现她数学作业都没有带回家。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反正都不会，带回来也没有用。因为她是女孩子，性格比较温和，也不太惹事，成绩又不好，所以在学校里是一个小透明、不太引人关注的角色。

也是一个周五放学后，她第一次带我回家。她们家比较大，离乡镇的主路稍微近一点，回家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她家的客厅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布置，中间一个煤炉子，旁边有两张长椅，一家人做饭和吃饭都是在这个地方。

阿茗家的客厅 | 图片来源：讲者PPT

那时候我已经去过很多孩子家里了。一般城镇里的孩子把我带回家之后，最常见的要么是打开电视看电视，要么可能找点好吃的，再要么就是问我要手机。宜平县的很多孩子自己是没有手机的，但是他们都很喜欢玩手机，所以有我这样一个带着手机的成年人在旁边，又跟他们关系比较亲近，往往他们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姐姐，我能不能拿你的手机来玩一玩。

但是阿茗完全不一样。当天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六点多钟了，家里还一个人都没有，阿茗一进门就没闲着。她先招呼我在照片里的这张长椅上坐下来，把我的书包拿到房间里去。然后她把自己的书包也放好。之后，她也没有坐下来，而是在家转了一圈。先把家里中午爸妈吃完饭还没有洗的锅和碗都给洗了。洗完之后，她就去猪圈检查猪的情况怎么样，发现猪还没有喂，猪食还没有准备好，她就爬梯子去拿苞谷（玉米），给猪煮食。煮完了猪吃的东西之后，她又回到屋里检查家里有什么菜，然后开始削土豆、削胡萝卜，开始准备做菜了。她爸爸开着小卡车去旁边乡镇的街道上卖菜，到天黑的时候才回来，当时已经七点多钟。回来之后，爸爸交给阿茗一棵大白菜让她晚上一起炒了，跟我打了个招呼，转身就又出去赶牛去了。牛还在山上，他要把牛给赶回来。后来，爸爸妈妈八点来钟才回到家，天已经完全黑掉了。他们到家的时候，阿茗已经把饭菜全都做好了，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她在打理。

阿茗家的院子 |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是我第一次到阿茗家。放寒假之后，我又去了一次，那一次我见到了更多的人。她家有兄妹两个，也是父母带着他俩在家生活，平时家里只有四个人。但是寒假我去她家时，发现有十多个人在干活。那段时间正是宜平每年冬季种土豆的时候。宜平是一个山区，基本上是没有平地的。这是阿茗家房子背后的土地，大家可以看到坡度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都是梯田。每一条梯田大约两三米宽，然后就要下一个台阶了。

阿茗家房子后面的土地，十几个孩子在种土豆|图片来源：讲者PPT

当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呢？因为学校都放假了，但是还有三个星期才过年，成年人都还在外面打工，还没有回来。阿茗的父母是整个村里比较少有的两个成年人都在家的，他们把亲戚家的土地基本都接收过来种了。孩子们一放假，他们就把堂表兄弟姐妹们，基本上五六岁以上的孩子全都接到家里来住，十多个人一起种土豆。这张图里能看到，实际上干活的十多个人都是孩子。

这么多人要管吃饭，所以他们家那几天就需要做十多个人的饭。这个饭由谁来做呢？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刚好快要做饭了。妈妈一开始派阿茗带了三个九岁十岁左右的小妹妹，回去准备晚饭，后来又把两个小一点的姑娘叫回地里干活了，最后就是阿茗和一个九岁的妹妹负责给所有在他们家干活的人做晚饭。妈妈交给阿茗的是非常原始的原材料——一大块带皮的、还没有处理过的腊肉。我们日常在城市的家庭里做饭，可能都遇不到这样的材料。除此之外还有家里的一些蔬菜。她们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原始素材变成能让十多个人吃饱的一顿饭菜。

阿茗和妹妹们在准备做一家人的晚饭|图片来源：讲者PPT

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因为我在宜平是见过烧腊肉的，处理猪皮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一般都是家里的成年人，而且是男性为主来操作。当时我就问她们俩，我说你们干过吗。她俩说，跟大人一起干过的，阿茗还说她家过年杀鱼都是她负责的。她们都不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事看几次就会了。她们就拿着这块肉开始烤，要先把猪皮烧一遍，然后把上面的皮毛，还有累积的那些黑色的油脂给刮下来。阿茗是两个姑娘当中比较大的那一个，她主要来负责烧肉。先要把炉子里的火给点起来，等火要蹿出来，才把腊肉拿过去烧，要确保每一面都烧得到。我看得是心惊胆战，很怕她这个过程当中烫伤了手，也怕她一不小心把腊肉给掉进炉子里去，那今天晚餐就没有肉吃了。但是，阿茗在整个过程中是比较淡定的。

她们很快就遇到了困难。这块肉的表面是不平整的，烧完两轮之后，就发现中间比较平坦的部分已经烧好了，但是边角那些凹进去的地方一直没有烧到，那些地方的猪毛也弄不下来。她们很快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办法，用手持着烧不出来之后，她们就把通煤炉用的那种铁棍放到炉子里面烧红，用烧红的铁棍来局部处理没有烧到的那些边角地方。这样折腾了一轮之后，她们拿刮土豆用的刮皮器——那个前沿比较尖，但又没有刀那么尖——想用它来把表面的这些皮和少量烧煳的地方给刮掉。我在当地见过的比较常见的处理猪皮的方法就是这三种了。

她们这样处理了三轮，最后还是不行。有的边角部位已经有点烧糊了，而有的地方猪毛还没有烧下来。这时候怎么办呢？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天色已经开始暗了，她们一筹莫展。来来回回搞了几趟，两个人也有点低落，一度怀疑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吃不上肉了。最后，到六点多钟的时候，阿茗突然灵机一闪，她说我们要不试试锅丝吧。锅丝是什么东西？就是钢丝球。可能在城市里已经很少用到了，但是农村因为炒菜用大铁锅，一般用钢丝球来刷，把上面炒过菜之后残留的东西给刷下来。钢丝球一般是用来刷锅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用它来刷肉。但是阿茗说，反正土豆刮子刮不下来，钢丝球清洁能力应该更强，我们就试试用这个能不能给它刮下来。

一开始，九岁的妹妹是半信半疑的，她说从来没见过用这样的方式来弄肉。阿茗说，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死马当活马医了。两人抬了一盆水过来，拿着锅丝使劲地刷这块猪肉上面的猪皮。最后她们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交替用钢丝球和洋芋刮子，还真把这块肉给弄好了。最后这块肉处理到应该可以吃了，就赶紧切菜切肉炒菜。

那天的晚饭吃得非常晚，到9:30才吃上。最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干活的人都回家了，她们的饭还没有做好，妈妈来帮忙一起炒了几个菜。之前她们在顾着搞这块肉的时候，忘记管炉子了，结果煤炉里的火就灭掉了。等她们把肉终于处理好之后，要重新去生火，就耽误了挺多的时间。一些弟弟妹妹就开始嘲笑她们，说我们活都干完了，你们两个人做饭，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妈妈平时是个挺严厉的人，但是当时也没说什么，就是帮着她们赶紧把炉子给生起来，把菜给炒了。之后住得近的孩子回家了，其他的孩子去洗漱了，就剩下几个人。那天晚上刚好要重新给炉子加火，妈妈就跟阿茗说，你看炉子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要给它加煤，要通一通了，不然等火完全熄掉，你要再生起来就很困难。妈妈用提醒她的方式，先是解决了当下面临的困难，把饭给做出来了，事后再提醒她以后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经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农户家里，孩子们通过农业的营生有非常丰富的学习机会。没有人给她们开课教学，教她们如何烧腊肉，如何烧炉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教材，家里也没有人给她们上过课，但是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是跟我们所适应的、学校里的学习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学习范式。我把它概括为“在共同劳作中学习”。

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农村的生活情境中，孩子们的学习动力是非常直接的，是直接为家庭、或者为村社的社群生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在阿茗的这个例子里，她想让大家，也包括自己都吃上一口热饭。在杨杨家的例子里，孩子们想照看好家里的牲畜。孩子为了去参与，为了能搭把手，自然而然地有动力去观察和解决问题，去向身边的成年人和哥哥姐姐们学习。他们所学的东西也跟任何的考试没有关系。他们学的是：我怎样成为一个在这个家里有用的人，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去维持生计的人。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是参与这些生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

同时，我们也看到，阿茗也好杨杨也好，她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基本上没有大人去监督或者提出特别具体的要求，更没有什么积分制。城里很多家庭要鼓励孩子做家务，可能还要发点工资，或者有个积分体系来奖励。而阿茗这些孩子没有任何的物质奖励，在这些日常的背后，展示的是他们在生活和劳作的学习中所形成的责任感：我是家庭的一部分，我想要为这个家做贡献，那么我自然而然地就会主动去承担一些劳动。换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眼里有活儿”。阿茗和杨杨一回到家，想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自己的娱乐，而是一进门自然而然就留意到，碗还没有洗，锅还没有洗，猪跑掉了，我要把它弄回来。这个背后是很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另外，这个学习的过程跟主流学校里的学习方式也非常不一样。他们没有人讲授，但是有很丰富的机会在观察和参与当中去学习。像她们学习怎么处理腊肉，是先看大人做，然后跟着别人一起做，最后某一天独立去处理猪皮，是因为有这个情景和需求产生了。爸妈要在地里带着其他的弟弟妹妹们干活，那么阿茗就要独立负责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会犯错，犯错的时候，除了互相的提醒和帮助之外，成年人也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而且他们在跟这块腊肉“斗争”的过程当中，反复去想的是：能吃吗？我们的家人能接受吃这块肉吗？这里烤糊了，他们还能接受吗？可见，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大家对于一件事要做成什么样子，什么结果是可接受的，有着很多共同的期望，这也是她们在学习和劳作中的重要指引。

而且，不仅仅是观察和模仿，阿茗的例子中还有很多主动的探索和创新。她尝试用常见的方法去处理这块腊肉，但是可能因为技术还不够娴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如果是面对数学题，别说尝试三种不同的思路了，看到题目她就已经放弃了，数学作业都不带回家。但是面对一块腊肉，她能跟这块腊肉“斗争”两三个小时，最后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试验和创新的元素。

最后，教育中很重要的元素是评价。对阿茗的学习也是有评价的，但是这里的评价不是谁来给个考试，或者发一个证书证明“唉，阿茗你学会烤腊肉了”，而是其他人对于她的劳动成果的直观反应，觉得这个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其实就构成了非常直观的评价，告诉哪个方面还需要做得更好，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足够了。

这是微观层面的比较。从中观的层面来看，农村学习的范式跟正规学校里的学习模式差异也非常大。

从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来说，农村的学习过程中，没有明确规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这些角色是非常流动的。阿茗在带着她的表妹去做饭的时候，她便扮演了一个更成熟的参与者，一个有点像老师这样的角色。在妹妹不会做的时候，她会去提醒。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的妈妈爸爸也会加入来协作。所以这里体现的是家庭和社群的成员互相合作、共担责任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比较少去规定固定的层级或是职责划分。比如说，他们家并没有固定说做饭全都是妈妈的工作，或者做饭全都是阿茗的工作，而是根据劳动的需要，非常流动地进行分配。在今天这个场景之下，谁有时间、谁更适合来做这件事情，谁就会主动或者是被邀请来去承担这样的工作。

其次，在沟通方式上，农村的学习模式跟正规学校里的学习差异也非常大。在阿茗她们处理腊肉到做饭加起来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她们的言语沟通其实非常少。往往她们刮肉一刮就是20多分钟，不需要说话，但是很默契的在互相配合。这是高度依赖、基于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所形成的非言语的沟通。她们给土豆削皮的时候，阿茗一抬手，妹妹就知道可以刮下一个土豆了，直接就把土豆递给她，不需要任何的言语沟通，而书面沟通就更少了。这正像是费孝通所讲的，文字并不是乡土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必须的一个部分。而正规学校的学习在沟通方式上面更多依赖言语沟通和书面沟通。

最后，我们需要看到，农村的学习生态和模式背后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阿茗家是小农户，虽然承包了隔壁邻居和亲戚家的地，但是他们依然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是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和活动。以家庭经济作为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基本单元时，生产和劳动基本在家庭里面或是周边的区域发生的，儿童自然而然地在家庭生活中获得参与和观察的机会。很多孩子从三五岁开始就可以在家里帮忙，从最简单的帮着递一个东西、拿扫把扫个地，慢慢到地里去帮忙掰玉米、背玉米，然后在种土豆的时候去地里帮忙，在家里做饭等等。很多孩子不仅从小有机会观察，而且能够逐步参与劳动承担责任，就像前面几个例子所示。

以上我们逐层拆解了农村学习范式在微观层面和中观组织层面的特点，以及它的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基础。这种范式与正规学校的“正式教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图片来源：讲者PPT

正式教学的组织形态是基于一种权威关系。在任何学校里面，教师是权威，教师是传递知识的人，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人。很重要的是，现代学校从设计上就是跟经济生产活动分离的。孩子进入学校，是为日后参与社会劳动和承担社会角色做准备，当下完全是为未来做准备的状态，学习的内容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抽象课程和知识。但是，在共同劳作中学习的孩子拥有和参与的是当下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学习情境。

更加重要的是，学校的学习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正式教学作为一种学习范式，是推崇权威抽象知识体系的复杂社会中所形成的一种教育体系，它在本质上来说，往往和统治者尝试灌输某种权威意识形态的需求有关系。当然，有时候也有自下而上的力量。例如，现代学校教育从少数精英阶的特权到平民大众的教育普及，也表现出自下而上的动力。随着技术和社会发展变革，当学习抽象知识、掌握语言文字、掌握数理基本知识成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也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力量去推动在正式教学当中的学习，把这种范式扩大到普通民众的群体范围之内。但它跟乡土社会的学习仍然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有非常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结构性基础。

城市中当然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比如在组织性活动中学习。大城市的精英学校里，很多孩子从小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专门为教育目的而组织的才艺比赛、运动竞技比赛。也有非竞技式的——比如学生会等——各种各样的社团，会给孩子提供很多看似从观察和体验中去学习的经历。但这跟在农家发生的、在共同劳作中学习有很大的一点不同：这些活动实际上跟真正的劳动也是割裂的。这些活动是为了教育，尤其很多时候是为了给孩子丰富履历、获得认可和表现的机会而创造的，不像阿茗她们，跟一块猪肉“斗争”三个小时，就是为了让一家人能够吃上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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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体验式学习跟实际劳动和生计的需求基本上还是割裂的，而且它发挥的功能也不一样。它不是直接为生计服务，更多的是为了个体在一个层级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当中获得更多晋升的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多的认可、更多发展的机会而服务的。

我介绍这另外两种范式的对比，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建立在底层社会经济结构基础和组织形态上的“在共同劳作中学习”，跟城市社会里所习惯的、更主流的学习方式有多大的差异。当然，在理解了这种学习范式之后，我们必须要去讲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在当代的农村，这种学习范式也是在不断的消解，甚至是在解体的。

“读到书你们才了不起了。不然就是放牛儿、放羊儿，也没得什么。”这句话是杨杨的爸爸跟我说的。

回到最开始，我提到杨杨家五岁的小男孩在山上放牛一放就是一整天，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会走丢，他自己也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事实上他每天都按时回来了。她家两个姐姐回到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跟他们的父母去称赞，说你们家孩子真的都好能干。这时，他们的爸爸立刻转过头去跟三个孩子说：“读到书你们才了不起了。不然就是放牛儿、放羊儿，也没得什么。”意思就是，姐姐虽然称赞你们很能干，但是我觉得你们要读书，读书才有出息，我才认为你们了不起，不然就只能在家里放牛放羊，其实什么都不算。

阿茗的父母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这也是我在宜平调研时反复听到的一句话，几乎在所有的农家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一方面，这些家庭，尤其是为了陪伴孩子选择双亲留守的家庭，在家乡没有什么别的就业和经济来源的机会，只能靠务农、而且是高强度的务农作为经济来源，他们其实非常需要孩子的贡献。如果这些孩子不这么能干，这些家庭根本就赚不了钱，日常可能没有人做饭，地也种不完。即使父母一方面承认和认可他们的劳动和付出，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会这些真的没什么了不起，还是要读书才能够走出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背后是生计的艰难，这些父母为什么会说放牛放羊没什么了不起？在宜平当地最常见的作物是土豆和玉米。基本上每家都会跟我讲，如果是种这两项的话，家里大人一年忙下来也就只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家里如果有两个要上学的孩子，尤其要送到城里去上学的话，这个收入连支付他们的生活费以及租房的开销都是很困难的。像阿茗这样的家庭都是捉襟见肘的。她的父母小学都没有读完，所以不识字，在城里找工作非常困难，他们也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所以才留在家里，两个成年人都在家里务农。阿茗在共同劳作中其实有很多的成长，但为什么这种在共同劳作当中学习的范式在逐渐解体？它背后同样有结构性的原因。

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像阿茗家这样的小规模、家庭农户是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的。一方面，他们需要花钱去购买农资，甚至购买种子。在宜平也是这样，种子现在基本上都是外购的，成本是年年上涨，而他们的产量却没有涨上去。一个原因是地处山地，基本上没有办法规模化经营，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然而，即使阿茗的父母已经承包了相当大片的土地，产出比较多，但在销售上面的议价权依然是非常低的，导致小规模耕种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经济上很可行的营生。所以我在当地调研的时候，看到很多这样的标语：“见世面，讨媳妇，外出打工是条路”。还有很多类似的标语，意思是，留在家里就是受苦受穷，只有出去闯，出去打工才有可能发家致富。这也是为什么在宜平这样的一个县城里面，百分之六七十的大人都在外面工作。

在我调研的两所中学里，将近七成的孩子要么是父母正在外出他们留守，要么是曾经跟着父母外出，然后自己回来留守。所以，当很多农村的成年人都逃离了农业，选择进城务工的时候，像阿茗这样家里依然在种地，并带着孩子一起种地、参与生计劳动的家庭是越来越少的。我在红河中学调查了非常多的家庭，这样双亲都在家、农业劳动非常丰富的情况其实是少数。

另一方面，当种地赚不到钱，没有办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时候，农民就会像杨杨还有阿茗的父母一样，觉得还是只有读书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有尊严的出路。所以，虽然在我的眼中看来，在共同劳作中学习的范式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当事人却都不认可这种学习机会和模式的价值。他们跟学校老师一样，反而推崇去学习学校里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考出去的知识，有机会去城里上学就要去城里上学，觉得城里的教育是更好的。阿茗从初中开始在乡里的学校寄宿，只有周末两天能够回家，她的哥哥当时已经到了县城里面去读高中，一个星期只有半天的时间能够在家。

当孩子们进入城镇教学之后，他们从身体上就已经脱离了共同劳作的环境和共同体。与之对应的，当然就是农村学习范式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处于一个逐渐解体的状态。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是一张重点班的课程表。在乡镇学校里面，往往成绩越好的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就会越长。从课表上看，课程每天早上七点钟开始，到晚上差不多九点钟结束。因为时间非常长，所以哪怕是走路半小时就能回家的孩子也必须要在学校里寄宿，因为早上出门太早，晚上放学又太晚，那个时候公共交通都已经没有了，孩子自己走夜路是不安全的。重点班从初一开始就已经只有一天休假了，可见这种学校教育的强度非常之高。而且越来越多的乡镇没有中学，必须到县城去上学，因此从物理上就已经把孩子从乡村的社区拔出来了。如果条件允许，很多家长从孩子小学开始就进城陪读，家庭不能再提供在共同劳作中学习的条件和可能性。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的、县镇的孩子也变得“眼里没活儿”，对于家长来说这可能是最直观的一种结果。我在红河中学家访其他的家庭，就会听到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眼里没活儿。放学回家，父母让他去炒个土豆，交给他一个锅铲，他就一手拿着手机看视频，另一只手拿着锅铲放在锅里不动，要妈妈喊一声，他才炒一下，喊一声动一下，甚至有时候你喊他，他也不一定动。

另一个例子是县城的一个家庭。妈妈全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父亲一个人在外打工，其实家庭条件也不好。我在家访的时候，刚好有人送了蜂窝煤过来，就堆在客厅里面，妈妈走过的时候一不小心绊倒了，把一块蜂窝煤给踢碎了，煤渣碎了一地。当时，家里两个孩子就坐在旁边做作业，妈妈手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忙，但是这两个孩子动都不动一下，就一直坐在那里，还笑话他们的妈妈。妈妈对此也丝毫没有意见，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去把东西给收拾好，然后再去做手头上其他的家务。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家庭里的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默认所有的劳动都是由大人来承担。当妈妈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家庭还能够承受这样照料成本。但是更多的农村、城镇、小县城里的普通家庭是无法承担这样的成本的，例如阿玲的家庭。

阿玲家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子。他家本来在浙江打工，但因为在浙江升学遇到很大的困难，父母也不想跟孩子分开，两口子就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到了老家。但是，村里也待不下去，就留在县城里面租房子找工作，照顾三个孩子读书。当地没有好的就业机会，阿玲父母回来之后收入下降了很多，两个人工作时间也很长。妈妈在兼职工作之余，还要照看三个孩子，监督她们的学习。我问阿玲妈妈，家里孩子们会不会干活。她说，最多就是周末放假她们自己在家的时候洗自己的碗，平时是什么都不做的，也是煤灰满了孩子都不会倒的那种。但是这位妈妈不像前面那个妈妈那么的心甘情愿、觉得理所当然。她说：“只要她们学习成绩好，我都不管这些。但是她们就是学习不好，都不给我这个回报，我就没得心情。学习好我都无所谓，我多做一点也没事，但是她们学习也不好。”

这说明，当家庭经济状况捉襟见肘、资源有限的时候，父母是难以兼顾这么多、这么繁重的家务和照料劳动的。当孩子变得眼里没活儿的时候，对父母其实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一方面父母主动推动孩子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希望孩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有更多的机会，以后在城市里获得体面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当下其实是很需要孩子在家里能够分担家务劳动的责任的。

因此，对农村孩子来说，读书是一项道德事务，有一种沉重的道德负担，有一种父母的牺牲感。这种感觉，程猛等好几位教育研究者都写过。这种牺牲感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父母承担了非常繁重、往往是超出他们承受范围的体力和心理的劳动，这些情感、道德上的压力也同样会传递给孩子。

今天讲述了很多微观层面的故事。在讲座结束之前，我想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到底怎么样的知识和贡献是有价值的？我的田野调查中显示，家长、孩子、学校老师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在家参与劳动是迫不得已、是生计所迫，但是它没有多大的价值；只有掌握了学校知识，以后获得一个更好的工作，不用再从事这些劳动了，那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很典型的、通过教育追求个人晋升的观念。

为什么家务和农业劳作受到如此贬低呢？这跟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和经济体系是密切相关的。主流的教育和文化体系推崇的是抽象的、现代的、科技的知识，而对于这种乡土的、农业劳作的知识、照料的知识——照料动物、照料人，很多十来岁的农家小女孩能够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能够承担很多照料劳动——是非常贬低的，认为种地、照顾小孩、做饭、做家务是谁都能做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刚刚所描述的许多场景里面，我都感觉自己非常无用。孩子们眼里有活儿，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一件事做完了，我才搞明白他们到底在干啥，往往我想要帮忙，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去下手。可见，这些劳动背后也是需要很多的知识和技能的。

当然在宜平这样的地方，这种传统的、完全靠人工去种植土豆、种植玉米生产方式，可能确实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升级。但是农民对土地、作物、动物的了解，依然是发展适合本地自然条件和社群特点的科技与新农业模式的重要知识基础。然而，这些知识在主流文化和教育体系里面是不被承认的，是被贬低的。虽然现在不断在强调劳动教育，但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劳动教育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考试科目。这种文化观念当然不是独立存在的，与之相伴的是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劳动力市场中对农业劳动、对照料劳动（保姆们、家政阿姨们、育儿嫂们）的劳动价值的贬低。这些劳动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在经济报酬上来说相对也是较低的。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因素互相影响，不断地加强对农业劳动、照料劳动的偏见。

这种偏见对社会发展造成许多问题，影响社会和经济公正，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诚食讲座系列也经常去探讨，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知识和技术才能促进农业、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知识和技能不是现有的城市中心的教育和抽象的学校知识体系能够生长出来的。农耕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经验、知识、还有技能，在共同劳作中的学习过程中传递给儿童，但是却由于农村学习范式的解体而逐渐被丢失。

讲座结尾，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到底需要怎样的知识？考试所考的真的就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吗？还有哪些宝贵的知识在当下的教育知识体系里被边缘化被贬低？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借助这些农村的案例去重新反思：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是以向上流动为目的、为个人晋升服务的教育，还是与当下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和发展真正紧密相连的教育？在此，我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探索。

主持人

非常感谢向芯老师精彩的分享。向芯老师从几个小故事开始，讲了农村社会的不同学习模式，即“在共同劳作中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模式却在中国逐渐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面临消解。

向芯老师的讲座也让我联想到老电影《决裂》中的两个故事。这部电影的背景是六十年代，探讨了大学该如何建设，聚焦在大学如何培养农业人才的问题上。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他本来是人民公社的种田能手，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他进入正规的农业大学去学习，而农业大学的教学方式，正如向芯老师刚才所言，是基于权威性的关系，通过书面语、通过考试、通过教材来学习农业知识。在这一套正规的、等级化的教学流程中，这个年轻人就变了，他变得比较讲派头，比较讲所谓的卫生。当他的妈妈从农村老家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带着一双草鞋来看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不能穿草鞋，我是一个穿皮鞋的人。通过这个形象，电影实际上是批判了等级化教育培养出的人，实际上是脱离农业生产的。

作为对比，电影详细描绘了另一种大学，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教学模式。这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在江西的农村里，目的在于打破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城市-乡村的等级关系。然而，这所大学里的一些老师仍然抱着传统的观念。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位老师想通过考试的方式把工农兵学生刷掉，因为这位老师觉得工农兵学生们的书面表达、背教材、背知识点的能力不行，觉得他们基础不行。考试前夜，这些工农兵学生听说附近的公社发生了棉铃虫虫害，就坐不住了。他们认为，学习就是为了农业生产，当附近的农业生产受到威胁，他们怎能不管不问安心备考呢？于是他们连夜奔去公社帮助灭虫，耽误了第二天的考试。这件事情在学校引发了争论。比较保守的老师坚持要把这些学生开除掉，而另外一些老师觉得这才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该有的学生。因此，《决裂》这部电影也体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目的和教育模式。可见，这不仅是我们今天的争论，也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争论，激发着大家持续地思考和辩论。

问题1：共同劳动会不会促进人的再生产？这些孩子有没有像学做工中的“家伙们”一样，对体力劳动具备某种气概？

向   芯

这是教育社会学里比较经典的一个理论。工人阶级的孩子，即使他在学校里上学，也会在工人阶级社区里慢慢地学习怎样成为工人。整个学校和家庭的环境促使他们去认同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身份，为他们以后成为工人去做准备。从再生产的角度，如果让农村的孩子都回家，像阿茗一样每天在家里干活，当然是会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因为切断了她可能了解和掌握所谓“有权力的知识”的机会。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例子，也并不是要倡导农村孩子就应该回家不要上学了。

但是，很多“眼里没活儿”的孩子，最后既没有文化资本、没能获得有用的文凭，也没有一技之长。他不会种地，也没有耐心去照顾人，也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以后要怎么办？这确实是非常现实的困境。家长的心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农民，感到在社会里没有地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时候，家长当然希望孩子努力学习，去获得一个能够帮助他走出农村、获得更多机会的文凭。问题是，学校教育过程占据了孩子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隔断了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社区里学习的机会。但孩子在学校里学了啥呢？

这些孩子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太多。他们主要就是在考试，而他们在考试中又很难胜出，因为他们的劣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是，备考占据了他们所有的精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这条路风险极大，甚至可能带来身心的伤害。家长和教育者越早看到危机，跟孩子一起去探索不同的生计的可能性，让孩子学习真正的有用的知识，学习对自己对别人有帮助的技能，才可能有出路。

问题2：推行劳动教育是否能够解决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实践的问题？

向   芯

把劳动教育纳入评价体系不解决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生产的问题。劳动教育在大学里变成大学生去打卡的一个东西，在基础教育里就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一些乡村学校的老师校长也看到，劳动教育可能会提供一个改变的机会。一些农村学校是真的在尝试做劳动教育，把它变成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在学校里尝试一些真正的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去学习；一些学校也在探索把劳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往前进步了一小步，创造了改变的空间。

像阿茗这样的孩子，或者像杨杨五岁的弟弟，他们对自然环境、地理特点、生物、植物、对于动物生老病死等等，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生物、地理等学科是多么宝贵的基础！不像城里的孩子，学习开花、结果，可能还得带他去搞一个研学。村里孩子就是在这样环境里长大，天生就有很丰富的经验，老师需要做的是，搭建一座桥梁，把这些经验跟抽象的理论知识沟通起来。

应试教育的导向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但是在微观的地方，还是有不少行动的空间。当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现在这条路的危害，并开始反思，新的尝试就能在更多的地方发生和生长。

问题3：“在共同劳作中学习”能在当下社会中再生吗？需要哪些条件？日常让孩子叠衣服、刷碗算吗？

向   芯

日常邀请孩子一起承担家务，不管算不算“共同劳作中学习”，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城市家庭或者县城家庭里，当孩子不做家务了，妈妈就成为主要的家务劳动者。家务劳动跟女性的劳动负担有很密切的关系。条件更好的城市家庭里，妈妈也有体面职业，家务劳动往往就请育儿嫂、保姆或者家里的长辈——一般都是女性长辈，奶奶或者外婆们——来承担，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外包。在这样的家庭里，可能大人也不怎么做家务劳动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广州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中产家庭，父母都是受尊敬的、成就比较高的专业人士。我问他家孩子平常在家里会负责哪些家务劳动，那对父母基本上是异口同声地说，在妈妈怀二胎的时候，孩子每天都会自己热早餐，吃完饭会和爸爸一起承担洗碗的工作。这件事留给家长的印象非常深刻。然而，一个13岁的孩子，自己做个早餐，吃完饭了洗个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些本来都还不算是承担公共的家务劳动，基本上是承担照料自己的责任，但是在这样的中产家庭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觉得孩子做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孩子默认是一个被照料者，他不需要提供照料劳动，也许他的一生都会是这样子。因为，他读很好的初中，从小被培养得很好，成绩很不错，可以预想他以后会读很好的高中，然后进入不错的大学，之后就算没有特别大的成就，大概率是会在城市里有份比较好的工作。他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承担这些劳动，因为他从工资里拿出一小部分，就可以找到愿意承担这些劳动的家政工作人员。这些家政工作人员，很多可能就是像阿茗这样的孩子。如此，就形成了一个阶层复制的闭环。

日常让孩子叠衣服刷碗不一定能算是在共同劳作中学习，它的深度达不到真正参与生产劳动和照料劳动的学习深度和强度。“在共同劳作中学习”的范式要再生，背后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变化。当下，小农的家庭劳作本身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而主流的生计方式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发生在家庭之外，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是分开的。孩子在学校里为日后的劳动做准备，而成年人只是打工的牛马，劳动大部分被异化，劳动的果实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在经济体系上发生变化时，或许会重新产生“在共同劳作中学习”的空间。

问题4：农村没法留住人才，都想往外跑，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向   芯

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乡村社会发展起来。食物主权网络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当一个乡村发展起来，有了产业，或者一个乡村学校发展起来，就能开始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当乡村让人觉得有奔头、有意义、有价值，也能给人一份正常的工作时，就会开始吸引更多的人。

问题5：职业教育是不是提供了一些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可能性，还是事实上又造成了新的阶级和分化？

向   芯

原则上，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的教育。但是事实上，职业教育往往被等同于职业学校。而职业学校特点就是地位低下，学生考不上普高才去读职高、中专、技校。因此，事实上，职业教育是承担了教育分层、分流、分化，为新的阶级分化服务的一个功能，但这并不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而且，在很多职高和中专里，孩子们实际也在准备高考，就算没能挤进普高那条赛道，他们还是想要在学历晋升的这条路上去拼搏，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在学习书本和实践结合的知识。所以，在理论层面上职业教育应该结合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但是在实践中面临着和义务教育同样的困境。

问题6：请问老师是怎么看待教育为了生活和教育即生活这两个观点？两者是否二元对立?教育为了生活，是说现在学习是为了未来更好。小学学习是为了更好的中学，中学为了更好的大学，大学就为了更好的工作。所以，教育就是为未来更好的学习和工作做一个铺垫。教育即生活，是说教育就在当下，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这两种观念在我看来是不太一样的，一个面向未来，一个面向现在。

向   芯

这两个观点有差异，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我并不觉得它们是二元对立的。教育的本质本来就是承前启后的。从宏观层面来看，教育是人类文明延续的主要方式，观念、思想、知识和技能，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从个体的层面来说，教育承载个人为日后的发展做准备的任务。但是，如果教育完全脱离当下的生活，只为未来做准备，那就像现在很多青年人感觉到的，一种被架空的状态，脚不着地。成绩好的的孩子，在这个体系里不断地获得认可,但是那些在这个体系里获得不了任何认可的孩子，他们感觉不到所学的知识跟当前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教育只服务于未来，显然是不行的。

如果教育即生活，就是教育只是服务于当下的生活，就可以吗？你可以设想，如果阿茗不上学了，天天跟家里一起干活。这可以吗？她的父母、她自己、任何人，估计都不能接受。虽然她的家庭给她的成长提供了滋养，提供了学习机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家庭里的学习机会确实是局限的，只能学习适用于当地的实践知识。仅仅靠地方实践知识，她会很难立足，不要说以后，就是当下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她的父母就已经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观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而应该是互相结合的。

王   丹

如向芯老师所言，“在共同劳作中学习”范式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不够的，必须“既要又要”。所以，农村孩子面临两难境况，学会农村的实践知识和技能虽有现实价值但未来没有出路，想搭上学校教育的快车又往往搭不上，似乎左右都没有前途。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在共同劳作中学习”这个范式提炼得非常好，但是目前这种范式的应用场景，即共同劳动的场景，实际上局限在家庭内私人劳动的场景，而不是社会性的劳动，所以习得的知识技能难以在社会场景下获得出路。私人劳动场景，如家庭农耕、家务劳动或照料劳动，不构成某种正式工作，目前社会也还没有承认家庭内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如果把共同劳作局限在私人劳动的条件下，那么这种学习范式的意义就缩小了，被限制住了。

假如我们打开想象的空间，想象学习的场景不仅是在家庭里的共同劳动，而是在农村社区里的共同劳动，那么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就直接具有了社会功能，也就有了职业前途。职业是什么呢？不就是为社会、为其他人服务的劳动吗？只有当这种学习范式置于公共的共同劳动、而不是私人的共同劳动情景下，这个概念才能真正对主流的教育模式产生冲击。局限在私有化劳动的社会条件中，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这个概念都没有办法提供出路。要真正发挥它的理论的力量和社会变革的力量，必须要想象新条件。

向   芯

我觉得王丹老师说得特别好。我当时调查的地方，没有集体经济的探索，农村里的劳动已经完全的私人化，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最多几个家庭、几个亲戚共同经营这种小共同体。这已经是当时我能看到的最大范围的共同劳动了。我之所以称它为共同劳动，是因为它跟劳动力市场里完全个体化、商品化的劳动性质还是不一样。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在集体性质的共同劳动里，这种学习范式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我讲不了这样的例子，是因为田野中没有看到。但是我很认同你刚刚说的，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真正脱离个体意义上的共同劳动，这个范式才能发挥更大的可能性。

问题7：集体经济的共同劳动真的有更大的可能性吗，尤其对儿童的劳动教育或者劳动参与来说？

向   芯

共同劳作不一定非局限于农业，也不一定局限于中国。拉美的学者对美洲原住民社区进行研究，也观察到了非常类似的学习范式。但是他们没有把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引入，而是单纯地把它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去描述。对比之后，我觉得跟经济结构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学习方式，在家庭农业经济里面可以存在，在更加集体化或者是社群化（communal）的经济结构中也可以存在。关键是，当前农村的个体私有制无法提供经济层面的出路，因此直接导致农村学习范式的大范围坍塌和萎缩。大家都不种地了，孩子当然也不种地，农耕劳动被贬低，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被贬低。所以，关键是农业劳动怎样才能够有出路，可能集体化是很重要的方向。

高   明

教育一定要和生活相联系，否则也就无根了。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现在的教育就是为了使学习者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或者适合他发展的生活，或者是有尊严的生活，那么现在吃苦或者忍受，似乎都合理了。比如，读了大学成为白领，好像这个未来的生活更有希望，那么理所应当就应该和某些生活技能、某些劳动技能说拜拜，这也似乎理所当然。但是问题是，这种所谓好的未来主流生活模式它不一定真正好，它有许多问题。反过来思考，教育虽然受制于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是不是也可以有相应的改变，对什么是“更好的生活”进行一些反思？

向   芯

这个问题基本指向批判教育学里恒久的一种张力，即教育到底是培养适应社会培养的人，还是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教育是否应该为一个现在还不存在的社会去培养能够创造那种可能性的人？这里面有张力。教育者既担负着创造新社会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着对个体的责任。教育者不能把孩子往一条完全看不到、看不清的路上送，家长和孩子也不会同意。是有了新的社会才有可能有新的教育，还是有新的教育才会创造出新的社会？在抽象层面，这怎么看都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它具体落到实践的场景里面，或多或少就有了可能性。

我前两天看到“一席”推介的一个东北农村学校的老师。这位老师就觉得，应试教育让所有的孩子都拼命地去考试，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就是一种蒙骗，也是一种伤害。于是，他决定不走那条路，而是在中学阶段做职业教育，通过养殖和种植把学科学习贯通起来，但是又扎根在实际的劳动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实践者，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空隙去进行改造的尝试。宏观层面看，有多少的地方会出现这样的空间，可能我们所处的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会不断地变化。当更多地方出现变革的空间时，也许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