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驴腿起家的穷棒子社，何以撑起一个国家的形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23户贫农，以“三条驴腿”起家，创办了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成为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然而，在生产资料极度匮乏、无机械化支撑的艰苦条件下，这群“穷棒子”究竟凭借什么，书写出中国农民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将毛时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片面归结为农业生产资料从个体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简单转变。事实上，这种说法极度简化、片面地解读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绝非单纯的所有制变革，而是一场涵盖生产组织、劳动方式、思想观念与治理逻辑的社会革命。

穷棒子社的诞生与发展，回应了“落后条件下能否办好合作社、能否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历史命题。它将分散孤立的个体农民组织成紧密团结的集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干模式下农民势单力薄、抗风险能力薄弱、极易返贫且陷入两极分化的困境。这群“穷棒子”不向国家伸手、不依赖外部援助，以集体力量统筹调配劳动力，弥补资源短缺的短板，凭着抱团苦干、自力更生的劲头，在短短数年间实现了从绝境求生到连年增产增收的历史性跨越。

穷棒子社的创业史，更是一部精神史、制度史。其中所承载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底色，跨越时空却历久弥新。穷棒子社的社员们用实践证明：组织起来的力量，足以战胜物资匮乏与艰难险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一旦被唤醒便能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强大动能。

本文节选自《遵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专辑》，由王国藩同志、陆占山同志回忆、撰写而成。该专辑系统收录了遵化县参与办社工作的领导干部及办社骨干的回忆性史料，再现了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群众办社热情。

作者｜王国藩、陆占山

责编｜上农食、ཐར་ལམ་འཚོ།、侯Q

后台排版｜净怡

我们遵化县西铺村创办“穷棒子社”，距今整整四十年了。

五十年代初，在磅礴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村二十三户贫农，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办起初级社，即“穷棒子社”。由于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既发扬民主，又厉行勤俭经营，一年更比一年增产增收。赢得个体农户的信赖和支持，逐渐扩大为全村一社。“穷棒子社”的巩固、发展，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里取得胜利。当时确实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受到毛泽东主席多次表彰。成似容易却艰辛。我永远忘不了当年办社经历的人事情景，回忆起来还都一一如在眼前。

 一、靠三条驴腿办起农业社 

一九五二年，我们遵化县第十区雨水调匀，岁丰足收。这个区的东小寨、王老庄两个早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闹了上等年景。比西铺村里办的互助组强多啦。

消息是贫农王林给传开的。他在街头那么一嚷嚷，立即招引来许多人。大家议论纷纷，对合作社说长道短。说长的认为，既然人家能办，办得蛮够意思，咱们也要办，也一定能办成功，人多力量大嘛！道短的则认为，亲兄弟还闹分家呢，七姓八户归拢在一块儿，没那么容易。

听到乡亲们嗡嗡的舆论，我们村党支部的成员心情更不平静。

经过土地改革，西铺的劳苦农民破天荒成了土地的主人。旧社会，“穷人头上两把刀：租税重来债利高；眼前只有三条路：扛活、讨饭、坐监牢。”这种悲惨命运终归得到摆脱。但是，由于长期封建势力的统治压榨，加上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遗留的战争创伤，使得多数农户仍处于贫困状态。

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平分土地时，我们全村仅有二十三头驴、六头牛。土改后极少添置。贫下中农顶多有几分之一的“驴股”、“牛股”，多数户“耕者无其畜”。每八户还均不上一套农具。耕畜、大农具集中少数富裕户手里，他们非等人家本主使完才可能借用。同时，缺种、少肥、没劳力。

旧社会扛活、讨饭熬过来的王生分得了七亩八分地，就计划着生产。当时他又喜又悲。高兴的是：土地到底还家了；难过的是：自己是瞎干，孩子幼小，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用啥没啥，能把地种好吗？为难着窄，他老婆禁不住落泪。王生说：“哭什么，有了妈还怕生不了娃娃！毛主席既然把地分给我们，我们就是用手抠，也得把它种上；就是用眼泪浇，也要让苗长起来。”

话虽这么说，还得想办法。贫农屈福万实在借不到牲口，就靠人拉耠子播种。可是家里只有他和哥哥是劳力，屈福万年小力薄，拉不动，只好用镐刨坑下种，结果误了农时。至于象王生那样的农户，每年都有些地，因为无力播种撂荒。遇上旱年，出苗的耕地也得不到多少收成。

生活上主要困难是粮食。结束了扛活做月当牛马的苦日子，翻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恨不得使上全部力气，起早摸黑。从春忙到秋，仍落个“收不收，吃一秋”。通常年景是“糠菜半年粮，稀粥照月亮”。

老长工梁进田，好不容易由亲戚家借来种子凑合种上地，全家人却饿起肚子，无奈何，在分得土地的当年，又被迫出村打了三个月的短工。贫农戴老八的七口之家，土改时分草房三间和十七亩地，满指望从此过上好日子，谁成想第二年戴老八俩口子相继染病去世，抛下了儿子二满和四个小女娃。那时节，各家单干着，穷叔伯爷儿们无力照管他们，这群孤儿，无可奈何，终归还是戴老七出面，主持卖房典地，还清欠债，帮二满埋葬了双亲。四个小女娃，分头送到本家或亲戚处寄养。我们村支部虽说也帮过不少忙，还是顾全不了二满的常年生活。后来，托人说合，二满到县城给一家饭铺当杂工，人家嫌他瘦小，连水都担不动，经常失手打碎盘碗，硬是被辞退了。生路一断，只有四下流浪，乞讨度日。

小船抵挡不了大风浪。身单力薄家底穷的个体农民，怎能经得起天灾人祸？正象人们常说的“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在自然灾害面前，跌倒了就爬不起来。1949年发大水，西铺村边的沙河泛滥，九十多亩耕地被冲毁，卷走房屋十四间，好不容易经养的庄稼漂得无影无踪，望着大片大片的淤柴、砂砾，户主们抱头痛哭。贫农王荣分得的十一亩地被冲去四、五亩，越思谋越感到全年的生计难以维持，只得让儿子离家做工夫。

与此同时，本村或外村的一些富裕中农，靠手里的车辆、牲畜、跑运输、卖套。有的开始雇工、买地。土改后不久，西铺就有十一户贫农被迫出卖土地七十三亩，典去房屋五十间，严重缺粮的七十四户，欠债的六十多户，有四户重新讨饭。

在这种情势下，党和政府十分关怀西铺农民的疾苦。土改后的几年间，平均每年给这村发放五万斤左右救济粮，一百多套寒衣，还有许多布疋和现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雪中送炭，更激励西铺农民穷不移志，顽强抵制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吞。贫农王生在旧社会讨了二十四年饭，被折磨得双目失明，依靠获得的土地，依然不能安生立命。这时，有个叫张让的来家串门，他受白马峪一户富裕中农之托，想出高价买王生的土地。王生一听如同轰雷炸顶。他宁可重新拉棍乞讨，决不卖掉共产党分给他的翻身地。他愤慨地说：这地是穷人的心，就是给我万两黄金也甭想买走！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当时西铺五十多户贫苦群众，人同此心。

王生躺在炕上，心头如同烧了一把火一样烦躁。左思右想，从前活地狱的图景又在眼前直晃悠，王生是个瞎子，他心却十分明亮。他对我说：听说了吗？咱村出地卖房的可不少啊！这样下去还不又得受二茬罪，吃二遍苦么，请示上级出出道儿吧！

其实，上级早指出了金光大道。1951年初，县委派人到西铺，已在党内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试行草案>》。同时，结合学习过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合作社的办社经验。西铺村的翻身农户，在面临下一步该“向何处迈”的关键时刻，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

老贫农王生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加了互助组。

提起互助合作，西铺的“穷棒子”并不陌生。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早在土改之后，便自发地开展互助互济。一到春播、秋收大忙季节，三、两户“插伙”，互相“换工”，共同完成紧手的庄稼活。虽然户数有限，时有间断，但是“一壶水大家喝，一个饽饽伙着吃”。取我之有，补你之无，支撑当年生产彼此都借劲。

就这样，一九五一年春上，我们西铺响应中央号召，趁热打铁，很快地建立起十一个生产互助组，其中一部分是常年互助组。到1952年年初，临时互助组全部转为常年互助组。原有的十一个组调整为八个组，又吸收一些单干户进来，扩充了规模。全村加入互助组的农户达到全村总户数的80%。

回顾这段经历，我们几个支部成员确实坐不住了。支委杜奎找我合计，他说：“依我看，大家议论的办社是条正道儿，土改才三四年工夫，咱村不少典房的典房，卖地的卖地，挡都挡不住。新发户、拉脚、卖套、置地、盖房、修宅院，胃口越来越大。你没听到白马峪几家富裕户吹出风来，再过几年，把四十里铺（西铺原名）那些穷小子的坑头，也给买过来！该有多气人！看来只有把大伙的土地都合并到一块儿，集体劳动，互助互济，才有希望达到共同富裕。”

我说：“农业社肯定比互助组强。”我这话也有根据，因为区委就曾明确传达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指出：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种是常年互助组，还有一种就是合作社。这好比上楼梯一样，步步登高，一级比一级棒。我们区东小寨和王老庄试办的农业社，就完全可以证明。具体到我们西铺，到底能不能一下子办得起来呢？我们想来想去回答是肯定的。

事情明摆着哪，我们村互助组，在扶贫济困，搞好当年农业生产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它毕竟没能脱开个体经营的老辙。有的组，闲时候伙着做，忙时倒单干，还是顾全不过来。有的互助组虽说是常年的，也存在人在组里，牲畜、车辆、大农具留在组外，继续拉脚、卖套的情况。搞得好点的，也问题不少，“齐工找米”，找来找去，还是有驴工、牛工的户占便宜。穷苦人照样免不了再去给人家当“工夫”使唤。眼下，时机已到，群众又有这样的要求，农业社必定一办一妥，关键事在人为。

我跟杜奎迈出家门，一同去找党支部书记吴凤孝，研究决定召开个党员会。会上，我们把想法一摊，在场的都举手赞成，踊跃报名。加上会后要求参加的群众，总共十七、八户写了申请书，就责成我和杜奎去区里联系。

区委考虑农业社尚处试办阶段，经验还需摸索，开始不大同意。后来，看我们决心大，真有九牛拉车的劲头，终于批准了。

我高高兴兴地拿了批准书回到村里。当晚与全体党员见面，可却冷了场，闷迟了约摸半顿饭工夫，还不见有人吱声。经启发，温化之才开了口：“一个共产党员嘛，任何工作都应该带头，搞合作化更应该做群众的表率。不过要讲全家愿意呀，我还办不到，主要是我那老婆，费了半天唇舌，她也不开窍，实在没法子，只好等等再说。”

显然，他当众打了退堂鼓。我当时挺惊讶，可没马上表态。还是杜奎沉不住气了：“你不是说只要你同意家里没问题吗？怎么一叫真又变卦啦？一个共产党员干工作还得朝老婆讨‘圣旨’，这象啥话？她脑袋不开窍，你还甘当尾巴？”

温化之分辩说：“她死活不应扣，我不能总跟她生气呀，再说，这入社也不见得非一个日子掏齐，等一年咋就不中呢？”

他俩这一顶嘴不要紧，讨论可就僵持住了。接着发言的，要么吞吞吐吐，要么模棱两可，情绪受到感染。会不好再往下进行，为了慎重起见，暂宣布散会。

屋里只剩下我和杜奎。我拿出从区委领来的那张办社批准书，“啪”地一下扔到坑上：“大家都不一心一意入社，看来只好把这个原件送回啦？”

杜奎急转过身来，“怎么？送回去？不行！上级批准啦，谁爱入不入，都不入由咱俩挺着也得办。”

我知道杜奎有爱急躁发火的老毛病，故意逗了他一句：“那好，我当主任，你当社员，干不干？”接着，劝导他：“不论遇到啥事情，越赶在节骨眼儿上越要冷静点。”

其实，区里批准我们办社时，区委书记赵涌兴就给开了专治急躁症的药方：党中央、毛主席一再指示，合作化道路是几千年来未走过的道路，不仅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同样存在两种思想的斗争，群众中总会有先进和落后，必须通过艰苦细致的疏导、唤起大家的觉悟。一定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西铺是个社情比较复杂的村子，办社一定要注意坚决依靠贫雇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们仔细查点了一下这次报名入社的都有哪些户。原来有王林、王荣、王生哥俩、邵庆林、邵庆昌弟兄，还有……。看得出，不是讨过饭的，就是扛活作月的，都是农村的无产者。

正当这空儿，党员梁进田和吴秀英脚前脚后进了屋。我们问：“散会你们不是走了吗？咋又卷回来啦？”梁进田说：“我考虑好了，我是党员要坚决听党的话，入社！”吴秀英说：“我也考虑好了，我是党员，丈夫又在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党咋指示咱咋办，入社！”

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分头深入下去做工作。在街东头碰上了王生，他撂下手里的扫帚，闻着语声凑近前，开口就打听，“这社多时成立呀，我可是棒打不回的！”我们告诉他：别急，快给你喜信啦。王生连说：“那好，那好！”单身汉、复员军人佟瑞芝，把我们迎进草房屋，问东问西，我们问他到底想不想入社，他把脸拉长了：“什么，谁说我不想入社，我找他算账去”。

要过十八年饭的邵庆昌和差点卖掉翻身地的杜相，都是一心主定入社的铁杆派。在登门动员中农杜忠的时候，可就碰了钉子。念叨已经入社的十几户时，他竟撤了嘴：“入那干啥？我没劫可遭了？快别在我身上操这份心啦！”至于家中牲口车辆齐全的温永和，见了我们让烟倒水挺热乎，一提农业社，可就摇头了，“不！不！你们先办吧，我还不够格，往后再看吧！”

这样走走串串，我们果然看清了，办农业社究竟对哪些人最有吸引力。有车辆牲口的中农户，眼下还心存疑虑，怕吃亏、上当。我们决不强拉硬拽。贫农户入社也完全自愿。说合作社好，西铺没亲自办过，大家不摸底，应该允许人们三思而后行。等眼见本村农业社扎住根，枝繁叶茂了，自然全都奔到这条金光大道上来。

由于我们四名共产党员，拿出打日本鬼子、闹土改那么一股子拼闯劲儿，死乞白咧地抓工作，几天工夫，总计串连了入社的二十来户。接触人多了，言来语去。终于弄明白，开头出现的小风波，一方面固然由于某些人犹豫动摇，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富裕中农王悦那号人暗中“扳倒闸”。他拉拢少数富裕中农，依仗着自己腰力粗，今儿个掺和到这边，要跟你搞互助；明儿个挨靠到那边，又要跟他合伙互助。老贫农王荣一度成了他们紧拉的对象，企图打开突破口，使我们办社计划落空。

杜奎了解到这种动向，找我商量要去找王荣，把他稳住，千万别上当，我同意了。杜奎当面一盯问他“主意到底拿定没有？”王荣哼了一声没言语，再追问，他才搔着脑瓜皮拘拘吃吃地说：“这，这入社么，我打算……明年再说。”

杜奎并不退让：“你不入社，还想入互助组不？”

“互助组么，好了就入。”

“农业社要比互助组好呢？”

“那就——就可以入社。”

杜奎接过王荣的话头：“大哥，入社的好处你也听清了，你想想共产党哪项政策给过你空桥走，为啥对入社总拉心拉肝的！”

王荣看着杜奎的脸色，觉得态度挺硬，低头打了半天阴沉，才开了口：“农业社的好处我都听了，可我今年不入。”

杜奎稍一考虑，便提高嗓门：“告诉你说吧。农业社比互助组有优先权。”

王荣对许多入社宜传都没入耳，但对这“优先权”却非常留意。杜奎还特别解释，组织起来之前，西铺差不多每逢冬春都接受政府救济。成立互助组，生产提高了，才逐渐减少。前几次发救济粮，王荣都是重点。当然入社的优先权主要是在生产方面，比如供销社来了大骡子大马，或是胶皮大车，准得先供应农业社，因为它是集体所有，互助组是个人所有，就是给，谁家买得起？

王荣到底是个精明的庄稼人，明白多得点救济粮，对自家有利，更明白棒牲口好车辆在农业生产上有大用场，这“优先权”的吸引力，促使王荣“霍”地醒过懵儿来，决定还是入社。

通过汇报各户入社情况，拢了拢二十来户。第二天晚上，召开农业社成立大会，地点特意安排在王荣家里。有人对这样安排不够理解，认为他思想还动摇，为啥偏在他眼皮子底下聚群呢，那该多别扭。我并不这样想，若到别处去，他很可能不参加，若到他家开，他一家子入等于都参加会了，让他们看到大伙入社的热腾劲儿，比光讲办合作化的大道理强。有的富裕中农总想拉拢他，他正骑在墙头上，左右打晃，要靠大伙的行动把他拽过来。

挨门挨户通知个遍。工夫不大，王家的东屋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头们坐在炕沿上。炕头自然坐一片老婆儿和媳妇，其余大都蹲在地上。炕西头放个饭桌，桌上点盏小煤油灯，端起灯照着数了数，四十三人，二十一户，差不离到齐了。

借着灯光，我转了一大圈把大伙端详过之后，又往坑头上扫了一眼，正好跟王荣老伴打个照面，她绷着的脸立刻调了过去。我故意放开嗓门儿招呼：“大婶子，大婶子，头次到你家开大会，快给大伙烧点水喝吧！”

王荣老伴皱了皱鼻子，赌气囔囔地说：“天挺黑，灯不亮，黑糊糊的没法烧！”

我忙告诉她：“你也不用着忙，等把社办好了，我给你安上电灯。”

“电灯？我没那份命！”

我又说：“命，随思想走，思想好了命就好哇。”逗得满屋大笑。

大伙一笑，我想到王荣。他怎么不见踪影？用灯里外一找，发现了，王荣正在堂屋地摸黑蹲着呢。

我们一请他这房东进屋坐，王荣立时没好气：“你们不知道我屋子窄，还偏上这儿开会。真是……我在这儿挺好！”

杜奎乐着说：“哎，大哥不用着急，等社办好了，保准叫你盖新房。”

“新房？我没那份福！”

杜奎也学着刚才我的说法：“福，也随着思想走，思想好了福就大呀。”大伙又笑了一阵子。我就宣布正式开会。

首先由我把成立农业社的宗旨说道说道，讲到最后着重强调：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办农业社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不但入社自愿，就是看社不好，秋后还可以退出，决不强迫，只要我们把社的生产搞好，社员收入肯定会逐年增加，必将吸引更多的农民走这条路。”最后，我还有针对性地补充两句：“到现在，有的人还二心不定，对办合作社到底优越不优越摸不清，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如若看社不好，秋后还允许退出。”

一直蹲在外堂屋的王荣，耳朵发背，屋里讲啥没听进多少，只是我末了补充的两句，竟听进去了。入社自愿，出社自由，这还行。相信党支部说的会算数。就站起来朝前挪了挪，用肩头碰碰旁边的老头，小声叽咕起来。王林老汉见这动作，不由得插嘴说：“别说秋后，就是下去三年五载我也不出社，大半辈子扛活熬过来啦，办社还能办出第二个穷来？”

王林老汉这么一讲，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场立刻议论热烈了。王荣听出王林的话中带刺，就不好意思地说：“有不明白地方问问还不中吗？”，大家则东说这个，西说那个，总体的意向越来越明朗——决心办社。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我们西铺的农业社正式成立了。

我掏出笔记本，叫大家自报土地和牲口农具。这下，又没人吱声了。人群里冒出言语：“这二十多家的家底，不都在你俩心里装着吗？往本上一写就行了。”

王荣主张还得叫各户报报，大伙心里也好有个底儿。

开报啦，报一份，记一份，一边记，一边算。报完了，当场宣布：土地总数二百三十亩。因为各户没有大农具，开始登记牲口。又是没人吱声。难怪冷场，哪一户有整牲口呢？

我忙说：“大伙可能认为自个的牲口少，没法报，这不碍事，有多少报多少，凑在一起，不就多了么。”

杜春的毛驴是四家伙养的。范玉林使的毛驴股儿更多，是八家的。杜亮那头瘦驴是五家共有的。温自礼比别人驴股多，竟说不上该均得几分之几，反正他使唤的驴，十二天轮一班儿。拿玉米粒照老法儿计算，若按驴腿说，三条多一星点。掐零就整，就算三条驴腿。比起原来的某些互助组还差不少呢，王荣参加的那个中农组，曾有两头牛两头驴。

杜奎对王荣说：“大哥，你在那中农组占了啥便宜？还不是用人工换点畜力用。咱驴腿虽少，可人多呀，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生产一定搞出个势派来”。

就这样，一头毛驴，社里用三天，社外用一天，过上个把月再给社外贴一天。

一个社要有领导，这很顺利，大伙认为我和杜奎两人最合适。结果，我当选为主任，杜奎担任副主任。参照东小寨的章程，还要推选一名会计，要求大伙痛快地选。到底还是不痛快，庄乡人只知道有“先生”，“会计”这名词没听说过。

“会计”也好，“先生”也好，反正是管钱财账目的，没文化干不了。会计的职务弄明白了。二十一户里究竟谁有文化呢？穷苦人从小知事时起，天天忙着卖命糊口，哪有幸运上学呢。手指头扳来数去，就是想不出合适的人来。

看大家挺为难，我便提议：“看佟启怎么样？”人们觉得奇怪，佟启还没入社，咋当社里会计呀？其实我和杜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做过发动，他同意入社。今晚，因家有病人顾不上参加会。征得大伙同意，我们把佟启找来了。

佟启只上过两冬半学，有股子钻挤劲儿，在我们那群人中间也算得上秀才啦。要说矮子里拔将军，拔来拔去也只有他。佟启一看推辞不过，就搬出实际困难，光看他识几个字不中，只会写苏州码，没法横记会计账。我们没松口，三条驴腿能种地，老苏州码同样可以记账。横写也罢，竖写也罢，反正好记性不如拙笔头。再说本事全凭学凭练，功到自然成。这么左鼓励右开导，佟启终于勉强任了职。

合作社成立第二天，我们就敲开锣鼓齐上阵，我们社干部带头拉队伍奔了猫儿港南山，搬石头，挡坝阶，修梯田。

大冷天，阴坡露了冰碴，干活人热得冒汗。我正敞开短袄刨地，猛抬头，见远处移动过来一个小黑点。那黑点越来越大，到了近处，原来是村里的孤儿二满，脸黄瘦黄瘦的，身上只穿件破襟断袖的单衣，蓬散着头，光着脚。我一看见他，立时想起他家的凄惨遭遇。他少年流浪，受尽熬煎，如今返土回乡，他哪里会知道，眼前火爆劳动的乡亲们，如今已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了。

当天中午，我把二满领到家中吃了饭，还给他找来一件破棉衣，找来的那双鞋不太合脚，又亲手给钉上鞋带。

二满要地没地，要力气没力气，年岁还小，个头虽不如三条驴腿的灰毛驴高，总然是个苦孩子。水流千里归大海，他返回家乡要求入社。组织起来就为大家富裕，办起社，更有条件顾全他了。经过民主讨论，二满被批准为我们社的一个后续户。我摸着二满的脑袋说：“得啦，这回你在咱庄算是不走啦，我看哪，给你起个大名，叫戴存吧！‘存’，就是咱的农业社把你收留住了。”

小戴存加入了“穷棒子社”，从此，孤儿不孤。其他社员也把他看成亲人，都非常疼他。无论转悠到哪儿，只要赶上吃饭的时候，总是东家叫，西家拽，社干部家炕桌上时常为戴存多添个碗筷。宁可自家人勒紧裤腰带，也得让小戴存吃饱。戴存见到党员、干部瘦削的脸儿，打心里难过，暗攒一把劲，当个好社员。社里出工他不拉趟。二十二户社员把动大力气的活计揽过去，不让他干。我们社众手拉帮一孤儿，在遵化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传为佳话。

新生的初级社，除了三条驴腿，几乎再没什么家底。村里一些富裕户讥笑我们是“穷棒子社”。还说我们的坏话：“这群吃救济粮、领寒衣的骨干，凑在一块儿，早晚得穷散架！”“浑水的泥鳅成不了龙！”我在社员会上勉励大家：“有人讥笑我们是‘穷棒子’，我们就是‘穷棒子’，咱人穷志不穷，难不倒，穷不散！眼下困难多，需要想办法一个个解决。咱只要发挥集体力量，把社办好，就自然听不到这种怪话了。”

散了会，支部的几名党员留下，一面分析现实情况，一面策划脱穷创业的道儿。最后杜奎提个建议：“我看咱这社在村里办不了啦！”

一句话说得大伙直楞神，不明白究竟啥意思。我乐着解释：“难道办社还能真的拉到村外打游击？这只是打个比方。其实，杜奎说的虽不上山打游击，但也贴谱。我们的意思是外出打柴禾，把人马拉进北山沟，打上个把月柴，既增加收入，又提高思想，打出‘穷棒子’的志气。我们没牛没马，从山上拉；缺柴短米，从山上取，不愁闯不过难关。”

经过具体合计和准备，我们兵分两路。我留在村里带领年岁大的老人和妇女捣粪、搂石头、修整坝阶。副主任杜奎带着十八名精壮劳力，到四十里外，迁西县的王寺峪打柴。

数九寒天，西北风呼呼地贯，吹得人透骨冰凉，一路上大家捂着耳朵避着风向，艰难行进。为了赶路，人加快脚步，热气在头发眉毛胡髭上冻成白霜，乍看活象个老头队。清晨出发，刚过晌，赶到王寺峪村。

到王寺峪打柴的事儿，是杜奎通过他嫁在本村的姐姐跟村联系好的。随同来的共产党员吴秀英，安排跟杜奎的姐姐一起住，负责给打柴队操持后勤。十八名劳力分别住在两间屋里，把分头带的粮食集中起来。吴秀英立即点火做饭，等杜奎等人拜访过村干部，吃过午饭，再料理打柴的杂务事，天就大黑了。睡觉时，麻烦出来了：炕窄人多。刚躺下六个就挤满了，剩下的三个只有先站在地上。最后，他们急中生智，见北墙挂一条捆柴用的粗绳，办法就有啦，这屋炕不很象个大车吗？要想多装柴，必得勒紧绳。杜奎蹦上炕，背靠墙坐下。两脚朝躺好的人猛地一蹬，挤出空来，就招呼没躺下的人快躺。让大伙颠倒颠“刹”着个儿睡，共同顶上两床被，最后才轮上他自己，硬挤下他屁股底下的小缝缝，算是撂倒身子。

第二天早上，杜奎问年岁大点的夜里冷不冷，他们哼了两声：“冷倒不冷，炕热，顶算加一层被，就是那‘刹车’，可叫人受不了！柴禾‘刹’到车上拉回去烧火，我们还得上山打柴呢！”年轻小伙子佟春醒来睁开眼接上话茬儿：“再给我们多蹬上两个也没关系。”于是第二天晚上，在年轻体壮住的炕上又增添俩人，年岁稍大的换到西院大点的火炕上去，住八个人。这么一调整，里说每天仍挤压压地睡觉，大伙都乐呵呵的。起早进山，傍黑收工，每人至少打三挑柴，谁也没喊累。

山上满是苦柳和麻藜，枝杈尖利，没几天，好多人的手划破了，棉袄刮烂了，鞋子张嘴掉底了。吴秀英每天除了做饭，缝连补绽，麻线布头全用光，还是忙不过来。十八个社员没有谁叫苦，大家用猛劲打柴，抵挡寒冷。抗日战争那年头，跟鬼子兵周旋，光脚丫子跑大梁，对山里人来说是家常便饭。那年头能跑，眼下有点困难就克服不了？回忆那些英雄故事，脚被树茬碰伤的青年人又振作起精神。还是年长的邵庆林经验多，依据他的主意，割来山葛藤绑巴绑巴，完全可以对付。照样全副披挂出征。冒着隆冬风寒，坚持奋战十几天，共计打了四万多斤柴，垛到沙河沿，矗起几座“山包”。王寺峪村过往行人非常惊讶，说“成立农业社，真叫了不起！”

杜奎插机会回了一趟西铺，向党支部汇报打柴情况，我也谈了谈村里生产。考虑运输不便，决定就地卖掉。杜奎返回王寺峪，一面打柴，一面张罗卖柴。这样过了五六天。天变了，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大雪封山，“穷棒子社”人照常进山，蹚着没膝的雪，用镰拨开道儿，打了一天柴。邵庆林滑了坡，一只鞋甩飞了，陷进雪窝里，他硬是光着脚把柴担下山。佟印受伤的手肿得象馒头，狠咬着牙，照样打了三、四百斤柴，挑下了山。等雪盖得太厚了，才决定停止打柴，收拾回家。把几笔柴禾账一拢，共卖了四百三十元。

不提回家，打柴队里没人说困难。一说收工回家，竟把许多人难住了。尤其是邵庆林，他棉袄连大襟都碎了，裤子几处开花露肉。这身衣穿着能进庄吗？正在犯愁时，杜春一机灵想出个办法，把自己的棉被给邵庆林围上，用条葛藤往他腰间一扎，试装的结果，大伙“哄”地笑了，活象个奇宽特大的和尚道袍。为避免闲话，特许他回庄单独由后门进家，不必随队伍走。

腊月二十，我们的打柴队，告别了王寺峪的乡亲返回西铺。

西铺村轰动了。人们赞扬这些社员有志气，当然也给那些指望“穷棒子社”穷散架的蠢夫子当头一闷棍，心里不是滋味。几千年来，庄稼汉总是单门独户自谋生存，到头来，祖祖辈辈在刀尖上滚，苦水里浸。如今组织起来，形成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集体，风雪上柴山，迈出创业的第一步。当时，来西铺参观的遵化县三、四百名区村干部，抚摸着打柴队员捆绑着葛藤的肩头，紧握住打柴队员红肿粗糙的茧手，人人感动得落下泪水。

年终岁尾，亲人团聚，社里一片欢乐气氛。而打柴卖的钱究竟怎么处理，哪户都很关心。我在打柴队回村之前，已到区委汇报了有关情况，请示过区委领导。等他们一回来，我们社委会就专门进行研究。共产党员吴秀英、梁进田等人主张按区委指示办事，把钱用在刀刃上，不分；但有部分社员却提出，“不入社见不到这么些钱，应先让大伙过个肥实年”，要分。

我对二十三户社员说：“大家辛苦了一年实在不容易，社成立两个来月了，大家都挺努力，上山打柴的一去廿多天，在家里搞生产的成绩也可观，现在快过年了，按理说应该分点钱给大伙，俗语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往后日子长着哩，发展生产的任务大着哩，我们只有三条驴腿，春耕大忙一到。我们怎么送粪种地呀，不能光顾眼前。”一时争执不下，我们来个“缓兵之计”，让大家想想：廿三户有的劳力强有的就弱；有的多有的又少，有上山打柴的，也有在家下地干活的，情况等等不齐，如按人头劈，大平均，合理吗？这么一说，张罗分钱的脑子转了个儿，也同意把账算清再说。

利用这个空子，我们社委会成员分头走访了各户，进行顾全大局爱集体的教育。社员们认为，我们讲：“千万不能千日打柴一日烧，难关还没渡过，办社还指着它呢！”社员们认为这话很有道理。酝酿差不多以后，转天，召开了讨论会。全社划为两个组，把赞成不分钱的骨干插在里面，进行启发、诱导。我掌握的那个组，由于我反复解释和党员带头，到晌午多数人的思想都做通了；杜奎掌握的那个组，因有些人仍坚持要分，讨论没结果。最终干脆正规一点，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我刚发话：“不同意分钱的举手！”大家唰的一下，全举起来了。主张分钱的王荣，扭脸转圈仔细数了数，便皱起眉头，悄声嘀咕：“真怪呀，原来那么些人愿意分钱，怎么隔一宿全顺过去了呢？”事也凑巧，不知哪个爱闹好逗的小伙子，当场举了双手，偏又叫他看见了。他一拍大腿：“怪不得举手的人多，这里头藏假啦！”会场乱哄一阵，只好二次表决，王荣才服了。

讨论买东西，这回王荣第一个发言：“我愿意买车，有钱了总让使扁担还中？”邵庆林要求买牛，理由是好耕地攒粪。佟印和戴存俩个听得不耐烦了，一齐说：“怎么谁爱买啥就买啥呢，这样的话，我们愿意买羊！”

杜奎听到这儿，也大声说：“咱这不是‘变戏法’，要啥来啥，统共那么四百三十块钱，能买这老些东西？”我担心在这小节上翻车，表示，一定尊重大家意见，完了咱们都再仔细斟酌斟酌。

我们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和生产实际需要，进城赶了一趟集。冬天天短，太阳压山的时候、才回到西铺，买来一头牛、一头大黑驴、十九只羊。二十三户社员几乎全来了，社院围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邵庆林几步窜到黄牛跟前，扳开它的嘴瞧瞧：“哎呀，老了点，跟我的年岁兴许差不离了！”我说：“老牛耕地经验多。”

邵庆昌拍着大黑驴的脊梁，打量好一阵：“嘿嘿，真够瘦的，简直跟我相仿！”杜奎忙说：“喂得好点，很快就上膘。”

戴存、佟印更是高兴得不知咋好，用手挨个摸摸绵羊的绒毛，还抱起小羔羊贴贴脸蛋儿。

唯独站在人群中间的王荣，面色不对，心中生疑，因为他没见到他愿意买的大车。

我早注意到王荣特殊的神情，上前说明了底细根由。

原来，我们为社购置家产煞费了苦心。先买了羊，又买了驴和牛，再买些杂七杂八的农具， 一点钱数只剩五十元，车铺的车价至少一百六十元。转另一家有个辕木有残的车还出价一百二十四元，买不了，预交了定钱五十元，总算买下这辆车，回来路上没了盘缠，只吃了几口由家带上的玉米饼子充饥。

过了春节，我们又组织九名壮劳力进山打柴。奋斗二十几天，卖得二百一十元。牲畜的草料解决了，社员口粮基本有保障了，王荣张望在路口，亲眼见真赶来了定买的那辆新车，也露出了笑模样。

有了羊没有圈，有了车短少套。二十三户社员一齐想方设法，从家里搜罗，向亲戚找，能接就接，可补就补，修旧的，利废的，只要顶用决不买新的。邵庆林把土改时分得的小树放了，扛上两根松杆交给社里；梁进田抱来三根木棍，是刚从自家棚子拆来的；佟印棒来一些钉子，是从老房木框上起下的；有些社员还献上仅有的几捆谷草。大家又从河滩捡来几车石头，牛棚羊圈全搭停当了。

正当社员第二次上山打柴的时候，佟启从昌黎会计训练班结业回来了。“穷棒子社”自己的会计“出师”，真是一桩喜事。

“快把办社以来的账目捋巴捋巴吧！”

听我这么一吩咐，佟启犹豫一会儿，终于开口：“我一路正犯愁呢，新账簿得花一笔钱买。”

一说得动用十六、七块钱开支，连我也打了怵，“有别的办法没有？”

佟启倒有个“馊主意”。学习期间发的一本实习簿，那上头啥项目都有。他打算买点粉莲纸，照葫芦画瓢，到区公所刻钢板油印。我佩服佟启内秀肚里有招数，鼓励他：“对，咱社穷，处处事事都得靠穷办法。这往后，多少家当多少款都打你手里过，笔杆子上可要挂住锁。资金是社员从石头缝一星一点抠出来的，咱要一分钱当成两分花，用在刀刃上。”

其实，社里的经济力量佟启最知底，他执行财务，一直使着缺框短珠的破算盘；用收攒的嫩玉米皮，给社员开工票；笔尖秃了也不轻易换新的，磨磨它，照常记账。

积年的贫困，一时不可能转过个儿来。我们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土地、牲口和农具问题，最后，为明春种地的种子，使大伙犯了琢磨。事情明摆着呢，咱办起了农业社，再困难，也不能让国家贷给种子呀。

当场我拿意见：决不能向国家伸手。还打了个比方，办社好比过日子，刚一安家就向人借债，往后的生活怎么治划？可具体落到“穷棒子社”二十三户来说，吃粮都挺紧巴，对对付付熬过冬，谁家能饿着肚皮留种籽？清明节到了，又下了场透雨，春播就将开始。王荣提议说：“这回该找政府给想法儿了吧！”我还是那句话：“社刚办起来，八字没见一撇呢，就向政府伸手，往后怎么办？”我们召开社委会，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按照以前各户分头凑集旧料盖羊圈的办法，自己动手，出村去借找。

王生心想：“要照这样办社，这样过日子，社还能办不好？明天我就去找种籽”。

第二天一大早王生起来，换上件干净衣服，拿起讨饭棍，提起讨饭桶，跟媳妇说了一声就迈出家门，媳妇追着要问个明白，王生解释说：“要来千家粮，种咱社里的地。这是吉庆事儿。旧社会富家孩子生下来要穿百家衣，长命百岁么。咱种千家粮，幸福一万年！”

王生今天出门讨要，和以往二十几年前讨要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过去是饥寒交迫，步履艰难；今天象赶庙会、走亲戚，总觉得有喜庆事在等他。等晚上回到村里，他真要来不少种籽，高高兴兴地交给社里。

杜奎嗔怪王生真的去要种籽了。王生一听立楞了眼：“你们不是说就是要种籽，也得把社里的地种上么？”

我们只好作解释：“那是表明我们办社不向国家伸手的决心，没让大伙真的去讨要，给个棒槌你就认针（真）还行？”

我还特意说：“入社，就是社里人啦，出门讨要攀坡过岗的，社里也担心，外人还得笑话咱！”

这一下子，王生沉不住气了，“看，我要了一溜圈种子，反倒挨批评了。”说得大伙都笑了，“国藩、杜奎你们俩知道，我要了二十四年饭，以为我还没要够吗？为了咱们社，你们叫我干啥，我不兴含糊的，话又说回来啦，这次讨要，算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了！”

第三天头上，孤儿戴存从表哥家借来两瓢红高粱种籽，在村口上让我碰上了。我问：“怎么这晚才回来？”

戴存没有回答，沉了一会儿，才赌气囔囔地透露这么个消息：“王悦那家伙正在看咱们笑话，咱种啥庄稼他种啥，吹牛说非把咱社踩到脚下不可。”还说什么“穷棒子社，一伙臭要饭的，要没有摘星星的本事。就别想赶过他去！”

杜奎反口顶上一句：“他也没有摘月亮的本事吧？”

戴存眼皮一眨，挺纳闷：“你们听了真不生气？”

气啥？其实戴存提供的并不是新闻了。王悦这个富裕中农，一心算计个人发家致富，对办合作化死顶牛。如今，他硬想跟社里比劲，要是真把我们肚皮气炸了，那才趁他的心愿。他说我们没有上天摘星星的本事，甭想赛过他。我们偏要立下凌云志，真敢去摘星星，他这一“军”将得好，应该感谢他。

问题虽应这么看，我内心却在犯琢磨：这二十三户，除佟启还将就点，其余全穷得叮当响，闹好了没说的，万一有什么闪腰差气，不但影响社员的饭碗子，还关系到合作化的前程啊！

为了给社员鼓鼓劲，千方百计把地种好，按社委会决议，开了全体会。

过去，日本鬼子、蒋匪军那么凶，杀人烧房，到底没有吓倒我们，掉脑袋的事都拼打过来啦。如今，王悦跟社作对，从生产上较量较量，要不了命，出不了血，有啥可不敢的？大伙早憋着劲和他比试呢。论畜力，二十三户确实只有三条驴腿，虽说新近添置一头牛、一头驴，可是又老又瘦；王悦家里却有一头大驴、两头大牛。论人力，王悦父子加一块三个做活的；社里人多势众，慢说有牲口可用，即便肩拉犁、手刨地，也赛得过他。

七嘴八舌，对比算账。结果比出自己的雄心，算出大家的劲头。会开到末了，当晚议定：兵分两路，豁出伤筋掉肉，摽膀同心干，首先打响春种第一炮！

第二天一大早，我扛着犁套带着一拨人奔了西大梁，日头露红，我们就动起家什，由我扶犁，王生跟毛驴搭套拉犁，王荣在后面撒种，其余的人有的撒粪，有的刨坎棱，平整土地。种过两趟，王悦一家三口才紧赶慢赶地上了大梁。王悦把种籽口袋撂到地头上，扬起紫膛麻子脸，直起水蛇腰。搭了话：“嗬，你们来人不少哇！”小戴存哼了一声，立时回答：“我们有人嘛，你想来还来不了哪！”

王悦挨了碰，把牙一咬，对儿子连催带嚷地套起毛驴，连忙种起来。种到半趟，王悦正和我打个照面，那家伙冲着我皮笑肉不笑地搭讪：“王主任，坌子扶得真棒呀！”我只回了一句：“差不了！”

王悦嗓子眼像塞了啥东西，想骂也骂不出，心里又是恨、又是恼。这家伙，早先地主得势的时候，他仗着两片薄嘴唇巴结权贵，替王家大院收租跑腿，就会溜舔拍马。封建势力一打倒，杜志等人搞反革命活动，他成了骨干。人民政府平息了道会门的“红眼队”暴乱，取缔反动道会门，他假装悔改，骗得到宽大处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车轮隆隆前进，他总妄图拖它后退。农业合作化运动，如洪涛大潮席卷而来，粉碎了他的“黄粱梦”，便极力讽刺、挑拨、打击、破坏，啥鬼八卦都施展过了。农业社不但没有垮，反倒置买了“家当”，情满气盛地站了起来。王悦哪能就此善罢甘休，就另变换招数，向“穷棒子社”挑战，成心想把社比垮。凡是挨边的地块，社里种啥庄稼，他也跟着种啥，秋后好显个高低。生产上比垮了，“穷棒子社”也就臭了，没人加入。这样，不但出了口气，放债、雇工的路儿也就活了。单干发财也没有谁敢“挡驾”啦。因此，社里在西大梁种玉米，他也在他的地里种玉米；社里在蔡家沟种上六亩谷子，他也在挨边的六亩地上种了谷子；社里在大岭沟栽了三亩白薯，他挨边的二亩地里也栽上白薯。社里的苗冒头了，王悦地的苗也冒头了；社里的苗齐齐崭崭往上钻，王悦地的苗也齐齐崭崭往上窜；社里榜了三遍，王悦也榜过两遍。

事情轰动了四邻八庄，下地的、过路的，都不免绕道来看上几眼。若是碰上几个人打疙瘩，还要喊喊喳喳议论一番。因为从开始的长势看，全油亮黑绿，分不出高低。往后该怎样呢？有人说：“王悦有钱，要是买了豆饼、化肥描上，那可就出成色了。”有的却说：“社里那么多人手，要是铆劲榜起来，王悦准得抓瞎”。有人说：“王悦到时候找上几个短工，也能把活计往前赶”。有人反驳：“他再找短工，也找不来社里这么多棒劳力呀”。言多语杂，向着社的担心社赛输，满心盼望社的庄稼占上风；向着王悦的，生怕他变成农业社的手下败将。真是有的明有的暗，各方心思不一般。

我们社委会几个头行人攥紧拳头，决心赶过王悦去！王悦骂我们是“穷棒子社”，我们自有制胜的“穷办法”。

社里养的十九只羊，圈里羊粪攒了不少，我们拿定主意，统统描到玉米地里。群众都赞成，我们就操持起来。

这天天不明，王悦还在被窝里做梦，梦见他家的玉米长了一丈多高，社里的还不到一尺，相比之下，犹如高山对土丘，正乐得开心，忽听人声狗叫，惊醒了。从炕上爬起来，披件大袄，急步走到街门，从门缝往外一望，月光下，社里的铁轮大车正咕隆隆经过此处。后边一人一副挑子，嘎嘎悠悠，闹闹嚷嚷互相跟着走。筐里装的是啥，他看不清，蹑手蹑脚开了门，尾随在后边一瞅，立即返回家来，叫醒了老婆孩子：“穷棒子们往地里运粪哪！”王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乱转几圈站到院当心，催促两个儿子赶紧起圈装筐，驴驮人担，也奔了西大梁。走到半山沟，社里挑粪的下来了，走个对穿，耳听身后有嘻嘻笑声，王悦恨恨地甩了口唾沫：“哼，不用笑，早晚叫你们穷棒子哭都哭不上韵调来！”紧接着大铁轮车下坡了，他放下担子，回头抹了把汗，对大儿子说：“让穷棒子们高兴吧，他们那大车是一百六十块钱买来的，秋后打不出粮食，瘪着肚子饿着，干没辙，咱掏上一百块，那车就成咱们的啦！”等他走到地头一看，刚才咧开的嘴立时拉得老长。原来，我们社里是男女老少总动员，男的挑粪，女的描粪，粪到就描，挑来下一趟，上趟粪已描完，人多好做活。王悦家统共三个人，吹笛顾不了捏眼，光是运粪一天就忙不过来。人累马乏，两个儿子被扁担压得直不起腰，毛驴任他们使鞭子猛抽也不肯快走，王悦一步一蹭，两步一挪，早就“草鸡”了。

掌灯以后，还没来得及吃晚饭，一阵闷雷，几道闪电，随着狂风，黑锅底似的恶云漫到头顶上。老天爷没顺王悦的心意，瓢泼大雨，直下一个多钟头。他地边的粪堆竟给冲得溜光净。他的地在上坡，社里的地在下头，粪水全流到社的地里去了。社的玉米昨日描好粪，夜间一场透雨，壮上劲儿啦。王悦跺着脚怨气冲天地说：“凭他穷棒子人多，管个屁！过了初一还有十五呢，粪冲走咱不怕，进城买肥田粉，看他们还有啥高招儿。”

王悦果真卖掉两只羊，买上七十多斤化肥，往他玉米地描上了。我们也有对策，常言道：锄板子底下有水也有肥。我们还是靠穷办法行事，一遍两遍，连耪几遍，苗秆黑上来了，一天一个样。王悦呢，他肥田粉使多了，连晒几天，玉米苗不但没长，反倒黄上来了。他这才拿锄去耪。社里耪过两遍，他家一遍没完，而且顾这块地别的不管又不行。无计可奈，张罗雇几个短工。岂不知原来扛活作月的，差不多全在二十三户里，如今成立了农业社，谁还伺候他？剩下的中农户，自家的庄稼还顾不过来，哪有闲空给他做营生？王悦这着棋又走瞎了。

下一步，王悦便在二十三户社员身上耍鬼点子了。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他瞅准机会，向社员邵庆堂套近乎：“生活怎样啦？还有吃的吗？”邵庆堂说：“不瞒你说，早没吃的了。”王悦盯着邵庆堂拧了绳的眉毛，摆出一副关心的样子：“想想法儿呀，割荆条吧，一百斤荆条换三斤红高粱，粮食不就到嘴了吗？”

庆堂往下没言声。回到社里一学说，王荣认为这是个门儿：“一手交荆条一手给红高粱，总比饿肚子强。”于是，拉帮几个人就上南山了。

王悦接连收买了一两千斤荆条，放出风来：“他们割多少我收多少，压绿肥使不了，我晒干当柴禾烧。”这话反映到我耳朵里，知道上了王悦的当，他是诚心让社里积不了肥，还牵扯劳力耽误收拾庄稼。吃一堑，长一智，往后割了荆条，留自己压绿肥，贵贱不卖出。

那工夫，实在够艰难的。口粮告紧，二十三户里多数户都断了顿。只好靠挑野菜度日。王生找我，说两天没揭锅了，一大家子张口物，想出去找点吃的。他想拾起旧营生，要点饭熬过这一关。

我一听，差点掉下泪来。前些时候，互助互济，我拿出点玉米，杜奎连小猪都卖了。共产党员梁进田也拿了粮食，接济断了顿的社员。带动全社凑集些白薯种，育了二十几炕薯秧，除了自己栽种，还得了收入，稍稍缓解暂时困难。这几天，我家没啥可吃，光喝马齿苋汤，人都浮肿了，这倒不大要紧，可气的是王悦那家伙。社员们挖马齿苋菜，他赶驴从道边过，驴把嘴伸到菜筐里，社员轰驴，王悦斜斜眼，哼哼鼻子：“你别生轰。我的驴还没那么贱，不吃那个。”想到这里，我对王生说：“二哥，咱人穷志可不能穷啊！”王生点点头：“这话我记住啦，再穷也不会闹出两个穷来。我出去要饭，不管走到哪里，死活也不露出是社员，决不给社里丢名誉。”我含着热泪劝他：“你千万别出去，白薯已经结蛋儿啦，实在没法，咱刨点掺和野菜混顿，也饿不死人了。”王生一听直摆手：“国藩你也是庄稼人，怎就不想想，吃青如吃金，光顾眼前，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当然明白这个，可在这困难时刻，只能想这条道儿。

大旱逢喜雨。遵化县第十区区委书记赵涌兴了解到我社的困难，连夜赶到西铺，找到我和杜奎，劈头就是这么一句：“你们生活这么困难，为啥不找区委说一声？”我说：“我们还可以对付。”“怎么对付？”杜奎沉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早先比这困难多了，还不是吃糠咽菜过来的，再说白薯结了块，实在不行，刨点吃怎也好对付。”赵书记看着眼前的我和杜奎，“吃青行吗？”我说：“我们明知要减产......”赵书记说：“减产可减大了！你们农业社头一年办，还有个王悦和你们较量，想一想，胜败关系多大！”

接着，赵书记提出给我们贷点款。开始，我不大愿意，不愿刚办社就先在脊梁骨上背上账。赵书记一再劝导：“你们的精神是好的，可也得实事求是。贷点款，买点粮食，分给社员，护住胸口窝，生产出来的不比这多得多呀。”他走后第二天，信用社主任送来五十元钱，说是区委领导让他来的。随后区委还派了李继增副书记到社里蹲点，帮助我们发愤图强，度过难关，把集体事业搞好。

得到贷款，我们干部社员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当时就按实际困难状况，每户分了三两元。党和政府这么关怀我们，生产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耪地、压绿肥相当红火。

这时节，玉米棵顶尖散开天穗，牛犄角似的玉米棒挑了花红线。王悦瞅着社里的庄稼长得这么旺实，自己的竟挫几节差一色，有的叶尖都干巴打蔫了。又嫉恨又着急。看热闹的人，口中不言，眼在说话：“大局已定啦！”

真的定局了吗？王悦不想承认事实。有一天，路过地边，碰上社员温自礼正割草。他望望庄稼，对温自礼说：“你们干劲不小哇！庄稼真不错呀！”温自礼只是支支吾吾回话。王悦借机添油加醋：“不错是不错，你们还得要饭吃。”温自礼放下手里的镰刀，再三追问到底为啥？他才慢吞吞地说：“这话只是对你讲，别人我还懒得告诉呢，你们不是贷款了么，你知道贷了多少？你哪会清楚，贷来了两千一百块呀，只给你们大伙分了五十，那两千零五十呢？哼，都肥了他们党员啦，你们还不要饭等个啥？实话对你说，可千万别叫别人知道！”

温自礼本该把这谣言反映给社委会，千不该，万不该，一时血糊心窍，信以为真，拎起草筐，便扫兴回家了。俗话说：“好话不出门，坏话串一村”，没到一天工夫，好多社员都有耳闻，叽叽喳喳，东猜西想，干起活计也没啥心思了。

我看到这种情况，挺是纳闷，就约了杜奎分头探个虚实。探听到的竟是气话，这个说：“怎着也得挨饿、要饭，我算看透了。”那个说：“肚子填不饱，也不能当傻瓜。”探来探去，终于摸着头儿，温自礼开始赌气一言不发，经我们耐心诱导，才把王悦给端出来。

我没有责怪大伙，冷静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有缺点，前个时期，光顾忙生产，没及时把使贷款的事跟社员讲清楚，闹出个小误会。于是我们来个财务公开，不但是五十元贷款，连集体财产和全部收支情况，都交代得五指露缝。看大伙没疑问了，我站起来讲几句：“上级党和政府关心爱护咱们社，给送来五十元生活贷款，解救燃眉之急。王悦他红里搅黑，硬说是两千一，哪怕两万一，他说的由他担承。用这个搅乱人心，破坏团结，咱不能上他的当。人家时刻在算计我们，唯恐合作社办好。咱可不要是非不辨，香臭不分，让他暗使坏拔了‘气门芯’。往后，只要大家擦亮眼，不信邪，他耍啥妖术也不灵啦！”

思想工作做上去，社员普遍受到教育。我们趁热打铁，鼓励大家再努把力，实现“现在多受一点累，秋收多打一成粮”的口号。等到秋收，不但社里同王悦比赛的玉米地产量超过王悦，全社庄稼每亩平均产量二百五十四斤，同样超过王悦，突破西铺村历年的产量，比互助组的亩产增加将近一倍。总产四万五千八百多斤，扣除集体提留，平均每户分得粮食一千四百多斤；全社总收入六千八百多元，除掉各项开支，平均每户收入分配达一百九十多元，比单干时增长60%。公共积累达两千四百多元，为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激发了二十三户社员的爱社热情。

一九五三年，我们农业社初办，王悦同我们较量，以失败告终。当初，他曾站街贴墙根，大话吹得山响：“穷棒子社要能超过我去，我敢把眼珠子抠下来踩个泡！”这时节，人们反过来说：“咱们看他咋抠眼珠子吧！”

王悦当然是只会吹，不会抠的。事也凑巧，不久，真的发生这么一件事。

离王悦家门口不远，当街有盘铁匠炉，铁匠打制镰刀，往里加钢，正在断截一节钢。不少人围着看热闹，王悦也挤进人圈儿里。未用三五分钟，忽然，“嗖”的一声，一片钢渣迸飞过去，不偏不歪，正溅到王悦的右眼上，他嚎叫一声，弯下身子。众人上前看时，王悦的右眼珠子已经流出来，像个死蛇胆，确实用不着动手抠了。

秋前，口粮告紧那阵子，王荣后悔不该早入社。社里锄草，有人把地界上的乱石头往一块儿堆了堆，他立刻上前制止：“别动，动了将来麻烦。我不知道在不在这社呢！”他家1952年参加互助组时，有十一亩地，七口人，三个劳力，只收六石粮，入社第一年他就分得四十一石粮，王荣主动找社委会，张罗赶紧把地界（三五尺宽的乱石堆）取消，理由是“有那玩意儿，不光少种几垄地，干活还碍手脚。”我故意重复他说过的话：“别动吧，动了将来麻烦。”王荣明知是开玩笑，红涨着脸，恳切表示：“这回我打定了主意，一辈子不出社了。”

孤儿戴存在农业社第一个丰收年之后，高兴得竟不知怎么安排生活。我走过来对他说：“别愁，一样一样地来。”戴存激动地说：“王主任，全听您的安排。社就是我的家，党就是我的娘！”

戴存分了两千五百八十九斤粮食。帮他找来了缸缸罐罐，茓皮囤脚，真是装不胜装，盛不胜盛。依照我的意见，把当出去的五亩半地、间半草房全赎了回来。寄养在戴老七家的小三和寄养在戴满家的小二也先后接了回来。煞冷时，场净地光，社里活不紧，我又帮戴存买下几匹小布，缝棉衣、做棉被，一切备办停当。我打发戴存拉上社里那“三条驴腿”，到城北白家园村去接小四妹。

一路上，邻近村的人差不多都认得戴存，可是仅仅多半年光景，变化可大呀，原先光着脚丫穿着破军褂的小化子，现今，红光满面，穿着齐齐楚楚。是谁养活了他呢？铁的事实，活跳跳的青年，为农业合作化做了有声有色的宣传。组织起来的“穷棒子社”给戴存撑腰当靠山。到了白家园，人家一看他这气派，就把小四让哥哥领回。小四快七岁了，骑在驴背上泪眼汪汪。戴存赶着脚、扶着妹妹，脱下自己的新褂子给妹妹披身上，哄着：“咱回家吧，到家了哥给你做花衣裳。”

“家在哪儿？谁给我做花衣裳？”“社就是家。”“社是啥样儿的？”“社就是毛主席给咱穷人挂的一盏红灯！”

说话不觉路远，四十华里到了。到了西铺村，小姐姐上前抱过小四妹，连前来祝贺的乡亲都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喜的是苦娃娃如今过上了好光景；悲的是孩子的老人过世早，没能享受到晚来福。从小童养到大于沟村做了媳妇的大妹刁儿，听说骨肉同胞离散多年，幸得团聚，赶忙随前来接她的哥哥回了西铺，帮助料理这个新家庭。

这一年，贫农王生全家做了两千八百多工分，分得现款八十多元，分粮三千二百斤。那粮食像珠玉玛瑙，破茅草房根本堆不下。过去全家粮不够吃，只是盛在破铁桶里，铁桶满了日子就好过些，更多时候是不满。如今由社里分得的粮食这么狼虎，要用那破铁桶量，该量多少桶啊！过去唯一能保护全家的是那条讨饭棍，就是那讨饭棍也不过挡挡地主门前的狗，如今，保护全家的是啥？农业社，自己的“穷棒子社”！我们的社会主义！越思越想，在含笑时流了泪水。他常听说，受穷人的泪是苦的，幸福人的眼泪是甜的。王生趴下尝了尝落在白马牙玉米上的泪滴，乐得简直跳起来：“我的眼泪是甜的。我的心是甜的。我的家、我的社全是甜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一阵子，王生失明的双眼总闪发着光彩，偶尔感觉到人影、树木、社里的车辆、牛羊在视网膜上晃动，过一会仍然模糊起来，再使劲看，一切都消失了。老婆劝他去医院治治，兴许有指望呢。王生推说：“我快五十岁的人啦，总觉得是我的心看见了咱家、咱社的好光景，决不是眼。这眼，治也治不好，何必给社找麻烦。”

前两天，社委会专门研究过一件事，就是放王生的假，让他去治眼，医药费由社里负担。在我和杜奎再三劝说下，王生执拗不过，终于检查、住院，动了手术。一星期的疗程，张院长揭下蒙在王生眼上的白纱布，王生眼前豁然开朗了。

旧社会把好人逼成瞎子，新社会让瞎子重见光明。告别的世界复还，可这世界全变啦，比王生靠心灵所探视到的要美得多。他相信这都是真实存在。常年出粪、装筐用的铁锹，这回才称得上相交又相识的“老伙伴”。“穷棒子社”耕地，起初只靠三条驴腿的毛驴，王生主动拉着犁，帮驴驾套，省出一个人工。扶犁把的喊声“停”，他马上把绳套一勒，毛驴就站下来。凭他的感觉和精心，趟走得非常稳，犁耕得非常直。治好眼，王生件件农活都可以操作自如了，使出的仍是拉犁耕地的劲头，他把金子般的心献给了自己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