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怡颗莓站上被告席：美国草莓产业里的化学品、土地与劳工

近期，怡颗莓（Driscoll's）遭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指其草莓被检出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该成分可见于部分农药配方，目的是提高药液附着效果。该类物质难以降解、易在人体累积，其中全氟辛酸被列为1类致癌物。此事在国内亦引发网友热议，对此怡颗莓称其在中国售卖的莓果来自云南基地，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前述美国诉讼无关。

实际上，草莓种植中的农药使用早在十六年前就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其时，在怡颗莓总部所在地加州，为减少作为土壤熏蒸剂使用的甲基溴对臭氧层的破坏，农药监管局局长意图登记挥发性更弱的碘甲烷作为其替代品，全然不顾后者毒性更甚的事实。为阻止这一进程，美国的环保组织、公共卫生组织、农场工人组织等团体联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这场围绕化学品的辩论激发了朱莉·古斯曼（Julie Guthman）对加州草莓产业的兴趣，由此揭开了一个以熏蒸为核心的生产体系。

基于对75位莓农，55位农场工人，以及多名行业代表和科学家的一手访谈，并辅以主要来自相关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二手资料，古斯曼的《枯萎：病原体、化学品与草莓产业的脆弱未来》（Wilted: Pathogens, Chemicals, and the Fragile Future of the Strawberry Industry）一书于2019年出版。本文为第六章《短缺的劳动力与可弃的身体》（Scarce Labor and Disposable Bodies）的翻译。

在本章中，古斯曼围绕加州农场工人短缺的原因展开分析，考察了移民政策的更迭如何一度带来廉价劳动力，又如何在当下对产业构成挑战，不断影响着农场工人与莓农的博弈。她将用生动的案例揭示，逐利的莓农如何与迫于生计的农场工人共同嵌入由植物、土壤、化学品、气候以及法规、劳动力等构成的社会生态组合体当中。当部分莓农甚至打着“为工人着想”的名号推广蒸熏剂等农药化学品的使用时，加州草莓产业还有可能找到出路吗？

作者｜朱莉·古斯曼（Julie Guthman）：博士、地理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即将退休的社会学教授。她在该校长期讲授关于种族资本主义以及食物与农业政治学的课程，并致力于研究美国食物体系的转型。

翻译 | 子夜、曙光、 Alvin 鼎、歲川、Ripple 、云岫

校对 | 侯寅、侯马

责编｜嘎嘎

后台排版｜净怡

在漫长采收季的任何一个工作日，只要驱车穿过加州沿海的草莓主产区，就有可能亲眼目睹草莓采收的胜景。尽管满眼望去是一片连一片的草莓地，但真正让你认出采收正在进行的，是路边一字排开的崭新大皮卡，这是田间工头的车（他们清一色是男性）；而那些灰扑扑的旧轿车，则是工人的。路边多半还摆着一排移动厕所，也许还搭起一两顶大拱棚，供工人歇息时遮阴。至少会有一辆敞篷货车停在那里，车上码满了箱子，旁边放着一台秤。一两名工人守在车旁，拿着写字板，逐一记录草莓的箱数。

然而最可能抓住你目光的——尤其在暮春初夏——是采摘工的身影，一块地里有时就有好几百人。他们弯着腰，双手飞快地把草莓从挂满果实的植株上掐下来，塞进包装箱里预先放好的小篮子中。植株之所以果实累累，是因为品种高产，而且土壤多半在种植前就经过了熏蒸处理。

工人动作麻利，则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收入——尤其在旺季，地里草莓多，而工钱差不多就按箱数来算。装满一箱，工人就沿着草莓田垄间狭窄的小道奔跑，交付敞篷货车验货和计件，然后再飞奔回刚才停下的地方，开始下一箱的采摘。据他们说，蔓上草莓多的时候，一个普通工人一小时大约能装六箱，按计件工资算，时薪约为11美元（2014年水平）。手脚特别麻利的工人挣得还要多得多。

莓农常说，采摘工并不介意在地里来回飞奔。靠这种干法能挣不少钱，他们甚至会组织比赛，看谁摘得最快。可背着雇主，工人讲述的故事就复杂多了。人类学家萨拉·霍顿（Sarah Horton）基于她对加州中央山谷酷热环境下甜瓜工人的研究，证实了采摘比赛确实存在，也承认其中带有逞强比拼的男子气概表演成分。

但她强调，这类表演说到底只是工人为保住饭碗而极力证明自己技艺超凡的手段，而以这种方式拼命干活，往往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人类学家塞斯·霍姆斯（Seth Holmes）和米里亚姆·韦尔斯（Miriam Wells）则专门对草莓采摘工人展开研究，他们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劳作的残酷——它常常导致工伤、疾病和慢性疼痛。根据这些人类学的记述，快节奏的劳作就是在透支身体。

采摘工似乎可以被随意弃用，但这与莓农的抱怨并不相符。莓农声称自己面临劳动力短缺，而这种而短缺对生计的威胁远比化学品管制、干旱、市场低迷、地价上涨这些老问题来得更严峻。多年来，劳动力过剩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农场工人始终处于弱势——那些抱怨太多的人容易被人顶替。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美国为安抚本土主义的选民，开始实施越来越严厉的边境与移民管控措施。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限制让工人变得更加弱势，而有利于莓农。

但大约从2010年起，这套“威慑预防”政策——人类学家杰森·德莱昂（Jason De Léon）揭示其制造了数量惊人、手段极其残忍的边境死亡——也似乎终于反噬到莓农头上。莓农尤其叫苦，说再也找不到足够的工人了——起码按他们肯出、也出得起的那个价钱找不到。于是他们尝试用别的办法把工人吸引到农场里，如用心维护植株长势，还有改善草莓采收条件，好让工人摘得更快、获得更多时薪。莓农甚至在这种语境下为熏蒸剂【译者注：利用挥发时所产生的蒸气毒杀有害生物的一类农药】的使用辩护，因为种植前施用的熏蒸剂显然有助于草莓结得又多又好摘。对采摘工来说，只要附近的地块没在熏蒸，他们倒不会直接暴露于那些强效化学品中，尽管在整个采收季里，其他杀菌剂和杀虫剂仍在被频繁使用。

施用熏蒸剂后覆盖塑料膜可防止气体过快逸散，从而提高熏蒸效果 | 图片来源：AgNote

迫使工人在地里疲于奔命的那些因素，如今反过来被用作吸引工人的手段——这既翻转了韦尔斯对加州草莓业劳动监管的开创性发现，又将之推进了一步。韦尔斯当年指出，产业结构、草莓自身的特性，加上政治上建构的劳动力过剩和工人的非公民身份，几种因素合在一起，既管住了工人，又压低了采收成本。如今，莓农所证实的严重劳动力短缺，使得农场工人在莓农面前似乎有了一点议价筹码。

然而，由于组织集体行动的难度极大，工人们转而采用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包括撂挑子走人、另谋高就，也就是跳去另一家结果更丰盛、更“红火”的农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工人在反过来规训莓农，逼着他们去改善种植条件以便工人能多挣钱——尽管工人的收入总归还是有限的。

话虽如此，有一个悖论始终扎眼：莓农明明需要能干活的身体，却又在把这些身体往死里用。更荒唐的是，他们居然拿“吸引工人”当理由来为化学品的使用找借口——而那些化学品很可能通过代际伤害，殃及未来的农场工人。表面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人，却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干活，这本身就耐人寻味。

本章先追溯采摘工短缺的来龙去脉，再揭示采摘劳动、草莓和土壤熏蒸三者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这也导致了，劳动力短缺不管是不是人为制造的，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威胁着整个行业。接下来我还要说明，草莓生产本身对工人同样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莓农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主要手段只会加剧工人的危险。这个行业对真正重要的生态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总在制造“医源性伤害”，其结果就是越治越病。

加州的农业劳动力市场，其运作从来不遵循什么供求法则，工资也从来不是劳动“价格”的清晰体现。正如韦尔斯所说，政治力量始终在约束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包括那些“界定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意识形态、法律和制度”。

莓农如今更倾向于通过改善田间条件而非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分析这一点，必须结合前面提到的背景，并把它放到加州农场工人的漫长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这个历史中，各农业产业长期主动招募和输入种族化的群体来工作，并人为制造出持续的劳动力过剩，以此作为控制劳动的手段。

尽管加州在二十世纪初及随后的大萧条时期，曾出现过农场工人激进主义的高潮，但农业产业也使用同样的手法来应对：用其他在政治上更边缘化、因而也更顺从的群体，来替代现有的农场工人，农业劳工的边缘性还被制度化了。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把农业工人排除在外。该法案允许工人组建工会、开展集体谈判和发动罢工。受制于这一排斥，农场工人从未像制造业工人那样，经历过一段稳定时期的强而有力的工会组织，而随后走向衰退。

地理学家唐·米切尔（Don Mitchell）将加州农业对无证工人的依赖，追溯至布拉塞罗计划，即1942年至1964年间在全国实施的客籍工人计划【译者注：这是美国与墨西哥政府签订的一项双边协议，旨在引进墨西哥合同短工以缓解美国农业劳动力短缺，在22年间累计引进约450万至480万人次的墨西哥劳工。下文简称“客工计划”】。在此期间，莓农有效行使其阶级权力，将“现行工资标准”（prevailing wage）压得极低，以至于白人工人绝不会接受。不过，在布拉塞罗计划结束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的时期，加州农场工人的谈判力量又得到了增强。

该计划的终结造成了新的劳动力短缺。与此同时，在进步派白人的支持下，加州农场工人得以争取到新的保护性立法，即《加州农业劳动关系法》（ALRA）。随后，由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和联合农场工人组织（United Farm Workers，下文简称UFW）领导的农业工会化浪潮兴起，将工资推至远高于以往的水平。正是这些成果，引发了莓农及其政治盟友的强烈反击。在加州政府共和党的新执政下，包括《农业劳动关系法》在内，1970年代取得的许多政治成果或被推翻，或被削弱。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莓农转而严重依赖农业劳动中介，这一手段既绕开了农场工人工会，又重新制造出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与此同时，新的移民潮也加剧了这种过剩：先是中美洲战争，后是墨西哥与中美洲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地将人口往北推。其结果，就是无证工人被牢牢锁定为首选劳动力。尽管没有合法身份，但这些工人在当时要入境并不困难；只是入境后缺乏权利。

农场工人的结构性地位进一步遭到削弱，这是由于UFW工会尽管一度取得胜利，但其领导层逐渐出现战略失误。查韦斯始终更像一位民权领袖，而非工会领袖。他更重视那些在著名抵制运动中加入UFW工作的年轻都市居民，力图迎合他们的支持与热情。结果，UFW几乎没有把资源投入到对工人的田间组织工作上。此外，工会甚至故意将无证工人排除在外，因为这些工人常常充当罢工破坏者，而与工会结下了仇怨。这些决策，连同其他因素，导致UFW作为加州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逐渐走向衰落。时至今日，仍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够取代它，并重新唤起加州农场工人对工会的热情。

此外，一场反对无证工人在美国停留的重大政治与文化逆流，进一步削弱了农场工人的力量。在新自由主义削减税收的背景下，无证工人被污名化为增加公共资源的负担，致使1994年加州187号提案得以通过：这项由选民发起的议案，意图削减加州对无证工人的公共服务支持（该新法最终因联邦法院裁定其违宪而被推翻）。同一时期，联邦政府也实施了多项加固美墨边境的措施，包括在加州展开的“守门人行动”【译者注：一种新的边境巡逻方式，目的是遏制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潮，并将剩余的越境人流向东转移】。

这些措施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引发的移民浪潮同时发生，政府大幅增加了边境巡逻的预算，修筑起围栏和高墙，并安装了军用监控设备，用以抓捕试图越境者。入境者被重新冠名为“非法移民”。随后，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内的移民执法措施进一步扩大，并以反恐之名获得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得跨境变得越来越危险和昂贵。每年有数百，有时甚至数千人，在试图取道沙漠路线越境时死亡，还有更多的人遭逮捕并被遣返回国。

正如德莱昂在《移民路上的生与死》（2015）一书中，对边境死亡所写下的扣人心弦的记述。这些死亡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蓄意导致的结果：越境者被引入索诺拉沙漠中最难以进入、最危险的区域，而他们直到行程已深入腹地才被抓捕，这样做目的是“威慑”未来的越境者。了解到死亡可能真实地发生在眼前，若非极度需要这份工作，很少有人会冒险越境。他们还必须向蛇头支付越来越高的费用，以协助其越境。因此，加强边境管控，也加强了工人的顺从性；在面临即刻被驱逐出境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抱怨工资克扣，或投诉农场违反安全与农药规定的行为。

边境和移民政策把工人置于极度弱势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莓农的利益。但随着边境不断收紧、执法范围日益深入腹地，这一政策却日益为劳动密集型果蔬种植者带来负担。正如米切尔所指出的，种植者之间长期存在一种默契，他们不愿在工资上做太多让步。他们从来就没考虑过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国内工人。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近来被新闻媒体炒作的劳动力短缺的说法，其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毕竟，美国农民历来就通过宣称劳动力短缺，来获取更顺从的工人，眼下的说法不过是这一漫长历史的延续。

可以肯定的是，我访谈过的许多莓农，都希望恢复一个类似于布拉塞罗计划的客籍工人项目，以便重新创造条件，大量获取那些政治地位低下且缺乏组织的工人。然而，在2010年代末，鉴于特朗普所煽动的反移民狂潮及其修建边境墙的承诺，这样一个计划显然未能获得多少支持。

无论如何，有充分证据表明，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移民工人的短缺就已经影响到了农业行业。2015年，专注移民改革的“美国经济伙伴关系”组织发布报告称，由于边境收紧，工人数量的减少已导致水果和蔬菜年产量下降9.5%，相当于31亿美元的损失。报告特别指出，加州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2002年至2014年间，田间和作物工人减少了约八万五千人。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2009年至2012年间，来自墨西哥、居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人口减少了五十万，其中加州的降幅最大，减少了九万人。

特朗普把奥巴马时代启动的驱逐计划又进一步扩展，加上他本人的反移民言论，似乎只会使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恶化。尽管截至本书撰写时尚未有新的研究发布，但2017年多家主流新闻媒体都对全国性的农场劳动力短缺进行了报道。例如，酿酒葡萄农场，尽管其提供的劳动条件比草莓农场要好得多，也将时薪提高了4美元，却依然招不来特朗普承诺要争取的国内白人劳工。

令莓农更为头疼的是，2016年加州通过了新的最低工资和加班法，其中包含针对农场工作的专门条款。不过，尽管法律要求到2023年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至15美元，但这些法律对农业工资的整体影响尚不十分明确。计件工资的水平常常超过了该州现行的法定要求，但这仅限于手脚最快的那部分工人。加班条款对莓农而言更是愁上浇愁。

此前，田间工人每天可工作长达十小时、或每周六十小时，还不用给他们发加班费；随着新规逐步推行，每周不发加班费的最高工时将骤降至四十小时。莓农还抱怨工伤保险及其他强制性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随着强制性薪酬的增加，莓农在计件工资等激励导向型薪酬上的操作空间已所剩无几——除非他们愿意让渡所享有的利润。

起初，草莓产业能绕过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已严重制约加州其他特种作物的生产【译者注：美国农业部所规定的特种作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和苗圃作物等】。早期的草莓农场多为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小型卡车农场【译者注：小型卡车农场指面积在20英亩以下, 农产品供应当地城市周边居民消费的小农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营方式逐渐演变为基于收益分成（sharecropping）的佃农制。与此同时，白人农场主们利用《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Acts）禁止非美国公民拥有土地的条款，招募了大量受条款影响而失去土地的日本农民（其中许多家庭人口众多）作为佃农，并为每个家庭分配了两到三英亩土地。

农场主提供土地、设备并协助耕作准备，佃农家庭则承担从种植到收获的全部劳动。农场主与佃农按照草莓的销售进行分成，而佃农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生产活动的。随着二战的爆发以及日裔安置营【译者注：一种关押战争期间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平民或敌方战俘的设施】的建立，莓农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客工计划来补充劳动力。

二战结束后，《外国人土地法》随之废除，日裔群体（此时大多数为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公民）重返农耕。许多人在战前结识的当地白人帮助下获得了土地，从而能够独立经营农场，不必再充当佃农。由于失去了这部分劳动力，白人莓农只能继续依赖客工计划的劳工。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客工计划的终结，以及随后劳工保护政策的加强，莓农们再也无法获得如此充足、顺从且廉价的劳动力了。

与此同时，许多莓农开始采用土壤熏蒸技术。熏蒸技术导致土地种植面积大幅扩张，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可靠且守纪律的劳动力的需求。此时，种植园主重新启用了收益分成制。但这一轮的制度运作模式与往年有所不同，农场主通过一份书面合同强制规定生产过程，而无需与所谓的佃农进行协商。

农场主提供土地和种苗，并负责所有的田间准备工作与产品销售；通常情况下，佃农仅负责日常田间维护和采摘劳作。作为对其“服务”的回报，佃农获得一部分销售收益，通常占50%至55%，但他们还必须支付合同中规定的各项费用。与此前的佃农不同，新一代的佃农大多是墨西哥移民。

这种特殊的佃农制在1975年的一场诉讼中被彻底终结。该诉讼针对的是怡颗莓公司（Driscoll’s），当时该公司已是加州最有名的草莓销售商，也是这种佃农体系的主要使用者。法院裁定，农场主/莓农对生产环节实施加了过多的管控，使得这些佃农更像是雇佣劳动，而非独立的生产者。显而易见，实行此种佃农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莓农规避相关的劳动法规。该案最终于1981年达成庭外和解，但实际上，莓农再也无法继续这种将雇佣劳动伪装成独立劳务合同工的行径了。

怡颗莓的历史始于19世纪60年代末，詹姆斯·沃特斯在加州的帕哈罗谷

首次种植并销售了商业用草莓 | 图片来源：怡颗莓官网

但此后，佃农制并未彻底消失，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形式。具体而言，莓农-销售商以及其他中间商开始与农场工人和管理者建立合同制的“合伙关系”，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和销售渠道，以瓜分其收入的一部分。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目前，需要简单说明的是，这种新的模式并没有减少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相反，随着草莓高产品种的推广，以及地膜覆盖和高密度栽培等提升生产力的技术日益普及，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了。新技术意图缓解用工危机，但实际上所实施的举措根本无法帮助莓农解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事实上，增产技术的引进反而加剧了劳动力紧缺的危机。

不过，在“推力”与“拉力”交织的移民条件下，莓农很幸运地能在快速扩大经营的同时满足劳动力的供给。推力因素包括中美洲的战乱与墨西哥的债务危机，而拉力方面则是农场的劳动合同制。然而，该产业如果想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的是必须确立有效的劳动力控制机制。正如当年的佃农制所起的作用那样，既能确保工人在采摘季减少流动，又能将成本压到最低。

正如威尔斯所论证，这类控制手段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草莓生产需要高昂的资本投入，其中包括用于土壤熏蒸的费用。在威尔斯进行研究时，莓农每英亩的投入预计达到1.8万至2.5万美元。因此，确保草莓能够及时采收，成为保障他们投资得到回报的关键因素。同样的，由于草莓的大规模采收需要大量劳动力，控制劳动力成本便成为了整个产业盈利的关键所在。

然而，劳动力不仅要供应充足且成本低廉，还必须满足其他要求。莓农需要工人们能应对草莓这种作物的特殊性。尽管草莓已经历了长时间的品种改良，但果实仍易于损伤并发霉；况且，买方市场对草莓的大小和形状有极为严格的标准，要求工人在采摘时进行精挑细选，有时淘汰率甚至高达总产量的 30%。因此，草莓采摘不仅需要工人懂得如何挑选废果，还需要在包装时极度小心，以确保它们在超市货架上看起来鲜艳诱人。草莓极易腐烂的特性，也是莓农必须维持工人稳定性的另一个原因。毕竟，他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果实烂在藤蔓上。

总体而言，莓农通过政治手段干涉农业劳动力市场，如人为制造劳动力过剩及工人的非公民身份，这是其控制劳动力成本、获取工人忠诚的核心机制。此外，莓农还利用工人的社会网络，确保其工作尽职并消解反抗：骨干工人会招募家庭成员及同乡（甚至包括已定居加州的人），使整个劳动力队伍形成一种“自我招募”的模式。

这种血缘与地缘纽带确保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尤其当这样的纽带是工人寻找工作的唯一途径时。实际上，这些网络不仅使工人彼此紧密联结，更将他们与雇主牢牢绑定——许多劳动力输出家庭与雇主建立了长期关系，年复一年返回同一地点务工。相应地，种植园主也与工人形成了家长式的庇护关系，通过提供小恩小惠进一步拉拢工人。

草莓产业的成功，依赖于草莓及田间条件的生物学特性与劳动力人口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种选育的发展要满足上述要求，但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可以看出，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育种机构，都在致力于培育高产、色泽鲜艳、保质期更长以及其它受莓农和零售商重视的品质。尽管降低劳动力成本并非育种的首要目标，但他们培育的某些特性确实间接起到了这一作用。

例如，若果实在植株上清晰可见、易于摘取且个头硕大（这一品质想必也深受消费者喜爱），工人就能快速采摘，从而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时，那些被培育出的长期产果品种（如“光期钝感型”草莓品种），或是能在产季初期和末期结果的品种（如“短日照”草莓品种），也有助于劳动力的招募与留存。

然而，除了在作物行距上进行调整以外，莓农很少对田间环境的其他方面进行改良。由于土壤的排水性较好，苗床又成垄于熏蒸过的土壤上，所以草莓植株必须紧贴地面生长，这意味着工人们必须全程弯腰或下蹲来进行采摘。因此，莓农最终选择了“计件工资制”作为核心手段，以便在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满足工人精细作业和维持忠诚的多重要求。在艰苦恶劣的田间环境下，按箱计件能够极大地刺激生产率。因此，计件制既在客观上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薪资开支，又在名义上安抚了工人，因为工人们能在短时间内赚到比拿计时工资制更多的钱。

据威尔斯记述，无证工人尤其热衷于计件制，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在移民局官员进行搜捕之前，迅速挣到一天的工钱。然而，计件工资制也容易带来质量问题，特别是工人所挑选的废果是不计入报酬的。

为此，莓农推行了严密的监工制度。工头在田间来回巡视，严密监视采摘的质量与速度。质检员不仅要登记运到卡车上的箱子数量（作为结算计件工资的依据），还要对小篮子进行坏果抽检。一旦发现采摘质量不达标，工头会当场将工人解雇。

在韦尔斯出版《草莓田》一书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调研时（该书的研究横跨了近二十五年之久），尽管宏观经济有些动荡不安，但加州中部海岸的草莓产业却蓬勃发展。当时，规模化的莓农鲜有破产，劳动力供应也十分充足。

然而，当我开展研究时，上述有利条件已不复存在；该产业不仅面临劳动力短缺，还遭遇了草莓病害肆虐、熏蒸剂监管收紧、干旱、地价飙升以及市场收购价格疲软等多重打击。此外，每英亩的生产成本也出现了暴涨。一份 2016年的成本研究报告显示，中部海岸地区每英亩的常规投入已高达约6.8万美元，与2010年相比，飙升近2万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工成本的上涨有关。

讽刺的是，在莓农眼中，昔日那套成功规训出精巧、稳定工人的政策，如今却遭到反噬，尤其体现在工人忠诚度的下降。这套边境与移民政策，一方面使工人深陷“非法”的脆弱身份，从而成为莓农眼中最易于榨取价值的驯服工具；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是这套政策，筑起严苛的移民壁垒，让工人们越来越难以进入草莓田。

没想到，莓农最头疼的竟不是甲基溴禁用，而是用工短缺。可事实就是，每位莓农在采访中，哪怕说的再简短，都会提到人手不够。很多人表示，这会是行业未来最大的威胁。有位莓农说：“太多太多了，大概80%（的莓农）都缺人，地里没有足够的采摘工。”另一位估算，去年人手就缺了15%，而且情况还在恶化。主要草莓买家的雇员和负责人也有同感，加州草莓委员会的代表亦是如此。当我们从一个采访地赶往下一个时，路边随处可见招采摘工的广告牌，也印证了这些话。

并非所有莓农都深受其害，但大多都或多或少受了影响，也有不少人被折腾得够呛。无数莓农提到，由于招不到人采收，眼睁睁看着种下的地荒掉，有的甚至连续几年如此。没荒过地的，也准认识有人这样干过。荒弃的面积还不小，有人一年就撂下二十英亩，有的五十，甚至九十英亩。还有些莓农倒不算完全废弃，只是暂停采收。碰上这种情况，他们得选择采摘哪片地，有人就“舍掉一小块，保证其余的作物新鲜”；也有人把握时机，等到季末价高时再回头采收。可就算最后回了点本，也远远填补不了前期种植和整地的投入。

用工短缺，或者说人力成本上涨的预期，已经逼退了一部分莓农。我查阅各县的农药使用报告时发现，2010到2013年间出现了重大转变，尤其在文图拉县，当地的种植面积缩水明显。那些已经关门的农场虽不好联系，但个别电话接通后，对方都很快坦言，正是用工短缺把他们拖垮了，再加上新法规要求雇主承担更多义务性支出。而那些还没“赔个精光”的莓农，也在缩减规模，或者放弃扩张，哪怕其它条件再好，比如有地可种，也不干了。有个人说：“要是连收成都不能保障，哪敢砸那么多钱进去。”

谈及用工短缺的根源，不少莓农都表达了对客工计划的兴趣，这其实是在变相承认，问题出在边境和移民政策上。有些人觉得是墨西哥经济在进步，草莓种植也扩产了，所以北上加州的工人就少了。还有些人认定，是政府福利的恶性效应，不然合法居民怎么会不来干这活儿。

另外，莓农们也没少提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黑莓和覆盆子产业正在如何与他们直接争抢人力——除非他们自己也发展多元化经营。这类“藤蔓浆果”对工人更有吸引力，因为站着就能摘，不用总弯腰。一有机会，很多草莓采摘工就转头跑去摘覆盆子了。一家大公司的农场经理详细说了这件事：“有四种浆果：蓝莓、黑莓、覆盆子和草莓。前三种，站着就能采摘。草莓呢，得弓着腰干一整天。所以我们看到，四种里面，大伙都往那三种聚集。再加上最多近三年，边境真的收得很紧，劳动力大概少了35%到40%。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草莓，比其他任何商品、蔬菜、浆果都严重，因为没人愿意采摘……这活儿就像就业池最底层，没人想干——整天在泥里、沟里工作，真的就是在沟里……我也心疼那些人，一整天都待在那里。草莓确实最能挣钱，但……你得下很大的力气，才能把那钱挣出来。”

处在“就业池最底层”，草莓行业受到用工短缺的冲击自然更重。

和韦尔斯描述的情况截然不同，不少莓农抱怨工人不忠心。他们说，有些工人在生产高峰期只干几周，有的干到一半直接走人，连一周都撑不满。他们还常拿以前作对比：“现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哪怕我们及时采收完了，他们也会一句‘我不想干了’，然后走人，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比如周一，好多人就不来。要是五年前，第一次记过，第二次停三天，第三次就开除了。现在的话，我们只能求他们周二能来。”

这位莓农还说，包装质量也下降了，因为没法再严格要求了。他估计，一严格，工人就会甩手走人，跑去标准更松的地方。另一位莓农也附和：“就算是跟了你一阵子的老工人，也会说‘嘿，那边给我开这个价’……现在几乎是他们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

最惊人的是，不少莓农都讲起有工人前来，开车或步行绕着农场周边转悠，实地“考察”田地。据他们说，这些工人是在查看作物的状态、垄沟的规整、田地的平整、果子的大小，或者次果多不多——总之，所有会影响采摘效率的因素他们都会看。要是不满意，工人掉头就走，另选别家。

莓农们还说，工人们会用手机跟亲戚朋友互通消息，哪个农场工钱高、果子大、地好走。一旦听说别处更好，可能当天就撂挑子走人，这种满不在乎的做派，以前闻所未闻。

倒不是说在韦尔斯做研究的时候，“弱者的武器”就不存在。她也写过工人打包空篮子、或者把烂果混进去充数的事。但她把这些描述成应付上司施加给个人压迫的“小型破坏”。而我在这里看到的行为，范围更广，也谈不上敌意或个人恩怨。恰恰相反，这似乎只是反映工人手里的筹码变了。就像一位莓农所说：“没人能替代现在从事工作的工人。他们知道劳动力短缺，自己占上风，所以干活也没那么拼了。”

育苗行业的莓农同样在抱怨用工短缺，但情况没那么具体。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苗圃地处偏远，很少有农场工人会专程跑去看有什么活儿干，所以水果种植区的那些行为，在苗圃几乎见不到。

但恰恰是这种偏远，让短缺更严重，潜在损失也更大。育苗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可能远超想象：苗圃需要田间工人栽种幼苗、照料快速抽蔓的植株；等苗子起出来之后，还得有人检查、修剪、计数、装盒。苗圃人手不够，苗子就没法按时送到莓农的手里。莓农要是没赶上最佳定植时间，就错过了产量最高的窗口期。

所以，延迟运送很可能导致莓农今后就换别家购买了。与此同时，苗圃的活儿又特别苦，要在冰点以下采收，或者以各种扭曲的姿势摘除花芽。大概正因如此，苗圃尤其依赖下文将会提到的那些更正式的招聘及留任的方式。

在沙斯蒂纳，育苗工人正趴在机械架子上摘除新苗上的花苞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为了应对这场波及全行业的用工荒，莓农尝试了多种应对办法。其一，是重新借助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来招募工人，这也是在过去就存在的保障劳动力供给的老办法。具体来说，一些莓农开始重新寻求与农场劳务承包商开展合作。在过去，这种劳务承包模式一度差点遭到淘汰，因为它的某些特定优势已经丧失（比如莓农作为劳务承包的需求方，必须一同承担劳动法合规责任）。

采用这一方案的莓农承认，劳务承包模式成本更高，也未必能招到最熟练的采摘工，但他们算了一笔账：与其让整片田地继续闲置，不如担下这一代价。苗场场主的情况也十分被动，由于几乎没有流动工人可用，他们只能依靠劳务中介。但一些兼任劳务承包商的莓农透露，边境收紧同样让他们感受到了用工紧缺的压力。原因可想而知，近年来，政府对边境的管控日趋严格，而劳务承包商招揽的工人本就大多是新近入境的移民。

另有莓农尝试过一个名为“浆果中心”（Berry Central）的劳动力交换平台，其效果也不理想。一筹莫展之下，莓农开始转向一种名为“H-2A”的临时外籍农工项目【译者注：该缩写来自《移民与国籍法》第101(a)(15)(H)(ii)(a)条，“H”代表临时非移民劳工，“2”代表临时外籍劳工这一具体子类，“A”代表农业。H-2A劳工签证计划为美国农业雇主提供了一种途径，使其在美国劳动力短缺时能够临时雇佣外国工人从事农业劳动或服务】。该项目早在客工计划结束后便设立，但由于它规定工人只能凭短期合同在美务工，农场主还需要为其提供食宿和通勤，使其在农场经营之外又多出了一个房东的身份，因此这个项目长期少人问津。

到了2010年代中期，虽然采用H2A项目所需的成本日渐上涨，行政手续也日趋繁重，但该项目的申请量却不降反升。我们曾访谈过数位莓农，他们已经开始借助H2A平台招募工人，但据他们反映，新招募的工人，其熟练程度并不理想。而工人的住房选址问题也同样棘手，近年来，城郊中产阶级社区的生活范围已经日益向草莓田扩展，这些居民普遍抵触在其社区周遭修建农场工人宿舍。于是，依赖H2A招工的莓农有时不得不将工人安置在偏远地区，距田地将近一小时车程；一些苗圃场主则索性为工人租下了汽车旅馆房间。

2019年8月，农场工人及其支持者们举行游行，抗议 H-2A 临时工人计划。标语上写着“我们是人，不是机器”“H-2A不是待客之道”。数十年来，H-2A 计划一直在剥削移民。该计划让移民与美国本土工人相互竞争，从而压低工资、提高种植者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有多人丧生 | 图片来源：David Bacon

草莓行业的用工紧缺进一步促使莓农诉诸机器人技术。为回应这种需求，已有数家企业，比如怡颗莓公司（Driscoll’s）正着手与工程师合作设计一款用于苗圃种植的植株分拣机器。另外，怡颗莓公司还牵头推进研发了一款采摘机器。该项目虽未对外公开细节，但据了解，这台采摘机器必须与高架种植系统配套使用，这类种植床大约齐腰高，采用无土基质栽培，草莓植株沿床面种植，果实从床沿垂下。

业界也在推广这种高架种植系统，用以缓解用工短缺，但其思路远不是以机器替代人工，而是借助齐腰高的种植槽设计来改善作业姿势，使采摘草莓的劳动强度与其他浆果相当，从而吸引更多人前来务工。无土基质栽培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可以规避土传病害，但迄今为止，加州整个草莓产业都对引进该种植方式保持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个中缘由我将在第八章展开讨论。

总体来看，莓农应对用工短缺的种种尝试，既是对过去劳动力过剩时期管理方式的沿袭，又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过去，莓农依靠熟人网络招工，以此维系工人的忠诚。如今，他们转而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来争取劳动力。有的提前开季以方便招人，有的增加作物种类以便在淡季也能提供岗位。

我们还从一位莓农处了解到，同行之间，为了争夺劳动力，还会支付现金报酬用于挖人。据介绍，这已经是业内的通行做法，从其他作业队挖人可以按人头计酬。雇主需要掏钱四处挖人，这种招工策略的转变表明，韦尔斯所描绘的过去工人自行结伴投工（“自我招募”）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莓农惯于动用惩罚规训手段，淘汰不称职的工人。如今，他们转而采取各类激励措施来留住工人，以维持整个采收季的用工稳定。有的莓农会调整整个采收季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的构成比例，比如在结果较少产季初期和末期提高计时工资的比重而相应降低计件工资的比重。有的莓农会在采收季步入尾声时，按采摘箱数发放一笔奖金，以鼓励工人留到最后一刻。一位莓农提到，即便在农闲时节也会尽量多留人手，以此维系工人的忠诚度。更有甚者，还会为工人支付非法越境的费用，尽管非法越境本身十分危险。

为了招揽人手，一些莓农甚至开始考虑调整工资水平，这意味着雇主要在法定用工成本之外，再增加了一笔新的开支。莓农主要以上调计件工资的方式来提高工人酬劳，酬劳通常是按箱计算的。据采访了解，雇主对工人的最低要求是每小时至少采摘三箱；普通工人每小时大约能摘六箱，而速度快的工人每小时可摘九箱以上。

据数位莓农反映，如果能够将每箱计酬单价提高十到十五美分，手脚最麻利的工人便会流向这些农场，因为工人每小时可以多挣一美元以上。另有一名莓农称其定期上调工资之后就长期维持着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

2017年3月31日，福克斯新闻报导因移民政策收紧，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加州一农场西瓜采收工人时薪可高达30美元/小时。该新闻引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项研究估计加州农业工人有一半是非法移民 | 图片来源：Fox News

但是，在业内，压低工资的默契还是长期存在的，不少莓农固守观念，对于这些新策略，无论是涨薪手段，还是招工策略，都表现得极为厌恶和不屑。在他们看来，这些策略只是把一家农场的工人挖到了另一家，损人利己，并不能根本解决总体用工紧缺的问题。更有人指出，这种向工人主动示好让利以换取用工稳定的做法可能会引发“反效果”，长此以往，工人就会公然以跳槽相要挟，可能导致大幅涨薪。

在调整酬劳水平和招工方式之外，莓农还尝试让草莓的品种特性与田地的生产条件（这些自然条件）来适应变化的用工条件。为了应对用工紧缺，最常规的处理方法，同时也是争议最少的方法，就是进一步优化草莓种植方案，调整垄间通行条件。在过去，莓农做调整是为了节省用工成本，但如今，调整的目的在于改善生产条件以回应工人的需要，因为工人一直关切田间的通行便利、植株的长势以及果实的大小。

对莓农而言，这种做法相比于大幅调整薪酬结构，更加具有可行性。众多莓农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产且易于采摘的草莓品种。打比方来说，应当选择植株挺拔高挑的品种，而不是低矮茂密的，前者更有利于采摘工人看清果实，弯腰的幅度也可能相应减少。除此之外，莓农还关注植株间距与田垄行距的调整，在他们看来，适当降低种植密度能够提高采摘的便利性。同时，垄间通道还必须保持整洁，以便工人能够快速通行，将满载的箱子送往计数卡车。

一些莓农还安装了“移动采摘辅助设备”（如轨道小车或传送带），这样工人不用就再抱着箱子往返。另有一些莓农，打着“为工人着想”的旗号，支持土壤熏蒸。从农业原理上看，熏蒸能够杀灭土壤中的病原体，使植株更加健壮高产，莓农认为，健硕、高产的植株正是工人所期望的，而对工人自身来说，良好的植株长势确实与薪酬水平息息相关。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工人要获取足额的计件工资就必须以土壤熏蒸为前提，没有熏蒸带来的健壮高产植株，工人就挣不到足够的收入。这套以熏蒸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因此变得愈发难以动摇。

“劳动力短缺”这个说法很值得玩味。它是对某种生产要素不够用的抽象概括。但劳动力来自于活的身体。这些身体和农场主、农药工人、采购商一样，都是这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莓农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抽象概念，而是那些去种草莓、摘草莓的人。

对莓农和资本家而言，麻烦在于，这些人每天、每个季节、乃至一辈子都需要吃饭、睡觉、看病、有地方住、有基本的人身安全，还要生儿育女、延续到下一代。只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未来的生产才能继续，资本家的剥削和利润也才能延续。同时，如果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利润就来源于榨取工人（乃至其他劳动动物）的劳动，而让他们拿到手的比自己创造的价值少。

这就意味着，利润建立在一个根本矛盾之上：资本需要劳动力，工人需要活下去，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冲突。当然，什么叫“需要”，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里各有说法，也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旦劳动力被压榨过度，或者工人在干活的过程中受到太多伤害，身体就会真的撑不住。马克思说过，把劳动力榨取到极限只会缩短它的寿命，“就像农民把土地榨干一样”。这在表面上似乎给剥削划定了一条底线。

然而如今，工人的身体被榨干已是家常便饭。这类人被称作“可抛弃的工人”，指的是那些劳动力很值钱、但作为人却对于资本主义无足轻重的个体。

地理学家迈克尔·麦金泰尔（Michael McIntrye）和海蒂·纳斯特（Heidi Nast）把这类人叫做“死亡政治主体”。他们通常被打上种族标签，且未来得不到保障。一是因为总有大批劳动力随时准备顶上来，二是殖民主义造成的种族化偏见，让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被看成无足轻重，甚至是一种威胁。因此，“几乎没有人关心工人能否维持自身的生存。资本最在乎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榨取工人，让利润最大化。”这些劳动者对资本家来说格外有价值，恰恰是因为他们被当成消耗品。一旦生病或干不动了，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

迈克尔·麦金泰尔和海蒂·纳斯特认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通过种族本体论化的空间等级制度运作，这使得对某些（被“着色化”的）身体和土地进行超额剥削成为可能。其论文借鉴了福柯和姆本贝（ Achille Mbembe）的论著，上图为姆本贝的专著《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

加州农场工人就是典型的“可抛弃的工人”。霍顿研究了加州中央谷地的甜瓜工人，她发现，男性工人普遍有一种压力，觉得自己必须拼命干活才能保住饭碗。他们不敢休息，不舒服也不敢说，累到不行是常事。天再热也不敢多喝水，因为担心休息会惹来麻烦，再加上食品安全规定不让自带饮用水进田。久而久之，这些工人中慢性肾病高发，很多人因此早早送了命。

草莓工人可能不像甜瓜工人那样容易中暑，他们干活的地方通常要凉快十几度，但长年弯腰干活让他们长期受颈椎和腰背疼痛折磨。几乎所有农场工人都担心移民执法部门会随时找上门来，加上其他各种压力，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但压力伤身这件事，很少有人把它当成农场工人的健康问题来看。霍顿指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会不断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加上心跳加速，会损伤器官、硬化动脉、升高血压，同样会导致早死。

这还没算上农药的问题。如前一章所述，农药扩散时有发生，许多工人在急性接触后出现呼吸困难、皮肤瘙痒灼烧、流泪、恶心、头痛等症状。但接触农药不一定马上就出现症状，长期接触农药对农场工人造成的巨大伤害，鲜少被提及，却同样触目惊心。至于农药对下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影响，则是其中最少有人研究、也最少有人关注的一块盲区。

所有这些健康风险，都因各种社会和法律因素而雪上加霜。霍顿指出，工人只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能领到补助，所以很多人撑到病得很重才肯停下来。霍姆斯写到，移民工人看病本来就难，好不容易见到医生，病情却常常被说成是宿醉或感冒，随便打发了事。

吉尔·哈里森则写到，工人们不敢抱怨农药扩散的问题，也不敢举报违规操作，就怕丢了工作，或者被驱逐出境。这些研究都证明，社会上的伤害和身体上的伤害是叠在一起的，根本没办法分开。然而，正如环境史学家琳达·纳什所指出的，长期接触有害物质、看不上病、种种漠视，再加上外部因素，伤害一点一点在农场工人身上积累。但也正因为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用现有的流行病学方法很难说清楚病是怎么来的。

话说回来，工人之所以沦为消耗品，理论上是因为劳动力过剩。道理很简单：劳动力多得是，随时有人可以顶上来，把工人榨干才划算。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是庞大的失业大军，其中很多来自全球南方。工人受伤了，或者敢开口抱怨，换人就是。但在2010年代末的加州，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讽刺的是，正是那道曾让加州农业大获其利的严密边境，如今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新人越来越难进来，那些已经成功越境的人，以及他们在本地出生的子女，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不过工人的处境并未因此变得更好。莓农们大喊“用工荒”的那段时间，我正在田间做调研。我看到草莓工人弓着背飞快采摘，装满一箱就一路小跑去称重。我们采访的工人，个个都清楚农药有多危险，但他们说：没办法，还是得干。我们和一些女性工人聊过，她们怀着孕还在地里干活。还有人曾经流产，并认定是农药造成的。有人自己没遇上，但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我亲眼看到工人悬在梳理苗田的机械架子上，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修剪花蕾（见第三节“草莓田里用工荒”最后一张配图）。我还看过视频，内容是高海拔苗圃的修剪棚。棚里零度以下，工人裹得严严实实，埋头干活。特朗普当选之后，农场工人脸上的神情变了。不只是我一个人注意到这件事。他们脸上的神情与其说是认真，不如说是恐惧，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如果这叫“不服从”，那我真不知道什么叫“服从”。

2025年6月，有人拍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早上6点左右来到农场，

追逐拘捕“非法移民” | 图片来源：ABC7

有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回头看看莓农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主要手段：提高按量计酬工资和改善田间条件。对工人来说，植株健壮、果实饱满、草莓清晰可见，田垄整洁，再配上手推车，采摘速度更容易提上去。按量计酬提高，整体收入也确实多了一些。

如果工人动不动就跳槽，去找草莓更大、工资更高的地方，这也许不算不服从，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在这个行业里，往上爬的机会少之又少（研究一再证实这一点），要想多赚钱，只能干得更快，或者拿到更高的单位工资。

不过，即便劳动力短缺带来了这些微薄的涨薪，要赚到这份钱，工人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换。按量计酬仍然在逼着工人拼尽全力，甚至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有报告显示，工人为了不影响采摘速度，不愿戴防农药手套。为了节省时间，不洗手就在田间吃东西。这些都是明证。

对莓农来说，劳动力短缺时，按量计酬大概是控制人力成本的最好办法，至少短期内如此。按量付钱本身并不会让工人赚得更多。它通过提高时薪来逼着工人干得更快，但工人采摘的时间也随之缩短。就算提高到超过最低工资标准，工人因为工作时间短了，总收入反而可能更少。再加上季节性的停工，大多数工人全年实际收入远低于按最低工资算出来的年收入。此外，提高单位工资会驱使工人手脚更快，莓农不会因为工人磨洋工而损失钱。

如果劳动力短缺是长期趋势，那么继续榨干工人的身体，就和破坏土壤健康一样，都是一种短视行为。当然，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有其政治经济逻辑，而土壤和工人的身体都有其承受极限，两者一旦碰撞，以上两种做法都不难理解。不同的是，农业科学在不断进步，越来越意识到忽视土壤健康会危害农业的未来。但工人的健康问题，却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莓农面临各种经济压力，这种局面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

加州草莓产业今天面临的劳工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加州农业打从建立之初，靠的就是廉价、充足、任人差遣的劳动力。有了这个基础，劳动密集的高价值果蔬才能大量种出来，普通人才买得起。一旦这个基础动摇，莓农就会想尽办法夺回主动权，要么引进更听话的工人，要么借助政治力量压制工人组织。但也不能就此把莓农一棒子打成贪婪之辈。

他们自己也是左右为难：一头是买家死压价格，一头是自身成本不断攀升。农业竞争激烈，几乎没有人能靠垄断市场来给自己留条退路。于是，正如历史学家唐·米切尔所说的：“莓农拼命想保住利润（至少别让金融资本全部卷走），却始终被这种夹缝里生存的挤压感死死咬住。有时候，他们的应对之道是在劳动环节上动手脚。这样一来，代价就转移了出去，那份痛苦，落在了工人的肩上，或者更准确地说，落在了他们那早已酸痛到不行的腰上。”

让今天草莓产业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腹背受敌的压力已经被一层一层叠加上去，越压越重。为了防治病原体而必须进行的土壤熏蒸，让莓农在播下第一粒种子之前就得先掏出一大笔钱。海岸沿线的沙质土壤和温和气候固然是天然的优势，却也让莓农不得不跟城市开发商抢地。而整个生产体系对熏蒸的深度依赖，更让地主们习以为常地开出高价租金。

草莓植株矮小、种植床贴近地面，浆果又娇嫩易损，干这行本就格外消耗人。偏偏边境管控越收越紧，愿意来的工人越来越少，留不住人就成了常态。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莓农一头撞上这么多麻烦，比如病害爆发、减产、育种专利垄断推高品种成本、最好用的熏蒸农药一个个被禁、地价年年涨、工人工资也年年涨，而草莓的零售价却纹丝不动，甚至还在跌。美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就在这场麻烦集中爆发的当口，草莓价格从2014年的高点开始急转直下。那莓农是真的命苦，还是只会叫苦（确实有人这么说）？

正如下一章将要谈到的，眼下许多问题，偏偏是在一次次“打补丁”的过程中冒出来的。补丁越打越多，却越补越烂，既然已经有这么多莓农撑不下去，或许只能说明：这个产业本身，已经病入膏肓。

文章来源：Wilted: pathogens, chemicals, and the fragile future of the strawberry  industry

原标题：Scarce Labor and Disposable Bo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