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希尔 | 剖析齐泽克

2012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一位知名人物列入了当代“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名录中。这100位思想家里包括迪克·切尼(Dick Cheney)【译者注：本名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2001-2009年任美国副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译者注：2014年开始任土耳其总统至今】、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译者注：以色列在位时间最久的右翼总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前掌门人梅尔·达甘等人。这位知名人物最核心的观点——按这本知名杂志的说法，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只隐形手臂——就是“左翼所期盼的大革命永远不会到来。”

其它观点也是极具争议的，我们可以看看他最新的一些观点。仅举几个例子，这位全球顶尖的思想家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描述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意识形态、政治、道德、社会（等）灾难。”他还加以强调地补充道，“如果你从某种抽象程度上来衡量这场苦难，斯大林主义比纳粹主义更恶劣，”似乎对斯大林领导的红军打败纳粹的战争机器而感到惋惜。他坚称，第三帝国[译者注：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使用暴力方面没有共产主义“激进”，“希特勒的问题在于他还不够暴力。”不过，这样的信息对这位理论家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理论预设就是现代社会最恶劣的“危害人类罪”不是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这位思想家还自称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暗示欧洲无论在政治上、道德上还是智力上，都优于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在西方军事力量残酷干涉地中海地区，导致欧洲出现难民危机后，这位思想家学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称“大部分难民的文化背景与西欧的人权文化格格不入。”这位顶级专家还曾为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背书。近期，他更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指责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亨利·基辛格是“反战主义”，并对美国在乌克兰发动代理人战争表达了“全力支持”，称“我们需要一个更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维护“欧洲共同体”。

《外交政策》这本杂志的创始人之一正是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美国G-A部门的特工亨廷顿，被这本杂志盛赞只是这位世界级巨星的冰山一角，这位巨星在一定意义上享誉全球，只不过这些赞誉并不是来自知识界的。作为一名学术网红，他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著名机构中都有荣誉职务，也常在各类国际的媒体发布会上发言，因此已经整合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平台。这使他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一些著名媒体上出版书籍、发表文章，他也成为很多电影题材的来源，并频繁出现在电视和各类主流媒体的镜头前。

看这位思想家的政治立场，以及其观点被资产阶级文化机构传播的情况，人们很可能认为这是个受帝国主义的智库机构及美国G-A部门推崇的右翼分子。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在上网阅读激进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时，往往最容易遇到他，因为他就是常常被看做左翼代表人物的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特朗普在宣扬自己对美国宣传机构的信心时，曾无耻地宣称，他可以“站在第五大道【译者注：相当于曼哈顿区的中央大街】中央随便开枪杀个人”，而不会丢掉一张选票。在帝国主义核心区域，在我们这个荒谬又堕落的社会，特朗普的说法用在这位理论生产界的典范身上也不违和。齐泽克可以表达最反动的政治立场，让资本主义宣传机构将之传遍全球，还被当做左翼的顶尖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这样做。

作为一个在1990年代早期在美国学习哲学的大学生，我不得不承认曾被这个人以及推崇他的这个体系所蒙蔽过。在我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像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译者注：美国冒险运动家，特技明星】一样，突然出现在理论界。和那些对欧洲哲学史——我对这些一头雾水——穷根究底的学者不同，现在有个人能把这些简单直接地讲给一个19岁的、受教育不足但妄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学生：好莱坞电影、科幻小说、消费社会、网络文化、来自欧洲的炫酷理论、SQ文学、性以及更多关于性的讨论。对于一个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误导，又迫切想寻求不同——只是被兜售的所谓不同——的年轻人来说，齐泽克的文字让人上瘾。

我手不释卷地读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他所出的每一本书。我还追随着他的足迹，在法国拜于他的精神导师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译者注：法国作家、哲学家，关注哲学、政治及现实问题，曾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主任、教授，著有《世纪》《哲学宣言》《存在与事件》等】门下读博。然而，随着不断的自我教育，我开始厌倦他的不断重复、理论的肤浅、还有生硬的辞藻堆砌。我越来越意识到，他那些煽动性的惺惺作态之语不过是历史和唯物主义分析的廉价仿制品。这些想法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时臻于成熟，因为他竭力用对《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拉康（Lacanian）式无耻解释来解读这个事件。他的热门评论尽管十分畅销，但对比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译者注：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一贯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成为他的很多政论的基点之一】和迈克尔·帕伦蒂【译者注：Michael Parenti，美国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媒体评论员，1958年获得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其著作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代表作为《少数人的民主》】结合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美国国安部门阴谋诡计来做的分析，齐泽克的评论在这些严谨的唯物主义分析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曾翻译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译者注：法国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荣誉教授，曾与阿尔都塞合著《读资本论》（Lirele Capital，1965），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存在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的一本书，于是有机会看到齐泽克的知识快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由于朗西埃当时在英语世界里还不太有名，所有出版社都拒绝了这个翻译项目。在我终于说服其中一家出版社考虑一下出版译本时——最初这家出版社也轻率地拒绝了，出版社的策划编辑（这家出版社现已不存在）加了一个条件：为了保证销量，我需要找一个在激进理论界有市场影响力的人来写前言，例如齐泽克。齐泽克同意了，随后给我发来了一篇乱七八糟的稿子，这篇稿子的内容与朗西埃的书其中一部分极为相似，但收录在齐泽克的书《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里。齐泽克在这篇稿子里加了一些胡乱拼凑的反思，以及对朗西埃一本关于电影的著作的前言式评论，但通篇显示出对朗西埃关于美学的论述、以及答应为之写作前言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我翻译的是《感性配享：美学与政治》这本书）。我对这种不尊重他人学术努力的无耻行为感到厌恶，但当时我没有任何体制性权力，也缺乏更深层的政治分析，我只觉得束手无策，因为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理论生产体系的规则：如果我想让这本译著面世，就不得不接受出版商利用这个骗子来推销自己的商品。我最终把这篇前言放在了后记里，并增加了很多对朗西埃著作的学术阐释，以尽量淹没这篇前言。然而，如今再回想，我当时就应该直接终止这个项目。

回顾我自己与这位所谓文化理论界的猫王的所有经历，我发现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像我这样的处于上升期又接受了错误教育的管理阶层正是他这些惺惺作态的理论的目标受众。1989年，柏林墙倒塌，齐泽克的第一本重要英文作品《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在Verso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前言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庸俗的反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党人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作，【译者注：艾塞克斯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与尚塔尔·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而受到普遍关注】，这本书也是齐泽克与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译者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她最为知名的著作是与厄尼斯特·拉克劳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其中首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共同谋划的一个书系中的旗舰出版物。这个书系借鉴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取向，与在法国的那些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译者注：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影响而形成的论述一样，是为了给“左翼提供一种基于激进民主和多元民主的新视野”，而不是支持社会主义。这两位激进民主党人——他们的政治倾向与一个F共运动不谋而合，这个F共运动被塑造为“支持民主的”，但意在让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是齐泽克的主要推手。他们邀请他在英文世界出版作品，并对他开放了很多知名的出版平台。作为回馈，齐泽克直接用他们在后马克思主义宣言《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作为自己第一本书的框架，这也是基于他们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全球革命这一解决方案。1991年苏联解体，这位抱负远大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迎合西方世界，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在拉克劳和墨菲策划的书系里，一本是《十月》【译者注：一本人文杂志】的出版物之一。因此他也适时赶上了激进民主的理论热潮，当时“支持民主”（ ‘pro-democracy’）运动正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而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正着力压低工人阶级的工资，以使财富向上流动。

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解体，这位东欧本土人士不断宣扬他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齐泽克确实与猫王别无二致，猫王在音乐产业的出名也是靠不光彩地侵占、调和黑人音乐，并使之主流化，而黑人音乐的创作有很多都是基于非常真实的抗争。齐泽克能成为全球理论产业的代表人物，也是靠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借来观点充当自己的洞见，但他还要粉碎传统理论的实质，并将之扭曲成后现代的文化混合体，从而使这些观点可以在这个F共复仇主义的时代能被大众所消费。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资本主义建制派为90年代的历史终结论欢呼，但也为了一个小众的知识分子阶层象征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却是有意去其内核，让其像一个红色气球一样随风飘动——这风由资本主义吹动。这就是齐泽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不断升级的F共思潮下，他即将成为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人——一个哗众取宠的“疯癫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的绰号一样，是“哲学界的波拉特（Borat）” 【译者注：《波拉特》是一部喜剧电影，主人公波拉特是哈萨克斯坦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擅长用粗俗搞笑的桥段吸引观众眼球】。

由于这个骗子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几乎所有问题及其对立面，关注其所作所为和其理论实践的实质对我们大有裨益。为了充分理解后者，有必要将他和他的具体欺诈行为置于知识生产的社会关系中。换言之，我所谓理论实践，不仅是指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观活动，而且是他在其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客观社会总体，这一社会形态也推动他成为国际巨星。我的部分论点是，齐泽克需要被理解为全球理论产业的文化产物，而不是被作为一个自成一格的主体而迷恋。

《为失败的原因辩护》的作者出生于1949年，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SFRY) 长大。他后来断言(除了轶事八卦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的主张)：“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生活通常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更糟糕。”然而，他的祖国为大众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活，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在1960年至1980年期间，南斯拉夫拥有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率之一，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有保障的收入、一个月带薪休假、超过90%的识字率及预期寿命七十二岁。南斯拉夫还在大部分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多民族公民提供低价公共交通、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

根据他的传记作者托尼·迈尔斯的说法，齐泽克不喜欢他祖国的共产主义文化。这位唯利是图的年轻知识分子肯定发现了在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潜在机会，因此致力于吸收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名学生，”迈尔斯写道，“他对法国哲学而不是官方的共产主义思想范式产生了兴趣，并撰写了相关文章。”他关于法国理论的硕士论文“被认为在政治上可疑”，因为用他的同胞、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的话说，“当局担心齐泽克的富有魅力的教学可能会以他的异见思想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他的第一本书关于死不悔改的纳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据齐泽克本人说，此书成了斯洛文尼亚F共反对派的主要参考资料。他还翻译出版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书籍的第一个斯洛文尼亚译本，德里达在二战后为恢复海德格尔的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位法国解构主义大师本人参与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F共政治活动。他参与创立了 Jan Hus 教育基金会的法国分会，该基金会得到了一系列令人出手阔绰的财团和西方政府的资助，这些组织都有支持F共颠覆的闪光纪录，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索罗斯)、福特基金会、美国信息署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后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机构。

在巴黎完成第二个博士学位后，齐泽克于1985年回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作为F共产主义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受到公众关注，他是受法国理论影响的、亲西方的“反对派”的一分子。他解释说，“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亲自参与了破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秩序的活动。”他是FGCD政府异议运动著名周刊Mladina 的“主要政治专栏作家。”这家杂志被南斯拉夫GCD一份详尽的长篇报告中披露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该报告还强调了威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生存的反革命分子的增长。齐泽克后来多次声称，他作为异见者促成了共产主义垮台。他还参与了1988年四名被告人权保护委员会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该委员会要求“废除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在全球范围内推翻社会主义政权。”这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第133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完全一致，该指令于1984年提倡在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扩大努力，推动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以推翻共产主义政府和政党”。

齐泽克参与创立了自由民主党 (LDS)，并担任其主要发言人之一。LDS 植根于促进“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将在社会主义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内主导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是该党的候选人，竞选最早分裂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四人总统职位，这成为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的楔子。他在1990年的电视辩论中做出了以下竞选承诺：“作为总统职位的一员，我可以大力协助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他表示愿意实施已经对工人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并声称自己是该领域的“实用主义者”：“如果可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事实上，他公开提倡“有计划的私有化”，并像一位优秀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断言：“在我们的现有情形下，更多资本主义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保障。”这再次与里根的 NSDD 133 完美一致，后者明确呼吁“南斯拉夫的长期内部自由主义化”和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南斯拉夫经济结构”。

这位东欧阵营的自由主义者还重申了他对F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称的“开放社会”的支持，至少在摧毁社会主义的短期内是这样。他声称，开放社会基金的F共创始人乔治·索罗斯（也是波普尔以前的学生）“在教育、难民和保持理论和社会科学精神的活力方面做得很好。”波普尔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干预，他的书籍被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局掩护组织“文化自由大会”大力推广。索罗斯对东欧的反社会主义政权更迭行动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南斯拉夫，“他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向反米洛舍维奇反对派的金库输送了超过 1 亿美元，资助反对党、出版社和‘独立’媒体。”此外，索罗斯公开承认，通过他的基金会对F共组织和活动的慷慨资助，他“深深地卷入了苏联体系的解体。”

尽管齐泽克在总统竞选中以微弱劣势被击败，但他在后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科学大使，并继续向政府献计献策。事实上，他表达了他“在199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后公开支持斯洛文尼亚国家”，并且仍然忠于他的F共自由主义：“我做了一件让我几乎失去所有朋友的事情，这是任何优秀的左派都不会做的：我完全支持斯洛文尼亚的执政党。”LDS作为服务于资本的政党，追求私有化国有财产。这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行残酷的“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些改革摧毁了工业，瓦解了福利国家，加速了实际工资的崩溃，并以惊人的速度裁员（在1989-90年期间，270万工人中有614,000人被解雇。齐泽克公开支持的亲私有化政党，在“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时期，也热衷于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小弟。他是“加入欧盟(EU)和北约(NATO)的主要支持者。”这个过程始于 1990年代，斯洛文尼亚于2003年正式加入欧盟，次年正式加入北约。

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位有见风使舵商业头脑的知识分子曾支持亲西方的公民社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和寻求加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跨国组织时），他却自豪地反对公民社会并支持国家。事实上，在他的总统竞选中，他主张对国家机器进行反社会主义清洗，并补充说他将对“内政管理、政治警察等”采取非常严格和“从头做起”的做法。”他明确主张发展一个完全清算所有社会主义分子的情报部门，这简直迎合了中央情报局在第一个分裂共和国的梦遗（这引发了对他与该机构的确切关系的严重质疑，中情局在推翻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府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常是通过与当地的反社会主义政党、情报机构、出版机构和知识分子密切合作：“我会消减内政管理和政治警察。现在我要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我认为，在这动荡的时代，斯洛文尼亚需要情报部门，因为在这场争取主权的斗争中，将会有破坏稳定的行动。但对于这个部门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它不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内政部有任何连续性。”根据这位西方马屁精的说法，GCD人恨他。毫无疑问，他们知道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在玩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以牺牲工人群众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他的个人事业——以及残酷的私有化方案和帝国主义扩张。“我被认为是阴暗、不祥、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政治操纵者，”这位拉康主义小丑在谈到他在斯洛文尼亚的状况时写道，“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尽管他对西方的媒体宣传进行了温和的反击，即种族仇恨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的主要原因，但他对这一立场的理由与他的许多其他政治立场一样，与亲资本主义的罗德公共关系公司（Ruder & Finn）和中央情报局关联媒体等所推动的宣传完全一致。在一篇题为“北约，上帝的左手”的文章中，他断言：“引发战争的仅仅是塞尔维亚的侵略，而不是种族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塞尔维亚人“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GCD员比例。”因此，齐泽克在重复罗德公共关系公司头目詹姆斯·哈夫（James Harff）提出的立场，他吹嘘说他的幕僚们已经能够为 SFRY 构建一个“关于好人和坏人的简单故事。”东欧阵营的自由派甚至试图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管理一个运作良好的多民族国家，因为他们产生了民族主义和“对民族事业的强迫性依恋”。齐泽克还通过沉迷于自由马蹄铁理论（liberal horseshoe theory）来接受西方对社会主义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妖魔化，声称“他不可思议地结合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然而，无论社会主义者犯下了什么错误或不当行为，事实是，正如迈克尔·帕伦蒂 (Michael Parenti) 在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事实论据充分的书中所解释的：“没有内战，没有大范围的杀戮，也没有种族清洗，直到西方列强开始介入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资助分裂组织并制造政治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冲突。”

亲资本主义者对北约自称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社会主义基础设施进行人道主义轰炸的立场在哪里？其真正目标是“第三世界化”和对该地区唯一拒绝摆脱其社会主义影响的国家的有效殖民。齐泽克带着他幼稚挑衅的标志性热情，厚颜无耻地断言：“所以，恰恰作为一个左派，我对‘炸不炸？’这个难题的回答是：炸弹还不够多，而且来得太晚了。”他在网上流传的草案中为强化对平民的非法大规模屠杀做出了如此响亮的支持，而这一声明在发表时被从文本中删除，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在其他采访中非常清楚的态度，比如他断言：“我一直赞成西方的军事干预。”

在他后来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职业生涯中，他一再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采取强硬立场。对他来说，古巴不过是“过去的怀旧惰性残余”，它不是未来的希望，甚至不值得谨慎的支持。与资本主义宣传完全一致，他将中国描绘成一种现存威胁，他坚决将中国GCD领导人习近平描述为与特朗普、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同属腐败团伙的威权资本家。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很明显，尽管他在装腔作势，但他遵守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ret Thatcher) 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口号：TINA——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事实上，他经常说：“我不知道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激进左翼替代方案”和“我对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抱任何希望。”在上述 1990 年的总统辩论中，他明确拥护温斯顿·丘吉尔的观点——丘吉尔对殖民屠杀的顽固宣传使他“处于英国帝国主义光谱中最残酷和野蛮的一端”——声称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系统”，但“我们没有更好的系统。”

与此同时，他经常介入公共辩论，表达他对欧盟（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推动的一个长期资本主义项目，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的支持，并拥护西方帝国主义的行为，包括北约在欧洲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残暴的军事干预。他对人类未来的宏伟构想不在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成功的反殖民斗争。相反，未来位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中心。“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他写道，“它 [欧洲的理念] 提供了唯一的跨国组织模式，它限制国家主权，并承担保证生态和社会福祉最低限度规范的任务。这个想法直接来自欧洲启蒙运动的最佳传统。”事实上，根据他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叙述，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争本身依赖于据称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包括他所描述的西方对在第三世界的“暴力和剥削”的“自我批判性审视”。作为深信欧洲是世界发展的天然领导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甚至赞同布鲁诺·拉图尔“只有欧洲才能拯救我们”的反动论断。

尽管齐泽克作为亲西方的F共主义者在实践中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积极支持推翻社会主义以支持资本主义，但这个自封的怪人从未厌倦过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甚至试图将自己打扮成来自东方的“肮脏的共产主义者”。除了留长胡子和衣冠不整这些外观以外，他还好斗地与其对话者论争，吐出没完没了的挑衅，好似伪知识分子的多言癖早已过时。这些地地道道的表演，足以激起资产阶级的惊奇。

齐泽克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宫廷小丑。他模仿马克思主义反社会狂热分子的形象，却鼓励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事业的蔑视，同时通过他的流行文化混搭兜售西方消费社会的商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样做作的顽童表演是发生在资本主义舞台上的。这个骗子只是在听人使唤，也是新自由主义文化体制的一个重要症候。正是资本主义宫廷让这位小丑变成了超级巨星，正是因为他出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像所有优秀的小丑一样，他突破了宫廷礼仪的界限，在歇斯底里的批评场面中说出最离谱的话，但最终却通过向傀儡主人（资本国王）表达忠诚，来遵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路线。

为了令人信服地扮演他的挑衅性角色，这位小丑不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坚持自己是列宁主义者。让我们听听他的荒谬咆哮，当然，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在许多文本中都会重复：“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不怕弄脏自己的手。当你获得权力时，如果可以的话，尽一切可能抓住它。”这种共产主义者角色扮演的描述相当于说，列宁主义就是在玩肮脏的游戏和无情地追求权力。这种对列宁，以及更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虚伪描述，完全符合漫长的意识形态历史。意大利自由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对马克思也说了同样的话：他是无产阶级的马基雅维利，因为他把武力放在首位，并试图无情地夺取政权。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依靠类似的列宁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结合，也自称为齐泽克式的“列宁主义者”。这可能是新纳粹领导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 如下宣称的众多原因之一：“斯拉沃热·齐泽克是我最喜欢的左翼分子。他可以教给另类右翼的东西比一百万个美国保守派傻瓜还要多。”

由于这个小丑在每个话题上总是有话要说，让我们听听他在2009年讲过的“作为列宁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当时他发表了上述声明：“我是列宁主义者。这就是我支持奥巴马的原因。”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好的笑话之一。这种面无表情的姿态是致命的，因为他确实是认真的。他从字面上将列宁主义等同于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驱逐总司令”（奥巴马总统因被驱逐出境的记录而被移民权利活动家称为“驱逐总司令”），奥巴马的这种多元化信誉为美帝国在世界各地加速侵略提供了一层薄薄的掩护，以此为基础，奥巴马提出他那臭名昭著的暗杀计划，即齐泽克所声称的，他“非常擅长杀人”。不过，齐泽克称这位前总统对医疗保健采取了革命性的做法，也就是以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计划为蓝本而强制要求私人保险：“我认为，他现在就医疗保健领域展开的斗争尤其重要，因为它涉及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我们可能还记得，奥巴马拒绝任何关于单一支付者医保的讨论，这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源头的全民覆盖制度。

当你是像齐泽克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时，列宁主义只是一个词，一个浮动的能指，你可以随意把玩，把它当作一个道具或噱头。这在他幼稚的书《重述列宁》中非常明显。尽管这个直白的标题可能会给天真者和外行人联想到什么，但他宣称：“我谨慎地谈论不要重述列宁。因为我不是白痴。今天回到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没有任何意义。”他喜欢列宁的地方“恰恰是他让人们害怕的地方——抛弃一切偏见的无情意志。为什么不使用暴力？虽然听起来可能很可怕，但我认为这是对所有无菌的、令人沮丧的、政治正确的和平主义的有效解药。”斯洛文尼亚的拉康主义者觉得不得不重复的就是这种肆无忌惮的死亡驱力。“重述列宁，”他用滑稽的字体写道，“并不意味着回到列宁——重述列宁就是接受‘列宁死了’，接受他的特定解决方案失败了，甚至是惨败，但仍有一个值得挽救的乌托邦火花。重述列宁不是重复列宁做过的，而是重复他没能做到的事情，他错失的机会。”作为最引人注目的“列宁主义者”从不厌倦重复——共产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灾难性的失败。因此，从贝克特的台词中可以最好地理解他重复这种论调的冲动，他经常在诸如此类的上下文中引用：“再试一次。再次失败。更好地失败。”根据这位事业失败的叛逆者的说法，未来所面临的只不过是更大的失败：“我们必须接受共产主义不可能获胜的事实，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注定失败。”

这位小丑在共产主义者角色扮演游戏中的最终回报是，超级富豪一边喝着马提尼酒，一边开怀大笑，并邀请齐泽克为他们的广告撰写文案。与此同时，一些学生和专业管理阶层的成员相信他的流行哲学，认为他们可能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们被带上了理论的魔毯之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为好莱坞大片、电视节目、科幻小说和全球理论产业的各种消费品做广告时是多么荒谬。

同巴迪欧一样，齐泽克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两位哲学家都未对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的、物质的历史做过严格的分析，他们回避严肃的政治经济学，而倾向于讨论上层建筑因素和资产阶级文化机器所生产的产品。他们都公开地沉溺于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赋予观念和话语以优先性，他们都是形而上学家，为迷信的反科学信仰辩护。

如果将他们所使用的古怪的哲学用语一并考量，并尝试在文化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外考察他们的理论实践，那么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他们这种特殊版本的唯心主义形容为先验唯心主义。他们如管理文化品牌一般，将先验唯心主义的概念框架(这种框架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雅克·拉康和黑格尔等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个人解读)打造成实在的先验结构。随后，他们先是选取特定的经验素材——一件时事、一篇文章、一部好莱坞电影、一张糖果包装纸、一个麦片盒的背面、一个星巴克杯子、一个SQ网站，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齐泽克尤其如此，而后声称这些素材支撑了自己预先设立的理论模型，从而生产出一种理论已被证实的错觉。然而，这种主张永远无法以严谨的方式加以集体检验，因为只要任何一个投机骗术师心血来潮，他们就可以决定何种经验和数据证实了他们的理论假设(而何种信息又是可以忽略的)。

这一点在他们的共产主义方针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共产主义是消灭事物既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他们则坚称共产主义是一种“观念”和“欲望”。与此同时，他们经常遵循资本主义的宣传路线，将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谴责为对嗜血恐怖主义、暴力独裁和种族灭绝的沉溺(全然不顾为这种主张加以求证，抑或是简单地援引反动的F共分子所做的工作或是将美国国务院和开放社会基金所资助的信息源作为“证据”)。齐泽克与巴迪欧还将支持现存社会主义的人描绘为意识形态上的受骗者或过往时代的遗民，认为这些人同受困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人相差无几，都深陷在一个想象性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在其广受好评的《共产主义思想》一书的引言部分，他们如是宣称:“与‘现存社会主义’相联结的左派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已然成为历史中的奇闻轶事。

当这本书由Verso在2010年出版时，中国GCD号尚且拥有8000万党员，比法国和斯洛文尼亚的总人口加起来还要多1600万。那么，我们或许会问，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又是从何处获得关于世界现状的信息呢?对这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而言，答案简单得令人尴尬: （他们的的观点和主张）来自雅克·拉康和路易斯·阿尔都塞作品中的拉康元素。后者通过借鉴拉康的镜像阶段和对想象（或想象界）的概念化，在他著名的询唤场景中创造了对意识形态的误导性描绘。正如阿尔都塞在一段与他先前所作分析相矛盾的文章中所断言的那样，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在街道上被警官叫住(询唤)的人时，他就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主体，这意味着个人认同他者所提出的形象，设想自己在现存的象征秩序中占据位置。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先验唯心主义者错误认识的）可能性，拉康在其第七次研讨会中也有提到，即绝不向欲望让步的伦理律令 (ne pas csamder sur son dsamsir)， 齐泽克则将这一律令理论化为“本真行动”。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通过无所畏惧地寻求实在 (je ne sais quoi) 和拒斥象征秩序（但同时人又无往不在具体的象征形式之中，因为实在正是“象征的不在场成因”）而成为一个主体(Subject），而非在象征秩序中成为一个深陷于想象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主体。欲望的客体/成因，即拉康所说的客体小a，用齐泽克的话来描述就是“由创造性符号虚构所填充的空无”。正是出于实在的不可能性，原乐才得以驱使我们产生渴望:实在永远无法完好地被整合进入象征秩序。

相比于思想散乱的齐泽克，巴迪欧的思考更系统和严谨，齐泽克也因此大量借鉴了这位被他称之为“活着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者，所以我们在此也值得将巴迪欧“共产主义理念”中蕴含的拉康式基本结构进行一番回顾:“共产主义理念是一种想象性的行动，借由这种行动，个体的主体化得以将政治实在的片段投射在对历史的象征性叙述中。”如果用稍直接的语言来表达，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理念是一种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个体在意识形态上(想象的)投身于一个无法解释的政治事件(实在的)中——就像巴迪欧之于68年“五月风暴”，并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追踪这一事件所产生的结果 (象征的)。而这位法国形而上学家认为，这一行动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作为“实在”的事件是与处在象征界的“历史”和“国家”的范畴相抵触的;它只能借由个体主体的想象(imaginairement) 来完成。正是部分地出于这样的原因，巴迪欧断然宣称“共产主义”不能作为一个描述实际政党或国家的形容词来使用。一个世纪以来的集体渴望与恐惧显然表明，“政党的形式，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在今后是不足以确保对共产主义理念的真正支持的。”事实上，共产主义理念只认可和接纳这样的政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是绝对荒谬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描述这些先验唯心主义者的）常见术语，更具体地说，是反叛的无政府主义，同时还与不健康的形而上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毕竟，在这种政治中，历史被无法解释的事件所打断，而个体借由对事件的忠诚和承担由事件所引发的结果而成为主体，仿佛基督的追随者一般。

因而“实在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拉康主义实在的形而上共产主义。由此，我们了解到，如果实际改造世界的集体事业采取了政党或者国家的形式，那么它们必然失败，因为这是将存于世外的实在(Real)变成具体的形式或者说“象征化”的行为。

因此，尽管集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是打破帝国主义锁链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但是在这种论述里，共产主义就跟集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剥离开了，变成了尼采说的自由精神，即个人意识和少数特权群体的主观经验。就如这些大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小群体一样，齐泽克表达了标志性的对工人阶级的厌恶，说99%的“具体的人”都是“无聊的白痴”。这些倒霉的工人农民没有在巴黎跟随全球理论产业的小资大腕们学习过，所以他们不懂什么是最必要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抵抗现存社会而期望一个不可能的社会的主观过程，甚至也包括了某种个人的对这种期望的行动。

唯心主义者喜欢嘲讽唯物主义者是还原论以及“不哲学”的原因之一，就正是因为唯物主义者们能揭示唯心主义者的概念游戏的决定性的物质结构。如果我们用阶级分析来审视唯心主义的真实共产主义，很明显能看出这种想法以拒绝“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为名，来否定了群众的事业，那些全世界的人下人们把其梦想变为现实的事业。

正是在此处，这些激进贵族们的尼采式的倾向清楚的显现出来，因为他们嘲笑多数人的所谓无知。与这些群众的粗俗唯物主义不同的是，真的共产主义者们看不上反帝和建设国家来保障群众衣食住行的具体的低端事业。这些事业都属于拉康所说的“需要”而不是“期望”。在拉康的意义上，真的共产主义者们有着极致的尊严，以个人去索求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在当下改善全球群众的物质生活。

这样的姿态就意味这些自我标榜的激进思想家们要求的是某种实现不了的东西，这正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如果我们将其伪知识分子的自我迷恋翻译成更实际的语言，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一方面提出可以想象的最激进的口号，另一方面逃避任何对实际的社会等级的威胁，这种等级也正帮助其成为了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期望不可能的事物，甚至为此“行动”，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不想真的改变什么。这正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伟大构想，即，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列宁曾写过一段预判了拉康-阿尔都塞主义者们的自由派倾向的文字，“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永远是困难的，但是与自由派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把困难说成不可能的事情。自由派们把困难的工作说成不可能，从而掩盖对其的否定。”马克思在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漂亮话的实质，他描述了这些资本主义维护者在基本问题上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致。他追溯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里机会主义投机家们的物质基础。他针对普鲁东说的东西也能精准描述巴迪欧的唯心主义诡辩和齐泽克浮夸的矛盾：

生物圈的崩溃、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新”冷战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都意味着当代阶级斗争的风险再高不过了。资本主义的宫廷小丑，与其同类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统治阶级精英管理者的称赞，并在国际上得到推广，因为他鼓励我们无畏地进入“真实世界”的末日，同时欣赏他挑衅性的热门镜头以及狂刷他推荐的大片和电视节目。

因此，这位新自由主义恶作剧者是在消解激进主义。他培育和推销激进主义的表象，以同化社会中潜在的激进分子，特别是亲帝国主义F共阵营中的年轻人和学生。这正是为什么他是资本主义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被与美帝国主义有关的杂志所推崇。他的口头禅不过是对《GCD宣言》最后几句话的机会主义曲解：“亲西方世界的文化消费者联合起来——买我的下一本书、电影、跨界产品，或任何东西，等等！”

文章来源：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3/01/02/capitalisms-court-jester-slavoj-zizek/注释略，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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