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人民食物主权网络由高校师生、科研机构和NGO的从业者发起，是一个关注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倡导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志愿者网络，也是一个共同学习的网络。自2013年8月成立以来，我们通过组织学习【共读系列集锦】、调研【2016年调研报告汇总、2019年暑期调研系列】和年会【年会系列 | 2017年食物主权年会发言集锦、年会系列 | 2018年食物主权五周年发言集锦、年会系列 | 2019年“生态乡村与食农教育”研讨会发言集锦】，关注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关注国家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主张互惠合作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支持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农业，倡导可持续的生产关系和生态关系。近年的活动，请参看本网站（新人请先看网站里的“新人大礼包”）或关注“食物天地人”公众号。

关于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内涵丰富。1983年墨西哥政府开始使用“食物主权”这一表述，用于强调保护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系统的自力更生和自主权。80年代，中美洲的农民运动也开始使用这一词汇。到90年代，随着拉美农民组织对新自由主义资本化的抗争，这一概念开始普及，表达了各国农民组织对生产、消费、生态等多维度的诉求[1]。

2008年，“食物主权”出现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下称“《评估》”）中[2]。这项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启动、世界各地数百名专家参与、历时几年磋商研讨的评估报告，介绍并弘扬了拉美的农民组织“农民之路”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食物主权”的理念。《评估》认为食物主权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评估》指出在农民组织和众多公民组织的倡导下，近年来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变。

“食物主权”与“粮食安全”或“食品安全”的范畴，既有重合，也有不同。在比较食物安全与主权这两个概念时，《评估》指出：“食物安全是指特定区域内所有的人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经济上获取安全的、有营养的食物，并且所获取的食物能够满足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喜好，使他们能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而食物的获取方式应是社会可以接受的、符合生态的可持续性。”与此不同的是，食物主权强调的不是市场，不是援助国，而是人民和主权国家自主地、民主地决定他们的农业和食品政策，即自主地生产食物、公平地分配食物、前瞻性地建立粮食储存系统、保证粮食供应。这是具有进步性的、面向未来的方针。

食物主权在《评估》中出现标志着食物主权的新理念已经开始普及。2008年，包括中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可并签署了《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3]。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安全，然而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食物主权仍面临诸多挑战，所以任重道远。仓廪实则天下安，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2020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4]。

食物主权宣言 （2013年）

粮食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也是国家首要战略物资。无粮不稳，有粮不慌。无论制度如何变换，无论战乱还是和平，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吃饭，都是人的头等大事。然而，在人们摆脱了物资匮乏时代，吃饱了肚子、吃足了油水之后却发现，可以放心吃的食物反而稀缺了！普通消费者期盼拥有食物安全，普通生产者则期待不受价格波动的市场挤压。

我们认为，粮食生产不安全源自于盲目追求GDP的发展主义模式[5]。我国耕地资源仅占全球9%，淡水资源仅占世界6%，却要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尽管如此，我国曾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过世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30个省市区，其中21个是粮食输出区（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在内），而到90年代中，粮食可外销的只剩了9个省份，在国家确定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只有少数几个省份能够输出粮食。为了追求GDP的增量，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换取资本的粗放发展捷径，导致了这些年来粮食主产区的萎缩，严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尽管中央有18亿亩耕地的政策红线，尽管2005年的《土地管理法》对耕地有“占多少，补多少”的恒量原则，然而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占用的是大量的良田，补回的多是贫瘠的山地、荒地和滩涂。因此目前中国耕地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还在下降。

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是资本控制的结果。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正在生成新的半无产化和无产化的农业雇佣劳动力。农业资本化和工业化经营，不仅会增加外向型出口农业的趋势，直接减少中国的主粮种植面积，而且会使农户生计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由于整个产业链条被资本牢牢控制，他们对生产过程基本没有话语权、没有主体性。农业，成为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中国曾有一套完整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推广体系，品种改良和推广一般都有一个推广和采纳的互动过程，基层会通过自己的试验、观察、总结等创造性地消化吸收新的品种和技术，从而推动农业、农村良性发展。

而随着生产资料的商品化、资本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农技推广成为商品的推销过程。农民失去了几乎所有技术的主体性，只是被动地购买、使用农资。而且，在农资价格上，农民鲜有议价权。国家在推动家庭农场、大户、合作社、小农户等多种经营主体进入社会，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生产者的主权并未得到根本的界定和保障。随着资本日益深刻地卷入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多种经营主体之间也有相互的矛盾，不同经营主体的关系在不断演变。

农业利润2/3以上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资本不仅攫取了农业流通领域的几乎全部利润，而且还通过压低收购价，挤压、侵蚀农民在生产领域的利益[6]。在主粮方面，以玉米为例，它虽然有国家保护价，然而收购商给农民的价格往往远低于国家的保护价；在经济作物方面，生鲜蔬菜经过长距离多环节的贩卖，销售环节的利润常常是生产者收入的几倍；而养殖业的产业链中，以超市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不仅把养殖的全部风险转嫁给基层养殖户，而且获取了利润的绝大部分。

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体制下，消费者主权的问题往往被消费主义所置换和掩盖。在全社会不断刺激消费的情况下，有人会问，“消费者主权”还是个问题吗？回答是肯定的。获取健康、足够的食物是基本的人权，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前提。在美国，98%的人口住在城市，不到2%的人当农场主、雇人开机器种地，99%的人通过超市买卖食品，一切都标准化，似乎很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羡慕。然而，美国农业模式不仅持续降低了生物多样性，而且消费者在其中也没有主权可言。现实的另一个重大矛盾是，饥饿与浪费并存。在资源已经相当富有的美国，2012-2013年有20%的美国人有时吃不起饭，而自1974年来，美国人均浪费增长了50%，达每人每天1400卡，每年食物浪费造成1/4的淡水消费浪费，3亿桶原油浪费。

在我国，消费主义导致国内浪费型需求的增加。据估计，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相当于约2亿人的口粮。而2012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达8025万吨，相当于1.9亿人的口粮。食物越来越多，但人们对食物的安全却越来越难以放心。同样讽刺的是，诸多证据表明，大量消费肉、蛋、奶、油的饮食习惯已经走向了健康、合理的营养结构的反面。因此消费主义不仅无益于人类健康，而且给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进口造成极大的和不必要的压力。

浪费是在市场化的发展主义体制下，以消费促增长产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人地、人水资源长期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任重道远的国家，这样的问题显得尤其荒诞，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市场化的发展主义本身进行深刻反思。在世界范围内，2009年10亿人遭受饥饿。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此指出：这次饥饿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造成的粮食歉收。研究发现如此大规模的饥饿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农业公司和零售巨头垄断食物体系的存在，导致农牧渔业的小生产者生计难以为继。

生态安全威胁严重。物种安全、生态多样性、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的问题日益令人担忧。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化肥用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业产量增加速度。中国农民在单位面积上的化肥用量已是世界最高，为世界平均用量的2.5~3倍。根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污染源。这种污染不仅威胁着生态，同时也构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重危机。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掠夺式生产，导致人们越来越难以安全地获取食物。

近年来，有人鼓吹转基因是解决未来粮食问题的法宝，然而，转基因不但对于减轻人类对农药、化肥的过度依赖毫无裨益，还制造了一系列危害难以估量的新问题。它加剧资本垄断，造成生态多样性丧失，构成物种安全威胁，成为人类健康的潜在隐患。

从长期可持续的意义上看，农业不能没有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动态的）平衡作为最终的安全支持。从50年前第一次绿色革命开始，全球农业在大资本的引导下已经走错了路：化学化、商业化、标准化，其延伸——即所谓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将要在错误的路线上走得更远：种子标准化、转基因化、专利化并彻底垄断在几家跨国公司手里。

当21世纪的生物技术大公司试图通过转基因技术垄断种子时，我们才看懂，没有生物多样性的农业是绝对不安全的，没有一个足够数量的、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农民群体，生物的多样性是无从保持的，消费者的选择权最终也没有保障。发达国家农业的单一种植缺陷，用不发达国家的农作物品种多样性做了纠正和补充，如果不发达国家也全都“进化”成现代化农业，地球上的农业还会有长远的前途吗？

粮食安全是国防新战线。传统观念中的粮食安全仅仅涉及供求问题，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也主要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数量供应问题。然而，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有了新的维度，即必须严防国际资本通过资本渗透和技术垄断在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国家和人民主权进行操控。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国际资本垄断已经迫使一些人提出生态国防这个新问题 。

“食物主权”是面向未来的诉求[7]：

食物主权包含多种主体和权利：

1、国家、人民的自决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有的国家、人民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食物生产体系和相关政策，如此才能保证每个人能得到优质、足够、买得起、健康和文化上合适的食物。国家和人民是食物主权的双重主体，这种双主体的主张既符合上述《评估》所指出的关于粮食安全讨论的范式转变，也符合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人民主权”的传统。“食物主权”的框架不是取消贸易，而是提倡平等贸易和公平贸易，以取代目前完全由市场和资本主宰的“自由贸易”。

2、生产者的自主权。农民及其他食品生产者应该拥有公平地管理和掌控生产资料的权利。资本在生产、流通领域的霸权应该受到严格限制。这里的生产者包括农、林、牧、渔等领域的农业劳动者和食品加工行业的产业劳动者。同时，妇女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

3、消费者的人权。消费者应当拥有有保障的健康的食物、合理的膳食结构、免受饥饿、拥有尊严的基本权利。提倡消费者的权利不是为了推崇消费主义，而是对盲目追求肉、奶、蛋、油的美国式消费主义的反思和拒绝。这样的消费主义需求不仅无益于大众的健康，而且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对农业生产和食物供应的巨大压力。

4、人类和大自然的生态多样性权利。保护农业生态，保障物种、农业文化和传统知识多样性，是人类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道。

5、反抗的权利。人民有权反抗资本控制，包括反对跨国资本，保卫生产者、消费者主权。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一个集体主体。食物主权承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同时也不否认人民内部的差异性和矛盾。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仿佛是一对矛盾体。消费者期待作为商品的食物物美价廉，并不在意谁来生产和提供。生产者在现有的商品化生产体系下，也无法摆脱化肥、农药的依赖，于是以不同的方式生产自用的农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农产品。事实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也只是在资本-商品逻辑下的“利己理性”选择。然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问题不可能独立于生态、生产、流通、分配这一循环体系而获得解决。因此，消费者所时刻担心的食物安全问题正是当前食物体系的产物，也是在这个体系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世界大多数地区面临的共同困境。

真正长治久安的食物安全，只有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农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体制之后，才可能达到。缔造新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概念的提出，正是以对新社会的召唤来重构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人民食物主权这一理念是一种“道”的创新，它呼唤的是一种新型的生态、生产关系、相互合作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以及良性的城乡关系。没有消费者的反思、参与和推动，生产者难以突破现有的体制；没有生产者对现有体制的突破，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也无从谈起！

食物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食物主权缺失，国家主权也会受损。食物的生产和消费体系承载着国家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包括物种安全）、历史、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承等多重功能和价值。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依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财富和公共资源。因此食物不能被视为单一的商品，食物生产过程不能被资本完全控制。

我们的立场：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食物的生产、流通、分配方面，我们要保卫国家主权，伸张人民主权，维护生态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探寻生态社会主义的新道：食物生产和流通体系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大众健康和生态可持续性，而不是市场和公司的利润。

基于此——

我们反对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集团，对中国农业资源的控制，反对把土地、水、种子、畜种等自然要素等全面商品化、资本化；提倡农业资源的公共性。

我们反对资本主导食物生产和流通领域；提倡食物生产和流通体系应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提倡农村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以及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社员共享的合作经济。

我们反对破坏健康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科学技术；提倡科学技术要因地制宜，与民间传统的创新实践相结合，要保障物种安全和生态可持续性，有益于粮食有机生产。

我们反对大量进口转基因食物和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提倡反思消费主义，提倡发展健康、节俭、丰富的地方饮食文化，提倡国家有计划地取消转基因食物的进口。

我们反对歧视妇女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价值观；提倡在土地权益和生产过程中落实性别平等和其他一切群体的社会平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食物关乎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关乎历史，关乎现在，关乎未来。保护人民食物主权，需要每个人的理解和努力！

文献：

[1]. 参看Marc Elderman, “Food sovereignty: forgotten genealogies and future regulatory challenge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6):959-97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66150.2013.876998

[2]. 该报告在联合国环境署官网的文库有英文版可下载：IAASTD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 - Global Report, https://wedocs.unep.org/handle/20.500.11822/8590

[3]. 关于这个报告的中文介绍，请参见文佳筠，“绿色革命之后，未来农业科技走向何方—从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谈起,” 《研究动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电子刊物）2013年9月22日第13期，http://www.rdcy.org/upfile/file/20160119150714_25089.pdf

[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牢牢把握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2021年1月2日，来源《人民日报》，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6736/xgbd46743/Document/1711925/1711925.htm

[5]. 宣言这部分的具体数据和相关论述来源于《粮食安全的困局与对策：兼谈《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严海蓉、陈义媛、陈航英、胡靖著，粮食安全的困局与对策：兼谈《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参阅文稿》，2014年2月24日，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14-7-pdf/

[6]. 韩长赋，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扎实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答记者问，《农民日报》2015年3月7日，转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07/c117005-26653755.html。在这个问答中，韩长赋部长说：中间环节获利多，这头生产者没有得到多少好处，那头消费者又付出了较高的价格，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7]. 参看叶竹盛，“食物主权: 想象一种不同的未来—专访安娜特·奥莉·德马雷，”《南风窗》，2013年第19期，46-49页。严海蓉、陈义媛，“从大豆危机看食物主权，” 《南风窗》2013年第19期，36-40页，转载于http://old.cul-studi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9&id=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