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周豁然：《失窃的收成》阅读心得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4-06-09 阅读：2030 次
阅读《失窃的收成》的过程叫人心惊胆颤。早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Vandana Shiva这位来自印度的环境运动者，以及她所提倡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说。
阅读《失窃的收成》的过程叫人心惊胆颤。早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Vandana Shiva这位来自印度的环境运动者，以及她所提倡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说。当时香港的嘉道理农场曾邀请其前来演讲，后来又连续多次邀请Satish Kumar作嘉宾，作为高中生的我，修读地理，很关心任何有关环境和环保的议题，只要有机会就报名。可是，香港本地长期欠缺食农教育，农村、农业、土地的相关价值未有进入公共视野，听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难以扣连。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以后。位于香港新界的一条乡村——菜园村，受到政府大力推动的广深港高铁工程影响而面临拆迁，在地的村民和抗争者向公众阐述乡村和农业的文化意义，批判当下香港的都市生活和发展模式。这一场以反思「发展」为动员基础、扎根乡村小区的运动启发了很多青年，近年他们纷纷投入本地的「返乡运动」。可以说，《失窃的收成》一书迫使我观照自身，以下我希望用自己的说话解释书中的观点，及说明此书如何折射出香港本地环境运动的困境和局限。
书中提及「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将私存粮种（seed-saving）和私自传播粮种（seed-sharing）定为犯罪」。这让我想起2005年底世贸在香港举办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所引起的以韩国农民为主的大型反抗。当时本地传媒广泛报导韩农的示威手段及其与警察的冲突场面，其中有人跳海抗议，警方动员了反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驱赶示威者。主流官媒无一例外地集中报导双方肢体冲突的场面，却很少有人把握机会从抗争者的立场说话，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参与抗争的农民反对农业的商业化和跨国集团的垄断，为什么以身体捍卫农夫的立身之本。由是，Shiva在2000年出版此书，响亮的反对第二次绿色革命提倡的基因工程、反对「生命科学」企业以专利权、基改技术和杂交技术来掌控农业，实在具有前瞻性。
1998年，以孟山都为首的生物科技大企业率先进入印度社会，九种基金会（Navdanya）随之在8月9日发起「孟山都滚出印度」的运动。选择这个日期也是别有深意的，因为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甘地当年（1942）正是于这一天发表叫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宣言。植根于反基改、反垄断的论述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深刻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思想。书中有关圣牛和疯牛的一章描述印度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和牛的关系。牛作为具有宗教文化意涵的生（圣）物，当地人着意维系牛、人类和环境的有机互动，农村女性负责照看病牛，从牛的身上取用牛奶、制作奶酪，也借用牛的力气犁田载重。牛之于人是一个整全的生命，而不只是单纯的工具性的存有。相反，基改技术依赖掌控在男人手里的机器，生产牛奶的乳牛，其乳房整天被挤奶机器操控，人们给乳牛打抗生素和消炎药，却无法纾缓他们的痛楚。牛吃农人耕种后余下的秸秆和田间的草，而不用依赖玉米等谷物制成的精料，不与人类争夺食物。至于以其他动物尸体制成饲料喂饲草食性牲口，更是严重违反自然界的生物性定律。以作者本人的话来说，反对跨国大企业带动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反基改和反对大财团垄断的运动，实际上指向生命的解放（liberation），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够以牺牲其他物种和整个自然生态作为代价，否则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只会加倍地出现在人类群体之中，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底层人民大大承担了这个恶果。书中强调的经济民主，正是体现底层人民、农民在现行政治经济结构下成为牺牲品，分享不到所谓「经济发展」的成果。更何况，何谓经济发展，是否只包含金钱经济资本的积累，在当下后发展的新价值逐渐建立的时代，仍需民间集体重新定义。
书中引用印度农民的话语：「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可放弃自己的粮食。」作者声言，「获得安全的、便于获得的、符合本土饮食文化的食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食物民主、环境民主与可持续农业运动有赖农户运动、消费者运动和公益科学家运动之间的团结。反观在香港（以及在许多资本社会的情况亦然），自从有机耕种的概念在九十年代末在本地发展，粮食主权运动主要是以消费者运动的形式呈现的。本地不少倡议者也致力推动小区协力农业（CSA），务求拉近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问题是，本地农夫缺少政策帮扶和支持，除了受风雨影响能够获发现今补偿，农人常常以独立肩负起生产、销售、推广、科研、包装等多个环节。天雨补偿也成为议会内负责渔农界的议员争取来自农夫的选票的其中一项招数，但偏偏渔农界别议员却带头发展高科技投入的水耕种植法，提倡在工厂大厦甚至修复垃圾掩埋区以耕种，「释放」土地资源以容纳不断膨胀的本地人口和都市发展。
其次是，香港环境运动发展的轨迹，导致许多组织团体在进行倡议工作时，倾向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立起来。在过去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本土农业仍旧蓬勃的时候，使用大量化学肥料和农药，加上当时乡村的建设大多由村民自行营建，公权力少有介入干预，饲养禽畜的废水全部流入河道，严重污染环境。随着本地农业式微，环团的行动纲领却未有调整，粮食的安全生产、公平分配和过度加工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进入公共讨论平台的领域。香港本地的粮食供应全数依赖内地进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连仅有的本地农夫的贡献也不被鼓励。当香港社会迈入全面政治化，当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包括基层的工人、农民、乡民陆续加入抗争的行列，我们需要仔细思考政治上的民主诉求和经济民主有什么关联？书中最后倡议建立一个不受专利、化学药品以及遗传工程掣肘的食物及农业体系，正是反映一种经济民主的基础来源自生活。当我们目睹贫富差距、经济权力的巨大分化，我们必须思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不独是精英阶层的追求，而底层人民也要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珍视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