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谢艺：论我国的三农问题与粮食危机
来源: 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4-06-15 阅读：1937 次
——《失窃的收成》读书心得
作为一位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瓦，以“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视角，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指出了最近几十年中印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即失窃的收成：农民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粮食、生态等所包含的特有文化逐渐消失，粮食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不可持续的生物发展。同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具有很多相似性。
中国和印度都是农业大国，人口数量庞大。在《失窃的收成》中，席瓦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下，农民面临的生存问题，认为“国内市场上廉价的进口农产品泛滥，正在窃夺地方上农民和粮食加工者的市场和生计。”然而在中国却不仅仅那么简单，中国通常将农民、农业、农村三者结合起来，简称“三农问题”。我从小生活的村子所在的县，曾经被评为全国贫困县之一，在8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也因为改革开放开始大力发展，人口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人多地少的局面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开始向城镇转移，我爸妈那一代的人就是从那时起离开家乡去深圳、广州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打工，40岁左右的中年人成为农村劳动主力，直到90年代从我出生到小学期间，村子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种植小麦水稻，养猪养牛，粮食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收入主要来源于剩余农产品、农副产品以及年轻一代打工寄回的钱。时间在流逝，村子里的人连同村子本身都在老去，一些土地开始被放弃，粮食只需要满足自己一家人就够了，田边的杂草也日渐旺盛，不再担心会被哪家养牛的割去以至于自家牛没有草吃，旧有的劳动力在慢慢减弱，新的劳动力却不愿回来。
为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90年代国家开始加大对于农业的补贴力度，因此，在18年来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基本上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改革20多年来国内粮食价格在大多数年份里都处于上升状态。但是零碎化的土地资源格局，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导致土地经营效率低下，同为劳动力的投入，一亩地一年中两季收入还抵不上城里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年轻一代成为中年人，有的在城里安了家，更多的人则是选择镇上或县城里，将村子里的老人接来，然后继续回到经济繁荣的城市继续打拼，农村的发展危机由劳动力过剩变为农村留不住农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90年代到2012年，农村人口已从84,138万人减少到64,222万人，新出现的城镇人口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变为消费者，还不包括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生产者变得越来越少。如今，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养活了1.9亿人，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国际自由贸易似乎又为我们带来了好处，可是如此发展下去，应该由谁来养活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呢？
小时候生活过的农村现在已经越来越冷清，出现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现象的农村不止这一个，城市的发展、农村的滞后让大量的农村人想要进入城市，再加上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农民将全部收入依赖于农业根本无法生存。在90年代初期，中国农地产商品化率大于30%的农户仅占15%，有一半的农户商品化率为0，其他的农户则介于二者之间，对于当下来说，能够将农作物商品化的农户又是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停止农产品的进口，减少与国际公司的竞争，就能让中国的农民完全依靠农业生存下去的几率是很小的。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中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土壤专家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这三个古老农耕民族的农耕体系，认为“东亚乡土社会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的家乡发现了天然气田，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在那一年里，很多人从城市回到家乡，既可以与土地守在一起，农忙的时候帮助家里，又可以在闲时赚取额外的收入，这时天然气田就成为了一个临时的蓄水池。但由于对工人的需求并不是长期的，一年以后农民们又重新进入了城市。因此，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如何将农村和集镇发展为一个“蓄水池”？如何利用好分散的土地资源？如何让千百万的小农家庭回归农业生产，既能够依靠土地为自己提供食物保障，又能同时拥有其他充足的经济来源？这才是最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
制约我国“三农”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除了上文提到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还有一个基本矛盾则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虽然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却排在了126名以外，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养活庞大的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同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过度工业化、环境污染严重、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等等，粮食供应紧张出现在里世界各个地方，致力于“养活全世界”转基因技术就是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流行起来。
然而，基因工程的安全性到底谁说了算？赞成者将之视为拯救全球饥饿危机的救命良药，反对者如席瓦却认为它是将生态发展推向深渊的恶魔。生物学家与生态专家在争论，跨国粮商与绿色生态组织也在争论。在中国，也因为方舟子与崔永元之战，将转基因食物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每个消费者在将转基因食品送到嘴边的同时，也开始担忧它给我们的健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失窃的收成》中提出的关于转基因工程会带来的一系列的生态破坏、文化破坏，我们不能忽视。
这也是让我国政府头痛的地方。目前中国还不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是随着粮食自给率的逐年下降，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对于政府决策者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席瓦呼吁有机农业的崛起，认为种植经过自然和人类历史选择出的粮食不仅让农民得以生存，也表现出一种粮食文化，让生态能够持续发展。然而人口在增长，耕地在减少，相对来说产量较低，生长周期较长的有机农业如何负担得起这巨大的粮食压力呢？
其实笔者认为转基因和传统的育种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两者都是致力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正如美国农业部国家粮农研究所前任所长罗杰·比奇博士所说：“传统育种方式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没必要用转基因。但如果传统方式没办法，就应该应用新技术。这两种手段是互补的。”想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既能够坚持生态持续发展，又能解决粮食危机，农业必须要吸纳多种方式，避免出现粮食作物单一、种植方式单一的情况。一方面加大对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手段，另一方面也给传统农业留有足够的市场空间，二者并重，取长补短。转基因工程会继续发展，争议也会一直存在，这应该是最值得欣慰的地方，多方声音的发出，多种力量的博弈，才能让发展在光明大道上前进。
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转基因背后所代表的粮食危机，《失窃的收成》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如何取得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失业率”与越加强大的国际自由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到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粮食文化和生态文化如何才能独善其身？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然而大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从小处着手，粮食来源于土地，农民则是土地最好的守护者，在农民的心中最希望政府如何帮助他们？土地除了弃耕还面临着哪些问题？如何让冷清的村子重新回到昔日的热闹光景？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农村，亲身体验得出的，我希望能在暑假的调研活动中找出答案。
（作者系成都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