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万隆会议的要素：迈向国际团结阵线
来源: 原创译文 发布时间：2022-08-10 阅读：1493 次
导语
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和全球疫情的催化已经让世界矛盾积累到无法遏制的程度，我们正站在世界革命的门槛上！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人民间的矛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只不过特点发生了改变。尽管流血和暴力依然随处可见，但更广泛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深化金融化和集权化，对第三世界人民反动“新殖民”，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鼓吹的发展道路中没有成功地扶持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所谓现代化，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半无产阶级化人口，全球层面的农政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社会主义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必须通过农村的农民道路和对原住民及其他边缘化民族的领土保障来寻求世界重建，这是农村-城市平衡、生态可持续性以及互惠的南北关系的唯一可能的保障。只有依靠在国际层面上一致的思想、组织和团结才能打破这种局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农民、工人和人民的万隆运动，一个植根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团结阵线。
作者｜帕里斯·耶罗斯（Paris Yeros），巴西ABC联邦大学教授，《南方农政：政治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翻译&责编｜阿大
校对 | 侯鼓 锶墁
后台编辑｜童话
革命前的世界局势
我们正站在世界革命的门槛上。可以肯定的是，这十年各地将会出现群众动员(mass mobilization)和连续暴动，而且它们远不止是短暂的社会动荡。自2008年以来，两极分化问题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已十分严重，在中心地区也在加速恶化。旷日持久的危机和中国的崛起动摇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信条的信念。新冠肺炎造成的悲剧进一步改变了全世界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观条件。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已经来临，它将决定21世纪及以后的发展。
但是，垄断资本主义架构有裂痕并不意味着世界会自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仍将继续在新殖民主义的僵局喘息。要打破它只能依靠在国际层面上一致的思想、组织和团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农民、工人和人民的万隆运动，一个植根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团结阵线。
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侵袭之后，世界矛盾已经积累到无法遏制的程度。帝国主义对渴望解放的第三世界人民发动了战争，试图开历史倒车阻止非殖民化的进程。它部署了其全部的垄断、金融和军事力量，实施了制裁和监视，并发动侵略、政变、代理人战争和系统性破坏。通过遏制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发展，帝国主义还在东方战胜了苏维埃制度，在西方削弱了福利国家。然而矛盾仍然持续积累，而帝国主义始终无法克服其体系性的经济危机，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永久危机。
新冠肺炎的冲击压缩并加速了矛盾的进程。2020年，资本主义经济再次停滞不前，向世人暴露了其真实形象：
这是一个巨头公司把持的世界，它们把全球玩弄于股掌之间，亿万富翁从民众的痛苦和毁灭中聚敛巨大财富；
这是一个生态严重破坏的世界，公共健康灾难频发；
这是一个由种族、种姓和父权制主导危机管理和人群隔离的世界；
这是一个数以亿计最弱势群体的生命被抹杀而无人受到惩罚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必要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的劳动被严重剥削甚至完全没有报酬；
在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生活所需——食物、日用品、疫苗、医疗服务、互联网、学校教育、交通、住房——都受制于对财富积累永不餍足的垄断资本；
在这个世界，边缘地区仍然听命于中心地区，充当危机的缓冲器和文明的替罪羊。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革命斗争的背景，但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无论是帝国的结束、苏联的解体，还是中国的崛起都没有改变这一矛盾的中心地位。变化的是矛盾双方的特点：垄断资本在集权化(centraliz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道路上加速发展，将外围资产阶级吸收到其全球战略中，而第三世界的人民则进入了普遍的半无产阶级化阶段。因此，历史变革的动力基本上保持不变，仍旧是第三世界的农民、工人和边缘化的人民。正是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攻击和两级分化的斗争让革命之火持续燃烧。
苏联解体的协议笔墨未干，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原住民就爆发了起义，刺破了帝国主义的预谋，预示了一个新的斗争时代的到来。恰帕斯人开辟了革命自治区，用武力捍卫至今。从那时起，我们在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看到了两股强劲的革命势头，它们的激进主义改变了国内和整个地区的力量关系，激发了人们反帝国主义的抵抗。我们还目睹了第三世界所有地区持续而强烈的群众动员、武装斗争和起义：尼泊尔经历了十年之久的人民战争直到2006年才结束，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2018年以来海地的持续抗议，2019年南美洲的社会爆发，以及自2020年底以来印度的农民运动和其他抗争，等等。名单很长，还可以继续列举。
不止是全球南方，北方也暗流涌动。新的斗争的确带来了希望，尤其在美国这个帝国主义体系的中心。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斗争的加剧对全世界的政治意识水平产生了非凡的影响。2020年5月，一场勇敢的反对种族主义警察暴行的民众起义鼓舞了南北多国的反种族主义、反种姓主义和反警察暴力的运动，从法国、英国到巴西、尼日利亚和印度，遍地开花。这一连串的事件展示了被压迫民族之间实现国际联合的潜在力量。它充分证明了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2014年弗格森(Ferguson)抗议活动后所做的断言，即“人们已经为一场运动做好了准备”。不仅如此，非政府组织对北方国家抗议活动的坚决支持也对国内政治和国际联合形成重要的影响。
现在真正紧迫的危机在哪里？最直接的答案来自于巴勒斯坦——残余的殖民地区之一，以及阿富汗——现代半殖民主义的典型。2021年5月，在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采用种族灭绝式的暴力回应了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新一轮的反抗浪潮。炸弹如暴雨般倾泻在人口稠密的加沙飞地，在短短两周内造成260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并造成2000多人受伤。与此同时，在阿富汗，帝国主义暴露了它不惜代价以控制战略要地的野心：20年的军事占领，花费了1万亿美元，在高峰期动员了超过10万军队，20年间死伤约20万军队、警察和平民。这些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在21世纪等待第三世界人民的是什么：帝国主义将继续实施和支持种族灭绝，没有任何道德约束。
处于新殖民主义和其他半殖民主义状况下的人民也处于同样水深火热的境遇之中。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美洲由白人定居者主导的国家中，土著人和黑人在遭受持续种族灭绝；或者在加勒比海、北非、萨赫勒、非洲之角和西亚，人民正被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及其代理人再次入侵；或者在那些受新法西斯主义势力控制的国家里，人民被种族、种姓、社区和宗教偏见所攻击；或者在古巴、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伊朗和朝鲜，人民受到帝国主义无休止的制裁，社会稳定被持续破坏。几百个美国军事基地长期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挑起冲突，扑向外围国家的软肋。
如果世界革命形势要充分发挥其潜力，就必须对什么是团结做出明确的结论。我们现在面临着革命潜力被浪费掉的风险，人类可能会彻底地陷入野蛮。新的国际团结和组织的呼声正在响起；主张国际主义的各种组织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但是，从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角度建立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国际团结阵线，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此外，另一个风险是，当前有一个充盈着欧洲中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情感的亲帝国主义的"左派"，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愿望口惠而实不至。现在，挽救过时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已经推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它承诺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里最上层的劳工阶级提供"绿色经济"和物质利益。但这种改革努力也会失败，替罪羊还是同样的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合重温列宁在一个世纪以前对社会改良主义的谴责。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即第三世界的农民、工人和人民来说，一场全面的生存危机正在蔓延开来。
二、农民、工人和人民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卡尔·马克思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基本逻辑，即不被资本直接或正常雇佣的相对剩余人口的增长是势不可挡的。根据当代世界各地劳工制度的分布情况，人们甚至可能把这种过时的垄断资本主义误认为一种后资本主义制度！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活动人口没有从事有偿或有薪工作；他们从事自营职业，或无偿家庭劳动，或失业。虽然新自由主义下，有偿劳动相对于无偿劳动的比例增加，推动着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但自营职业者的数量也紧随其后增长。全球失业率的绝对值也在继续增长，而南方国家的失业率，尤其是15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正在肆虐【译者注：在南方地区，各国最低工作年龄有所不同，在此不一一区分。】。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15岁以下青年人口，这个群体的生活依赖经济活跃人口，那么关于工薪和非工薪劳动的区别将有质的改变。可能多达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雇佣劳动关系脆弱、不稳定且零散的家庭中。这种情况只会随时间而加剧，因为到本世纪中叶，还有20亿青年加入进来，他们主要是在边缘地区的劳动力储备。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当下新殖民主义晚期实际存在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在中心(centres)和外围地区(peripheries)维持着两种不同的劳动力储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大约占劳动年龄人口的86%，其次是中欧和东南欧的7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65%，北非和东亚的50%，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例低至21%。相反，帝国主义中心的非工薪劳动人口（自由职业者或无偿家庭劳动）最低，约为10%，其次是中欧和东南欧的2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32%，北非和东亚的26-31%，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例高达78%。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人口增长最快。
两种劳动力储备的规模有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劳动力储备与世界上活跃的劳动力大军——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有更密切的互动，而后者则集中在中心地区；在外围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的是截然不同的条件与大规模和永久性的边缘化。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不同劳动制度下生产性劳动和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再生产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那么很明显，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储备由妇女组成。劳动力储备中的这支庞大的妇女队伍也主要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跨越了从家务和照料工作中分离出来的各种经济活动。外围社会形态的普遍半无产阶级状况在结构上是性别化的，并依赖于性别隔离的劳动制度和大规模的、尤其是妇女的无偿再生产劳动。
垄断资本主义永久危机所造成的最大负担系统性地沉积于此，并经常体现在有关妇女文盲和营养不良、儿童死亡率、针对妇女和女孩（同样的还有非主流群体，非二元性别和性取向者）的性别暴力等严峻问题的统计数据之中。
不同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新冠肺炎之前，在帝国主义中心，只有4%的劳动年龄人口从事农业，还有23%从事工业，74%从事服务业。在中欧和东南欧，这一数据分别是19%、26%和5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数据为16%、22%和62%；北非为28%、23%和49%；东亚为34%、29%和37%；南亚为51%、20%和28%；撒哈拉以南非洲为62%、9%和29%。世界上的农业人口几乎全部位于边缘地区，而他们基本上是贫穷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小农。
还有一种情况是，边缘地区农村人口严重外流，这些流动人口被引入服务业和小规模生产行业工作，其中自营职业和非正规岗位也很普遍。服务部门处于全球价值体系最底层，日益聚集了世界相对过剩的人口。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为明显，但其他的大多数地区情况也很糟糕，城乡平衡在20世纪被打破，而城市地区无论在服务业还是工业都没有稳定的就业机会。
这一现实还有一个特点。世界上的工业劳动力也集中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可能高达80%！现在的情况不再是帝国主义中心地区扣留了大部分的工业劳动力，中心地区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全球价值体系中的高端服务行业。而在边缘地区，即使是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工业部门，也不意味着具备正式劳动合同或者大型、有组织的工厂环境。在当代全球价值体系下，工业活动强烈趋于分散化和非正式化。这一现象在主要的工业国很明显，例如非正式雇佣比例极度高的印度。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则动员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服务。
得出的总体结论就是：晚期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在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劳动力储备普遍出现半无产阶级化的状况。边缘地区的社会形态各有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长期陷入有偿和无偿劳动制度之间的惨淡关系，陷入乡村、城市、海岸线、经济部门和国际边界的多方难题，陷入为工资、小额积累和社会再生产而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中。
半无产阶级化并不是一种新情况。列宁曾在帝国时期的俄国农村即有所发现，并提醒人们注意非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政治重要性；毛泽东也细致地留意到半殖民地中国特殊条件下的半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在今天的晚期新殖民主义时代，半无产阶级化既不是刚开始的，也不是偶发的，它是边缘地区劳动力储备中的一种普遍化和永久性的状况。这也意味着，城市化本身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它产生了大量的半无产阶级化的人口，兼存在于城市和乡村，并且在两者之间流动。
上述分析的进一步结论是，无论世界范围内的部门间关系如何分布，全球层面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在帝国主义的笼罩下始终无法解决。半无产阶级化并没有解决农政问题，所谓"去农化"、农政问题的终结、甚至是将农政问题归结为"第三世界"问题，都是幻想，必须正面反击。农政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问题留存的负担主要由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人和边缘者来承担，他们被困在退化的乡村和城市贫民窟，或者冒着生命危险移居国外。
归根结底，这是帝国主义的根本逻辑：掠夺热带和亚热带边缘地区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农业，同时削弱第三世界人民享有自己的劳动和自然禀赋所创造的财富的能力，而且将这种掠夺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转嫁到第三世界本身。
尽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命运，但前者占据了一系列广泛的职位，包括贫困农民和合同工、季节性农业工人、渔民、土著人、前逃亡黑奴、牧民和其他传统民族、非正规城市工人、自营职业者、服务递送人员、在家工作者(home-based workers)、家庭佣工(homeworkers)和家政人员(domestic workers)。这种普遍的半无产阶级状况在社会形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一社会形态也包括其他阶级部分和近似阶级，即：流氓无产者，他们被永久排斥而陷于无望之中，或被招入犯罪或陷于性剥削，或被拉入原教旨主义组织或被掠夺性的社会媒体运动所煽动，如所谓的反“腐败”运动；无产阶级，由私营和公共部门更有保障的受薪工人组成，他们可以参与罢工行动，但他们自己不能克服公司主义的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包括城乡各种政治和经济倾向的小资本家，他们是不少半无产阶级艳羡的对象。
半无产阶级，虽然内有各种差异，作为同一阶层的劳动力群体，其社会政治诉求很明确：首先是获得土地和领地，这是生产、居住和社会再生产的最具体要素；获得有小生产和基于适当价格结构进行分配的市场；获得有尊严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养老金；获得优质、免费的基本社会服务、学前教育、教育、卫生、供水、排污和公共交通；享受和平，以及免受暴力、家庭、种族、种姓、社区、毒品、准国家机构尤其是国家机构本身的影响。这些都是处于半无产阶级状态的大多数农村和城市家庭的迫切需求。
比这些诉求范围更大的只有花样繁多的政党、工会、城市社会运动、农村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犯罪组织和慈善机构，这些组织靠着寻找半无产阶级社会的脆弱性和政治混乱而立足。北方国家通过资助南方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社会运动、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进行政治渗透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也在新殖民主义后期的形势下蓬勃发展，遍布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宣传社会的意识形态混杂化。还有一种飞速的社交媒体激进主义，它助长并放大了所有的趋势，但仍然处于垄断企业的控制之下。
进步力量也难逃半无产阶级化状态的陷阱。如果说半个世纪前，弗兰茨·法农警示了人们注意小资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角色，那么时至今日，这个警钟仍旧有效，人们应该警惕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吞噬全部运动，甚至为帝国主义所扶植，特别是对单一问题的关注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分裂，把组织和意识形态带入死胡同。国内的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赞助者乐见其成，毕竟这对他们而言仍然是方便和有用的。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具有解放观点的统一力量，能够将不同的社会政治要求与解决民族和泛民族问题以及抵抗帝国主义的目标联系起来。在晚期新殖民主义下，民族解放是革命斗争中无可替代的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其确切的阶级基础和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其内部和外部联盟，那么斗争任务仍然是正确识别革命的敌人和朋友。
还原主义 (reductionism)泛滥成灾，它违背了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使民族团结和国际联合失去方向。城乡二元论就是最顽固的还原主义之一，但它在政治上接连失败。本质上，这是一种反农民和反土著的姿态，在谁是自然或潜在的革命主体的问题上拥抱欧洲中心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念。这也是一种父权制的姿态，对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城乡联系视而不见。
另一个更严重的的二元论表现为“文化”和“阶级”之间的冲突。今天关于“身份政治”的斗争又增加了新的复杂程度，其基本的冲突来自于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第三世界的革命工具的百年斗争，而第三世界一直是由殖民地、定居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大量农民、原住民和边缘化人民组成。这是一场克服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所说的民族解放与社会结构“脱节”的斗争，正是“脱节”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缺陷。在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下，没有任何经济或社会力量是缺乏文化的。而在晚期的新殖民主义下，受剥削最严重的人们仍然是历史上受压迫最深的群体。阶级斗争终究是一场文明复兴的斗争，故脱离民族解放看待阶级斗争就好比否认帝国主义压迫的阶级基础一样盲目。
小资产阶级、社团主义者(corporatist)和反动的意识形态姿态继续误导着国内和国际团结，阻碍对矛盾发展的正确分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为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提供了最完整的分析框架，没有其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源可以完成二十一世纪的革命任务。但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再被看作是最合适无产阶级的理论，它不是！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能视作与半无产阶级、甚至部分小资产阶级不相关的理论。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初级解药，合作化和自给自足的集体经济需要培养无产阶级的视角，故而必须利用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人、原住民和其他边缘者群体之间现有的团结资源。它必须适应不同形式的合作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要求，适应农村和城市地区现有的生活模式。
因此，在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在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人和人民的现实斗争中才能壮大。在晚期新殖民主义下，已有的斗争尝试中最痛心的是忽视了潜在的激进力量，特别是城乡土地和领土的斗争中的潜力，忽视了这些斗争与民族解放思想的结合。这些都是最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体争取生产、再生产和自治的最重要的斗争，他们反对社会中最反动的土地占有者，后者的背后是金融势力的支持。这个问题在有关土地和领土运动、农民和原住民的国际联合斗争中也存在，在那里，即使有承诺，也往往是有条件的和浪漫的。
有组织的农民运动本身也没有解决同样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强烈的趋势，把农民、原住民或城市议题简化为粮食或生态农业问题，而不是解放问题，对受压迫的第三世界人民一贯如此。解放需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半无产阶级的土地和领土问题，这些问题将城市和乡村结为同盟，同时也需要清楚特权群体围绕土地和民族问题的霸权手段，以及更深入理解垄断资本的运作。尽管食物和农业生态学问题对二十一世纪的革命非常重要，但这些问题往往消解了半无产阶级的激进潜力，并同最底层群体的斗争分离，离弃了这些对其他斗争有潜在的决定性影响的人民。
在解放斗争中，争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反抗种族主义、种性制度、社群主义和父权制度等支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的社会秩序的斗争将农民、工人和边缘化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看到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但却不能忽视共同面临的世界革命形势的挑战。这一挑战需要在国家和国际战线上进行深刻反思并且采取果断行动。
这一挑战也适用于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即如何联合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部分资产阶级，他们的国内积累策略可能有利于民族解放。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每种情况的特殊性。这进一步适用于如何联合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群众运动和政党的问题，如何联合那些有可能致力于真正声援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的人。历史经验表明，北方国家的黑人和原住民斗争更倾向于认同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但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意识形态上也不能想当然。
三、没有重建就没有恢复
垄断资本主义处于永恒的危机之中。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帝国主义中心地区价值创造部门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而1960年代正是非殖民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只有两个阶段经历了部分复苏，最高达到1965年利润水平的三分之二，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将利润削减到1965年水平的三分之一。
在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人们目前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期望主要围绕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两个百分点的中期年增长率。无论它们是更高还是更低，都不等于价值创造部门利润率的恢复。这是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绊脚石：资本家将通过技术飞跃来寻求摆脱危机，而每一次技术飞跃都会在价值生产部门增加资本和减少劳动力，从而降低利润率。今天，垄断企业对利润的回收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如降低外围地区的劳动条件，在金融泡沫中寻求金融利润，以及原始积累和战争的升级。
将要发生的复苏是由巨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推动的，这些计划实际上构成了所谓的“拜登计划”。一方面，美联储的资产购买已经翻了一番，达到8万亿美元，这是在2008年后巨大的资产购买的基础上发生的；另一方面，财政刺激措施占GDP的比例预计是奥巴马执政时期2008年后的两倍，甚至比罗斯福执政的1934年的还要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对金融和企业垄断者本身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而且，尽管有个凯恩斯主义的表象，实际上国际金融资本将继续主宰一切，直到下一次史诗般的泡沫破灭。
这些对第三世界来说都不是好兆头，它的债务总额在新冠肺炎之前的十年里翻了一番。几十个国家又急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因此，复苏并没有指向新的发展道路。全球劳动力储备将继续膨胀，社会冲突将加剧，制裁和伪人道主义干预将升级，而中心地区的一部分劳动力将被重新定位，以获得拜登计划的好处——如果还有点残羹剩饭。
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占世界GDP增长的四分之一以上。但这种活力是矛盾的，因为它依赖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现行的模式必然无法持续。中国对西方行使的战略自主权程度给第三世界带来了独特的希望，它的增长战略使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板块从西方的垄断控制中转移出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新的投资，填补了那些至关重要的基建空白，却没有沉溺于债务陷阱或使经济关系军事化。
然而，中国的增长战略维持了西方的超级消费主义和掠夺性金融需求，同时也引发了其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投机泡沫。它还依赖外围地区的原材料出口和制造业进口。这种总体模式仍在为西方压倒性的积累需求服务，并继续阻碍不同发展道路的产生。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增加了筹码。在当前的危机中，对中国和第三世界有利的各方力量关系的转变仍然是可能的，也是急迫的。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内部严重的不平等和对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威胁，再加上它与西方的最终僵局，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期待中国更坚决地转向自主发展的道路。现在是将集体主义自力更生的新时代完全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中国的这种转向将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因为拜登计划首先是一个针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战争计划，而不是一个全球复苏计划。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是为了争取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主导地位，也是对战略产业中全球价值体系控制权的争夺。技术利害关系直接延伸到军事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所有元素都将被调动起来，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大数据系统和综合物流。美国战争计划的核心仍然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扩张，以及对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秘密孵化的新的军事大行动正是新兴战略。
拜登计划所设想的所谓“绿色新政”也没有脱离战争计划。它所宣称的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只能通过对第三世界的“绿色”攻击来实现，通过土地掠夺，压迫农民、原住民和其他传统民族，推广高耗水作物的单一种植而破坏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等等手段来获取域外碳汇。该计划是对历史气候债务义务的否定。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逃避计划，补偿美国令其得以保持其现有的碳排放，并保障其能源部门的垄断企业的积累需求。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到2050年，即拜登计划的既定目标日期，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加，很可能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对陆地、淡水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影响将已经大大改变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最脆弱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这些地区最容易受到荒漠化造成的作物减产的影响，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很显然，快速而彻底地改变生产、消费和土地使用模式万分重要，但由于垄断企业的庇护及其积累需求，这种改变不可能实现。
没有重建，就没有复苏。重建可以意味着很多东西，但它必须为世界上半无产阶级化的人民建立稳定和安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否则它将毫无意义。这只能通过新的城乡平衡来实现，每个地区和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来寻求这种平衡。这也意味着全球价值体系和相关的特权消费模式，无论在全球北方和南方都必须被推翻。这还意味着确认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公地的根本主权，建立新的土地权利和新的土地使用规则，以实现以下明确的目标：为半无产阶级化的大多数人提高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的标准；可持续的和合作化的生产；吸收和稳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以及自主的工业和技术发展。
二十世纪的发展是以城市化来定义的。这种前景不复存在了。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必须通过农村的农民道路和对原住民及其他边缘化民族的领土保障来寻求世界重建，这是农村-城市平衡、生态可持续性以及互惠的南北关系的唯一可能的保障。在城市地区，农民道路的对应物也必然是为小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再生产提供条件。换句话说，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可能的起点是为小生产提供支持，而小生产已经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大多数人的现实。必须根据这一现实调整规划方法，逐步将小资产阶级经济引向合作模式，同时将其与战略工业发展联系起来。
四、迈向国际团结阵线
如果没有国际上的团结，这种方向的改变能够实现吗？不能！今天的国际团结仍然是临时性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不稳定。虽然有无数英勇的联合斗争已经存在并在目前的抗争条件下继续萌芽，但扎根于第三世界的具有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目标的社会运动和政党的统一阵线还没有实现。难以想象一个坚定的反帝国主义思潮会自行出现，来协调和指导今天所需的世界重建类型，并面对已知和未知挑战。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由农民、工人和人民组成的国际团结阵线，并着眼于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重新启动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转型。这要求一开始就要有一个符合万隆精神的三大洲政治联合框架，以确立国际团结的原则，防止亲帝国主义势力用他们的资金、能力、情感和议程进行收编。国际团结阵线的纲领性目的应该是在各运动和政党之间建立一个系统的对话框架，并在斗争的发展中为其提供思想、政治和后勤支持。
在短期内，战略应该是召开一次新万隆会议。这应该是一个由选定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具有激进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代表农民、工人、原住民和其他传统民族的社会运动代表组成的实际会议。为纪念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70周年，会议可计划于2025年举行。在此期间，应采取一些举措，为政治趋同创造基础设施，包括有组织的对话。
必须开始设想一个国际团结阵线。这样一个阵线不可能达到国家政党或社会运动的集中化水平。然而，政治上的一致性是必须的，它源于代表大会，由各政党和社会运动授权，由一个具有既定职能的政治委员会执行。建立这样代表大会和政治委员会可以成为新万隆纪念会议的具体目标。应邀参加的政党和运动必须有经证实的群众成员和内部民主制度，而且作为组织不能依赖外部资金来源。所有这些政党和运动都必须明确地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
全世界的农民、工人和人民联合起来吧！！！
文章来源：http://www.agrariansouth.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YEROS__Elements-of-a-New-Bandung__Final-.pdf
这一发言旨在加强关心三大洲团结和融合的政治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参考文献已被省略，但仍可获得。本文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方农业网络（ASN）和今年（2021年3月至11月）举行的 "社会形态，过去和现在 "研究小组所进行的研究。这些论点尤其受益于与Praveen Jha、Archana Prasad、Max Ajl和Freedom Mazwi的讨论。该论文首次发表于《ASN研究公报》第10期（8-9月），2021年，第26-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