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帕特尔 | 看生态农业如何教育父权、种族偏见和精神富人-生态农业-人民食物主权

拉吉•帕特尔 | 看生态农业如何教育父权、种族偏见和精神富人

来源: 翻译原创发布时间：2022-12-31 阅读：734 次

导语

一段时间里，人们可能容易对生态农业做出这样的回应：“它一切都好，但不能养活全世界”。

事实上，饥饿往往并非因为食物稀缺，而是因为挨饿的人们缺乏获取食物的权利。养活世界不仅仅需要生产足够的食物，它更涉及到如何与权力等级制度作斗争。对不同食物体系的选择，意味着选择了不同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全球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户在收入和营养方面的指标都得到了改善。从尼泊尔到荷兰，当生态农业不仅局限于田地，而是延伸到家庭内的平等、延伸到社区的交流和关怀时，农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会有所改善。

在今天的文章里，马拉维（见下文“编者注”）农民的生态农业试验进一步证实了：生态农业不仅能消除饥饿、促进生物多样性，而且能改善性别、代际和其它形式的不平等，为边缘群体带来正义和公平。当地农民，尤其是妇女们，通过间作花生和豆类作物，解除了对化肥的依赖；通过互相评估和共享信息，使得土壤肥力得到提高；通过举办烹饪比赛，让男人们愿意参与家务劳动，不仅打开了改变饮食文化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解决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的问题。通过多年的讨论和坚持，最初的试验从几十个家庭发展到了200个村庄6000多人一起合作，致力于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原作者｜拉吉·帕特尔（Raj Patel ）

翻译 | 亦静守拙球球

校对 | 沈蕾蔡蔡子 Alvin鼎

责编｜袅袅炊烟丁卯

后台编辑｜童话

拉吉·帕特尔（Raj Patel）

拉吉·帕特尔（Raj Patel），粮食问题的国际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及联合国，但随后投身到反对这些前雇主的国际运动中，现任职于德克萨斯大学。帕特尔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粮食战争：市场、权力与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经济学的缺陷（The Value of Nothing）》（被评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等，为《卫报》等多家国际媒体供稿，并积极领导和投身于关于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中。

编者注

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被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三国包围，国土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人口1760万（2019年）。其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经济作物包括：烟草、咖啡、茶叶、棉花、甘蔗，其中烟草是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马拉维曾为英国殖民地，独立后仍留在英联邦内，受英国影响很深，行政、司法、教育等都采取英国模式。全国70%以上的居民信奉基督教，20%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马拉维北部的布瓦布瓦(Bwabwa)村村民共享种子，分享种植经验，一起收割农作物、搬运回家。

在马拉维国低矮的布瓦布瓦(Bwabwa)山下，流淌着依鲁库鲁河的支流，河边的村庄里近一百位村民围绕在锅炉旁。孩子们挤在一个大臼周围，偷笑地看着他们的父亲、叔叔和邻居们笨拙地尝试将大豆捣成豆浆。

在另一个场景中，一位村里的长者正在学习做红薯甜甜圈，一位年纪仅老人一半大的人在一旁教导他。

下一个场景，一位妇女正在教其邻居如何将高粱做成富含营养的稀饭。社区组织者阿妮塔·奇塔娅(Anita Chitaya)指导着这一切，她具备精湛的厨艺，散发出儿童艺人般的活力，发挥着警官般的决断力。在帮助一个小组做完小米海绵面包后，她转向那些通常不爱吃豆子的孩子们，给他们分享将黄豆红豆捣碎做成馅饼的小技巧。

实际上，这些图景是一场关乎终结饥饿的关键战斗，但如果你以为自己是在收看电视烹饪真人秀节目，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村里弥漫着欢乐的竞争氛围。实际上，这就是一场竞赛。傍晚之前，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并为最美味的食物（甜甜圈胜出）和最有望成为日常饮食选择的食物颁发奖项（高粱粥胜出，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喜欢油炸食物，但甜甜圈的烹饪很麻烦，而且油也很贵）。

这就是烹饪日的节日盛况。它在布瓦布瓦村，一个马拉维北部约有800人的村庄中举办。像烹饪日这样的节日，其实是一项旨在减少国内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实验，也是“生态农业学”消除饥饿的多种方法中的一种。学术界将其描述为一门科学、一种实践和一场社会运动。生态农业将生态学和社会科学应用于可持续食品系统的创建和管理，这门学科涉及十多条彼此相关联的原则。这些原则涵盖维护土壤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和代际公平。

全世界有八百多万农民团体正在进行生态农业实验，并发现与常规化农业相比，生态农业除了能在土壤中储存更多碳、更节约用水，还能通过回收氮和磷等营养物减少对外部投入的依赖，从而促进而非破坏土壤和农场的生物多样性。每个大洲均有研究表明，采用生态农业方法的农民拥有更高的粮食安全度、更高的收入、更健康的体魄与更低的负债水平。

奇塔娅说，在千禧年之交，当布瓦布瓦的农民还在从事常规化农业时，“有时候我们好几天都吃不上饭，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营养不良”。现在（从事生态农业后），她的大儿子弗朗斯(France)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少年，还能教其他男孩做饭。尽管从马拉维总体看，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因营养缺乏而发育不良，但布瓦布瓦附近的小儿营养不良诊所已经因为接收不到病例而关停。虽然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加剧了世界各地人民的营养不良状况，但生态农业为布瓦布瓦村民避免饥饿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在2021年秋季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上，决策者却将生态农业排除在解决世界饥饿的方案之外。峰会的赞助商包括盖茨基金会，其首选的方案是仿效绿色革命模式，采用其一系列农业技术。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盖茨基金会在非洲领导的绿色革命已经失败，但这次联合国峰会的主席却仍然是来自卢旺达的绿色革命拥泵。而生态农业的倡导者，比如代表着2亿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非洲粮食主权联盟，由于所拥有的资源太少，在该决策中难以发声，无法影响议程的走向。

消除饥饿需要的远不止是从地里挖出多的食物，它更涉及到与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制度作斗争。在过去十年里，粮食产量总体上超过了需求——人均粮食比以前更多。但是，近期疫情加剧了全球性和地区性不平等，这使得目前全球饥饿程度相比2010年进一步恶化。换言之，食物增产与饥饿增长并存。人们被剥夺了食物，这并非因为食物稀缺，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获取食物的权利。

全球食物体系最初是在殖民主义时期建立的，殖民主义重构了许多热带国家的农业和土地所有权，将数以千万计的奴隶和债役工运往世界各地，为欧洲人生产他们所偏好的蔗糖等热带经济作物。然而，这种榨取食物的体系不仅没有随着殖民主义一同终结，反而愈发根深蒂固，因为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给国际放贷附加了（新自由主义）条款。为了偿还债务，从玫瑰到肉汤，非洲现在什么都得拿来出口。

生态农业将会让世界上最贫穷的农民从这种控制结构中解放出来，使全球食物体系中的权力天平向奇塔娅这种人倾斜，他们是处在社会经济金字塔最底端的数十亿人。正因如此，它才不受常规化农业企业、北方国家和粮食系统峰会组织者的欢迎。生态农业承认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其本身（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威胁。

一、马拉维的饥饿问题

我这一生都致力于探究饥饿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它的办法，我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内部走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内外的抗议前线。不仅如此，过去十年中我还从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农民那里接受了科学教育。

2011年时，我接受研究生院的朋友雷切尔·贝兹纳·克尔(Rachel Bezner Kerr)的邀请，第一次访问了布瓦布瓦。现在贝兹纳·克尔是康奈尔大学发展研究方向的教授，她在十年前来到马拉维，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马拉维突然减少了化肥补贴，而且还是在艾滋病流行业已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破坏的情况下。化肥补贴的减少让当地大多数农民感到很绝望，因为他们采用工业化农业生产，而这种生产方式需要昂贵的化学投入。

贝兹纳·克尔希望能以她的硕士研究项目的名义为当地农民提供帮助，因此，她找到最弱势的家庭以期为他们提供支持。她很幸运地遇到了埃斯特·卢帕菲娅(Esther Lupafya)。埃斯特是一名护士，在艾克温蒂(Ekwendi)小镇的一家诊所负责妇幼保健项目。她们一起动员了包括奇塔娅在内的一群农民，准备尝试一种不同的农业来让他们摆脱对全球农产品企业及其盟友的依赖。

图1

图2

图3

图1：阿妮塔·奇塔娅的丈夫克里斯托弗·尼奥尼（Christopher Nyoni）也在做饭，传统上这是妇女的工；图2：对陌生作物的实验和食谱不仅帮助布瓦布瓦村村民实现了健康饮食，同时也减轻了妇女的负担，促进了性别平等；图3：温斯顿·兹甘布（Winston Zgambo）帮助阿妮塔·奇塔娅准备炸豆面圈。

从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向北驱车6小时便能到达布瓦布瓦。从利隆圭机场出发，北段公路延伸至马拉维湖东岸，这是非洲大陆第三大淡水湖。一路上可见不少广告宣传板，宣传着某些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援助机构所开展的项目。在经过马拉维北部最大的城市姆祖祖（Mzuzu，有六层楼高的马拉维银行大楼）和较小的埃克文德尼(Ekwendeni)镇后，沿着土路就能到达布瓦布瓦了。一下主干道，就是一片开阔平坦的灌溉田，上面单一种植着玉米。村庄附近的田地比较干燥，面积也较小。在凹凸不平的土地上，这些作物是农民们为满足不同的家庭需要并根据不同的生态作用而种植的。

马拉维北部以前并不是这样的。第一个来访的白人是1858年的苏格兰长老会成员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他的传教活动促使了英属中非保护国的建立，即后来的尼亚萨兰(Nyasaland)。当时的照片显示尼亚萨兰是个灌木丛生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英国农业学家B.E.Lilley凝视着马拉维宣称：“现在还没有到时候，本地人还不够可靠，因为他们种植的农产品还达不到白人的水准”。类似的（鄙夷）态度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它们如今是用现代语言表达的。

英国人热衷于从殖民地榨取资源，先是出口象牙和森林产品，然后种植茶叶、棉花、糖和烟草，种植这些作物改变了马拉维土地和经济。殖民者接管了土地，但他们需要工人，所以他们征收小屋税(hut tax)——一种以现金支付的家庭年税。起初，家庭通过出售他们储存的财富（通常是牲畜）来支付殖民者，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变现。然后，他们把身体健康的男人送到马拉维的种植园和更南边的矿场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债务将自耕农和牧民变成了体力无产者，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劳动。

债务也把马拉维变成了债权人的棋子。马拉维于1964年独立，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却一直在独裁者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Banda)的统治下。西方援助国用高额的工业发展贷款回报班达的铁腕政权，却忽视了该国日益恶化的营养不良状况。这种贷款成为引发马拉维乃至非洲饥饿问题的祸根。在后殖民时期早期，非洲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从1966年到1970年期间，非洲每年销售130万吨粮食。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危机迫使非洲政府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更多钱。这些所谓的结构调整贷款有严格的附加条件，其中包括削减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并将国家资产私有化，还进一步指示非洲国家集中精力出口殖民时代的作物，以赚取美元来偿还债务。

在整个1980年代，马拉维平均每年向其债权人支付1亿美元，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地球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更糟糕的是，“结构调整”将最肥沃的土地用于种植出口经济作物，而非用于种植维持生计的粮食作物，导致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有四分之一的粮食都依赖进口。2016至2018年期间，非洲从非洲大陆以外的地方进口了85%的粮食，对外依赖在不断恶化。

二、试验、审查、交换

1992年，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55%的马拉维儿童未能达到与其年龄相称的身高——这是营养不良的一个关键指标。政府试图通过为农民提供化肥补贴来抵制国际银行和援助国强加的紧缩政策，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要求，转向优先偿还贷款。卢帕菲娅和贝兹纳·克尔在这些补贴取消后不久就开始了她们的工作，于2000年在艾克温蒂发起了土壤、食物和健康社区计划(SFHC) 。SFHC从30名农民起步，发展到现在已与200个村庄的6000多人一起合作，致力于推广生态农业。

与奇塔娅和其他人一起，妇女们开始了一轮试验，间作花生和其他豆类作物。这种双豆类系统使农民能够为他们的孩子收获坚果和豆类，然后将富含氮的残渣填埋回土壤，以提高玉米产量，而无需额外购买肥料。一些农民更进一步，试验蔬菜间作模式。同时，SFHC制定了同行评审制度，参与者定期开会讨论提高土壤肥力的措施。长期以来，农村妇女一直以来都有交换种子和知识的习惯，比如种植龙爪稷（一种耐旱植物）——一种可以产出丰富营养的谷物，可用于制作营养丰富的粥和酸啤酒（如果你喝得惯的话）。SFHC将这种评估和信息共享的传统正式化。

农民在不同村庄中划出一片“母田”（即先期试验田），在“母田”上开展各类豆科作物种植系统的试验，随后农民可以根据他们的土壤健康、营养偏好以及空余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中进行“子田”试验。通过多年的讨论和复种，最初参与试验的农民，从几十个家发展到数千名，试验证明木豆和花生的组合在固氮方面最为成功。随着土壤的改良，一些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不仅能养家糊口，而且还能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可观的剩余粮食。

尽管如此，每个农民、每块田地和每个季节都是不同的，所以试验还在继续。一些妇女尝试了看似不协调的组合，比如源自亚洲的大豆、源自美洲的西红柿以及非洲本土品种，如龙爪稷（早先不鼓励种植稷，因为这种谷物不能出口换美元，但妇女经常将其酿成啤酒以赚取额外收入，稷的种植因此一直在继续）。在布瓦布瓦，田地中混种着外国作物和本土作物，当地农民通过社交网络交流知识想法，参考他人做法，并经由试验和观察最终敲定这些品种。

这种对试验和改良的开放态度解释了为什么农民能在3月份前后从希望渺茫的红土地上开垦出看似不属于这块土地的耕作网络。一排排高高的玉米破土而出，周围环绕着扁豆，脚边种着当地南瓜，有着又黑又厚的扇形叶子，开着花。在中美洲农业种植中，这种技术俗称“三姐妹”：玉米、豆类和南瓜。

在马拉维，适应当地条件的作物以类似的方式协同生长：玉米或小米作为淀粉谷物，是每餐的主食，而其茎部支撑豆类生长，产生蛋白质和固氮。豆科作物（如豆类和花生）的根瘤是植物与根瘤菌共生的场所。植物为细菌提供能量；细菌从空气中吸收惰性氮分子，并将它们转化为氨和氨基酸供宿主使用。对那些需要生物有效氮才能生长良好的谷物而言，这种共生系统很有益。南瓜（或其他南瓜类作物）提供了遮蔽杂草的大叶子，其花朵能吸引有益昆虫并减少害虫。另外，在季末，当地还会种葫芦。

将这些作物种在一起时，每单位面积的产量比单独种植时要多。混合种植显然比单一种植的产量更丰富。收获后，作物残渣被重新整合回土壤中，为土壤的生物群落建立肥力和结构。

21世纪初，随着布瓦布瓦村土壤肥力的提高，一些最贫穷的妇女开始收获大量的谷物、豆类和蔬菜。更多的人对种植技术产生兴趣。但是，尽管粮食生产确实有所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仍然居高不下。参与该项目的一些农民对自己成为农学家感到兴奋，开始思考如何更直接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发现，虽然他们在摆脱外部权力结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尚未解决内部权力结构问题。

三、打击父权制

在儿科诊所的工作中，卢帕菲娅有一个猜想：传统社会文化是造成婴儿营养不良的部分原因。在SFHC村庄的民族志研究证实了她的猜想。在父权制大家庭中，婆婆对儿媳拥有绝对权威。一个毫无根据的育儿建议——孩子是因为吃不上固体食物才哭闹的——在这些村落中传播，它建议年轻的母亲在孩子两个月大时就给孩子断奶。这种建议与大量的科学证据背道而驰——研究表明，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以及两岁前的母乳和固体食物混合喂养对新生儿是最好的。

卢帕菲娅想出了一个在尊重不同意见基础上解决难题的办法。SFHC培训了一批村里的妇女和男性去调解当地纠纷，尤其是婆媳之间的沟通问题。通过每月会议以及卢帕菲娅一行人的领导，科学知识得到推广，误导信息得以消除。

卢帕菲娅也从中得到学习。“改变始于否定，”她说，“争辩最多的人才能改变现状。” 在解决了食物供应和母乳喂养的问题后，草根社会科学家们转而研究他们发现的另一个影响婴儿营养不良的因素：家庭暴力，以及更普遍的父权制。妇女的自主权与儿童营养指标的改善有关。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性别不平等意味着母亲必须花大量时间做饭、打扫卫生、管理农场和喂奶。如果男性能分担家务劳动，妇女的自主权便得以增加，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男人做饭？

营养丰富的食物比如木豆和菜豆（上图）通常不是儿童的最爱，但教他们料理这些豆类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胃口（中图）。油炸豆面圈（下图）总是很受欢迎。

为了弄清楚这一变革是如何发生的，我与SFHC团队合作了十多年，在一部名为《蚂蚁和蚱蜢》的电影中记录了（社区组织者）奇塔娅的工作。奇塔娅第一次见到卢帕菲娅是在她去儿科营养诊所的时候。她称卢帕菲娅这位年长妇女为“卢帕菲娅妈妈”，卢帕菲亚曾在奇塔娅被迫卷入一段艰难婚姻的时候帮助过她。奇塔娅参加了SFHC主办的研讨会，成为培训师之一，并在家里长期艰苦地努力着，最终将自己的婚姻转变为平等的婚姻。

有的时候，奇塔娅的丈夫克里斯托弗·尼奥尼(Christopher·Nyoni)会在家里努力分担家务。他患有夜盲症，这可能是他早年营养不良的后果。天黑时他没法做饭或打扫卫生，连在家里也需要人带路。但在白天，他会缩在炉子前忙活、洗衣服、打水——而这些传统上都是妇女的工作。尼奥尼很愿意打破父权制传统，这可以算作是奇塔娅成功的一个标志。“我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结婚时经历我所经历的”，他说。

在布瓦布瓦村，改变性别关系的途径是改变饮食文化。为实现这一转变，SFHC成员最初的努力是挨家挨户地组织工作，带着专家走访各家各户，并主动教男人烹饪新食物，比如大豆。在大家围着炉子热情洋溢地劝说男人们一下午之后，男人们通常会承诺他们会改变，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SFHC的农民们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通常男人们担心的是从事烹饪这种“娘娘腔”的工作会在当地给他们带来羞耻。“我的朋友们会怎么看我？”温斯顿·兹甘布问。SFHC团队还试图通过提供私人烹饪课程来解决男人们的尴尬，但是失败了。他们随后尝试了相反的做法，以家庭为单位举行了公开的烹饪比赛。在 “烹饪日”，所有男人都参与做饭，这很有趣。通过提供活动奖品和社会认可，将行为的改变游戏化，妇女们不仅看到了改变饮食文化的可能性，甚至是改变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

来自SFHC工作的数据不言自明，参与该项目使儿童的体重从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提高到超过平均水平。一项近期的研究也鼓励农村妇女们向其他母亲展示如何耕作，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从增强儿童的饮食多样性、降低母亲的抑郁症发病率到提高父亲参与家务劳动的比率等等。

四、蓬勃的未来

生态农业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人类，还要考虑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在化学农业中，农民只种植一种作物。他们花钱购买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获取水源，如果有必要，他们会租用授粉器来让产量最大化。他们出售收成获得收入来支付账单和债务。在生态农业中，农民找到了达到生态平衡的方法，而不仅是简单的消灭害虫方法。他们接受少量的作物损失，为猎食者留出栖息地，并引入其他形式的生物控制，以获得一个更加强大且有弹性的生态系统。在马拉维北部，正如每一个成功的生态农业体系一样，生物多样性是SFHC成功的一部分。比起采用现代单一栽培方法的贫瘠的绿色沙漠，在推行生态农业的地区有更多的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

在一个有着极端天气的世界里，农业生态多样性是社会弹性与生物弹性的来源。2008年9月，当飓风“艾克”横扫古巴时，树木和瓦砾散落在田地里。在圣斯皮里图斯省(Sancti Spíritus)，研究人员注意到，如果农村遵循常规化农业原则，大面积种植同一种作物，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从灾害中恢复，但那些生物多样性最为显著的农场，有高大的芭蕉、果树、多年生作物和地面覆盖物，能够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恢复到灾前产量80%。由于高树冠的树木被吹倒，更多的光照落在了其他下层植被上，使它们得以更快生长：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一种植物保险组合。此外，生活在生物多样性农场的家庭还可以在风暴过后的早晨抢救一些树木，而此时工业化农场的农民早已离开了田地，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按季节承包的。

丰富的食物、友谊、平等、弹性和快乐是生态农业的收获之一。

生态农业还能使收入富有弹性。小农户通常得到的支持非常少，相反，他们需要自己管理农场的现金流。虽然常规化农业在收获时有一大笔收入，但这些收入有可能无法支付与农场有关的债务，甚至还会在接下来一年中不断贬值。而在生态农业中，农民们的收入得以增加，因为他们所种的作物可以在缺粮时节收获，比如在墨西哥，有一群农民用逆周期的蜂蜜和咖啡收成来补充玉米的收入。

在没有可靠银行的情况下，农民有时会创建自己的循环经济和交换体系。许多地方都有本地粮仓在丰年和歉年管理和调节收成。几年前，在布瓦布瓦村，妇女们建立了一个信贷圈来帮助管理现金流、开拓其他收入来源，如销售“气候变化炉”，这是一种比传统烧柴方法所需木材少得多的灶台。十几名妇女汇集了她们的资源，轮流借款、偿还。但这个信贷圈在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马拉维克瓦查（货币）贬值的整治中被责令停止。

新冠疫情危机让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造成财政紧张。为了能让社区居民留在家中、保证安全，资源被用于紧急减灾，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实践生态农业的SFHC社区似乎能够比其他社区更好地承受疫情造成的生存压力。

五、哺育世界

在马拉维，在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农民所试验的新型生态农业对这个星球有着重大意义。生态农业有能力做到政府、企业和援助机构都做不了的事情：结束饥饿。一段时间里，人们可能容易对生态农业做出这样的回应——“它一切都很好，但不能养活世界”。但是，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户在收入和营养方面的指标都得到了改善。从尼泊尔到荷兰，当生态农业不仅局限于田地，而是平等地延伸到家庭内、延伸到社区的交流和关怀时，农民在经济上和身体上都有所改善。

相比之下，联合国会议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承袭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理念，接受食品与化学行业的支持，非常缺乏想象力。他们不仅无法补救工业化农业对环境和其他方面造成的危害，甚至不承认会造成危害。这种所谓的科学种植法是气候变化的最大驱力之一，氮和磷酸盐污染造成的藻类大量繁殖对水生生物而言是毁灭性的；原始森林正沦变为牧场和种植园；为了种植强吸水性的经济作物，含水层正在被抽干；合成化学品杀死了必要的微生物，使得肥沃的土壤变成贫瘠的尘土，延伸生命链所必须的昆虫遭杀虫剂杀灭。

今年7月（指20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说，美国人在2019年花了1.1万亿美元购买食物，但与食品工业相关的额外成本，即外部健康、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经济成本高达2.1万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债务，也是该行业永远不需要偿还的债务。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着这一成本。讽刺的是，这种损害的始作俑者却在峰会上贡献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如何做得更好：生态农业更符合预期——这不只是因为生态农业的作物种植更加多样化，更是因为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有关作物生产的社会安排，体现了对于权力的深刻认识。工业化农业所遮蔽的成本恰恰是在生态农业的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它回报一线工作者、支持穷人生计、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它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努力工作，相互教育和学习。

生态农业的知识网络终结了许多发展专家至今仍牵挂的殖民救世主情结。与救世情节相反，在生态农业中，正如奇塔娅所说，“妇女可以教男人，黑人可以教白人，穷人可以教富人。”她反思了未来斗争的确定性，尤其是在当权者似乎正在加倍发展工业化农业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但改变永远不会太晚。”

六、解惑：什么是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一种食物生产方式，它效法自然，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资源和养分的循环利用来提高生产力、控制虫害、消除化学品使用并增肥土壤。同时，它不仅使边缘化社区能够以可持续方式为自己和他人生产足够的粮食，而且能够确保粮食得到公平分配，从而加强营养和性别之间、代际之间和其他形式的公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确定了生态农业社区需要遵循的10项关键原则[1]。

1. 协同作用

生态农业的各个子系统相互协同工作，得以创造出远大于其各部分简单总和的成果。生态农业学不仅减少饥饿和贫困，还提高土壤肥力、保证供水、保护自然、文化和社区，造福今世后代，为边缘化人群提供正义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