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晚，乙巳新年的第一场讲座（诚食讲座第76讲）爆满，为我们奠定了崭新的开端。回望2024年，诚食讲座始终与大家同行。这一年，我们不仅持续聚焦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出路，还深切关注生态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追问这个被冠以“人类世”或“资本世”之名的时代真相；同时，我们也关怀每一位劳动者的生存境遇，以及这个广阔世界的方方面面。

4月，“生态帝国主义——质疑气候数据的‘客观性’”（陈瀛）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了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气候数据时隐含的政治倾向。这些看似客观的报道，将气候变化的责任推卸到南方国家身上，实为巩固生态帝国主义的工具。讲座后不久的五月，莫斯科遭遇罕见春季降雪，而东南亚和南亚多地高温突破40℃，东非则遭受暴雨引发的严重洪灾。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已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反思当前发展模式，寻求更加可持续的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

9月，我们在皮村举办了一场线下讲座“当过渡成为常态——骑手、平台与劳动变迁”【讲座稿待推送】，孙萍老师等围绕骑手及“过渡劳动”问题展开对谈。外卖骑手、快递员等零工依附于平台，被算法驱使，付出大量劳动却仍然朝不保夕。他们被异化的生命体验，引发了普通打工人的共鸣。对谈现场，家政女工和外卖骑手的参与和发言，让我们看到了与劳动者连结的新可能。随后，ChatGPT搜索功能上线，覆盖网页版、手机端和桌面应用。而春节期间，国产人工智能DeepSeek更是引发广泛热议。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未来，劳动者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和算法所替代？平台和算法能否为劳动者、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问题的答案仍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12月，“中美农业现状及其展望”（韩东屏）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农业神话。随后，美国TikTok用户大规模涌入中国社交平台、中美网友开始“对账”的现象，恰好为这次讲座提供了生动的注解——所谓“美式繁荣”正在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空间中加速崩溃。

除深耕三农、生态与第三世界观察等核心议题外，2024年我们还开拓了新的议题——牧区研究。牧业、牧民和牧区问题是三农问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牧区的了解有望启发我们对乡村振兴的新思考。“牧区干旱：气候变化之外的因素——生态和生计压力下的草原”（范明明）让我们看到了内蒙古牧区日趋严重的干旱问题是草场承包制度、市场等人为因素下的必然结果，围栏定牧模式下，草场退化与牧民生计危机实为互为因果的困局。“当牧民不再游牧······”（崔延虎）则让我们了解到游牧并非如主流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落后的、不“现代”的生产方式，牧民不再游牧之后，草场并不会变得更好。重新认识游牧及牧民文化，学习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今天，具有深远的意义。

2024年立春前夕，“美国人在东德：96岁高龄的社会主义者教会我们什么？”的讲者格罗斯曼以亲身经历解构冷战叙事。这位扎根东德半世纪的美国老人，用热泪诠释信仰的力量。当讲座结尾东德国歌《从废墟中崛起》的旋律响起，我们坚信：凛冬终将散尽，春光常驻人间。讲座后不久的2024年6月欧洲议会大选中，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获得了15.6%的选票，创下该党迄今最好成绩。世界右翼力量的崛起已经不容忽视，历史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刻，谨以格罗斯曼的发言与大家共勉：“永远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挨饿的人、没有未来的人。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寻找方法、改变现状。”

新的一年里，尽管前路漫漫，让我们继续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去相信、去创造，共同期待全人类在此时此地的胜利。下面带大家逐一回顾2024年我们办过、追过的讲座。（点击黑色加粗的小标题可查看详细的讲座稿内容）

责编 | 非文

海报 | 侯农 御寒

后台编辑 |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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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内卷的当下，一提起八十年代，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个纯真浪漫、思想解放、充满机遇的年代，似乎那个时候的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翻开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也充斥着这样的故事——分田改制后，农民成为小生产者，为自己辛勤劳动，过上了富足、美满的生活。然而，这是真实的八十年代吗？

戴哲老师通过对高晓声小说《陈奂生上城》的再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八十年代叙事，揭示了浪漫主义光晕背后的现实主义隐忧。戴哲老师首先宏观地呈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剧变，勾勒了从沉浸在小生产者之梦的乐观主义，到经济至上的拜金主义、城市至上的贱农主义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戴哲老师进一步对《陈奂生上城》进行生动细致而又具有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文本细读，指出陈奂生的故事体现了城乡差异扩大的趋势、小生产者“将本求利”原则的失效，预示了农民和乡村那并不光明的未来。

2、胡靖：整体性、组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待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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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中国农村的改革从1979年以后，一直在探索、徘徊。是走向极端的私有产权改革，或者走美国大农场之路，还是继续保留一定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这种争论从政策到理论，从理论到政策，至今一直未形成共识。

胡靖老师对四十年农村改革进行了结构性反思，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产权明晰化改革虽然激发了小农经济活力，却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性的瓦解。在此背景下，农村发展需要以“村”为单位，以一种整体化的态度将农业资源、农业文明整合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乡村的内部化，就是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产生的村集体的组织管理权能，按照土地资源“结构性”的要求，重新整合“村”的全部农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村集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大国小农”的既定国情，发展村集体领导下的混合经济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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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主张，美国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全球典范，中国农业应当效仿美国，实行土地规模化集中，运用机械化和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农村剩余人口移居到城市，这才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韩东屏教授指出，美国的农业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实际上他们正在经历严重的三农危机。具体表现就是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农业人口被迫到城市谋生。由于城市就业不足，导致失业率高企，贫富分化严重。在此基础上，更衍生出毒品滥用、精神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同时，粗放的工业化种植方式对土壤伤害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在跨地域的长途运输中，食物的浪费非常严重。这种农业发展模式早已不可持续。

因此，韩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中国才能避免因土地集中而导致的农业危机与社会危机，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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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来，农药残留、重金属及塑化剂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消费者们广泛关注的话题。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农业生产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传统的农耕文明难以为继，而资本主导的化学农业则大行其道。农药、化肥、杀虫剂等化学品的大规模使用，虽然为市场提供了品类繁多的农产品，但它所造成的土壤退化、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对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梁鸣早老师指出，90年代以来兴起的、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有机农业，其本质是殖民文化和工业文明推动下的世界分工的产物，旨在满足国际高端市场的需求，而非服务于本国的普通大众。且实践证明，由于准入标准高，对农业生产过程限制过多（有些限制偏离了作物生长的需要），有机农业实行起来难度很大，无法大规模推广。那么，中国农业要为14亿国民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出路何在？梁老师在生态农业领域深耕几十年，她以客观详实的证据向我们表明，以山西新绛经验为代表的可持续生态农业，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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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背景下，现在和未来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频繁。在这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中，最脆弱的国家和群体往往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气候危机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但国际合作却步履维艰，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

陈瀛老师通过具体例子揭示了主流媒体在报道气候数据时的偏见：他们往往以“科学”的外衣包裹下的“客观报道”来影响公众的认知，但其报道方式往往存在误导性，忽视了不同国家在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差异，“合理化”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现状。北方国家利用媒体影响力夸大南方国家的责任，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本次讲座，张玉林老师通过追溯黄河十多万年的地质史、四千年左右的文明史，展示了“母亲河”之外的黄河形象：它是一条塑造华北地貌的年轻大河；它也是一条威胁先民生存安全的“害河”，从汉代到明清的历朝历代，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用来应对黄河的泛滥，但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多数“治河”行动仅有短期效果，甚至以失败而告终。

21世纪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黄河安澜，但是其含沙量高、易泛滥的本性并没有改变。随着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增多，以“建坝”为主的治黄措施是否始终有效，进而又会造成哪些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本次讲座着重分析和讨论了内蒙古牧区日趋严重的干旱问题。近年来，旱灾的袭击频率更高，破坏更强。作者痛心地看到，调研的牧区没有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放眼望去“赤壁千里”，而“局地沙尘暴成为了部分牧区的四季产品”。

然而，干旱不仅是天灾，也是人祸。自然灾害与高成本生产模式的双重挤压，使得草原生态持续高压导致草场退化，在旱灾袭击时更加脆弱。而灾情期间，牧民为了尽可能地维系畜群保持生计，只能提高生产成本，通过购买草料或者租赁草场的方式维持生产。然而，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一方面迫使弱小的牧户破产，另一方面刺激牧民更加依赖天然草场，从而进一步加剧过度放牧和草场退化。生计-生产-生态的关系进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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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的阿勒泰》等影视剧的热播，新疆旅游的热度居高不下。当大家陶醉于美景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牧民们的生活和历史呢？牧民是草原的守护者，千百年来，他们通过游牧的传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人、草、畜三者的动态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正在被迅速打破。改革开放以来，牧民的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提升，但草场承包制度却把千里草原人为分割成小块的碎片，牧民转场的难度陡然增大，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在有限的草场上“竭泽而渔”，结果“草退沙进”。与此同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继承制度，既破坏了原有的分家制度，也增强了牧民对于土地的“私有产权”观念。历史上第一次，游牧从一种有组织、有合作的集体生产传统转变为单个家庭的生产。随着游牧传统的衰落，过去与草原共生共荣的游牧人的社会结构趋于碎片化，游牧文明的智慧结晶——游牧生态文化也随之呈现出碎片化的景象。

9、冯淼：三十年代上海女工夜校的教育【未推送】

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们，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

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10、孙萍：当过渡成为常态——骑手、平台与劳动变迁【待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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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外卖是“过渡感”很强的工作，它临时、不确定，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孙萍老师敏锐地捕捉到，外卖骑手“扎堆聚集又四散而去”，他们是朝不保夕者，是平台零工，是过渡劳动者。他们在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暴露了效率至上的劳动规训、系统和算法对工作的异化。最初设想只是通过外卖工作来过渡一下的骑手有多少最终可以离开平台呢？他们最终似乎只能选择在不同平台之间跳来跳去，却跳不出零工经济这座五指山。过渡劳动似乎正在永久零工化。对此，劳动者的主体性表达体现在哪里，未来的经济会走向哪里，劳动者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吗？本次讲座包括孙萍老师在内的几位嘉宾围绕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诸多议题进行了精彩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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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历史“被终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词汇成为不合时宜的概念，人们被告知：新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然而，拉丁美洲血淋淋的历史和持续的抗争，毫不留情地撕去了和平伪装，暴露出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狰狞面目。

贲杰民老师作为拉美本土的记者和政治经济学家，向我们细数了美国在拉美的罪行。美国早期的发家史即是一部屠杀原住民、侵占拉美领土的血泪史。19世纪初，拉美国家摆脱早期的欧洲宗主国，名义上取得民族独立，而实质上却沦为美国的殖民后院。此后，美国在拉美各国扶持傀儡政权，操纵经济政策，攫取资源和财产，阻止拉美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以维持拉丁美洲对美国经济的依附关系。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美国对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进行过军事干预。此外，美国也通过国际组织、金融垄断、债务危机等等“和平”手段控制拉美各国的经济，利用推特等美国公司的社交媒体煽动民意、操控舆论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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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高龄的德国左翼记者维克多·格罗斯曼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传奇人生经历，亲历了柏林墙倒塌的他，既看到了社会主义东德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坚定的反法西斯、反纳粹社会氛围，也见识到了资本主义西德的物质繁荣对人们的诱惑力。在东德并入西德后，东德人迎来的不是被允诺的美好生活，而是迅速地失业和自我保障生活能力的丧失。为了不断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消费品，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加速剥削土地、劳动力、大自然，将内在矛盾转移给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民百姓。

如今，危机从未远离，甚至逐渐加深。随着财富的聚集，全球正在面临三大危险：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问题）、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极化、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在此刻，正是需要挖掘革命和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记忆，去对抗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虚假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