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第11讲 | 吕途——村歌与社区文化建设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9-11-19     阅读:2256 次

导语


用“变化太快”来形容这个时代应该不过分。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来形容1990年代和2000年代打工群体的现实状况比较贴切。经历了2000年代对乡村衰败的反思和逐步增多的乡村建设探索,2010年代迎来了全社会对乡村建设的重视,2018年公布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财政的高额投入。

时代的变化也裹挟着吕途老师的工作内容和节奏。2003年她开始关注打工群体,2008年又具体参与打工者聚居区和打工群体的文化建设,2017年吕途老师开始以文艺的形式走进乡村,2019年,她已经连续在三个村庄和农民一起集体创作村歌。

这期,来自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村歌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讲座。在讲座中,吕途老师为我们分享了:
(1)村歌计划的缘起
(2)村歌计划的目的和目标
(3)创作一首村歌的流程
(4)村歌背后的故事

吕途老师她们把文艺做为一种工作方法,让文艺成为了一种社区沟通的语言和成员互动的纽带,从而用来传承、积累和创造社区文化,用来凝聚和激发社区发展的动力。这些鲜活的经验体现了吕途老师对三农问题的热情与思考,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困境与希望并存的现状。

讲座时间:2019年9月28日 晚19:30-21:30

主讲人介绍:

吕途:发展社会学博士。1990年至2002年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讲授“发展社会学”、“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同时兼任多家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咨询专家,承担项目计划、监测和评估等工作。2003年至2007年,分别在比利时富通银行、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研究机构工作。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做志愿者,从事研究、培训和社区工作。出版有《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2006年)、《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2008年)、《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2013年)、《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2015年)、《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2017年)等著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村歌的经验和看法,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和反馈。

一、村歌计划的缘起

首先说一下村歌计划的缘起,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件事情呢?

(一)对新工人精神文化现状的关注:写书有用吗?

今年,我和孙恒共同协作创作了三首村歌,与个人的视角和过去的工作经验密不可分的。我今天从我的视角出发来叙述村歌计划。过去我为打工群体精神文化建设做的工作,撰写了中国新工人三部曲,《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前后历时十年。


在写《迷失与崛起》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几本相关报告,当时并没有期待能够出版发行,是基于工作需要而萌生的写作动机,积累工作经验和培训工作需要这样的文字总结。其中一本内部的交流报告《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调查报告》被法律出版社的高山编辑看到,说“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上、在社会上看不到,为什么不出版?”于是《迷失与崛起》得以正式出版。

我从2003年开始关注打工群体,2008年加入北京工友之家。在为打工群体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直摸索,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向?

参与工友之家工作之后,从2008年初开始住在皮村,我们跟工友居住的条件是一样的。条件非常简陋,就是一个几平米的空间,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没有厨房。我就在想,人的感受都是相似的,工友工作那么忙,没有休息时间,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生活,大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被这个问题激发,开始做工友居住状况的调研。

调研中有很多提问,其中一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多数人都会回答,“那我就回老家。”然后我又接下来问,“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这时候大多数人会说,“我要在城市打拼!”这两个问题看起来是一样的,其实差别很大。从两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提示的发现,就是大家都主动选择在城市,但是如果在城市呆不下去,那么被动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农村,但是因为我以前是做过很多农村的扶贫工作,我知道在农村伴随着打工潮,农村是在衰败。那农村是不是你想回去,到时候就回得去的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做城乡对应的调研,在东莞、深圳、北京皮村等地访谈了上百工友,在重庆和遵义的农村访谈了部分工友在农村的老家,写出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书中结论性的总结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这就是第一本书的调研,这个发现和总结告诉我们现实非常不乐观,同时,继续追问的问题是:那发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虽然现在大家都会追问,特别是在过去10年,会有很多人用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又怎么样呢?”。“是回不去”,那又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发现现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它,如果有问题,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当我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自觉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指点江山,给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说,“好!往这方向走,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有这样一个人,他大手一挥,所有人都会跟着他走呢?有一句话说: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群众一定有多高明,而是说,无论一个指导思想有多正确,如果群众不相信的话,这个思想再正确也实现不了的。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我觉得我要跟工友一起去探讨出路:打工群体现在这样一个现状,我们怎么办?是研究本身的具体发现在推着我继续往前去思考和调研。

在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中,我遇到了非常大的冲击。我在苏州组织了一次工友的读书会,我觉得这个书我是写给工友的,如果工友不读,或者他们觉得没有用,那这个书很大程度也是白写了,所以我们买了书送给工友,然后邀请他们一起讨论。这次读书会一些工友给了面子,其实他们平时是不读书的,但是这次就说,“吕途老师人很好,是为我们写的书,我们来读一读她的书,然后跟她一起讨论吧”。

当时读书会大概来了20个人,其实我当时是想让大家讨论我们有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可是最后讨论的过程中,工友就说,“我不觉得现实有什么不公平啊。”然后我就说,“你们跟我说的所以我写出来的这些生活工作状况难道公平吗?”工友又说,“那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呀!”我说,“合理吗,你们来看看,这是你们说的话,这合理吗?”那工友就说,“那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呀。”那个过程就变成了我用工友的故事再跟工友去辩论,然后就形成了两派。

我这派占少数,其实这件事就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冲击,我意识到其实我和工友共同面对一个现实,但是我们对同一个现实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如果工友的思想与现实之间是断裂的、是异化的,其实我们工友的命运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改变。这样的一次冲击教育了我,促使我去写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无论现实如何,我们的思想不改变的话,社会就无法改变。


写第二本书期间,我做了非常多的调研,比如,我问工友,“我们都不喜欢在流水线上去打工,那么我们不做工人不想打工的其他选择会是什么呢?”调研中就会发现,大部分人会觉得,要当老板或者是做小生意,就是说做自己的老板。但如果所有工人都觉得只有做了老板,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工人的命运也无法改变。这就是悖论。

总而言之,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写这本书其实是用工友的故事来展现,文化是如何在工作、生活、娱乐等方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在文化霸权之下,自觉和不自觉的顺从于它。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反抗,但那种反抗往往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但是那个痛苦,当我们没有途径的时候往往就受到压抑,然后(排解)压抑的途径不同,有的人被压抑之后会把这个压抑、压迫传递给其他人,而不是说去反抗。

为了写这本书我去了两家工厂,做流水线女工、写工厂日记。因为我觉得,当我写完第一本书跟大家沟通时,有人问我,“工人的现状那么糟糕,为什么他们觉悟那么低,不去反抗呢?”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你在工厂也不一定比工友的觉悟高吧。”但是我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我也没有做过工人,所以我就到工厂流水线上去体会,如果我在流水线上我会怎么做?其实我发现我比其他工友还老实,因为我特别害怕,被那个线长、主管骂,工厂中有着非常可怕的文化氛围,我也是写了一些文章,叫《工厂文化》。

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我希望跟工友有一些讨论,但是最后我的书其实很少有工友阅读,因为工友没有时间阅读,工友大多数都已经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我对自己提问:我这书有用吗?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质疑。但是,我当然也受到一些鼓励,就比如说《文化与命运》出来之后,又到苏州去开读书会,当时就有一个女工,四十五、六岁,刚开始她并没有读这个书,后来我们送给她说,“希望你读完跟我们讨论。”然后她在读书会现场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读完这么厚的一本书。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读完这么厚一本书,就这么看着看着……就把这本书读完了,现在看完了,我也要把它放在枕头边,想起来就翻一下,这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礼物。我还很遗憾一件事情,我隔壁一个男孩子刚酗酒死掉了,如果我早点读到这本书,送给他一起读,说不定可以帮助到他。”

也就是说,也有这样的一些鼓励,但是毕竟是少数。和工友之间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讨论,我发现每当触及到一些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僵局。比如,我们为什么去关注现实,因为我们希望寻找方向,一说到集体主义做为可能的方向,人们就会把它等同于官僚主义 ;一说到过去的成绩,人们就说那个时代抹杀个性,没有自由。大家就会吵得不可开交,陷入概念化的讨论,但是,空对空的讨论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就在思考,“到底方向该怎么去思考”,历史非常重要,历史里边有经验、教训、成绩,也有包袱,怎么去面对它。

理论概念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鲜活的历史其实更能够给人启示,只有鲜活的故事和历史过程才能让人看到复杂性,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所以我就产生了把女工的故事写成传记的这样一个想法。结构上采取的方式就是,我写了34个女工的故事,她们的年龄正好跨越中国70年的历史,每个人的生命历程给了我们对生活生命、现实社会的认识,而这34个女工从年龄上跨越的社会历史,又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沿革的时空,所以我说这本书它是一个:个人生命史和社会史的交响曲,在这过程中我们去思考现状和未来。

回顾这三本书,第一本书,希望我们可以认清现实,第二本书,希望我们和工友一起认识自己,第三本书呢,希望我们可以在历史和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去寻找和判断方向。然而最后我发现真的能读到这些书,或者是愿意读书的工友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我就很质疑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是不是能够达到我希望的初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到农村去做村歌的前提之一,与其写书,不如采取面对面的方式。

(二)对乡村与环境现状的担忧:没有生态就没有未来

第二个大的前提,是对于当前的环境和食品危机的深切体悟。2009年我们开始办工人大学,在平谷农村里边。那时候我常驻皮村。每次跟工大学员上课的时候我就来到平谷住几天。有一次看到门口新鲜的蔬菜特别诱人,我就买了几个黄瓜吃,结果当天晚上就中毒了,头痛欲裂,深更半夜,我也不熟悉去哪里求救,我就自己给自己洗胃,回忆起来太可怕了!

其实农村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绿草青青了,除草剂一打简直就像是地狱一般。那些单一种植作物看起来长得绿油油的,也不是鸟语花香了,蜜蜂也快就被杀虫剂杀绝了,然后每到瓜果该熟的时候都是农药的味道。再加上我自己身体比较敏感,开始意识到我不能吃生的蔬菜了。更为严重的是,我到外面餐馆去吃饭的话,我十次里会有几次呕吐。我开始还不敢跟别人说,怕别人说我事儿多娇气,后来我慢慢知道,去外面餐馆吃饭之后会不舒服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只是我的反应更严重一些。

后来我跟工大学生沟通,我们学员中有很多女孩子结婚后怀不上孩子。她去医院检查发现有的跟她有同样遭遇的女性,在过去这是很少见的,但是现在不孕不育特别普遍。我们工大学员中,他/她们的父母有的在蔬菜大棚里面打工,他/她们就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去买这个菜那个菜,这个菜是涂了避孕药的,那个菜是用这个激素催红的,那个菜是激素催熟的。那个菜的根是浇了666的”。现状非常严重。

从去年开始,我读了一些相关的书,也翻译了一篇关于环境危机的文章。在欧洲,环境保护运动已经非常激烈了,有一个最著名的运动就是在英国发起的叫“人类灭绝反抗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我翻译了该运动中一位知名学者的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描述北冰洋在5年之后就没有冰了,没有冰之后,将会引发全球气候的巨大变化,地球变暖已经到了一个几乎不可逆转的节点。

所有这一切让我思考,我的工作到底该做什么?做为一个渺小的个体还能做什么?没有土地就没有食物,没有健康的土壤就没有健康的食物,而这一切,城里的人、消费者关心吗?当我们消费者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去吃不健康的食品,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农民太苦了,粮价太低了,这些都是不对的,那怎么办?我们在城市里为工友工作、为工友服务,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还是有无数的工友,在我非常短暂的体验过的如同监狱一样的工厂里工作着,在劳累着。我知道需要做很多事情,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在做。

我不认同现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的模式,对一个我不认同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想方设法让大家去融入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的个性是,只有对于我真正的认同的事情和工作,我才愿意去做,因为我希望带着热情和情感去做我愿意去做的工作。对(城市)这个东西我不认同,不是说我对工人和为工人服务不认同,而是当我对城市对工厂对整个(体系)不认同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做工作,让大家去融入这个错误的事情呢?当然,我们也可以争取在一个错误的东西的肚子里创造新的生命,我想我们过去的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在这样做。可惜,现在空间越来越有限。

在城市里,人们吃着有毒的食物、做着房奴,或者买不起房,这有什么好呢?在这过程中,我们把土地都给毒害了,我们在干嘛呢?如果我们不去改变的话,真的也许到时候想改变也来不及了,或许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无论来得及来不及,我觉得人活着一天就要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会说,“你愿意到农村工作,面对面去做工作,那也不一定非要去做村歌。”为什么选择做村歌呢?歌曲和书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同等重要的。人要选择自己擅长的事情。

二、村歌计划的目的和目标

(一)个人层次

之所以选择村歌计划,从个人层面来说,这是我和孙恒我们两个人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找到并且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自己喜欢的,没有找到自己、活出自己,也谈不上为别人服务。过去的一年多一直在和孙恒讨论,机构也在转型之中。孙恒是机构的创始人,从2002年一直为机构工作,是机构的负责人,要承担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他虽然心甘情愿做这些事情,但是慢慢做了这么多年,我有时候经常看到他把自己埋在无数的票据之中,每次他在写项目报告的时候就愁眉苦脸。去年到今年他尤其痛苦,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人民的歌手,但是他没有时间创作,所以他不开心。我觉得做村歌终于是他尊重自己喜好的一个选择吧。


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一个歌手,我没有接触过音乐专业的内容。但是跟机构在一起的时候,机构会出版唱片,歌词有时候需要翻译成英文,我就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翻译是一种二次创作,翻译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歌词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和文章不同,歌词一般都很短,它需要高度凝炼的意境和情感。

翻译歌词是我的第一次体会,后来一起去观看他们的演出等等,体会越来越深,后来有这样的耳熏目染,我自己也创作了两首歌,但一直都没有录出来,其中有一首歌的歌名叫《我的生命是一本书》。这首歌就是写给我自己,也写给女工传记中的所有的女工们的一首歌。有一句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想说,歌曲是灵魂的声音,它可以帮助你自己和他人来完成生命的升华和灵魂的提升。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歌,地球也在唱歌,可惜的是,我们那很多人会忽视地球的声音,无论是欢歌还是悲歌。此时,地球在给我们很多严重的警告,希望我们能听到地球的声音,我们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去聆听他人的生命之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愿意做的事情。以前也会做很多的讲座,给大学生做讲座,很多关注工农的大学生就会问我说:“我可以为工友做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大学生可能会有比工友有更好的境遇或者是未来。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有好的未来,你就去追寻,不用觉得好像自己欠了什么。但是如果你觉得工友的状况跟你有关就去关注和行动,如果觉得无关,你不用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觉得有关,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你就一定可以发现别人都是跟你有关的,当然这个不能强求,所以就是从个人的层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做村歌。

(二)机构层次

然后从机构层次说的话,机构2002年成立,现在17年了。从去年开始机构做了很多的改变,我们从2006年就开始尝试做社会企业,从去年我们大部分工作内容都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变。比如说我们做村歌的话,像以前我们主要是以公益服务为主,都是公益性的不收费的,但是我们的村歌是收费的。如果有一个地方邀请我们去做村歌的话,除了负担我们交通和食宿之外,还需要再支付2到3万块钱,这2万块钱包含有1万块钱是协作者的培训费用,还有1万块钱是村歌的后期制作费用。当然如果你不要把它做出来,制作费1万块钱也可以不花。但是,一般这歌如果创作出来了,大家肯定都希望把它制作出来。从现在情况来看,我参与制作的三首村歌都是政府系统买单的。联丰村是乡里出的钱,白甸村是街道出的钱,石城子是村委会出的钱。要走向社会企业,能够保证我们经济的可持续运转。另外我觉得也说明它是社会需要,不需要谁给你付钱呢?是不是?

(三)社会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社会层次,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愿意做,但是如果别人不需要你,再喜欢做也没有用,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自己想要做,又可以跟社会需要、服务他人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点。村歌就是我们找到的其中的一个结合点,我相信一定可以有很多结合点,但这个是我们找到的,是我们喜欢、我们也有能力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达到社会层次的目标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说,特别是过去十多年中,在地方上涌现出来一批有责任心、有事业心、有组织能力的村干部,这些村干部真心实意为家乡做事,也得到了一些老百姓的信任。如果没有这样的带头人、没有这样的干群关系,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也就没有能够创作的社会基础。

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大多数都是妇女和老人。农村妇女,如果大家接触的都会知道,她们非常的辛勤,非常的能干,也很有责任心。而且她们很多都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为家庭和社区能够尽一份责任,也希望有途径可以跟外界沟通,她们愿意表达,而且很多人喜欢唱歌。所以这也是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把文艺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把它作为一种社区沟通的语言,把它作为一种成员之间的互动渠道。当然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作为成员之一,这是我们互动的一个纽带。我需要一个东西让我们互动起来,这样一个过程是可以传承、积累和创造社区文化的,并且凝聚和激发社区发展动力。

孙恒说过一句话,“唱了几首破歌不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所有人都能开口歌唱。”如果我们村庄可以唱自己的歌,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还没有看到国内外有人通过集体参与的方式来创作村歌的,这是一种创新。当然,如果有其他人已经做过或在做,我们很希望学习和交流。

村歌创作是一个契机,契机就是它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如果十年之前,我们把这个村歌提出来,可能不会有人请我们去。地利也非常重要,有这样的一些村子,然后我们又积累了这样的社会网络。还有就是我和孙恒在过去的工作经验中的一个积累,比如说我可能比较擅长去组织歌词创作的素材,那孙恒他是一个乐手,他在大学里学的就是音乐教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配合才有可能做起来。

另外就是这个时代的契机非常重要。我在想我们建国70年的头30年和后30年变化非常大,那后30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又过了这十年。其实我觉得至少从我个人或者说我们这个小团队来看,通过村歌作为手段,当我们进入一个社区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回望这70年,从历史中学习,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学习,那村歌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契机。

我们现在已经创作了六首村歌,分别是安徽的南塘、河南的郝堂、安徽的大申庄、重庆城口县的联丰村、云南安宁的白甸村、河北青龙县的石城子村这六个地方。前三首我没有参与,所以我主要讲后三首我的体会。先来说一下一首村歌的创作流程。

三、如何创作一首村歌:“三步走”


(一)第一步是村庄的调研。写作者和村民两者的互动非常重要,村民是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如果没有协作者去协作的话,主体的这个声音可能很难发出来,所以协作者是素材的组织者,如果作为协作者对村庄的历史文化现状不了解,就无法很好地组织素材,也没有办法、没有切入点去启动村民的参与度和创造力。

我们到一个村庄都会去拜访村委、老人、妇女、文艺骨干、返乡青年、乡贤等等,去做调研。然后这个过程除了素材积累的过程之外,很重要的也是一个情感的互动。因为我说了歌曲是凝练的精神,是情感的表达。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村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果这个歌没有情,那么这首歌是出不来的。除了歌词内容的素材收集,曲调的素材收集也非常重要,就是民歌音乐素材的收集。

在这过程中,我和孙恒要互相配合,大部分步骤我们都要共同参与。但是在曲调这方面我就参与不上了,确实需要音乐专业的训练和素养。不过,孙恒找到了民歌或者音乐素材之后,他肯定会发给我,因为我要去看那个歌词。如果参与了创作过程,你就会发现,当歌词创作出来之后,曲调就蕴含在歌词里了。

(二)第二步就是音乐工作坊。统筹邀请,最多不能超过十位村民来参与,时间一般是2到3天。但是我们在白甸村用了四个晚上,因为正好赶上农忙,村民从早要忙到晚,当时我还在想村民们忙了一天,晚上8点到11点来写歌,可能吗?我当时都不敢想象有村民会来。基层的实地工作充满了意外,这些意外有的时候是打击,有时候是惊喜,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挑战。在联丰村的工作非常顺畅。因为有中国乡建院的社工驻村,他们真是对村民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在联丰村是我们做创作最顺利的一次。

在白甸村,当时第二天就要办工作坊了,人员还没确定,然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结果又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因为某一个事情不参加了,然后正好又赶上领导们要来村里参观,听说有村歌创作,他们要现场观摩,这让大家特别着急,现场没有人怎么办?就正好赶上当时村子里边在搞艺术家驻村活动,村里边请一家社会企业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培训了十多个村里的女孩子做志愿者,有这个暑期回乡的大学生,也有村里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村长村书记特别着急,就把这些志愿者都召集来,参与村歌创作,起码要把领导检查的这一关过了。志愿者都是清一色的女孩子,也都是20岁左右,我说这村歌做出来可能就是志愿者之歌了,哪是村歌呢?但是这没办法。后来我们开始之后,旁边邻居的中年妇女就会搬着小板凳过来旁观,后来村长村支书也来了,还有两个男性也参与,最后这个村歌还是创作出来了。这个歌还是非常好听的。

石城子村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今天我在微信群里边也聊了,十个人参加,七个都是妇女,然后那三个男性两个都是村书记的亲戚。七位妇女一大早上来就跟我就直言说,“我们凌晨四点多钟就得起来上山打核桃,然后照顾孩子上学,然后我们还要吃饭,我们都不能按时来,然后中午我们还要回家做饭,然后下午还要干什么活,我们可能下午也不能保证”。我说,“那你们现在为什么来了?”她们说,“因为我们要支持我们村领导的工作,他们都真心为村里边服务,我们不能辜负他们。”我说,“好,那也挺好,那咱们就先进行半天,然后再说。”结果第一天到11点钟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下午还来吗?”然后所有人都说,“肯定会来!不迟到、不早退”。


石城子地处山区,共有四个自然村,有一个村子离村委会很远,下午,我到的时候她们有人居然在教室里,我问,“你们怎么没回家吃饭?”她们说,“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宁可不吃饭。我们就要参加下午的这个活动。”上午刚开始她们说是为了村长而来,并不是为了村歌而来,可能是一种打击,但是下午看到村民的这样一种状态又是一种惊喜,就是我觉得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充满魅力的过程,总是会让你出乎意料。

第一天,我们的日程如下:

◉协作者介绍工作坊

◉大家商定工作坊纪律

◉练习《聆听声音》

◉气息及声音训练

◉《我的一首歌》:每人唱一支歌

◉集体回顾石城子村《大事记》

◉游戏《是谁在唱歌》:体会节奏与合作

◉讲述《生命故事》,然后用接龙的方式进行歌词创作

第二天,我们的日程如下:

◉练习《呼吸与声音》

◉收集的当地的顺口溜、俚语

◉作画《我心中的石城子村》

◉《印象石城子》词语收集

◉歌词创作

◉游戏《打击乐节奏圈》

◉修改歌词

◉创作歌曲

我举例描述一下工作坊的几个过程:

(1)轮流唱歌:创作中的一个步骤是“我的一首歌”,就要每个人唱一首歌,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你儿时的歌。然后唱这个歌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唱,必须要唱。很多时候妇女就说,“唉呀,我不会唱,我从来没唱过歌。”唱完也得说出来为啥选择这首歌,这一步非常重要,鼓励大家开口歌唱。

(2)生命故事:讲述生命故事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村歌不是说一个描述村庄美景的歌,我们可以描述村庄的美景,但是更重要的要反映村民作为人在村歌中的一种表现,反映人的情感、村民的情感。所以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个讲述过程中,这十个人之间也是一个信任的建立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训练大家表达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有的妇女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一说话就笑,或者一说话就把头低下去。

但是你会发现,短短的两天每个人都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从一开始一句话说不完整,到最后可以把自己的一个感受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然后我们讲完生命故事就会有一个工作方法,大家用接龙的方式去尝试第一次的歌词的创作,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我们在白甸村的时候是把这两天的日程分成了四个晚上。

(3)作画:第二天的日程我也不详细讲了,但是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画我心中的石城子村”,当然我们如果是在白甸村的话,就会是“我心中的白甸村”。为什么要做画呢?然后就当时组织村民作画的时候,有一个村主任就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我就不会画画,没画过画。”但是最后的画特别有趣,特别好看,很稚嫩。我就跟大家解释为什么逼着大家画画?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有感染力的歌曲,它不仅要有情感,它还要有色彩,你怎么样可以把色彩图像化作文字,在歌词中体现出来,所以说它都需要一个一个的步骤去激发等等。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三)第三步就是音乐的后期制作。

四、村歌创作背后的故事

(一)歌词创作与生态问题

歌词到底唱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联丰村的村歌,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还有跟村民的沟通中,就会一起交流关于生态的认识。在很早以前,联丰村四周全都是深山老林,后来把很多林子砍了,因为要种粮食。再后来改革开放,村民外出打工,很多的土地就退耕还林了,山林又回来了。我在他们村子里看,去山里边探访村民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当时我看到就以为进入了童话世界,那张牌子上写着,“黑熊出没,请小心”。

后来才知道,这里面真的是有黑熊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大家一起去回顾生态变迁和社会历史之间的故事,把它唱到歌里边。黑熊也有故事的,很有意思。歌词有一句:

联丰村歌呦唱不完,
黑熊野猪山中欢。


可能有人会觉得你这歌怎么都这么快乐呀,其实这个歌有快乐,还有特别悲惨的故事,一天,有几个村民上山,然后抓了一个小黑熊,结果黑熊妈妈追下来,他们把黑熊仔丢掉,但是黑熊妈妈心存报复,伤了好几个村民,其实就是说,歌词里面蕴含很多非常具体的故事。

另外再比如说,白甸村特别美,荷花盛开,大家说要唱生态。我看了照片也觉得很美,当天晚上到了村子里,天还没有黑,我就使劲的往这个荷塘边跑,因为我很喜欢荷花。结果我没跑到河塘边就把我给熏回来了。因为我对农药特别敏感,一股强烈的农药气味就把我彻底就给熏回来了。第二天等到这个药味散了一些,我就去问村民这个怎么回事。原来毒源是荷塘边的特别多的大棚,里边都种着美丽的玫瑰花,但是玫瑰花都是有毒的,因为每三天就要喷毒药。所以在我们创作歌曲的时候,歌词里没有唱村里的生态好,这个生态怎么是好呢?

(二)怎么看待集体经济?

还有就是谈到集体经济和团结,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在概念上打架,都有点有你没我的这种感觉,我一看那种局面我觉得特别恐怖。但是我发现我在访谈中跟村民一起聊天,村民都很朴实,我们都会很真诚的对话。大家当时就说刚开始施行单干的时候觉得单干挺好,一下子粮食够吃了,那时候就忘了集体的好处了。因为人们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们会容易忽略那些好的东西,只有我们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个东西很珍贵,但是当你失去的时候再找出来就难了。

集体肯定有集体的好处,单干可能也有单干的好处,但是有些东西你单干是干不出来的。所以说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是不是想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呢?比如说有分有合,该集体的东西搞成集体,该个人的时候就个人去做,也许是更好呢,所以就这样一种回顾吧。问题就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一辈子的经历是有限的,而上一辈子人的经历年轻人有的时候听不进去。所以说谈到集体的话,今天再也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刀切的集体,而是希望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这种合作社。

就比如说白甸村就合作建了烤烟房,村民每个人用50块钱,然后政府又给每个村民350块钱的股金补贴,大家都在尝试。在石城子村采取的方式就是他们先办合作社,他们有一个村规民约——全村境内杜绝除草剂,所以他们希望合作社来收购村民的生态的栗子,那就比不是生态的市场价要高出三毛钱,就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我觉得就是吸取历史教训的一个创造。我们的歌词也会把这些体现出来,唱出来也是特别快乐:

大石头小石头,牢牢抱成团,
用手薅草也情愿,生态建家园。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村歌都是颂歌。其实大家要看到背后的故事就知道,这个石城子村都是石头,他们村的人真的非常团结,他们很信任他们村干部、村主任。当大家制定了村规民约不许打除草剂之后,我跟那个村书记在村子里边逛了一圈,就有一个妇女凑过来说,“你看我的手。”我一看起了大水泡。”我问,“你怎么都起大泡了?”她说,“我薅草薅了一天,因为不让用除草剂。”她是笑着说的,并不是在这抱怨,这个村的干群关系就比较好。

(三)不一样的村领导

我今年去乡村有了特别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村干部特别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比如说我去联丰村,市里边下派的第一书记去长途公交车车站接我们。这一路上他给我们讲述了村子里的各种事情。他下派驻村一年,已经来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他一周只回一次家。他对村子的那种热情和热爱,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在我们把村歌创作出来之后,他特别激动。他真的很有调动能力,当天晚上就调动各种资源为村民办了一场七夕晚会——那天晚上正好是七夕。来现场的领导干部也没有太大的官架子。

我们在白甸村的时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村书记,她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凭。她总说,“唉呀我自己文化不高”,但是她普通话说的也很好,白天下地劳动。她又说:“自从我们这个街道主任上任之后,我们原来一年开一次会,现在我们每周不止开一次会。”她说很多人都干不下去了,包括她自己也是,要不是冲着街道领导真的为他们村民服务,她也干不下去了。这位村书记,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两千块钱,她又图什么呢?她完全得靠自己的农业生产收入来去维持家庭。我们办村歌的时候,她特别的激动,村歌创作出来之后,她特别努力地学,非常激动。后来丰收节,白甸村当时办了个会场,学会了大家上台去唱,然后丰收节大会结束了,观众也散去了,她说,“不行我们还要再唱一遍。”所以又和村民们上台去再唱一遍,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说到石城子村的村书记,他在畜牧局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发现村庄要消失了,如果他的家乡——石城子村——这个小山村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也会像其他村庄一样消失!他不愿意,所以他7年之前返乡,用了7年的时间(挽留)石城子村,真的是面貌大变。我就跟胡书记做了一个访谈:

9月4日晚上,操劳了一天的村支书胡凤伍带着疲惫接受了我的访谈。他1980年出生,2000年到县畜牧局动物防疫站工作(胡书记现在仍在兽医站挂职)。2012年,胡书记主动要求回到山村任职。他说:“在外面工作很多年,见识了很多,看到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走,乡村破败了。我回到家乡,想看看能不能给乡村找出一条出路。不希望村庄消亡。”

吕途:“你回到家乡这7年,是按照你当初向往的方向在前进吗?”

胡书记:“是的。”

吕途:“这太好了。我去过蛮多村子,很多村干部都很敬业。有的村干部很希望做些有益的事情,但是遇到来自村民的阻力,觉得老百姓素质存在问题。你认为你可以向着积极方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胡书记:“这里的老百姓淳朴善良,绝大多数是这样,刁民也有。做事能不能成,取决于老百姓。我做了一些事情,老百姓的配合是很大的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面朋友带来的资源的支持。”

吕途:“难道那些做不成事情的地方的老百姓真的难缠吗?”

胡书记:“刁民是少数。只要老百姓受益,大家心里都明白,就会支持你。就拿选举来说,完全不是拿钱的事情。”

吕途:“你说得到外来资源的支持,那些资源是你在外面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吗?”

胡书记:“不是。这些外来资源是在村子里工作以后一点点积累的。是靠我们实实在在做事做出来的。外面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原来都是陌生人。接触之后,发现我们实实在在做事,就认同了我们这里。人家要看我们这里做事的出发点,无论外面扔多少钱,人不行也不行。”

不过,当我跟一个工作上时常交流、关系特别好的朋友聊起这个事情,他特别生气,在情绪上不接受。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去称赞政府的人呢?我说,是因为我看到的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做好了,我为什么不能称赞呢?然后我们俩大吵一顿,但是好在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吵完之后还是好朋友。

(四)村歌都是颂歌?

另外就是,我记得有的人,还有群里讨论过的部分伙伴,对村歌目前这种类似“颂歌”的感觉特别不能接受。但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在生命故事、在访谈中并不是没有看到问题,村民也会有很多苦痛。特别是有些妇女困扰的性别问题之类的,有很多东西会在我们的沟通中体现出来。但是在最后,当我们选择歌词的时候,村民都是会要求把这些苦难的东西去掉。我觉得我能够去理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说这不是我自己的歌,这是村歌,代表我们村庄的形象。所以大家可以讨论,也可以批评,但是,我们肯定要尊重村民的意见,他们的这种感情也是真诚的。

我们去的这个三个地方都是山区,其中两个在比较深的山里头,有一个还是在大山里边,那个村的村民就对通路通电的感触特别的深。他们通路不像我们平原地带,一条路就能通到底了。在那个村,通了一条主路,还有往各个山坡每个自然村的小路,那些路不通他们根本出不来。所以当我们去村里让村民作画的时候,当时石城子村的一个村民画的就是路。他说自从路通了之后,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论是他的画还是他的语言都充满了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还有很多村民——比如我们去这个联丰村,到大山里边访谈的村民——他就会感激不再收农业税。这种感激是真实的,但这也表达了一种视野的局限——农业税确实是不收了,但是粮价是多么的低啊!可我们不能要求村民。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可以去分析粮价低与国际形势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村民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发出如此的感激,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去否定它,因为它也是真实的、现实的。当然,我们在写村歌这样的一个互动中,可以让村民有更多的视野、更多的交流,也是同等重要的吧。

(五)什么是主体性?

我们希望整个创作过程,能够体现村民的主体性。但是到底什么是主体性?我有时候做访谈,我就会跟我的访谈对象沟通,最后我就会说,这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今天我们俩聊完之后,你也变了我也变了。我们的主体,人的思想随时都在变。所以说主体性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主体是人,而人是活的,我们的思想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吧。我们在石城子村,第一天我们一般进行创作素材的收集,大家的发言会特别少,可能因为大家还不擅于发言,表达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我就没有办法收集素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第一天特别特别艰难。结果到了第2天,大家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仿佛热情被激发出来了、潜能被调动起来了,一下子收集了很多的素材。到了这个创作曲调的过程,大家都太热情了。孙恒根据歌词里面蕴含的韵律,提示大家一起来试唱。

然后,大家就觉得,跟他们的想象不太一致。他们的想象是《家在秦皇岛》那样的曲调。我们也有一个小失误,我们给大家放了我们之前创作的《山水联丰》,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歌更好听,而我们现在根据歌词写的这一版不好听,太像儿歌了,太不抒情了……于是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说,《家在秦皇岛》不一定符合村歌的调,而《山水联丰》是民歌的曲调,但我们找遍了河北、找遍了秦皇岛、找遍了整个石城子村周边找不到民歌,所以没有素材收集,没办法。同时跟大家解释,我们现在这个曲调其实是带有一种京韵大鼓的味道,是很独特的。最后坦诚地跟大家说,现在改曲调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曲调是蕴含在歌词里,如果你想改曲调就要把歌词推翻重新创作,但我们不可能再有两天了吧!

最后我们继续试唱,结果越唱大家越喜欢,以至于试唱结束了大家说晚上要搞一个联欢会。可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歌词,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歌词:

石城子村!群山环抱,
石城子人!实实在在,
石城子村!不忘初心,
石城子人!勤劳坚韧。


这就是石城子村村歌的歌词高潮部分。大家可能一看,又是一首“颂歌”。但是我刚才讲那个过程,就想说歌词真的是很真实的,石城子村的确全是石头,石城子人真的很实在——她们上午一进我们工作坊教室就跟我说:“唉呀,其实我不想来啊,但我不能不来。”——就是很实在。不忘初心,说的是村书记描述这个村庄7年建设变化的过程,以及石城村的这些妇女,每天四点多钟就要起来干农活,男性为了这个家外出打工等等。每一句歌词背后蕴含了整个村歌创造过程中人们对村庄的真实认识,同时也蕴含了村民认识自我的感受,歌词就是这样的一种总结。

(六)认识农作物

村歌的歌词里边也会反映出很多村庄独特的东西,创造村歌是一个互动过程,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就比如说,我在白甸村才知道,莲藕如果放在泥里边不挖出来,可以一直保鲜。这有好有坏,好的是可以保鲜,而且是自然保鲜;但不好的是,白甸村的妇女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刨藕卖藕,她们好辛苦。还有,我曾经吃茭白不知道它是怎么长的,在白甸村才认识了茭白。我在这个村庄闲逛的时候,看见村书记和他的丈夫在水里走。我就问水里面什么东西,一出来是两个人,原来他们在水里面砍茭白。

还有就是写村歌才知道山药是一排一排生长的,山药根非常非常深。当时我们有一位妇女晚上来手是包扎的,就是因为她砍山药的时候那根太深了砍到自己的手,等等诸如此类的事。

村歌会反映出村庄里的情况。因此我就想,如果说不是村民的人看到了歌词、听到了村歌,是不是能够体会到村庄的特殊之处呢?吃粮食的人不知道粮食是怎么长的,这种情况合理吗?正确吗?我认为不合理、不正确,而且对个人和社会的健康都有害。我之前提到的毒玫瑰,种玫瑰的人明明知道玫瑰是有毒的,而爱鲜花的人买了有毒的玫瑰,她却不知道那个东西有毒,难道买玫瑰的人就没有责任吗?消费者不关心产品的来源,也不想承担环境成本,最后,买到有毒的产品和食品,消费者没有责任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白淀村村歌这两句歌词。他们的曲调是孙恒根据云南的“猜猜调”编写的:

哪样栽种排成行?山药栽种排成行;
哪样泥里白胖胖?莲藕泥里白胖胖。

它是这样的一种对唱的结构,是一种山歌、民歌的曲调。我希望村歌不仅仅是村民爱唱。我不知道外村的人会不会愿意唱这个村的村歌,但是我想如果它真的很美,你又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说不定也会唱。

(七)村歌与社区建设

(1)村歌是一种工作手法

最后一点是一个总结,内容是村歌与社区文化建设。其实我前面讲的都蕴含了这些内容,所以我稍微提炼一下。我们把文艺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可以丰富多样的,我们可以有文艺,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而这里我们选择了文艺作为社区沟通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种用来沟通的方法,形体是语言、文字是语言、歌曲也是一种语言,文艺也是一种语言,它成为了一种纽带,一个图书室也可以、一个舞蹈队也可以、一个合作社也可以。但是,村歌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它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2)用村歌传承文化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这样的一种文艺形式可以用来传承积累和创造社区文化。说到传承,在石城子村,我访谈那个老支书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他的记忆。他已经80多岁了,他经历了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他已经记事了,他回忆了一九四二年到四五年,日本人占领了这里——他们的家乡。因为这里是山区石头多,八路军的伤员就藏在他们村子周围的那个石旯子里面、藏在山洞里边。村里的地下党员会舍命救伤员,然后这个樊书记他的叔叔因为不招供,被日本人抓起来打死了。

他叔叔打死后,共产党就让他爸爸来接任村长的位置。他爸也不想死,他爸真的不想接任,但是没有别人可以接任,就硬着头皮接任,保护八路军、藏伤员(从江西来的八路军)。后来他说,当时日本鬼子又来搜山了,他爸就被抓起来,后来他爸正等着鬼子给他上刑,烙铁都红了,正好赶上四五年日本军撤退,他爸才捡了一条命。后来我们访谈了老书记,他被邀请来参加我们工作坊。老书记特别的激动,他说没想到80多岁了,他还会有这样的一番经历。他对我们工作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历史是需要传承的,传承是需要途径的。

(3)创造新文化

传承是一个方面,创造也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农业文明,然后是工业文明,然后信息时代。但就像我开始的时候说到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生态危机。所以我们要去创造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文化。所以在我们的歌词里面,当我们唱到“用手薅草也情愿”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语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态文化、新文化的创造,它当然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创作过程。

(4)凝聚和激发社区发展的动力

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凝聚和激发社区发展的动力。比如说创作过程,就是村民自我表达的过程。当时我们每天结束的时候,都会请村民去回顾今天的感受。根据我的回忆,村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特别得震惊,就是没有想到,特别意外、特别得惊喜、特别得快乐、特别得感动。”这些“特别”都不是我用的,是村民自己用的。还有的年轻人会说,“从来没有了解过村子的历史,也从来没有跟中年人、老年人这样坐在一起。”有的村是自然村和山区,离得比较远,不同自然村的村民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他/她们说,这也是一个聚会的机会。村民自己也会说,他/她们以前没有这样表达过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表达的过程、讲述的过程让他们看到并且重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启动的、激发的过程。彼此了解才能产生凝聚力。

此外,因为村歌创作刚刚开始,又正好遇上中国第二届丰收节,今年石城子村入选,作为丰收节央视现场直播的一个点,全国一共选了70个村,真的是万里挑一。石城子村就赶在这个丰收节之前创作这首村歌,并且在央视直播中,村民们一起演唱村歌。村歌,可以说是一种与外界沟通的名片——让外边的人了解村庄,让村庄的人去跟外界沟通。所以说村歌,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等的重要,而精神财富有它独特的魅力。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能量,但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是没有力量的,你有再多的能量也没有创造力。当一个人有了一种文化的自觉、有了一种文化的自信,精神财富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让我们去找到自己,焕发我们的主体性和自信心。所以当一个人有了一种文化的自觉、有了一种文化自信的话,那样的一种创造力和凝聚力,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共同收获情义、知识,也共同创造出劳动的结晶,这就是村歌。

“村歌”讲座问答部分:

问:村歌创作成功了,以后能让农村的妇女、城里的打工者、城市的居民都享受到这种村歌的魅力吗?
答:我觉得是这样,你如果愿意唱别人的歌,当然是可以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歌,你就来唱。可能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能在城市社区里面集体创作歌曲。每个人也都能创作自己的生命之歌。比如说,乐团后天就要开始“大地民谣”的巡演。巡演回来之后,我们已经有两个集体创作的预约了。有一个预约就是来自家政女工的社群,她们要集体创作一首社群之歌。就像孙恒说的,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创作一首歌,而是人人都可以开口歌唱,而且唱自己的歌。

问:工人团体能否也采用这种歌曲创作的方法呢?
答:肯定可以啊!非常可以啊(笑)。其实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做法,我们新工人乐团的有一个专辑里的一首歌就是在皮村跟工友一起集体创作出来的,好像歌名叫《就这么办》。其实以前有一个工伤工友的团体曾经提过,能不能请我们去做集体创作,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有自信(笑),现在可能我的自信会多一点。

问:想问吕途老师,虽然村歌是被村民同意才创作出来的,但村歌目前这种歌咏村落美好的形式会不会掩盖了村庄内部的压迫或者说问题,为什么当时进入村落时没有选择和一部分村民以问题为视角进行创作,而是创作村庄名片呢?
答:压迫有好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是性别压迫。有一个村子里面,我们当时现场是八个妇女,三个男性,然后包括我,那就是九个妇女。我们九个妇女生的都是女儿,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大家都很吃惊,也有妇女讲到她们生女儿的苦处,因为有些人是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受到的排挤,精神上的折磨啊等等……在另一个村庄谈的时候,好几个妇女在谈自己的故事时都是纷纷落泪的。然后,我们在创作生命故事时有一个接龙,也就是第一轮创作歌词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歌词体现出来了。但后来,村民自己不希望把它表达出来。而且我们有一个视频,视频里有拍到一个妇女在落泪。这个视频都发表了,但她专门跟我说,希望我把这个镜头给剪掉。其实她说什么都是听不见的,只是看到她落泪,但即使是这样,她也要求我们剪掉。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不能去为村民做决策,我们只能和他们讨论。也就是说,创作过程中会触及和讨论很多问题,但是,在歌词呈现中的时候,不一定是一种消极形式的词汇表达。另外,我觉得一个村庄有名片也没什么不好。一个村庄有问题,我们去讨论问题,但是如果邀请我们去做村歌的人是这样一个选择,我们也应该尊重。

问:请问老师,村歌计划在全国范围的农村中是否有一种普及性呢?这种形式适合大范围地在各个农村推广吗?
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村庄想要邀请我们,可有意思了。我们的报价不是三万吗,他们说愿意给四万。然后孙恒说不行,只能三万(笑),我还觉得挺逗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村庄的情况是,村歌只有村领导很想做,但据说他们干群关系并不是很好。我们跟他说,必须是十位村民参与,他们就有点为难。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嘛,一个村庄要有一个大家信任的带头人,又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然后可能还要有对村歌的需要。如果一个村歌创作出来了,没有人唱,没有机会唱,那创作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问:能不能反思这个村歌唤起的主体性?为什么没有批判精神?有没有可能在村民习惯发挥主体性以后,逐渐产生批判精神?
答:批判精神在村歌创作过程中其实随时都有,只不过最后在歌词的表面语言上你没有看到。如果你参与了,你就能感受到这过程当中的批判,因为这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另外,在我们之前调研过程中,我们会访谈不同的人,比如老书记、老年人、年轻人……他们的看法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一个村歌出来,如果你真的是跟这个村庄有关系的人,然后你听参与村歌创作的村民跟你讲这个过程,可能才会有体会吧。其实我觉得批判精神应该是人的本能之一吧,只不过,要发现它、培养它,发挥这个潜能,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问:目前有没有宣传途径让村歌在更多村落之间传播?大学生能否为村歌传播或类似村歌的文化创造提出建议或付出实践呢?
答:我觉得可以。我们的村歌创作刚开始,所以有什么样的宣传途径这个还没有探索。比如说,现在这几首村歌,比如白甸村的村歌《相约藕然》就在丰收节上演了,他们的宣传片也都用。还有石城子村也是,他们的宣传片也都在用。白甸村创作的过程比较独特,是有几个村子里的大学生参加,她们既是大学生,也是本村的村民。她们就特别开心,说以后要在外面唱这个村歌,宣传自己的村庄。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村歌创作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问:村民的确有可能不习惯把自己的痛苦放在视频里表现出来,对自己的感情很压抑……
答:是的,特别理解。当时现场有好几个妇女哭,有一个妇女哭,她是在每个人开口歌唱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她唱了一首爸爸的歌,想念自己外出打工的爸爸。她也在那个视频里边,她就没有意见,没有说要把视频撤回来,因为她还是妇女主任嘛。然后另外一个妇女是在讲自己去世的父亲时哭的,其实这些都和性别方面的压抑没什么关系。

问:有对创作完村歌的地方进行追踪吗?反响和成效如何?
答:这三首歌都是刚制作完的,所以后续追踪还没有展开。但是,白甸村我们在8月23号创作完之后,我们的乐团就去那边给他们做了一个演出。在演出现场,村民大家一起就上台唱这首村歌。后来演出结束了,观众都走了,那些唱歌的村民又都聚在一起,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再唱一遍。而且当时大家在台下练习的时候,很多台下的村民,还有外村的村民都在学唱,大家都特别喜欢。

问:主唱是所有村民,你们是伴奏?
答:是的,我们现场录音是这样的。孙恒伴奏,然后大家一起唱。但是最后在营地专业制作时,没法把村民邀请过来,所以还是我们自己唱的。

问:想问一些关于新工人乐团的事。我想在网上买一些新工人乐团的实体专辑,但是各个电商平台都买不到,可不可以开通网上销售的渠道呢?以后村歌计划是否会出专辑和书籍?
答:感谢感谢。的确,我们机构在电商这一点并没有怎么关注,特别是他们乐团,根本就没做过,所以你的确是买不到。但我们是有实体专辑的,一般是在演出现场义卖,或是做为礼品赠送啊,还有如果赞助我们大地民谣巡演,我们也会赠送,目前是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村歌呢,孙恒在工作坊现场特别会调动大家积极性,他就会跟村民说:“我们村歌做出来之后,大家要成立文艺队。咱们成立了村庄文艺队之后,我们比如说创作了十首歌之后,就能组织互访,汇演。”他就特别会调动大家的热情。所以我想应该会有村歌创作的后续和专辑。因为十首十二首就能出一张专辑,这个并不难,我们的歌都是录制出来的。但是这些歌的版权都是归出钱的人,比如乡政府或者街道,那么我们出专辑的时候还是要获得他们的批准。但我觉得这个不难。出书的话呢,我不太知道。我之前也说了,书好像不如我们面对面的沟通更能够传达到工人和农民吧。所以我还不确定我会不会调动自己的精力去写,我还不确定,但是我每次都会写纪实。

问:村歌是否成为了村干部的形象工程呢?
答:估计是成了村干部的形象工程,但是如果形象和实质有一个接合那就更好了。

问:刚刚分享中老师提到,曲调主要是孙恒来把握,那这部分为什么没有邀请村民一起来制作呢?还是我听漏了?希望吕途老师多分享一些曲调创作的故事。
答:好的,我前面提到了我们的素材收集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歌词素材的收集,还有一部分是当地民歌和曲调的收集。我们到了一个村,就首先要去找文艺爱好者,然后去找会民歌的人。在联丰村特别有意思,我们爬到大山上去,好高好高的山,就是为了去找一位会唱锣鼓草调的老人家。结果我们在爬山的路上遇到了他,特别激动,当时他要下山去修一个机器。我们就说:“我们上山是特别为了找你的。”然后他就不下山了,就先陪我们走回他山上的家里面。我们就访谈他,说听说他会唱锣鼓草调。但他一口咬定自己三四十年不唱了,现在不会唱了,坚决不唱。所以,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只能请他谈谈锣鼓草调的历史。他就说,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但最后主要唱是在大集体劳动的时候,有人边敲鼓边唱歌,然后另外一边大家就比赛着干活。他说:“后来包产到户之后,大家不集体干活了,也就没有必要唱这歌了,所以就再也不唱了。所以我这么多年没有唱过了,你们现在让我唱,我一句也唱不出来。”

所以我们爬到大山上,也没有听到锣鼓草调,也没有办法(笑)。后来我们继续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妇女,她会唱。如果你们去看《山水联丰》的制作视频,在链接里边就有她唱包谷调。她特别有趣,一说唱就开始笑,捂着嘴,不好意思,还躲起来……最后她还是给我们唱了,所以这些素材收集的过程真的非常难。但是在云南白甸村,收集曲调就特别容易。我们在网上就收集到很多,太多了,简直听不完。最后我和孙恒就集中到有几首歌,我们觉得曲调特别合适做村歌。


这三个村子里面,村民对曲调有直接贡献的可能只有《山水联丰》。因为其他两个村,包括河北石城子村,他们都是唱流行歌曲,当我们希望大家贡献曲调的时候,他们流行歌曲的曲调和歌词是不搭的。而白甸村的话,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对民歌不了解。只有《山水联丰》不一样,从歌词到曲调,村民的贡献特别的多。其实我在想,白甸村和石城子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们没有找到。

因为我说了,联丰村有乡建院的社工在那里驻村已经一年了,对村民非常了解。他请来的一位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当时现场给我们唱了特别多首的山歌。当时歌词创作的结构也都是他给改的,因为开始初步的结构是我根据大家的素材写的一个初稿,然后让大家来修改也可以完全推翻。在联丰村,这个初步的歌词结构就给推翻了,那个老人家带领他的小组——因为我们创作村歌时是分小组的,他们就把我们的结构整个都给修改了。当然修改并不等于说素材都不要了,素材还是要的,而是结构有所修改。还有曲调,他就会直接哼唱出来,我们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去试唱。所以,就是要因地制宜啊。


问:城市工人的歌还会继续创作吗?今后是以村歌创作为主还是以城市工人的歌曲创作为主?为什么?
答:现在“新工人乐团”有六位乐手和歌手,其中要好几位原创歌手。像许多的歌,孙恒、路亮、国良……路亮刚创作了一首矿工的歌曲,他做了十多年的煤矿工人。而许多,他在皮村社区的工作还在继续。我们的新专辑《从头越》里边有很多的歌曲都是根据皮村文学小组的诗歌所改编。所以,我想这样的创作还应该继续。村歌呢,我们是刚刚开始。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城市打工者现在也成为了返乡青年。我们工大有个原来做家装涂料的青年,他在城市里做装修干了二十多年。他看到原来一个特别大的涂料生产商现在转而去投资粮食了。他就想为什么这些大公司开始从垄断工业产品到想要垄断粮食呢?他是个爱思考的工友,然后他又看到乡村的没落和粮食的不安全,所以他就返乡,虽然他家只有几亩地,他就这几亩地开始去做自然农法。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有城市生活的体验,有对家乡的热爱,也有对生态危机的忧患,然后又有去实践自然农法的勇气。所以我想现在很多人,包括工友,都在关注城乡互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