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第48讲 | 鲁太光：我们的面孔谁做主？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演变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2-12-08 阅读：561 次
诚食讲座 · 第四十八讲
导语
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纯文学”和消费主义成为文学创作主流。在有限的乡土书写中，作为都市欲望对象的农村形象千差万别：既有绿水青山、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又有贫穷落后、黑暗困苦的“绝望之地”。在“写实”或“抒情”的笔端下，农民也在木讷善良和自私庸俗的两极之间滑动。
在近来的影视传播中，无论是《山海情》的热播还是“二舅”的爆红，都说明农村和农民依旧是中国人民关注的话题，更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当“二舅”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当默默忍受一切的农民形象成为“治愈”都市居民的“精神食粮”时，我们不由得发问：什么才是农民的真实形象？除了迎合中产趣味之外，乡土书写是否还有别的可能？这既召唤一个超出“纯文学”的框架，也呼唤我们重返乡土文学的历史。
在本次讲座中，鲁太光老师从社会史的视野出发，考察鲁迅、柔石、丁玲、周立波、赵树理、路遥等创作的农民形象，梳理近代以来文学书写中的农民形象的变迁：最初，农民等待被解救、是需要启蒙的“沉默的羔羊”；在农民革命的推动下，农民成为野火燎原的“革命星火”；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涌现了崭新的“新人”形象；新时期以来，乡土书写日益脱离具体的现实，沦为“空洞的符号”。
如今的文艺生产面临不少的问题，文学创作远离群众生活，文艺批评沦为圈内表演，文学阅读日益圈层化。在这一背景下，看见农民、阅读农民、书写农民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再现农民，发出农民自己的声音等诸多问题，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欢迎大家在评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
主讲人｜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文艺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主持人｜文白
文字整理及校对｜文桓、鲁文生、Eureka、文纪真
责编｜文白、惊雷、侯农
审稿｜侯农
后台编辑｜童话
场头会（国画）-魏紫熙-1963年作|图片来源：百度
很高兴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一直关注食物主权网络的文章，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思路。从我的角度来看，食物不仅仅包括吃的东西，还包括精神食粮。这就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相关了。
我先对题目“我们的面孔谁做主？”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虽然现在我已经不是农民，但是我出身农村，我更愿意自己在农民之中，和广大农民并称“我们”，所以我的题目是“我们农民的面孔谁做主？”这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形象的问题，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切入，我提供一个文学的角度，来看看文学是如何再现农村、农业、农民的，从而对三农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我从两个影像资料开始我的分享。第一个是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具体内容就不多赘述了。看完视频之后，我就预感到它会引发很大的争议，它也确实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
“二舅”在B站的播放量已经超过四千万|图片来源：B站
另一个是一开始被认为比较小众，但是后来变的很大众，最后却“隐入尘烟”了的一部电影。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就是《隐入尘烟》。影片的内容比较简单：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一对男女结了婚，男方比较穷，女方还有一些先天疾病，条件很困难。但是他们依然渴望幸福，共同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然而在奋斗的过程中发生了悲剧，女主人公不慎落水溺亡，男主人公万念俱灰，结局令人惋惜。
《隐入尘烟》剧照｜图片来源：知乎
这部影片播出后，在网络上，甚至是在学者之间，都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与分歧，出现了一些撕裂现象。在我看来，造成这些现象并不是因为影片的原因，而是我们的社会在思想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撕裂。这两部作品产生的现象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农业、农村和农民在今天依然是特别重要的领域，是文艺创作的富饶宝库。
现在文艺界有一种说法，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农村已经没有文学和艺术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两部影片提醒我们：农村仍然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某种程度上重要性甚至高于城市。
围绕这两部作品引起的争议都涉及到农民形象：农民的真实形象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再现的农民形象又是什么样的？该由谁来为我们描写农民形象？今天需要塑造怎样的农民形象？
如果只局限于当今社会现实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显得单薄。所以我想以历史的角度，从中国现代文学100多年的发展脉络中找到一条线索。看看曾经我们文艺作品中的农民是什么形象，再与今天做一个对比，可能会得到一些比较有意味的思考。
一、沉默的羔羊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在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启示意义。以前有一种说法，鲁迅名作《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是流氓无产者阶级。实际上不是，阿Q身上有很浓重的农民色彩，在我看来更接近一个落魄的小农。
鲁迅对阿Q的经典评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呢？因为在未庄里，阿Q作为一个底层破落户，对村里的大户人家是谄媚的。赵家有喜事他主动跑去祝贺，跟人家套近乎说自己也姓赵，结果太爷觉得晦气，不高兴，打了他一个大嘴巴。骂他说“你哪里配姓赵？”阿Q受到侮辱与伤害后，虽然很生气，可是过一会他就开始安慰自己，他觉得虽然挨了打骂，可打骂他的是举人老爷，他觉得别人想挨打怕是还没有这个资格呢。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画本｜图片来源：腾讯网
同时阿Q又鄙视身边那些和他出身相似的人，总想找个比他更弱的人欺负欺负。看到村里的小尼姑路过就去摸人家的光头，还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样的话侮辱对方。鲁迅曾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阿Q就是当时农民弱者的缩影。
高中课本里有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故乡》。小说中，鲁迅回忆自己童年时期的伙伴——长工少年闰土。鲁迅出身没落大家族，有时会雇长工，过年过节闰土就陪着他爹一起来给鲁迅家做点工。孩童时期的他们不懂得阶级之间的区隔，两人渐渐成了好朋友。通过鲁迅对闰土的描写，我们知道农民其实很厉害，也很浪漫，尤其是儿童。闰土教鲁迅在冬天怎样捉鸟，讲自己怎样在农村看守瓜田，田间地头美丽的夜景，还有偷吃西瓜的猹等。
鲁迅与中年闰土｜图片来源：网易网
闰土描绘的这些场景对鲁迅来说就像童话一样。所以鲁迅那时觉得农村特别美，也非常喜欢少年闰土的生命力与活泼、天真、淳朴的性格。后来鲁迅留学回来在北京，除了想念自己的父母，他最记挂的就是自己儿时的伙伴闰土。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是一个中层干部。等他回乡搬家时，闰土见了他之后就张口叫了一句“老爷”，后来的相处也处处表现出“下人”的姿态。鲁迅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觉得他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感叹他与儿时最好的朋友“竟隔绝到了这种地步”。
小说还描写了村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她从一名年轻漂亮终日坐着的女性，变成四角棱尖像“圆规”一样，泼辣且蛮横的女人。鲁迅看到他们的这种转变感到非常伤心、痛苦。这些描写也反映出鲁迅那个时代的一种农民形象。闰土从童年、青年时的活泼可爱，到被生活的重担，被各种礼教礼法所压迫，最终变得衰老麻木，变得不觉悟，失去了主体性。
鲁迅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很少描写政治、经济，他主要描写文化压迫。
鲁迅另外一篇小说《离婚》中描写了庄木三家，一个农村中的大家族。庄木三的女儿爱姑嫁到当地的另一个大家族——施家。但爱姑的丈夫生活作风很不检点，动辄打骂妻子。他后来又因为看上了同村的一个寡妇，想通过离婚把爱姑赶出家门。对封建时代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悲剧，被离婚的女性是为社会所否定的，她要么自杀，要么一辈子独守空房，在娘家也抬不起头。而庄家作为大户人家，家里兄弟多，势力大，一开始是不同意离婚的。施家就托当地的士绅“七大人”来给说和。结果，爱姑的父亲一看见七大人就屈服了，而爱姑本想凭自己和对方论理，但见了七大人的一套老爷做派后，被其吓住不敢辩驳。庄家和爱姑最终只能屈辱地接受离婚。
赵延年木刻中的“七大人”｜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们看到像庄木三和爱姑这种在农村里原本比较强悍的人，他们也想发出声音，也要享有作为人的一些权利。可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社会中，他们的努力乃至斗争往往只能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在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中，让人看了之后最感到悲伤的莫过于《祝福》了。
我的一位师妹在大学当老师。有一次，她在朋友圈分享上课给同学讲《祝福》时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祝福》主要描写的是农村劳动妇女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可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悲剧命名为“祝福”？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祥林嫂这样的农村劳动妇女属于得不到祝福的人。
祥林嫂起初是一名年轻又能吃苦耐劳的守寡女性，刚到鲁家打工时很受重用，后来她的婆婆突然出现把她绑走强行卖给人改嫁。结果没几年她的第二任丈夫意外死掉了，生的儿子又不幸被狼吃掉，无依无靠的祥林嫂被扫地出门。当她为了生计再次回到鲁家时，虽然碍于旧面，鲁家收留了她，但对她的态度改变了。
《祝福》中祥林嫂插图｜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在封建文化的价值观里，祥林嫂即便是被迫改嫁，也摆脱不了作为女性的她在道德上有了污点，她被视为“败坏风俗”之人，所以年节祭祖这种大事，鲁家老爷不允许祥林嫂参与。祥林嫂为了弥补自己所谓的“罪过”，把打工挣的钱全部捐给寺庙意图“赎罪”。然而，当她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名誉与文化权利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的时候，她就彻底崩溃了。最后年纪不过四十岁上下的祥林嫂头发全白，像乞丐一样，在除夕夜悲惨地死去了。
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在当时的环境下，祥林嫂是如何一步步地从一名朴实淳良的青年劳动女性变成游魂一般的行尸走肉，“从人变成鬼”。在我看来，祥林嫂的命运，相当程度上也是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在当时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压迫之下，农民不仅生活困苦，甚至想做人都不得。
在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时，往往会特别强调士绅的正面价值和作用。好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费孝通先生有一本书叫《中国士绅》，书里讲士绅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能够发挥作用是由于“皇权不下县”，也有为了弥补官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委托士绅来治理地方。但士绅的治理是双重性的，它在起到治理与保护作用的同时，也有压迫、压榨的一面。
当我们在强调士绅所谓的“文化凝聚力”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件事，古代的士绅通常不仅是文化精英，也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合体。像七大人和鲁四老爷之所以用一句话，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都能让人害怕，否定人甚至杀死人，我认为这与他们背后强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不开。
士绅在压榨、压迫方面的体现，如《离婚》里的庄家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一户人家，爱姑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女性。可七大人只用几个动作，甚至用几个语气词就能将他们吓退。还有《祝福》里的祥林嫂，她在被婆婆强行绑走的时候，鲁家是有能力保护她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归来的祥林嫂，明明是一个受害者，还可以劳动，但她仍然被否定，被剥夺文化权利和劳动权利，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看到士绅的两面性。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辩证的视野的话，我们就能对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与农民书写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书影｜图片来源：布衣书局
与此同时，士绅也不是一个稳固的、不变的存在。印度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有一本书叫《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书中讲到士绅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里能更多发挥正面作用，而一旦到了动荡时代，特别是到了国民党和抗日战争期间，乡土社会发生动乱的时候，士绅就会从保护型力量变为掠夺型力量，杜赞奇提出一个专业术语“赢利型经纪”(entrepreneur brokerage)，这些士绅作为赢利型经纪人充当了地方与国家间的中介。当然，在传统社会稳定运转时，好的士绅相对会多一些。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部分士绅一看农村不好待，就跑到城市里做寓公去了。在这个时候，一些地痞、流氓、恶霸就慢慢占据了士绅的位置，同时也有一些留在农村的士绅变坏，转变为掠夺型力量。在这种士绅制度之下的农民的命运是很值得考虑的。同时，这种社会结构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农村、农民的命运也很值得借鉴。现在的农村发展很多元化，各种力量都在进入农村，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各种力量进行辨析的过程。
二、弱者的武器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确实有启蒙的视角，觉得要拯救愚昧麻木的农民，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设定的。但在启蒙的同时，鲁迅看到农民、农村的另一面，他有一篇小说《社戏》，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背景，小说讲鲁迅和他的小伙伴看完社戏，乘船回家的路上去偷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吃。结果过两天碰见六一公公的时候，六一公公并不生气，反而很和蔼地对他说，迅哥你吃就吃吧，为什么还要偷呢？我也不打你，不骂你。这就是一个和蔼、慈祥又有智慧的农民形象。
而在鲁迅的杂文《女吊》里，他实际看到了民间文化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不同于一般人死后的认命，被阎王收编做鬼去了，女吊一定要出来复仇。《女吊》其实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来向我们展示在农民、农村中存在着一种幽灵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一旦被焕发出来，它可以变得非常强大。这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不同之处。
以及鲁迅在早年的一篇文论《破恶声论》中讲“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用来形容知识分子在创造一些名词术语后，拿这些名词术语当宝贝，看不到真实。看不见民间文化的生命力，看不见农民里边的英雄。实际上，鲁迅后期越来越看到底层的力量，比如在去世之前写作的杂文《这也是生活》中，鲁迅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如果看不到农村、农民的力量的话，他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的。
在这个脉络里还有很多作品，如茅盾的《春蚕》《秋收》《寒冬》，以江浙地区为背景，当时的江浙地区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发达。茅盾也是写农民，老的迷信，年轻的拼命挣扎，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他们所有的挣扎与奋斗都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得有的农民更加迷信，有的转而深入思考出路和命运问题。
我想特别提一下叶紫的小说，前几年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星火》就是根据叶紫的三个小说《丰收》《火》《星》改编的。我觉得这些小说写得非常好，比如小说里写到在旧的社会结构之下的一些老农民特别迷信，交租之前还要用最好的酒菜，请地主、收租的来吃饭，以便明年好继续种他的地。但不幸的是，这些老农民越驯服，越被剥削得厉害。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年轻的农民起来反抗、革命，正如“星”虽然很遥远，但它是一个北斗星，象征着革命的希望。
2007年电视剧《星火》海报 | 图片来源：豆瓣
还有一位左联作家柔石，他有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写旧社会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的命运。小说中的“母亲”，本来嫁了一个老公，这个老公原来挺能干，在种地的同时，做些贩卖皮毛的生意，他非常努力，可是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还每况愈下，在这种状况下，他慢慢变成了一个酒鬼，还得了黄疸病，最终实在没办法，就把自己的老婆卖了。恰好有一个秀才娶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老婆，为了要一个儿子，就以典妻的方式买了这个“母亲”，跟男人说：她来我家三年，给我生一个儿子，我就给你钱。这个母亲和原来的丈夫有一个小孩，去了秀才家又生了个小孩，三年后又被撵回来，两边都有孩子，但两边都没有自己的家。
《为奴隶的母亲》书影｜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小说就这样非常真实生动地写出了旧时代的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确实想做人，但是当时的好多条件逼着他们往鬼的道路上走。这是中国革命能够星火燎原的原因之一。
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弱者的武器”，由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他认为当农民等底层民众遭遇不公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弱者的武器，如对地主的东西搞破坏等。这对于我们平时光强调农民起义和革命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启发性，它提示了农民反抗不公方式的多样。
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弱者的武器，也要看到当弱者的武器积攒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革命的星火或者革命的闪电。相较于弱者的武器，革命的闪电往往带给人类历史的能量更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柔石、叶紫这些青年左翼作家笔下，农民形象从沉默的羔羊到弱者的武器，此时已经开始产生革命的星火了。也就是说，“你们虽然不让我们做人，但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我们做人的权利”这种革命思想，在这些作品里已开始有所体现。当然，在旧的社会结构里中国农民要获得做人的权利，要有人的面孔、人的形象是很难的，包括今天依然很难，是需要不断争取的。
三、革命的星火
到了革命文艺时期，出了一个歌剧《白毛女》，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写作。大家都知道《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统摄力的概括。故事主要讲了一个十五六岁的豆蔻少女喜儿，她的父亲杨白劳因为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债，出门躲债，直到除夕才回家。因为在旧社会的民间礼俗里除夕是不能讨债的，如果要讨，那便违背民间伦理了。但黄世仁偏偏违背了这重民间伦理，在除夕夜让杨白劳按着手印把喜儿卖了抵债，而在他侮辱了喜儿之后，便打算将喜儿卖到城里的妓院去。得知这个消息的喜儿深夜出逃，躲到山洞里，靠吃庙里的贡品过活，她本人也从一个豆蔻年华的黑发少女变成了一个白发魔女。直到共产党来了之后，她得到解放，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利。
《白毛女》剧照｜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这个剧本的台词写得非常好，比如写旧社会的时候是“北风吹雪花飘，大雪飘飘年来到”，而短暂的轻快过后，陷入长久的悲伤与低沉，舞台背景都是黑色的，直到共产党来了之后，喜儿唱出“我要活，我要复仇”。她从沉默到斗争，再到喊出“我要活，我不要做鬼，我要做人”，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作品。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当农民们第一次去抓地主韩老六的时候，韩老六很聪明，他迎着出来了，好多农民看到他出来就跑了，而且韩老六说：“我只是在村里有几亩地而已，我有什么错误”，以攻为守。这时候，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感觉不行了，就站出来撑腰说：“你咋呼什么？”这才开始斗起来。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要获得人的权利是很难的。
再举一个例子，老田头的女儿被韩老六侮辱至死，到共产党来给他主持正义，动员他起来诉苦，揭发韩老六的时候，他一开始还不敢。
小说结尾也特别有意味，镜头给到郭全海家的马的生产场景，小马驹生下来之后，一开始站都站不起来，后来挣扎着站起来了。这里面其实充满了隐喻，在迎接新生活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成长就像小马驹一样，需要经历巨大的痛苦，要跌倒几次，才能站起来。而只有跌倒后再站起来的人，才能站得稳，新的国家的建立也是这样。
古元为《暴风骤雨》创作的插图|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重点讲一下丁玲的一部长篇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后有一个感觉，小说里的绝大多数人物的表现都是病态的。比如，小说中有一个拢羊的羊倌，他的老婆叫周月英。这两口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相爱相杀”。因为羊倌常年在外给人家放羊挣钱，几个月都不见得回家一趟。周月英在家里就想羊倌回来，但当羊倌回来后，她就抱怨，跟羊倌吵架，羊倌一开始就忍着，后来老婆吵得厉害，他就开始打，打得也很厉害，老婆鬼哭狼嚎地叫，然后羊倌就不打了，老婆则一边哭哭啼啼，一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做饭给羊倌吃。
再如侯忠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有钱也有地，但是被地主侯殿奎骗去赌，把家产输光了。他一开始反抗，然而反抗失败，他就慢慢变得忠实于迷信，认为这就是命啊。所以当共产党来搞土改的时候，侯殿奎去他家给他下跪道歉，说以前是我不对，我把地契还给你，你原谅我吧。结果侯忠全和他的老伴一下子哭了，他说以前以为我们的命就是一辈子惨到底了，没想到原来欺负我们的人，还能来给我们认错，我们也能做一回人了。
小说里的恶霸是钱文贵，但如果按照经济条件来看的话，他算不上地主，因为他的地不多。我们现在有些学者认为钱文贵没有多少钱，地也不多，共产党为什么斗他，好像土改太暴力。这是不对的，钱文贵虽然钱、地不是最多的，但他跟国民党政府、日本伪政府有关系，大家都怕他，是个恶霸地主。
小说里有一个特别感人的细节，在斗争钱文贵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趴在窗户上看，看着看着，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然后，等屋子里开完会的干部出来，老太太就看着他们笑，说不出话来，笑着笑着突然就泪如雨下。我就特别感慨。
农民分得果园时的场景|图片来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封面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羊倌和他老婆的故事，还是胡忠全的故事，整个小说里的人物的故事，通过这些人、这些故事，作者讲的是什么呢？她讲的是“精神奴役的创伤”，由文艺理论家胡风提出。它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在旧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底层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时间太长了，他们不仅有创伤，而且太深重，以致他们好多人接受了这种悲惨的命运。
所以说中国革命要想胜利，也就是，底层人民要想重新赢得做人的资格，有人的面貌，一定要解决他们的伤痕，从这个角度来讲，土改恰恰就是疗救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过程。一旦治好之后，他们就能重新哭出来，笑出来，他们的泪水实际代表着他们心里的冰融化了。
特别巧合的是，我曾和何吉贤老师进行过一次调研，我们去的村子就在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镇。在调研的时候，我发现村子的石碑上写着暖水屯，丁玲去的时候叫温泉屯，但她在小说里将其改名为暖水屯。作家很厉害，一词之改，温泉是一个自然事物，暖水是太阳照耀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就是太阳，中国农民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心里结了好大一块冰疙瘩，只有在太阳的温暖照耀之下才能融化，而融化之后，自然就像那桑干河的水一样，浩浩荡荡往东流。
1953年的暖水屯 | 图片来源：《人民画报》1953年
此外，我想就着精神奴役创伤适当延伸一下。我发现好多研究者喜欢谈论中国农民的愚昧，八十年代就特别崇尚这种说法，像季红真老师就有本书叫《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但是我认为，我们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比农民高明，得看你放在什么社会结构里去看待。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呢？电影《被解放的姜戈》里有一个细节：黑人奴隶主拿出一个黑人的头盖骨去锯，同时配合着一套学说，说黑人头脑不行，一辈子只配给人家做奴隶。
这让我想到弗朗茨·法农的一本书《大地上的受苦者》（台湾译本），即《全世界受苦的人》（大陆译本）。法农学医出身，他在书中谈到，当法国的殖民者为了论证去非洲殖民的合理性的时候，他们的医生就会通过列举非洲人的一些极端行动，如为了一个水果，两个人打起来，动刀子，捅死人。或者是警察在管理交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错误行为，但这些非洲人把警察打死等，以此来创立了一种医学，说明非洲人的大脑结构有问题，他们容易暴躁，是低等人种等。
《大地上的受苦者》书影｜图片来源：豆瓣
法农从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分析出发，认为由于非洲人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因此，会为了一粒米，一粒谷子等小事情打斗起来。一些在有钱人眼里甚至都不是事的事情，但对他们这些穷人来说，那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情，如果你吃了那个苹果，我可能就饿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事情会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觉得用法农的理论来看待农民的行为是非常有启发、有意义的，他们并不是劣等人种，我们需要看到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而这对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问题依然有效，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要有一样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
四、丰满的新人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时期，周立波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同样塑造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农民形象，其中有一个乡的农会主席叫李月辉，他是一个农民，又是一个基层乡镇干部。一般情况下，作家写农民，尤其是农村的男干部，要么英俊，要么威武，要么能力很强。周立波挺有意思，如《暴风骤雨》里的郭全海，他实际上具有阴柔、阴性美的一面，和气、耐心且细致，李月辉更是如此，以至于他们村里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婆婆子”，就是娘娘腔。在农村男的被起这样的外号，是很大的侮辱，可李月辉不仅不闹，还和农民们照样说说笑笑。
李月辉和邓秀梅的初次见面|图片来源：《山乡巨变》连环画
再比如互助组组长刘雨生，也是特别温柔细腻。他原来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但他老婆觉得他老是忙于公家的集体事业，不顾家。在富农哥哥的挑拨下，她就和刘雨生离婚了。周立波就写离婚后的刘雨生不仅哭，还去求他老婆回来，老婆没答应他。后来一个人实在过不成，他就又成家了。当集体生产遭遇危险的时候，稻田的疏通管道被堵塞的时候，他就跳到管道里去，把管道疏通，自己差点被淹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丰富立体。
通过这些特别细腻的男干部的例举，我想说的是小说人物形象的设计别有深意，小说后来写县上来的干部邓友梅问李月辉，你怎么人家叫你婆婆也不恼啊，李月辉说：“我是不能恼啊，党是让我来领导农村工作的，我要是跟农民发脾气，农民就不会跟我亲近了，我的工作就干不好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就叫细腻革命，或者，信任革命。
中国共产党或者任何一个政党要想把农村建设好，尤其是要建设出一个新的农村，出现一些新的农民形象，一定要有一个细腻的思想、心理工作的过程。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革命，也要通过细腻的思想文化工作，达到信任革命。
再举一个赵树理的《三里湾》，小说写的是几个家庭，几对年轻人的恋爱、婚姻故事。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简单来说，这个小说讲的一点是在政治经济革命之外，还必须要重塑农村的伦理关系，包括家庭伦理，爱情关系，养老关系等，没有这些的话，革命是不成功的。比如小说里的马有翼他在自己的落后家庭里，只能按照封建旧方式生活，连自己的爱情都做不了主，虽说他是一个具有初中学历的共青团员，在当时的农村属于高等学历。
柳青的《创业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经典文本。其中的梁三老汉一辈子苦吃苦干，然而没有成功，就认了命了。后来经历土改之后，刚得到分给他的土地之后，梁三老汉每天不着家，就钻在地头看地，一会看看，一会看看，像怕那个地长翅膀飞了似的。他老伴就问他：“老头子，你天天去那干嘛呀？”他说：“我不放心，那地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老伴心疼他，就说：“你再去看看，再去看看。”
柳青（右）与梁生宝原型人物王家斌在一起检查生产 |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到后来看了好长时间之后，梁三老汉想，地没飞走，确实是我们家的。然后他就指望跟他的儿子梁生宝一块好好干，发家致富，再做个地主剥削人。结果梁生宝不这么干，他想带领穷哥们儿搞互助组，搞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后里边还有各种关系，有地主富农姚世杰，还有村干部郭振山，过来之后就忘了本的干部，除了梁生宝之外，还有这么一种情况。
梁生宝在这个小说里面，是一个各方面的条件都特别好的角色，他长得帅，有力量，有知识，还入了党。然后村里的一个小媳妇素芳就想跟他搞婚外恋，他不仅不接受，他还批评教育她，说你的丈夫栓栓那么憨厚，你不能这么做。
如果梁生宝是在我们今天倡导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个人成功学的情况下，他个人一定会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不；他宁愿自己做一些牺牲，带着大家一块致富。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暖男啊，这个人物是非常有启发的。
但是这个小说它讲的是个尊严革命，就是说通过中国革命，通过政治经济的改造之后，农民要获得尊严，我觉得尊严也是我们今天要争取的一个权利。
什么叫尊严呢？就是小说开头写梁三老汉因为穷，在农村被人瞧不起，在看富农姚世杰盖新房上梁的时候，放鞭炮，流水席请客，他羡慕。他一辈子的理想就是盖三间大瓦房，穿个新棉衣，然后过小农经济的那个“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眼巴巴看的时候，碰上一个二流子青年，就戏弄他，把帽子拿下来扔给别的人，他们就来回传他的帽子。
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农村也有这种恶作剧，这是对人的极大的侮辱，把你的帽子扔了是一种侮辱和戏弄。按照一般情况，这对同龄人是羞辱，对老人更是极大的不敬。可是小说写这个老人梁三老汉就特别认命，他认为我就是这个命，我没有能力盖起房子来，别人瞧不起我也无所谓，没有任何尊严；见到村里条件好的人就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
勤劳的梁三老汉被用作《创业史》连环画第一册的封面 | 图片来源：豆瓣
但是在后来小说第一部的结尾的时候，梁生宝让大家搞互助组，结果搞得特别好，不仅让穷兄弟们都改善了生活，梁生宝自己家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梁生宝是一个养子，但是他对养父梁三老汉特别好，给梁三老汉买了一身新棉衣，让他穿着去赶集。
赶集这个结尾特别有意味。大家都在讲，听说哪个互助组干得特别好，成立了灯塔农业合作社，明年可能会更好，说人家这个合作社的梁生宝特别能干。说着说着，有一个认识梁生宝的人说，“这不就是社长生宝他爹嘛，你怎么在这？”梁三老汉说：“我要来排队打油”。其他人说，“你别排队了，你看你儿子干得这么好，给我们都帮了忙，你第一个去打。”
柳青写老汉穿着新棉衣，暖融融的太阳照在身上，然后又那么被人尊敬，脸上也流下了眼泪。他流下的是获得了尊严的眼泪。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讲述的这些农民形象，就会发现人要获得尊严是多么的难。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味的，因为这说明要建成灯塔社这样成功的合作社是很难的，所以后来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有很多挫折，包括行动过激，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等等。柳青一直扎根在地方上，包括赵树理这些作家都是很了解情况，后来也有很多反思。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能条件宽裕一些，有步骤地走，可能会好一些，可是后来为什么互助组合作社干不下去，被联产承包、单干了，我想到一个说法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什么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是前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家发明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美国欧洲搞资本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很清楚：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边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5%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10%的利润它就蠢蠢欲动，有20%的利润它就被保证到处都使用，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他就冒着被割头的风险。
所以说资本为了完成原始积累，就去海外扩张，抢人家的黄金白银，抢完了就是获得了资本的第一桶金。没有劳动力，那就去非洲贩卖黑奴来做劳动力，有了资本、有了劳动力、有了产品、没有市场，就搞鸦片战争，就把我们中国的大门打开，把亚洲的市场打开，把全球的市场打开。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大的框架，就是它的原始积累。
奴隶贸易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 | 图片来源：Bing图片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得发展重工业，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国家独立，保障国家安全，就要从农村大规模的征收，就是从互助组合作社大规模的征收。
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到，当时统购统销就是从农村收粮食。中央让陈云主持工作，陈云在跟中央汇报的时候说自己就像是挑了一担东西，前面是黄色炸药，后面是黑色炸药，两面都是炸药，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所以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条件特别局促，从农村征收的太多了。让农民饿一年肚子行，饿两年肚子行，三年勒紧裤腰带，长期勒裤腰带不行。所以今天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既要从国家的角度考虑，也要从人，从农民的角度考虑，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老让农民勒裤腰带腰就勒断了，农民就不干了。
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到了什么呢？就到了这个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就是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是对《创业史》的完全逆袭。《创业史》就是搞集体经济农业，搞互助组，搞合作社才能改善生活。《李顺大造屋》从互助组从土改到互助组到合作社，干了一辈子盖不起个大房子来，一直改革开放后才盖上大房子，而且盖房子的人受了很多委屈。
五、空洞的符号
最后进入《平凡的世界》到三农危机。这个时期也有好多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边的孙少安、孙少平，包括田海民等等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孙少安变成了乡镇企业家，孙少平摆脱了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在煤矿里边是工人。但是里边有很多很有意味的细节，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平凡的世界》也拍了电视剧，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弟）、孙少安（兄）|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里边有一个细节，是孙少平跟田晓霞的爱情。田晓霞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和孙少平相爱，但最后无疾而终，后来她去做了记者，被洪水淹死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爱情是没法写的，因为阶层区隔太大。按照阶层，按照后来中国社会的情况，用“后见之明”来看，这个婚姻肯定是门不当户不对，肯定是不幸福的，所以她就只能死去。表面上看，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些健康活泼的农民形象，实际上往长远了看，他们的命运是很悲催的——从煤矿到国有企业下岗，再到乡镇企业改制等等。
我这里讲一下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个题材是古代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写的是九十年代的事情，是九十年代之后国家相当大程度上从农村退出之后，他看到了三农危机，看到了乡村空巢化的问题。他想重新找一个价值观把农村整合起来，所以他写白嘉轩对儒家代表人物非常尊崇。我看到这里感觉非常有意思，在新文化的运动时我们把农村和封建文化“赶出去”，可是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又把他们“请回来”。
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嘉轩在祠堂前|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国家适度把农村推开了，资源从农村出去很多，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在农村文艺书写里边，农村越来越符号化。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刘震云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做《头人》，头人就是公社的头人。他写的就是一个村，从近代到国民党时代，到共产党到革命时代，到新中国成立时代，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村里的一茬一茬的村干部都是头人。他们治理村庄的手段就是两种，谁犯了错误，就不让你去井里打水，不给你水喝；然后村里谁家的鸡鸭鹅乱跑不好分辨，就把所有的畜生都染上头。他想表达的是，农村看起来搞了革命进入新时代了，进入新的社会了，实际上农村还是跟封建社会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有它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化的呈现。
再一个余华的《活着》里面，福贵原来是一个富贵的人，后来赌博败了家之后就变成农民了，可是他就是《活着》的一个符号，你也很难说他是农民。后来还有更不好的，比如作家自己有很多欲望，不好写到自己身上，就在一些作品里头把农民写得很猥琐，写得很丑陋。
福贵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的孩子|图片来源：《活着》电影剧照
现在当下关于农村有一些新的书写，有一些非虚构的，比如梁鸿老师和黄灯老师；还有一些脱贫攻坚的，我看过一些作品，但是现在这些作品写的相对不是很好，往往写的是干部，没写农民形象。我觉得一个叫《山海情》的电视剧写得特别好，它里边是有农民形象的。
《山海情》中的农民们 | 图片来源：豆瓣
六、问答环节
问题一：该由谁来书写农民？
鲁太光
以前，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限，达不到自我书写的水平，现在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书写。今天，我们即使写得不全面，不立体，也应当去写，因为我们自己不去书写，不去塑造，就会丧失话语权。
另外，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像柳青、赵树理这样的作家，因为现在城市把农村的优势资源，如经济资源、人才资源、文艺资源都抽走了。在过去一个特定时期，则完全不是这样。柳青是《中国青年报》的干部，级别很高，但是他竟然抛弃了在北京的优越生活，去陕西省长安县黄埔村工作，住在一个破庙里边，几乎一辈子住在那个地方创作《创业史》。
柳青｜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柳青写作的时候，戴上眼镜，就像个知识分子，但一摘下眼镜就是个农民，大家可以找照片看。这些作家对农村特别了解，对农民特别有感情，跟农民就跟自己人似的，他们既能深入农民看，又能跳出农民看。此外，他们对当时党的政策也有些保留看法，大家可以看看相关资料，特别有意思。
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愿意做大师，但赵树理说，“我不愿做文坛作家，我愿意做“文摊”作家，我就愿意在农村，像一个小摊似的作家。”今天特别需要这样对农民农村有感情，然后又有特别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又长期在农村扎根的作家。
我特别反感有些作家，他们自己心术不正，自己有些不好的想法，然后把这些都投射在农民身上。我前两年批评过贾平凹的作品，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价值观不正确。他在小说里面写的农民形象特别猥琐，说农民捡了一个大便，自己没有带工具，不能捡来做肥料，就一定要捡个石头把它砸烂了，让别人也捡不了。他在不同的小说里面都写过这个细节，后来唐晓琳老师就说，贾平凹老师你为什么跟“一泡翔”过不去啊，这种情况不是个例。
另外，我觉得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我们现在的作家大多数都是搞纯文学的，这是不行的。柳青、赵树理是懂政治经济学，懂哲学的，很厉害。
问题二：作家从文学角度呈现农民形象，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何不同？
鲁太光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可能更强调数字的真实或者物质的真实，而文学艺术更关注人的心灵情感和精神的真实。如果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它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永存的，而历史学、经济学塑造的形象则比较容易被遗忘。
我举一个例子，像柳青的《创业史》里面的梁三老汉是一个旧农民的艺术形象，梁生宝则是新农民的人物形象，我相信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形象就一定会传下来。像《白毛女》里边的恶霸地主黄世仁，狗腿子穆仁智，被压迫的女性喜儿和她父亲杨白劳，这些人物形象，只要有人，他就一定会存在。
恩格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他从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里边学到的比当时的一切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那里都要多。多是多在哪个地方？除了经济政治的知识之外，其中的细节描写里边包含了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认识。这就是我们除了要在政治的斗争中，在经济的斗争中改变我们的生活之外，一定要在书写中，在文学艺术上改变我们的命运的原因。
讲故事是很重要的。讲故事是创造一种普遍的价值，让大家共同接受。如果创造一个好的共同价值，就造福人类，创造一个错误的共同价值，那错误的共同价值统治我们，我们就会很悲催。
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全是讲权贵的故事，全是讲有钱人的故事，那就是巨大的倒退。就像毛尖老师批评的：“经过中国革命，好不容易把平等的理念在我们的文学中树立起来，可是经过多少年的电视剧怎么又复辟了？又倒退了？怎么开始按照财富分配正义，按照颜值分配正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里边还有很多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讲底层故事、农民故事的，那么时间长了，是会说服人，改变人们的思想的。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看了延安评剧院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之后，说在中国旧戏的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看不见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农民和人民，他们都在舞台上的角落里。毛泽东说你们排的剧第一次让农民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人站在舞台上，这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可见，要把这个历史颠倒过来，除了政治斗争之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和文化权力的斗争是很重要的。
京剧《逼上梁山》 |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但是到了80年代，竟然会把城市和农村建构为对立的关系，城市是文明的，农村是愚昧的，这是多么弱智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观点来，哪个农民是愚昧的？但是大家却习以为常，将其默认为真实情况，这就是丧失文化权力造成的。所以说，文化权力很重要，会长期影响人。
问题三：随着文化水平提高，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剥削更严重，大量受过高中大学教育的从农村走出的青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被剥削的底层，那么这些人是否可能会成为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生长的基础？
鲁太光
现在不好叫无产阶级文学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新穷人”。应该是2004年到2008年的时候有底层文学的潮流，现在有新工人诗歌写作，我更愿意用新工人文学，新工人文艺等方式来称呼这种文学艺术现象。我个人认为现在新工人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特别好，我现在在系统地看陈年喜等人的作品，我觉得特别值得研究。
现在很多人上完大学之后，没有正式工作，甚至失业，必须在社会上打拼。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如果我们有笔，有这个能力，就写下来，我们说不定就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也会改变其他人的命运，当然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陈年喜｜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问题四：有关于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推荐吗？
鲁太光
山西有个作家叫杨遥，当过第一书记，有一个长篇小说，写脱贫问题的，叫《大地》，我觉得写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没有达到我理想的预期。还有一个叫老滕的，是辽宁省的作协主席，他有一个脱贫攻坚的作品叫做《战国红》。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赵德发老师有一个长篇小说叫做《经山海》，也是写脱贫攻坚的。
但是他们大多写的是干部，农民村民都是有符号性的存在的，特别外在。即使写了少量的农民，主要也是写他们的行动，很少写他们的心事，很少写他们心灵的发展、情感的发展。柳青的《创业史》为什么写得好，包括《平凡的世界》——当然没有柳青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因为他们不仅写了农民的外在行动，同时写了农民的情感心灵和精神思想的发展。
问题五：从近现代革命历史来说，农民分很多不同的社会等级、阶级，不是一般性地说农民，当代文艺作品有没有对这方面的探索呢？
鲁太光
我有这么一个直观的感受，原来像周立波、赵树理、柳青、丁玲他们这些老的革命文艺作家，在书写中国农村的时候，都有比较重要的作品留下，我刚刚主要讲了他们书写的比较正面的农民形象，例如受苦受累的贫农等。同时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也写了各个层级的人物，包括干部、地主、恶霸等，好的坏的都有。
他们的作品中农村的形象是比较多的。而且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个特点：对于底层的农民反映是比较集体、细致、辩证、客观的，在描写地主恶霸的时候他们的笔也不肮脏。比如丁玲写钱文贵，从阶级上看，他是一个恶霸，在斗争过程中农民对他有一些暴力，把他打得很惨，可是从来没有从人格上把他们写得很不堪。作家也描写他们侮辱女性的情节，但是不会大肆渲染，常常一笔带过。
但是新时期的一些作家，像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这些老师，他们有时候写农村，下笔有点脏。这个“脏”体现在一方面有些作家对于女性不尊重，尤其是对下层女性不尊重；另外一方面，他们写到这个不同阶层的人的时候，写得特别不好，写得让人不想看，甚至会引起生理上的厌恶。
到了90年代，这些作家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呈现慢慢符号化了，原来有些作家插过队、下过乡，在农村生活过或者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来了城市，生活越来越好之后，他们确实可能吃苦吃怕了，就不愿意再回农村，也越来越不了解农村。可是我觉得他们也不了解城市，因为城市是另一种文明。他们原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接受不了、写不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写农村写乡土，但是这时写出来的农村和农民就非常符号化了，不像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具体了，这是很成问题的。后来也有很多作品问世，但是像《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后面就没有了。
问题六：改开以来的农民形象与之前的农民形象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个变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是什么？
鲁太光
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我就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种说法：农村是一个洼地，好像是贫穷的，需要救济的，各种资源不愿意去的。同时我觉得，农村又是各种力量在争夺的一个空间，包括在文化方面。我们现场可能有社会学的老师或者同学，你们有机会去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我觉得除了关注要农村的经济空间、经济变迁、治理政治变迁之外，也要特别注意观察乡村的文化空间，或者文化话语权的竞争。
我跟何吉贤老师去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温泉屯镇调研时，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礼拜，发现了一个从文化空间来说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丁玲和土改的原因，那个镇是有革命文化的传统和资源的，有一个丁玲纪念馆，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纪念馆房子挺大，但是展品很少，而且长期闲置，墙上有漏雨的痕迹。我和何吉贤就挺心疼的。
温泉屯村丁玲纪念馆｜图片来源：携程
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也没有招待所住，乡干部在乡政府院里给我们找了一个床铺，所以我们两个走的时候，留了一点钱，2000块钱左右。我们跟那个管理人员说，你们稍微把那个房子保护保护，不要破坏了，这是个革命文化资源，对这个村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后来我又去过两次，已经打理得很好了，因为现在红色文化被重视了，也给丁玲做了像，弄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离纪念馆三四百米有一个高坡，那个坡上有一个庙，我们去的几天正是庙会的时候，香火特别旺盛，这是一个传统的、或者说封建文化的地方，村里好多人在那烧香磕头念佛。
这个村庄当时正好搞一个农村赶大集似的活动，晚上我跟何吉贤老师出去看，发现消费主义特别厉害，那天晚上有一个演出团叫做“南方斯卡拉”，在里面跳色情舞蹈。好多人都去看，其中有好多年轻人，有人还带着孩子。
河南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个地方叫做马街书会，每年正月初九到正月十五之间，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都会去那个地方，这个村庄周围的一片麦田里面，全是说书艺人在表演。有一年，我提前一天去，还没有正式开幕，发现现场人非常非常少，只建了一些充气的卡通塑料城堡，好多小孩在那里玩。第二天开幕的时候，民间艺人自唱自演，很少有人在看，大家自得其乐地表演。同时国家出钱，请了一些剧团演大戏，有一些观众在看。可见，官方的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化一同发挥着作用。
我在那个地方又见到了“南方斯卡拉”，它的人流量非常大，因为它特别会招揽客人。两个人装扮成丑角，一男一女，女的穿得很少，男的奇装异服，唱一些打擦边球的歌，吸引的全是年轻人、小孩。它一张票很贵的，要20块钱，好多人进去就受骗了，10分钟20分钟就出来了。它招揽的广告词唱道：“郭靖来到桃花岛，看到黄蓉在洗澡……”可见乡村的这种文化空间文化争夺也是很厉害的。
东方斯卡拉 |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问题七：老师如果您给乡镇干部推荐一本了解农民的书，你会推荐哪一本？
我建议大家看看《创业史》，要比许多思想政治读本好得多，基层干部一定要学梁生宝，不要像那些野蛮书记一样。《创业史》既是一个文学著作，同时也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它里面也有更高层级的县委书记、县长之间的交流斗争，特别好看。
《创业史》连环画｜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老田分享
刚刚鲁老师说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一大批作家在农村为农民写故事，讲述他们的具体形成过程，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
毛老人家讲人类创造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场革命，就是一批老共产党带领农民革命，把事情干成了，这是惊天动地的伟业。作家之所以下到农村去描写农民，除了“文学是从工农兵中来，到工农兵中去”这样的号召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农民自身具有的主体性，具有的创造性。作为历史的主人，曾经创造过改天换地的伟业，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很多左翼的思想家、革命家都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性，只有毛主席将农民革命的潜能和革命的巨大动能事先看清楚了。
宣传画｜图片来源：网易博客
前些时候，我在读1959年、1960年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批注和谈话。我从中摘录了一些。因为这是内部谈话，所以毛主席对列宁、马克思关于农民的看法都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总体上看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整个思考过程有一个很重大的背景即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后有一个主要的状况是法国的农民在这段时间表现不好，比如发生了旺代叛乱，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向后看的。而且大革命之后解放了债务，解放了工人，农民又获得了新的土地，变成了新的小农。那么马克思从法国农民的经历中看到农民是很消极的，现代社会是没有革命性的，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公然讲了出来。毛主席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讲的很蹩脚。
另一方面，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和毛主席见面，两个人交谈了很多个晚上，其中针对“农民动还是不动”这个问题交换了观点。梁漱溟在进行乡村建设中的一个主要体验就是“农民不动”，毛主席则认为“农民会动起来的”。
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延安会面|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这个问题在解放之后、五十年代初得到解答，50年、51年梁漱溟参加全国政协的土改观察团，去往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观察土改。那时山东去了一个干部叫尚化雨。梁漱溟观察后的主要观感是：他认为土改主要的不是分田，而是更深刻的社会革命。
我们现在否定革命，包括革命主流内部的叙事也好，将土改说成分田，许多右翼学者，比如高王凌、秦晖、吴思、龙登高则完全从经济上理解土改，做各种颠覆性的解释，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潮流。而毛主席本身对于“分田”这件事的评价和这些人的理解完全不同。
马克思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做“一口袋马铃薯”，是指农民很分散，没有觉悟，就像马铃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只有地域、职业、客观利益的一致性，他们主观上都是被动的、向后看的，这是马克思对于农民的一个看法，而且他这种看法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列宁宁愿和资本家合作也不愿意寄希望于农民。毛主席对此评价说，“中国是相反的，是共产党和农民合作来改造资本家的。”
刚才鲁老师提到，赵树理写《三里湾》，那个村子原来叫做川底村，在山西平顺县，现在已经改成和小说一致的名字了——三里湾。这个村子里的农民，在抗日战争时就竭力支持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后来支持解放军，打赢了解放战争。村子里的书记真名叫做郭玉恩，村子中还有其他三个人，资历比郭玉恩更浅一些，一起跟随大军南下到湖南去了，去南方接管新政权。这个村子里面跟着去的有三个厅级干部，而郭玉恩毕生是一个农民，但是他确实具有卢梭所说的“大立法者”的地位。我们在集体经济时代遍及全国“工分制”就是由这个村子开创，后来推广的。
《三里湾》连环画｜图片来源：7788收藏网
从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革命到后来建设时期新制度的设计、实践、经验取得、全国推广的过程，农民在中间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它不仅是一个认识对象，也是一个创造历史、创造新认识的实践者，而且是排头的实践者。
反观现在的农民。我们刚刚提到扶贫，我也认识许多经常在农村调查的人；他们下去了之后，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如今的农民虽然还没有到祥林嫂一样的地步，但是丧失了许多主体性，和毛时代的劳模郭玉恩、柳青笔下的王家斌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
毛时代的农民是怎样的呢？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在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农村也开放给外国人参观，外国参观团来参观的是一些改天换地的，吃大苦、流大汗，显著改变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模范村庄。很多很右的外国人也来了，我记得其中一个是反华反共的观察家艾尔索普。当时尼克松访华，开放了人员往来后，毛主席有一个讲话谈到“左中右都让来”，艾尔索普自己本来没有这个愿望，因为他想着共产党国家对他可能不友好，结果有一位联合国代表亲自打电话邀请他来访问。他到中国农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成果，深受感动，回国后改变了对华的态度，变得非常友好。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对立严重，莫斯科就把他称为“敦巴顿的红卫兵”。
那么整体上看，这整个的历程中农民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他在精神生产中间的地位，和被凝视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而现在扶贫的时候很多人反映，农村很多农民争当贫困户。总体上来看，这几十年来，可能鲁四爷又回来了。农民的主体性又丧失了，从新制度的创造者、大立法者的地位上堕落下来，变成了一个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
主持人
感谢鲁老师对一系列问题的耐心解答，也感谢老田老师的分享。
我就我的感受简单地做个总结：现代文学时期，我们农民从人变成鬼，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努力的从鬼向人复归。我们能够看到“暖男”一般的梁生宝，我们能够看到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我们也能看到劳动如何去赋予尊严在文学中的书写。通过对比，我们也更能够清楚地看到，新时期之后，农民形象正在和农村，和农村具体生活情景相分离，称为作家心理投射的畸形符号。这样一条线索的梳理，以及背后原因的探讨，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有些听众有提到，现在流行农民vlog，这同样涉及农民、农村的书写和农民形象的展示，是要展示绿水青山，还是满目疮痍？是生机勃勃，还是贫穷凋敝？从鲁迅开始这样一个写实传统和抒情传统之外，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新的路？如何避免农村成为城镇的他者？农民怎么避免成为一个本质化的、愚蠢的、受苦的符号？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