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 | 秦兰珺：以软件作为方法——大众软件批判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3-12-06 阅读：512 次
诚食讲座 · 第五十九讲
导语
清晨7点，手机闹钟“叮铃铃”地叫我起床，日历软件提醒我今天预约了医生检查眼睛。天气预报的推送信息提醒我今天有雨出门要带伞；打开软件，我查看了最近一班巴士的时间，并浏览了下车后的步行路线······我们的生活已经不知不觉地与手机和电脑里的一个个软件图标绑定在一起，信息技术已经悄无声息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各个角落。
我们往往将软件单纯地视为工具，供我们驱使为我们提供便利，却很少察觉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和控制，更对技术背后的文化与政治一无所知。技术与我们面贴面，以至于我们看不清它们的完整面目。秦兰珺老师的讲座拉开了我们与软件的距离，使我们得以透过技术看到不同的人群，看到社会。
秦兰珺老师的讲座分享了城市数字地图和电子表格两个案例。通过分析城市数字地图的数据采集体制，清晰地展示出，那些地图上看似客观中立的地标信息实际上经过了隐蔽的阶级立场的过滤，改变着市场行为和城市发展策略。而从台账到大众电子表格的历史发展则提醒我们管理阶层通过技术的普及对劳动者的控制。
秦老师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她以日常使用的大众软件为媒介，向我们揭示出信息技术决不是独立于社会文化政治的中立工具。毋宁，从数据的产生、发展到使用，信息技术的各个环节都内嵌着社会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因此，我们须保持反思和警醒。
主讲人｜秦兰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 | 侯鼓
文字整理｜文申武质、贾克敏、海蒂、曹自榜
校对 | 王晓晨
责编 | 侯鼓（导语）、侯农（配图）、雨博（文字编辑）
审稿 | 秦兰珺
后台编辑｜童话
一、我如何进入大众软件批判的研究领域
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被软件所中介，同时也被软件所限定。对于软件的问题，我们需要站在人文学的立场上去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其实，我最初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我毕业之后，首先不是去研究机构工作，而是先在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做了信息化建设，参与制作了一些体制内的软件APP。尽管没有做出太好的软件，但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软件开发和程序员的工作。
我记得刚工作的时候，领导总让我去做PPT，我是非常困惑的。因为当时我刚毕业不久，还处于一个学术写作的阶段。我觉得要说服一个人，要用你的逻辑、你的论证；可是领导喜欢的PPT以及整个PPT的生态和教材，呈现给我的似乎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的观点怎么才能更炫、更秀、更能让人记住。我感受到常年以来的学术写作和我面对的以PPT为中介的这样一种修辞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我当时做PPT处于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当然，最后我还是得做出领导喜欢的PPT，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PPT这种演示软件的结构，实际上已经重塑了我的思维方式，我甚至有段时间会以PPT那种方式去思考，比如说，用一种看似特别有逻辑的方式把观点表示出来，列举出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而实际上每一条之间并没什么联系。我当时就特别讨厌这个软件，也特别困惑于这么大众化的修辞软件对我思维的影响。
我以前出身于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我刚刚看到咱们食物主权网络也会去请一些左翼文学研究的老师来做一些分享。由于左翼文学研究不断延展，比如左翼电影研究，研究方法一般是文化研究，除了关注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更关注的是由这些形式与内容所中介的权力、性别，还有阶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把念博士的时候比较熟悉的一些文化研究的路数放到了大众软件的批判上面，然后就有了一系列在软件方面的思考。
这些年来，我站在人文学科角度对一系列大众软件进行了带着文化研究视野的反思，涉及的都是一些非常大众的软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日常生命经验。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如果说我以前可以研究高深的理论，研究虚拟现实，研究一些比较高级的内容，有了孩子之后，我面对的大部分是日常经验，我就想着这个日常经验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内容，所以我现在研究的范围或者说研究特点就是一些特别大众化的软件。
秦兰珺老师出版的专著以及具体研究的对象|图片来源：讲者PPT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大众化的软件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中介和编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个大特点，它是自动化的，我们早上起来干嘛，接着干嘛，好像不需要反思，直接去做就可以了。只有这些自动化的模块，才可以让我们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大众生活。大家知道软件的核心机制也是自动化，所以这种自动化的软件机制配合着我们自动化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以一种特别无缝衔接的方式进展下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缺乏反思，因为它太自动化了，自动化就是一个逃避反思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的朋友也常问我：“软件已经这么日常，你不用腾讯会议，你能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吗？你不用微信，你能联系到食物主权的一些朋友吗？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在这里批判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在这里通过三个哲学家的思考来分享我为什么要对这些软件进行批判式的思考，并且想解释一下我这里的批判究竟指的是什么。
二、为什么要进行大众软件批判：三个哲学家的思考
首先，我觉得这个批判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提出了重要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他其实讨论的是我们经验的边界，他认为这些经验的边界，实际上是由我们的一些先验经验的生成机制所构成的。用一个比喻的话说，康德研究的是人类经验的顶层算法，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没有质和量，就没有办法构成我们的经验，所以说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也不可能存在人类的经验，他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软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构成了当时康德试图批判的那些先验结构、先验算法。所以说我觉得思考软件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和软件有关的硬件的一些结构和算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在讨论我们的经验生产机制，我们经验的结构和边界，我们在软件中介的感官环境和行动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实际上是把康德的问题带到今天。
在康德那个时代，人类的思想必须要有时空范畴，必须要有质量范畴，可能上帝就这么设计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方式是软件，软件是由人开发和设计的。你会发现，人设计软件的过程并不是中立的，他们有着一定的立场，会把这个时代中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一些生产关系嵌入到软件中，以一种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去影响。所以说，这里的批判是从康德意义上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或者说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批判，说白了就是去观察一些生成我们经验机制当中内嵌的一些社会生产关系或者权力关系。
最后一层批判的意义，我理解为苏格拉底的反思。因为我非常清楚，今天人文科学的思考或者说反思这个事情，其实挺没有力量的，当然我们还要去做，但是它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它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一切都不太有可能在一个宏观或者在共识的层面去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保持一种对软件的批判性或者反思的态度。如果说苏格拉底会去问一些终极问题，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对这些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经验，去问它从哪来，它究竟是什么，它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都特别重要。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我问的对象基本上是软件，诸如PPT、Excel、Word、MP3、数字滤镜、城市数据地图等我们都特别常用的一些软件。
跟着苏格拉底那条线走下来，我觉得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一位法国的技术思想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我想用他的这个说法来为自己进行一个辩护，因为我在这里批判软件其实并不是骂软件。首先，批判可能起于康德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今天我们经验的生成结构，中间可能会涉及到马克思，会涉及到软件里内嵌的一些权力机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个影响还是不公平的，但是最终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当下的这样一种社会语境当中，增加我们对软件在认知上面的一些思考。西蒙栋有这么一段分析，他认为：
文化对待技术物，就像我们对待陌生人——当我们允许自己被一种原始排外情绪左右……但无论如何，这个陌生人依旧是人。一种充分发展的文化是允许我们发现陌生人，把他当人来对待的。而机器就是那个陌生人，那个某种人性因素尽管在其中被封锁、误解、物化和奴役，不妨依旧可以成为人的陌生人。在当代世界，异化最强大的原因就寄居于我们对机器的误解中。这种异化并非由机器产生，而是由我们对机器的特性和本质的无知产生，这让机器在意义的世界缺席，从构成文化的价值和概念清单中消失。[1]
就是说我们对待一个技术好像对待陌生人，如果以前我们会有那种对陌生人的恐惧，觉得他们不是人，那么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个技术物也不是人。在西蒙栋看来，在这些人造的技术当中，其中被内嵌了很多人性的因素，这些人性的因素在其中被封锁、被误解、被物化并奴役。如果说一切宏观层面的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至少从微观层面来看，他认为“在当代世界，异化最强大的原因就寄居于我们对机器的误解中，这种异化并非由机器产生，而是由我们对机器的特性和本质的无知产生。”
可能会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马克思这一派的思想家看来，异化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来自认知层面的问题。我也很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如果社会生产关系还没到发生变革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认知开始。
以上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去反思软件：一是它构成了我们经验的边界，它告诉并中介了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可以认识什么；二是我们身处一个宏观变革无法发生的时代，不妨从自己的认知开始。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反思都是特别重要的。
三、案例一：城市数字地图——城市空间表征的数据体制化及其后果
我说了那么多，好像又是大理论的东西，不太友好，那我今天先从两个案例入手。我做过一系列案例，考虑到咱们食物主权网络的大部分同学或老师可能更关心的一些问题和面向，我觉得数字地图和电子表格这两个案例会比较合适。
1、数据体制：数据是有立场的
我先说第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关于你用的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和腾讯地图的研究。
研究大众软件有几个可以切入的角度，对于这个大众软件，我的主要切入角度是数据采集。为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数据体制问题？什么是数据体制呢？鲁太光老师以前给咱们的诚食讲座讲过“我们的面孔谁做主”，他主要讲了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展现，讲的是由谁来写、为了什么写的问题，会影响到你对呈现的对象的表达。鲁老师讲的是文学体制对农村题材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文学体制或者艺术作品对城市的一种展现。
我主要研究的是城市数字地图。大家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虽然也会有像《东京梦华录》这样的作品，但是大部分中国古代诗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们觉得要隐逸，所以要像陶渊明那样写田园，那是他们的梦想。要么就写宫阙，因为他们是士大夫。但他们不太喜欢表达城市，很少会写城市，他们觉得城市是一种世俗欲望的代表。后来我们的文学发展到了现当代，出现了很多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很重要的表达主体是城市的中产阶级，而底层的声音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缺失。所以在世纪之交，大家会研究底层文学或者说底层的艺术，看看底层如何去表达自己。
上一周，我看王德志老师讲了“新工人的文学和新工人的艺术”，就是底层的主体自己去表达自己的生活，他们说“没有自己的文化就没有自己历史，没有自己的历史就没有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要书写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一种文化体制或者艺术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了他喜欢表达哪些东西、不喜欢表达哪些东西、同时又歪曲地表达哪些东西。
我刚才讲到的是文学体制，这种文学体制在数据当中也是存在的，数据也构成了一种体制，什么地方的数据被采集、什么不被采集、如何采集、如何呈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我以前在中国文联做信息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采集数据，在这个过程当中，数据标准的制定、格式的制定都关系着数据库的立场以及呈现的数据所代表的立场。
刚才我从文学体制的问题引入到了数据体制。我禁不住继续追问：城市数字地图这种更能影响大众日常城市体验的媒介是否也存在着一种数字体制？如果存在，它偏好什么，又忽视了什么？构成这个倾向的机制是什么？最终信息的偏好又能否在城市更新的进程当中参与到一种时代的空间生产中？
为什么我会特别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住在北京的五环外，以前周围有很多城中村。但是在北京最近的城市建设当中，好多城中村都消失了，偶尔会在那里留下一些罕见的城中村。我特别喜欢去这些城中村，因为我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是生态绿色的建设，各种各样的大院。我经常去城中村买菜、去修鞋、去修自行车，城中村完整地展现了一种覆盖生活各个方面的社区生态。但是，城中村在各种大厂的数字地图上，基本上是不出现的，城中村里无数的店铺，那种丰茂的社会生活景观在地图上无法出现。每次我在城中村里定位周边的时候，基本上给我推送的都是不远的商圈的一些网红店，而城中村似乎不会在这个地图上出现。
我就特别好奇为啥是这样子的？这究竟是个案，还是存在着某种普遍性？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带着这样一个数据体制的问题，我主要以北京为代表对城市数字地图的采集机制进行了调研。
可以满足生活方方面面需要的北京城中村，在数字地图上却是一片空白 | 图片来源：站酷网
2、今天为什么我们离不开城市数字地图了？
首先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离不开城市数字地图了？以前没有地图的时候，我可以到处问路，但现在，我宁愿拿着地图在原地打转，都不愿问一问周围的大妈。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需要说的是，实际上人的大脑当中有很多认路的细胞和空间的细胞，这是人的内置器官，人类进化那么多年，一直在用这些细胞机制、定位机制、神经机制。但现在有了数字地图这么一个强大的外接装置后，很多时候人们会选择闲置生物定位器官，使用外置的地理定位装置。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会选择去使用地图，而不是自己的大脑？
我觉得需要使用地图的人群是一群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使用地图的选择和其城市生活需要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地图理性规划的功能，它可以告诉你哪里堵车哪里不堵，通过理性规划的方式告诉你如何以最快的时间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根据文化地理学对中产阶级的专门研究，城市中产阶级有一个特点：喜欢通过流动来达到自己的某种满足。因为中产阶级生活一般都很平庸，是一群最规矩的人，尤其是在中国。但他们内心实际上有很多对诗和远方的渴望，他们希望通过流动这种方式来满足。
疫情三年，大部分在城市的人只能憋在城市，很难去满足诗与远方，我感觉他们唯一可以达成流动或者探索发现欲望的方式就是探城。所以说在一个地方吃饭不行，一定要满北京或者满上海的从北五环找到南五环去打卡、去探索、去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城市数字地图一方面可以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理性规划的诉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他们探索发现的诉求。它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诉求非常好地整合在一起，所以城市中产愈发离不开城市数字地图。
你会发现城市数字地图有很多很多的点（气泡图标），这个点在数字地图采集当中叫做POI（Point of Interest），或者叫兴趣点，它是地图上一种非地理意义上的有意义的点，比如说，山川河流就不算POI，但医院、车站、加油站这种地方就算POI。
以我最常用的高德地图为例，它的POI覆盖了大概23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面有子类。POI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有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根据百度地图的分析，上个月大概有700万POI在变化，700万POI当中有近30%都跟吃有关，有15%跟买有关，还有23万的地点是跟店名有关。其实这些POI大部分都是消费场所，或者你可以认为，今天这些标注了POI的城市数字地图，已经把城市中介为一个巨型商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多么热衷于城市消费，我们就得多么依靠数字地图，所以数字地图以这样的方式与我们的城市生活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途中橙色和蓝色的点就是POI | 图片来源：讲者PPT
现在，在用地理信息系统对城市进行分析的新兴研究范式中，POI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数据参数。比如他们根据POI扩散到哪里，去研究城市蔓延，也就是说，他们认为POI在哪里，城市边界就在哪里，然后再基于一些POI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去辅佐城市规划的决策。
但是这也出现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五环外的城中村，那里头的生活和三里屯的生活一样非常丰富，但城中村的很多数据点不会出现在地图上，地图上就是一片清净。可能在很多的研究者看来，那里就没有生活，没有城市；可能在很多决策者看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郊区，是个没有人的郊区。
在大部分人看来，尤其是非地理学专业的人看来，地图就是对一个时代事件的再现，那城市数字地图也是这样，很多的商业广告也会助推我们这种想法，比如说高德地图的“哪儿都熟”、百度地图的“准没错”。但数字地图对一个城市的展现真的是这么中性中立的吗？这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困惑。
3、消失的底层社区和被过滤的城市边缘：什么样的POI被忽视
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就是中心和边缘，整个城市以紫禁城为中心，一直扩散到五环外、六环外。并且中心和边缘在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布局，也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隐喻。那么在这里我想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POI是被忽视的？
首先，我想讨论一下消失的底层社区和被过滤的城市边缘。因为好奇数据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做了两三个月的数据采集员。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数字地图的数据采集机制，它大概有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专业的，会带着数据采集车等专业设备在城市里逛，然后把这些地理位置的地理信息比较精确地采集下来；另一种机制是由业余的个人来分包完成，比如说我注册了某个大厂的地图采集APP，就成为了业余的地图信息采集员。这个地方有一个点要求你过去打卡，打卡完之后把这个点的照片拍下来，这个照片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地点要符合一定的标准，总之需要去帮地图厂家把在地图上所能看到的那些信息，通过人肉的方式采集下来。
采集的过程不是免费去干，像国外的谷歌地图，有一些人会志愿地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在中国大部分是通过有偿的方式去进行。比如我作为一个众包采集员，厂商会给出不同片区的采集价格。比如在北京，因为百度之类的大厂都在北京，他们会对北京的一些地区采取地推式的POI采集策略，大家可以去认领每个片区。认领的方式也挺好玩，有的是成体积的，比如说我认领一个商厦，我就按照他的要求，从负一层采集到第五层；有的是一条线，比如我认领一条街；有的是有一些零星的点，比如这个片区的加油站，我都要去采集；有的就是一个平面。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丰户营，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城中村，作为一个面式的采集任务（在大厂里面叫做金砖任务），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房子奇形怪状的，就是城中村，右边是丰户营小区，是一个现代商业小区。可以发现，大厂会把不同的采集任务分成不同的片区，不同片区的定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丰户营这个采集片区，你要打卡192个点，将这192个点的数据按照要求采集下来，然后才有6块1毛2分的收入。不远处有些时尚商圈，比如华联商厦，周围是一些城市中产阶级比较青睐、比较集聚的地方，可能打卡十几个点就能给你七八块钱。
通过这种差异定价的方式，大厂就可以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地理信息点，通过这样的方式传达到采集员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地图厂商都是要存活的，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要跟一些本地生活服务去联合。大部分人会去那种很时尚、很现代化的一些店铺，因此地图厂商可能会有一些和大众点评、美团、携程、马蜂窝合作的需要，有时候，也会在这些本地生活服务的平台上打一些广告，所以这些地图又是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只有符合地图运营思路的POI，才是最有价值的POI，这样的POI更容易产生于现在的时尚商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丰户营这样一种城中村的城市生活，从地图厂商的这个采集机制或者说采集偏好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当然，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打卡192个点只有6块1毛2分的收入，但我依然去采集了。
我发现，除了地图厂商会把他们觉得哪些数据是有价值的这样一种判断传递给数据采集员，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采集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数据体制的。地理定位数据是有相应标准的，如果你生活在乡村，很多店铺其实完全够不上符合定位的标准。比如说，在地图厂商的数据采集要求中，首先你得有个固定门店，其次要有个有招牌的门脸，这个招牌需要固定在墙上，不能放在地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要求。
采集员按照这个要求去采集这个城中村里的一些内容时，会发现有的店铺就不够“固定”，哪怕一个修车摊在这个地方存在了二十年，都不能叫做固定门店。还有很多没有招牌的门店，虽然这个社区的所有人都知道卖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确实是一个没有招牌的门店。还有很多地方的招牌并不是固定的门脸，有时候随意就挂在墙上。还有很多店铺，像我们旁边城中村的那个店铺，既是一个卖彩票的地方，又是一个玩台球的地方，空间非常复杂，也非常流动，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城市商铺概念的一种商铺形态。就是这样一种流动的、变化的、随意的、很多时候不那么正规的店铺，在现代地图的一种固定的地理定位逻辑之下会被筛选出去。所以这些东西，即使采集价格便宜我也要去采集，最终我采集过来的这些数据是不会符合数据标准的，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
丰户营的商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很强|图片来源：讲者PPT
因为后来也去过其他的村子，我发现“丰户营村”是个案，也是代表。它代表着一系列位于边缘、面向“底层”的本地生活形态，一系列在现代商业看来不那么“正规”却有其功能的社区市场，一种在各种意义上很难“定位”却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更重要的，它们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数字地图并非哪儿都“准没错”“哪儿都熟”，媒介体制的问题一样在数字地图中存在。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虽然“丰户营们”很难被数字地图接纳，但只要线下日子不受影响，与网络保持点距离也没什么坏处。但或许地理“信息不公平”的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并且会以更加曲折隐晦的方式发生。尤其今天POI已经成为地理信息系统辅助城市规划和治理的重要数据，因而必须警惕这里有可能存在的数据体制和数据偏差（或许不止本文提到的这一种），莫让看似科学的大数据成为错误研判和决策的依据。
4、网络打卡地和被更新的城市“中心”：什么样的POI被偏爱？
以上是我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即POI不喜欢谁？第二个问题就是：POI喜欢谁？于是我的研究就挪到北京的城市中心了。
下面左边这个图片是大概十几年前的北京胡同，是白塔寺旁边的平安巷，那里有一家徐记烧饼店。当时，我到北京上学之初，对这个城市没有一点点的归属感。第一次有归属感，就是在这个烧饼店跟着老街坊排队吃烧饼。你会觉得老北京烧饼、麻酱烧饼和当地人之间是有一种非常locality、一种地方性的归属关系的。但是这些年来，北京的城市空间，尤其是二环内，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开墙打洞的治理。
左图为之前的烧饼铺，右图为烧饼铺迁址后，现在同街区的一个网红咖啡馆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其实，徐记烧饼铺之所以能出现，源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鼓励大家做生意，北京有很多居民住房，开墙打洞之后就改造成了商铺。当时像胡同这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商铺，这些商铺卖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虽然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城市规划、市容市貌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也连接着当地老百姓的情感和生活。现在城市治理拆墙打洞的时候，这样一些店铺就没有了。现在你再去老北京胡同，你会觉得它干净整洁了很多，但是生活气息也少了一些。
当然，像这个徐记烧饼铺，它有一个更加有趣的特点，就是拆墙打洞治理完之后，这个店并不是没有了，而是被改造成了另外一种空间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北京，尤其是二环内这些胡同，老百姓的生活水电（线路）不太好走，所以现在说要“腾退”，要改造城市空间，要进行城市更新，要把北京城市中心空间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很多老百姓就通过这种方式被腾退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这个空间就会由当地政府联合一些国营的或者有国有资产背景的资本公司进行城市更新计划。城市更新计划会引入一些最著名的设计师，他们会用艺术的方法把这个空间改造得很时尚、很贵、也很漂亮，特别适合拍照，比如咖啡馆、民宿或者说文创体验空间。
徐记烧饼铺所处的位置在城市中心，又是胡同，所以就成为一种网红打卡点。在上图这两个空间照片的对比当中，大家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变化——左边是老百姓在排队买烧饼，右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在咖啡馆打卡拍照——同样都是大家在这里排队，但是流量的生成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机制中，“远不远”、“如何走”、“好不好走”这些和“地方”与路程相关的“物理流动”问题，都在地理信息服务和城市交通提供的便利中被相对淡化了；与此同时，特色有无、颜值高低、评价好坏、优惠多少、能否“出片”等，这些与符号、价值传播相关的“信息流动”问题则被相对放大了。
一些店铺/展览在选址和设计阶段，就已经开始考虑诸如顾客是否能拍出Ins风大片、哪些卖点适合写成小红书笔记之类的网络传播需求。甚至“深巷里”“老城中”深藏在诸如此类本来可能构成“物理流动”困扰的因素，反倒可能提升店铺趣味，进一步助推“信息流动”的热度，成为各种“宝藏”店的标配。
所以上面这两张照片，它们虽在物理上身处胡同这样一个具体的“地方”，但在到访者的生成机制上，其实与网络时代那个由信息的跨地域、跨文化流动而建构的“流动空间”关系更大。活在赛博空间当中意味着，你的日子就没有在实体空间发生，这也是流动空间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一半属于信息空间，因而它可以有不同于纯粹物理空间的“流量”生成逻辑，比如说网红店。但另一方面，这个生成于信息世界的“流动空间”又必须依托物理空间才能最终完成。
因而，我们观察一个网红打卡行为，既可以从信息空间的角度，认为它就像增强现实类游戏《宝可梦GO》，是一个引导用户打卡地理信息热点的活动；也可以从物理空间的角度，认为它就是一个用户借本地信息服务，走访真实物理地点的活动。而“流动空间”，也正如今天我们的城市体验，就生成在那个比特世界与原子世界的交互界面上，不是纯粹信息的，也不是纯粹物理的。
说到网红流量机制和传统的本地流量机制的差别，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想说的下面一个问题，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
我记得，雅各布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规划，叫做“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曾经我们认为特别干净整齐的花园城市，最后很多变成了废城？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城市项目也是干净整洁，但就是没有人气，这是为什么呢？雅各布斯讲了大城市的生与死当中的空间机制，其中就提到了道路机制，“在城市里，除了承载交通外，街道还有许多别的用途。城市中的人行道——街道中行人走路的部分——除了承载行人走路外，也有其他很多用途。这些用途始于交通循环紧密相关的，但是并不能相互替代，就其本质来说，这些用途和交通循环系统一样，是城市正常运转机制的基本要素。”[2]
通俗点来说，就是路不仅仅是给人走的，在路上你可以聊天，也可以玩，道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有着非常丰富的职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城市地图的中介当中，道路就是一个通行的空间，你要是左看看，右看看，它会不停地告知你已经偏航，提醒你赶紧回归到正规的道路上，以最快的时间通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丰富的城市道路空间就被化简为通行过去的空间。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重度依赖导航的话，到了一个地方，看到那个店铺，你才意识到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因为曾经你在走路的时候，只是把路当作一个需要赶紧通行过去的空间，所以对周围的环境就没什么记忆。直到你发现了那个店铺之后，你才知道你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道路更加属于社区、属于地方的这样一种更加丰富的功能，就在我们快速的通行过程中被中介掉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尽管资本在全球流动，但有些地方它是进不去的。不过，今天你会发现，流动空间通过互联网的中介，构成了一个更加具有全球性的空间。曾经，你只在各大城市的金融中心及其精英文化中感受到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空间，从柏林的CBD到北京的CBD和上海的CBD都长一个样子。今天，我们则愈发在小红书、Ins、抖音（TikTok）、快手（Kwai）等图像社交平台的网红打卡地感受到这样的全球性特征，它们与地方、地区的连接越来越薄弱，甚至最终地方将仅仅沦为其景观性的背景——正如那个在干净的蓝天下喝咖啡的打卡套路，既能出现在胡同屋顶，也能出现在故宫塔楼，还能出现在布拉格广场或夏威夷沙滩。
在看似差异的外观之下，这些表面上位于“地方”的“网红打卡地”越发共享着被数据体制形塑的同一套空间生成和行为生成机制，因而与网络传播常常标榜的“多元”“个性”“小众”相反，今天这个“流动空间”最大的功能，或许恰恰就是消除那些最根本的地方差异。
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更有意味的是，这些网红打卡地也将依托“流动空间”，把曾经或许被“地方性”差异阻隔的全球性资本“接”入地方/地区中。在北京城市空间的一些改造当中，你会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禁不住提问：它们会成为全球性资本播撒在地方的“种子”吗？这些种子又会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如何改变空间的性质？
5、为谁的流动？为谁的空间？
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就是网络空间是民主的，以前没有机会发声的现在可以发声了。实际上，网络空间的节点的生成符合“二八定理”，也叫“帕累托法则”，说白了就是80%的资源会被20%的人占有。在互联网当中，你可以认为，80%的连接会被20%的节点占有，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能生成那么多网红的一个技术层面的机制。一种网络结构如果自发生长的话，最终一定是由20%的大节点去占有80%的连接，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一些信息资本、资源和人在各种方面与这些大节点的联合。
在二八定理的跨界作用下，流量集中的区域会进一步吸引其他资源向该区域集中，由此常常会带来流量、资本等资源的强强联合。这个逻辑曾支撑“网红经济”的繁荣发展，当下也正在“网红经济”对本地生活的改造中，继续制造着“打卡经济”“种草经济”的文旅新风口。
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大城市房地产的增量市场疲软，他们认为胡同这些好地段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城市更新已成为“存量时代”的一个新风口。据说，这是一个体量在万亿级市场的“大象”，如何配合城市规划的新定位，在新科技的推动下，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趋势中，盘活地产存量、再造城市价值，据说是让这头“大象奔跑起来”的关键。“打卡经济”正符合“城市更新”的品味，“城市更新”也正符合“打卡经济”的需要，“打卡经济”和“城市更新”同时需要运作的地方，往往是最被流动空间青睐、也最青睐流动空间的地方。我们在“流动空间”的“流量”中，再添加“资本流动”这一与信息和人员流动相互缠绕的第三层含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流动空间呢？在短期来看，它可以提升地区税收和城市魅力，助推城市更新和功能转化，打造几个设计规划示范区。但或许更应关心的是其长期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的开创者之一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生产首先和最终生产的不是空间中的事物，而是内嵌着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空间本身。[3]
也就是说，社会生产最终生产的不是空间中的东西，而是内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并表现出一定的立场性的空间本身。如果在这一视野中来分析“流动空间”，就不难看出，其运作机制要求不断制造“落差”，因为只有差距才能带来流动，是信息、人员的流动，更是资本本身的“流动”，其结果或将进一步加剧各种意义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因而“流动空间的生产”在没有外力引导或内部抵抗的情况下，很可能将在一个更长的时期，进一步生产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力的不平等。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我们在POI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生产的互动中，呈现了上述不平衡的两级。但那些位于两级间的地带，也难免受到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的影响。我们看到，其中的一级是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是预先就被现代商业形态和POI数据体制淘汰出局的底层商圈、城中村，它们甚至都不会出现在这个“流动空间”中。在“灰色地带”完全消失之前，我们不妨思考并实践一下，号称“普惠”的信息科技是否并如何才能为生活在这个地带的群体，带来一些好处。与此同时，另一极是城市更新进程中的网红打卡地，是流动空间的“宠儿”，是信息、人员和资本流动的方向，它们数量占比尽管不大，却很可能依托城市更新的大潮，逐渐改变一个地区之性质，成为促成最终变化的“种子”。你会发现一个空间本来是居住空间，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地点，但是如果出现七八个网红打卡店，那这七八个网红打卡点会完全改变那个空间的状态。
在这些作为宠儿的“种子”真正生长起来之前，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它们在资本热衷的“城市更新+打卡经济”中，会长成怎样的大树？这些大树将会为谁结出果实，为谁遮风挡雨？又将如何改变一个地区自身的生态和性质？最终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好转型中新、旧空间的关系，以及本文所有发问背后的根本问题——这是为谁的流量，又是为谁的空间？在这样“流动空间”的作用下，我们体验到的又是为谁的城市？莫让新的大众地理科技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制造出新的不平衡，成为加剧现有问题的工具。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整个研究，我主要是在POI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生产的互动当中，呈现了上述不平等的两极。在这里，我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我不是地图地理学出身，也不是专业的田野出身，所以我其实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和批判性的视野去进入这样一个领域的。
其次，在这里会涉及到一些访谈和调研，但是缺乏一些科学性。我会去访谈一些城市规划者，一些胡同空间住着的大爷，以及类似我爱人这样热衷于在北京开着车到处吃饭的城市中产，因此访谈对象的数量和代表性可能不足。
另外，北京这座城市的边缘和中心有其独特性，数据体制这个问题不都是像在北京这样呈现的，在其他地方肯定有其他的呈现方式。比如说，重庆是立体的城市，有很多立体的数据也进不去，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再次，我的研究有一个媒介体制的预设，即认为被关注和表征就是好的，不被关注和表征就是不好的。这个预设是否成立，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总的来说，研究的启发性肯定是大于事实性的（问题的价值大于结论）。
所以说，我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在你的城市、你的身边，地理数据体制的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让地理科技或者说地理应用成为如此状态的，背后有一些推动性的力量。像我说到了大厂，这是很明显的，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推动性力量可能是不方便说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批判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个技术隐藏和内嵌的一些社会生产关系。
四、案例二：论电子表格理性管理的 技术化及其后果
接下来，我来说第二个案例，也就是电子表格这种大众软件。大家在生活中肯定都填过表，尤其是过去三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填表这种方式开展的。我的研究主要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表格这个东西究竟是个啥？它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的状态？为什么我们都那么痛恨填表？为什么每天都要填那么多表？我们在填表的时候究竟是在干啥？其实问的就是这么一些挺土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角度，比如国家治理方面、人类学等，我比较擅长从技术的角度切入。
1、表格：理性化进程的工具
我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表格究竟是个啥东西？我判断，它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理性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工具。为了论证这样一个结论，我想先梳理一下表格的系谱。
（1）系谱一：信息处理表和理性化进程
第一个系谱是信息处理表。其实表格并不是一种很现代的东西，在古巴比伦的泥石板上就已经有表格了。当时，乌尔第三王朝（一个官僚王朝）需要记录中央仓库中牛马羊的数量，所以在泥石板上就已经有了表格这种形态，一种以台账的方式来处理信息的技术工具。
实际上，这种表格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常见，这种记录的状态，就和我的孩子记录东西的状态一样，也并不是那么结构化的，比如张三有三头山羊、五头绵羊、一头羔羊，李四有四头绵羊、五头羔羊等。
乌尔王朝中央牲畜仓库表（文物编号：73.0400）照片和拓图，公元前2028年，泥板现藏于霍恩考古博物馆
图片来源：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结构化的数据呈现方式和收集方式，在古代社会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它的大量出现是直到现代社会的出现，以及“数目字管理”方式的诞生和运转。大家知道，韦伯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其核心的概念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其中一个就是数目字管理。类似表格这样一种技术处理工具与现代社会机制是同时出现的。比如现代金融制度，最早的时候金融制度是不合法的，后来可以去银行、可以有高息了，于是出现了复利表的表格，所以说最早的利息表是和现代金融制度同时出现的。
再如，现代保险制度，保险制度（尤其人寿保险）要算大家的寿命，于是有了寿命表，比如一岁的小孩有1000个，到了两岁的时候，可能只剩下855个了，也就是说死掉了近150个。对寿命有一个比较精确的理解之后才能有精算，有了精算之后才能有现代保险制度，才能定出保险金，所以说现代保险制度的诞生也伴随着寿命表、风险表的出现。再如，现代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英国统计总署1871年就制作了伦敦男性死因表，里面会呈现很多传染病，这些死因表促成了现代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总之，你会发现各种表格的运行和发展，正是伴随着现代社会机制及其数字管理方式的建立、运转，究其原因是它能够以规范化、标准化、量化的信息处理方式，去推动经济理性和国家理性的发生和运转。而表格也在以这样的方式深度参与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的构建。在这里，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制度彼此支撑，相互强化。所以我觉得在一定阶段，表格的产生和发展是非常自然的，它就是我们社会理性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产物，并且很多时候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系谱二：算表及其制作
第二个系谱是算表及其制作。可以认为，信息处理表就是孩子的课程表，算表就是孩子的乘法口诀表，基本上这是最原初的两种表格形态。清华大学收藏了一个战国的竹简算表，这意味着大概在公元三百年前，我们就已经有算表了，它是以行列二维结构去记录一些重要的计算结果。算表在工业或者说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工业社会之前，计算是个很难的事情。
最早的一些算表的制定者，实际上都是一些数学家和人类精英。比如布里格斯在1617年制作了以10为底的印刷本对数表，他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也因改进对数运算而著名。但现在的“计算”好像就是计算机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人类精英才可以做。那么，“计算”从精英的工作变成这么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作，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普罗尼，一个是巴贝奇。他们将“制表精英”变成了“制表工厂”，又变成了“制表机械”，最后通向了“计算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普罗尼出版了《对数表》，产生了史上最壮观的对数表——包含从1到200000，精确到小数点后14位的对数，并且他计算的方式不是计算机，而是人力。他用人力计算是怎么回事呢？他发现有一种方法叫“数学差分法”，可以把非常复杂的计算变为加减运算，这样就可以让一些普通的、仅具备基本加减能力的人在那里算。
他当时看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觉得既然我们可以用劳动分工的方式生产大头钉，为什么就不能用劳动分工的方式生产对数表呢？于是他就组织了一个劳动分工的数学工厂团队，其中顶层人物是数学家，中间层是数学工作者，最基层是一堆仅具备基本计算能力的计算员，也叫“computer”。他就以这样一种劳动分工的方式，生产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对数表。很有趣的是，他是个法国人，他做这个事是为了彰显法国有多么的厉害。虽然他做了很多这样的数据，但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也没有给它（《对数表》）出版。后来之所以能出版，还是因为它是数学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出版的时候也进行了一定的妥协，只取了小数点后8位。
美国人觉得普罗尼这种计算工厂的方式太赞了。1940年的时候，美国人虽然已经用计算机了，但还不是很发达，关键问题是当时好多人失业，所以他们就雇佣了一个计算团队，大概由200个失业者构成了再就业团队，这在美国属于再就业救济项目当中的一部分。这个计算工厂就以普罗尼的方式，为二战时期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军事活动提供了大量制表和计算服务。这种计算毕竟还是人肉计算，而“计算”发生巨大变化则是在巴贝奇手里。
巴贝奇当时看了普罗尼的这种计算方式，很不满意，认为这种人肉计算方法无论如何都会出错。所以他就给自然科学基金写了封信，弄到了一些科研经费，最后设计出一台差分机。他用机械的方式实现了把复杂的对数运算拆分为加减运算、再进行计算的一种方法。在设计差分机的过程当中，他又产生了分析机的设想，分析机基本上已经通向现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了，所以有人说巴贝奇是“计算机之父”，当然他的计算机是机械的。
巴贝奇设计的差分机 | 图片来源：知乎
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表格发展史中，计算机上的表格软件正位于上述两个系谱的兴衰交汇点。或者说，制表的自动化发展不仅通向了计算机，也最终“吞并”了表格的算表系谱，让自带计算功能——或者说“内置”算表——的电子表格，在原理上成为了同时能够继承上述两个系谱、综合多种功能的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强大的表格。
比如Excel，自带函数功能，基本上把算表系谱吞并了，因为算表系谱最终通向的就是计算机，有了计算机就再也不需要算表了。电子表格软件的出现似乎是表格兴衰史中的一个必然，而它也将携带着表格发展历程中两个系谱的遗产，迈入二十一世纪。
2、电子表格：理性管理趋势下表格的大众化发展
分析完了“表格究竟是啥东西”之后，下面一个问题是：表格以前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工具，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遇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得填表的，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用表格这种专业的工具呢？
（1）三代表格软件：从专业金融工具到大众表格软件
在这里，我就要梳理一下三代表格软件的发展，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从专业金融工具到大众表格软件”。电子表格软件的发展历程，可以用VisiCalc、Lotus 1-2-3和Microsoft Excel三款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软件说明。它们分别在1981-1983年、1984-1989年和1990年至今，垄断了电子表格市场，基本上代表了表格软件之诞生、性能走向成熟、使用更加便利三个阶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电子表格的功能愈发强大，同时使用更加“傻瓜”，不仅为其大众化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社会以计算化、标准化著称的理性化进程之深入，提供了技术保障。
最早的表格软件为什么会产生呢？其发明者布里克林(Dan Bricklin)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他经常要完成一些金融分析工作，但他上学时是1978年，当时还没有很多的个人计算机，Apple也还没有上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编程。所以这样一个金融学的MBA硕士就开发了一款电子表格软件，主要是为了让不会编程的人也能利用学校的商用计算机从事数据分析工作。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他还把金融学常用到的函数作为内置模块加入到工具当中，这就形成了所有电子表格的基本结构：行列结构加上函数模块。
第一代软件是VisiCalc。Apple II上市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当时Apple就绑定着这个VisiCalc，很多商业人士觉得自己需要VisiCalc计算，所以就会去买个人电脑，因此这款软件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个人电脑的普及。
第二代是Lotus1-2-3，第二波迭代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为什么是1-2-3呢？它其实是三种功能综合在一起，即“可视化＋数据库＋插件、周边”。当时围绕着lotus1-2-3有很多的插件和周边，这些插件和周边可以丰富这款软件的功能，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插件可以将这个表格横着打印出来。打印过表格的人就知道有的表格太大了，横着打印会更加方便。但这种插件不是lotus1-2-3这个公司做的，是其他的小公司做的，你要是买这个插件的话需要另外付费。但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这个软件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除了它自己功能的迭代，还包括它周边的这些厂商以及周边功能的不断迭代和配合。
Lotus1-2-3的操作界面 | 图片来源：Leganerd.com
第三波迭代是微软Excel。它可能没有lotus1-2-3好使，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图形交互界面。微软怎么去发展它的图形交互界面，这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今天我先不说了。再一个就是微软的office办公系统和windows操作系统绑定出售，成为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表格的一个霸权。
所以大家看到：从仅能在黑白屏上显示行业数据的简单工具，到拥有强大函数、图表、展现数据分析功能的综合软件，电子表格的发展是其性能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从让不会编程的用户借助计算机从事金融分析，到让不懂字符交互的用户使用PC进行表格相关工作，电子表格的发展又是其使用门槛不断降低的过程。前面提到，正是在一兴（信息处理表）一衰（数字算表）中，电子表格继承了表格发展史中的双重系谱，在原理上具备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表格工具之能力；那么在这里，则是在这一升（性能）一降（使用门槛）中，电子表格试图将这种强大的能力带给到每一个普通人。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为什么都得需要电子表格？
（2）理性管理的扩张及其表格技术
在这里就必须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理性管理的扩张及其表格技术”。有一本非常经典的书《追求卓越：美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圣经》(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是反思现代理性管理的。它提到，
“上商学院那会儿，最大的系肯定是金融系，大部分学生都有工程学学位，各种有关定量方法的课都十分红火，其实我们认为的‘真实数据’，不过是因为方便量化而被当做真实而已。这是过去，但今天也没什么大变……在商学院上学，如果不会用数字（也即做一点随便哪种类型的量化分析），你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因为害怕期末考试时计算器没电，会带很多计算器或电池。如果‘策略’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一个让我们在竞争中表现惊艳的好想法，那么今天它则意味着：在数字上的突破、市场份额百分比、学习曲线理论……以及将所有这一切放到计算机上来分析。”
也就是说当时整个金融管理学的一个变化背景是所有东西都要量化、数据化，VisiCalc工具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出现的。后来大家知道，美式的这种理性管理、这样一种MBA的经验，又通过美国的学校扩展到美国的商界，接着又通过美国的商界扩展到了全世界。
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需要现代法制、企业、金融、财会、货币、统计、人力资源管理等系列制度的支撑。上述计算景观和理性管理体系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在经济上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政治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渠敬东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过一篇文章，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走过了“从整体支配到技术治理”这么一个变化，“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主线。”[4]可以看到，1999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又颁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要求将法治化、技术化、规范化、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和监督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保证政府治理成效，加强政府规范化管理，避免寻租现象发生，以文本汇编、资料留存与工作记录等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方式在科层组织中流行并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格式相对统一、流程相对完备、记录相对清晰的台账管理制度。” [5]正是因为我们在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推动了这样一个理性化进程，大家会发现像KPI、GDP、财报之类的金融术语，现在已经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当中了。
我们之前提到了17世纪以来信息处理表的发展贯穿着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展开，不难看出，20世纪以来电子表格的繁荣，正延续并助推着这一蔚为壮观的进程。只不过今天，表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技术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单；同时以量化、标准化为特点的理性化自身也借二十世纪兴起的“理性管理”趋势，试图把人人都卷入这个进程。正是在此背景下，表格作为曾经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在其诞生4000余年之后的数字时代，终于实现了大众化。而理性管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电子表格的大众化，愈发朝着“理性管理的技术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在这里我不说理性管理的大众化，而说技术化呢？这是我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性管理的表格化：技术先行及其后果”。
3、理性管理的表格化：技术先行及其后果
我先说一个现象：有的地方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填表”。一位驻村书记反映他们县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填各种表，为了完成填表，抽调了十几位同志进行“流水作业”，打印机搞坏了三台。这是《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反映的一个问题。[6]
填表不仅仅是搞精准扶贫的人在干，我们每个人都在干。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理性技术，在今天反倒以奴役和管理的名义扭曲着我们自己，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我们先开始学西方的技术，发现只学技术不行，还要学制度；后来发现技术、制度学了也不行，还要学文化，只有将其配套引进过来，整个社会变革才能发生。这里的核心症结在于，表格作为理性管理的技术，相对于理性管理的制度和文化，近年来发展的太迅猛，但理性管理如果要真正普及，技术、制度和文化就必须要齐头并进。如果只有技术表现突出，那么理性管理就只能以技术化——在今天，也就是以“大众软件化”——的“瘸腿”方式出场。如果沿用“西学东进”中关于器物-制度-文化的表述，那这里的问题就表现在：器物过于先进，在相对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就只能以扭曲、异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如何理解这个判断呢？我们不妨回到“理性管理”的原创文本来看，这个文本几乎发明了“理性管理”这个东西，就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
我们每次说到量化、绩效化、标准化，就要骂“泰勒主义”，但泰勒主义仅仅是这么回事吗？泰勒以前是个工头，在一个钢铁厂工作，他以前会压榨他的员工，让他们出活，然后员工就罢工了。他就开始思考：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员工既不罢工又提升生产效率呢？那就是改善管理。管理是一门技术、是一种科学，它不仅仅是压榨员工、逼着他们出活就行了，它有一套管理上面的改革，其中有一个部分确实是量化、绩效化和标准化，除此之外还有配套的制度和哲学。
但是大家在学泰勒的这套理性管理体系的时候，基本上学的都是量化、绩效化和标准化，因为很好学，制度和文化都被忽视了。所以泰勒就很生气，写了这本书，叫《科学管理原则》。他一上来就说：
迄今为止科学管理的发展情况值得警惕，千万不能把管理的机制，错误混同于管理的实践及其背后的哲学，同样的机制有时招灾，有时却带来福祉。当它服务于科学管理的原则，它就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当它被错误精神伴随，就只能导致失败和灾难。
泰勒是怎么去看科学管理的？他提到了：
（1）用科学替代对工人的个人评断；
（2）科学挑选和培训工人，为此每个工人都应该被了解、教育、培训和尝试，而非让他们自我挑选、随意发展；
（3）为了让工作以符合科学法则的方式开展，管理者和工人要亲密合作、一起工作，而非把问题都留给工人解决。
如果应用上述新原则，而非像过去一样，仅仅只靠工人自己的力量，那么管理者和工人在每项工作的日常运转中，都将几乎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平等分担责任。
在这套改革机制当中，工人和管理者的数量基本上是一样多的，因为管理者要承担很重要的工作责任。“管理者不仅要发展替代传统经验的科学方法，更要耐心培训和监督所有人，让他们能够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效的工作，这些不仅是管理者的职责，更应该成为其乐趣。”然后他说：“从靠逼迫员工努力工作提升业绩的传统管理，变为科学管理，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者和工人的思想态度和习惯都要发生彻底的转变。”
所以在泰勒主义中，量化、绩效化、标准化只是技术化手段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变化。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在泰勒那个时代，其实制度和文化很难跟上。按照泰勒的设想，工人和管理者的数量几乎一样多，比如说我要聘请10个工人，那我可能就要聘请8个管理者，这会造成非常拥堵的管理者队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让管理者真正和工人一起改变文化氛围，这很难真正发生，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工厂。
所以说，表格延续的其实是上述在理性管理诞生之初就已伴随的问题，也即技术、制度和文化发展上的不匹配。表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现代管理技术，比起现代管理制度和文化，本就得益于信息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在治理的现代化改革中，作为技术的表格，相对于制度和文化显然更好操作、控制，也更易引进、落实，因而电子表格就十分自然地冲在众多管理实践的最前面。在治理方式上，无论权力的布局和运作机制是否有实质改变，有了各种科学、理性、系统的表格，这里似乎就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在治理成果上，无论情况是否真的有所改善，有了表格里规范、标准、好看的数据，至少也能做到第一眼“看上去很美”。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层级间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直实行的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达目标、分解任务、量化考核的目标责任制”（渠敬东语），也即压力型体制。正是压力型的老体制和技术治理之新趋势的共同作用，难以避免地构成了当下的表格生产景观。必须承认，一方面，这在程序技术上确实助推了科层体系的理性化进程，通过层层表格落实责任、记录进程、展现成绩，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治理技术发展和表现得过快、过于突出，其他却跟不上，那也难免产生一系列表格异化现象。
比如，政务APP过多。大家知道，哪怕是Excel这种大众表格，从一张总表当中也可以生出很多分表，很多数据本来填一次就行，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机制有时候是条块分割的，所以说不同的信息要应对不同部门的表格填N多次。在这里，问题肯定不是表格，而是这个行政体制的运作机制，它阻碍了信息技术发挥的正向作用。
与此同时，还有“台账”，很多时候变成了我们推卸工作的一个工具，比如我们拍照留痕、表格抗疫，表格给你呈现出“工作做了”的表象，也可能下达的指标确实无法完成，那就只能在台账上造假以迎接检查。但有些人不仅是造假应付检查，他要竞争啊、要升职啊，那造假就不仅是完成工作的底线，而是为了表现得更突出，用漂亮的材料证明自己工作的优秀。诸如此类，这种“奇怪”的工作问题经常发生。
4、“器物、制度和文化”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器物、制度和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这一脉，是很讨厌计算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一个老人在用非常人力的方法浇水，子贡便问：为什么不用机械灌溉呢？这个浇水的老人就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计算这个事儿我们不齿为之，但是毕竟现在已经进入了整个世界的理性化进程中，现在的问题是不可能没有机械、机事、机心，而是怎么让机械更好地配合机事和机心，而不是让“事”和“心”为机械所累。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当代语境中，怎么让技术和制度、文化或者说让机械和机事、机心更好地配合，这是一个有足够意义、同时又有足够难度的问题。至少在常常被我们贴上“万恶”标签的泰勒主义的最初“理想”中，这样的环境需要标准和指标的制定者足够了解业务，与一线员工走得足够近，与他们共同担当，甚至一起在具体的实践中探索和调整合理的执行方式。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挪到今天，或许这就意味着，“将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置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经验和问题之上，而不是丧失与基层社会的亲和性”。换言之，让这台“表格机器”随着人们真实的、鲜活的、变动的经验运转。
一个例子是《鞍钢宪法》，它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而不是在泰勒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它要求工人参与管理，管理者参与生产，实现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三结合。这样可以避免分工固化造成的管理者和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为新技术更合理地应用创造了制度和文化条件。
另外一个是疫情期间抢菜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线上共享表格。在这里，在线电子表格的协同数据处理功能、社区的非正式组织形态、居民的自助和互助精神——技术、组织、文化三者交相辉映、彼此增强，将一款工具的正向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以我说的这个“错位发展”的问题，它虽然是问题，但无论是在历史当中，还是在当下发生的实践当中，都可以看到技术、组织和文化能更好地交相辉映。
当然，我的这个研究也会有一些问题：一是我比较注重数字表格，而忽视了文字表格的脉络；二是我比较注重电子表格，而忽视了印刷表格的脉络；三是我比较注重改革开放后的表格，而忽视了改革开放前的表格。这里你会发现，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印刷表格，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干部履历表，还有一些政治运动上的表格，那它们是什么样的功能和状态，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我其实是没有反思的。因此，以上的分享仍然是研究启发性大于事实性的（问题的价值大于结论）。
五、一个领域：软件研究
上面案例讲的比较多，下面讲关于软件研究这个研究领域。大家越来越觉得，我们需要站在人文的历史上对软件进行一个反思，软件要想开发得更好的话，也需要人文学者的介入。
1、为了理解新媒介，我们要转向软件
这个领域的出现，首先源自一些研究新媒介的人，他们发现我们要理解新媒介的一些运作机制，就需要转向软件研究。为什么呢？他们发现新媒介艺术有一些新的形式，那要想理解这些新的形式，就要了解软件，因为这个新的形式实际上是来自于软件本身，只有理解软件才能去理解这些新形式，才能“知其所以然”。
这是马诺维奇所代表的转向软件研究的一个脉络，核心问题是：新媒介有哪些新维度？——要从软件这里找；新维度来自哪里？——来自于软件的逻辑；“哪”本身又如何变化？是软件的变化。这些形式不能仅仅从文化层面来解释，还需要技术层面的介入。马诺维奇这一脉的研究，喜欢把一些底层的技术逻辑引入媒介和媒介艺术研究当中。他们认为今天经过新媒介中介的内容一方面有文化层方面的因素，比如 “故事情节”、“模仿净化”、“喜剧悲剧”等；另外一方面也有计算层方面的因素，比如函数变量、数据结构、程序语言等。
马诺维奇甚至重新对媒介做定义，他认为“媒介=算法＋数据结构”。这个公式实际上来自一个特别经典的编程教材，叫做《算法+数据结构=程序》(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programs)，他直接把程序的这样一个公式套用到媒介这里。比如将一张彩色图片加上滤镜，变成黑白图片，一个摄影艺术史的研究者可能会从照片风格的角度理解它，但按照马诺维奇这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即从底层技术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在像素数据上加入灰度算法，以此定义灰度图。
2、为了批评软件，我们要诉诸文化
另外一个脉络是从程序员的角度，他们认为为了批评软件，需要诉诸文化，因为他们发现软件不只是个技术和工具。
一方面软件领域有各种各样的左翼运动，以开源软件运动为代表。有一年比尔盖茨在北大开讲座，一个男士举着写有“Free software Open Source”的牌子冲上讲台，他的主张与比尔盖茨们相左——公开软件代码。闭源软件就像可乐配方一样，人们只能买到可乐，却买不到可乐配方。许多带有左翼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黑客，他们奉行开源软件的生态，在卖出软件后还会公开软件代码，让全世界优秀的程序员共同进行调整和优化其生态。除了该运动体现出的精神，它还进一步释放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力，比如安卓系统就不是封闭的，这样既降低了成本，也以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共创方式来解放信息时代的生产力。
在比尔盖茨演讲时举着“自由软件开源”的口号冲上讲台的青年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另一方面，软件可以把具有形式规整性的东西与更混乱的东西结合到一起。形式规整性依靠逻辑和数学，是个自洽的封闭系统和形式规则，但是它和日常生活能融合，这就是软件的一个非常悖论性的能力。这个能力来自于哪？来自计算机的模仿性，计算机是可以模仿任何离散状态机的元机器，后来也被称为模仿任何媒介的元媒介。图灵在《计算机与智能》当中把“计算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又转换为“模仿游戏”当中的图灵测试问题，进而说明为什么计算机软件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智能行为。计算机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人的计算能力被转移进机器，也意味着人的其他各项能力也能够以被模仿的形式被转移进来，所以计算机才能比任何的机器都更全面深刻地与我们的生命经验与文化表征绑定在一起。
在考虑形塑软件的因素时，在计算/逻辑之外，必然还存在着一种来自社会/文化的力量，并且这并非意味着前者是内部动因，后者就是外部施因，因为对于软件这种混合物，计算逻辑和文化社会都是其内在组成部分。
3、在软件构成的新语境中提出老问题
无论是从马诺维奇的角度介入，还是从富勒的角度介入，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地道的新媒介研究，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作为程序开发者，也需要一种更加成熟的软件批评和测评，不能光看软件好坏，我们也需要一些人文立场。
那么，软件研究为什么会被忽视呢？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人们还都认为软件是中性的、非物质性的，但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软件内部包括很多技术内部都会被嵌入立场，然后悄然无息地影响我们。
于是，马诺维奇和富勒试图把软件建成一个理论范畴，进行一些学科建设。如何定义软件研究的方向，除了刚才学科建设类的内容，也可以定义研究对象，比如软件、平台、格式、媒介艺术、游戏都可以充当做软件研究的内容。其研究方法也是当下人文社科各种各样的方法，如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符号学、文化研究等。
我认为软件是媒介的新语境——在软件构成的新语境中，提出老问题。马诺维奇在新的软件的引进当中提出了什么是新媒介，并重新进行了回答。我认为不仅于此，很多问题都可以重新回答，比如说，Word中什么是书写？PPT中什么是修辞？Excel中什么是理性管理？在数字界面这个新的语境中，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经验？在MP3当中什么是听觉物理？在数字滤镜当中，什么是视觉风格？在朋友圈当中，什么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景观？把一些老问题放在软件提供的语境中去重新观察和提问，也是我这些年来进行大众软件思考方面的整体方法。另外，我会根据不同的软件，从一个适合该软件所属范畴的技术角度去切入和分析，比如说像城市数字地图，我会从数据的角度去介入，数字滤镜则会从算法的角度去介入。
总之，软件研究的问题意识大概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构成特定媒介“计算层”的技术逻辑，二是人怎么影响技术，三是技术怎么影响人。
软件研究在中国很值得去做，因为我国的民主法治有待完善，但软件应用已经弯道超车。马诺维奇有一本书叫《软件挂帅》（SoftwareTakes Command），“挂帅”在马诺维奇那里，本来很可能只是一种类似标题党的修辞，但“挂帅”这个表达在中国完全可以做字面义上的理解，软件确实“挂帅”，资本、权力和技术很容易相互加持合作，借“日用而不知”的大众软件深入我们的生活，方便我们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异化了我们。所以真的很有必要针对各种各样的媒介技术发问，你从哪来，你是什么，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在学术层面很有必要把批判理论的一些方法引入软件研究，或者将文化研究挪到软件的领域。
接着谈下研究的可行性。研究者不会编程没关系，可以学习相关的基础线上课程，当然有跨学科的团队更好。更重要的是在软件语境当中提出老问题，如何把握老问题以及在当代新延伸出的问题。
最后，我觉得软件研究的中国化是必要的，可以看到当下的一些舆论基本都是通过网络发酵，其实跟我们困在系统当中、变成算法是密切相关的。
六、问答环节
问题一：现在小孩一生下来就活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中，感觉软件设计者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在软件上停留更多时间，这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家长可以做什么？不知道秦老师有没有实践上的经验。
秦兰珺
上网是学习工具和娱乐工具在一起的，没有办法不让孩子用它。还是要相信这一代的孩子，他与这个世界互动的方式跟我们这一代或者上一代都不一样，所以回避是没有用的，还是得让他面对。
我反倒觉得老人接触网络之后，才需要真正增加媒介意识，因为他们可能会变成传谣信谣的主力军，且坚信不疑。很多媒体会针对老年人的情感结构和需求去生产内容，将老年人洗脑。而这一代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上网，他能从技术层面来分析内容的真假，比如视频可以剪辑，图片可以PS。我觉得既然这些软件和媒介已经构成了孩子成长的环境，那么就不妨让他们去面对这个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天然地具有媒介素养，并且其媒介素养高于从小被隔离在网络环境之外的老年人。引导他去正确面对，比如孩子玩游戏的话，我会看游戏好不好玩，我会告诉他，等他长大了陪他玩一些主机游戏。有一些好的游戏就像好的文学作品一样，是可以成为人的臂膀的。
总而言之，就像文学分好坏、电视分好坏一样，既然我们的孩子面对的媒介环境就是如此，那不妨正视他，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的反思能力，这种能力不论干什么都是需要的，也需要我们跟他一起去探索。
问题二：软件的概念本身还是来自于“人操控机器”的人文主义话语，但软件逐渐发展、复杂以后，表现出的某种主体性逐渐超脱了人文的框架。软件批判如何接纳这种机器“主体性”呢？
秦兰珺
我觉得软件研究也在发展，最早的时候肯定是来自人文学的反思。人文学认为，“人”是一个边界，而这个边界在被称作“后人类”的语境当中不断地被质疑和讨论。现在也有一些人类学家，比如斯蒂格尔，认为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就是因为技术已经嵌入了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技术不是外置于人的，它们也是我们人类的本质。我们人类之所以不是兽，就是因为和工具之间的这种内嵌的关系，有本书就叫《天生赛博格》（Natural-Born Cyborgs）。
除了人越来越多地包含技术因素之外，技术也愈发多地包含了人性因素。尤其是这两年AI发展得很快，我在与AI的沟通当中觉得他挺像人的，而我有时候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反而觉得他像机器。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跨越这个边界，去质疑曾经我们认为可以构成共识的那些东西。
问题三：我们站在今天这个角度——因为中国其实有十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可能只有10%的人有护照——对于这样的一些人，老师是怎么看待他们融入到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未来的趋势和变化如何?其中产生的影响如何?
秦兰珺
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也很难很好地回答。但是今天数字技术的下沉程度肯定比你说的飞机和护照要更下沉和普及，在许多乡村，刷短视频是人们为数不多的娱乐和消费方式。我们很多时候说要搞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但很多十八线小城就是没有一个剧院，即使有剧院也没有人去看。但短视频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论是电商还是内容，下沉到了乡村，和乡村结合了起来。可以说短视频、互联网是唯一真正下沉下去的媒介，尤其是近几年一直在推进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手机用户已经有12或13亿了，可以说相当下沉。
这意味着一方面来讲有很多的可能，比如有很多新农人把短视频当做新农具，然后去搞乡村建设，有很多这方面的优秀案例。互联网有很多机遇，但也确实存在很多挑战，你不得不承认现在技术的语境是一个娱乐化的语境，每一个平台背后都是大厂，处于一种资本化的语境中。有时候，不得不被这个语境所裹挟，比如新农人为了产品卖得更好，就需要了解平台规则，与平台合作，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好像你使用任何工具，比如剪刀，剪刀的机遇在它可以剪，但它的挑战在于可能会不小心伤到自己的手，那你就要学会用剪刀。对软件也一样，我们需要知道功能和机遇在哪里，避免不被扎到手。
问题四：如果把现在的信息技术视为工具，人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工具，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一直没有离开过工具，只是现在的工具越发复杂或高级，其实也可以说它是越发“简单”。如果把技术看作工具，包括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的问题是掌握这个工具的人是谁，秦老师刚才也提到看似我们有一个媒介和平台可以将声音发出来，但声音能不能发出来是平台、是资本在控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对工具的控制和以往对工具的控制，它的本质没有改变，都是阶级性的，现在的技术尽管使用起来简单，但由于其创造过程中技术含量特别高，需要的投入是高知识和高资本，所以其当下的垄断性甚至更强。软件批判目前对这方面（例如软件作为资本的对象）关注还不太够，主要关注于软件技术的内部，软件如何异化人等，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秦兰珺
可能是我今天的分享更侧重于软件技术内部的研究，其实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这一方面，例如孙萍等人对快递小哥困在算法中的研究，已经开始将平台、资本、技术这些问题嵌合在一起讨论。做平台治理研究的人很多也会从资本、阶级角度讨论，他们可能会弱化阶级这个视角的言说，这可能也是一种策略。
我认为还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中国，构成很多阶级问题的对象不仅仅是平台和资本，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资本嵌合在一起。比如表格这个问题就不是资本意义上的问题。我现在很讨厌说起什么都去骂资本，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但很多时候我们思考的语境，我们的研究环境，都需要我们用更加智慧的、更加“春秋笔法”的方式去言说。
参考资料：
[1] 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 C. Malaspina and J. Rogove, Washington: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p. 16.
[2] 雅各布斯：《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 Cambridge: Black Well, pp.26-67
[4]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5] 张园园：《“洞穴之治”：中国治理场景下台账的逻辑》，《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
[6] 陈治治：《扶贫须保障，执纪出重剑》，《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7月5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