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为了阻挡日军进侵，蒋介石下令炸毁花园口黄河堤坝，人为导致黄河泛滥。如今86年过去了，黄河再也没有大规模决口，以至于我们渐渐忘记了黄河的本来面目——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高、极易泛滥的大河。

张玉林老师通过追溯黄河十多万年的地质史、四千年左右的文明史，展示了“母亲河”之外的黄河形象：它是一条塑造华北地貌的年轻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黄土高原，贯通三门峡后向东入海，在十几万年间淤积出广袤的华北平原；它也是一条威胁先民生存安全的“害河”，促成了“大禹治水”，导致商人迁都，在战国时期成为各国相互攻防的“武器”。在秦王朝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之后，黄河的堤防修筑被纳入统一管理，在汉代和宋代到明清的历朝历代，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用来应对黄河的泛滥，但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多数“治河”行动仅有短期效果，甚至以失败而告终……

21世纪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黄河安澜，但是其含沙量高、易泛滥的本性并没有改变。随着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增多，以“建坝”为主的治黄措施是否始终有效，进而又会造成哪些问题，仍然值得关注。其实，黄河只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典型案例之一，如何真正地敬畏和顺应自然，是我们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

主讲人｜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乡村问题和环境问题，近年来致力于食物-能源-环境-社会问题的整合性研究）

主持人 | 侯鼓文字整理及校对 | 泓哲、Leo、羿酉、决明、侯农

责编｜非文、云岫、侯农

后台编辑｜童话

虽然我较早就关注“黄河问题”，但三年前才开始较深入地研读相关资料。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也非常复杂，多个学科都有大量的研究，以至于出现了“黄河学”之说。而我所注意的是黄河的泛滥与“黄河观”这条主线，比如黄河在《诗经》《左传》等文献中的面目，它是如何被描述、呈现的，以及这些描述所蕴含的意义或特征。通过恶补该领域的知识，我曾在前年发表了一篇类似于读书笔记的文章，题为《黄河叙事·上：关于它的泛滥和治理的历史札记》（《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1期），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读【编者注：点击标题即可阅读】。

我原本计划要写出“中”、“下”两篇的，然而因琐事缠身，难以集中足够的精力，至今未能如愿。不过，为了准备此次报告，我将过去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和思考与上述文稿进行了综合，新增了大约一半的内容。新增的部分主要是不同时期人们对黄河的主观认知或表达，希望借此梳理出较为清晰的“黄河观”的演变。

让我们先来看看黄河的起源。作为世界上的众多大河之一，黄河和长江一样，都属于相对年轻的河流。当然，这里所说的“年轻”是按照地质年代来衡量的。黄河的历史大约在十多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它是青藏高原崛起的结果。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网站的官方资料，在大约115万年前，今天的“黄河流域”范围内还只有一些不相连的湖泊，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和河流的侵蚀作用，经过105万年的中更新世【编者注：是指第四纪冰川更新世中间的一个时期，起讫时间尚无定论】，这些湖泊逐渐连通，形成了黄河水系的初步形态；到了大约10万至1万年前，黄河逐步演变成一条从源头到入海口完全贯通的大河。

需要提醒的是，关于黄河形成的时间，地质学界有多种说法，包括15万年前、不晚于120万年前，以及约500万年前等。我这里引用地质学家王苏明等人发表于2001年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黄河形成的年代为15万年之前，以黄河切穿三门峡东流为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长江的形成也是以长江贯通三峡为重要标志。

回到青藏高原的崛起。根据施雅风、李吉均等人的研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藏高原（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为4500m，达到这一高度是最近300多万年间青藏运动、昆黄运动以及共和运动等地质活动的结果。这一系列地质变迁不仅塑造了青藏高原的巍峨身姿，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形成了东亚季风、黄土高原，以及黄河与长江，进而由黄河塑造了华北平原。

关于华北平原的形成过程，任美锷先生在90多岁高龄时发表的文章提出：从黄河切穿三门峡开始，直至新石器时代之前的14万年间，黄河携带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总计超过4万亿吨），不断地注入华北凹陷区，逐渐堆积成了这片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黄土层平均厚度超过11米的平原。黄土疏松多孔，具有“自肥性”，为后来的农业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500-3000年）到来后，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旱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了新石器文化的繁荣。在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中后期，以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逐渐取代了采集狩猎，黄河中下游地区迈入农业社会。到随后的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时期，又吸收了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种植，形成旱稻混作的农业模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留下的遗址分别达到4370处和5200多处，见证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农业的兴盛带动了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在龙山文化后期，也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各部落之间相互竞争、融合，最终形成了炎黄两大部族。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场大洪水的到来，促使四方文明向中原地区集中，标志着方国和古国开始向王国体制转变。于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便成了“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正式进入中国历史是在公元前21世纪，也即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代。这个故事带有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古人对黄河的认识。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在尧舜时期，洪水肆虐，大禹通过疏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史记·夏本纪》中也有类似记载，描述更完整，并提供了治理后的黄河流经路线图：

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这些描述无疑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夸张，但也传达了共同的信息：在中国历史的早期，黄河是以“害河”的面目出现的，时刻威胁着先民的生活与安全。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是否愿意接受。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清朝后期的一位地方官金安清（约1817-1880年）的感慨：“黄河之为患中国，上下四千年。”

在大禹之后的夏商周三代，黄河泛滥的具体状况并不清楚。谭其骧和邹逸麟认为，《史记》中治水神话描述的黄河流向只是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状况，而“九河”意味着有多条入海河道，从《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和《山海经》等的记载中可以大致地勾勒出其中的三条；可以确信的是，直到战国时期中叶，黄河下游基本上都是漫流于河北平原的中南部，包括今天的豫北、鲁西北和冀东南地区，在天津至沧州一带汇入渤海。

不过，在长达一千多年的空白期内，少数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包含有黄河为患的重要信息。据《竹书纪年》和《国语·鲁语》的记载，在夏朝的第六代君主少康帝（被断定公元前1875~1855年在位）期间，一位名叫商侯冥的人曾经受命治河二十余载，“冥勤其官而水死”。这表明，依靠大禹之功建立的第一个“家天下”政权，依然要经常面对黄河泛滥。至于商人，在服从夏朝统治期间有过8次迁移，在商汤建立政权后又有6次迁都，其中至少有两次被记录为都城“毁于河”。岑仲勉和谭其骧都指出这只是推测而没有充分依据，但葛剑雄等人的论证似乎可以采信：商人迁移的地点都处于黄河泛滥改道的范围，都城也大多无法抵挡水患，而每次改道泛滥后的淤积区又适宜于农业，有很大吸引力，商人养成了以迁移对付灾害的习惯。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甲骨卜辞中，河神是除了先王先公之外被卜祀最多的神灵，数量超过500条。此处引用两条：

乙酉卜，宾贞：使人于河，沉三羊，三牛。

丁巳卜，其燎于河牢，沉妾？

第一条提到了将人（通常是年轻女性）和羊、牛作为祭品沉入河中，另一条则询问是否要将一位年轻女性沉入河中。我本人对甲骨文全然不通，这里传递的是古文字专家詹鄞鑫先生的结论。另据一位署名“一凡”的先生在网上分享的见解，甲骨文中的“河”字，描述的是一个人肩负土石加固黄河堤岸的场景。我无法判断这种说法的可信性，但如果确实如此，这可能意味着，“河”字的创造与殷商时期的黄河治理活动密切相关。

祭祀河神或黄河的习俗后来长期延续。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西门豹是魏国邺地的长官，了解到民众因为“河伯娶妇”而陷入困苦、且有地方官和巫婆借机敛财之后，采取了果断措施，使这种陋俗得以终止。

我要报告的是《左传》中的黄河信息，关于“河”的用例共出现83次，时间跨度从公元前660年到公元前479年，涉及43个年份。虽然多数记载是用来指代地理方位或表明事件的发生地，但其中有17次明确提到了对河神的祭祀或祈祷、盟誓，这里摘录其中的9例，供大家参考。另据詹鄞鑫先生的研究，在春秋时代，战前祭祀河神已成为惯例，在中原各国广泛存在。

从《左传》的记述中，可以感受到人们（主人公大都是诸侯国的首领及其高参）对河神或黄河本身的敬畏、恐惧，传递出一种阴森的意象和气息。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诗经》，会发现不同的黄河风貌。《诗经》中有15篇出现了“河”，其中的10篇见于“国风”中的八个封国。这里的黄河不仅少见阴森的巫气，而且“河水清且涟猗”。黄河及其岸边是丰富的社会生活舞台和背景，构成了鲜活甚至迷人的风物诗和风情画——比如脍炙人口的《关雎》篇——也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和政治、道德意涵。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左传》襄公八年（前565年）提到的周人逸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它暗指黄河已经浑浊，而河清遥不可及。河浊意味着容易泛滥和为害。为了应对黄河泛滥，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已经开始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霸主齐桓公召集下游的一些诸侯国举行“葵丘会盟”，在约定的内容中有“无曲防”这一项，意思是各国修筑堤坝不能以邻为壑。这反过来提醒示我们，当时堤坝的修筑已经开始，而且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

我们不知道上述“国际合约”的执行情况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到了战国时期，河防与国防的双重目的促成了筑堤竞赛。西汉的治河专家贾让对此总结为“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不仅有筑堤竞赛，而且出现了水攻。在秦统一六国前的一百多年间，史籍记载的人为掘堤灌敌事件至少有4起。

根据葛剑雄教授的结论，黄河下游两岸的堤防大致是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完成，从此结束了长期多股分流、频繁改道的局面，固定在《汉书·地理志》描述的河道，这是黄河下游的第一次重大改道，也是首次人工改道。

邹逸麟先生也强调，统一堤防的形成标志着黄河历史的重大转变，黄河从自由泛滥的自然状态转向以堆积为主的人为约束状态；黄河堤防的修筑与北部长城的修筑出现在同一时代，前者是为了防御洪水，后者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骠骑，两者是同一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秦朝统一后，开始对黄河堤坝统一管理。秦始皇下令“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下游两岸修建了兼作驰道的“始皇堤”，进而改河名为“德水”。与之相伴，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在“河南地”广设郡县，移民屯垦。这些举措加剧了水土流失及黄河泛滥。

史念海先生认为，西汉王朝在黄河方面承受了秦朝的两份遗产，一是下游河床明显抬高，二是中游的草原被大量开垦成农田，入黄泥沙增多。这两份遗产相互关联，后者是原因，前者是结果。但西汉的君主难以意识到这种关联，为了与匈奴争夺生存空间，汉文帝及武帝时期，继续开疆拓土、大量移民，以至于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区成了农耕区，农业界限达到榆林—靖边一线，森林、草原被清除，水土流失加剧。到西汉末年，下游干流已是“河水浊重，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

在人与泥沙的赛跑中，堤坝逐渐增高，干流淇河口以下到入海口的大部分河段都成了悬河。到公元前1世纪，今天的滑县、浚县一带堤坝已高达9米至11米，河水高出民屋。上游水土流失加剧，下游开始出现与水争地，也就是向河滩要地，修筑房舍，形成聚落，进而修筑民埝。乱立的民埝使河水不断折冲，导致浚县至濮阳间的黄河“再西三东”。【编者注：‌民埝是在河道内行洪滩区、湖区民间自发修筑的土堤，用以保护家园，但防洪能力较低，而且会阻碍行洪】

西汉时期出现了制度化的治河措施，朝廷设置了河堤都尉、河堤谒者，沿河十郡配备了成千上万的堤防人员，“治堤岁费且万万”，但无法避免悬河决溢。首次大溃决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公元前168年，地点在今延津县西南。洪水东溃金堤，入泗水、下淮河，汇入黄海。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夺淮。自此开始，到王莽执政时期的180年间，决溢10次，其中5次改道。

汉武帝时期是黄河泛决的首个高峰期。先是公元前138年溃决于平原，引发“人相食”；继而是6年后瓠子口决堤，黄河再度南流。南流有利于时任丞相田蚡的封地，他以“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的道理说服了汉武帝，任凭黄河南泛20多年。直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才派遣数万军卒加以堵塞，他亲临河工现场，令群臣负薪堵河，并吟诵了著名的《瓠子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当时随行的司马迁也受此触动，在《史记》中专门设置“河渠书”一节：“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然而遗憾的是，在瓠子口堵塞后的当年，黄河又决于馆陶，并分出一条支流，名为屯氏河。

第二个泛滥高峰始于公元前39年，河决清河郡灵牛犊口（今高唐县南），屯氏河断流。十年后又决于馆陶、濮阳，酿成汉代最严重的水灾。公元11年再决于大名，新的皇帝王莽为了保护其祖坟而不事堵塞，黄水南泛数十个州县，冲袭着济水和汴水，形成“交败”乱流。到了东汉初，光武帝刘秀曾有意应对，因担心战乱初平、“民不堪命”而最终罢手。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也曾多次酝酿治理，但意见冲突甚大，以至于这位“性格刚毅严酷”的皇帝也不知所从。最终决定治理是在公元69年，由王景主持，发卒数十万，投资“百亿计”，修筑了千里长堤，开辟了新河道。新河道从濮阳南与西汉大河分流，向东北经阳谷—莘县、东阿—茌平，经今黄河河道与马颊河之间至利津入海，后称东汉大河。这标志着黄河的第二次大改道。持续了近60年的水患得到了平息。

多数学者认为，在王景治河后的大约八百年间，黄河处于长期安流的局面。近代治黄专家李仪祉曾说“王景治河，千年无恙”。岑仲勉强调，由三国初至唐末近七百年，是黄河最安稳的时期，其原因“最要在分汴”，也即通过汴河这条漕运动脉来分流黄河的水量和泥沙，从而大大减低了黄河正流的危险。谭其骧则认为，在八百多年中，前500多年的黄河非常安稳，后300年不太安稳，但比西汉时期要安稳得多。至于安流的原因，他认为“关键不在于下游修防工事的得失，而在于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不同；在少数民族支配黄土高原期间，农耕多改为游牧，减少了土壤侵蚀，从而也减轻了黄河下游的淤积和溃决。”他进而强调：“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政治最混乱，战争最频集的时代，而在黄河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却偏偏是一个最平静的时代。”

下面让我们看看关于安流期的黄河歌咏情况，也就是人们是如何书写黄河的。东汉时期，在班固的《汉书》中出现了“黄河”的正式称谓。在3世纪的黄河歌咏中，至少有9首直接用了“黄河”。当然，它没有完全替代“河”，修辞上也会经常使用大河、长河、洪河、灵河。而“河”也不再专指黄河，逐渐演变为河流的通称。

对黄河的有意识歌咏开始于魏晋时期，包括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在内，都有相关的诗篇。其中，应玚的《灵河赋》和成公绥的《黄河赋》不乏名篇佳句。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应玚的《别诗》（其二）：

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

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它体现了深刻的悲剧意识，也是这一时期黄河诗歌的一种叙事范式。除了这首诗外，公元5世纪的南朝诗人鲍照所呈现的黄河意象也非常独特苍凉，诸如“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拟古诗》），“冰塞长河，雪满群山”（《舞鹤赋》）。“关陇”即关中和甘肃东部地区的合称，颇有边塞诗的韵味。

唐朝诗人对黄河的歌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因为唐诗对黄河的歌咏，才确定了黄河的高度审美价值，赋予了黄河以深厚、持久的文化生命力。今天我们关于黄河的“美感”获得，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唐诗。反过来也可以说，黄河的宏大气象激发了诗人的灵感，正如唐末的诗人张孜所言：“华山秀作英雄骨，黄河泻出纵横才。”

唐诗中的黄河歌咏超过320首，作者有140多人，其中李白、杜甫各有20多首，总计18人的诗作占到总数的近一半。那些广为传颂的名篇，通常是情、景、理融会贯通，有尺幅万里之势，意境深远，或雄浑，或苍凉，或静美。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的诗作，它就像黄河本身一样，自然天成，惊天动地，呈现了整体的意象，雄奇壮阔，万里奔腾，堪称空前绝后。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陶醉于李白等人营造的壮美或静美之中，也要看到黄河边的生命和社会的状况，感受另一种意义上的惊天动地：黄河既是血泪之河，也是苦难的见证者。这在杜甫的笔下体现的淋漓尽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兵车行》）写尽了“大唐盛世”一个庶民男子的一生悲苦；“河洛化为血，公侯草间啼。”（《咏怀·其一》）则诉说着大动荡时期“河洛”乃至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化为人间地狱的惨象。

另外还有涉及黄河的边塞诗，这方面大概有50多首，皆充悲苦苍凉之气，诸如“统汉峰下降户营，黄河战骨拥长城”（李益《统汉峰下》），“黄河直北千馀里，冤气苍茫成黑云”（常建《塞下曲·其三》），以及“大河流败卒，寒日下苍烟”（贯休《古塞上曲·其六》）等等。

在唐诗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少见的泛滥事件，还要关注“日常”，如此才能超越对“大美黄河”的单一认识。比如韩愈的“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龊龊》），“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归彭城》），都以沉痛的笔触揭示了黄河水患带来的深重灾难。再如“黄河水如电，一半沉与倾”（《皮日休《农父谣》），描绘出为确保都城粮食供应、维系黄河漕运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入10世纪之后，黄河迎来了长达千年的频繁决溢期。钱穆认为，“以五代为界，黄河前期有利，后期有害；自唐以前，黄河之安流是常态，而溃决为变态；自宋以后，则溃决为常，而安流为变。”这个大转变也是以人为掘堤拒敌事件拉开序幕的，即公元918年后梁的将军掘堤对抗后晋。

在赵匡胤登基前的38年间，黄河有21年决溢，有时一年数决；而他在位的17年间，仅有2年无事。因此，宋朝被迫建立起比西汉时期更加完备的防河制度。公元967年，宋太祖分派使者巡视黄河，诏令开封、大名府及沿河15州的长官并兼本州河堤史；建立起岁修制度，每年冬末修筑，到翌年春季结束；设置河堤判官，确立了治河责任追究制度；11世纪初又建立起埽工制度【编者注：埽工是指以梢料、苇、秸和土石分层捆束制成的河工建筑物，可用于护岸、堵口和筑坝等】，“岁调夫修筑埽岸，其不即役者输免夫钱”。

埽工制度堪称技术进步，但无法避免黄河一再大决。而几乎每一次大决都留下一条新的河道。朝廷大臣围绕东流还是北流发生了长达60年的争论，争论与当时的党争纠合到一起，激烈异常。但因当时“防辽”任务迫切，每次争论的结果都是勉力实施东流工程，但每次也都遭遇了失败。

哲宗即位后争论再起，分水工程兴废不定，直到1094年才建成，全河之水东流。但不到5年，又在内黄决口，向北冲出新河道，东流复断，以至于君臣都非常沮丧，时任谏官任伯雨在1101年的上奏中提到：“河为中国患，二千年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

下面列举了11起重大决河事件，其中多起都死伤无数。

所谓“天下之力”当然是民力。王安石的诗作《河北民》就揭示了大灾之年仍要动员民力“事河”的状况：“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劳役之重在1108年工部官员所上的“免夫之议”和宋徽宗的御批中都有呈现：

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

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

总体来看，在北宋的160多年中，黄河泛滥南决到徐州、泗水的就有6次。岑仲勉认为，实际上这象征着北方（河北东南部、鲁西北一带）的地面“已不是黄河所能安居”，“只是一天挨着一天，等着南徙的机会而已”。也就是说，黄河已经将那里的地势整体淤高，因此溃决后很容易向南奔袭，进入新的泛滥周期。

“南徙的机会”于1128年到来，这又是一次人为决河。为了阻止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李顾渡掘开黄河大堤，洪水先是冲向东北，继而转向东南，经巨野、嘉祥、鱼台冲袭泗水，至淮安袭夺淮河，然后东入黄海。这拉开了延续728年的“夺淮入海”的序幕，也被视为第四次大改道。从此，河北平原东南部大致摆脱了黄河泛滥之苦，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则沦为新的黄泛区。后者是冀朝鼎所说的秦汉以来的“基本经济区”，它包括豫东、鲁西南和苏皖两省北部，面积和人口可能都是老黄泛区的3倍左右。

到了金人入主中原之后，黄河的泛滥频率似乎有增无减，经常形成两股、三股、四股泛道。到1194年，阳武县境内又大决一次，冲灌了封丘城，向东经今天的长垣、单县、砀山，到徐州入泗水，再向东南侵袭淮河，在今涟水县以东的云梯关入海，“黄河夺淮之势，即此定局。”

元代的情况更加混乱，出现了多股夺淮入海的情况。1286年，黄河在原武、阳武、开封、杞县、商丘等地总计出现15处决口，形成粗分则3股、细分则6股的乱流局面。其中开封－徐州之间的河道因大致行经于原来的汴水而称汴道，开封－亳州－怀远之间的河道因为走的是涡水而称涡道，阳武－尉氏－西华及西华以下的河道因为夺取了颍水而称颍道。而夺颍入淮被视为黄河的第五次大改道，也标志着黄河泛滥已经达到了豫西山地的东麓，从最初流经太行山东麓算起，将整个黄淮海扇形大平原扫射了一遍。这一时期的河道之乱，只有参照地图才可能印象清晰。

元代中期黄河下游河道图片来源：《黄河水利史述要》

在这种情况下，1344年出现了又一次大决，伤亡不计其数。七年后，“贾鲁治河”堵住了决口，赢得了皇帝的赏识，被树碑立传。当时决口后的状况及治河的沉重负担，被一位名叫迺贤的诗人记录。迺贤原本居住在浙江，受朝廷征召前往北京，返回途中经过了今天的鲁西南地区，将所见所感写成《新堤谣》，堪称“史诗”，值得大家阅读：

老人家住黄河边，黄茅缚屋三四椽。有牛一具田一顷，艺麻种谷终残年。

年来河流失故道，垫溺村墟决城堡。人家坟墓无处寻，千里放船行树杪。

朝廷忧民恐为鱼，诏蠲徭役除田租。大臣杂议拜都水，设官开府临青徐。

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调夫十万筑新堤，手足血流肌肉裂。

监官号令如雷风，天寒日短难为功。南村家家卖儿女，要与河伯营祠宫。

陌上逢人相向哭，渐水漫漫及曹濮。流离冻饿何足论，只恐新堤要重筑。

昨朝移家上高丘，水来不到丘上头。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

贾鲁治河采取了“堵北疏南”的策略，也就是在北面筑堤，向南分流。此后河道由原武、封丘，经开封、仪封、曹县、商丘、虞城、夏邑、萧县，出徐州小浮桥入泗水，史称贾鲁河。但“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也多。”《元史·河渠志》记载：“议者往往以为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这与当时的一个政治谣言有关，“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起因是在治黄工地上发掘出事先埋下的独眼石人，借机起事，成为元朝灭亡的导火索。至于贾鲁治河的效果，仅在最初的三年中平安无事，此后到元朝灭亡，黄河共发生了五次大决，死伤惨重。

明代出现的新情况是，为了确保庞大的统治体系和寄生群体的需求，必须从江南获得给养，而基于对海运风险较大的认识，在1411~1415年间疏浚了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每年运送数百万石漕粮。但这条大动脉非常脆弱，因为徐州以北至临清的800里河段（此时统称会通河），很容易受到黄河北决的冲袭，而徐州以南至淮安的540里河段当时是黄河的一段，无论北决还是南决，都容易造成它水源枯竭、难以行船。所谓“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黄运矛盾”前所未见，甚至让明英宗朱祁镇“昼夜在心，不遑安于寝食”。

总的来看，当时黄河的混乱程度在黄河史专家眼中是历朝历代最严重的，“让初读黄河史的人毫无头绪”。河道忽南忽北，此淤彼决，多股并存，迭为主次。也就是说，不再有单一的河道，而是分裂成数条并行、交叉的河流体系。在明朝的276年间，黄河决溢的年份达246年，总计456次，其中下游在1368~1505年间114次，平均每14个月1次，72%发生在河南境内，集中于开封上下；1506~1644年间195次，平均每8个月1次，74%发生在苏皖北部。

由于黄运矛盾，“治黄保漕”成了至上原则，主要举措与贾鲁治河相似，也就是重北轻南，“北堤南分”，它实际上是“堵北疏南”的换一种说法，也即在北岸修筑大堤，避免北决，在南岸多开支河，分杀黄河水势，以稳定徐淮运道。这能让徐州以下的黄河正流保持水源，也避免冲袭徐州以上到山东张秋的运道。虽然目的如此，但实际上仍然经常出现北决的情况。其中1448年、1482年、1489年、1490年的大决都有向北的一股或两股冲袭张秋运河。这也促成了白昂、刘大夏主导的大规模治河。

在1493年任命刘大夏治河的时候，明孝宗朱祐樘特别叮嘱：“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防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这次治河的标志性成果是在北岸修起了汲县至虞城的“太行堤”，长360里，成为阻挡黄河北流的屏障，张秋段运河从此免受遭冲袭，张秋镇也因此被诏令改为平安镇。此后，决溢地点从开封一带向下游的徐州一带转移，徐州以南的河段决溢频繁，运道时通时塞。1505~1509年间更是发生三次北移：“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县小河口”，“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

为了应对这种乱局，治河活动增加，工役接连不断，也加强了责任追究，60多年间更换总理河道40余人，但仍然无济于事。1558年在曹县决口后河道分为11股，1565年在沛县决口后更扩散为13股，《明史·河渠志》形容为“河变极矣”。

改变乱局的是治河名臣潘季驯。他在1565~1592年间4度出任“总理河道”一职，先后主持治河十年，综合了前人的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治河理论，主攻方向是减少泥沙淤积，具体办法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也就是在郑州、开封以下继续筑堤，重点在徐州到淮安以下，同时加固了从荥泽到云梯关的两岸堤防，将下游的黄河由多股束为单股。另一个举措是在今天洪泽湖的东部修筑高家堰，拦蓄洪泽湖水，实行蓄清刷黄。

潘季驯治河结束了五百多年河道乱流的局面，也为此后近三百年的单一河道走向奠定了基础。但以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效果维持不久，固定下来的河道淤积迅速，徐淮间的河道成了悬河，进而是高家堰的筑高使洪泽湖变为巨大的“悬湖”，而水量上的黄强淮弱又造成黄河水经常倒灌洪泽湖，阻滞淮河行水并使其上涌。这就直接威胁到湖西的泗州以及离泗州城不远的明祖陵，“护陵”成了新任务。1592年，因清水口流泻不畅，淮河大水淹没泗州城，危及明祖陵，于是议论再起，潘季驯被削职为民，三年后病逝于其浙江老家。

进入17世纪，由于万历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无视河臣的奏报，总理河道的职位甚至三年空缺，导致黄河的情势日趋严峻。1601年决于开封、商丘，“全河南注，奔溃入淮，势及陵寝，皇帝震怒，贬（总河）杨一魁削职为民”。崇祯皇帝即位后，河患日甚，水灾与骇人的旱灾交相登场。虽然皇帝“重法惩下”，六年间三易河臣，将多名河官下狱致死，但依然挽救不了危局。1642年，李自成的军队与驻守开封的政府军先后掘河，相互攻灌，开封城内溺死者甚众。但时值“河北荒旱、兖西兵火”，没有等到堵塞工程奏效，明朝就灭亡了。

在历代皇帝中，清代的皇帝似乎更加重视黄河治理。原因在于，清朝不仅和明朝一样高度依赖大运河的漕运，它作为异族统治政权，还有通过治黄建立或强化合法性的需要。第二代皇帝康熙曾在1692年自述：“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今尚存。”其中漕运与河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平定三藩、结束了对台湾和准格尔的战事之后，他又说“今天下无事，治河最要”，为此常将河图置于座右，小处地名也不放过。

康熙也特别重视河官的选任，在1669、1676年罢免了两任河道总督之后，起用安徽巡抚靳辅治河，并予以节制山东、河南巡抚的大权。靳辅在其幕僚陈潢的协助下主导治河5年，开创了数十年没有重大决口的“小康局面”，黄河有大概四五十年的相对安澜期。

重视治黄的传统也被后来的皇帝继承。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每年要将河堤增修五寸，并因治黄事务繁重，把原先的河道总督一分为二，即江南河道总督与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大致分别管理安徽砀山以下与以上的河道），分别驻守淮安和济宁。乾隆帝则仿效其祖父的做法，六次南巡，每次也都亲临河工，加以督促。他在“六度之典幸成”后曾回顾：“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而“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1751年的首次南巡途中，他还注意到宿迁、桃源一带“洼地多成巨洼，农民失业堪忧”的状况，显示出“河工关系民命”的认识。与之相伴，到乾隆中期，两岸堤防不断加强，决口多能随时堵塞，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河患。

到了乾隆后期，也就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剧变，噩梦开始频频降临。频繁的决溢和封堵工程伴随着严重的中饱私囊，财政压力逐渐加重。《清史稿·河渠志》的记录显示，1778年仪封大决，堵口历时两年，五次始成，耗银五百余万两；1781年再决于仪封，漫口二十余处，北岸水势全注青龙岗，大学士阿桂奉命督工，但塞而复溃，历时三载，耗银两千万两。进入嘉庆朝，河患与河工支出一道增加的状况成为常态，在社会动荡加剧、平乱费用骤增的局势下，这让朝廷难以承受。1806年，在披览了南河总督请求加款的奏折后，嘉庆帝“殊为焦灼”，大加怒斥：

南河工程，近年来请拨帑银不下千万，比较军营支用，尤为紧迫，实不可解！军务有平定之日，河工无宁宴之期。……看来岁修抢修，有名无实，全不足恃，此即员工等虚冒之明证。……该督等摺内既称具有天良，此语天实鉴之。若此中稍有浮冒，则是全无人心，恐身家性命不能保矣。

皇帝清楚虚报冒领的情况，但难以拒绝充斥着虚冒的开支要求，只能以剥夺身家性命相威胁。确实不断有河官大员被削职、发配，惩罚的频率和力度彷佛明末。但河患的频繁及河工用款的压力也继续加大，1806~1816年河工用银总计达6146万余两，1819年武陟马营坝决溢，次年堵口耗银1200多万两，在堵口完成的次日又在仪封冲决堤坝，堵塞耗银470余万两。

道光时期也是气候史上的又一个大洪水时期，因此黄河的河患也加重了。1841年黄河中下游大水，祥符县张家湾决堤，分为二流，5府23州县受灾，东河总督文冲被枷号河干，因“禁烟”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于途中诏还，以效力赎罪。翌年夏天河决桃源，南河总督革职，冬天又发生了黄河冰壅水溢，泗阳县众兴镇一带万余人溺死。1843年黄河发生创纪录的特大洪水，中牟大堤溃决，堵而复决，次年底终于堵合，耗银1190万两，又一任东河总督被枷号河干。

魏源在《筹河篇》中曾详细论述了“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的状况：乾隆后期的耗费已数倍于国初，嘉庆后期的耗费大倍于乾隆后期，道光朝的耗费又高于嘉庆时期，“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他将河工视为与鸦片并列的两大漏洞：“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嘉道两朝至咸丰初年的60年中，河工费用总计不下五亿两，与之相对，所谓三大战事（平定白莲教、捻军和太平军）的用银总计约6.2亿两。另据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估计，这一时期河工的耗费接近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他说：“大抵河务运务，至道光末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矣。”决口堵不胜堵，上下疲于奔命，“大清”已经背不动黄河了。

咸丰五年（1855年6月），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忙于战事的朝廷再也无力应付，终于决定放下这个巨大的“包袱”。黄河漫水分为三股，夺大清河，于现在的利津县汇入渤海。这是黄河的第六次大改道，结束了727年的南流期，形成了今天看到的“现代黄河”。下面会讲到，中间有一次反复，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花园口掘堤。

黄河重归北流后，主要为害于山东的西部和北部。在改道后的56年（1855~1911年）中，山东境内有52年出现溃决，总计263次。根据夏明方教授的统计，平均每年有4.7次决口、17个县受灾。此外，黄河北流，造成南河很快干涸，成了“废黄河”，也就是今天的“故黄河”，有的地方至今还能够看出旧迹。与之相伴，江南河道总督及其所辖的“道－厅－营－汛”机构均被裁撤。到了1902年，东河总督也被撤销，治河事务由河南巡抚“兼办”。“兼办”当然意味着重视程度和应对河患的能力都很低。

关于现代黄河的基本信息，我列了一张表，把它和长江放在一起比较。根据径流量、流域降水量、流域面积，还有输沙量的数据，可以看出它和长江的区别，以及它在世界主要大河中的位置。

黄河与长江的比较 | 图片来源：讲者PPT

此外，好多网站上都有下面这张图，呈现了几次黄河大改道的情况。

黄河历次改道示意图 | 图片来源：讲者PPT

下面进入最后的部分——20世纪的黄河及黄河观。其实需要讲的东西很多，但是由于我的兴趣暂时主要不在20世纪，这里只简单说两件事情。

首先是民国时期泛滥决堤的情况，1912～1948年总共有30年发生决溢，其中1933年的决溢出现在104处，而1938年的花园口决口危害最大，背景大家都知道，是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而炸开了花园口大堤。据说由此使日军侵占武汉延迟了两三个月，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它给豫东、苏北、皖北地区带来了严重破坏。

另一件事与黄河的泛滥不直接相关，而是要谈反映黄河观的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是《黄河大合唱》，另一部是《河shang》。

我今天下午突然有一个想法：可以把《黄河大合唱》和花园口决口置于同一视角下探讨。花园口掘堤，是国民政府将黄河作为战略武器来运用，可以说成绩有效，代价巨大；而《黄河大合唱》，也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武器”，它的威力是巨大的。《黄河大合唱》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一些，八个乐章中最著名的，今天仍然被经常传唱的是《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我这里主要分析它的文本，说明它是如何界定黄河的，让我们着重看第二乐章《黄河颂》：

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崇高！（朗诵词。以下为歌词）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读下来令人心潮澎湃，确实能够激发人们的力量。我想强调的是，它对黄河的界定是崭新的，全面的，这在既往的历史上是看不到的。在此之前，可能也有一些局部的类似表达（我不能确定，还需要通过查找阅读相关资料来判断），但是从来没有以这种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当然，我们的分析应当客观一些。通读这个文本的八章内容，我们会发现，黄河是赞美的对象，但不只是赞美的对象。它还是搏斗的对象，被控诉的对象，倾诉的对象，是历史的见证者（包括见证了日本军的侵略），同时也是祖国、民族、父母的化身，虽然还没有出现“母亲河”这样的称呼，但“我们是黄河的儿女”这样一种观念已经出现了。它也是保卫的对象，是战斗的号令者。因此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本来属于“复调叙事”，但出于特定的需要，在后来的传播中，黄河被固定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有的音乐史研究者将《黄河大合唱》称为“中华崛起的音乐宣言”，这个判断应该是成立的。

让我们接下来看看《黄河大合唱》诞生50年之后出现的另一种黄河叙事……

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做一个小结。通过对黄河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黄河意象、黄河观。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上，黄河是具有多面性的。对它的历史、文学、文化定位不能是单一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黄河在今天只能成为“母亲河”。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今天，我们非常简单、廉价地将黄河称为“母亲河”，我们真的明白它的真实含义吗？

问：张老师好！听了您对黄河历史的梳理，我联想到一个问题。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1642年，李自成的军队为了取胜而掘开黄河堤坝，放水淹城。这让我思考，现在的教材中，我们对农民起义通常持认同和赞扬的立场，但有时也会提到起义军的一些阶级局限性，以及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做出有悖天理的行为。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现象？

张玉林

谢谢，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无法给出答案。我是不够通透的人，看历史时经常关注细节。虽然也读过几本历史学理论方面的书籍，但也弄不清楚。我最关心的是，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是否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从人道的角度这是需要思考的。

当然，单纯这样想，最后会走向否定一切的极端。如何将宏大目标与微观的或者所谓“局部”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这非常重要，我感到这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和思维习惯中是最欠缺的。我们经常是非此即彼，要么无保留地赞美，要么彻底贬低。这妨碍我们客观地看待历史，也会影响到政策制定的周全性。我只能回答到这一点。

问：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讲座。为什么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源头相近，但泥沙量却相差如此之大呢？我刚才一边听，一边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所以对此感到特别好奇。是因为黄土高原上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就差，所以泥沙多吗？

张玉林

这主要和黄土高原有关。如果长江流经黄土高原，情况也会相似。虽然黄土高原早期的植被状况总体上较好，但水土流失依然存在。当然长江流域也存在水土流失，长江也携带泥沙，多的时候一年会超过5亿吨，但长江的流量很大，所以淤积不太严重。至于黄河为什么流经黄土高原，这是地质运动的结果。

为什么要从青藏高原讲起呢？因为我想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联系在一起，用黄河把它们串起来。在今天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增强这种一体性的认识很重要。最近关于中国西北部降水增加的报道或信息比较多，说西北变湿了、黄土高原变绿了，等等，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可能属于认识的误区或表象，我觉得应该有系统观、整体观，看到它们之间是如何联动的。

问：老师是怎么想到研究这个议题的？

张玉林

直接原因是因为办了一个论坛，主题是探讨黄河和长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因为我是邀约人，有写出一篇研讨综述的义务，但会后我感到大家谈的不过瘾，或者说“不合我意”，综述无法写，考虑再三就决定专门写黄河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写过长江。【编者注：点击标题即可阅读《“人类世”时代的长江：文明的积累与鱼王的灭绝》】

这样做很鲁莽，甚至有些“野蛮”，但也开始了恶补式的阅读，收获很大，感到它太复杂，也太有魅力了，最后决定先以札记的形式整理出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于是就有了那篇《黄河叙事》。我觉得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东西，学术界并没有涉及，或者探究不够，于是就想多花点时间弄清楚。为此也曾在南大开过两个学期的研讨性课程，和学生一起阅读、探讨。

问：黄河在治理过程中遇到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具体如何解决相关问题？

张玉林

从历史上看，最难解决的当然是如何防止它出现大溃决。今天似乎就不一样了。今天的治理手段和80年代以前不一样，中国是基建大国，可以把黄河大堤建设得固若金汤，不会让它再出现大的决口，从工程机械和其他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是没问题的。自从1947年黄河北归“故道”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溃决事件，尽管存在一些小的问题，比如在山东境内入海口处的异动，但影响不大。

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让这条“母亲河”成为“健康的河流”。这个概念是现在的水利部长李国英先生担任黄委会主任时提出来的。黄河是世界上开发程度最高的大河之一，高达80%左右，非常惊人，“生态用水”大部分被占用了。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水体污染，尤其是下游两岸的地下水污染，有些地方的情况令人震惊，比如曾经有报道说，有的工厂使用机械泵将有毒有害的废水直接泵入地下。

问：黄河如果发生洪涝灾害，应该由哪个部门负责治理？

张玉林

通常来说是水利部，还有统筹协调的机构叫做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国家防总”。当然，在重大洪涝灾害发生后，包括军队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都会被动员起来。不过，坦率地说，包括2021年的河南大水、去年的河北大水，以及今年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大水等，都显示反应比较迟钝，好像防洪机制出了问题，这令人担忧。

著作

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

葛剑雄著：《黄河与中华文明》，中华书局，2020年。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2年。

黄河志总编室编：《黄河志》卷一、卷二、卷十一，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贾国静著：《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马俊亚著：《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钱穆著：《钱穆先生全集：古史地理论丛》，九州出版社，2011年。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詹鄞鑫著：《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邹逸麟著：《千古黄河》，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

论文

陈桦：清代的河工与财政，《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董广辉，刘峰文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空间扩张及其影响因素，《自然杂志》2016年第4期。

贾国静：“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蕴探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李朝军：颂美、诉灾与民族意蕴——略论历代黄河诗的特色流变及文学文化价值，《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潘威、李瑞琦：清代嘉道时期河工捐纳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渠长根：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任美锷：黄河的输沙量：过去、现在和将来——距今15万年以来的黄河泥沙收支表，《地球科学进展》2006年第6期。

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施雅风、李吉均等：晚新生代青藏高原的隆升与东亚环境变化，《地理学报》1999年第1期。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王苏民、吴锡浩等：三门古湖沉积记录的环境变迁与黄河贯通东流研究，《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1年第9期。

王质彬、王笑凌：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徐凯、商全：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