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文学研究者而言，“告别革命”这一流行于八十年代的思潮，至今仍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某种默认前提。被当作集体创伤和历史包袱而告别的，不仅是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还包括“阶级”这一内在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分析范畴。然而，“告别革命”看似让思想和文学从政治中抽身，实则有意回避了内在于革命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实践。钟雪萍老师的讲座提醒我们，文学从来不可能真正“去政治”，因为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

本次讲座来源于钟雪萍老师的新著Whither Class?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in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阶级何往？革命与后革命中国的文学事件》）。钟老师以“阶级”和“事件”两个关键词为线索，带领我们重新进入从五四时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钟老师首先强调，阶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根本的特征。这里的阶级并非固化的身份标签，而是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充满矛盾与斗争的社会关系。重新提出阶级问题，意味着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去辨认革命、反革命、去革命与后革命等历史力量之间的纠缠与搏斗。

在把“阶级”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的基础上，钟老师借用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事件”概念，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可能性的创造”：它让那些消失了的事物重新显现，并在新的历史时刻中被不断“撬开”，以开启新的可能。沿着这条线索，钟老师从鲁迅和毛泽东谈起，讲到冷战年代留美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左翼作家的贬抑，再到新时期围绕丁玲展开的性别与阶级的辩证，一直谈到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以皮村为代表的打工文学。讲座最后，钟老师回到了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的论断：“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在今天，以阶级的视角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将文学理解为不断开启可能性的事件，落脚点正在于此：劳动者拿起笔写作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这些声音能否挣脱精英话语的掌控，生长出自觉的阶级意识，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关于“真正的平民文学”的梦想，始终是一项尚未完成，却一直在进行中的事业。

主讲人｜钟雪萍：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文学与文化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西方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以及妇女和性别研究理论。

文字整理 | 净怡、侯农、侯雨、惊雷、kk

责编｜青松、非文

审核 | 侯雨、钟雪萍

后台排版｜净怡

感谢人民食物主权网络的邀请！今天是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虽然我今天讲的内容不完全是妇女问题，但是我要分享的书里有一章内容就是关于妇女问题的。

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是Whither Class?The Event of Literature in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China。刚刚主持人介绍的本次讲座题目——作为“事件”的文学：以阶级视角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常好，我觉得可以作为这本书的一个中文名，尽管在英文书名中还有“革命”和“后革命”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字眼。

今天的讲座内容主要跟我的这本书有关，我将分三部分讲。首先，我简单提一下为什么写这本书；第二部分关于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阶级”和“事件”，需要简单讨论一下；第三部分我会分享一下书里讨论的中心议题和部分话题。

Micheal Parenti（迈克尔·帕伦蒂）的照片|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上面这张照片上的人叫Micheal Parenti（迈克尔·帕伦蒂）。他是美国比较少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年（2026年）1月24日他去世了，美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左翼人士对他表达了纪念。但是，学界的左翼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们，基本不关注他。

他发表过20多部专著和大量文章。我查了一下，发现国内翻译过他比较早的一本书——《少数人的民主》（译著2009年出版），这也是他比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但是他后来的著作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人关注的，西方学界不关注。

迈克尔•帕伦蒂的另外一本书，英文叫作Blackshirts and Reds: Rational Fascism and the Overthrow of Communism，是1997年出版的。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作者在书中对苏联这样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比较坚定的反思。在当时和现在，这样的角度和立场在西方都仍然是比较少有的。不过，在西方学院外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迈克尔•帕伦蒂在这本书的第九章里，专门指出一个在西方左翼包括不少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愿再涉及的概念和话题——阶级，以及与之相关的被他称为“ABC—Anything But Class”（除了阶级，什么都可谈）的现状。后来还有人在这个基础上，指出与ABC相关的“ABS—Anything But Socialism”（除了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什么都可谈）现象。

延伸开来讲，与这一现象有关的两个因素，促使我选择写自己这本书的角度和思考的问题。

第一，在西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阶级”的“不可谈”，是由于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或文化，有其自身的主流阐释，这些主流阐释大多基于反对革命的立场。革命中的一些失误和错误，包括“阶级斗争扩大化”，在这些主流阐释中被机械地、僵化地和以偏概全地视为“大逆不道”。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方向上的变化，但并非主流。

第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实践是漠视的。对于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争议，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讨论。

基于我的观察，可以不夸大地说，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对中国革命本身，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包括各种文化和文学层面上的实践，基本是漠视的、不了解的，或者只有非常简单的、缺乏历史体认的认识和判断。

简单说来，我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思考，还有在其它相关问题上的一些思考，都跟上述这两个现状和语境有关。尽管这些思考和讨论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感觉还是需要抛出这块砖。

首先，在进入第二部分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两段书中的文字内容。

第一段，也是这本书“导论”的第一段话，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初步翻成中文是这样的：“作为20世纪初以来现代文化实践的主要形式，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本书以为，是革命（尤其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反革命（英文其实还有‘Anti-revolution’和‘Counter-revolution’两种意思）、去革命以及后革命力量之间相互交错的辨证关系，构成其主要特征。”

紧接着的第二段话，是这样的：“以此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追问：决定这一辨证关系的基本特征或者特性又是什么？本书主张，是内在其中的‘阶级’问题，表现为政治意识层面上的斗争和反斗争，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在文化转型上的角力，以及话语霸权上的争夺，等等。”

这里，需要简要地处理一下“阶级”和文学作为“事件”这两个概念。

第一点，我知道“阶级”这个概念大家现在已经不怎么提了。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历史中，阶级或者说阶级斗争在后期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身份。我在这本书中，则主要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社会身份），是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底层或者基本逻辑；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中，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关系同时也是超越国界的阶级关系。我们需要认识这些关系中内在的各种关联和问题。

此外，作为关系的“阶级”是充满张力、矛盾和斗争的。这些张力、矛盾和斗争往往经由不同的媒介，在由不同阶级掌控的主流话语中表现出来。主流话语中的“媒介”主要指两种，一种是指技术上的媒体（政经）结构和形式，另一种是作为起媒介作用的人或者人群，包括所谓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

从阶级角度来讲，这些层面上的媒介运动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一种“阶级话语”的生产。也就是说，“阶级话语”在文化层面上经由不同的媒介加以建构，同时在建构过程中引发代表不同阶级立场的、在媒介层面上的辨析、批评、争辩和斗争。这一点在20世纪初至今的中国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它也构成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各种力量斗争的一部分。

第二点，与“阶级”有关的，是中国革命——尤其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革命。跟革命自身的阶级话语的产生、发展和各种斗争是直接相连的，表现在自觉的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形成了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实践，因此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些实践和思考又不是单向或单一发展的，而是在一个革命、反革命、去革命等历史现实和变化中，不断在自身内部产生张力，也被不同的阶级话语质疑、否定甚至妖魔化。这是中国自身革命话语的一个特性。所以，我所讲的“阶级”指的也是关于中国革命本身的各种话语斗争，以及外在和内在其中的不同阶级视角。

“事件”这一概念来自于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他被认为——或者说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时他也说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我们今天不展开这方面的探究。

“事件”这一概念也有很多学者在用，那么什么是“事件”呢？巴迪欧认为：“事件使原本不可见甚至不可想的可能性得以显现。一个事件本身并非对于现实的创造，而是可能性的创造；它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向我们提示曾经被忽视了的可能性存在。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一个提示（proposition）。”

这是他对“事件”一词在哲学层面上的定义。意思是说“事件”是已经发生过但是消失了的东西，但同时又有很多未曾被注意到的东西等等。所以，如果重新思考的话，会发现其实它存在很多提示，包括可以被开辟的某种新的可能性。

我在书中指出，巴迪欧对“事件”在哲学层面上的讨论，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但往往还是停留在高度的抽象层面上。放置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加以观察，会发现文学作为“事件”，其实早已作为一个“可能性的创造”存在着。刚刚提到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中，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文学作为“事件”在诸如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更别提这种可能性创造不仅不断地存在着，而且还被不断地重新“撬开”和探讨，以帮助开启其它的可能性。

此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各种“事件”，还往往具有未来性。当然我说的这种未来性是历史意义上的一种辨证。它不但帮助思考过去，也帮助思考当下，同时还是思考未来道路和方向的历史动力。文学作为“文本”、作为“历史”，与“事件”这个概念结合起来思考，我们可以探讨的问题就很多很丰富。

我这本书由“导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三章，一共九章）和“尾声”组成。三个部分对应三个历史时段：（1）1910-1940年代，（2）改革开放初期，（3）21世纪初。我将把重点放在这些历史时段的若干文学“事件”上，和大家展开讨论。

时间关系，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跟这一结构相连的中心议题和一些讨论；通过书中的一些具体部分，介绍如何经由阶级视角以及作为“事件”的文学这两点来思考。

首先，我们回到前面所提到的这本书导论开头的两个段落，提出革命、反革命、去革命、后革命之间的辩证，构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而阶级的视角是理解这一特殊性的关键。以阶级视角进入现当代文学，不仅基于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体认，同时也是对内在其中的话语斗争的认识。因此，有的人认为文学应该被“去政治”地对待，我认为这是做不到的。

因此，我提出需要重新认识，或者说拓展认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文学“去政治”的争辩。其实“去政治”争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它构成上面提到的所谓“辩证”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拓展对“政治与文学”的认识。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说从源头上就存在“阶级”这个问题？这一点跟“被阶级化的国族（classed nation）”这一概念有关。这个概念过去有被偶尔提及，近年来被包括林春在内的学者进一步提及。它跟在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当中，为什么中国选择走革命道路，这一重大历史话题有关。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与阶级相关的“阶级意识”，从而在文化层面上，也就跟作为“事件”的现代文学产生关联。

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集中讨论的是作为（阶级）“事件”的鲁迅。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非常固执的政治起源。

从80年代开始至今，国内对鲁迅的讨论和研究是非常活跃的，国外也有，但热度远远不及国内。19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对鲁迅的回归”，针对的是文革中鲁迅被所谓“赤化”。之后出现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论争，还有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有过一段讨论叫“鲁迅论争”，等等。这些变化和论争其实都很“政治”。证明的是，鲁迅既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比较固执的政治起源，也是被不断重新“撬开”的文学事件，带着厚重的历史感，扣问当下和未来。

具体提一点：1980年代初的“回归鲁迅”，侧重关于“国民性”的一些讨论和解读。上面提到了这一“回归”作为“文学事件”的针对性，具有其自身的政治性。但是，如果回到鲁迅本身的作品及其语境中，我认为他当初的文学思考和实践其实是超越简单的“国民性”问题的。鲁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远远不至于“国民性”问题。从《狂人日记》开始，出现了很多对当时国人各种各样的描写，但是我觉得他与此同时就开始对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有着批判性的观察。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从来都不只是简单地批评所谓“国民性”，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怎么去改造、由谁来改造国民的问题。

在第二、第三章里，我透过不同的政治光谱来讨论鲁迅和他的杂文，以及他杂文中的一些变化和不变之间的关系等等。

可能很多人又会说，没有晚清，哪来五四。但是，不管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从前者到后者，在认识和思考层面上，已经出现了不同性质的变化。从鲁迅的杂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阶级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明显走向前台的过程。鲁迅的思考中有一个逐渐明晰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包括很多其他想法，我没办法面面俱到地讲，但我觉得他的杂文本身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政治化”过程。

如今，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不断回看作为“事件”的鲁迅，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鲁迅的各种思考及其意义远不只局限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内在其中的、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都跟他对具体的事件、人物、社会和文化现象穿透性的思考有关。这种“穿透力”的生成及其出发点，可以在包括《呐喊》的“序”在内的字里行间去寻找源头。

第三章，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争论，以及他的去世进入，联系到“革命文艺”、“革命文学”的问题，及其与“沉睡的大众”向“革命的大众”转变这一过程的关系。“革命文艺”本身是需要构建的，意在通过它的建构来同时唤醒和转变大众。二者都需要新型的“媒介”。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讨论，与后来中国革命的文化实践产生的革命文艺/革命文学，又不尽相同。我经由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相通和不同之处的辨证关系，包括构建“革命文艺”或者“革命文学”的各种挑战及其原因。

由于篇幅有限，有的地方没办法详细展开，只能简单说一下我在第一部分的一些思考。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19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初期。

先插一点：我没有把“革命文学”作为一个部分放进这本书里讨论，为什么呢？一个主要原因，我的这本书是要在“革命”与“反革命”和“去革命”的辩证关系中来讨论关于“革命文学”的问题，而“革命文学”本身这个话题——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争论——已经有学者产开了深刻的讨论，比如我们翻译成英文的蔡翔的《革命/叙述》，还有唐小兵、李扬等学者所做的一些解读，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更多的关于“革命文学”的研究，等等。

与此同时，我想“革命文学”其实也一直就在我这个书里面清楚地存在着。为什么这么说？

下面屏幕上的这段话是一个叫Chris Connery（国内有一些认识他的人好像叫他“康师傅”还是“老康”）的学者写的。他给英译的《革命/叙述》这本书写了一个很长的书评，书评的关键词是“社会主义记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动员”“阶级”“社会主义危机”。

Chris Connery的书评节选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在这段书评中，他说蔡翔的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仅因为蔡翔给出了对1949年到1966年中国文学具有想象力的解读，而且还因为这本书是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批评话语的一个代表，而这种批评话语在英语世界里是极少或者说几乎不存在。

下面是蔡翔的《革命/叙述》开篇第一页的一段话，他说：“在我的感觉中，当代思想或者当代理论的深刻分歧，可能并不完全在于对社会现状的表面的感知、异议或批评上，相反，更多的冲突将来自历史领域。”

这一点其实在Chris Connery的书评中也有提到：如何判断中国现当代文学，都跟怎样认识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关。这些也都跟我这本书的宗旨是相关联的，所以，尽管没有专门讨论“革命文学”，但我在书中几乎每一章节的思考和讨论，都是跟这些问题有关的。

第二部分也有三章。其中第一章（书的第五章），我直接进入冷战到后革命时期（主要集中在改开初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些论争既有来自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也有来自国内的。改开后，国内对现当代文学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80年代介绍进国内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仔细阅读原版会发现，夏志清对从鲁迅到丁玲等一众作家的评价都非常负面。他对自己认可的作家和不认可的作家，立场非常鲜明，政治立场跃然纸上。

这本书出版于冷战时代，被介绍到中国时，世界仍处于冷战时期，冷战是当时西方解读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大背景。联系到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我在自己书中对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解读，是放在冷战和反对中国革命的大框架里的，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内部在后革命时代对这些论争的接受与演变情况。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来讲，只强调一点：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中，对中国研究的背景与冷战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反对中国革命的阶级视角。尽管有一些对中国现代文学抱有同情心的西方学者，但改开初期对国内影响更大的，往往还是夏志清这类反对中国革命的学者的观点和立场。

第六章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和文学实践，也就是新时期初的文学，集中讨论作为“事件”的小说《伤痕》和《人生》，主要讨论“知识分子”和“个人”回归的问题。时间关系我多讲一点第七章。

第七章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但主要是性别和阶级的辩证关系在改开之初的变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丁玲复出，1979年发表的《杜晚香》让她重回文坛，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更受关注的是所谓“新时期女性”写作。我把知识分子/“个人”的回归问题（第六章）和性别问题的回归放在大的研究框架里，来探讨丁玲的回归和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兴起之间的关联。当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关于女性问题的研究，包括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能看出80年代性别和阶级辩证关系的变化，对后来中国的妇女和性别问题研究的走向影响很大，同时也可以被重新“撬开”，被重新思考和反思。

丁玲的回归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回归是不一样的，应该怎么理解她的不一样和坚持？当时丁玲是被边缘化的，大家觉得她是老派的作家，跟不上新时代的思考。但现在回头看，丁玲的思考角度很重要，值得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一点国内有很多学者都给出了颇有建树的新思考。

这里面就牵扯到阶级话题。如果只从性别角度来看，就会认为只有新时期的这种表达才是女性意识，其它的都不是。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我在书里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关讨论。

第三部分将研究视线放到了21世纪。之所以从改革开放初期直接跳到21世纪，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篇幅的考虑——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是由于21世纪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或者说“事件”。

第八章分析《软埋》这部小说及其引发的争论。我花了一定的时间分析这部作品本身，发现其话语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基于所谓“地主阶级的创伤”。此书一经出版，就成为一个典型的事件性文学现象——主流文化圈，包括大学、出版社等，一度对这部作品都非常推崇；而网络上一些来自左翼的声音则对其进行了批判，从而引发了很多争议。

我觉得这些加在一起，是21世纪“后革命”时代阶级话语的典型体现，值得深入讨论。这本小说在西方受到推崇和翻译，有了英译本就意味着会有西方的读者和研究。所以这个文学“事件”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它在西方的接受度其实也是带有明晰的政治色彩。

第九章讨论曹征路的《问苍茫》。我在其他地方发表过对他的中篇小说《那儿》的分析。2004年《那儿》的出现，被看作是“底层文学”的标志性现象，在21世纪初引发了很多相关讨论，后来慢慢变少了。但底层文学本身作为一个“事件”，一直都有讨论和争议。曹征路本人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

在我看来，他的长篇小说《问苍茫》有一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归的姿态。曹征路其实能写其他形式的作品，比如《那儿》等作品并非简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但《问苍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而且篇幅很长，我觉得这是他在21世纪的一次有意思的尝试。在这部作品里，他通过其中的人物来解读和思考当下中国的各种变化，而且其创作出发点也比较清晰。

我把《问苍茫》和《软埋》放在同一部分分别讨论，因为它们是21世纪后革命时代同时存在的现象，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书的最后一章关注“底层文学”及其相关争论和研究。近几十年来，中国出现了“打工文学”、“新工人文化”等不同叫法的文学或文化形式，比如北大张慧瑜老师支持的皮村工人文化活动，包括写作等等，都属于这个文化实践的范畴。

此外，我还讨论了不同打工者的创作视角。大家应该都知道，理论上来说，并不是身为劳动者就一定有自觉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或者说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反而往往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的新工人文化里，存在着一种自觉“重新学习”的现象（有学者专门讨论“重新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21世纪的时代特征下，又和自觉的历史追溯和体认相关联，从而在这些文化和写作实践中产生。

最后，结合书里的“尾声”，我想大致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时间”密切相关，更与一个被阶级化的国族自身的革命自觉、能动力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

第二点，我在这本书里的讨论主要聚焦20世纪初至今的三个重要历史节点，结合若干相关的文学“事件”——包括作品、历史人物、争议的焦点等等，来探讨阶级作为政治意识、研究视角和话语斗争，如何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各种曲折变化。

第三点，作为文化实践，文学创作和关于文学的争论，为中国充满张力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现代性，以及各种现代问题的探索等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也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重要特殊性。所以阅读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需要有辩证的认识能力，既要认识到这些探索和实践中的困难、挑战、失败和不足，也要看到其中同时存在的成就、创新、实验和各种潜在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大概十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在一所美国大学里举办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讨会。当时台下有人对一位发言者提问，说你讲的这些内容都很有意思，但我就是没办法喜欢这些作品。我当时坐在那里，很期待提问的人能说说为什么不喜欢，但他没有，只是强调无法喜欢这些作品，希望发言者替他解惑。后来我回想起这个场景，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文学、文化实践的特殊性，必须放在自身的历史中去认识。第二，喜欢不喜欢的说法，本身反映了很多其它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喜欢的？所谓喜欢当然是培养出来的，怎样培养出来的？我们可以思考有些作品或许有不足，但是否同时也要反思，是不是审美的视角不同，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新和实验挖掘、理解得不够？以及对内在其中的“政治”的理解不同？不同源自哪里？等等。

第四点，我想强调的是，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与建构有阶级意识的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的特殊性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20世纪至今的中国文化实践，和建构自身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认识其中的辩证性，很重要。

书的“尾声”再次提到鲁迅，主要是回到他当时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说的一段话：“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那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我觉得鲁迅的这一思考，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一点都不过时，而且在很多层面都能引发新的思考。鲁迅当时的想法，和我书里最后提到的冯象的观点相呼应。十多年前，冯象对高音的《舞台上的新中国》这本书有一个评价，并且写了一篇类似感想的文字，题目是《鲁迅的梦想实现了》。他高度评价这本书，因为它讨论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农兵如何参与戏剧创作。

同时他也提出几点颇有辩证性的想法：

第一，鲁迅的梦想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工农参与了文化创作。

第二，不知鲁迅是否会无条件为所有工农作品欢呼。

第三，在鲁迅的构想中，“平民文学”作为梦想的实现，并非简单流于受压迫者书写的层面上，而在于脱离精英阶层的掌控。

第四，尽管鲁迅的梦想仍有可能破灭，尤其是如果知识分子重新成为“新贵”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嬗变已经表明，纵然曲折，实现鲁迅的梦想也始终是一项进行时的事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事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这项事业的继续。

最后，说到底，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来说，真正作为“事件”的是“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我这本书，是对内在其中的辨证、张力、问题以及新的可能性，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和思考。可以强调一下，通过这些思考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开放性和政治性共存的特征。这种开放性源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创造，始终有历史的传承。不管是沉浮还是被反动，这种传承都一直存在。这也许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事件”的辩证性，以及它的延续性。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非常感谢！

主持人：谢谢钟老师！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在讲座之前推出了钟老师的一篇文章《钟雪萍｜为何性别议题总陷对立？》，这篇文章用阶级的视角，重新撬开了我们审视中国妇女解放和现代性问题。今天的讲座同样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钟老师虽然没有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家或现象展开，只是给我们介绍了她这本新书的问题意识、结构、章节安排以及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她借用了“事件”这个富有思想活力的哲学概念，让中国革命的议题重新显现，也让我们从阶级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问题，非常有启发！

人们有时候会觉得文学和政治是对立的概念，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种观念更为普遍。但钟老师的讲座告诉我们，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始终和政治、和中国革命紧密相关。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特殊性，认同这种特殊性，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钟老师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事件”，来看待其内部的辩证关系，如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化实践，以及与反革命、去革命、后革命之间的力量交错，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特征。任何现当代文学都无法脱离这个特征。

钟老师今晚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讲了很多文学事件，只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详细展开。所以如果听众有问题，可以结合刚才的讲座内容和自己的思考提出来，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交流。

问题1：据说中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删去了所有“反共”言论。不知道夏志清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是从哪些层面展开“反共”叙述的？

钟雪萍：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删的，因为我觉得没办法删除，除非重写。我看的是英文原著，用词非常不学术，对鲁迅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我在书里的多个章节都引用了夏志清的一些叙述，例如他对丁玲的看法，认为丁玲是一个没有任何写作能力的作家；萧军还比她好一点，但是也不行，她们只知道用一些政治套话来写作，等等。

反过来夏志清非常推崇张爱玲、钱钟书，这对80年代的文学研究是有影响的。我没有看过国内出版的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删去“反共”叙述可能是查禁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删，让大家去看他到底是怎么论述评价的，以及和他推崇的作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我想再补充一点：刘再复在国外参加一些讨论的时候表示，他对夏志清贬低鲁迅、捧张爱玲是有看法的。后来夏志清也有回应，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些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我也讨论过刘再复在改开初期对“什么是文学”这一讨论的贡献：他认为文学应该是纯文学、人的文学。他说自己以前很崇拜鲁迅，现在虽然不崇拜了，但还是无法认同夏志清对于鲁迅的判断。

我觉得这些讨论还是蛮有意思的，它们都延续了同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怎么看待中国？怎么理解中国20世纪革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张力以及不同的立场？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清楚你的问题，你也可以读几段夏志清书的原文。我自己读下来的感受是，即便不考虑他的观点，我觉得他使用的语言也是让我很惊讶的。

主持人：不用看原文，其实从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叙述来看，它背后的政治立场甚至反共观点，也是很明显的。只不过这些立场和观点都掩盖在一种对所谓文学审美性、纯粹性论述的背后，这恰好是它特别容易蒙蔽人的地方。

钟雪萍：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夏志清自己所谓的审美立场是很清楚的。他的审美立场来自欧美，尤其是英美中产阶级（middlebrow）的文学审美。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提到，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讨论了英国文学的流变，分析了现在大家公认的文学是如何生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志清把他接受到的这些东西，作为一种“自然”标准来判断中国现代小说。

问题2：我注意到您在革命主线的论述中对90年代的回避，我想问的是，90年代初期在所谓“告别革命”的主潮之外，似乎仍有以文学重新思考革命、询唤革命理想的尝试，比如90年代初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作品。这些尝试虽然未能成为有力的声音，其对革命的反思、重寻也有所局限，但是就革命阶级视野在文学史中的接续而言，这些作品是否值得重寻呢？她们“失败”的尝试能否作为一种事件进行研究呢？

钟雪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并没有特意或者说刻意地回避90年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90年代非常重要。我在书里也说明了：我没有办法涉及所有的东西，这是写书本身的局限性。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实用主义的回答。

不过，我有一本书是关于电视剧的，讨论的是从19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段时期。这本书通过追溯几种类型的电视剧——反腐剧、家庭剧、帝王剧等等，来讨论当时一些共存的思考，这些思考是不同时代留给我们的、过去的各种话语。有人说不能用“遗产”这个概念，但英文中的legacy不一定是“遗产”，它所指的可以是当下的东西，只不过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过去，所以它们也是来自于各种立场的意识形态的共存。

其实90年代确实比80年代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不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上，影响都非常大。也因此才有了我这本书后面的讨论：为什么我要用21世纪作为第三部分，而不是90年代？因为21世纪出现了一些更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去关注。

我知道现在国内有的人把90年代说成是“长90年代”——90年代不只是1990-1999年的时间概念，它是进入21世纪的，我觉得这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给社会各个群体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各种各样的文学尝试也出现了。

但我想提醒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90年代以后到现在，文学的影响力在不断衰落，它没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种影响力。这是因为技术的变化、新媒体的出现，文学失去了以前那种比较独特的东西，从而造成了文学影响力的下降，这可能也跟90年代有关。

我记得有几次我们请国内的学者做讲座，他们都有一种失落感，例如80年代那么多人看的文学杂志现在都没人订了，或者订阅量很少。因为这种形式的变化，大多数新出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而不是中短篇小说。

我觉得这种变化跟你刚刚讲的那些作品是有关系的。王安忆是一个很喜欢做实验的作家，从《雨，沙沙》一直到后来的作品，都可以看出她的思考。她的实验是否成功，当然可以再讨论，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很成功，但我很佩服她的产出能力和坚持写作。她的作品也有不少可以细究的、有意思的东西。

问题3：今天很流行一个概念叫“新大众文艺”，比如网络小说、网络短视频、网络游戏等等。学术界认为它的一个特点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消费，而非少数精英创作、大众消费。这似乎符合鲁迅“平民文学”的理想。然而这种文艺又往往被网络资本平台所俘获，并且大众也往往被资本化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所影响，因而这些观念也会渗透到新大众文艺的作品中，比如网络小说中的升级打怪，走向顶峰的成功学叙事等等。那么这些“新大众文艺”如何才能像过去的革命文艺那样，成为大众阶级意识觉醒的契机呢？

主持人：“新大众文艺”是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媒介的发展变化，人们借用新的科技进行各种各样的创作，这些创作不仅仅是文字的，还有视频、影像等等形式。它看起来好像全民都能参与，新技术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就是上面有一些倡导，说要发扬“新大众文艺”，所以后来大家就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当下一些关于创作的情形——好像大众都能参与，都可以利用网络和新技术平台进行自我表达。

钟雪萍：做媒体研究的朋友肯定会特别关注，从印刷媒体的大众化一直发展到现在所谓的新媒体，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技术改变了很多现象，比如技术可以决定什么人能够表述或表现自己。一部手机确实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人们的表述“扁平化”，只要学一点技术，你就可以去创作，我觉得这些都是技术层面带来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个“大众”是怎么定义的？鲁迅说的“平民”是工人、农民，那么今天我们说的“大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如果在社会主义时期，或者在原来的革命时期，我们肯定说的是劳动人民或劳苦大大众，这个“大众”是有具体定义的。但现在所谓的“大众”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所以我们就要看：他所接受的动员是什么？他的思考资源是什么？这可能会影响他的表述和思考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可能是一个跟过去的“大众文艺”很不一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现在国内到底什么是有影响力的文化霸权？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从这个意义上看，就可以更好地分析新大众文艺：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如果有，那它的资源来自哪里？等等。

还有一层问题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新大众文艺”到底是消费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所谓的“生产”形式？我觉得它好像还是一种处在消费层面上的东西。我觉得消费和生产是不同的，因为消费肯定是受某一种东西的被动影响。从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表达出发，我们可以分析出是什么东西影响了它们。

问题4：在您书中的最后一两章，可能也分析到了前几年中国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新工人文学，它是否属于鲁迅所说的工人农民的“平民文学”？算不算工人直接进入到文艺创作？算不算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掌控？我个人觉得可能还不完全算。再一方面，这两年的“新工人文学”这个词语被“素人写作”（这也被列入“新大众文艺”之中）替代了，这算不算倒退？

钟雪萍：我也是去年关注到了“素人写作”。我问了一些人什么是“素人写作”，但还不是很明确。“素人”是一种新名词，指的是普通人？还是网络用语？

主持人：可能就是一种命名。比如以前发文章，需要某种话语权或资源，而普通人并没有这些。但在新技术时代，普通人也可以写作了。包括像皮村的一些劳动者的写作，刚开始被称为“新工人文学”，但现在“素人”这个词出来以后，又被称为“素人写作”。

钟雪萍：首先，为什么冯象说鲁迅的梦有实现的可能性呢？因为中国革命带来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中国90%以上的老百姓是literate的，翻译为中文是“能识字的”，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是“受过教育”的。这个现象跟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截然相反的，数字的百分比是倒过来的，所以这个变化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能够去写作的一个前提。

我写的章节关注的是21世纪初到现在的打工者所写的东西，一开始是以诗歌为主的，后来也创作小说，包括范雨素以及皮村的工人文学小组等等。这里的打工诗歌和后来的写作是不同的。你如果仔细看许立志的诗，就可以看出他的表达是痛苦的，有阶级意识的，包括对流水线中人与人关系的反思，他的写作能力也是很强的。确实他对很多文学作品，包括西方文学都是有了解的。

所以中国受过教育的工人或者打工者，在很大意义上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中来认识，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得到鲁迅认可的。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那么多变化的过程中，个体经验的表达是停留在个人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政治意识的？这种政治意识是不是革命性的、有阶级意识的？还可以去分析，就像革命文学内部也是有不同的。

我在书里有一个没有详细展开的概念，就是有学者提出的“重新学习”，并讨论了它和阶级话语之间的关系。打工者或者其他任何人在创作时，如果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和学习，就需要一定的引导，比如皮村工人文学小组，就是有组织的，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创作。有这样的组织和引导，大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符合鲁迅的想法，也就是脱离精英的掌控。现在的大众文学，有多少是真正脱离精英影响的？不是说创作者本身是不是精英，而是他们的创作是否受到精英话语的影响，这也是我在书中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因为技术的变化，当初的打工文学主要在网络上传播，但现在已经不只是网络的问题，而是自媒体的发展。这些新的现象都走在思考的前面，所以现在的研究往往是后置的，只是去分析已经发生的现象，至于有没有能力去引导这种创作，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钟老师最后提到的建构有阶级意识的主体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点，可能很难实现鲁迅意义上的，或者革命文学意义上的“平民文学”。刚才在聊天框里，有听众做了一个补充，“素人文学”其实是相对于专业作家而言的，指的是非专业的业余写作者。

问题5：请问中国东北70后作家群的创作，是否反映了东北长期的社会经济不发展背景下的底层阶级矛盾？

钟雪萍：这是肯定的。我看过其中一些作品，也看过一些相关的讨论，但没有专门做过研究。东北的历史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体发展逻辑相关。东北作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后来的衰落很有代表性，其中反映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很有研究意义。

作家的写作都有自己的思考资源，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思考资源其实也是分析文学事件的一部分，以前我们经常用“影响”，但我觉得不准确，因为有的影响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可能作家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些思考资源可能来自生活，也可能来自宣传，甚至是反宣传，这些都能成为创作的思考资源。作家如何组织这些资源，都会直接反映在作品里。如果作家有意识的话，就会像鲁迅说的那样，有意识地脱离主流话语的影响。

其实大家对中国的主流话语霸权到底是什么，界定还不是很清楚。有的朋友会直接说是统治阶级的话语，但要讲清楚这里的统治阶级具体指什么？还有我们平时接受的教育、文化、周围人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独立思考都是我们的思考资源。可能我说的有点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90年代的作品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创作表述了当时的社会变化，其中必然包含着他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