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农民办农会
来源: 公益百科 发布时间：2013-12-16 阅读：2013 次
食物主权按：山西省的“永济市农民协会”2003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是依照民政部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国内首家农民协会。覆盖永济市两个乡镇三十五个村，土地三万余亩，拥有会员三千人。
山西省的“永济市农民协会”2003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是依照民政部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国内首家农民协会。覆盖永济市两个乡镇三十五个村，土地三万余亩，拥有会员三千人，下设妇女协会、养牛协会、养鱼协会、芦笋协会、科技服务连锁中心、大学生联谊会等七个分支机构，开展了科技培训、文化活动、村容治理等大量活动。
协会的女会长郑冰成了倍受关注的焦点，几乎所有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都问过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想到的要搞农民协会呢？”面对郑冰，这个从1997年起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再自然不过，这却是一个让郑冰本人无比困惑的问题：“我觉得这种问法完全是问颠倒了。不是说我郑冰想做什么就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农民确确实实地需要什么，我们，才做了什么。”
从科技培训开始
郑冰所在的寨子村座落于黄河岸边，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人们还在河滩上种芦笋、养鱼。高中毕业的郑冰在当地小学当老师，还和丈夫办了一个以卖化肥农药为主的科技中心，过着不错的小康生活。
郑冰发现，乡亲们来买东西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别人都买什么？”，第二句就是“别人买多少？”1997年，她向一位顾客介绍了有关知识，告诉他不必买这一种，而且不必买这么多。郑冰一片好心，既为他省钱，又能提高效用，但人家不领情：“你不卖就算了，我买别人的去。”
乡亲们大多不懂农业科技知识，花了太多冤枉钱，收益也不理想。郑冰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掏腰包请来专家，要在村里办农技培训。
万事开头难，刚一开始乡亲们都不接受：她开着农药铺，是不是要来推销啊？郑冰有副倔脾气，不仅爱“管闲事”，并且管就要一管到底。为了说服大家参加培训，她从妇女入手挨家挨户做工作，先是说服村里相熟的姐妹，还跑到了邻村，一共跑了十个村子，每个村说服一位妇女，请她们再劝说身边的五位姐妹来参加培训。
因为组织难，郑冰希望培训能到七八十人，最好不要冷场，但让她意外的是到了四百多人，培训课也一延再延，从上午十点进行到下午四点，乡亲们还将老师团团围住，一再问老师以后还来不来。
老师还来不来，就看郑冰怎么办了，乡亲们对农技知识的需求让郑冰很感动，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她合计了一下，农药店那年的收入接近四千块，可以办四五次培训，再多就赔了。
培训班要继续办，问题也随之而来，除了要确定内容、联系老师，要有各种各样的花费，让郑冰难受的是还要面对别人的误解，特别是同村乡亲的误解。看到培训班的热闹劲，有人开始说怪话了：郑冰开这么大的会，还不知道要挣多少钱，我们都是去给她帮场子的，以后别给她帮这个场子了。郑冰特别委屈，为了不让乡亲们觉得自己是在“推销”农药，她还特意要求来讲课的老师在培训中一定不能推荐什么农药好、什么化肥适用，甚至还为此得罪了一些厂家。
再做培训的时候，郑冰有意避开了自己的村子，只请外村的人来参加。郑冰的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有效，不听实在是个损失，曾经说过怪话的又问她为什么不通知他们。郑冰反问：“你们不怕来给我帮场子吗？”那人不好意思了：“你的培训好，我就是想来听听，谁说过给你帮场子了。”郑冰虽然厉害，但从来都不得理不让人：“那好办，想听你就来，下次通知你。”
郑冰意识到在农村推广农技知识大有可为，1998年说服家人辞去了小学老师的工作，全心投入农技中心，每年举办六到八次培训。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普及农技知识增加了农民收入，科技培训为郑冰赢得了信任，农技中心的收入也直线上升，1998年收入仍然只有四千元，但1999年一下达到了八万八，2000年也非常可观，两年共收入十几万元。
郑冰的农技培训辐射周围三十多个村子，名气越来越大，2000年，分管市长带着四大班子专程观摩，直说我们的老百姓了不起，不等不靠，自己举办了这么好的农技培训。市长不仅给郑冰带来了农业局水利局的专家，还给她带来了扩大发展的新思路，建议她拓宽思路，向农民经济合作社、农民协会发展，郑冰当时都听愣了：什么是农民经济合作社、什么是农民协会呀？
遭遇打击后的思考
2000年是郑冰事业发展的一年，成了远近闻名的科技带着头人，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同时，这一年也成她遭遇了最大挫折的一年，遭遇了三次致命打击。
第一件事是为别人养鸡贷款做担保却当了被告要代人还钱。村里妇女合计养鸡，缺技术，郑冰去畜牧局请来了老师；缺进销渠道，郑冰联系到了热门的“公司加农户”有关厂家；缺资金，郑冰出面担保，为三十个养鸡户在信用社贷款十五万元。头两批鸡都是郑冰出面张罗，情况还不错，后来觉得大家已经上路就不再管了，厂家还又找到郑冰希望她继续负责并允诺提成，郑冰谢绝了。于是厂家接手，事情慢慢变了味，推销的饲料格外贵，防疫也不及时，育成鸡不达标只能低价处理。这样一来，厂家卖鸡苗、卖饲料都稳赚不赔，养鸡户却都赔了钱。信用社到期无法收回贷款，将担保人郑冰告上了法庭，最后达成协议由郑冰在三到五年内还清。
第二件事是收购芦笋赔钱。寨子村位于黄河沿岸，两千八百多亩滩涂，在河滩上种芦笋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行情好的时候每公斤能卖到十元钱，但那一年行情特差，加上中间商压价，每斤只能卖五毛。大家都来找郑冰想办法，希望能由她出面把芦笋收起来送到加工厂。郑冰就出钱试了一个星期，但芦笋的收购价格完全是厂家和中间商说了算，不仅没能解决乡亲们的难题，自己还赔了一万多。
第三件事是赊销化肥赔钱。周围的乡亲们都来郑冰的店里赊销化肥，一年赊销额十一万，原本说好到了年底一并还钱，但那年芦笋行情不好，年底谁都不还钱。
郑冰兴冲冲地为大伙忙了一年，却弄得官司缠身，还要面对凭空飞来的二十几万元债务。接连三次打击，损失的不仅仅是钱，更让她伤透了心：我帮大家贷款、为村里代收芦笋、给乡亲们赊销化肥都没有错啊，大伙怎么只顾自己不管我的死活呢？
那一阵郑冰常坐在黄河沿上，望着滔滔而去的河水一坐就是一整天。她在回忆自己几年的经历，特别是要把这三件办砸了的事情从头到尾一点一点理清楚。
为了到期无法收回的十一万元化肥款，郑冰一家一户了解了情况。大约有一半人确实没钱，但另一半人不是没钱，而是看到别人不还觉得自己还钱吃亏。那么，这些有能力还钱的人把钱放到了什么地方呢？他们把钱存进了信用社。这个发现让郑冰哭笑不得：人家把钱存进信用社，我再去信用社贷款，把贷款买来的货赊给大家，到了年底，他们从信用社拿利息，我这里的货款收不回来，信用社还要找我还贷款。这样转来转去，吃亏的都是我呀！
这时，郑冰又想到了市长曾经指点过她的思路，完全可以用农民经济合作的方法来办这个农技中心。如果让乡亲们把多余的钱放在店里，自己就不用去信用社借款，不仅资金问题解决了，也不用担心大家赊销化肥到时不能还钱。
于是郑冰先找了二十户做试验，问能不能借两千块钱做生意：“我可以按月给你付利息。”大家都很爽快：“乡里乡亲的，还说什么利息呀，两千块钱放你那里用就是了。”郑冰变了种说法：“我拿这钱是要去做生意赚钱的，我们按月分红吧，每月能有三分红利。”这样一来，农技中心运行情况出人意料地好，乡亲们觉得每月在她这里分红，是股东了，买过化肥之后，都迅速把钱还上。第二年郑冰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办起了五个科技连锁店。
改变从跳舞开始
郑冰从失败的经历中反思，应该想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光靠一年搞几次技术培训远远不够，根本问题是要改变农村的封闭、自私、愚昧和麻木。郑冰有个妹妹在武汉，她去看妹妹的时候见到武汉的妇女都在街头跳健身舞，而村里的妇女不是搓麻将就是串门聊天，说的无非是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2001年7月，郑冰跟姐妹们说：“城里的妇女都跳舞，我们为什么不跳呢？”不会。不会可以请老师教啊，郑冰去妇联请来老师，在村里召集了二十四位姐妹，四人一组，就在自家的院子里跟着老师学跳舞。
农村妇女学跳舞到底是头一回，头一天基本上什么都没学成，大伙儿把跳舞的场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比跳舞的人可多得多了。单是看热闹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有人说风凉话，最难听的说跳舞的这些女的全是流氓。
郑冰心里难受死了：不过是清一色妇女跳妇联推荐跳的健身秧歌，就这么说我们，而且是我们农民自己在说自己，是我们女人自己说自己。农村的陈旧观念太可怕了！郑冰找到六个小组长，做她们的工作，鼓励大家坚持下来，而且一定要越跳越好。
坚持了一个月后，同村一个男人遇到郑冰，见面就谢她：“哎呀冰姐我得谢谢你，我媳妇跳舞不错。”“怎么不错啊？”那人笑了：“我媳妇跳舞以后在家里不骂我了。”
过后这句话让郑冰想了很多：难道我们农村妇女嫁给丈夫就是为了整天和丈夫吵架的吗？都说农村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整天骂骂叨叨的，为什么她参加这个健身秧歌就起变化了？因为她充实、她高兴呀。这不仅仅是一个跳舞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农村妇女的生活观，这太有意义了。
那年春节期间，村里的歌舞节目特别丰富，外村的妇女来串门，看她们天天下午有活动，无比羡慕，回到自己村子里跟人说起来，总说寨子村的妇女没白活。
从这句话郑冰又开始琢磨：我们可不可以向外村发展？她找到了自己村子里的骨干，跟她们商量是不是主动上门，去教邻村的妇女一起跳舞。一开始大家齐声反对，郑冰将心比心：你们看，是妇联来的老师免费教会了我们，别的姐妹都羡慕我们，我们怎么就不能再走出去为别人服务呢？
郑冰从寨子村选出了二十五位骨干，两人包一个小村，三人一个大村，包了十个村。外村工作非常难搞，如果不是有以前搞科普活动打下的基础恐怕根本推广不动。让人欣慰的是，经历了许多波折，越来越多的姐妹们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慢慢推广到了周边三十多个村。
跳舞被接受了，郑冰又进一步，要组织大家学习。大家一听就炸锅了：“跳舞热热闹闹地还行，学什么习嘛！” 也许是因为当了多年老师，对种种不同意见，郑冰自有一套办法。
郑冰去找人学习，当时大家正在谈挣钱，郑冰说：“出去打工的话，我感觉我有一年挣万把块钱的能力，为什么，我各个方面读的书多，你们不学习出去打工也挣不到钱。”反对的说了：“郑冰你让我们学习行，白天学晚上学都行，能学到钱吗？你要给我钱我就学。”她一说，大家都在看着郑冰怎么办，郑冰反问：“你要钱干嘛？”“星期天孩子回来就要钱。”郑冰又问：“你孩子上高二，花了多少钱？”“花了一万多块钱了。”郑冰接着问：“已经花了这么多钱那你干嘛还要供他上学？”“当然要供了，我现在花一万多，还要供他上了大学，出来就能挣大钱。”郑冰笑了：“你看你这个人不讲理，你已经在孩子身上投入了一万多块钱，还要再投入几万块，可见你觉得学习是有用的，是个长远的投入，为什么我一要你学习你干嘛今天就跟我要钱呢？”对方说不出话来了，只好推说还要干农活，没时间学习。郑冰不依不饶：“农忙的时候你干农活，农闲的时候你干什么了？还不是去打麻将！这样吧，以后别打麻将了，把你打麻将的时间拿来学习行不行？。”
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大家都在一边看着，一开始心里也有类似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把事情想明白了，开始围攻她：“你学习给自己学的，干嘛跟人家郑冰要钱呢！”
见大家的观念在变，郑冰抓住时机再进一步：“果树都是三年挂果，咱们也用三年的时间栽个知识树行不行？我们学习不是要拿中专文凭大专文凭，就是看看咱们三年之后有没有改变，看咱们三年过后能不能挣到钱。咱们就学三年，到时候你觉得没有效果再退出行不行？”郑冰在跟人辩理的时候爱用反问句，她逻辑缜密，句句在理，往往几句话就能把人问住了。她在向人提建议的时候爱问人“行不行”，郑冰说话语速很快，连珠炮似的，明明是问句，可是同样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是带有一股子命令的味道。郑冰眼界开阔、思路正确，加上她为人行事过硬，利益归大伙，亏空自己顶着，所作所为都对大家有益，她的这些“命令”自然就有一种特别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郑冰在村里组织了二十八个学习小组，农闲时间聚在一起学习。至于学习的方式倒不必强求一致，那时候电视里正热播大学生辨论赛，郑冰建议大家也搞辨论，平时在一起爱说什么？就是婆媳矛盾呗。那好，咱们大家就来辩一辩，婆媳不和是婆婆的责任还是媳妇的责任？奖品是一袋方便面，四个人正方、四个人反方坐那里，学大学生的样子搞辩论。刚一开始，下边就说了：“哎呀别说土话了，说土话难听死了。”郑冰一听乐了：“那好，咱们别辩论了，先学普通话吧。平时我们到城市玩呀、逛商店呀，一口土话，别人瞧不起，我们自己也觉得难听。”
就这样，她们从学普通话开始，到进行辩论赛，议题都是自己身边的事，生孩子男孩好还是女孩好，盖新房平房好还是楼房好，村子里的文化活动就这么开展起来。她们学习的形式灵活多样，不管人多人少、时间场合，只要几个人聚到一起就可以学，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技术交流，谁种庄稼种得好就请她讲经验体会；二是家庭教育，讲如何孝敬父母、教育子女，如何处理夫妻关系、邻里关系，谁家和睦，就把婆婆和儿媳妇找到一块儿请她们说，谁最孝敬父母就请她讲，当然也有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从中说怪话，郑冰认为这种人非常可怕，必须转变：“你说别人孝敬是假的，那你把自己怎么孝敬父母的事都跟大伙讲讲。”她不讲，不讲还不行呢，逼着她讲，把这种人转变一个就能影响一片；第三项内容是开心一刻，大家聚在一起搞文娱节目、唱歌，不唱不行，郑冰会将她：“你连歌都不会唱怎么能出去挣钱”；第四项叫脑筋急转弯，老百姓观念太陈旧了，平常只干活不动脑，脑筋都要生锈了，急转弯、猜谜语，算是做大脑体操。
2003年春节，郑冰找到市文化局和妇联，要组织村里的妇女到市里去跳舞。一开始组织者连声说好，问她们组织多少人，听说大概一千人，给吓了一跳：这么多人，那不炸了锅了！郑冰坚持要试一试，那好，就把这个节目排到最后，一旦演砸了、乱了也就算散场了。
到了演出的时候，郑冰将三十五个村组织了三十五个队，一千多人在永济大街上一眼看不到头，不论是秧歌队、腰鼓队还是狮子表演，个个节目都出得特别漂亮，到场的市委副书记连说农村妇女给我上了一堂课。
“农民协会”的诞生
在组织妇女活动之初，郑冰一开始自称“妇女俱乐部”，等到发展到一千多人又改成了“妇女文化活动中心”，2003年11月，地市妇联推荐郑冰到北京参加农村妇女培训班，听了张正教授和谢丽华老师讲课，郑冰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妇女协会：哎呀，我做的这些事就该成立一个妇女协会嘛。当地政府也全力支持她，都说郑冰赶快把你的组织扩大化，你们扩大到哪里，科技风气就到了哪里，可以抵制那些歪门斜道。当她真正着手成立妇女协会时，许多男的提意见了：你怎么光组织女的就不组织男的了？我们也想参加。这时候再叫妇女协会就不行了，那叫什么呢？只能叫农民协会了，而且，这个协会覆盖了两个乡镇三十五个村几千人，也不能叫寨子村或者蒲州镇农民协会，就叫“永济市农民协会”吧，全国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就是这样成立的。
在经历了2000年的三次挫折之后，郑冰从自己的遭遇反思农村的问题，其实就已经萌生了通过改变农村陈旧观念建立合作的想法，一方面避免类似问题发生，更重要的是改变农民任人宰割的经济地位，改变农民的生活。但郑冰所在的寨子村有个特别的现象，这是个没有村委、没有村长的村子，两次村委选举都以“难产”告终，因为村子里的派性争斗，你一帮我一派，甚至有些住在一起的邻居见面话都不说，仇人似的。如果连人都坐不到一块那还谈什么合作？
郑冰先是通过文化活动动员大家参与，不知不觉就拧到了一起。团体节目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必须共同站出来给大家表演节目，一人不上，整个团队就被取消资格，这样团队内部自然会团结互助。最初的学习小组十人一个团队，自愿结合，都是平时关系好的在一块，又过了一段时间，郑冰打破了原来的小组，按住地重新划分，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唱歌、出节目，原来不说话也就说了话，派性问题自然解决。后来，在寨子村此后的村委选举中大家一致推举郑冰当村长，但郑冰表示不参政，也要求协会的副会长们不参政：“当了村长就没有太多时间管农会的事了，我们要全心全意办好农民协会，建立真正能够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改变农民命运的合作，不能让三千多名会员对我们失望。”
农民协会成立后，郑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科技中心交给了协会。那时候，她的科技中心用农民参股合作的方式办得非常红火，办成了覆盖三十五个村的五个科技连锁店，还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回乡工作，不仅销售农药化肥，还能提供科技服务和技术支持，都是名符其实的农村科技服务中心。郑冰要将连锁店交公，一开始协会的负责人都不同意，科技中心是郑冰在工商局正式注册的，是他们夫妇自家的产业，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到现在郑冰还在用自己的钱为当初村里养鸡还贷款，如果把连锁店交出来，她还款的钱哪里来？但郑冰是这样分析的：“连锁店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在操作，其实真正的收益来自于我们协会的无形资产。”科技中心连锁店交到农民协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经理，由协会一位副会长监管。
其实，将科技中心交到农民协会，郑冰还有更深一层想法。她曾就协会资金来源和运行方式请教过许多专家，也接触过一些NGO机构，得知有些机构靠申请外部基金运作，有的靠自己养活自己，她觉得靠外部资金运作，只要资金一抽走就停止不前了，没有独立的生命力。她希望能够用科技连锁店的收入来支撑协会开支，通过协会内部利益相互借用和再分配，实现协会自偿。
一句话引发的改变
2004年初，北京几位记者来采访，临走对郑冰说：“你们的文化活动虽好，可村子里的土路太难走，到处都是垃圾，太脏了。”这句话让郑冰想了很多，寨子村是个老村，几十年没有修过路，大小十三条巷道没有一条好走的，外村都管这叫“猪圈巷”，她召集大家开会：“北京来的记者笑话咱们了，咱们能不能把路修一修、把垃圾清理掉呢？”
郑冰布置了一个辩论题《在农村，是多挣钱重要还是环境卫生重要》，辩来辩去，挣钱当然重要，如果环境卫生不好，垃圾遍地、蚊虫满天，传染病多，人一生病，影响挣钱不说，还要赔钱呢。
郑冰又和大伙算了一笔账，在村子里修砂石路需要十三万块钱，村里拿不出这钱笔，如果全村213户每家都把门那一段自己负担，只需六万块，如果大家都出义务工修路又可以省下三万多，剩下的三万多块，农民协会就修得起了。
因为农村协会已经扩展到三十五个村，不可能专为一个村办修路的事，就又在寨子村选出了一个二十人的村建理事会。如今的寨子村不光修了路，每条路都建了垃圾箱，定时清运，理事会半个月检查一次，还给每条巷都起了好听的名字，迎宾巷、幸福巷、吉祥巷、顺风巷等等，每家每户都编了号，整个村特规范。外村的人到了寨子村都无比羡慕，连说人家文明村就是干净，寨子村的人到了外村就受不了，连说外村太脏了。郑冰又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能不能把协会所在的村子都治理一遍呢？
“一句话”，往往成了改变郑冰、改变寨子村生活的契机。1997年买农药的农民一句不满的话，让她开始了科技培训；村里男人一句赞扬的话，明确了改善农村女性文化生活的目标；邻村姐妹一句羡慕的话，让她把新的活法带给了上千姐妹；北京记者一句批评的话，改变了村里人世世代代的生活面貌……这样的一句话，在郑冰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很多。
平时城里人来寨子村串亲戚，爱带几个村里人自家蒸的馍：“什么也不希罕，就是希罕这里的馍，不用酵母粉，吃到嘴里有股子面香味儿。”听了这话郑冰组织村里的妇女蒸了馍拿到城里，送给大家品尝，寨子村的手工馍很快就受到了城里人的欢迎，就这样，十户人家办起了蒸馍作坊。
郑冰组织大家学习什么是WTO，有人说：“这事儿太远了，跟我们寨子村的人没有关系。”郑冰说怎么没有关系？谁都知道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非常有市场，这个“传统文化”听着是个大词，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寨子村座落黄河岸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刺绣、缝纫，是村子里的姐妹们人人都会做的手工艺，其实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村里27名妇女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手工艺厂，棉被、床单、土布，分散操作，集中展示、推广，越办越红火。
每年，郑冰都会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把文件复印了许多份，大家聚在一起一字一句地读，边读边讨论。一号文件号召民营企业向股份制转化，大家说了：咱们可不可以也办个股份制企业呢？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办企业没问题，办个什么企业呢？咱们农村盖新房的多，都得到城里买涂料，办个涂料厂一定不错。大伙算一算，办厂需要七八万块钱。于是，每一股三百多块钱，郑冰开始动员大家入股。有人说郑冰我出四万六控股行不行？郑冰说不行。想控股的人嫌郑冰太武断，有的老百姓也有意见：我们没有钱你非让我们拿钱，有人愿意出钱你为什么又不愿意？郑冰找来有关合作制和股份公司的资料让大家学习：“他出钱控股，我们大家全都是给他打工的，我们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当老板。”三天以后，82户农民参股成立了合作涂料厂，涂料厂需要工人，又从这82户里选出了29名工人，还选出了自己的厂长和理事会。
涂料厂像协会的其它分支机构一样，独立运作，作为农民协会的会长，郑冰一天忙到晚，从不插手厂子里的具体事务。后来有一阵涂料厂遇到内部管理的问题，整个就吵翻了，都找到了郑冰这里。郑冰了解了几方的意见，当天傍晚请所有人都到自己家里吃饭。
郑冰的家是所三百多平方的大房子，同时还是农民协会的办公室和文娱活动卡拉OK室，那天郑冰在家摆了四桌酒席，大家到了先吃先喝，然后再坐下来谈事情。因为刚刚吃过喝过，又是在别人家里，不可能吵起来，很快搞清楚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几十个人带着火来的，一团和气走了。那顿酒席花了郑冰几百块钱，厂长说这是帮厂里解决了问题，这笔钱应该出在涂料厂的账上，郑冰不这么看，若是把账做到了厂里势必有后患。厂长又说你花了这么多钱实在让人过意不去。郑冰笑了：过意不去就好好干。
联合起来力量大
最初动员大家参加学习，郑冰建议用三年栽一棵知识树，三年过去了，学习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人提学还是不学的问题，学习内容也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自娱自乐到经济政策、国际形式。古老的乡村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们的观念在改变、境界在提升。
随着郑冰和“国内第一个农民协会”声名鹊起，他们和新闻界、学术界、企业界发生着越来越多的联系。郑冰曾经与一位企业家探讨农民与企业的合作问题。企业家认为农村这盘棋全靠企业带，但郑冰不这么看。企业家说：“农民与企业资本合作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我们八年间投资3000万建设了2000亩生态园，改变了农民的生活。”郑冰说：“拥有3000万资金的企业对任何农户都是大吃小，不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我们分散的农民仰赖企业的投资就只能是企业手中的一粒棋子，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只能在为企业谋利的同时附带得到一点改善。”企业家问郑冰：“在当今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拒绝合作，你们就不与企业合作了吗？”“合作是必须的，是我们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我们有过深痛的教训，分散的农民和企业之间无法进行真正平等的合作。农民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有平等的合作？必须要有一种对等的地位。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对等的地位？这种地位企业不可能给我们，只有我们农民自己创造。我们农民协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已经做了八年尝试，论投资，我们八年只有十几万，与企业无法相比，但是，在这八年间，我们农民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变了观念之后，我们将由一个个分散的个体形成真正的合作，三千会员的三万亩土地将是一份巨大的资源。”
她是这样说的，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农民协会是农民的协会，农民的本份就是种田，如何让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是问题的根本。最出色的种田能手一亩地收入能达到三千元，但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只有千元左右，协会三万多亩土地就有几千万的收入差异，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种田的收入呢？
农民协会与西北农大小麦研究所合作，引进良种良法，种了380亩试验田，统一农技指导和田间管理。由于品种出色、管理得法，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本来，协会在专家指导下，统一了用药种类、用量和施用时间，但有人觉得别人都打了治蚜虫的药，自己的地里不会有事，就把药藏起来用到棉花地，结果，他地里的蚜虫不仅害了自己，还殃及邻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第二年，农民协会准备扩大规模，试验田发展到了1900亩，也改变了方法，把参与者的土地集中起来，交给大家选出的种田能手管理，年底分红，等于在用土地入股，从所有参与土地合作的174家农户中选出了38位代表成立了生态农业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农民协会的目标是在试验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由种田能手来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用，把其他人分出来去搞经济。
2000年遭遇的三次挫折给郑冰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农户养鸡和收购芦笋虽然看上去是两码事，但归根结底说明了一个问题：农民的力量太微小了，根本没有和大资本对话的资格，农民要是没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是不联合起来，只能提供低收入、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没有出路。农民协会虽然种出了可以用于加工方便面和饼干的优质小麦，但对于一个年产万吨的面粉加工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来说，不论是380亩还是1900亩都太少了，不具备对话的资格。可是，如果将协会三万余亩土地都联合起来，又会怎样呢？合作，让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我们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像工厂一样经营，交给种田能手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单位土地的收益，同时，合作使分散的农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不仅具备与厂家对话、争取更高收益的资格，还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进行深加工，在实现了一万亩土地的合作之后，就可以兴建自己的面粉加工厂和食品加工厂。
当然，在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在缺乏资金、缺少人才的农村，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太多，困难还有太多，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郑冰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探索之路，永济农民协会已经走上了这样的探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