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之路：平寨种植合作社的历程
来源: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发布时间：2014-03-28 阅读：1575 次
食物主权按：平寨项目始于2001年，是绿耕历史最久的项目，云南项目致力于农村的另类发展，最初的梦想就是通过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来促进农村、联结城市。
一、绕不过的“活路”问题
2006年，我们在平寨的工作好像是一个低潮，拍岸不起浪。
在那之前，我们一直是从“文化与发展”的角度去回应这个少数民族村庄在发展大潮中所遭遇的问题，试图以口述史、成人夜校、文化活动等此类方法，推动村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重新认识自己民族和社区的传统文化，恢复其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自信。那个时候的活动热热闹闹，村民们自己都能办一台精彩的晚会，直到2006年。
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看似偶然实际必然的拐点。突然之间我们发现，田野间漫游的年轻人，集体聚会里欢声笑语的年轻人，和部分中年长辈一同，随着打工潮汹涌奔向了城市工厂，愿意留在村里“搞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往最爱与我们一起做事的年轻人，也都出去了。
村民都说，在家没活路了。
其实几年前我们初进村，他们就讲过“活路”（生计）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觉得身为社工的自己没有能力回应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也习惯性地绕过了村民生计艰苦的现实、从贫困/落后的建构来解读村民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使得我们在前期浅尝的几个生计项目一一落败后，不敢再踏入“雷区”。
社区空壳的现象，一点一点地剥落了这个村庄的活力。昔日一起共力推动社区改造的人已经离开，农村社工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驻村工作员也都有莫名的焦虑，觉得难以面对村民。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似乎直指自身存在于村庄的“合法性”：要么离开，要么留下来直面生计问题。
二、组织发育
低潮之下，我们只能重新把自身的工作推上风头浪尖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尝试“城乡合作”项目。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不仅将自己卷入生计的操作，而且把战线从村庄延伸至城市社区——我们要在城乡两头同时发育合作组织，搭建公平贸易平台。以之前几年平寨工作的积累为基础，种植小组、养殖小组、手工艺小组的计划迅速成形。
初成雏形的三个小组，也给了村庄里承担着生计重担的中年人参与的平台。在以往的活动中，能够发动起来的多是年轻人、老年人，作为“夹心层”的中年人向来只是笑着观望。顶梁柱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谨慎分配时间。如今他们的身影逐渐活跃。
这是后话了，事实上，这几个生计项目并不是在大家的夹道欢迎中诞生的。前期困难重重。单是种植小组，在我们不用农药化肥、恢复老品种水稻的倡导下，一位大哥直摇头：这是不科学的，要饿肚子的。仅仅是凭着多年相处建立的信任，我们在春耕前找到了三位大胆的村民，他们愿意拿出自家的田试种：一位是之前的夜校负责人，一位是与我们一起建造社区公共空间“中心点”的小伙子，一位是妇女小组带头人的丈夫。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只能小规模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大抵种植小组的历程介绍，会让你们从中窥见一斑。
在种植小组，我们碰到的第一件事就超出了能力范围：稻飞虱来袭，不能使用农药的村民向我们求助。我们一方面鼓励村民从传统知识中寻找解决之道，同时找来从事农药替代研究的专业团队帮忙。2007年7月中旬，在实习生的助力下，组织了一批村民到昆明，参观有机农场、进入城市小区与居民互动。下旬，城市居民进村体验、联欢。
随着收获季节的临近，就像是拉动了一个引擎，一切变得紧凑起来。10月，谷子收割后城乡居民在一起品尝新米，村民向消费者详细介绍了老品种水稻的种植过程，商议价格。消费者开始订购大米，并在11月下旬拿到了一年一度的新米。除了三户种植大米的村民，之前参与过城乡互动的村民也来到了交易现场，一起包装大米、介绍情况、收钱理账。将近一吨的大米很快售罄。村民拿到收入后，我们紧接着坐在一起算账，翻来覆去地捣腾那几个数字，计算种生态老品种大米的前途何在。12月下旬，更多经历过城乡交流和交易的村民决定来年参与种植，正式成立种植小组，大家选出小组长，城市居民也有代表来参加成立大会……
三、探索与修正
组织就是通过这样的紧凑事件逐步实现的：一起参与活动、围坐讨论、合作与分工、面对消费者……。个人之间的联系和身为组织成员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有些事情可能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也能够成为集体讨论的话题，进而成为促进组织的材料。
紧锣密鼓着，趁着热打铁，组织的形态就出来了。而另外一些“不好”的事，也作为反面教材推动组织向前迈。
在那之后，曾有一次，已经认同了城乡合作想法的城市居民特意进村来了解村民春耕的情况。这些城市居民是小区里选出来的代表，回城后还要向其他居民报告村里的进度。但这一夜下大雨，最后稀稀拉拉才来了三位村民。这些消费者代表很失望，他们的意见回馈到村民种植小组，就成为小组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如何看待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如何组织起来回应城市居民的参与？这些问题被提出来，推动种植小组在之后的城乡互动中做得更好。
四、意识提升
在初期的聚会中，关于为什么要种植老品种、为什么不用农药化肥、为什么要与城市居民互动等问题，我们要讲出自己的想法、并期待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意识提升”的环节。对种植生态的老品种稻谷之事业的认同并不是朝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毕竟那句“不科学、要饿肚子”言犹在耳。
村民参观了有机农场之后，才初步建立了对生态种植的认识（这也是对自己民族的种植传统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传统种植方法就是完全不用农药化肥的）；看过蔬菜害虫的物理防治示范基地，才对农药的生态替代方法有了概念；在超市的有机农产品柜台转过、当面听到消费者对健康农产品的期待与购买承诺时，才真正对种植有了信心。
产品的质量，是生态种植可以长期做下去的基础，城、乡两种文化对质量的不同理解，变成了公平贸易中的张力纠结点，也成为推动村民认同生态种植和城乡合作的发力点。城市居民习惯了购买晶莹圆润的大米，习惯了香软的口感，因此看到村民送来的大米里有黑点、碎米时，就难以接受，至于吃到粗糙的老品种大米时，就更加失望了。村民则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自己平常吃的大米比给消费者的更难看啊！至于口感，跟田的土质、种植过程中的管理、收割的保管加工等都有关系，太复杂了，无法保证！
项目工作员在此要充当两种文化的翻译，让城、乡两端更加理解对方的要求和想法。在村民组织中，则要与村民一起商量如何在复杂的种植过程中提高大米的质量，这包括做好种植记录、寻找更好的大米加工处、集体检查大米质量（控制碎米和黑米）、协调合适的人种植相应的品种、督促收割之后的稻谷保管等。那些在一般市场上不会碰到的问题，在城乡合作中却可能出现。工作员与村民都要学习如何去适应这种不一般的贸易方式，为此，村民要直面消费者对大米的各种反馈意见，包括退货。
只有在“实战”中，村民才能建立起城乡合作的认识和把握感，长久地做下去。工作人员有时候会站在村民的立场去介入城乡合作，试图保护村民、避免使其受到损失（比如退货）。这是一种幼稚的冲动，而每次冲动之后都是后悔。
组织发育和意识提升，共同构成了城乡合作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这两项工作历来是最难的。随着组织的规模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成员因着经济效益的考虑而加入，对自己所参与的生态种植没有深入认同，对组织之公共事务也不热心。组织的持续性就值得商榷。
五、真正的合作社
种植小组在2009年7月注册成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组织框架，成员越来越多，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早在其发展初期，我们就受到质疑：这种合作社算是真正的合作社吗？社员各自种植自家田地，在种植过程中少有合作，各家通过合作社直接销售，销售所得除了提留5%作为社区公益金和合作社公积金外，全部分发到户。唯一可以称得上合作的，是计划生产、共同销售。每年年初，社员在一起商议今年的种植计划，分配种植面积和数量；秋收后则按照每次的销售订单，协商销售方案。这是合作社吗？
况且，在“城乡合作”项目的初期，大量的城乡互动和活动组织使得合作社的社员们常常聚会；但后期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精力耗在解决销售问题上，城乡互动基本停止，组织活动也明显减少，合作的感觉似乎并没有完全激发出来。
除了交易，合作社还能有什么赖以维系的事务？从2007年我们就在梦想，合作社能有自己的集体财产，共同管理，集体运作。2012年，这个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为了保证质量，种植合作社的大米以往都要运到村外的加工厂进行加工，耗时费力。社员们一直期待能自己买一台好用的碾米机。随着这几年合作社的公积金积累增多，大家开始谋划这件事。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筹集资金，及如何管理碾米机。
经过数次聚会，就资金问题，大家决定集体筹资，每个社员入股，加上公积金，先把碾米机买回来；就管理问题，一直存在着个人承包运营与集体运营两种方案的争论。将集体财产承包给个人运营，这是如今最流行的思路，很多社员怕麻烦，都同意这样做。但另外有一些社员觉得集体财产应该集体运作、集体受益，不惧麻烦。数次讨论后，后一种声音也越来越占上风。
今年春节，合作社的社员们开始筹集资金了。或许不久，他们就能拥有属于他们的碾米机了。对我们来说，这会是推动合作社前行的绝佳时机，我们期待着集体财产的出现能使合作社变成“真正的合作社”。
毕竟，每每迈出的一小步，都是今日平寨村民组织共同发展、共同记忆的动力和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