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还在懵懂学习，NGO与商人已经发生分歧。

       花上一个半小时，可能仅仅够你从迷宫一样的北京国贸商场地下三层找到这些颜色耀目的瑶族刺绣。彩线绣的花儿、猫头鹰、泥鳅被安放在一间精品服饰店里，这家店用大量原木装修，试图在众多世界名牌商店的包围中营造出自然的气息。而在两千多公里外的黔东南首府凯里，坐上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汽车，这些刺绣的老家白兴大寨才逐渐在山林的雾气里展现出轮廓。

       这里的瑶族妇女自称“绕家人”，彩色丝线穿梭于她们的指尖，在光线幽暗的木质吊脚楼上下飞舞。她们从十几岁就开始刺绣自己的嫁衣、孩子的背带以至于未来儿媳妇的彩礼，但这些刺绣从来没有为她们带来过收入。如今，有一群NGO与商人尝试和她们做生意，通过遵守一些特殊的原则，他们笃信这将是公平的贸易，而不是那种常见的城里人欺负乡下人式的“压榨”。

 

       将贴上公平贸易标签的绿茶、果蔬、苗绣出口到外国，这项工作在中国的消费者眼皮底下，已经悄无声息地进行了超过十年。但现在，当公平贸易支持者想开拓国内市场的时候，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这究竟是一项公益事业，还是一门生意？它到底是该谈奉献，还是先赚钱？当NGO和商人在电子邮件往来中尖锐地指出对方的不体谅之处时，这些大山里的居民就着昏黄的小灯泡，日夜赶工刺绣或者制造银饰，除了赚钱以外，他们仍然懵懂地学习着与贸易有关的一切。

 

白兴大寨的“花儿”

       企业通过文化社下订单，收购价要略高于市场价，并拿出交易金额5%返还村寨作为发展基金

 

       白兴大寨的贫穷是平静的，就像一抹天然的绿色沉淀在这个有着近300年历史的瑶寨中。尽管这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0多元，而且大多数青壮年在外打工，但它的贫穷只是一种固有的生活方式，人们以一种缓慢的节奏生活着：吃饭、上山割草、耕种、染布、刺绣、赶集、喝酒、唱歌，然后睡觉，如此便是一天。就像大山一样，贫穷似乎没有变化的痕迹，不足以成为思考的主题，只是穷而已。

 

       但妇女们对现金的渴望是无限的，以40岁的龙四妹为例，手里多个10元，就足以让她的小儿子杨洋在今年的雨季里换双新的塑料水靴，或者让她的男人去山下亲戚家赴婚宴的时候多带一瓶酒。

 

       “你来了？”4月一个微雨天里，龙四妹急忙放下手中的刺绣活，招呼着进门的黎明。在龙四妹看来，黎明是来“收花”(收刺绣)的老板，但他实际上是NGO贵州乡土文化社(以下简称文化社)公平贸易项目的负责人。

 

       自2009年以来，文化社在香港乐施会资助下，启动“贵州省麻江县河坝村民族手工艺发展与生计改善”项目，而白兴正是河坝村下属一个寨子。

 

       文化社社长李丽介绍，由于白兴大寨有发展手工艺市场的强烈愿望，且其手工艺具有不可复制性，不仅亟须传承保护，而且具有市场前景，在此处开展公平贸易项目可以为众多藏在深山的民族手工艺传承和发展提供借鉴。

 

       在贵州、四川等地区，如今不止一个NGO和农民合作社尝试着在自己的扶贫或者文化传承项目里引入“公平贸易”概念，仅以凯里为例，被称为公平贸易手工艺品的就还有雷山县的苗绣和控拜村的银饰。

 

       区别一般贸易和公平贸易其实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农民在后者中参与程度和自主性更高。以白兴大寨为例：企业通过文化社下刺绣订单，而文化社则负责组织白兴妇女刺绣。除了文化社作为公益平台不向双方收取任何费用之外，企业给出的收购价格要比市场价格略高，而且每笔订单都要拿出收购金额的5%返还村寨作为公共发展基金。

 

       这笔基金将完全由村民自主支配，使用时由大家投票决定，计划主要用于发展村寨的公共事务，例如卫生、教育、文化。此外，男女平等、不雇佣童工、保护环境等也是公平贸易的原则。

 

       “扶贫并不是只有给钱一个办法，”文化社社长李丽说，“贸易，而非援助(Trade Not Aid)是公平贸易的核心所在，这有点像那句老话，输血不如造血。”

 

陌生的市场

 

       对外界充满不信任感的村民碰壁之后，主动提出降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白兴大寨曾经历过刺绣贩子的多次“扫货”。由于村民并不了解市场行情，一些世代相传、具有文物价值的刺绣以极低价格卖出。村民们回忆，当时很少见百元大钞，票贩子拿出几张就把家里的老东西买走了。“大家后来想想，总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城里人做生意不诚实。”白兴寨的退休村支书杨万仁说。

 

       但村民们依然看不到自己这一辈人做的绣品有什么市场价值，这些“花儿”正如同当地民歌里唱的：“邀请姐妹进家来，一同拿笔来点花，染成放入深闺处。”在他们的生活里，商业只存在于山脚下河坝村的那个小集市，男人们买种子买肥料，女人们顺带捎上一把彩线。

 

       2009年4月，文化社找到了北京彩禾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彩禾家)作为第一个公平贸易合作伙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绣品设计和开发公司，而负责人李艳上一份职业，是NGO乐施会公平贸易内地项目官员。

 

       彩禾家和文化社几乎是一拍即合，此时双方对于公平贸易的认知都是：高于市场的价格另加交易总额5%的社区发展基金。对从未通过刺绣获得收入的白兴妇女来说，似乎只要她们点头，这将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李艳通过市场调查，认为从几厘米见方到30多厘米见方的绣片，价值大约在8元到40元之间。

 

       但村民们开出了远高于李艳预期的价格，这让文化社和彩禾家都大惑不解。杨万仁的决定透露着村民的疑虑。他说，过了插秧的农忙季节就要带上村里女人们制作的手绣手机袋和钱包到贵阳，甚至广西去闯市场。“凭啥我们手绣出来的片片只卖三四十块，人家拿走缝到个东西上就能卖四五百？”杨万仁想不通“我们要自己做产品自己卖。”

 

       “这是将公平贸易引入白兴大寨的第一个门槛”，黎明说，村民们久居深山，而村里剩下的老人和妇女文化水平很低，基本上是半文盲，而且大部分人都不会说普通话。上世纪90年代的老绣品采购风潮，让村民对市场充满了不信任感。

 

       但杨万仁和几个村民到凯里转了一圈后，处处碰壁。因为很多各有特色的民族在此聚居，黔东南州很早就有了针对手工艺品收藏的市场。从村寨中收购搜罗来的老物件，用传统工艺加工的艺术品，大机器生产的批量产品，还有一些旅游纪念品。市场里琳琅满目，规模庞大，白兴大寨村民陷入了一种窘迫。关键是当他们拿几件绣片去商店兜售的时候，许多店都不愿收购这种来路不明的零散货品。

 

       回白兴的路上，杨万仁一路沉默。他们主动提出降价，并不敢再对彩禾家的报价提出异议了。

 

       虽然李丽和黎明并不觉得彩禾家给出的定价特别高，但NGO很乐意看到，白兴大寨终于第一次走出了大山，和商业发生了联系，也经历了一次谈判过程。

 

“588”记事条

 

       不识字的龙阿本记下“做花”的成本。

 

       事实上，村民不懂的还有太多。定价、渠道、产品设计、销售，甚至连商业活动中最基本的记账都不了解。

 

       村里见过世面最多的兽医杨静，曾经在浙江和广东打工，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他也只是矇眬知道：文化社是来做好事的，公平贸易是件好事。文化社的工作人员和白兴村民打交道已经几年，但他们依然无法让村民们理解NGO是什么，更不用说公平贸易。

 

       黎明在53岁的龙阿本家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字条。在这座典型的两层吊脚楼里，墙上贴满了年轻人从山外带回来的明星海报，周杰伦、飞轮海、蔡依林，一些“绕家”妇女一辈子都不知道的俊秀脸庞。但在五颜六色的海报附近，龙阿本用透明胶布粘着一张纸片，上面画着长竖线、短竖线、短横线和圆圈，还有数字588。

 

       这是龙阿本“做花”的账本。文化社的工作人员曾经提醒过妇女们，“做花”(刺绣)要自己算好成本，比如绣一张卖36元的绣片用掉多少丝线、多少布，还花了多少时间，这样才能知道每一张绣片应该卖多少钱。

 

       龙阿本不识字，她听了以后就用这些横线竖线和圆圈来记下自己做了多少“花”，每种“花”做了多少个，这些“花”如果全部卖出去能够得到多少钱。黎明感到很高兴，“虽然有的妇女不认识字，但她们总会有自己的办法，并不完全如男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理解能力差、‘觉悟’低。办法总比问题多，要在农村社区里发展公平贸易，剩下的就是慢慢磨慢慢泡了。”

 

       黎明认为，现阶段让村民懂得什么是公平贸易并不可行。“公平交易是一种发展生产者独立性的手段，为农村社区提供稳定长期的订单，这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自治机构能慢慢熟悉市场，提高议价、管理及发掘市场的能力。”

 

民主决定钱怎么花

 

       开会讨论1184.50元社区发展基金的用途，妇女们只是一味“点头、微笑”。

 

       中国第一个被国际公平贸易组织(FLO)认证的是江西婺源大鄣山有机茶农协会，这个成立了10年的协会覆盖上万户茶农，“他们卖出的茶叶价格，一般要高于同类产品30%左右”。香港N G O公平栈负责人梁佩凤旗下的公平贸易点出售大鄣山茶叶。按照FLO规定，协会根据茶叶销售情况可以从FLO获得社区发展基金，用于改善茶农的生活，多年来，有上百万元的基金被用于捐资助学。

 

       FLO的认证需要花上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花费在六位数字以上，FLO总部每年都会派员到大鄣山核账以及考核。需要达到的要求很多：不可破坏环境；不可用童工，孩子不能逃课帮家里采茶；茶厂工作的女工要和男工同工同酬，小节甚至女厕的数目都有规定；并且定期给茶农培训……更重要的是把茶农组织起来，自主决定社会保障基金的用途。

 

       以民主方法决定钱怎么花，这或许是中国人最不熟悉的地方。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系教师但文红长期在黔东南雷山县控拜村开展文化传承工作，他们的项目小组从去年底开始尝试在控拜银匠中进行公平贸易。虽然目前只有两个银匠接过公平贸易的订单，而社区发展基金也只有区区数百元，但文红依然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希望银匠们能首先从经济的意义上学会组织起来”，她在桌子上比划出一条长长的线，“现在公平贸易比一般贸易定价高，其实多出来的5%-10%并不到农民手里，而是划入社区发展基金。过去农民只知道交出去的钱就不关我事了，很少关心过社区事务。现在让他们参与讨论这笔公共的钱该怎么用，这能让他们重新建立起‘公’的概念。”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控拜村用了这笔资金为妇女们搞了节日联欢，这是村里过的第一个妇女节。

 

       让妇女们在山村里有权利参与议事，这是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之一，但白兴大寨的妇女看上去十分没有信心。

4月11日接近晚上9点，白兴大寨龙顺粉大妈家陆陆续续来了十多位村民，其中大多是妇女。黎明发现，几天来与农妇们闲聊，对于之前的会议，她们听不明白也不好意思或不敢问，并且与会男性们都认定她们文化程度低、理解能力差、觉悟不够，因此导致妇女们在讨论中只是一味地点头，但对讨论的问题却并不清楚。

 

       1184.50元的社区公共发展基金，是一年多以来妇女们“做花”的积累，扣除了去年为村里添置的一对大喇叭，这笔钱一直没动用过。好几位大妈都在私下里问黎明，这笔钱去哪里了？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只是一味地点头、微笑。

 

       几经周折，终于推选出三位妇女分别负责开户记账、保存存折、掌管密码。可第二天早上，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初中)的曹顶兰给黎明打来电话，说自己不愿意负责记账。于是当天夜里，又开始新一轮“点头、微笑”会议。

 

NGO和商人“分手”

 

       对于“公平”，他们有着各自的理解。

 

       去年8月，文化社终止了与彩禾家的合作。双方都尊重彼此在此次公平贸易尝试中所做出的努力，但是却感到无法继续。面对村民们现阶段的懵懂，“公平贸易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商人和NGO来讨论。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还是存在相当多的分歧的，根源就是我们对‘公平’的理解不同”，文化社社长李丽说，“从商业角度理解，彩禾家的公平是以市场略高的价格购买老百姓的工艺品，但我们觉得公平不仅仅是价格问题，还要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老百姓的知情权。”

 

       彩禾家在北京国贸商场、崇光百货都有柜台，在古驰、山本耀司等世界名牌商店的包围下，售价已与从白兴收购的价格相去甚远。一个12厘米见方的绣片用相框装裱起来，售价是280元，比绣片价翻了10倍；而一个8厘米见方的绣片，在白兴售价8元，缝在笔袋上后卖到了78元。

 

       负责人李艳不认为自己是暴利，“最终的产品还需要二次设计，而租用这些渠道的费用花销非常大，我这里几乎没有利润可言。一些做生意的朋友嘲笑我，把生意当慈善在做，还是NGO官员的那套想法。”

 

       根据国际惯例，公平贸易产品的价格是由当地生活的费用来决定的，与最终售价无关。但上海NGO乐创益总干事陈乐丛认为，外国的“公平定价”在中国可能推行不了。“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既然认定‘公平贸易’是公益模式，一定会关注比例性。如果不按比例分配最终收入，很容易被人冠以‘用公益名义做商业’的名号。”

 

       此外，李艳还担心如果完全公开设计图样，村民或其他商家会抄袭他们的设计。而妇女们也确实在摸索着学习。龙四妹把自己的花儿绣在了一个布胸针上，她还仔细地在胸针上绣了红边，“只要你看到绣着红边的，就是我做的。”龙四妹用极不流利的普通话，强调着“我”这个字眼。她很自豪，整个村寨里只有她会绣猫头鹰，那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图样。

 

       “我们认为手工艺是一种传统知识，妇女制作绣片不是一般简单劳动，而是一种精神创造。”李丽认为白兴大寨应该和彩禾家共享“河坝”系列刺绣品牌的知识产权，这是公平贸易中应该透明的一环。

 

       “我在现实中不断遇到这种说法：既然你是公平贸易，你就要这样或者那样。我想强调的是，公平贸易其实说到底还是一种贸易。”李艳说，彩禾家成立至今已经两年，亏损至今，她个人十几万元的积蓄已经全部投入其中。“作为一家成立仅两年的小企业，我们现在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活下去。即便是公平贸易，其核心还是‘贸易’，买卖是核心关系。它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利润最大化。”

 

       李丽将彩禾家这种变化形容为“商人天生无法抵挡盈利的冲动”，即使是像李艳这种前NGO公平贸易成员。而另一位公平贸易积极推动者，陈乐丛更是尖锐地点评：“公平贸易从来都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标的，如果你觉得公平贸易无法为你盈利，那一开始就要衡量清楚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贸然进入这个领域。”

 

花钱为想要的世界投票

 

       “缺乏消费者的中国公平贸易市场还有一段太遥远的路”。

 

       去年，积极推动公平贸易的NGO乐创益总干事陈乐丛将自己的婚礼搞成了“公平贸易婚礼”，婚礼上的饮料、点心都是公平贸易产品，端盘子的是下岗女工，而她的婚纱是请一位失明女设计师设计。

 

       今年2月，夫妻二人又在一个北京的农庄办了“公平贸易”纸婚纪念典礼。外企公关出身的她认为，公平贸易在中国已是第10个年头，但知道的人实在太少了。“每次你花的钱，都是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在她看来，缺乏消费者的中国公平贸易市场还有一段太遥远的路途要走，她希望开发出属于中国的“公平贸易认证”，更希望中国公平贸易和自己的婚姻一样，平稳喜乐。

 

       几乎每个公平贸易参与者心中都有一个十年计划：龙四妹希望用“做花”的钱为儿子攒出上大学的学费；黎明希望公平贸易项目能在白兴大寨扎下根，建起一个类似“村民议事厅”的公共空间；面对受金融风暴影响而收缩的欧盟市场，大鄣山绿茶和其他出口的公平贸易产品也在积极寻求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李艳仍在白兴大寨“收花”，但她已经很少对外提起自己做的是“公平贸易”了，因为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根本不关心这些。“关于公平贸易，我们想要安安静静地做事，或许我们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应批判的地方，但如果大家能耐心些，看5年、10年甚或20年，至少等我们站直了喘口气再来评价，那时候应该有更多事情可说。”

 

【公平贸易70年】

 

       公平贸易(Fair Trade)始于上世纪40年代，一些欧美的公益组织为了缓减部分地区的极度贫困，直接从非洲农民和亚洲难民处收集少量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在公益商店里售卖。贸易链条的缩短，意味着农民们被中间商剥削的可能性相对降低。

 

       在全球化趋势中，处于链条底端的农民缺乏信息和议价能力，“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英国导演弗朗西斯兄弟在公平贸易纪录片《黑金》里将咖啡豆比喻成“被染成黑色的贵金属”———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尽情享受咖啡的香醇时，埃塞俄比亚的农民辛苦地采摘咖啡豆，但汗水换来的却是远低于成本价的几美分报酬，他们的孩子无法吃饱、上学，生病了也得不到及时的医疗。

 

       消费者开始对“公平”投以目光，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出现大量公平贸易商店，公平贸易的规则也日渐明晰。随着具有权威性的公平贸易组织如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国际非传统贸易基金会(IFAT)、欧洲公平贸易协会(EFTA)的诞生，尤其是1997年公平贸易认证制度建立，公平贸易开始在世界贸易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如今，全球各地的公平贸易产品已达1300多种，公平贸易的认证、生产、销售、监督都已形成规范，影响逐渐扩大。比如在英国，公平贸易咖啡4年前已经占到市场份额的20%，其境内的星巴克咖啡2009年全部使用公平贸易咖啡；在瑞士，公平贸易香蕉则占有高达50%的份额。英国甚至还出现了全部使用公平贸易产品的大学和小镇。

 

       在中国的星巴克买咖啡豆，你也可以看到部分包装上印有两片绿叶缠绕在一起的公平贸易认证标志，进口自非洲。星巴克的中国公关部门对媒体表示，目前他们在中国出售的饮料还不是公平贸易产品，但他们保证所有的咖啡豆都不是“剥削”所得。

 

       公平贸易在中国，几乎是从江西和云南同时发端。2001年，江西婺源大鄣山绿茶获得了FLO认证，而次年云南“彩线云南”刺绣正式成为国际公平贸易组织(WFTO )的成员。两种获得认证的产品都由外国人牵头申请认证，直接销往国外，而在国内市场鲜见其踪。

 

       现有的国际公平贸易认证体系，是以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农业发展状况为基础制定的，农作物仅有小部分涉及亚洲，如泰国香米、茶叶，这意味着中国大部分农产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国际公平贸易机构的认证。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是单纯的公平贸易消费市场或生产基地，公平贸易在国内自产自销，同时努力扩大出口，将成为公平贸易在这一地区发展的首要特征。

 

       (据乐施会公平贸易手册、《公平贸易运动：全球化背景下更具社会经济责任的贸易潮流》、《公平贸易与惠贫贸易在中国》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