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新集体经济是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相对而言的，那个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权威和所需的合作主义的识形态，都是从外部供给的；而新集体经济则需要在市场化和个人主义舆论环境中间，解决自身的管理权威和意识形态需要。 

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全国大约有7000－8000个村子还保持着集体经济经营模式，这些村子基本上都实现了工业化，其中一些村子非常着名，例如刘庄、周庄、南街村、华西村等。说到底，新集体经济不再存在于国家分配资源的社会大系统内部，也将和其他的私营企业一样，遭遇市场变化和竞争带来的风险。有价值的可能是：新集体经济都是成长在农村地区的，在起始阶段这些集体组织与城市的已有企业相比，在“资金、技术和市场地位”诸方面的严重不足是再明显不过的，这些集体组织是如何突破这些“决定性的限制”的；在今天严酷的市场竞争中间，许多企业的辉煌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甚至是改革初期的“样板典型”多数都已经被市场竞争残酷地淘汰了，相比较而言，新集体经济在市场生存能力方面有着很突出的表现，这一现象如何得到解释？

湖北洪湖市的洪林村也是这些新集体经济组织中间的成功一员，本文根据洪林村的一些内部资料进行摘录，目的是粗略地呈现洪林村的成长历程，帮助人们认识新集体经济的内部管理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集体经济如何在市场上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材料摘录说明：本文取自两份资料，前面的部分未注明页码，内容是来自洪林村书记叶昌保的在2004年4月16日的一份讲话，题目是《我是怎样在村支书岗位上带来群众共同致富的》；后面一部分注明了页码，是来自中共洪湖市洪林村委员会编《洪林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学习读本》。【】里面的内容是摘录者老田所加的按语。

 

因为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只是一个农村支部书记。【管理者看来不是必须超越被管理者】

 

我们洪林村现有256户，1281人，2000亩耕地，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防治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2·8亿元，其中自有资产积累户均53·3万元，人均16·5万元。全村现有党员123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党员38名，中级职称以上党员47名，年龄35岁以下党员42名，女党员38名。

 

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

 

1970年初，全村村民、全村党员推选我当党支部书记。我心想：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党支部书记，因为在当时的洪林村来讲，我是单家独户，没有三兄四弟，又不会种田，特别是我眼睛有缺陷，先天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变形。但洪林的父老乡亲相信我，我也就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上任之时，我便在全村村民大会上郑重承诺：三年内如果改变不了洪林村的“三靠”面貌，我自动下台。【管理水平和绩效，看来不受管理者本人文化资质和生理资质的限制】

 

洪林为什么穷？为什么有27户外迁他乡，150多个劳力外出谋生？通过调查，我认为洪林的穷根还是因为天地分散，分布在“四湖两垸”（撮箕湖、雷家湖、黄牛湖、萝卜湖、大兴垸、六合垸），抗灾防御能力差，完全靠天收。当然，洪林穷的这一原因其他村民也知道，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人引导他们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共同去做。于是在上任第一年，我便在统一村民思想的基础上，以身作则带来村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开沟挖渠，改造低湖田，就这一个冬春，我们完成了3万多土方，使分散在四湖两垸的我村基本农田，初步建成了旱涝保收的水利体系，改变了以往“雨下三天一片白，放晴三日没水吃”的局面。【最关键发展限制，来自最稀缺的哪一种的要素，洪林村不缺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是组织力量】

 

我们洪林六队是解放初期湖南人逃荒迁居的移民，他们住的都是下方上尖很有特点的锥形草棚，一直以来，湖南棚子也就成为他们的代名词。虽然在名义上是洪林人，但他们的居住环境要比土生土长的洪林人居住环境差多了，他们吃的是臭水，住的是血吸虫病高发区，高达70％的户都染上了血吸虫病。当时我想既然同是洪林人，我们怎么能在最起码的居住条件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虽然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我这个“当家人”也有责任和义务为这四十几户湖南棚子解决好这一问题，再者如果解决了湖南棚子的搬迁问题，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洪林大集体的温暖，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增强和激发洪林人的整体观念和集体观念。总之，这事看起来虽小，在当时的情况下阻力也很大，但我觉得阻力可以排除，事小意义大，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和意见与支委一班人进行了交换和统一，虽然部分村民认为这样一来自己的“祖基”没有了，虽然当时河岭公社的一些领导认为这样一来会影响到当年的大中型水利任务，但我们在用“手掌手背都是肉”的朴实道理，用搬迁六队可以增加耕地、进行园田化建设的事实说服村民后，又向河岭公社保证不影响水利任务，终于全村人发扬“龙江精神”搬迁了六队。可以说，1971年这件事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头脑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考虑做有心人，要因势利导地把我们村民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实感情，提升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理念。【管理的要害是弥合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建设共同体理念】

 

上任两年，我们虽然为村民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虽然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中，我们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虽然这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明显增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但村民生活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我和村委一班人都清楚地知道，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事没有良种，粮食单产不高。

 

我觉得象一个医生知道了什么病，也该用什么药，但恰好市面上没有这种药而苦恼时，我探询到原洪湖县农业局有两个专家。一个是值保老师老师蒋佑民，他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广西玉林人；一个是栽培专家李启良，他家有海外关系，广东韶关人。……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准备去请，当时好心的村民怕我会因此戴上一顶“帽子”而劝阻我，……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搞起了种子繁育，“三圃生产”（株行圃、株系圃、原种圃）和科学种田。……虽然社会上有人怀疑，但我们还是搞我们的。比如说，常规品种每亩播种在50斤左右，而我们搞三圃生产，每亩播种量不过8斤。那时候，我们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的，从播种到育秧，一直到秧长到三匹叶的时候，我们村干部都是轮流守候。当年，我们萝卜湖五六百亩耕地全部搞原种生产，单本插。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没有插五一秧，我们公社党委看到之后就说，叶昌保胆子好大，这哪里看得见秧，全部是泥巴。在公社党委怀疑我们的时候，碰巧我们插下去的秧，又遇上寒潮和阴雨，气温下降，秧苗冻得快不行了。这时，我们的两位农业专家也有点打退堂鼓了。一天早上，他们商量我说：“昌保，我们是不是把这田耕一半赶中稻。”我就问蒋老师、李老师，我说：“这秧到底有没有救？”他们说“肯定有救，但要花很大的功夫，第一，挖田字格，降低地下水；第二，每亩撒几十斤生石灰，提高地温；第三，每亩追加尿素。”听了他们的建议后，我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安排人买生石灰，搞的搞管理，挖的挖田字格。不到一个星期，秧苗须根发白了、扎稳了，紧接着我们按每亩15斤尿素撒下去，25天以后我们秧苗的长势已经十分喜人了。最后我们实现了一季过纲要（800斤/亩），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就这样，县委就把我们洪林确定为全县原种基地。以后，我们每年向国家提供原种近百万斤，村民自己也有饭吃了，对国家也有贡献了，粮食储备也有了。1980年，我们储备了200多万斤口粮，我很自豪地对公社领导说，如果洪湖再连续三年水灾，我们可以不要国家一粒救济粮。【要适当地冒一冒可管理的风险，“可管理”意味着;技术上有解决方案，实际中有可资调用的资源，包括挖田字格的人力资源、生石灰合尿素投入；风险的资本：叶昌保前期成功积累的认同感、国家救济粮渠道的实际存在使得风险损失可控、由穷而积累的奋进意志】

 

70年到75年，虽然我们解决了村民的肚子问题，但是群众手中不富，这怎么办呢？我们就统一思想，动员群众，要求每个队养一棚鸭子，每个队搞一对大网下湖捕鱼，还抽调一部分劳动力搞搬运、办油厂、办草帽厂、办织布厂，从而使洪林集体经济不断得到了巩固合发展，群众生活也不断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1979年，原洪湖县棉纺织总厂到洪林征地扩建，听到这一消息，村民十分高兴，高兴的是只要村里把土地价卖的高一些，自己马上就可以多分一些钱；只要村里多要些招工指标，自己的孩子就有机会跳出农门，吃商品粮了。村民们众说纷纭，各打自己的“小算盘”的时候，我和班子一班人也在打一个“大算盘”：如果按部分村民的意思，将土地征地费要得再多，但钱多没有日子多；将招工指标要得再多，但去的毕竟是年轻的，那留下来的老的老，小的小该怎么办？经过反复权衡和思量，我们在说服了村民后，向征地单位提出了“三不一要”的交换条件：即不要高价土地，不要招工指标，不要请吃请喝，只要棉纺厂利用国家给予的土地征用费，帮我们建一个小型棉织厂，就这样我们办起了洪林村工副业发展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洪林棉织厂。【原始积累的第一步，是土地换来的】

 

 

1981年，这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开始在我们洪湖农村大力推行，是统是分，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说实在的，作为洪林的“当家人”的我，当时是既有内心矛盾又有外来压力，内心矛盾是：分吧，将会使洪林来之不易的一点积累和资产土崩瓦解；不分吧，人家会不会说自己不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呢？洪林会不会因此背上政治包袱，即使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呢？外来压力是：分不分，分得怎么样，全县、全区、全公社每天都有报表。我记得那时洪湖县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郑令兰同志带着办公室的几个领导，来到了我家，好心地劝我，他说“你要分就赶快分，你不分，怎么统，你也要赶快把方案拿出来，不要搞被动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我家的前前后后也都被乡亲们围满了，他们误认为是县委领导来逼我们分的，于是我把群众劝走了。我记得我与县领导把意见交换完以后，我到田里去，好多父老乡亲都说：“叶书记，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说，从民心看，我们的村民是不同意分的。尽管如此，但在这事关洪林前途和命运的大事面前，我觉得还是不能草率行事，于是我分十个部分列出100多个调查提纲，让班子一班人在村民中开展广泛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的结果，我写了一份2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洪林将实行“统为主、分为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支部会上，我的报告获得通过，随后，我们便召开了一整天的群众大会。会上，上午我们讲分的方案，会场唧唧喳喳，人越开越少；下午我讲统分结合的方案，除了掌声之外，会场鸦雀无声，人也越开越多。可以说，不从别的，就从这会场秩序和会场反应，我进一步地强烈感受了我们的村民是不愿分的。一天的会下来，群众最后的表决结果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即按照“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方案进行。从那时，我们也就旗帜鲜明地喊出了走“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发展之路的口号。【口号的提出总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民心民意可用可以部分地集结起来以规避政治风险，算是一种“共同负责”的政治智慧】

 

大方向一确定，具体的事就好办了。在强有力的集体经济支撑下，我们便着手实施“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80年代十年间，我们依靠棉织厂这只小母鸡，先后孵出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在1980年前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后，村民在村集体的资助下又实现了“二个一”到农户，1982年一户有了一台电视机，拿了独生子女证的，村里还另外奖励一台日立牌电视机；1985年一户又有了一栋将军楼。同时村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1985年，着名诗人、原中宣部代部长贺敬之视察洪林后，欣然题词“革命常思洪湖水，建设都学洪林村”。1986年原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视察洪林后，称赞洪林是全省农村改革开放的“一杆旗”。【关广富还称赞叶昌保是一个“超前”的典型，按照新中国的历史顺序，叶昌保实际上是落后于时代的，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跟上邓小平的前进步伐】

 

当然，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一步一个台阶的生活，我们村民中也不时地流露出“小富即安”的思想，对此我除了教育引导村民外，我自己则以“不发展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不发展我们就不会在‘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大旗下走得更远”警醒自己。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我们的村民开始显得有点不适应了。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多兴建于80年代的洪林企业一时间也步履维艰。面对这一冲击，村民的思想由“小富即安”走向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提出了“该收手时就收手”的主张，一部分人则提出“要在关键时刻大干快上”，甚至有人直接向我进言，要我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洪林的牌子，到外面搞几笔大贷款，把洪林一下子垒起来。但在这时，这两种意见我都没有采纳，我所想的是一方面洪林是靠工业发家的，退缩肯定没有前途；另一方面搞那种打肿脸充胖子，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乡亲，垒起来又垮了的事，我绝对不干，那到底怎么办呢？于是我一方面带队组织全村党员干部到省内其他先进村考察学习，力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则冷静思考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认真回顾和总结前20年的发展历程，一致认为出现目前暂时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一是在80年代我们由于不敢负债经营，致使靠“母鸡下蛋”“滚雪球”等原始积累创办起来的企业，由于投入有限，导致规模不大、水平不高，在市场经济风雨中经不起风吹雨打；二十在80年代企业运行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我们未能打出自己的品牌，从而使得这一很好的创牌机遇和全面培育无形资产的机遇擦肩而过了。【不可管理的风险，坚决不冒】

 

在找准了问题之后，我们便对症下药：一是以不超过村自有资产33％的负债率，搞负债经营，大力招商引资引智，实行企业提档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原则是“以德取胜”，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村不可能有很多过人的硬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在软环境上下功夫。二是引入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我们以全村11家骨干企业为主体，以发起方式组建成立湖北洪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让全村企业逐步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三是实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多元化。对全村中小企业实现租赁经营，鼓励村民入股和买断，对全村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实现目标责任制经营；全面增强企业的主体意识、激发企业活力；四是利用临近洪湖市区的洪湖市城东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全面启动洪林集贸、建材、运输、土地的四大市场，以长1500米、宽30米，横贯经济开发区中心的洪林大道为龙头，大力发展建材业和第三产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精品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兴办工业企业的方式创办农业实体；六是实施低成本扩张，积极参与国企改制。2002年9月8日，我们以“先租后买”的方式收购了拥有4万锭纺织规模、1200多名职工的原洪湖市最大国有企业――市棉纺织总厂，从而使我村纺织支柱、纺织龙头真正形成。

 

记得1970年以前，我们洪林有27户因为穷搬迁离开了洪林，后来我们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就相继把他们接回来了。到了1984年，这27户中，仅有3户因为多方面原因生活水平与其他村民的生活，始终相隔一半。为了使他们跟上来，我们通过支部会和村民代表会，就决定把当时洪林鸭场的1500只鸭子分给这三户，每户500只，让他们放养三年，集体不收一分钱，就这样在村集体的扶持下，他们也富起来了。

 

事实上，为了增强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说服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在面向村内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同时，也面向村外为贫困村和贫困村的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共同体建设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的利益实现后果上，否则将是没有说服力的】

 

1977年，我们洪林人日子还谈不上富裕的时候，为了帮助石码头区范家洲村脱贫，我和支委一班人就主动分期分批进住范家洲村，一方面帮他们制订治穷脱贫的方略，另一方面每年用优惠价供给粮、棉良种各一万多斤，并派技术员指导他们科学种田。范家洲地势低洼，我们就给他们60吨华新水泥，并花4000多元买了一台60马力的柴油机送给他们，协助他们建排涝泵站。

 

我们在这样有计划地开始帮扶兄弟村发展的同时，而且还哪里有困难就支持支援到哪里。1980年，原石码头公社脑春荒，我们一次就将仓储的100多万斤粮食无偿提供给受灾的大队，使受灾的乡邻们度过了难关。1981年，原界牌内垸溃口，万余农民兄弟受灾，我们用十几辆拖拉机、汽车一次送去粮食3万斤，稻草8万斤和成衣300多件。1983年8月，长江正值洪峰，洪湖水位猛涨，暴雨下个不停，地处洪湖岸边的金湾渔场变压器被雷电击穿，1000多亩精养鱼池面临水漫鱼失的危险，我们得知情况后，当即把自己正在送电排渍的100千瓦变压器拆卸下来，连夜送到金湾渔场，使他们保住了100多万斤成鱼。

 

如果说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我们因实力有限，力求把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模式在洪湖农村进行推广，还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那么到80年代后期，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民个人的富足及集体家当的厚实，为了使我们扶贫帮困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我们于1987年便率先在洪湖市农村开展了以扶贫帮困为主的“互连帮带”活动。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与洪湖市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在此期间，我们先后为这些村拆借资金270多万元，提供信息800多条，派出各类技术人员150多人次，代培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180多人，捐资30万元建校一所。到目前为止，已帮助其中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省地市先进行列。

 

 

在1980年以前村民在村集体的资助下，已取得了足以让他们引以为荣的很多实惠：1978年，村民用上了自来水；1979年，一户有了一辆自行车，一户有了一口沼气池；1980年，一户又有了一把电风扇。（P9）

 

从1993年起，我们先后与武钢、香港恒泰企业合作办起了全村第一个“三资企业”――湖北洪钢达彩色钢板制品有限公司；投资2800多万元，办起了洪湖第一个符合国家医药生产企业GMP标准的湖北大华制药有限公司；挂靠东风办起了洪林汽配厂；以股份合作形式，按洪林控股49％，上市公司武昌鱼集团控股51％，投资3800多万元，引进美国主机，采用全电脑生产工艺，建起了洪林10万吨饲料厂。（P11）

 

在我们农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支部。”这句话看似平常，实际包含着群众对干部、党员对支部十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P13）【毛泽东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看来这是与群众的政治认识高度合拍和接轨的，根据叶昌保的体验，看来也是不可超越的】

 

捉了当地群众的两只鸡打牙祭；将70吨沙虚报成100吨沙抵了任务；这两件事发生后，我虽在事发当时，就作出了要求当事人吃鸡给钱，上门赔礼道歉，运沙按实际吨位算、并公开向工地负责人写检查等相应处理，但经过深入反思，我也从这两件事中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农民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果我们不把从思想上入党作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关键，那么要求党员干部在行为上处处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会打折扣。所以从这以后，我就抓好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对已经入了党的党员队伍在党性教育、党性锻炼方面做到“五坚持”：一是坚持经常性教育，并始终把树牢树稳宗旨观念作为我们教育的重点。1982年，我们一个支委因受当时鼓励农村大力发展专业户大政策的鼓舞，他考虑自己有一手驾驶技术，在外界又有广泛的联系，觉得“技术＋关系”不用可惜，于是就想自己买汽车跑运输，尽快发家致富。当他把这一想法向我汇报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针对这件事展开了党员大会，开展新时期党员如何处理“带头富与带领富”的关系的大讨论活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光顾自己富，离开了带领和帮助群众致富，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失去鲜明的时代特征，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向第二种，特别是向第三种党员学习，于是“带头富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蒋奉献精神”成了我们全村党员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更加具体化的一条新准则。（P13－15）【追求无代价的福利和收益，确实可以因小见大，权力蜕化为少数人服务，无不经过此招】

 

80年代有段时期，有些人认为发展党员不要讲政治标准，说什么政治标准是空的，只有生产力标准才是实的。如对专业户和个体户主，认为只要他们有贡献、有业绩、有愿望入党就应积极接受。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只重经济不重政治的偏激标准很是不感兴趣，我觉得专业户和个体户有贡献有业绩当然应该肯定，但绝不能搞“一好则百好”而降低我们不该降低的标准和原则，因此在我们洪林，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如我村有个村民，原先是企业的业务员，后来为了发家致富，脱离集体搞个体经营，赚了一些钱，当时，有人认为他有本领，提出让他加入党组织，但我们按照党章规定并结合村情，认为他虽然有致富本领，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让他入党，近30年来，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抓好了以上两个重点，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全村78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我们村也出现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的事实。（P16-17）

 

总之，30年来，我总把“一心装着群众、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作为我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最大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自身先硬”，然后以“自身硬”来教育影响和感染我的一班人和我们的党员干部。（P23）【民间谚语：打铁要靠自身硬】

 

记得1982年9月，我们在村民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同时，为了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按一户一台电视机的标准购回了一批电视机，商业单位也搭配了几台当时的名牌产品“飞跃牌”。这时我们有的群众就说“我们能有今天，是得亏了村支部一班人，这几台电视机应该给他们。”应该说，群众的这个建议我们完全是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的。但我们并没有按群众的建议办，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大于它的正面效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正面效应最充足的理由，无非就是可以起到激励我们支部一班人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懂得关爱我们支部的父老乡亲。而它的潜在负面作用至少有两条：一是这样的事一开头，久而久之，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们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干部忘掉宗旨和根本，而过分看重和追求“论功行赏”；二是在不知不觉中，它会让我们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党员干部说不定什么时候连“什么该拿，什么该得”“什么是以权谋私，什么不是以权谋私”都会分不清。正是基于这种居安思危和防微杜渐得考虑，最后我们将这几台名牌电视机奖售给了群众中得先进工作者。正是在这种“名正言顺”的事上，我也严把“政治关”和“宗旨关”，所以我们党员干部也都形成了这样的理念“好事，先让群众得；好处，先让群众讨。”（P23－24）【群众的利益是个人福利改善的需要，是作为发展目标的微观基础而存在的；而权势集团的利益扩张，则很容易导致权力变质为少数人利益服务，只要走出这一步，利用权势排斥多数人的正当利益，都是很容易实现的；许多精英主义者可以混淆权势集团追求“剩余索取权”和群众的“物质福利”，这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逻辑支点，而叶昌保对此间区别确属洞察秋毫，老子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只要做到了防微杜渐，就肯定没有“苏东巨变”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发生了，毕竟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30年来，正因为我做到了这样，所以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向我看齐”，做到一心为民、一心为公，从而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洪林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P26-27）

 

通过近30年洪林的发展和变化，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洪林来之不易的这一点成绩和变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不管形势千变万变，始终坚定地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这条旗帜鲜明、饱含感情色彩的“红色道路”没有变的结果。正是有了这条路，我们的干群才一步一步地增强了“洪林是一个大集体，更是一个大家庭”的集体主义观念，才有了“洪林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使大家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给洪林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P27）【管理没有奥秘：就是要打通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隔，而管理手段除了不常用的最强硬的规制手段之外，都是依靠建立各种共同体信念，从而把每一个人的努力都组织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在把外迁村民一一接回洪林的过程中，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杨堂爱一家了。他一家七口，为了谋生，曾搬迁两省四县，结果越搬越穷，爱人刘桃秀也因忧虑过度造成精神失常。在一个年关前夕，我们找到了杨堂爱，并安排专车把他一家接回了洪林，在给筹备了一个临时的新家后，又给他送去了鸡鸭鱼肉等年关物资，使他家过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丰足年。以后，村里又根据他家大口阔的实际困难，给他兄弟两安排收入较高的工种，并照顾刘桃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杨堂爱的父亲年纪大了，腿有残疾，村里安排他白天在豆腐坊管兑换黄豆的事情，晚上晚上住到保管室去守仓库，这样两处拿工分，报酬多一些，经过这样安排，杨堂爱的七口两劳之家，就变成了七口四劳之户，很快他家就摆脱了贫困，并盖起了6间两层的小楼房，刘桃秀久治不愈的精神病也奇迹般地不再复发了。（P27－28）

 

事实是最能说服人的，也是最能教育人的。有了这27户外迁户的回村和回村后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我们村集体的凝聚力更强了，另一方面中国农民那种乐善好施的朴素情怀，在我们洪林人身上也进化成了在任何形势下都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P28）【共同体信念的建设，需要的重要事实教育人】

 

我们是适应形势，大搞“拿来主义”。但在拿来的过程中，不论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我们绝不照搬照套，而是从村情出发办事。如企业承包制刚推行时，别人搞，我们也搞，但我们坚决不搞个人承包，而是由各企业领导班子集体承包。按理说，承包只要承包者交得起承包款，应不分集体和个人的，但我们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明确呢？因为从村情出发，有两条理由：一是在刚推行承包经营的前十多年里，我们村民的宗族房头观念在“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理念的熏陶下已经淡化，一搞个人承包，势必会产生变集体企业为家族企业的趋向，与此同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村民潜意识里的宗族房头观念抬头、上升；二是就我们村民的经济实力而言，还没有人具有包亏的能力，如果只包赢而不包亏，想承包的人就会想办法压低承包基数，这样不仅不利于挖掘企业潜力，反而障碍企业的发展，甚至会出现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所以不搞个人承包，只搞集体承包，也成了我们洪林企业在推行承包制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从而避免了上述两种不良趋向，又促进了全村企业乃至全村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如果把它拔高一些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既抓了经济，又讲了政治。（P38－39）【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看来还是中国古人说的对，只要没有“私欲之蔽”，就能够见到“天理之明”，不存在什么高超的管理技术障碍】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常有意无意地对我说：一个人要想干好一件事，这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几手人是不行的。（P41）【这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一个朴素表述】

 

我对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一种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理性认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只是坚信“物质可变精神、精神可变物质”……我的这种潜意识，或者说我对精神建设这种最原始的认识和理念的形成出自哪里、源于何处呢？我想对于我们出生于40年代的人来说，无论是直接经历，还是间接听说，我们都不会忘记建国初期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如何以“小米加步枪”建立新中国的；我们也不会忘记新中国建立不久的三年困难时期，即使苏联撤走了专家，我们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是如何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必胜信念，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造出“两弹一星”让世人震惊的……这一幕幕悲壮动人的事迹在我年轻的心底就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于我来说的“物质可变精神，精神可变物质”的思想认识。正是有这种认识作基础，所以我便从我担任洪林村党组织书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践之。

 

在这里，我还得从洪林村创业之初说起。可以说，面对创业之初的“三靠”，面对日不饱食、夜不保寒的村民纷纷思迁想走……我虽然深感心酸但并不感到心冷，我虽然身感巨大压力但并不惧怕，因为我相信穷怕了、饿怕了的村民身上一定还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股潜在的力量就是每个正常人生来具有并潜藏于骨子里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志气。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村民身上这股潜在的精神和志气唤醒唤起，让它转化为有形的生产力。于是我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村民大会上，便反复向村民讲了他们所熟知而有易被他们所忽略的道理――人心齐，泰山移；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这样，人心被凝聚起来了，人气也被鼓起来了。于是，我和支委一班人便拿出实际行动，时时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来感化、教育和鼓舞我们的村民。……经过一个冬春，我们村民的精神面貌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我要在洪林的这片土地上，积极探索，不断总结，切实把“物质变成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工作抓出成效来的信心也更足了。（P50－51）【毛泽东说一穷二白是好事，根本在于在非常困难的境地里，个人努力都是无效的，人们必须转向集体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中国民众走集体主义道路“积极性高”的奥秘所在，毛泽东还说西方又富又文、包袱成堆，所以难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在西方多数人通过个人努力还有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从洪林村的实际看，如果不是集体水利建设的努力，没有集体经济作为依托进行科学种田，连吃饭都成问题，明显处在一种“个人努力无效”的困境里，毛泽东的知音始终是基层，是叶昌保这样的人和红林村吃不饱饭的农民，毛总结自己的感受，说越到党内高层资本主义空气越是浓厚，1962年的黑暗风也是越到高层越厉害】

 

一是全力营造我们洪林人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时“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我运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可以说我对开会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工作例会除外，在其他会议上，我能以“看似未带观点、实则已带观点”的讲话引导村民看问题、想问题，让村民在看和想的过程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理念。比如80年代中期，“洪林是个大家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带头富要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先富帮后富，洪林有义务”“赚钱不赚昧心钱，发财不发不义财”“既要用金钱装满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换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脑袋”等这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就在我们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也未曾改变和动摇过，按现代的说法，这应该叫一种“企业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应该说我们这种村文化的形成，就是我们一以贯之地抓培育、抓引导的结果，这种村文化的形成，也为我们洪林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的作用。（P51－52）

 

二是在做好“说教式”和“输灌式”教育引导的同时，我还坚持从细微之处做起。……我很崇尚“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句话，我30年如一日地这样做，一是要我们的党员干部明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要关心村民的痛痒；二是要我们全村的村民明了，洪林是个大集体，更是一个大家庭。事实上，在所有上述礼节性的事务中，我最看重的就是春节时给村民拜年和村民有丧事时一起给死者开追悼会两件事。因为每逢春节，既是我们每个村民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洪林这个大家庭大团圆的日子。一年一度，村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洪林的建设和发展都尽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应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给每个村民送一声祝福，道一声吉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弥补我们有时平时工作上的不足。对于为去世的村民开追悼会，我认为只要我们深入挖掘、细心提炼、正确引导，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还可以起到教育激励生者的作用。（P52－53）【共同体建设，不仅仅在与经济利益方面，这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还需要在正式的规则之外去寻求修补方案，把大家组织得跟一家人一样，跟亲戚朋友一样，本身是利益相关的社会关系的体现】

 

为防微杜渐，我们本着“与其讲许许多多硬道理，不如现身说法去实地体验一下，找回当初创业时那份感觉”的想法，于1995年由村团委组织了一次“重走赤卫队路，扬赤卫队精神”的主题活动，全村50名青年代表自带行李、自备炊具，骑自行车环绕洪湖市21个乡镇开展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活动，为期15天，行程近500公里的实践活动中，青年们很受教育，他们明白了洪林的今天是来之不易，作为洪林继往开来的新一代不仅要守好业，更要创好业。正是受这次活动的启发，1999年，我们又分期分批地组织全村村民到我们帮带互联的贫困村开展了“吃遍苦”活动，通过与贫困村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访贫困村的老党员老干部、贫困户、特困户、经济能人和经济大户，全村群众深受教育，纷纷警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更不能“发泡”当“败家子”，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牢牢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为发展集体经济做贡献。（P55－56）【忆苦思甜永远有效，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对比之上的，没有比较固然就没有鉴别，如果没有对比个人努力和集体努力成效的不同，坚定集体主义道路的信念就缺乏事实佐证和说服力，老子曰：善者，不善人之师；不善者，善人之资，信夫！】

 

在短短几年里，叶昌保首先带领群众改造三百亩低湖田，解决村民饱肚子的问题。他一个冬春吃住在撮箕湖，带领我们挖了六条沟，打起了四里多长的堤坝，完成了近五万土方。第二年春耕，湖田淤泥深，耕牛下不去，他就带头拉犁，腿上被菱角划出了一道又一道血口子，汗毛空被肥水泡得流出了血。到了夏天，又因为湖水猛涨，围堤七次倒口，他七天七夜没合眼，与村民打起了十多处堤坝。由于排涝抗旱抓得早，撮箕湖五千多亩农田，只有洪林的三百亩收了20万斤粮食。就在这一年，洪林人不仅吃上了饱饭，还第一次向国家交了8万斤余粮。以后连续几年，叶昌保又带领村民一道在黄牛湖改造一千多亩农田，开始了以繁育良种为主的科学种田。从那以后，洪林农田年年增产，岁岁增收，洪林村靠科学种田起步了，叶昌保也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和拥护。（P117）

 

三十年来，昌保从来不搞特殊化，不多拿群众的一分一厘，就连自己该拿的也贡献出来。倒现在，昌保还是拿村民的平均工资，每年仅拿5000元。上级组织发给他的奖金，要么交给村里，要么送到有困难的村民家里。（P119）【古训说：公生明，廉生威。因为他拿钱少，所以叶昌保这个官就相对好当，老百姓就比较服气他。据说村民之间有了矛盾纠葛，只要叶昌保一句话，就比法院判决更有效】

 

1980年，我们战胜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夺得了农工副业生产全面大丰收。今年，我们又战胜了长时间的持续性干旱，夺得了夏粮、黄豆、早稻的好收成，中稻、晚稻和棉花的丰收也成定局，工、副业生产比去年同期有了较大的增长。预计今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120万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80万元，流动资金36万元，储备粮120万斤。全大队拥有各种动力机械36台，计马力679匹；大拖拉机两辆，汽车两辆。农业生产中的耕整、抗旱排涝、收割、脱粒、运输实现了机械化。社员富裕程度也显着提高。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百分之百的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绝大多数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户还购置了缝纫机、电扇等，社员家庭基本上实现了电表化、自来水化、沼气化。生活标准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P148－149）【这个境界，根据职业农民老田的看法，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全部农村人口都工业化不大可能，但是在合作体制内求得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应该是可以的，而且只有在合作体制里，才能低成本提供水利、医疗和教育等公共物品，实现一定程度的机械化，没有合作化农民既无法大量增收，也无法享受低成本的普遍服务，但是合作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管理，红林村在1970年之前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