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激辩集体经济（一）：能人问题是人亡政息，是政息人亡？
来源: 开放时代 发布时间：2015-01-30 阅读：1887 次
食物主权按：摘自第12届开放时代论坛，主题是主题是“集体经济村庄”。争论焦点在于：集体经济村庄的存亡是否必然依赖于能人的带领？能人如何产生？能人为谁服务？
曹锦清：集体经济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德才兼备的能人
……我调查的大大小小的还有集体概念的村庄，都有一个德才兼备的能人。当然，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内部责任制的落实等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最关键的是有一个德才兼备的能人。这里的“德”和老田讲的就有点关系了。他承担了整个组的成本，然后就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就把利益分配给集体。他自己主要是获得了乡民对他的尊重而不是直接的收益。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还有一种收益，就是各级领导对他们的肯定，总而言之是一种荣誉吧。他们努力工作，带领着他们的精英团队不在分配领域以占领优势地位分配为动机，这个叫“德”。还有“能”，这个与经营农业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不一样，总而言之，向市场转轨过程中的各种能力。这两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兼备。市场呼唤的就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现在在我们整个官方媒体都认为个人和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
市场经济活动的动机和集体经济企业里面带头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具有集体经济带头人的动机和能力的人可遇不可求，因而这种集体经济都面临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样的一种动机，是怎么形成的？第一，确实有沿承传统的人民公社，资格老，他们一般都采取终身制，退不下来。
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是因为市场的分化作用，还是由于政治上的某种决策？1982年的分田到户，就上海郊区的情况而言，大体上我调查过，原来的公社三分之一不想分，凡是原来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都不愿意分，凡是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都愿意分。大概三分之一愿意分，三分之一是无所谓的，后来有强制性的，所以政治干扰是有的。杜润生要实现最后的心愿，他是主张把地还给农民的，地本来是农民的。估计他通过某种政治，因为他的理由讲得比较冠冕堂皇，然后土地可以流转了，可以规模化经营了，人民可以放心了等等。如果土地变成私有，会对未来的中国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基本的土地制度一动的话，就等于什么都动了，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农民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农民则拖着沉重的小土地尾巴，把大量的地租带到城市，使得现代的农业高地租运行。这个地租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支付？是由城市消费者来支付还是由政府买单，抑或是经营者？由经营者支付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是市场本身的主导力量导致集体经济解体。
马恩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要远远多于对敌人的批判。《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是批判社会主义的，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小资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早期是批判蒲鲁东的，后期是恩格斯代他批判杜林的。蒲鲁东和杜林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市场的转型，工人的失业和农民的失地在那个过程中，他们提出的主要是反私有制而不是反市场的。他们建议集体所有制加市场经济。这类似于我们现在要搞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是以集体和公有为主体的，现在向私有化方向变动了，社会主义这一块几乎是不存在了。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经济情况的描述。那么，要求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版本的，像杜林，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加集体经济。恩格斯说这种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化违背了政府的法律，单单货币的力量就会把它们摧毁。这就解释了我们前30年为什么对集市贸易、货币设置作用，但是没有设置到。整个改革开放就是从这个领域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集体经济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的讨论。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市场的力量确实是极大的，我们对市场的认识也不过二十几年，市场某种意义上要比产权更加重要，产权的清晰其实也是市场引动的。西方也有这样的规律，中国也有。所以，我们不能把讨论集体经济看成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如果要论社会主义经济有效的运行形式的话，我觉得要结合市场的研究。
严海蓉：是政息人亡而非人亡政息
我想就集体经济村庄中的能人问题再讨论一下。我们跟学生开学习会的时候，往往一讨论到集体经济，他们的眼睛就盯在“能人问题”上，仿佛集体经济是因能人而生。我认为这是颠倒了历史的逻辑。并不是有能人才有今天仍然存在的集体经济，而是人民公社时期催生了一批农村基层带头人，后来人民公社解散的时候，其中有少部分能够保住集体经济，使得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集体村庄的存在，看到能人的存在。因为种种原因，当时大部分集体经济保不住，像山西的张庄，即韩丁笔下的长弓村，在压力之下，这个集体村庄没有保存下来。它的基层带头人王金红也是个能人，但靠个人之力也没有办法解决分散的小农问题，就没有所谓的能人问题了。所以，这就使我们重新考虑能人和集体经济的历史逻辑关系。原来的集体体制和集体文化能够产生这样一批来自于集体、带动集体、为集体谋福利的能人。这些能人中少部分今天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是因为他们的集体经济有幸得以保存；而在集体经济没有得以保存的地方，能人当然也有，但是没有了集体经济，就没有了所谓的集体经济的能人问题，可以说是政息人亡。大概是这样的历史逻辑关系。而今天的市场经济能产生的能人是大户和先富的农村精英，温铁军称之为“精英俘获”的、截留国家下放资源的精英，但是几乎产生不了集体带头人。今天的集体经济都面临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这样的时代产生不了德才兼备的能人，所以反过来可以说，能人问题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潘毅：“能人”为谁服务
其实我有段时间跟海蓉搞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据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走进正规的村庄，“能人”一般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能人是为谁服务而已。怎么会没有能人？只不过现在农村的能人被吸引到了城市。所以，我并不认为能人的存在是特殊性的问题。你刚才说市场是很重要的。我的担心是，像今天这么好的十几个村庄，很有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市场经济，在资本全球化的情况下越来越生存不下去。到底是市场为集体村庄提供了一个前提的条件，还是说市场的存在让其倒下去的机会更大？如果我们把集体经济放在全球体系下考虑的话，如果集体经济村庄要和富士康等企业来比拼，肯定会出现问题。富士康这种企业根本就是通过剥夺工人来获得资本积累。所以对于市场能够提供一个保护的作用，我是有点怀疑的。
王景新：集体经济和主义是没有关系的
我很赞成张小军老师对市场和集体经济相结合的思考。曹锦清老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和市场接轨，市场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现在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其实都与当年承包到户对集体资产的分割程度有关联。分割彻底的地方现在一般都很穷，当年分割的时候，确实在集体资产积累比较好的地方都是不愿意分割的。当时集体资产分割不彻底的地方就发展比较好，赶上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浪潮。有些地方异军突起了，另一些地方的发展就受到了制约——“市场锁定”的制约，例如温州桥下镇，占据了全球75％的纽扣市场。市场锁定之后，你再来生产纽扣就没市场了。所以，先发地区抢占了市场先机。
有关村域精英的作用，确实很重要，不用怀疑。我是搞区域经济学的，为什么有的区域发展有的区域不发展，用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不顶用：你说资源禀赋不同，甲乙两村就隔一条路、一条沟，没有禀赋差异；你说文化传统不同，华西村、花园村就文化传统深厚，它们旁边村的文化传统就不深厚？你说区域政策不同，村域之间不仅都在一个国家、一个县、一个乡，政策完全一样。区域经济学所有的关于区域差异的解释，用在村际差异的解释上都说不通。到底是什么不同？其实就是领头人不同。刚才有人说得对，哪里都有精英，但是精英的行为偏好很重要，有的精英赚了钱愿意回来为集体做点事，这是他的行为偏好问题。产业积累很重要，改革的起点也是发展的条件。精英一定是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集体经济，是人民公社传下来的、社区型的、一个村一个组的全体成员都参与的。这个集体经济重要的特点，除了土地公有化之外，就是它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要承担经济职能，还要承担大量的社会职能。这是中国特色的集体经济。我认为集体经济和主义是没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就存在集体经济：一个宗族有祠田和庙产，这是不是集体经济，当然是宗族共有的集体经济。中国上古社会的井田制、原始社会的血缘家族公社，也是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家族和群落中的人被野兽咬伤了谁来养？孩子谁来教育？共同需求要求有集体经济，与“主义”没有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只是集体经济在当今社会的一种形式。
老田：过度强调“人亡政息”是歧视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的“能人”现象，或者说集体经济会不会跟着能人而人亡政息，这是一个歧视性的问题。当然，一个企业的生存能力确实是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与私人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有起有落，这无可厚非。从企业的生存性指标来说，集体经济的表现是相当好的。全国工商联2005年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能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⑥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再能干的资本家都是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集体经济的生存当然也要遭遇市场竞争的残酷考验。在所谓的能人现象背后，有着管理结构与竞争生存方面的普遍性问题。美国研究西方企业成长史的钱德勒教授就指出：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进行成功的三重投入，厂房设备方面的投入、销售网络方面的投入以及管理结构方面的投入。他使用的管理结构概念，在功能上相当于生产政体以及集体企业中间被强调的能人现象。在所有的企业中间，都需要一个经理班子把企业的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起来，进行生产和营销活动，获得利润并得以生存。钱德勒还认为，管理结构投入有一个十年左右的成长周期，这个周期大于设备、厂房投入周期和销售网络的建设周期，从一个新产品技术的成熟到市场上出现第一批领导型企业，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一个企业十年之内不能完成管理结构的成功投入的话，领导企业在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之后，机会之窗就会关闭。很明显，管理结构对于企业的成功是很关键的，不过，学者喜欢把集体企业的管理结构想象为一个带头人的绝对主导作用，然后说，如果推测没有了这个人集体企业以后就会怎么样，其他地方没有这个人所以就怎么样。这样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是歧视集体企业，对于这种观察视野很有反思的必要。所有的企业，不管是公营还是私营企业，都会碰到管理结构与市场竞争的适应性问题。在企业经营中，不管是劳动过程还是管理过程，基本的逻辑就是分工协作，许多人合作，同时每个人都完成自己的事，而且还要在自己选择的水平上付出自己的努力，集合起来的努力成果，才会有企业的成功，这是不需要讨论的。单独提出集体企业的带头人与集体企业生存的关系，未必合乎事实，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把集体经济村庄的管理机构等同于带头人的学术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