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华西村——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传统？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6-01-12 阅读：2299 次
【编者按】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之富庶众人皆知，却备受主流媒体责难。华西村财富意味着什么，它有怎样的管理结构，却少有关注。 老田的这篇文章指出与一般市场化企业不同，华西村的内部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管理结构仍保留着社会主义传统。文章分析梳理了华西村从集体农业时代开始到乡镇企业再到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下，其公有制及集体经济管理方式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文章还批判了面对华西村的丰富实践，现有学术论述之匮乏。挖掘这些被主流忽略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一条新路提供了参考。
中国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气派的建筑，但是华西村的财富有着不同的涵义。好像华西村越富，一些媒体就是越是看不过眼，吴仁宝去世再次引发争议。对热衷于批判华西村的媒体而言，华西村的现实与它们信奉的理念有差异，所以华西村的成功好像是损害了它们信奉的普世价值。
华西村今天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这个企业与其他种类的企业有共性。企业就像是一台计算机，设备厂房相当于硬件，市场网络则类似于输出输入设备，管理结构则是驱动这两者的软件。华西村另类的地方在于：其管理结构明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现代企业制度”。华西村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及其管理传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判然有别，倒是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传统有着亲缘关系。
集体农业时代的华西村
从1994年开始，原本华西村0.96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已经没有一分耕地，也已经没有一个农民，完全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华西村的管理结构依然非常简约，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低成本：只耗费很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就维持了良好运转。这个低成本管理的特点很受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推崇，他说华西村“拥有一个地级市的产值，一个县级市的人口，一个乡镇的面积；但却继续维持着一个行政村级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党委委员和一个物业公司就管理了域内的综合事务）”。
华西村的成功始自集体农业时代。1964年政府号召“农业学大寨”，老书记吴仁宝等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计划，要把华西村的土地改造成高产稳产农田，结果这个计划到1972年就提前完成了。据《江阴市志》资料：华西村在不到十年时间内，“花人工29万个，挑土137万方，将1300多块高低不平的地块，改造成400多方稳产高产的良田。粮食亩产1964年610公斤，1970年805.5公斤。1972年起推行‘双三制’，亩产连续8年超吨粮，每年提供商品粮12.5万公斤。同时发展多种经营，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大队按照统一规划、私造公助的原则，于1972年建成670间瓦房的华西新村。”由于在短时间内付出高水平的努力，结果是彻底改变了华西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1973年12月3-7日，江阴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学华西现场会议，深入开展学大寨、赶华西的群众运动。1970年起，《人民日报》几乎每年都对华西村进行一次正面报道。华西村的农业条件不如周边村庄，人均耕地也非常少，但通过高水平的努力提高了土地产出。当时华西村的农业生产与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投入，华西村也与大寨一样，正是依靠这些有限的人力畜力的密集投入，在很短时间内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局限。据《人民日报》报道，“到过华西的人，都说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干劲大，尤其称赞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换句话说，华西村当时在几乎没有采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包括物质刺激和政治强制）的条件下，劳动者自愿地付出了高水平努力；当时华西村的社员付出的体力劳动强度和时间，超过了一般人的忍耐力。
在最近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与土地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费孝通所说的 “中国农民的问题就是饥饿问题”。这不是华西村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问题，由于问题特别严重，其不利后果还向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系统扩散，因此，粮食不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数百年来中国人多地少的全局性困境，在人口基数巨大且还在继续增加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快速地提高土地产出量来加以解决，而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前，华西村只能通过以密集投入劳动的方式去应对。而华西村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无疑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义。
因此，华西村之所以成为典型，内含着三个要素：一个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困境、在中国工业化未完成时期只能以选择活劳动密集投入的方案。也就是说，华西村没有硬件投入的选择，也没有从市场网络优势中间寻求资源流入的可能，只能通过改善“管理结构”而在本地有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寻找解决方案。
社队企业与华西村工业化
1969年，华西村创办了小五金厂，开始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也是这一年，华西村取消了小队核算，率先实现大队核算，全大队的日工分值完全一致。到1972年，华西村完成了自然村的搬迁，全大队住房统一规划，集中居住。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是全国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县份，1978年有社队企业2054个，产值3.83亿元，超过县属工业产值。1980年，社队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3785万元，1982年社队企业产值8.28亿元，排全国第二位。乡镇企业的兴旺，极大地增加了社队对农业的投入能力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在江阴县，“1979-1984年，上交公社、大队资金共22708万元，平均每年上交3784.7万元。其中：用于支持农副业生产2960万元；扶持贫困大队和补贴行政费用1946万元；参与社员分配8619.4万元，约占同期社员集体分配总额的61%，公共福利事业费用4505万元，返还企业用于发展生产5277.6万元。”
乡镇企业的繁荣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激发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新途径，从而有可能避免西方的工业化引发的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他说，“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结合温铁军教授的看法：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人财物的一般流向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就必须逆转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资金流向，乡镇企业的利润能“逆流”回到农村和农民手里，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的。从江阴的实践看，乡镇企业利润上缴公社和大队之后，然后再由这两级政权安排其流向农业，这本质上是一种基层政权执行的“财政转移”职能，而乡村政权拥有企业利润分配权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费孝通在苏南看到的草根工业反哺农业要以所有权公有为前提条件，当时恰好具备这个条件：直到1996年，“整个苏南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10%都不到”，而张家港市在1997年4月完成小批量改制之后，公有股权比重仍然高于93%。
一位亲历者指出了利润“逆比较利益而流动”的内在机制：“有了乡镇企业以后，城乡、工农业之间剪刀差的微观调节，都是靠乡镇企业的利润来解决。小城镇的建设，自来水，供电，造桥修路，办学校，敬老院，计划生育，优抚军属，干部补贴，所有这些都是乡镇企业解决的。苏南为啥农民的负担轻，干群关系好？都是由乡镇企业包下来了。干部要群众的很少，给农民的很多，干群关系当然就好，至少不紧张。”正是明确地认识到利润逆流的所有制条件，所以他态度明确地反对私有化。
随着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过程，费孝通原来指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烟消云散了。而华西村恰好又一次抵制了这个改制过程，因而依然能够为本村村民提供就业、福利和可观的收入。在华西村之外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去外地打工成为社会底层，土地被大量抛荒，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还有必不可少的阶级对立，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回来了。
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先有一个公有制条件下的“部分质变”，在农村分田到户之后，官学两界携手鼓吹“一包就灵”。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乡镇企业内部的改革很容易锁定强化管理层权力的承包制。承包制培植了管理层的特殊利益，而特殊利益的固定化和扩张欲望，在学术界哺育了一种“把企业经营与特殊利益一致起来”的主张：管理层买断（MBO）。
相比较而言，华西村不仅坚持了“成员共有制经济”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原有的管理结构：没有向干部赋予操控劳动者命运的权力，村民也没有丧失就业保障（所谓“能进能出”），也就是说，没有实现劳动力彻底雇佣化；在外部私人企业愿意给高层管理人员支付高薪的环境压力下，从1994年开始给予管理层较多的分红，同时却以《村规民约》加以限制：企业高管获得分红成为记账股份，在离开华西村时失效。看起来，华西村在原有管理结构受到外部压力挑战时，与其他地区相比，没有以劳动力彻底雇佣化为条件去强化干部的管理权力，同时，给予干部多平均水平的分红数量但施加流出限制。今天华西村的现实，已经部分放弃了原有的管理结构，但在部分程度上还有费孝通期望的“新工业化道路”的曙光。遗憾的是，华西村成了特立独行的另类。
华西村对学术界的挑战
迄今为止，唯一对华西村进行过深度调查的研究报告是周怡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虽然她发现村民对华西村现状高度认同，但周怡教授对华西村高度不认同，所以，周怡教授抓住一切机会“说点华西村的坏话”。
根据周怡教授提供的材料，在村民收入中，奖金和分红平均是工资和福利的5倍，而“村民的收入差距最主要体现在奖金和分红收入上，而村民从企业获得的奖金取决于村庄规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华西村1994年开始事实给企业留利20%，2003年改为留利50%；在企业留利中间，厂长得10%，副厂级干部平分30%，职工得30%，其余30%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效益，村民的股份多半来自奖金的记账收入。”从这些材料看，华西村的分化是标准的“职业分化”，且职业分化被企业间的盈利水平差距放大，但周怡教授却笃定地断言：“权力在其中既是主导分化的操纵因素，又是分化的客体。即现行华西社区分化应当被看作仅仅是权力的显示，干部身份（政治差别）决定着社区分化的特征。”周怡教授还断言：“不论从收入还是从财富的家庭户分来看，其差异系数远远大于0.40的国际基尼系数标准。……而且高于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0.54）。”而一位华西村的管理人员告诉周怡教授，“我们的最富者与外面的私营老板比不算富，我们的普通村民与周围的甚至全国的农民比却是富农。”
华西村的公有制构成了对上层的限制：无论是政治权力分配还是经济利益分配，华西村村民的成员资格是政治平等的基础，而政治平等是经济平等的基础。华西村是政企合一的社区，个人之于村干部不仅仅是一个雇员的身份，还有完整的成员资格和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管理层不能拿村民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对干部权力扩张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不仅干部操控村民命运的能力要远远小于私营企业，村民受到经济剥削的程度也远远小于其他企业，干部或者管理层占有利润的份额也大大小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这种相对平等的管理结构里面，用什么样的学术工具或者概念框架去树立华西村的实践，并不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周怡教授毫不犹豫地把华西村的现状描述为“经济公有制”和“政治专制”的组合，这显然是由贫乏的概念框架造成的解释扭曲。
有些人认为，公有制与政治专制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所以持有一种盲目地认为私有化就是好的观念。以华西村的事实来看，吴仁宝把华西企业集团的资产买断“持大股”、村民成为纯粹的雇员之后，固然会更符合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村民的政治经济状况会上升还是下降？这不仅在事实上无法验证，与村民的感受截然相反，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让人信服：在稀缺资源垄断于少数人之手之后，政治上就肯定丧失了宽松和民主的基础。
在改革早期，农村的土地大体上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城市里国企资产多是被低估之后由管理层买断，这个巨大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网络的作用。但是，这个网络的作用不是无限的，19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改制中间私有化过程也同样向管理层倾斜，一个著名的官员胡福明还特意向吴仁宝打招呼说，压力很大，“坚持不住了”，官场压力的作用要足以帮助管理层顶住村民通过社会网络施加的压力才使得私有化顺利起航，就这样，绝大多数企业通过管理层买断而私有化了，吴仁宝再一次顶住压力没有照办，因此，才留下了华西村的另类实践。在熟人社会的网络中汲取力量去应付官场压力，反而成为吴仁宝的一个力量来源，他敢于抵制分田、敢于抵制私有化，乃至于只是有限度地接受对原有管理结构的改造，都源自群众力量。
在华西村，这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的实际存在，至少对政治和经济的分化构成一个有力的限制，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社区认同的上升和对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运用强制性权力的需要。而每一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都最终要在管理环节加以调节和解决，华西村冲突和矛盾的最小化，可以部分地解释温铁军教授所推崇的低成本制度。不仅在管理链条内部是如此，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间，干部与群众的社会距离也是非常小的，周怡教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问卷调查数字：村民有重要事情需要帮忙或者找人商量时，村民首先找直系亲属（占样本总数的67.9%），第二是找村领导（59.2%），其次是找父母（54.6%），而找单位领导的则很少（7.2%）。
对华西村的学术表述与村民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不能说不是对主流学界的一个挑战。过去60年中国历史有两次转折，华西村的实践也回应了一些问题，经验材料的极端丰富与学术表达的极端贫乏共存，只有一点很清楚的：教条化的思维无助于认识和表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