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夭折的“河南小岗村”改革 ——对农业改革出路的再思考
食物主权按：张小申1974年去河南下乡当知识青年，1975年被调到岗王大队当生产队长，接管派性严重对立、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的二队。在大队支书王志黑的支持下，张小申专研农时和农业技术、改革一些生产组织方法，二队很快就在生产上打了翻身仗，从一个后进队变成了一个先进队，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拥护高涨。然而，张小申却此时开始了“大包干”，统分结合的尝试。为何？
在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里，两位作者通过对70年代这次农业改革实践的回顾，探讨了把马克思提出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这种经济形式由设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人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时候，免不了要争论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孰优孰劣，那么集体和个体经济一定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吗？两位作者认为集体经济发展缓慢，并不是集体方向道路不对，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集体形式。改革的目的是要改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弊端，而不是要改掉集体经济本身，不能把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过犹不及“。
岗王村的改革实践把生产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各农户，在集体经济的框架下最大程度地激发个体活力，使人们的劳动变得主动、简约而高效。对集体经济框架的坚持是岗王的“大包干”和后来宣传的小岗模式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的老朋友韩丁曾听说，改革开放前中央有个调查，显示是全国的集体经济有三分之一很好，三分之一一般状况，三分之一情况不好。在张小申接管之前，二队很可能就是全国集体经济村庄中那些搞的不好的三分之一的缩影。张小申思路是通过统分结合，先解决吃饭问题，以集体的壮大来形成“自由人的联合”。然而什么是自由人的联合，集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需要以培养和打造什么样的“自由人”，什么样的集体文化和集体精神为前提？这是本文还未涉及的话题。关于岗王的改革尝试，我们明天将发表老田的回应，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回顾这段经验，既是探讨中国集体经济的历史成就和不足，也是给当下停滞不前的农业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
2015年11月25日起，人民食物主权推出了讨论集体经济的系列文章。该系列以何平老师的文章打头（复习请戳这里：《认识民营集体经济，走出三十年改革误区》）。随后，本公众号接连发布了四篇由不同的研究者所撰写的回应何平老师观点的文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集体经济的失败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复习前四篇请戳：
2015年11月25日起，人民食物主权推出了讨论集体经济的系列文章。该系列以何平老师的文章打头（复习请戳这里：
《老田：农村集体经济和成员资格问题再回顾——与何平先生商榷》
今天这篇讨论是这个系列讨论的延续。食物主权平台希望通过推送这些讨论，引起更多的争鸣，后续还会有更多评论发出，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号，也请不吝赐稿。投稿邮箱为：shiwuzhuquan@163.com
说到中国的农业改革，家喻户晓的是安徽省小岗村的18个农民，在1978年的冬季，盖血手印搞了“大包干”。在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小岗村成为了全国农业改革的先行者。
河南省也曾有一个类“小岗村”改革，但是它夭折了。
在1978年的春季，早于安徽小岗村的改革大半年时间，河南省舞钢区有一个村庄，也开始了农村改革尝试。1979年冬季，舞钢区辛衍惠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召开了7000人农业大会，推广了这个村庄的经验。大会后，全区80%以上的生产队实施了“大包干”。
河南省没有遇上万里这样的省委书记，这个村庄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旗”。后来辛衍惠书记被调离，舞钢区大多数已经搞了“大包干”的生产队又被强行合并。带头改革的这个村庄顶住压力没有合并，但是党支部书记被撤职，改革整体设想搁浅夭折。
这个被扼杀的“河南小岗村”，就是河南省舞钢区武功公社岗王大队岗王村。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是王志黑。
岗王村的改革构想是有理论思考的，没有停留在小岗村的“大包干”的层次，而是试图对集体和个体经济“扬长避短”，使两者在各自“扬弃”自身的基础上融为新的经济细胞，这种新细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
现在反思三十多年前的岗王村改革，是因为无论小岗村还是南街村都不能给农业改革探明一条令人信服的出路，要另辟新径。
一、岗王村农业改革和整体构想简述
与安徽小岗村不同，岗王村的农业改革不是从全村最穷的生产队发起，而是从当时学大寨已经卓有成效的第二生产队开始的。
与安徽小岗村还不同的是，岗王村农业改革的原方案的特点，是要保留集体经济的优点而尽力去除其弊端，同时引入个体经济的长处而避开其短处，使集体与个体融合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即“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该自由的自由，该联合的联合”。
改革初始阶段，实施“大包干”, 解决社员基本温饱问题。
改革的第二阶段，生产队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解放劳动力，兴办粮食深加工等队办企业，使集体和农户的收入同步增长。
改革的第三阶段，生产队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的水平，兴办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农业科技园场，以高经济收益和低劳动强度吸引农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自由加入“联合体”。农户出入“联合体”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强迫。农业经济由此形成“有分有合、分合自由、公私共存、平等竞争”的生态环境。
改革的最终阶段，是要把马克思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由设想变为现实。农户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携带生产资料加入或退出集体，加入集体后即获得集体领导人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罢免权。这种政治权利是由农户的经济权利自然生成的，不是任何其他人赐予的。这种具备最真实最充分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社会细胞将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肌体。
这种改革构想是空想还是妙想？由于领导班子的变换，岗王农业改革在初始阶段就夭折了，自然就没有结论。不过，在农业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仍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反思。
二、追求真理是岗王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通常都说农村的改革是因贫穷而起的，小岗村是如此，全国大多数村庄也是如此。但是，岗王村的改革原因却有点不一样。
要说贫穷，岗王村的确很穷，而且是当时全公社最穷的大队。
岗王，顾名思义处于岗坡高地，缺水，没有一亩水浇地，收成完全“望天收”，遇上大旱，庄稼绝收，连人畜吃的水还要到几里外的其它大队的村庄去挑。
这种高岗地怕旱，应当不怕涝吧？恰恰相反，非常怕涝。这种丘陵高地的土质属于黄粘土，渗水性极差，加上活土层浅，遇上大雨就成了“硬着脚脖儿可以蹚”的泥汤，庄稼容易烂根黄萎。
土壤贫瘠，怕旱怕涝，好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差年成亩产一、两百斤，“一年粮食半年光，剩下半年打饥荒”，是岗王村当时的真实写照。
但是，最早启动改革的岗王二队并不是最穷的生产队。在改革动员社员大会上，大多数社员拥护集体体制，不同意分田，愿意跟着领导人继续集体干；而生产队长张小申先后开了3次社员大会，反复做工作讲道理才说服大家接受改革。
为什么社员们当时并不热衷于改革呢？
这要从两年前的岗王二队说起。
1975年深秋，其它生产队的小麦已经像针尖样的出土了，而岗王二队才种了十几亩麦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家族宗派严重的岗王二队连续发生群殴事件，原队长带领大派把小派打得肋断骨折，被抓走坐牢。在二队的大派和小派中都找不出能够让全队社员信服的新任队长，生产活动瘫痪了。
已经误了正常的麦子播种期，偏偏又遇上了连阴雨天，岗王这种粘土质遇雨多天都无法进地播种，眼看着这季麦子就种不上了。
公社紧急地抽调了3名知识青年来接管岗王二队。张小申任生产队长，张韬任生产队副队长，温选民任记工员。三个知青超脱派性，团结生产骨干，克服湿地困难，用撒播的办法补种了小麦。
但是，撒播的小麦根植很浅，如果遇上严寒可能冻死。为了给小麦保暖，三个知青带领全队社员广积深挖肥源，把几十年的牛马猪圈、各家的厕所和粪坑都挖得不见黑土为止，又拆了社员的老旧土坯房当肥料（集体出工出料给拆房户盖新土坯房），近300亩麦田都厚厚地盖上了一层农家肥。
1976年，岗王二队的小麦大丰收，总产量达到八万多斤，是历史上最好的收成。当时公社最先进的生产队夏季口粮分配标准是每人180斤小麦，岗王二队为了让社员吃到2倍标准的每人360斤小麦，按照公社要求一季缴纳了两年的公粮。
不仅夏季，施足肥料的秋粮也是大丰收。岗王二队在冬季“学大寨”深翻土地，对最贫瘠的30亩高岗地“驴打滚”改造（把一畦活土起到一边，在死土上施农家肥深翻一尺，再覆盖上另一畦的活土），种出的红薯小个的有大碗口粗细，大个的竟然像篮球大小，30亩红薯的总产量比往年的100多亩还多。往年切片用的红薯擦子对这么大个的红薯无可奈何，社员只好把红薯拉到集市上卖掉。
1976年夏秋两季丰收，岗王二队卖了不少余粮，手中有了钱。开社员大会征求群众同意之后，只拿出小部分用于分红，其余钱款用于牲畜交易和购买化肥。
生产队重用两个懂得牲畜交易的能手，在南阳与漯河牲畜交易市场买卖牲畜，两年下来，队里从只有一瘦驴一瘦牛（需要四人抬才能站起来）增长到了八头牛一驴一马，有了四套犁耕地的生产力。
知青张小申的母亲设法买来了4吨日本原产尿素，增产显著。1977年，岗王二队的小麦总产量接近13万斤，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再次按照公社要求一季缴纳了两年的公粮，每个社员的夏季口粮分到了400斤小麦。秋季，岗王二队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和全公社第一台小型收割机。生产队集体实力大为增强，社员生活明显改善，劳动强度降低。
岗王二队只用两年时间从落后生产队跻身于武功公社先进生产队行列。队长张小申作为“学大寨”先进典型经常参加各级知青先进代表会议和省级农业会议。
通过“学大寨”大干苦干、包干管理和化肥投入，社员的生活在两年时间里就明显改善，对集体经济又重新充满了信心，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了，跟着现任领导人干就行了。这就是岗王二队社员当时并不热衷于分田改革的原因。
但是，其它的生产队却难于复制岗王二队的成功经验，其表面原因是缺乏称职的领导人，但其深层次原因是体制问题。
党支部书记王志黑和二队队长张小申在实践中认识到多数贫困社队难于摆脱落后面貌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生产队体制下，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压抑，动力机制严重受损，虽然偶然遇到称职的的领导人上任能使弊端减轻一些，但称职的领导人实在难遇，而且个别人的能力也远远不足于弥补体制缺陷。领导人一变化，生产队很快就垮，社员毫无办法，这种实例屡见不鲜。
集体经济发展缓慢，并不是集体方向道路不对，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集体形式。所以，农业改革的重点，就是不能再让体制的成败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素质，而是要找到领导人能够容纳并激发每个社员的个体活力的集体体制。
从这个层次来讲，岗王村的农业改革，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根据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并再付与实践，努力改革集体体制的动力机制，探索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是为了追求真理。
三、岗王改革的理论思考来源于实践
实践出真知。在生产实践中会得到很多启示。这些启示简单地讲，就是集体有集体的优势和弊端，个体有个体的长处和局限。正确的农业改革就是要取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
1、从“小包干”消灭草荒实践中得到的启示
1976年夏收后，河南省政府组织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到山西昔阳大寨等地参观学习，二队队长张小申离开了生产队大约20天时间。这期间，遇到多雨天气，几百亩秋苗严重草荒。尽管副队长也带领社员锄草，但措施不力，锄掉的草没有拣出去，遇雨马上又坐活了。
张小申回村后领着男女劳动力起早摸黑锄草。由于草与苗已经盘结在一起，要把草拣出来，锄起来非常费力费时，大多数壮劳力累得满手血泡非常疲惫，两天时间才抢救出来30多亩秋苗。
苗已经发黄，以此进度，有一半的秋苗会被草荒“吃掉”。
晚上开队委扩大会议集思广益，有人提出可以“小包干”，即按行按垄分包给各户，按工作量计算工分，这样在工分制度下无法参与劳动的老弱妇孺也可以下地锄草拣草，进度会大大加快。
次日便实行“小包干”。由于明确了分包范围，天还没有亮，地里已经很多人了。老人和儿童也拿着小铲子下地了。仅仅两天，与“大呼隆”同样用了两天时间，200多亩草荒被除得干干净净。
方法一变，便高出几倍以上的劳动效率。使人震惊，让人深思。
知青张小申与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志黑关系密切，每隔几天就要见面聊一聊。这次二队用“小包干”的方法消灭草荒的事，党支部书记王志黑非常赞赏。这件事给他们的启示是：
（1） 群众中蕴藏的受压抑的潜在生产力是难于想象的巨大；
（2） 集体劳动必须依赖好的领导人。领导不力，生产就会受损；
（3） 即便是领导很得力，“大呼隆”的劳动方式仍是低效率的；
（4） 平均工分制不是最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计酬分配方式。
2、从“小包干”杜绝假粪中得到的启示
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在那个化肥还很稀缺的年代，农家肥料对增产的作用非常重要。以至于在生产队的工分构成中，各家各户积肥所换取的工分总量甚至会超过劳动力出勤所得的工分总量。长此以往，就使得一些人做假肥料骗取大量的工分。
于是乎，“验粪”成了生产队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必须是干部亲自参与，人少了担心不公正，往往是一群人，把粪堆刨开，手抓鼻嗅，评定等级，量方过磅，折合成工分，耗费了大量的工时。
验收后，生产队派人把粪运走堆成大堆。稍微迟一点，有一部分粪就会被该户重新铲回到粪坑的水中。而且，做假手段高的以及与干部关系好的人仍然能用假粪骗取大量的工分。这使得做假粪成为普遍现象，谁不做假谁是傻瓜。假粪比真粪还要重，费时费力运到地里，“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能长出好庄稼才是咄咄怪事呢。
“验粪”成了干部谋私、分配不公正和社员间矛盾高发区。即便是力主公正的好干部，你得长多少双眼睛，有多么睿智的头脑才能不被蒙骗？
二队队长张小申验了几次粪之后，觉得这是个大漏洞，但这是在生产队“大呼隆”体制和平均工分制环境下的衍生物，体制不变，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堵死。岗王二队在除草管理环节实施“小包干”之后，为除掉造假粪骗工分这个多年的痼疾奠定了体制基础。
岗王二队取消了“验粪”，让各户把自己家积的肥料直接运送到他们所包干管理的地块，秋后根据庄稼的长势和实际产量来评定肥料的等级并折合成工分。
这样，“小包干”从起初的锄草环节扩展到了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只剩最后收获的粮食仍是归成大堆统一按工分分配的。
再也不用在“验粪”上耗费大量工时和口舌了。社员不再费尽心机做假粪了。谁家管理的地块庄稼长势不好，不仅得不到肥料的高工分，还会成为大家嘲笑的话柄。而且，最终的产量决定综合工分的多少，促使很多社员开始增多饲养鸡鸭猪羊，以获取高质量肥料。
包干施肥，用工少了，矛盾少了，干部省劲了，产量增加了。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由于每家每户的利益收入已经明确地与各自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固定在一起，不再能够靠帮派势力少干活多拿工分占集体的便宜了，生产队的宗派帮派便逐渐淡化解体了。
王志黑和张小申从这件事得到的启示是：
（1） 好的制度使人变好，制度不好则使人变坏；制度是总纲；
（2） 制度好，人们的劳动是主动、简约而高效的，生活是诚实而快乐的；制度不好，人们的劳动往往是被动的、繁复的、低效的甚至有害的，相互之间充满欺诈的痛苦和无奈。
3、从统分结合的抗旱中得到的启示
1977年秋季，岗王村遇到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没有一亩水浇地，大旱灾对岗王村往往意味着绝收。
岗王村与其它大队交界的东西边缘有两个“大跃进”时期挖的小水塘，久旱无雨，水也不多了。岗王二队紧急开挖引水沟，购买柴油机和水泵，三级提升西水塘的水到岗顶，然后顺坡修渠浇地抗旱。
但是很快就发现，土壤干涸，地势倾斜，大水漫灌抗旱法很浪费水，水塘的水只能浇十几亩地，其余的200多亩秋苗将无水可救。
秋苗已经卷叶变黄。如果几天内无雨，秋田将减产甚至绝收。
支部书记王志黑提议，以二队具备的条件，可以采用“点穴法”抗旱，即在庄稼根边挖坑，浇一大碗水再覆土保墒，可以保住秋苗，等待降雨。经过计算，“点穴法”比漫灌法节水90%以上，这样，全队200多亩旱田都有水可用。
但是，“点穴法”比漫灌法要多费几十倍的劳动量，如果用“大呼隆”的劳动方式，做不到高效而省水。好在岗王二队已经实行了两年的“小包干”，用“点穴法”包干抗旱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于是，岗王二队抽出专有人员统筹安排水渠流向，统一用塑料膜铺衬水渠防止途中渗水消耗，把水送到各家各户包干地头的蓄水坑里。又是老幼妇孺齐上阵，挖坑，浇水，覆土，挑灯夜战，几天时间200多亩旱田全部“点穴”浇了一遍，保住了秋苗，等到了降雨，秋粮获得了大丰收。
而其它五个生产队集体经济底子薄弱，农用机械少，同时还没有实行“小包干”，面对旱情束手无策，秋粮减产严重。
从这次抗旱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是：
（1） 集体统筹利用资源的作用在抗灾中非常关键，不可或缺；
（2） 生产中要实事求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偏废；
（3） 根据二队的经验推算，全村储存3万吨水，即可抗旱保收。
4、从统分结合开挖大水塘中得到的启示
当时，岗王村只有一眼经常有水的井。遇到像1977年这样的干旱，这口井也会干涸，人畜饮用水都得到几里外的其它大队村庄去挑，不仅费力误工费时，甚至还要忍受其它村庄守井村妇的辱骂。
如果花钱请机械打井队打井，以岗王村的高岗地质条件，要钻得很深，有可能出水，也可能不出水。岗王大队当时的集体和群众都很穷，都不同意冒这种花大钱打一个干窟窿的风险。
于是，支部书记王志黑决心开挖一个可以蓄几万吨水的大水塘，彻底解决全村人畜饮用以及抗旱保收用水的基本水源。
王志黑对挖这个大水塘的地点早已心中有数了。村东南有一片洼地，是“大跃进”时期挖的蓄水塘，当年全村劳动力“鼓足干劲”“大呼隆”干了几个冬季，只挖了参差不等的齐腰深，便半途而废了。这片洼地涝雨天积水无法耕种了，干旱天急用水时却没有水。
这片群众称为“片洼”的地有九亩左右，如果要达到全村人畜用水以及1600多亩地抗旱基本够用的水量，至少要蓄水3万吨（立方米）。那么，在这九亩洼地上按45度坡度下挖7米深就可以了。
挖得越深难度越大。这么大的工程量如果用“大呼隆”的劳动方式，全村人恐怕得用十个农闲冬季；而每年的雨季积水会使以后的工程越来越困难。于是，根据岗王二队“小包干”的劳动效率的测算，王志黑和张小申计划只用一个冬季就要完成这个工程。
王志黑与张小申通过几次彻夜长谈，从“小包干”中汲取经验，决心把挖塘任务按人口分包到各生产队，然后各生产队再分包到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健壮劳动力。生产队不仅按土方完成量计算工分，还直接分些粮食作为重体力劳动的口粮补贴。
经过干部开会统一思想和群众动员，1977年初冬，九亩大塘开挖。全大队干部群众每一个健壮劳动力都分摊挖塘土方，女劳动力分得男劳动力土方量的80%。支部书记王志黑经常要到公社开会，也与壮劳动力一样分摊土方任务，做到了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没有分得任务的老弱家属们也都上工地帮忙，工地上热火朝天、不甘落后、挑灯夜战的场面十分感人。
知青张小申的大姨为了支持挖塘，专程从市区垭口来岗王给外甥做了一个月的饭。结果，张小申个人只用了25天，二队整体只用了30天时间，在六个生产队中率先完成了下挖7米深的工程任务。其它生产队也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内陆陆续续完成了土方任务。
这个三万多立方米水量的大水塘，从1978年蓄水迄今三十多年，旱情最重时仍保有大半塘的水，彻底解决了岗王村缺水的问题。
1977年冬季挖塘的劳动效率是“大跃进”时期的十几倍。支部书记王志黑和二队队长张小申从中得到的重要启示是：
（1） 给群众带来切身利益的举措，定能得到群众全副身心的拥护；
（2） 集体的大车厢只靠干部拉动，其动力和效率远远达不到最大和最好；要想达到最佳，必须“把发动机装到每个人身上”。
以上实例只是实践中很多启示中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张小申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层次的归纳和思考，得出以下结论：
1、当时的集体所有制实质上就是干部所有制
所有制在此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同生产资料结合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包括生产资料的处分、占有、使用、收益和排除他人干涉这五个基本方面。
从理论上讲，在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每个社员都是所在集体组织的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微观层次，没有任何社员能够与生产资料真实而直接地结合在一起，掌握集体经济生产资料生杀予夺大权的是基层干部；群众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虚置的，其占有权、收益权也是间接的和不充分的。
在集体所有制的“三级所有”中，武功公社的干部是区委任命的，岗王大队的干部是公社指派的，生产队干部是大队指派的。社员的政治权利在三个层次都被虚置了，只存在于纸面上。
如果基层干部不是由社员民主选举而是由上级任命的，社员就不具备对干部的有效监督权利，那么，对生产资料的间接控制的最后手段也丧失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所有权就被彻底地虚置和剥夺了，集体所有制就蜕变为少数干部所有制。
同理，迄今为止，中国所谓的公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少数官员所有制。
2、平均工分制根本无法做到“按劳分配”
如果当时的集体体制能够较为准确地“按劳分配”，让社员获得应有的劳动所得，劳动效率会不断地提高，生活会不断的改善。可惜的是，充满平均主义的平均工分制根本就做不到“按劳分配”。
为什么要把集体经济的工分制称为“平均工分制”呢？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是不一样的。即使能力相近，由于心情的不同，也会影响在劳动中的投入。但是在生产队中，每人的工分不是依据能力和劳动量实际投入，而是平均计酬的。
当时的工分制的原则方案是公社制定的，各大队、生产队的执行情况大同小异。以岗王二队为例，无论体力强弱，男劳力一律每天12分：早工2分，上午5分，下午5分；女劳动力一律10分：早工2分，上午4分，下午4分。老弱劳动力在农忙参与劳动时按半工计酬，工分在4分—6分之间。加班时根据工作量灵活计酬。
以锄地为例，即使一个女劳动力锄地比多数男劳力锄得又快又好，也要低于男劳力的工分。自然，她也没有全力投入的意愿了。
又比如，劳动力A与劳动力B体力相近，但一个实诚一个滑头，锄地进度相同，但是一个锄得又深又透，另一个又浅又漏（用浮土盖住夹生漏锄的地方）。农谚说“锄头上有粪”，说的就是地锄得深透，抗旱保墒，庄稼长势好，等于上了一茬粪。A、B两人的劳动投入不同，增产效果也不同，但他们的工分计酬是相同的，被拉平了。
这种平均主义当然不仅仅存在于锄地劳作中，而是在生产队的所有的不能计件计酬的劳动中都存在。长此以往，奖懒罚勤，集体劳动蜕变为“出勤不出力”的“大呼隆”成了普遍现象。
针对这种弊端，“小包干”是把劳动尽可能地分解为可以计件计量计酬，减少工分中被平均的成分，使劳动成果尽可能地趋近于“按劳分配”；而“大包干”是把劳动及其成果完全分解到农户，废除了工分制，精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
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均工分制不仅不可能做到“按劳分配”，它本身就是“按劳分配”的制度障碍。改革就是废除平均主义，把经济权利还到群众手中，实现“按劳分配”的过程。
3、成功的集体经济必须以不损害个体活力为基础
人类创造财富的过程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结合并对劳动对象加予合理改变的过程。所谓合理改变，就是对人类有益的变化。
劳动者不能与劳动对象结合，或不能充分结合，或在结合的过程中不能对劳动对象加予合理改变，都会阻碍财富的产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如此。
对劳动对象加予合理改变，必须以劳动者的“合理化判断”为基础。在劳动过程中，只有与劳动对象长期紧密结合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最准确的“合理化判断”，脱离劳动对象的人难免产生误判。
集体的“大呼隆”体制，长期地严重地阻碍了社员个体与劳动对象的合理结合，压抑和扼杀了社员个体的能动性、创造力和“合理化判断”，堵塞了财富的最根本的源泉——劳动者的个体活力。
举例来说，岗王二队，庄稼地里有了草，因为队长出差领导缺位，未受指派的社员，即便想除草也不能擅自去锄草；副队长安排劳力不足，措施不力，而且锄不及，锄不净，形成了大面积草荒。
用“小包干”动员全体劳动力能够迅速消灭草荒，是长年除草的社员们作出的“合理化判断”。而长期脱离生产实践的上层干部们认为“大呼隆”的劳动方式就可以搞好生产，因此要制止离经叛道的“小包干”。
实施“大包干”之后，除了农忙时节，平日里群众不再像集体劳动时整日顶着烈日曝晒，一早一晚就把农活处理得妥妥当当。这是劳动力与劳动对象能够在时间、空间上充分合理结合、激发个体活力、杜绝无效低效劳动的结果。在集体经济形式下，社员个体的各项权利实质上都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干部所有制；平均工分制根本做不到“按劳分配”，劳动付出与利益收入严重脱节；个人劳动必须等待干部调遣，社员群众沦为干部的四肢的简单延长，严重忽视和压抑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判断力。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不能发挥出来以及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基层干部素质的优劣高低。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此外，如果再摊上村干部拉帮结派，又贪又占，好逸恶劳，处事不公，就会加剧损害多数社员对集体所有制的聚心力。合久必分，分田单干在当时是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的。
但是，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绝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实践中的启示也证明，集体组织形式在宏观规划、统筹利用资源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诸方面都有着个体经济无法企及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是要改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弊端，而不是要改掉集体经济本身，不能把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过犹不及”。
四、岗王改革的详细过程、步骤、困难和风险
岗王村的改革初衷是要在集体经济的框架下最大程度地激发个体活力，在把生产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各农户的同时，要保留、完善和壮大集体经济。这样的构思与分田单干是有本质区别的。
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对集体经济进行改革，在当时是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要遵守政府的指令，同时又要成功地突破当时政策禁区实施改革，必须特别地讲究方法、策略和步骤。
1、 知青开路
知识青年张小申是受公社委派担任岗王二队队长的。而知青骨干当时是国家政策关照呵护的宠儿，能够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张小申不怕吃苦，敢想敢干，勤于学习思索，有超前意识。
张小申经常作为先进代表参加省里的知青会议和农业会议。有一次，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戴苏理接见知青代表，省知青办主任任雷远指着张小申介绍说“这是张某某的儿子”，戴苏理副省长高兴地抓住张小申的双手说“哎呀，你们小时候我经常抱你还记得吗？我们两家是邻居呀”，在舞钢区知青办主任面前与张小申长聊了十几分钟。
自此之后，“张小申在省里有后台”说法在舞钢区就传开了。尽管这完全是误传，但确实成为了岗王二队推进改革的有利因素。
因此，在党支部书记王志黑的安排下，张小申率领岗王二队先行一步，开启改革。
2、 先易后难
1978年春天，在九亩大水塘竣工的鼓舞和启发下，岗王二队开始由“小包干”转为实行“包产到组”，大队的其它生产队先后开始实行“小包干”。支部副书记所在的四队反对包干改革，仍坚持了原来的平均主义“大呼隆”生产方式。
“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是，把生产队的农户自愿结合为几个组，组长由本组成员选举，然后按照各组的人口把土地、农具、牲畜分到各组；机械设备和集体房屋不分，由生产队安排各组使用并合理付酬；各组生产出的粮食，扣除应摊的公粮征购、种子、饲料，以及五保户、军烈属的补助之外，剩余的按照人口、工分分配。
包产到组之后，生产单元小了，劳动投入与个人收益的关系比生产队时更贴切更透明了，生产管理更民主了，社员纷纷从生活中挤出钱或者借钱凑钱购买良种、化肥、农药、农具，更加精耕细作和注重科学管理，夏季喜获大丰收。
改革的生产队取得了丰收，完成国家公粮征购之后，社员夏季口粮从90斤猛增到200多斤。而固守平均主义“大呼隆”生产方式的四队，公粮征购没有完成，社员夏季口粮还是90斤。
在事实的鲜明对比之下，四队的群众强烈要求改革。1978年夏收之后，全大队六个生产队全部实施了“包产到组”的改革。
3、 由浅入深
不过，包产到组的问题也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大呼隆”变成“小呼隆”，耍滑的人与实干的人很难合作长久。老社员们都一致认为，效率最高矛盾最少的生产方式就是1962年的“包产到户”。
但是，如果“包产到户”最终导致集体经济解体，就滑向了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的狭小规模只能解决农户的温饱，农业会处于长期停滞的状况。
如何在取得最佳劳动效率的同时使集体经济同步壮大？王志黑与张小申就此多次彻夜长谈。最终得出了一个改革原则，即“公私兼顾，实事求是，该自由的自由，该集中的集中”。
按照这个原则，1978年冬季，岗王二队实施了确保集体经济与个体农户同步发展的“大包干”，具体做法是，下放经营管理权到农户，把土地、牲畜和其它农业资料分散到农户，农户每亩地每年向生产队缴纳100斤粮食和100元现金，用于集体积累和解决粮食征购、军烈属和五保户的生活补助等公共支出。
队里的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和小型收割机、库房和队办企业等集体资产，保留其集体性质绝不分散，农户使用时需合理付酬；分田时保全公共水渠以维护集体抗旱的优势；农户获得了生产资料和经营自主权，干劲十足，牲畜总量猛增了几十倍；粮食产量和多种经营收入增加，队里的管理开支减少，全队的300多亩土地每年可以有3万多斤粮食和3万多元现金集中到生产队，使得生产队在兼顾国家（公粮）、集体（积累）和个人（贫困补助）问题上越来越有实力。
4、知险而上
当时干部队伍的思想普遍偏左，对于“小包干”和“包产到组”已经颇有微词，但尚可容忍；对于非常近似于分田单干的“大包干”则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绝不能容忍。
1978年3月，岗王二队“包产到组”刚刚起步，就被公社主要领导人严令制止。公社第一书记李**训斥王志黑说：“志黑，你把土地、牲口、农具都分包到组是历史大倒退，违背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政策，你是要负责任的！”反对改革的大队副支部书记王**接着说：“你的搞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分田单干，我那个生产队（四队）坚决不分。”王志黑回答说：“咱大队的群众，半年都没有口粮吃，糠菜半年粮，包产到组已经证明能够解决群众吃饱饭问题。你说，包产到组是资本主义，那么吃不饱肚子就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就是让群众一直过贫困的生活？那么无数先烈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说得他们哑口无言。
改革到了“大包干”阶段，王志黑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就更大了。那时候区里和公社开会，内容竟然多数是对王志黑的批斗，几乎会会都批，各位领导轮番轰炸，横眉冷对，言辞犀利，上纲上线，还是“大倒退”、“资本主义复辟”、“破坏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政策”那几顶政治高帽。
有同情改革的干部悄悄对王志黑说：“包产的事情别再搞了，看劲头上边是要收拾你，合并了吧，出去躲一阵子吧，要是还搞下去非吃大亏不可。”
面对政治风险，王志黑没有退缩。他已经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为了群众利益，为了追求真理，可以承担处分降职甚至坐牢的打击。
5、全区推广
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不只是王志黑这样的基层小干部，舞钢区区委书记辛衍惠也是一位为了探求真理勇于担当的好干部。
1979年秋，原区委副书记辛衍惠担任区委书记不久，就派人到岗王村了解改革的情况，王志黑详细作了陈述。区委领导听后说，你们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周密，是全区唯一的详细方案，整个过程叙述得也很实在，是非常突出的正面典型。
随后，辛衍惠书记力排众议，召开了三级扩大会议，号称7000人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和推广武功公社岗王村的“大包干”改革经验。
区委秘书班子通知岗王大队准备大会发言，介绍改革经验，但只能讲包产到组，不能讲“大包干”。考虑到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王志黑决定让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小申上台，他有脱稿发言的能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介绍岗王村改革的真实情况，效果更好。
大会当天上午，张小申拿到经秘书组修改的发言稿时，发现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决定脱稿发言。岗王村改革的发言被刻意安排在最后，张小申上台发言时，已经近中午12点了。由于对前面各位领导的发言不感兴趣，山坡会场上几千人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压过了扩音喇叭的声音。
张小申开口讲了几句话，会场开始静了下来。随着张小申讲得越来越深入，会场静得只有喇叭的声音，似乎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得见。张小申讲了“学大寨”的成效，讲了“小包干”除草荒，讲了包干抗旱，讲了杜绝假粪和“无效劳动”，讲了挖大水塘，讲了“大包干”，甚至讲了老子“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哲理。由于张小申讲的全是农民熟悉的事情，讲理论和哲理也是用的农村的事例和语言，群众听得懂，会场响起一遍遍的掌声和笑声。
脱稿发言引起秘书的不满，在一旁多次提示张小申按照稿子念，并耳语说“没时间了，要开午饭了”。见此情景，全场群众高喊：“让他讲！让他讲下去！”这种场面让人激动，这是全区基层干部群众对岗王村改革的赞同与肯定，是鼓励与鞭策。
张小申在大会上的发言，加速了全区农业改革的步伐。会后，全区掀起了“大包干”的高潮，到岗王村学习经验的大队、生产队络绎不绝，全区约有80%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
6、承担风险
支持“大包干”改革的辛衍惠书记很快就被调到平顶山市任副职，对“大包干”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周*于1980年初重返舞钢区任区委书记。周*书记回来后，严令纠正“大包干”，强迫合并返回“大呼隆”体制。在重压之下，全区大多数已经搞了“大包干”的生产队又被强行合并了。
有一天晚上，张小申把王志黑从家里叫到偏僻处说：“我妈今天下午参加了区委扩大会议，重点研究处理咱岗王大队包产到户问题，说咱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先把你这个书记抓起来，再合并生产队。会上也有区委领导提出不同意见，但情况仍然很危险。你怕不怕？”
王志黑说：“这没啥怕的，咱大队群众家里已经有余粮了。把我抓起来，大不了坐几年牢。只要群众有饭吃，坐牢也值得。”张小申说：“好，不愧是我认识的支部书记。如果把你抓了，我就去省里反映情况。咱们的做法不符合区委的意图，恐怕不会放过我们，你要有思想准备。今天晚上咱俩单独谈，是不让家人知道担惊受怕。”
后来，区委书记周*也曾带领几个干部来岗王调研农村改革。在座谈会上，岗王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用发自肺腑的感情颂扬改革，他们摆出改革前后的数据对比，有说服力，朴实感人。王志黑汇报了整体改革构想，着重说明了“大包干”只是改革的初始阶段，其重点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在改革以后的几个阶段，重点转为以集体的宏观实力和科技优势吸引农户自由地加入集体规模化经营，创立更有活力的新型集体经济形式。
7、遭受打击
王志黑试图消除上级领导对岗王村改革的误解，但是于事无补。即使事实证明你没有错，仅仅因为你不听话，让上级组织为你承担了政策风险，这样的有棱角的干部必须下台。
1981年冬季，公社进行支部改选。改选之前，公社就已经内定了岗王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支部委员。选举前，包队干部四下活动，暗箱操作，吩咐党员按照公社指定的人选投票。最终，得票第一的人选和得票第三的王志黑都未能进入支部班子，而得票第八的以及3个得票很少的人被硬塞进支部班子，使所谓的选举演成了一场假戏。
把王志黑踢出支部班子是整人的前奏。随即成立工作组开始内查外调，限制王志黑的人身自由，日夜监视跟踪，搜集王志黑经济上的贪腐证据。但是几个月的调查，反而证明了王志黑在经济上的清廉，不仅没有贪污集体分文，反而集体还倒欠王志黑三年的工资、外出补助等费用共计3000元。在其它方面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在工作组审查王志黑期间，王志黑家的3亩烟叶和6亩玉米一夜之间被人损毁，颗粒无收，损失价值5000元，家庭经济状况大伤元气，10年没有翻身。而工作组在此事件发生的当天卷铺盖跑掉了，再也没有回来，真难于猜测他们是不是相互勾结的关系。
8、老骥伏枥
岗王村党支部班子变换之后，原来坚决反对改革的党支部副书记当上了支部书记。工作组与新的支部班子试图把“大包干”重新合并为“大呼隆”，但是已经尝到改革甜头的群众根本不予理睬，工作组也无可奈何。王志黑一直处于挨整的状态，张小申回城参加了工作，岗王改革便无法按照原定方案向前推进了。
1982年1月1日，中央颁发了第一个有关农业的《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证明了岗王改革的超前性和政策合法性。
但是，舞钢区和武功公社两级组织并没有任何给王志黑恢复名誉的措施，也没有给岗王村改革应有的正确评价。而岗王大队新任支部书记由原有的反对改革的极左立场转向极右，完全抛弃了岗王村原定的集体与个体同步发展的整体改革方案，分掉了集体财产，使岗王改革趋于一盘散沙的分田单干，夭折在改革的初始阶段。
王志黑如今已经72岁，多年遭受的打击迫害使得他须发全白了。这个为当地农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党员，被冷落在一边，至今享受不到政府的应有的待遇和补偿。这是严重的不公平。
看到如今中国农村的破败，农业的停滞，农民的困境，王志黑痛心地回顾38年前的岗王改革，如果不是中途夭折，岗王村一定会为解决“三农”难题做出贡献。正所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岗王村独特的改革尝试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不仅仅是王志黑们的遗憾，也是中国农村的遗憾。
2016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