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为贫困者写的书

宏甲很早就说：《孙子兵法》是一部为弱者写的书，因为强者能以强凌弱，弱者才需要用智慧保护自己。这部《塘约道路》，能看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为贫困者而作， 实质是为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谋。

《塘约道路》后记

我在整个采写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我在写完最后一章时，不知结尾在哪里。许多已经写了和没写的事情仍在敲击我的心扉，这是我写这篇后记的原因。

大洪水洗劫之前的塘约村

这里村庄的变化，人的变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头脑中储存的记忆。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写一篇文章。这是农民正在跋涉的奋斗，这里有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农村建设、改革的实践后,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和坚守。“同步小康”的阳光正照亮他们的现实生活。所谓滴水可见太阳，这一滴水里是蕴含着亿万农民根本利益的。

可是我能力卑微，这本小册子并不足以反映他们丰富的实践。我期望更多的人们看到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识见与创建。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所以，对于当前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中国社科院相关课题组近期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从1996年的2.6%到2014年的30.4%，短短十八年间，我国农地流转率快速增长。

农村土地流转，流向何方？在这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已引起种种争议。我看到一批学者们指出土地流转中出现的严峻问题。我以为指出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

然则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谁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塘约村农民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在辽阔的中国农村，塘约的实践不会是唯一，但它已经做得很突出。仅就土地情况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全国土地撂荒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西部地区，土地撂荒达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多。其中外出打工造成的土地撂荒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由于农田水利设施长久失修，个体农民无力修复，加上大水一来冲毁农田，没有水利系统，毁坏的农田就没法耕种了。

今天指出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勇气，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则是当代英雄！塘约村的土地撂荒也达到百分之三十。它在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后，把土地全部确权流转到村合作社，靠集体的力量，修复水利设施，把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

测量地块

农业部近期发布消息，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至二十二个。我在写出这本小册子后更加感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在今春成为贵州省“七权同确第一村”， 其改革步伐走在全国前茅。最可贵的是，塘约的“七权同确”全部落实在巩固集体所有制，将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这是在最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我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精神，但我感到这种精神的确切存在。

在安顺，我听到这样一件事。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大黑村老党支书房学凯去世了，村民们自发地给他立了一块碑。碑高5.3米，宽1.2米，厚1米，看上去是一根方形的石柱，正面刻着“房学凯纪念碑”六个大字，背面刻着纪念碑文。基座四面的大石头上刻着自愿立碑的206个村民的姓名。站在这个村庄的碑前，这根接近两层楼高的方形柱碑，已然是高耸入云的擎天一柱，永远地诉说着大黑村人民对这位老支书的敬仰和思念！

村民自发为老支书房学凯立的碑柱

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还建议我去大坝村看一看党支部书记陈大兴，我去了，于是听到了另一个老支书的故事。

1996年上半年大坝村老支书陈万德因直肠癌要去世了，他请人把陈大兴叫到医院来，把大坝村托付给他，要他今后把大坝村人的日子管起来。可是，此时的陈大兴连党员都不是。

大坝村不足百年历史，是逃荒者来此开荒种地才聚成的村。此处有荒野可开发，因缺水，当地人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动议将大坝村并到邻村，邻村不受。1972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靠集体力量使大坝村有了水。但二十多年过去，大坝村还是非常穷。现在老支书临终前把这个穷村托付给陈大兴，因他认定村里的年轻人中数陈大兴最不自私，讲公道，能吃苦，有骨气，有头脑，还有组织能力。老支书即将离开人世的目光望着陈大兴，问他：“你愿意入党吗？”

那时的陈大兴，正在山里承包着一个林场的采伐苦力活，手掌手背都开裂着，淌着血，满脸晒得黝黑。他只想自己带着二百来号人承包的1500立方米采伐量这活儿，被人坑了，可是自己签的合同，即使干完没钱挣，也要咬着牙干完……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老支书这么信任他，他眼泪掉下来了，说：“愿意。”

“好！”陈万德老支书说，“那你现在就写个入党申请书。”这天镇党委书记、镇长也来了。陈万德说，“我给书记和镇长汇报过村里的工作了，他们会培养你，帮助你。”

陈大兴告诉我，那天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三个月后，他把林场那活儿干完了，回到村里，作为预备党员开始主持村里的工作。这件事看起来是这样不符合组织程序，可是这个临终托付的故事，是这样地悲壮！老支书为什么临终还挂念着全村，是什么使他不做完这个托付死不瞑目。老支书的托付，大坝村全村农民都接受。

迄今，陈大兴已经当了二十年村支书，他二十年带领村民同贫穷搏斗的故事，坎坷而不屈不饶。他也办了合作社，从最初只有八户人，到如今只有四户人尚未入社。他说把承包地集中起来，选定了种什么，就可以做大，做成品牌。“还可以发展其他产业，安排村民有事做。”他说得很朴实，“有事做就会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慢慢富起来。”

他曾经把自己仅有的一百五十万元一次就全部给了村里的贫困户盖房子，连一张借条都没要。此后村民贷款盖房没钱付银行利息，他仍用自己培育树苗赚来的收入去为村民付利息。建筑工人来讨农户建房的钱，不向户主讨，向陈大兴讨，因为建筑工人是陈大兴找来的。陈大兴付了钱，户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陈大兴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他不是那种有几亿资产的富翁，捐了一个亿，自己还有几亿。他完完全全是“散尽家财为村民”。他自己没有钱时甚至贷款为农户还欠款。组织上并不认为他这样做都正确，周建琨就批评他：“你总得顾一顾家。你们家的钱，也有你妻子劳动所得呀！”可是陈大兴只记得老支书陈万德的托付。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散尽家财又算什么。只要我陈大兴过得下来，村里就不该有过不下去的村民。这不是陈大兴说的，但陈大兴是这样做的。

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表彰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贵州全省有六个，安顺唯一的一个就是陈大兴担任党支书的大坝村党支部。然而本文主要不是写陈大兴，陈大兴是又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这里想说的是，老支书陈万德为什么临终前还耿耿关怀着全村人民，这种精神情感从哪里来？

陈大兴夫妇

还有左文学的精神和情感，难道没有受到他父亲——三十八年的老党支书——左俊榆的影响吗？

安顺市曾经开展过“寻找老支书精神”的活动，就是说，那年代像房学凯、陈万德、左俊榆这样的老支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是大家记忆中公认的。那年代的党支书，是怎样产生的呢？

如果陈万德在古代社会，他也许会像个侠士那样去劫富济贫，大约不是如他在新中国这样临终前关怀着全村人民。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培育出这样一批以关怀全体村民生活为己任的党支部书记。

请再听听左文学曾这样回顾自己，他说自己种药材、养猪，单打独斗的日子，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在考虑怎么挣钱，要不就在会不会亏本的焦虑中，这人就变得自私，狭隘。天天这样打拼，还保不定哪天就亏大本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他说：“合作社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大家。

如果再看塘约当今修路，为什么能组织起28天的义务劳动，且每天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我想，极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为全村的公益事业修路，不是为谁打工。

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优势。“为人民服务”，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放出光芒。假如社会是在人皆为自己发财致富而奔忙的状况中，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被瓦解。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选择把中国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去与资本主义势力做决不妥协的斗争，才有自己的出路。——这一点很重要，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是靠最广大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才得以建立的国家。最广大的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国之本。

新中国诞生后，仍然会受到内外侵蚀而存在沦亡的危险。只要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必有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安全都会遭遇危机。因而，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我一再感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

如今塘约说：“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怎么来看这件事？

塘约村支两委

左文学认为党建不光是党组织的工作，也要群众参与。当党员评价表发到每一户村民手里，这项工作也使村民油然而觉自己有主人的地位。密切党群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党建。

左文学认真地继承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2016年6月17日，他在党员生活会上自我检讨。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北京尖椒是北方品种，引到南方来试种，该是顶多先试50亩，可是我一下子就拍板种了160亩。结果，其他品种亩产有5000斤到6000斤，这个品种才3500斤到4000斤。我的冒失拍板给集体造成了损失，今后一定要重视科学决策。

这些事看起来并不惊人，但左文学在认认真真地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值得重视的。

就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而言，到2016年底，也只是超过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拿到东部许多村庄都不算什么，但是，它已经改变了昨日集体经济“空壳”的窘迫。它已经有力量安置昔日融不进城市、回不到乡村的“农二代”在家乡就业或创业。

它可以宣告，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少失业者，塘约子弟只要返回家乡，就可以在村里就业，最低工资是月薪2400元。

它可以帮助昔日流落城市的“洗脚妹”回乡办发廊、开服装店，它可以安排昔日在城市工地当保安的男孩，回村在建筑公司里学一项手艺。往昔荒凉冷清了几十年的村庄，因村民的回归而陆续出现了新职业。周边村庄的农民则正在往这里投奔，谁能知道家乡的明天还会出现什么？

就在我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一个28岁的母亲杨改兰逼迫自己亲生的4个子女服毒身亡，然后也服毒自杀。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镇上一家猪厂当小工，被人叫回村。他在埋葬了5个亲人后消失了，之后人们发现他也服毒自杀了。4个子女，最大的女儿8岁，第二胎是双胞胎姐弟，均为5岁，最小的女儿3岁。这一家六口死后，还留下杨改兰的父亲杨满堂和杨改兰的奶奶杨兰芳。

有报道说村民反映：“杨改兰平日性格温和开朗，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杨改兰临终前曾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70岁的奶奶赶去，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她要把孩子带走，一个也不留。

事发后，调查人员进入他们家院落，眼里看到的是“异常的贫穷和难以言说的破败”。院落里有三间房屋全是危房，其中两位老人住的是58年前盖的土坯危房，住人和厨房混用。杨改兰生前与4个孩子共住在“只有10平方米左右”同样破败的房屋里，“里面一只破旧的柜子是最奢华的家具”。另一间危房里拴着一头猪，门外拴着的3头牛，其中两头牛是耕地的劳力，另一头是还没有长大的牛崽。

据报道：三年前杨改兰家还是有低保的，但被取消了。

一个母亲，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逼杀自己的4个子女？那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肯定，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今天的塘约村。

我不禁想起塘约村谷掰寨的王学英，她也有4个子女，最大的不到十岁，最小的不到两岁，也曾经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危房里。同样是贫困户，王学英在2015年成为精准扶贫对象，政府为她盖起了120平方米的住房，王学英感觉自己如同住进天堂。杨改兰依然连低保都没有，在2016年带着孩子走上绝路。

我因此更理解了，塘约村成立合作社时，王学英为什么是最早报名入社的，为什么她“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还能说什么呢？中国贫困乡村里存在的触目惊心的贫困，在当代传媒多么发达的今天，依然鲜为人知。如果甘肃这个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不是发生了这样一起惨案，有谁知道杨改兰“家里实在困难，孩子们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在炕上不下来，夏天不穿衣服跑来跑去。”

回到前面说过的话题，塘约村积累的集体经济，虽然眼下还远不足以惊人，但他们仍在奋力于壮大集体经济，深知惟其如此，才能做好村政公益事业，才能有效地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乡亲，扶贫助困在这里以他们内生的动力，呈现出新的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党委在2020年务必全部消除贫困人口，村党支部就是真正的前线。在农村巩固集体所有制，发挥党支部的作用，让“为人民服务”的阳光能够真正温暖到王学英、杨改兰们，不管怎么说，这是当今不能等闲视之的极其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