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声音 ‖ 乡村振兴需要振兴集体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8-02-12 阅读：2934 次
食物主权按：乡村振兴的新战略遇上了小农生产，基层无力的老问题，家庭承包经营的小生产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已经没有出路，是三权分离，经过土地流转，由资本或者大户进行规模化经营？还是强化基层集体管理重新合作化？现有的农村管理低效、官僚、无力如何才能改变？有作为的基层人才怎么成为致富带头人？根本道路在于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村的管理方式，突破现有框架，重新合作，重建集体，共同致富。
作者简介：智广俊，内蒙古卓资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乌兰夫奖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长期在农村基层从事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工作，也从事文学创作，最近出版了反映民间科学家、农民技术员九死不悔搞育种的的小说《麦颂》（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提出的新战略，深得民心，为农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要有所突破；必须在农村管理体制上有所突破才行。这两个突破，是乡村振兴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
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要有所突破
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关系。首先，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它的性质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经常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与生产力相比较，生产关系则更具有相对稳定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重大的反作用，它会起着束缚或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起着阻碍或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用这种观点审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生产责任制，就得承认这种生产方式只适合牛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农业格格不入。现代化农业是一种规模经营，在家庭小农生产条件下无法实施。家庭承包经营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遭到了废弃，大型拖拉机等机械成了一堆锈铁，农业生产力能提高吗？一户农民分了三十亩土地，分成五六块之多，农田分割的这样支离破碎，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想在这种土地状况下搞农业现代化，比在麻袋上绣花都难。家庭承包经营的典型小岗村，经各级政府大量输血扶持，依然是稀泥摸不上墙，而华西村、南街村等几个转制漏网之鱼，采用集体经营却取得辉煌的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生产不出质量放心的农产品，已经表明了家庭承包经营生产模式的失败。
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生产模式的局限，没有发展前途，已经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开出的药方有的却大相庭径。有人主张，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转让者的使用权三权分离，通过虚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户土地承包权，促进土地流转，变相买卖土地，实现土地集中规模经营。这种方案可以行得通。但是，弊端不少，后患严重。表现在：1.把土地流转到类似美式农场主手中，或地主庄园主手中，农业生产力是可以提高的，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比小农生产方式先进。但土地流转到资本手中，破坏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基础，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2.失地农民很容易落入贫困中，加大了扶贫工作的工作量。3.政府和集体丧失了对耕地的监管权，容易造成新的土地撂荒，各地已经出现经营者一旦从土地上不能获利，就把流转土地撂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4强化了农民土地承包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容易产生拒绝流转承包地的钉子户，村里一旦出现这种钉子户，就搅黄了村里整块土地的好事，影响了多数人流转土地的收益。造成流转土地的不畅。5.加大了流转土地者的经营成本，抬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丧失了我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种主张是：强化集体组织对土地的管理权，在不违反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下，将分到农户手中的土地股份化，村组织对土地实行股份制集体管理，具体经营形式有多种多样。有华西村、南街村模式，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有塘约村模式；也有集体雇工耕作经营，村民按自家承包地的数量，分担生产费用，分享种地利益的收入。也有将集中收回的土地，集体再发包转让经营，农户分享比自个转让承包地多得多的转包费。对于那些想自家经营的农户，也不排斥，村里可以通过调整土地的方法，将农户零散的承包地调整成一块地，便于村民一家耕作，也便于村里土地整块流转，提高流转费。
显然，后一种主张比前一种方式更加合理，更加简便易行，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总而言之，家庭承包经营形成的家庭小农生产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适应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窒息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就没有出路。
二、必须在农村管理体制上有所突破
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出来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组织，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建设成初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人民公社制度虽然设计的很美好，取得的成就巨大，但教训也很深刻，我们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农民群众对此有所不满，人心思变。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没有很好地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纲领的规定，政府在工作中很大程度上剥夺侵犯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官僚主义严重，将人民公社演化成官办组织所致。比如，大跃进时代的放卫星，购过头粮，学大寨时期不计成本的上马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劳民伤财的花架子政绩工程，这就是长官意志作怪，不顾农民意愿的典型事例。政府对生产队管理的太死板，扼杀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家庭承包经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有解放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但矫枉过正，不顾各地农村具体情况，不顾及各地农民的不同意愿，一刀切强制性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显然是不合适的。家庭承包经营在刚开始几年，是增加了粮食产量，但以后每况日下，粮食增产只是统计上的数据，我国粮食进口逐年增加却是无法隐瞒的真实，农民负担特别的沉重，大批农民逃避税费外出打工，村里出现了大量撂荒地，撂荒地在中西部地区占总耕地面积30%之多，这种情况至今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农村百业凋零，日渐萧条，出现了大量的贫困户，政府不得不开展任务艰巨的扶贫工作。农村宗教势力膨胀蔓延，破坏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影响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农村出现了黑恶势力，党中央不得不部署打黑除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呢？因为，我们治理农村的方式出了大问题，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文明成熟的村庄，虽然多数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有少量自耕农，多数农民属于地主的佃户和长工。但村里也有公田的存在，比如庙田、校田、祠堂田、闹红火玩意儿田、埋穷苦死人的义田，这些公田约占村里土地面积的8%。蒙古人不种地，族里还建有一群公有的羊群，其收入用于族里祭敖包。村长和族长就利用公田的收入来办理村里的公益事业。而我们的一些自称搞社会主义的人却见不得村里有公有的东西存在，一定要分光吃尽。一说搞点有关集体的事就抽筋，其胸怀见识还不如一个封建地主高。村里丧失了造血功能，还能产生内生动力吗？干部还能有效地治理村庄吗？农村还会有发展前途吗？
我在乡村工作了四十多年，在家庭承包经营头二十几年，村干部每年只有几百元的补贴，他家却承担着招待下乡干部吃饭住宿的义务，村干部要配合下乡干部向农民催交公粮、催税收、催计生罚款的责任，真是苦不堪言。后来村干部不用催缴税费了，政府每年给的补贴也多了起来。但村干部的工资补贴来自政府，与村里没有一点关系。村干部首先要为政府服务，村干部和村民关系难免会生分起来。多数村干部是想为村里办点好事实事，但他手里没有资源可用，没有资金可花，无能为力，也就只能无所作为了。
有人将土地延续承包三十年，说成是让农民吃了定心丸。对进城农民来说，他们是吃上了定心丸，他们虽然离村了，但还可以坐吃转包土地的红利。但对农业发展来说，此举没有什么积极意义，70%的进城不种地的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承包权，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积极意义吗？村里种地农民也只有那么一点土地资源，他们想在农业生产上有所作为，有条件实现吗？
党中央刚宣布土地承包制延续三十年，我就在第一时间在网上发表了《农村土地承包地继续延续三十年的积极意义》一文，因为我认为，土地再延续承包总比土地实行私有化好，而土地重新由集体来经营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只能如此。但是，我认为土地承包延续三十年，不应该只有确权到户一种形式，以股份制的形式把农民承包到户的土地收归集体，因地制宜，按照多数村民的意愿采取灵活经营方式，也是一种方法，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好几种具体经营模式。村里有些户死绝了，有的户已经在大城市落户了，村集体可以收回这部分土地，对收回的这部分土地，我建议就留作村里的公田来使用，其收入用于办理村里的公益事业。或者用来搞扶贫。
以集体股份制的形式来管理使用村里的土地资源，将土地集体所有权落实到位，村干部就有了用武之地，村子才可以焕发生机。撂荒地现象就可以一举解决。如果，将农民承包地的权益神圣化、固化了，有个别村民执意把承包地撂荒，不仅县乡政府无能为力，就连农业部的部长也束手无策，岂不荒唐。农业部说，要出台解决撂荒地的政策。不管你想出什么办法，不落实村集体对土地的管理实权，任何措施都是美丽的空话。农民把承包地撂荒了，改作非农用途了，村集体把他的承包地收回，就完事了，就这样简单。
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城定居的农民，即使户口已经迁居城市（不包括设区的大城市），其在村里权益不受丝毫影响。中央这样安排也许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我在此文不想论及。但建议中央应该考虑到，进城农民与定居在村里的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要有所差别才对，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村里的路坏了要修，外出的农民就不想摊钱，如果啥事都要取得村里大多数村民的意愿才能成行，修路的事很可能就办不成了。而且，啥事都要征求外出农民的意见，办事成本太大，程序漫长，啥事都别想办成。村里的福利享受也应该有所差别才对。如果对实现股份制管理的土地产生的利益分配，按照定居农民、外出打工农民、户口已经迁出的农民，在利益分配上有所区别，农村扶贫任务一下子就大大减轻了，留在村里的农民充分利用村里的资源，他们的日子一定不难过，多数村子自己就可解决村里贫困户的帮扶任务。村干部有了对集体土地管理的实权，就便于行事。比如，在贫困地方，村民集体决定将村里的大部分土地转包出去，村集体就可以在发包土地时附设一个条件，承包土地企业优先雇用本村人劳动，这就为留村农民找到打工的出路。
按照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的论述，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搞好农村工作，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农村内在的积极因素，培养农村内在的造血功能才行。国家对农村的投资，包括扶贫投资巨大，把这部分投资以政府投资的形式打入村集体经济中，效果一定会更好。把扶贫资金发到村集体手中，一定比扶贫单位自己使用效果更好。改变农村的管理工作，首先应该从建立村里的公有、公益事业着手，没有村集体经济的存在，村干部就难有作为。没有村集体经济的存在，村民就没有共同致富的平台。不要对基层村干部歧视，对他们求全责备，他们待遇太低，任务过重，对那些经济空壳村的村干部来说，他们往往自己掏钱接待下乡干部吃宿的，他们是以理想情怀做人的本分来工作的。村干部可是一个费力难讨好的岗位，而村干部正是农村发展的带头人。
设计良好的农村社会制度，农村才会产生有作为的人才，村镇组织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有效地治理乡村，乡村才能有规划发展的蓝图。搞好农村振兴工作，要从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管理方式入手，这才是根本治理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