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6月26日，在与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9]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开始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保障了城乡居民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其医疗条件和健康状况超过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20]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过程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也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失误，但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辉煌的。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一些学者开始批判毛泽东的探索违背了客观规律，超越了发展阶段，是“农业社会主义”[21]，毛泽东本人也被贴上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标签。“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段落来论证历史是线性展开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民粹主义。[22]

 

毛泽东真的是反城市和反现代性的民粹主义者吗？毛泽东所探索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究竟代表了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理想。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3]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4]

正是为了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巨大差距，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追赶意识。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国家不得不从农业中提取资本积累，从而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剥夺，以至于梁漱溟批评共产党忘掉了农民，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对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梁漱溟只知道小仁政，不知道大仁政，而毛泽东所谓的大仁政，就是国家的工业化。[25]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独立自主地建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始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毛泽东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追求工业化，而在于实现工业化的路径不同，后者认为工业化只能集中在城市，这样才会更有效率，而前者则认为不应当把农村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农村也应当并且能够以发展主体的身份平等参与工业化进程，而不是仅仅为城市工业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产品销售市场。

 

在全世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向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民问题。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只重视城市，忽视农村：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26]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27]

 

他反对苏联把农民坑得很苦的做法，提出要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这些做法并不是要维持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平均主义社会，而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毛泽东的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很强的辩证性，并不是机械的线性进化论。在强调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

 

马克思晚年重视东方问题的研究，认真思考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描述只适用于西欧的历史。恩格斯晚年则对经济决定论和单线进化论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了历史发展合力的思想，把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史观进行了僵化的解释，抛弃了辩证性，走向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历来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提醒全党，革命是要分阶段，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但他同时也反对以经济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为理由，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上停步不前：

“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28]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这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城乡融合设想的具体路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提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9]

 

总之，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本质上并不是反现代性，而是追求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并不是农业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时代，把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把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主流经济学家们追捧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只有转移了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看法，显然也未能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人口，其人口总量超过发达国家总和。城市制造业的发展无论如何也无法吸纳如此庞大规模的劳动力。任由农民涌入城市，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迷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真理”呢？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就是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无产化，自有到一无所有，否则就无法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商品化劳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资本驱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是受益者，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工人阶级是被剥削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雄伟壮丽的繁荣景象，然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

“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30]

这一过程普遍持续了有上百年的历史，期间始终伴随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的侵略和掠夺，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总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绝不是一幅美好的画卷，而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世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却把这段历史极大地美化了，把其中的苦难、矛盾和冲突都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当作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现代化理论家眼中，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就是现代化的普适道路，发展中国家只要亦步亦趋地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就能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沿着这一逻辑，西方学者开始构建出一套技术指标，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31]

 

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需要。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实现了民族独立，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对新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很大挑战。在这种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抢夺第三世界国家，除了直接的武装干涉、扶植代理人等方式之外，还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展示经济成就，来吸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则把资本主义体系合理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归纳为人类社会线性进化的单一道路，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

 

发展经济学用科学的说辞掩盖了其意识形态性，对于那些渴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着实有诱惑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光鲜亮丽的形象，似乎发展中国家也能达到这种目标。然而，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首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的状况。农村人口是逐步转移到城市中去的，城市化的进程相对缓和。即便如此，广大劳动人民仍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发展中国家重复西方国家城市化道路，其人民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其次，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他们有着特殊的条件，人口规模较小，资源比较丰裕，并且在工业化过程中，完成了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了下来，这就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压力。即便如此，英法等国还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海外移民来解决内部的人口压力。

 

1820年，英国总人口大约1200万，此后的100年间，英国的对外移民达1600万，这期间整个欧洲迁往“新世界”的人口高达5000万。[32]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已经不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能够光鲜亮丽，是由于他们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在有利地位，能够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吸取资源，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受剥削的不利地位，其内部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二战后一些亚非拉国家，受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片面地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采用激进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结果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这方面，最值得引以为戒的是拉丁美洲。自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陆续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政府试图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采取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政策，结果导致城乡差距迅速扩大。拉美各国政府对人口流动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秩序地涌入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衰败。

 

同时，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和扶持大资本的农业政策，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在农村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进一步迫使农民离开农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并不能完全吸纳这些劳动力，很多进城劳动力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从事没有任何保障的临时性工作。进不去城市，回不去农村，拉美国家的城市里形成规模庞大的贫民窟。

 

据统计，拉美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内。[33]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发展经济学美妙的承诺无一例外地落空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所探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恰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固然能够发展生产力，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的人民，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化率，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忘记了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会本末倒置，成为“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始终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还无法实现，但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毛泽东时代，在工业化启动的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工业也对农业进行了反哺。

 

特别是到了1970年代，国家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在加大，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农用工业品的价格被不断下调，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34]国家也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国家采取了“先生产再生活”的发展战略，当时的城市主要是生产型城市，而不是消费型城市。[35]农村固然很穷，但城市的工人也长期处于很低的工资水平，城乡差距客观存在，但始终受到严格控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试图通过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时至今日，农民工数量已经突破2.6亿，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然而，对于数以亿计的进城的农民工而言，城市却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他们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即便如此，城市的制造业仍然无法完全吸纳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大量的进城农民工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36]大城市人满为患，出现各种“城市病”，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却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问题。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案，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把农民进一步转移到城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新审视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要充分认识农村的价值，尊重农村的主体性。传统的发展理念把城市文明凌驾于乡村文明之上，城市代表着文明和先进，乡村则代表着愚昧和落后，发展就是要用城市消灭农村。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发展理念，只会使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中国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这是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国情，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即便未来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仍然有将近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事实上，城市固然有城市的优点，农村也有农村的优势，城乡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前，我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乡村的生态优势就体现了出来，乡村旅游的日益兴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政策导向上，政府要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农村。资源的集中会带来集聚效应，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会自发地趋向集中，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城市的无限膨胀，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

 

因此，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配置，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把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配置，让农民居民也能共享发展成果，甚至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

 

第三，要高度重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农村的发展，关键在于产业。农村完全可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例如现代生态农业、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健康养老产业等等，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既可以就近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又可以促进农村内生发展，与城市形成优势互补。

注释：

[1]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1790年美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以上，到1920年减至50%以下，现今只占14%。《美国农村地区面临多重挑战》，光明网，2017年，http://theory.gmw.cn/2017-02/27/content_23840090.htm

[2] 阿瑟·刘易斯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指出，农业人口是劳动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施加向下的压力。刘易斯的无限供给劳动力，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重述了马克思劳动后备军理论的部分内容。但马克思认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后备军的规模是相对的，随着资本占领农业的程度不同而排挤出不同规模的劳动力，相对剩余劳动是不可能穷尽的，而刘易斯则认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规模是绝对的，是可以全部转移的。

[3]例如，发展经济家钱纳里的发展理论模型就认为，人均GDP小于100美元时，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大致持平；人均GDP达到5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就会领先工业化率超20百点；当人均GDP继续增至10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就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百点，这被认为是发展的一般规律。参见霍利斯·钱纳里等著，李新华等译：《发展的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这里的“正统”二字之所以加上引导，是因为某些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特定问题所进行的某些阐述、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当作普遍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6]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8]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8页。

[9]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2页。

[1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1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1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44页。转引自徐俊忠，“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序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页。

[14] 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宫玉松、聂济冬，《毛泽东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1期。

[15] 老田：《雾霾作证：我们怎样失去了毛式工业化道路》，人民食物主权网，2016年12月21日。

[16]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

[1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97页。

[18]朱高林：《非均衡视野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考察：1949－1978》，载《学术界》2012年第4期。

[19]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新华网，2005年7月29日

[21] 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载《农村经济问题》1980年第2期。

[22] 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2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25]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5页。

[2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2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9页。

[28]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29]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3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31]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10项指标，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包括了人口城市化水平50%以上。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数80年代在我国流传甚广，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2] J.B.福斯特，R.W.麦克切斯尼，R.J.约恩纳，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33] 孙光英，《拉美城市化过快发展的负面效应值得关注》，《红旗文稿》2013年第17期。

[34] 国家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将农机卖给公社与生产大队。价格的降低才使得不同层级的乡村生产单位能够购买这些投入品以将生产机械化。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中央统一定价的化肥出厂价降低7次，降价总额为26亿元；农药出厂价降低了6次，降价总额10亿元，销售价格降低了9次，降价总额5.5亿元。农用柴油、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也多次降价。仅1978年，农资价格补贴就达到23.9亿元，占各种物价补贴的四分之一。宋洪远等编著，《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03页。

[35]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36]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徐俊忠、苏晓云：《“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2]龚云：《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载《中国农民问题》2006年第2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

[3]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4]严海蓉、林春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5]阿瑟·刘易斯编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6]迈克·戴维斯著，潘纯林译，《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7]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9]张玉林：《 “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社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及其历史意蕴》，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0]费孝通：《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版。

[11]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