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运营一个生态农业生产团队？学学大寨的管理经验吧！
来源: 《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9-06-14 阅读：2541 次
导语：改良土壤、密植、移苗、改变施肥习惯：没错，现在还要农业学大寨。
作者简介——张怀英：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就提出过“精耕细作，耕三余一”的口号，在抗日根据地都进行过精耕细作的试验。昔阳县在1945年解放以后，县委、县政府每年秋天都要开一次劳模会，研究“精耕细作、科学种田”的经验。
挑战传统的耕作经验
1955 年，我召集陈永贵、张老太、王殿俊、乔显福、耿德华等一些劳动模范开座谈会，商量推广科学种田的经验，重点是在“巧”字上做文章。到会的人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传统农业技术方面的经验，如对耕地不仅要深耕加肥，还要多锄细锄。什么：
“耕三耙二锄五遍，八米二糠永不变。”
“上午锄下午割，一亩地多三割。”
“黑豆穿黄衫，赶一小布衫。”意思是黑豆黄了叶再锄上一遍，也能够赶回一天的工资来。
“黑豆挖了蛋，一亩地打八石。”意思是黑豆要深锄。
当时又提出来“合理密植”，要增加株数。到底一亩地种多少，说法并不一样。什么：
“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
“好地放下斗，劣地卧下狗。”是说种谷时留苗的稠稀。
除了密植以外，大家还提出了调茬的问题，就是一块地里不能年年种一样庄稼，要隔一年挨一年。特别是谷地，农村有“重茬谷，手上哭”等说法。
到会的人提出的这些巧种田的农谚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又如何具体运用呢？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试验推广。有些农谚是相反的，如有的人说“立了秋，挂锄钩”，有的说法却是“立了秋，再加锄”，到底哪个说法对呢？要进行试验。
在几年的试验中，我发现陈永贵做得最认真，效果也最明显。如“立了秋，再加锄”这个经验，早在1950年我就让思乐村的一位农民做了试验，在同样的一块地里一边加锄，一边不加锄，到秋天单收单打，打的结果是一样的，证明立秋加锄的说法不对。1955年夏，我又让陈永贵与虹桥关的支部书记同时进行了一次试验，到秋天分打。这次试验的结果是：把打下的玉茭用斗过，还是一样；可是用秤一称，名堂出来了，一斗多半斤，一石多五斤。这时候，虹桥关的支部书记告诉我，他还试验了一块谷，在同样一块地里加锄和不加锄，收打的结果是一样的，可是一碾米，差异出来了，加锄的一石谷出七斗米，不加锄的一石谷出六斗五升米。这些试验的具体资料有利地证明了加锄能增产。需要注意的是立秋后加锄不能深，只能浅锄。
大量的事实既教育了社员，也让陈永贵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种田的作用。他在生产队里成立了科研小组，专门研究科学种田。
对“合理密植”问题，大寨人认为随着地力的提高，过去那种“玉茭地里卧下牛”的老经验不适应了，主张增加株数。可是却遇到一些习惯势力的阻碍。他们的说法是“稀了年年收，稠了碰年头”，听着也很有道理。陈永贵和科研小组的人为了从实践中取得经验，拿出资料教育群众，在同样一块地里进行稠稀对比试验。试验的结果是稀的少收，稠的多收。这些事实教育了有保守思想的群众，密植逐年推开。每亩留苗由原来的八九百株逐年增加到两千三四百株，产量也由一二百斤增加到七八百斤。
发明移苗补栽技术
充分利用土地是增产的根本。可是因为天旱、虫害等原因，玉米地里每年缺苗5%到10%是常有的事，谷地更是捉苗难，同样的年头也是缺苗10%左右，有的时候甚至缺苗30%到40%，出现大片大片的缺苗断垄现象。就算补种上，效果也不好，因为庄稼也竞争，争水争肥，后种的庄稼吸收不到充足的养分和光照，长得又弱又小，群众叫它是“歇凉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科研组的人反复琢磨着这个事情。
1956年夏天锄地时，有个社员望着稠一片稀一片的谷苗对人说：“要是谷苗也能栽，那就好了。”别人听了把这当成笑话，都说：“自古以来就有移瓜移菜，哪有移栽庄稼的事？要是能移栽，早有人这样干了。”
可是这么一聊，有人就想起一回事来。过去有些年头间谷时，人们把拔掉的谷苗扔到地边。有时候当天正好下雨，扔掉的谷苗常常就活了，这说明谷苗移栽是有可能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半天，打开了干部的思想。陈永贵说：“那好，咱们在试验田里试一试。”
试验的结果证明只要技术掌握好，移栽后马上浇水，栽下的谷苗就能活，特别是雨后移栽，效果最好。
移栽谷苗成功后，他们又进行了玉米、高梁的移栽试验，效果都很好。从此以后，大寨人再也不怕缺苗断垄了。他们实行缺一苗补一苗的办法，基本消灭了庄稼缺苗现象，产量更加有了保障。
大寨移栽谷苗、玉茭的试验成功后，县里号召在全县普遍推广，取得了很好效果。
移栽成功了，缺苗断垄的现象消灭了，大寨人又在这个基础上悟出一个道理：既然缺苗断垄能移栽，大面积的缺苗也应该可以移栽。这个想法在不久以后就派上了用场。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后，有120亩的谷苗被打成了碎末，造成大面积缺苗，有人估计只能收二三成。1972年，由于严重的旱灾，又有100多亩地大面积缺苗，其中150亩谷子只出了40%的苗。灾后，邻村把间出的谷苗送到大寨，大寨的男女老少齐下地，实行大面积移栽，转眼间，又是满地齐刷刷的谷子。所以在这两个灾年中，大寨的谷子都是大丰收。社员们都说 ：“这两个灾年谷子大丰收，真是奇迹。”这个奇迹，一个是反对保守思想的结果，一个是依靠集体力量的结果。如果没有集体的力量，那么大面积的缺苗，一家一户在有限的时间内是难以补全的。
挑战传统的耕作经验
农民是现实的，他们看见玉米株数不断增加，产量也不断提高，就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说“种稀了危险，种稠了保险”，出现了盲目追求高株数的现象。
1960年4月，正当玉米开始播种的时候，我到赵壁下乡，检查播种情况。我发现一些生产队长和一些年轻人提出要把玉茭株数每亩增加到 3000至4000株。我找劳动模范乔显福等人商量说：“一亩地种到 3000株、4000株行不行？”
乔显福认为：“这几年来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还没有被人认识。过去稀种是因为地力不足，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稀植保险。集体化以后，随着肥料的增加，进行了合理密植后，增产了，人们又以为种稠了保险，稀了危险。其实这都是片面的。玉茭生长不只是要吃饱喝好，还要通风透光。你看坡地上梯田的庄稼，靠边的那两行玉茭穗头总是比中间的大，原因就是通风透光好。”
我觉得乔显福说的蛮有理，立即在黄岩村召开了附近六社党委书记会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密植。在这次会上，县里管农业的副书记田根栋说他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正准备给我打电话。
会后，我返到大寨，看到陈永贵也正在商量今年的种植株数问题。他也说 ：“这几年来在种植上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只知道追求株数多。这并不科学。”还说：“我这两年正在琢磨着一个问题：过去总是沟地的庄稼长得好，梁地的庄稼长得差。可是这几年变了，沟地和梁上的庄稼长得一样好。这当然有梁上梯田肥料增加的原因，可是沟地的肥料照样增加，怎么没有锦上添花呢？”
陈永贵琢磨来琢磨去，得出的原因就是梁上的地通风透光条件好，沟里的通风透光条件差。看来沟里的玉米恐怕是种的株数太多了，应该适当减株。我听了陈永贵的分析，连声说：“有道理！有道理！你今年一定要把沟地的株数减下来。”
可是，陈永贵开支部会讨论的时候，遇到了很大分歧。大队长贾承让首先不赞成。要是别人反对这还比较好办，可是贾承让出面反对，麻烦就大了。人们都知道，在大寨，第一个种地把式是陈永贵，第二个就是贾承让。
陈永贵举例说：“这几年沟地里的玉米出现穗子小，还有空杆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通风透光不好？”接着陈永贵又说 ：“这几年来人们赞扬大寨三个一样，‘山上山下一个样，近地远地一个样，里里外外一个样’。这跟过去相比当然是好现象，可是细细琢磨，这里边也是有问题的。好地同样加工加肥，怎么跟劣地一样打粮？这里边总有原因。”
贾承让不接受这个看法，说：“过去反对保守思想，提出密植的是你，如今提出减株的又是你。反正你是常有理。”陈永贵一听就“哈哈哈”地笑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咱们今年你试一块儿，我试一块儿，看看到底怎么样。”
贾承让接受了挑战。他在种地时，让株距比陈永贵的株距缩短二寸。社员们听说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搞对头赛，都很感兴趣，都在等着瞧结果。
人常说，八月老汉会种田。到了八月，人们仍然拿不准，说到秋天看吧。
其实没有等到秋天，玉米一出穗，人们就看出了长短。陈永贵种的那块地穗子沉甸甸地往下耷拉，贾承让种的那块地穗子一个个直直向上，直冲天半。有人说“承让输了”，可是贾承让并不服气，说：“我种的这块儿地穗子虽说结的小，可是苗多穗多呀！产量谁高谁低还不一定呢！”
出乎贾承让意料的是，秋后一收打，陈永贵那块亩产达到1120斤，贾承让的只有1000挂零。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贾承让认输了。他深有感慨地说：“种地这门学问看来容易做来难。真是七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也学不会个庄稼人。种庄稼也得研究新知识，靠老经验吃不开了。”
大寨人在玉米种植上，从稀植到密植，又到适当减株、合理密植的过程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庄稼地里学问深，要不断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不能死守老一套。
大寨人在地力增加，肥料增加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精耕细作，保证庄稼吃饱喝好，后来又知道了庄稼要长好，还要通风透光的道理。于是，他们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行宽株密”，“四不专种三不空”的种田法。
“四不专种”就是豆麻瓜菜不专种，实行高杆作物和低杆作物、草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粮食和蔬菜间作、带种和混种，实现一地多用。“三不空”是地边、地墙根、地角不空。大寨的地块小，地边、地墙、地角特别多，把这些地方都利用起来，潜力是很大的。
后来，大寨人逐渐认识到，密植不光是多加几根株数的问题，广义来说，“四不专种三不空”也属于合理密植的范畴。
磷肥的试验和推广
贾承让虽然知道他的种地经验不如陈永贵，可是多年来，他在种地的方方面面总想跟陈永贵比个高低。通过密植到减株这项试验，贾承让不仅承认了陈永贵比自己高，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种庄稼要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学习新知识。
1956年，全县亩产千斤田不断出现，有的甚至达到一千三四，生产倒流的思想出现了。这时全县人民都认识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有人说 ：“农业社有的地块儿能打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这真是奇迹。”也有人说：“车寺万圆堂，骡马成群粪成山，没有打过农业社的一千三。”意思是产量不能再多了。
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一亩地到底最多能打多少？1956年春天开完三干会议后，我找陈永贵商量说：“试办初级社以来，亩产一千四五的地块并不罕见。能不能打到两千？你是不是选一块儿好地，各方面都下点儿功夫试一试？”
陈永贵满口答应说：“行行行！”
这年，陈永贵选了一亩地，肥料上得很足，特别是大粪上得多。这种肥含氮多。苗出来二尺高的时候，又增施了一次堆肥，每亩留苗 2000 株。以陈永贵当时的估计，每株出两穗，一穗平均打六两，就是两千多斤。
这一亩玉米长到7月中旬，就长得一人多高，二指宽的叶片黑黑的，长势特别茂盛。陈永贵高兴地引着我看了一次，我也很高兴，要他精心管理。没想到到了抽穗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这一亩玉米都被一甩两节，有的断成三节，颗粒无收。
我问陈永贵：“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别的地都没有倒了，只有这块儿地不仅倒了，而且断成了好几节？”陈永贵说：“庄稼长得好，秆长得脆。”我说：“怎么这块儿地就长得这么脆呢？”陈永贵说：“我也说不来。”
后来陈永贵和科研组的人反复琢磨，才知道这块地的氮肥上得太多，缺乏磷肥，所以秸秆不硬。陈永贵很重视科技人员的意见，就开始使用磷肥。
大寨村是 1958 年开始试验用磷肥的。他们在一块地里用磷肥做堆肥，结果到玉茭黄了皮去刨时，发现磷肥还是灰面面，一点也没有被吸收。大家觉得很怪，怎么这白面面（指氮肥）顶用，而灰面面没用呢？
这时，有人失去了试验的信心，说：“这灰面面不行，再不要花钱白误工了。”陈永贵、贾承让却不这么看，也没有打退堂鼓。他们想：国家办磷肥厂难道没有根据，就是为了产废品？恐怕不是磷肥不顶用，而是咱们的使用方法不对头。于是，他们去找科技人员商量，这才知道磷肥难分解，见效慢，这是它的特点。
陈永贵和农科院的人针对这个特点，把磷肥捣烂掺到农家肥里继续试验，第二年还是没有成功。
到了第三年，他们又把磷肥和人粪、羊粪混合起来，加上水，制成颗粒状，再一次进行试验。这一次效果比前两次好，但是费工多，不便于推广。
直到第四年，大寨人把磷肥和人粪、羊粪、骡马粪用水搅拌起来，发酵一个多月，然后上到地里。这一下，灰面面都化开了，磷肥的效果也大大发挥出来了。凡是上了磷肥的庄稼不但扎根深、铺得广、秸杆硬、能抗风，而且籽粒饱满。同时，100斤玉米棒子不上磷肥的脱粒 60来斤，上了磷肥的能脱粒70来斤。从此，使用磷肥才大面积推广开来。
科学施肥
陈永贵和大寨人经过大量试验，对过去传统的耕作技术都进行了批判性的运用。比如过去说“庄稼没巧，肥多就好”、“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这些话都说明了肥的作用。但是怎么具体使用肥料，还应该根据肥性、土质，不能单纯地说肥多就好。比如初级社时，在小北峪沟的二分谷地里上了炉渣，效果很好，获得了增产。第二年推广到麻黄沟的二亩地里，亩施炉渣肥200多担，满以为一定能够高产，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二亩地的庄稼越长越没劲，反而减了产。
为什么头一年增产，第二年减了产呢？陈永贵有点糊涂了，甚至大发雷霆。后来他跟老农和科技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认识到炉渣固然是一种好肥料，但要看施到什么地里。小北峪沟那块地是红土地，粘性大，麻黄沟的地是沙地，上了炉渣肥，土壤更稀疏，肥、水流失也更严重，怎么能不减产呢？
这个分析对不对呢？大家还有点拿不准。他们想，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第三年，他们又在一块红土地上施了炉渣肥，果然又增了产，从而验证了以上的认识。
通过这一系列的试验，大寨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施肥的制度，如冷性肥施在阳坡地上，热性肥施在阴坡地上，炉渣肥施在粘土地里，炕土施在沙土地里，玉米多上磷肥，谷子多上羊粪等等。做到不同肥料施在不同的地里，最大限度地发挥肥料的作用。
反骄破满，一茬变两茬
1958年以前，大寨人是在传统耕作经验的基础上，跟科技人员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具体运用，使传统农业技术得到了科学的运用。科学种田在大寨这块土地上结下了累累硕果，也为全县实行科学种田起到了示范作用。大寨陈永贵的名字在全县越叫越响。
1958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大寨人在科学种田上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认为“八字宪法”像一盏明灯，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回顾初级社以来的道路，证明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陈永贵说：“毛主席把‘土’字作为‘八字宪法’的第一个字，说明了土是基础。咱从初级社以来，三战狼窝掌、建设‘海绵田’都是从土开始的，结果是地越种越好，越种越多，产量也越来越高。这说明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有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每一个字都需要咱们贯彻执行，具体运用。”
有的人说：“咱们这几年来实际上是运用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咱们不光抓了土，还抓了肥，实行了密植，成绩蛮不错了。”
从这话里，陈永贵敏锐地感觉到有一种生产到顶的思想，一种满足于已经取得成绩的思想。不进行反骄破满，再前进是不可能的。于是，陈永贵领导大家开展了讨论，用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来对照大寨的生产。经过讨论，大寨才知道咱们做的离毛主席的“八字宪法”还远着哩。在讨论的基础上，陈永贵又返回到“土”字上来，说：“咱们这几年的地力大大提高，肥水条件也大大改变，可是每年只能种一茬庄稼。能不能种两茬呢？”
人们都感觉到这不可能，说：“咱大寨处在太行山区，无霜期短，地温低，怎么能一茬变两茬呢？”陈永贵说：“咱们应该看到事情都在起变化。情况变了，种植也就得起变化。”贾承让、梁便良也说：“从咱们前两年走的道路看，能不能还要试试看。”
原来在1956年和1958年，大寨就搞了这个试验。事情是从试种小麦引起来的。
过去大寨是不种小麦的，因为气候寒冷，麦苗不能越冬。解放前大寨村有个富农种过一亩小麦，下了十几斤种子，结果才收了 31 斤。集体化后，由于大量使用秸秆肥，土壤改良了，地温提高了，试种小麦获得了成功。但是低秆早熟的小麦相对来说产量赶不上玉米、谷子，所以每年种得很少。
1956年谷苗移栽的新技术在大寨出现后，党支部考虑，要是收了小麦栽上谷子，一年能收两茬，种小麦就合算了。于是这一年和1958 年他们在小块地里先后做了两次试验。结果证明移栽的谷子霜冻以前倒是能够成熟，但有两个难题限制了这个经验的推广。一个是收麦以后移栽谷子费工太多。那时还没有搞机械化，这个困难无法解决；另一个是移栽谷苗需要水利条件，不然就得等雨。即使等来一场雨，也抢栽不了多少。因此，从1959年开始推广了几年，最多也只能搞到 20来亩，人们的积极性不高。
1967年4月，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在全国广为传播后，党支部又考虑实现这个一茬变两茬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还有一个注意粮食品种的问题。于是，一茬变两茬和多种小麦这件事就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几经试验，仍然解决不了缺工缺水的问题。有几年，收麦以后复播了成熟期短的玉米和其他作物，用工虽然少了，但产量太低，往往种两茬庄稼还没有种一茬大秋作物收得多。
经过学习“八字宪法”和反骄破满的思想斗争，党支部把“粗粮变细粮，一茬变两茬”连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的奋斗目标一并提了出来，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阵势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这一次，试验一茬变两茬的任务落在了大寨1965年成立起来的科学实验小组的肩上，领头人是土改时的贫农会主席贾承运和年轻的共产党员高玉良。他们同科技人员一起，总结了历年来试验的经验教训，又经过两年的试验，最后确定采用套种的办法，实现一年两作。具体做法是：秋天种小麦时，每三行留一个宽垄。第二年夏天小麦收割前 40天，在宽垄上播种玉米。由于近几年机械化、水利化有了较快的发展，缺工缺水的矛盾也正在逐步解决。
这种种植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大致说来，优点有三：
一是通过两茬庄稼交叉，解决了无霜期短的矛盾，而且两茬庄稼共生期间互相没有太大的影响；
二是两茬庄稼都是密中有稀，稀中有密——小麦行距、株距都密，但隔三行有个宽垄，玉米行距较宽，但株距可以加密，做到了种植株数不少于单作，同时还不影响通风透光 ；
三是套种比移栽用工少得多，适宜于大面积推广。再加上精心管理，他们从1972年后，试验年年成功，成果年年扩大。
1972年，套种的20亩玉米出土后，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年，苗子长得又黄又瘦。社员们气得把这些苗叫做“麻绳头”、“小老汉”，许多人都认为没指望了。可是，贾承运、高玉良等科研人员毫不泄气，带领科学实验小组的成员没明没黑地浇水、追肥、深刨、细管，努力促使苗子转化。结果“麻绳头”很快长成好庄稼。秋后，玉米亩产1070 斤，加上前茬小麦收获的450斤，两茬共打了1520斤。这就是说，部分土地已接近当初提出的“过江”后翻一番的目标。由于大寨的“海绵田”块块都很肥沃，部分土地能达到的产量，大面积种植也能够达到。人们相信，今后随着机械化、水利化的进一步发展，“过江”后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完全能够实现。
1973年，大寨村的小麦套种玉米面积已扩大到50亩，1974年更扩大到整100亩，实现了一茬变两茬的目标。
大寨人在反骄破满的过程中，从实践中一步一步认识到革命无止境、科学无顶点，过去一些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事情，经过试验，都成了发展生产的新套套。比如过去虽然选优种，但是种子逐年退化，头一两年还好，到第三年就不行了。大寨人为了减缓种子的退化周期，每年秋天都有专人在田间、场上精选良种。选种时片选、穗选、粒选，并提出肥料足、长得太好的不选，有病虫害的庄稼周围更不选。由于年年这样去杂取精，提高种性，因此合作化以来，大寨种植的谷子不仅没有变质混杂，反而越种越纯，越种越好，越种产量越高。引进的一个良种——晋杂一号玉米也是连续种了十几代，亩产一直在千斤以上。过去谷子白发病无法治理，后来也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把得了白发病的谷子秸秆全部烧掉，不让牲口吃，更不沤肥还田，从而使白发病得到了根治。
水稻是一种低秆高产的作物，过去大寨人想都不敢想，后来也在虎头山下安家落户，一连几年亩产都在1200斤以上。
最后，大寨人深有感慨地说 ：“毛主席的‘八字宪法’越种越灵，这给咱们庄稼人戴上了望远镜，越看越远，越种越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