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辑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二集：金光大道-合作经济-人民食物主权

国庆特辑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二集：金光大道

来源: 纪录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布时间：2019-10-02 阅读：2899 次

食物主权按：

今年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腾飞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光辉篇章。

值此国庆佳节，食物君特推出国庆特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逐字版，纪录片共六集，还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推送第二集——《金光大道》！

本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地区从初步的合作化组织迈向人民公社阶段的历史过程。本集既介绍了合作化浪潮的成绩，也没有避讳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自中央到地方，都对“浮夸风”进行了反省和纠错。如今，河南新乡刘庄依然实行着集体经济制度，它所属的七里营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运动中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经过历史的检验，农村集体经济在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文：

刘庄村委给社员分桃场景

村民：来吧，你看，分的桃子，党委、村委给咱社员分的桃儿，如果桃不中，当场你就捡出来小的，不好的，皴口的，熟透的，都捡出来啊，烂的，咱们光给社员分好的，中不中，你俩坐这，你给他看着。

村民：十六斤半。

村民：十六斤半，十七斤。

村民：对不对？

村民：对。

村民：不会错。

刘庄的村民每个月都会像这样从大队免费领取生活供给，而刘庄给村民提供的福利待遇，从日常生活所需的瓜果蔬菜到家里孩子的零花钱，面面俱到。如今在中国的农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还在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

今天是刘庄的村民从大队领钱的日子，刘庄的老人和孩子每个月可以从大队领取养老金和零花钱，这样的福利已经伴随他们很多年了。

村干部：大成（音）350元~~~

刘庄村民从大队领钱场景

一、“一村一社”也是集体经济

1983年，刘庄所属的七里营人民公社撤社建乡，在这之后，只有刘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模式，一直发展到今天。当年毛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辉煌，已经被今天刘庄的繁荣所取代。

村里的老人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很感慨，当年毛泽东视察的故事，还是让七里营人津津乐道。早在1955年，建立更大的公有制组织形式的念头已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生成，在此后的三年中，这种思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实验，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最早合并成立人民公社的是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这座当年用于人民公社办公的楼房，曾经是全县最高的建筑。人们把这里称为大楼。

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办公的楼房

刘庄村民王荣田：土改的时候啊，那解放前这刘庄穷得很啊，像俺吧，就没有地，俺的父亲弟兄五个，就有五亩地，俺爷爷奶奶呢，把这五亩地留作坟地了，这全部自从出来都没有地。都是靠这个一是不行了，逃荒要饭，这是一条。再一个出外打工，去外边给人家看长工。看长工钱很少啊，那时候。到头来一年都不够上吃，来到家，都够不上几个人吃，就是这样过生活。

刘庄村民刘树田：这庄反正就是穷，原来就穷。这土地呢，高低不平，反正是有的，有低的，走水坡，蛤蟆窝，蛤蟆窝就是一下雨存水，不收田，要不是穷得很。还是到了解放以后，史来贺领着，到1954年成农业社了，成农业社领着社员平整土地，这慢慢、慢慢才上去了。

史来贺

照片上的人就是史来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他的带领下，刘庄先后成立了三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村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人们都说虽然他没有念过几天书，但是脑子够用。

刘庄村民刘树田：他上学上几天呢？他上三天，哎，回头这看报纸弄啥的都中，因为啥呢？不是人家那，早先成民校，他成天学习，民校成天学习，最后看报纸弄啥都中，他的脑筋管用。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建民：1955年不是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么，当时在1956年初，在新乡这个地方就是要普遍都建立高级社。

原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当时夏庄乡就包括刘庄村，说咱是不是成立一村一社，大村呢，就成立稍微大一点，小村成立小一点，刘庄村也不成立什么，俺这村200多户，也就成立一个也算大社，俺成立一个社。

当时初级社普遍建立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基础还很薄弱，社与社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以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把有八个自然村的夏庄乡合成一个大社会的条件并不成熟，于是史来贺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原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

原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他就用那个玉米籽，投玉米籽，就是谁赞成合大社的有多少人，谁赞成一村一社的有多少人。当时呢，绝大多数90%多的，80多90都是同意一村一社，所以他跟上面汇报，群众不同意，我是经过群众民主来讨论，来选举了，就是投了玉米籽了，这个是票数，大家是还是要坚持一个村一个社。

刘庄村民刘树田：早先成大社还得去乡里头报喜去，他还是从这庄过，不是夏庄还得从这庄过，从这庄过，他去报喜，放火鞭。俺村也是，俺这庄也放火鞭，也去报喜。就是那这就没有参加他的大社会。

原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当时县里边说他的社的规模小，不承认他那个高级社。说你这是黑社。你这社不是批准的，不是公家承认的。

刘庄村民刘树田：开会呢，那工作人员都没去俺那，就俺俩人，都去夏庄，在那儿围了坐一床。讨论个啥没人管俺。

然而到了1956年的秋天，一场从天而降的大雨，让七个村联合起来组成的夏庄高级社措手不及，而一村一社的刘庄高级社，却因为组织得力，而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建民：建立高级社以后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雨水特别大，这一年遭灾以后，普遍都减产。

刘庄村民刘树田：俺这一个庄，人齐得很，要弄啥都弄啥，人也齐，老史领导的也好，都是那样，说句话上去了。他们那大社散了，不中了。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建民：1956年经过一年以后，到秋季，这高级社就自动解体了，等于一个村，这七个自然村，一个村又成立一个高级社。就说明这个刘庄，特别是史来贺他坚持实事求是很有主见。当时区上有人批评，你这个高级社现在搞得都是集体呀，办得越大越好。史来贺有一句话就说“我这高级社也是集体呀。我全村一个高级社不是集体，也是集体经济嘛。”他这一句话把这个搞合作化这个本质揭示出来了，说是区上没有啥可说，说你就办吧。最后事实证明他这个小社反而比那个大社办得要好。

二、历史见证人：“人民公社好”是这么来的

1958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进程不得不意外的加快了自身的步伐，中国农民从未曾想到过的组织形式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深刻的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在政府的号召下，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在1958年里，都走上了热火朝天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一场全民动员，建设社会主义的跃进，拉开了序幕。

农村热火朝天水利建设场景

河南遂平县的西部是山区，东部是平原，因此，每逢雨季来临，当地农民都要饱受洪水肆虐之苦。

在1958年初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遂平县修建了下宋水库。下宋水库的修建，动员了遂平县几乎所有的人力。魏德忠当年是《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他拍下的照片见证了遂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诞生。如今从这些照片中，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在当年那场治山治水的热潮中，遂平人改变家园面貌的热情和决心。

嵖岈山集体修建水库场景

原河南日报记者魏德忠：当时嵖岈山它是小社，叫农业社，他们提出一个不要修水库么，叫下宋水库。下宋水库修水库的时候，水库在这个杨店，它蓄的水是上游的水，浇地是下游受益，下游受益占地是占上面工作的地，那上面就不太愿意了，下面挺高兴，所以这矛盾解决不了。

影片《太阳刚刚出山》

高书记：老田，你把咱们发动群众提的办法给高书记谈谈嘛。

老田：办法不错，可就是办不到啊。

高书记：老田啊，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啊。

老田：乡亲们有这么个主意。

影片《太阳刚刚出山》

魏德忠：那这样，把这三个农业社合一块，一大，就可以解决小的矛盾，就说这个办法可以。当时县上的一个专员叫张树藩，去检查工作，就跟他汇报，他说这个事大，得请示地委。

影片《太阳刚刚出山》

高书记：大哥啊，地委向我们指出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魏德忠：这样就有利于搞大跃进，有利于搞农田基本建设。所以他们就是干脆合起来把三个乡，当时有杨店、韩楼，有这个土山，他这个乡，小社联成大社，联合起来就可以搞这个工程了。

影片《太阳刚刚出山》

高书记：你们的这些做法是找到了农村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

老田：这，这可真没想到啊。

高书记：可是毛主席早就料到了，估计到这种形势的发展。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并为大社的意见，获得通过。由此全国各地的并社高潮陆续到来。

嵖岈山村民周留栓：那时候知道个啥呢，这个群众是光知道转啥，转大社，原来都是由单干、互助组，互助组到初级社，初级社到高级社。

嵖岈山公社第一任书记陈丙寅：高级社以后呢，就是根据成都会议那个精神建设大社。

魏德忠：联合起来说叫什么名字呢？当时有的说叫集体农庄，有的说叫高级社，都拿不定主意。

新华社记者方徨

新华社记者方徨，在1958年曾经几次到嵖岈山采访，她见证了这个中国最早的人民公社的诞生过程。

方徨：第二次到嵖岈山的时候，酝酿要成立人民公社，当时我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人民公社这个名儿。

周留栓：四面八方的群众，写了决心书，扛着旗，敲锣打鼓，在杨店街召开大会，说成立公社了，成立集体农庄了，当时是叫集体农庄。

方徨：建成以后啊，激动得不得了，有点像苏联集体农庄的那种性质，晚上他们跟我谈了一夜，我们几个人一直到天亮，一夜没有睡，就讲这个，讲得大家都很激动。

周留栓：那心里是高兴，那一说转大社了，转集体农庄，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方徨：那是一个人民公社的蓝图，我写的那一份内参，因为这个当时不好公开报道，我记得最后我还写，就是讲完了以后啊，“只看见那个外面嵖岈山一轮红日高升了，就预示着……”我写得挺浪漫的，挺抒情的。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

1958年8月，《红旗杂志》副主编李友久出面，草拟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这是第一份交由毛泽东过目的人民公社章程。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定邦：七里营不是第一个，七里营只能说是毛主席视察的公社的第一个，最早的一个。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玉堂：七里营原来就是个高级社，后来叫了几天集体农庄，没有多久就成了七里营人民公社了，就这样。当时有一个小的过程啊，就是起名字。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定邦：当时的时候有农庄，有大社，有的叫农场，有的叫公社，有的叫人民公社，还有共产公社，那名字叫好多。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玉堂：这就要研究叫啥，说叫共产主义公社，说这个共产主义太渺茫了，这共产主义的标准是个啥。有的说就叫七里营公社，那范围就大了，反正众说纷纭。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定邦：为啥要取个人民公社呢，这个是经过他们讨论的。因为巴黎公社，有个巴黎公社。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玉堂：从巴黎公社说起，说到工农商学兵。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定邦：说人民公社呢，是工农商学兵都包括。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玉堂：当时谁提的呢，现在也想不起是哪个人提的这个，说工农商学兵那不就是人民嘛，干脆叫个人民公社。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定邦：所以叫个人民公社呢，范围包括得最广，所以这样就叫做人民公社。

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场景

1958年8月5日，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正式宣布成立，就在这一天晚上，新乡地委突然接到了毛主席要来视察的消息。

王玉堂：当时是地委的秘书长叫魏育高，他坐着吉普车到七里营，那就是看不见人呢，对着面还看不见人这么个时间，这个他去了，就把我们叫到一个小房子里，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字毛，然我们四个人传看一下，然后就烧了。当时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这个毛主席来。

原新乡日报记者王世龙：八月份正是雨季，七里营一圈都是水。

王玉堂：往东边去的那个路全部淹了，用门板全部把它垫起来，就是毛主席走那个，从东口进来的那一片，全部垫的门板，那都把大门板都摘下来了。

王世龙：坐在那个门口等着的时候，来了个红色的华沙，一下车，毛主席来了。

王玉堂：一下车老百姓都围上去了，是都认识了，那一看都认识了。

王世龙：哇，紧张得我啪就照下一个来，那张照片，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毛主席的腿别着呢，还没有换过来腿的时候，我照了一张，后来我就随着毛主席进那个院，进去。毛主席去的时候，人民公社那个牌子，还没挂起来呢，还倒着呢。

毛泽东当年视察嵖岈山人民公社情形

王玉堂：那个牌子都没得及往上写，当时纸糊的么，就写了这个牌子。

王世龙：毛主席看了牌子就说，这个名字好啊，这是他毛主席说的。

王玉堂：下来第一个就先看牌子，还念了念。念了念以后，胡绍华问，问毛主席这个名字好不好，他说这个名字，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当时在外面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王世龙：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啊，就这么多。后来改成了人民公社好。

王玉堂：然后毛主席说走，看看。

王世龙：毛主席问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王玉堂：你看四点二十二分到的吧，到六点多，整两个小时，基本上在他去看，他就想着看看这个人民公社究竟怎么样，他看了以后，有些地方是点头了，他看了的这些地方就觉得都可以，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厂，还有滚珠厂、食堂，那时候还不是后来三年困难时期了，老百姓那时候有肉，有…，那时候是真的，那并不是说造的。刚开始食堂办得很好，他脑子里已有印象了，觉得这人民公社还是可以的。

毛泽东在全国调查研究

三、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全国推广

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这一年，兴奋不已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只住了两三个月，视察了全国17个省市调查研究。8月上旬，毛泽东来到河南、河北和山东，有些地方刚刚兴办的人民公社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他说，“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的谈话被新闻媒体报道后，许多地方纷纷办起了人民公社，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毛泽东虽然只在七里营停留了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却让七里营的历史瞬间光彩异常。就在视察过七里营人民公社两天之后，毛泽东对《红旗杂志》转交给他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作出批示，当时正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期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将公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958年9月初的《人民日报》头版

1958年9月初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几个月之内，全国先后成立了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一亿两千万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当时他们还似懂非懂的公社社员。

民兵们一手拿锄，一手持枪，实行了劳武结合，时刻准备着，打击敢来侵犯我们的敌人，保卫祖国。

人民公社时期劳武结合

嵖岈山村民周留栓：他当时呢，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你看有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他们的生产是按照你的分工，他们组织的班排连营。打着旗，穿着统一服装，说上工统一去，唱歌、比赛。

方徨：好像那时候记得穿衣服那个颜色都是一样的，那些老太太啊，穿的都是苏联进口的花布，做的那个，有的是裙子，有的是衣服。

嵖岈山公社第一书记陈丙寅：原来咱这儿不兴那个裙子，除非结婚了，有那个缎裙子。

嵖岈山村民周留栓：那时候穿裙子呢，是仿照苏联，学习苏联的，因为咱这个出外代表，到苏联去介绍嵖岈山的情况，回来，这不是要搞裙子化，裙子化，你要穿背心有标志，顶上写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个女的穿裙子，统一着装，排队，下地干活，那都是过去那大花子，小碎花，那白色的、蓝色的，看着很好看。

嵖岈山公社第一书记陈丙寅：就那个尺布，花布做个裙子，也不是多好的布，也不值钱，这两年的裙子都是好的，就穿个那。你等到，有小姑娘栽稻子就把裙子搁那儿，等到不栽了，你就是栽它也没多大影响，比裤子方便些。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建民：当时大家是糊糊涂涂的，那不是当时流行一句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好像一到人民公社，很快就到共产主义了，那简直……

方徨：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带一把牙刷，因为牙刷不能公用的，你不能说你刷了牙，再摆到那儿，别人也来刷，他说只有牙刷是私有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吃饭也不要钱。

原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当时的时候反正也还是自愿的，没有全部说是都入食堂。就是说办了这么个食堂，谁愿意在这儿吃饭就可以买，开始是这个情况。后来就是队队都得建食堂，必须得在食堂吃饭了。

刘庄村民刘树田：那时候都是上级提倡的，提倡叫办食堂的。

人民公社食堂场景

嵖岈山村民周留栓：开始呢，这个食堂很好，在这个食堂吃饭呢，是菜啊、汤啊、馍啊，就是说“吃白馍，喝羊汤，过共产主义”，是吧，就是一顿几个菜，当时呢，确实生活是不错，一说吃食堂呢，都愿意。

刘庄村民王荣田：我在大食堂呢，我是个司务长。我跟我们那会计刘树田，我俩去开会来着，开会那徐连起讲呢，讲十六包，共产主义十六包。

刘庄村民刘树田：光说，都没实现。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定邦：有明文规定，哪点是十六包，吃饭不要钱，理发不要钱，吃肉不要钱，十六个不要钱，上学不要钱，这是十六包。

原新乡县委干部王玉堂：他凑了十六包，有好多东西那就是……你像上学这一条，幼儿园不要钱，小学不要钱，中学不要钱，那成了好几包了。

1958年4月20日，由27个高级农业社，6566户，30113人组成的嵖岈山农业大社建立。而河南遂平县，当年春天小麦的高产，更是让这个刚刚建立的农业大社出尽了风头。

魏德忠：1958年的河南小麦确实长得很好，历史上没有那么好的，我采访的时候，问好些农民，说这亩地能产多少啊，哎呀，估不透啊，我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

方徨：小麦长得漂亮极了，河南是我们国家小麦最大的，面积最多的，哎呀，一望无边的那个中州大地上，小麦长得那么漂亮，我当然也很激动了。三月份去了以后，我参加了一个省委会，省委会议在登封开的，叫登封会议。大跃进这个名词就是河南创造的。大跃进这个名词就在登封会议上提出来叫大跃进，以后呢，被毛主席宣传。

四、史来贺不盲从不跟浮夸风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号召之下，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放出了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放出了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篇关于河南小麦高产的消息。文中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

方徨：在我去之前，他已经放过一个卫星了，那不叫卫星啊，就是放过一个小麦高产，叫两千多斤。

嵖岈山公社第一书记陈丙寅：那个新华社的记者来，没有跟公社里打招呼，她直接来的。

原新华社记者方徨：6月份吧，我接到赵光一个电话，说方徨快来吧，我们这儿出现奇迹了，就是小麦更高产了。

陈丙寅：新华社的方徨已经去了，她是头一轮去的，我第二个晚上去的。

方徨：一去了以后，呦，那我一下子真是很激动，那个打麦场上那个麦垛子啊，一垛一垛一垛，他可能是显然是布置好了的。一剁一剁的金黄色的，哎呦，那时候小麦香啊，那个成熟的小麦那真是很香很香的，那个气氛就不一样。漂亮极了。

麦场上的麦垛

陈丙寅：我原来我也在家种地，我能不清楚么，那打那些，小亩那些，原来遂平县还是大亩啊，大亩才合多少呢，大亩才合…过去最多的合十斛，十斛是三百斤，那个小亩是一百五十斤。

方徨：哎呦，我说有这么多啊，我说这两亩多地的，能够插上这么多的麦秆嘛，哎呀，那个，大概社员都是，后来我了解，都是布置好了的，七嘴八舌地就说我了，说是“你懂得个什么，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吧”，那时候叫什么，就是说这个小麦跟青草都分不清，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花生是树上长的，还是搁地下的，反正就把我挖苦了一顿嘛，就说我没有这个知识。

周留栓：当时的产量呢，没有那么高，最高的产量就是二百四十斤，1958年的时候，但是那干部呢，为了上报，这个产量，放上卫星，把九亩七，九亩七的小麦一块打，打了碌，碌了还碌。

方徨：因为他还全部最后的数字还没有出来，还有一部分小麦还没有打完，晚上那个灯光啊，那个麦场上都是连夜干，夜战。这个麦子都堆到那个场上，那个灯光啊，当时不是电灯哦，点的那个汽油灯，都挂满了，那个非常戏剧性的。

1958年6月12号，《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方徨采写的关于遂平嵖岈山小麦再创高产的消息。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放卫星。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遂平嵖岈山小麦再创高产的消息

方徨：从这个以后啊，大家都叫卫星了，都叫放卫星了。

王定邦：对当时的大跃进，毛主席也有点察觉，就是说说大话，浮夸风，也有这个情况。所以毛主席在视察七里营的时候，我给毛主席在棉田采访的时候，毛主席就问他说，“你这个棉花一亩地能收多少？”他说，“收一千斤没问题。”毛主席说，“你收到手才算数。”

王玉堂：整个那一年，所有的庄稼都是大丰收。那个人气也旺，庄稼也好，所以也促进了人们这种感觉。

王建民：当然刘庄它不这样，因为五几年他们就，我在那我最了解情况，他们有告诉老史，老史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我看不准的东西，我不会盲从我不能听东，这个……说风就是雨，你说东我就东，你说西我就西，他从不盲从。所以说号召当时要深翻几尺，施肥多少万斤，播种量多少，他也想不通，他就是应付，搞了这么二亩试验田，其他地方搞的不少，搞的乱七八糟，最后你看一亩地你想播种量一百五十斤、二百斤，那将来那个小麦长出来以后跟牛毛一样，那简直是……凡是那样搞的最后都大减产，产量很低。但是老史这二亩试验田最后产量也不高，从此证明这个盲目，好像是违背科学的东西不能搞。

五、浮夸风中跟毛主席讲真话的县委书记

1960年浮夸风的恶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显现，而连续两年的大旱，使率先放出高产卫星的河南省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河南全省农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乎没有存粮。杨贵似乎有先见之明，他在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中，就留了一手。

杨贵：那时候生活确实有些地方困难，但是我们这儿呢，有个情况，我们这儿的话，1958年我们没有那么虚夸，所以我们这儿的储备粮有3000多万斤。

方徨：那年8月份秋天，那时候林县属于新乡地委，开一个会要报小麦产量，因为那时候不是小麦收完了，全省要报产量，都是高产量，都是虚夸的、高指标，结果林县县委书记是杨贵。我也去参加那个会，去报道。

杨贵：那时候数我年轻，大家老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都说杨贵你发言，杨贵你发言。这次叫报产量呢，大家还是这个，你先说，你先说。

方徨：杨贵始终不发言，所以杨贵在会上就被点名了，就是说杨贵的思想保守，为什么不报，这个产量到底多少，杨贵说——

杨贵：全县平均每亩是114斤。我一说这个他就批判开我了。你就不做工作，你躺在那儿睡觉也不能只收114斤啊，这个怎么产量这么低啊，就批判我，说是不是里面有瞒产。我说是这个情况，你说要是一点瞒产没有，我也不敢完全保证，我说基本上没瞒产。我说跟大家下面的话，给干部做了思想工作，一般来说都是报的实在的。“啊，你们这官僚主义，右倾的思想，你一亩地114斤，你们就不做工作了，你们都是干啥的！”

方徨：杨贵就受批评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结果杨贵就再报。

杨贵：“你报的是干麦子啊还是湿麦子？”我就跟这周围的人说，我说，“我这报的是干麦子。”他说你加上水分。他叫我加上水分，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水分到底是……一百斤干麦子，这个水分应该加多少呀，我跟周围的县委书记都在一起嘛，我说到底，我说这个我还没有这个经验。有一个同志说，你就报上它10%吧。我说好，10%，我说114斤，再加上11斤半吧，我说125斤。批评了我一顿，一批评以后呢，后边的人就不受批评了，我这儿200斤，250，300斤、400斤，报到四五百斤的。这个会结束的时候，又把我批了一顿。

方徨：会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杨你真大胆，你怎么敢说这句话呢，我就说你不怕受批啊，你倒霉呀。杨贵说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报那么多，我没有粮食，是要死人的啊。

杨贵：因为谁报的多呀，征购的多，所以说是群众的生活他就没有安排好，所以为啥林县有3000多万斤，将近4000万斤储备粮啊。就是林县是实实在在，实事求是。

集体劳动场景

一浪高过一浪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使人们陷入了一种虚幻的狂热，共产主义的实现，似乎已是近在眼前了。这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1958年11月1日夜里，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新乡，当时新乡地委的领导人受到紧急召见，杨贵也在其中。

干部：正在这个时候，后来毛主席有个巡视大江南北。

杨贵：他说，你们这个钢铁一天能产多少呀？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说是这样，要我们往上面报啊，我们一天都产300吨铁。他说你实际是多少呢？我说实际是十吨，我说其他的根本不是铁，我说这十吨呢，还不是我们炼出来的铁，是那时候办食堂，因为办了食堂了，群众那个锅啊，家里边的锅收集到一块，砸了那个锅铁，往一块一炼，就是这一个。我说实际上的话，整个我们炼铁的话，是没有炼出什么好铁。其他人多瞪着眼看我。

正反右倾呢，怎么你这样说呢，我是考虑这个情况，我考虑的话是这个毛主席在这儿，咱给毛主席一个实话实说呀。我说呀，不光是这个呀，我说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1958年可以说是个大丰收，我说，但是虽然是丰产，我说丰收不了。他说怎么回事情啊？我说现在劳力都到上面去了，没有人收呀。今年虽然粮食很不错，没有人收呀。他说没人收怎么办？我说，比如说搞钢铁的到林县，在野地里睡，我说那个棉花呀，都叫他们起来以后擦了屁股了。不是大便嘛，大便就擦屁股了。

毛主席就说了，那怎么能行呀？这个粮食今年生产不错，收不回来还能行啊。要赶快下去，把人撤下去以后收庄稼。不能够说是生产不错，这个粮食收不回来，还是要除搞了生产以外，主要是要把水利抓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啊。

中共领导人召开会议场景

六、毛主席领导纠偏，反对浮夸风

在1958年最后两个月里，毛泽东在郑州、武昌、北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严重的“左”的错误。

1958年11月22日，毛主席找《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1959年2月，毛泽东又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纠正严重的平均主义和过于集中的偏向，毛泽东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记盈亏”等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

中央开始纠偏信件

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给省以下各级干部们写的一封信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只管现在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1960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许多地方因缺少粮食而出现浮肿病。面对建国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难。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纠正中央两年来一再指示，必须坚决纠正的“共产风”，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集中力量、加强农业。为了把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落到实处，毛泽东呼吁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身体力行，南下调查。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主持起草制定“农业六十条”，并召集有部分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后来说，“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五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修改“农业六十条”，取消农村实行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规定。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来到邯郸，召集河北、山东等省的负责人座谈，与会者就克服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文件

两天之后，毛泽东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写信，认为“要克服严重的平均主义，必须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小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调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出现了良好的转机。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农村将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毛泽东这位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奋斗了一生的伟人，始终把农民问题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一直在寻找一个既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摆脱贫穷，又能防止两极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模式。

毛泽东视察情景

七、愚公只是把山搬了个家，而大寨人移了山、造了田、还要它长庄稼

在山西省昔阳县，太行山的一个山窝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生产大队，这就是大寨公社的大寨生产大队。

由于是土石山区，夏季的雨水很容易将土薄石厚的农田冲毁。五十年代初期，大寨办起了初级社，他们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开始治理这七沟八梁一面坡。

十几年来，大寨人天天开山，天天造田，他们把小石坝变成大石坝，把小块地变成大块地，沟地变良田，坡地变平地，越造越多，越造越好。要说愚公能移山，愚公只是把山搬了个家，而大寨人移了山，造了田，还要它长庄稼。

纪录片《大寨之路》——大寨人开山造田情景

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大寨的面貌改变了，粮食增产了，大寨也成为了山西省的先进典型。

1963年大寨生产大队遭到严重自然灾害。七天七夜的暴雨，降雨量达550毫米，全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十二间房和五孔窑洞还勉强可以住人。十年奋战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被洪水冲塌了。庄稼、果树全部倒毁。

纪录片《大寨之路》——遭受水灾的大寨庄稼地

陈永贵：我们的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呢，什么事情也能办。我们有，有我们这个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窝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纪录片《大寨之路》——陈永贵鼓励村民战胜困难

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硬汉，大寨人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一斤粮，就靠两只手一根扁担，一把镢头来战胜困难。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在1963年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破坏的土地，已经修复一新，七百亩秋庄稼丰收在望。大寨人以革命的精神取得了今年的丰收。1963年，这里受到暴雨的袭击，田冲垮了修起来。大寨人不向国家要粮、要钱、要物质。今年又遇上了风灾，庄稼吹倒了，一棵棵的把它扶起来，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社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大寨人的丰收是艰苦奋斗的成果。

纪录片《大寨之路》——大寨重建后的丰收

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访问大寨大队，参观农田建设情况。周总理还到社员家里做客，和社员们作了亲切的谈话。大寨人战胜大自然的革命气概，受到周总理的热烈赞扬。

1964年毛泽东把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的大寨，树为中国农业的一面红旗。

八、七里营的刘庄大队，今天依然走在集体大路上

今天刘庄要召开村民大会，从史来贺当书记的时候起，刘庄每逢大事都要召集村民一起讨论，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刘庄召开村民大会

这就是刘庄村目前正在兴建的别墅，按照刘庄目前居民的需要，全村预计修建四百余套，别墅每一户分为三层，除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以外，还配有独立的微机室、健身房，以及一间车库。别墅在建成以后，会免费分配给刘庄的村民。迄今为止，这已经是刘庄大队为村民修建的第四代住房。早在七里营人民公社撤销以前，刘庄村的村民就住进了由大队统一组织兴建的第一代连排住房。刘庄的老人至今还对当年盖房子的情景记忆犹新。

干部：今天召开村民大会，会议主要议程，讨论通过刘庄新村别墅管理规定草案。

刘树田：那大家讨论，开大会讨论的，讨论说盖房的时候看咋盖，砖没有砖，没有砖自己烧，没有土自己拉。

王荣田：白天去干活，去地里干，干农业。到晚上吃罢饭八点钟到晚上就盖房，地里没活了，白天晚上都干。

王建民：在1958年这个七里营搞了人民公社以后，当然刘庄也不例外，它也是属于七里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它是大队一级核算。

王定邦：它是人民公社也合到里边了，但是它是独立的。

王玉堂：刘庄要说，它不仅生产关系上没啥变动，包括它那个生产一直发展，一直发展。

温铁军：走过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确实这个国家既无财政又无金融又无工业，能够有条件来支持农村的建设。所以才有学大寨呀，所以才有号召大家先治山治水呀，那个时候的劳动力没有闲置的，连冬天都得背着干粮上工地，就因为他没有多少机械，也没有多少投资，就得靠劳动力去搞治山治水，大江大河的治理，包括修路，包括挖渠，包括防洪什么这个那个，全靠千军万马上劳动力。是人把自己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交给了国家，形成了今天的庞大的国家财富，形成了庞大的工业资产，这是老百姓的创造。所以我们说那个时代，我绝对不愿意轻易的去否定它，我说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那是一个国家工业资本积累的时代，那是一个全民奉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