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辑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三集:愚公移山(上)

来源: 纪录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发布时间:2019-10-03     阅读:2400 次
食物主权按:
今年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腾飞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光辉篇章。

值此国庆佳节,食物君特推出国庆特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逐字版,纪录片共六集,还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推送第三集——《愚公移山》(上)!

本集主要讲述了陕北米脂县高西沟村、河北遵化沙石峪村和山西昔阳大寨村三个地方的村民在村书记(高祖玉、张贵顺和陈永贵)的带领下,发挥“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功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故事。


正文: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历史标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被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6月11日,毛泽东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他说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家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们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

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

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

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

愚公回答说,

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一、土不下山,水不出沟——陕北高西沟

高西沟新面貌

50年代初期,陕北米脂县高西沟村积极响应中央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号召,为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难题,做出了巨大贡献,终于成为陕北农村的一面旗帜,高原上的大寨之花。

高西沟人,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经过连续八年的奋战,他们在十八座山上修起了水平梯田,使十条沟实现了川台化,还种树、种草1400多亩,打了八座淤地坝,基本上实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

高西沟生产队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党支部,他们多年来都坚持读毛主席的书,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支部书记高祖玉年轻果断,一贯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生产队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

高祖玉不仅善于领导群众,鼓舞群众的革命干劲,他在劳动中也是一名干将,打坝需要用磙子,他就和社员们从村外几里路的地方把大石头运来,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替队里节省了1000块钱。

高祖玉和社员们自己做磙子

这里的年轻人你追我赶,他们都争着多倒一车土,多流一身汗,为的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脚步。

高西沟位于干旱的黄土高原中心,过去村民只能靠广种薄收来维持生计。但是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本来就不肥沃的土地常常颗粒无收。老支书高祖玉也是一个老劳模,当年他跟沙石峪的张贵顺同样有名。说起过去的风光,老支书还记忆犹新。


高西沟老支书高祖玉:

1953年成立初级社,1955年全村合作化,1958年大跃进我全干到底了。高西沟每年都在五六万参观人次,来的最多的人次是70辆大车。我都用了功,有的回去了,没见高祖玉还不满意,有的外县的或者领导来了,我就必须要去,我都忙死了也要去,去了,赶快走,把人家接见一下。他们很满意说见高祖玉了。可是我一到地方啊,我还有点小名誉,高祖玉一不发言了,领导来了说,高祖玉咋没说话。可是人家当地的,也就围着看我说这个甚话,表示个甚态度。我到吴堡风景园去参观去了,地委副书记领着呢,他修一条梯田,那个地,梯田不太宽,大概一丈多宽,实际上土地还是非常好的,长庄稼不错的,这是块好地,就是溜有点窄。到了以后,我不发这个言总行吧,指着我说,高祖玉你看看,这地咋样?我不会讲,我没意见。回去没想到到地委汇报说,高祖玉没通过。

我在高西沟生,在高西沟长的,我们这个沟简直不算个地方,丘陵沟壑,条件最差的地方,你看,我们有四个平方公里,就有40个大山头,大小沟道有21条,表明丘陵沟壑切得支离破碎。

高西沟村民常秀英:

过去山顶顶是尖的,一下雨接着这个山水,我这沟里一生下来,我就生这两眼窑里,水一下都一人深,能冲走几个人,有时候这毛驴车都能冲走了。

高祖玉:

粮食亩产就是三四十斤,广种薄收,越种越薄,越种越薄,水土流失……翻起一点熟土了,发一场洪水给你刷得像耙子耙过似的,简直苦太厉害了。

常秀英:

咱高西沟山上光秃秃,沟里洪水流,十年就九年不收,年年遭灾害。社员生活是“早起糠,上晌午汤,黑夜稀饭照月亮”,就这么艰苦。

早在五十多年前,政府就提出土不下山,水不出沟,号召高西沟人大搞水土保持,为治理黄河做出贡献。于是高西沟的村民开始打坝造田,变害为利。淤地坝是陕北人民根据当地条件,把雨水冲刷下来的泥沙拦截在沟里,建成高产稳产农田的创举。

村民们打坝造田

高西沟村委会主任高锦仁:

开始国家号召,叫打坝,那时候打坝开始山上都没有治理,山上都光秃秃,沟里洪水流,那种情况下开始打坝。

高西沟村民高增良:

开始打坝那可早了,那阵还没合作化呢。

常秀英:

我记得有一回和老书记一块带着大家伙,人站上堵水口啊,后面其他人运土,那阵老书记看不行了,立即叫我们让开,刚让开,哗一下,坝冲垮了。

高锦仁:

第二年又打,最后又冲垮了,冲垮了两次。在冲垮的这个情况下,支部总结这个经验,说为什么能冲垮,最后总结经验是先治山再治坡再治沟,再从沟掌往出治,这种经验总结下了,因为冲垮,为啥冲垮,你拦不住嘛,洪水太大,所以从山上造林,山顶造林,当时山顶加戴绿帽,腰里叫系上带子了,就是坡式梯田,坡式梯田也是保水的。

高祖玉:

先是种崖上的柠条灌木,因为它抓地,保持水土最好了,再又能放牧,又能烧火,用处可大了。

常秀英:

我们种的是1000亩草、1000亩林、1000亩口粮田,三三制。跟现在退耕还林模式是一样的。

高西沟村支书姜良彪:

好地精地种粮食,阳山精山种果园,背山次山坡地种牧草,次地发展生态林,合理地利用土地。

常秀英:

我们已经把这山,说修梯田,几天就把一架山拿下来了,你比如说这妙莲山,这原来是两颗疙瘩呢,要10天拿下妙莲山,你说这,费劲不。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动员上山。三班,白天黑夜地干。

姜良彪:

一个男劳力一年四季要劳动360天、350天,年初二三就上工。一个妇女一个月出勤定上二十五、六个工。

常秀英:

我和男劳力挣的一样,男劳力挣十分我也十分,男劳力十分零五,我也十分零五。

高锦仁:

这架山是当时的土方量,我记得是三万八方土,三万八千土方,十天拿下。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铲土机,再就全部是劳力,劳力是十天不下山,顶班。

常秀英:

喇叭,指挥部就在山上立着,随时随地喇叭一吼了,当天下来就表扬。好的,广播上表扬,不好的批评。再不好的晚上给你回来开会。人家好好干呢你不好好干。

高锦仁:

当时大批促大干,你要干得慢了以后,就开始批判开始斗争。

高祖玉:

群众劳累,我费脑子,我的心血也费完了,群众的汗水也快流完了。

常秀英:

像我那大儿子,今年…他小时候就很难见到我,为甚很难见到我?我天不亮就上山了,等我晚上回来他就睡着了。

高锦仁:

到黑夜以后,雪下这么厚,只要号召一下,无名英雄,头一名就把担子粪担上山了,还不报名字,就那种精神。

常秀英:

21条沟,40架山峁,哪一个沟,哪一个山茆上也有我的汗水和脚印换来的。

高祖玉:

这山洼一治,水土不流失了,就把这水库一打。你看我们水库多少年了,还是清清湛湛的。

高锦仁:

那个老书记在一次会上开会呢,见了咱们中国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龙,给他讲说,“你这黄河…当时最大水库是三门峡,你三门峡泥沙不要怨我高西沟,我高西沟的泥沙没有进你三门峡,没有进你黄河。”

高祖玉:

从1965年以后,一点洪水也没出,水没出沟。

高西沟人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和革命的干劲,走出了一条与自然作斗争的广阔道路。使高西沟的土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向高山要地,向荒岭要粮——河北沙石峪

沙石峪新貌

沙石峪村民李风中:

过去沙石峪没有人烟,据说是200年以前呀,有一个姓李的,在外面呢,因为抗交皇粮,打死了皇太子,这样呢逃难来到了沙石峪,以后逐渐躲债的、逃难的,这个陆续地来到了沙石峪,使沙石峪才有了人烟。但是也没有村名,人们都管它叫大老峪北沟东苇店南山。

沙石峪村民阎瑞春:

我们是由七区那个屯搬来的,我听说啊,我老太爷他们见天早起,扛着镐,拿个咸菜瓜子,那时候没吃不是,饿了吃口咸菜,渴了喝口水,这样一点一点开地,创造的。原来这庄没地。都是老人一点点刨的,也没有土,石头缝子里边种地。

李风中:

沙石峪这个名字又是怎么起的呢,沙石峪的沙是三点水加个少,水少,石头峪,这么个名字。

阎瑞春:

原来我们北边上,东苇店吃水去,我们南边上大老峪驮水去,驮水去,受着气呢,赶上春旱的时候时候,它那井里也没水,没水我们驮水去了,他们咋办呢?他们把勺子扔进里去,上井里取勺子去,井也不深,你得等着,你一点水也取不来,就等着,那受气着呢。

解放前的沙石峪,山——怪石林立,水——山上山下没有一滴,连吃水也得到村外去担去驮,真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

那时间全村只有耕地500多亩,瓢一块,碗一片,一亩地少则八九块,多则近百块,由于土层只有几寸厚,雨水稍大表土就大量流失。雨水稍缺,旱象就随即发生。特别是加上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人们常年过着“野菜糟糠填肚皮,数九寒冬没棉衣”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的沙石峪

东生,原中国青年报驻莫斯科记者,1962年他以中央办公厅秘书的身份来到沙石峪进行调查研究,被这个小山村的社员所感动,并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村支书张贵顺被誉为当代“活愚公”。

东生:

一到了沙石峪四面全是山,都是石头,全是石头,那个人怎么生存。那么最缺的是土,你看农民没有土地,他怎么生存,怎么长庄稼呀,全是石头呀。另外呢,没有水,是吧。这个水要从十几里以外去挑水吃,翻山越岭去挑水,一个没有土,一个没有水,你想想这个地方怎么能够不穷呢,你说。

李风中:

吃水是沙石峪的一个大难题,有的老农提出来了,说是不是咱们地下没有水,而是咱们肉眼凡胎看不见水。咱们要找一个风水先生来,一定能找到水。结果,党支部也也知道找不到水。

东生:

但是你,你要舒服,这个老百姓啊,很难。因为它是根深蒂固的,千百年来形成的。

李风中:

我们真的请来了一个风水先生,这个风水先生是个瘸子,还得要人把他抬着满山转悠。

东生:

他把这个桌子八仙桌倒过来,就让这个风水先生坐在这个八仙桌里面,然后有四个人,两个人反正抬着他,满山遍野去转,看风水呀。

李风中:

最后一天他指着说,他说这个地方就有水,他说,“你们要是挖下去,三丈深没有水的把我弄回来,可以把我埋在这儿”,结果我们挖到了五丈多深,也没有见到水。这样的话,这个老农急了,他说把他给我弄回来,真的把他埋在这儿。老书记张贵顺说了,“你把他埋在这儿,也就把他埋在这儿,也照样没有水,咱们还得相信科学。还得找咱们水利局给咱们看水。”

张贵顺是沙石峪的村支书,虽说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的威望是极高的。


阎瑞春:

不识字,就口才好,但是张贵顺开会了,没人说话。也不用压迫,也没人说话。别说在我们庄,就是在遵化县,张贵顺讲话大伙也爱听。就是记性好,你要给他弄一个记录,弄个本子那就把他吓死了,他就扔了不要。比如说几个事,一是啥,二是啥,三四五,他就记这么几个题目,他就能给你说半天。人家有这份本事。

李风中:

你县委书记来做报告,可能有的人下面该说啥说啥,该拉啥拉啥,但是等到他一做报告的时候,好像是,你也不用有人说,咱们大家伙注意听呀,谁谁做报告了,你也不用,就伸着耳朵听。我们过去那是县,遵化县,就是大礼堂里,真可以说是掉根针都可以听到,他做报告的时候,没有大声喧哗的。

沙石峪党支部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支部书记张贵顺同志和支部委员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制定改天换地的战斗规划,带领群众,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

沙石峪党支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社员们遵照毛主席教导学愚公、搬穷山,决心把沙石峪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员们学习毛主席语录

“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沙石峪人民劈山填涧,展开了向高山要地,向荒岭要粮的斗争。

劈了山,垒了坝,还要到很远的地方把土担回来垫地。当代愚公换新天,荒山秃岭变良田,十年苦战,把旧社会个体经济遗留下来的两万三千多块零星破碎的小块地,改成了六千多块平平整整的大块田,深翻山地800亩,新开荒地50亩,加厚土层垫地500亩。荒山坡开始变样了,山沟里出现了新造的梯田。社员们在乱石成堆的荒山坡上,造起了土层一尺以上的梯田,取得了开山造地的初步成果。有了愚公精神,不仅能把荒山变梯田,还要在青石板上长出好庄稼。

社员们在修梯田

在沙石峪的北山上,还有一眼废弃的大口井,四十年前,为了彻底摆脱缺水的面貌,沙石峪的村民耗费了五个冬春,一钎一锤打成了这眼巨大的旱井。

在青石板上凿大口井,是一场革命加拼命的硬仗,不知磨秃了多少钢钎,砸碎了多少铁锤,社员们的愚公精神锻炼得更坚强。贫下中农说,人还是这么些人,工具还是这么些工具,可是井越打越大,胆越来越壮,打来打去,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

村民们打旱井

社员们经过连续五年的辛勤劳动,用了一万个工,凿成了一个直径十七米、深十二米的蓄水池,如果蓄满水,足够全村吃半年。

旱井建好蓄满水足够全村吃半年

英雄战山山低头,双手引水上山来,沙石峪从此结束了祖祖辈辈缺水的历史。

沙石峪村支书张贵顺看上去粗放憨厚,事实上他为了改变沙石峪的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的日子,真可以说费尽了心机。

东生:

这个张贵顺呀,很善于动脑子,出点子。

沙石峪土薄石头多,很多年前张贵顺就提倡种果树,当时市面上的红果值钱,葡萄则无人问津。

李风中:

当时这个红果达到一块二毛多,这个葡萄才四毛钱,这相差多少呢,有的地方够盲目的栽红果,而不栽葡萄,但是老书记从外头参观回来以后,一定要栽葡萄秧,并且我们栽葡萄秧的地就是麦地来着。麦子呀一到春天已经返青了,都这么高了。他跟队长们开会说,说是咱们栽葡萄秧,队长们说咱们栽葡萄秧,麦子都这么高了,等着把麦子收了,咱们再栽行不行,老书记很有工作方法,他说那也可以。那咱们就看看再说。

转过头,张贵顺偷偷地让羊倌赶着羊群到了麦地,把刚刚返青的麦苗啃了个精光。

李风中:

回来了他把队长召集起来,“咱们上那个地方看看去,麦子咋样呀,能栽葡萄秧不,还是咱们保麦子”,到那儿一瞅这个麦苗已经被羊吃掉了。后来说,“咱们等着过了麦秋再栽”。队长们说,“你把麦苗都让羊吃了,你还打什么麦子呀,赶早栽吧”,就栽上了。老书记在栽葡萄秧的时候就说过这句话,“是咱们毁了你的麦子,跟队长说呀呀,我把你的麦子毁了。等着到秋天的时候,我还你大米。咱们这儿旱地,漏水,坡地没法种水稻,但是我给你们换上水稻,保证让你们吃上大米。”真的到过年,咱们把卖葡萄的钱,卖树苗的钱,用它买的大米。给社员分的大米。

三、三不要,三不少——山西大寨

大寨新面貌

四十年前,无论是河北的沙石峪,还是山西的高西沟,都无法跟这个全国妇孺皆知的大寨大队相提并论。

在山西省昔阳县,太行山的一个山窝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生产大队,这就是大寨公社的大寨生产大队。大寨只有八十几户人家,三百多口人,一百多个劳力,这里山高石头多,全队的土地分布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

大寨旧面貌

大寨的面积比高西沟要小,只有2.8平方公里,由于是土石山区,夏季的雨水很容易将土薄石厚的农田冲毁。五十年代初期,大寨办起了初级社,他们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开始治理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三战狼窝掌”后来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典型故事。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大寨的面貌改变了,粮食增产了,大寨也成为了山西省的先进典型。

社员们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

原大寨妇女队长宋立英:

1963年8月2号,8月2呢,也是阴了天了,下雨啊,人们也是很高兴的,哎呀,这阵给咱下场雨,咱这庄稼也就有了收成了。这不是8月1号阴了天,8月2号下起雨来,啊呀,越下越大,越下越大。那会城里作赶庙会,他们还想去赶庙会呢,都说咱误了这庙会…不要赶庙的时候给咱下了雨,不曾想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啊呀,连续下。

原大寨村干部贾来恒:

过去的房子都是土坯,跟那土窑洞,全部垮了。七天七夜,整整七天,那雨下得大啊。

宋立英:

啊呀,这下的啊,这个也是塌了,那个也是塌了,这儿流了,那些流了。

大寨村民李焦月:

陈永贵在开三干会,在城里开会呢,过河过了好几次,走在河边边过不了河,就是留庄那个大桥,过不了河。结果看了看,往回打电话,先就强调,把人抢救出来,不能伤亡一个人。

宋立英:

党员、干部、青年,这就黑夜不能睡了,赶快往出弄人,牲畜…那会儿咱有马嘛,牲畜赶快往高处牵。

李焦月:

先把人抢救,把粮食再抢救。有些就是刚抢出来,随后哗哗就塌了嘛,都给冲塌了嘛。一个人都没有伤亡。

宋立英:

哎呀,整整下了七天七夜,把大寨一下全部给推了。没有了。这不是路也没了。

李焦月:

那办公室那儿有个锅炉房,盖了一个锅炉房那是集体的,全村人都在那个锅炉房里头。

宋立英:

那会儿300口人嘛,300来口人都在那大房里头,黑夜了就是你靠我我靠你,那就不能睡了。

七天七夜的暴雨,降雨量达550毫米,全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的只剩下十二间房和五孔窑洞还勉强可以住人。十年奋战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被洪水冲塌了,庄稼、果树全部倒毁。

暴雨之后,庄稼都倒毁了

宋立英:

陈永贵回来,大家都是哭,没有家住了,陈永贵问人呢?说人没有受到损失。牲畜呢?牲畜也负责受到损失。陈永贵说人在就是大喜嘛,有人什么事情咱也能办了。有人说,都成了这了,这怎么能办了。这不陈永贵给开了个会,当时就在那儿开了个会,鼓励了一下。

大寨村支书陈永贵:


我们的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呢,什么事情也能办。我们有…有我们这个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窝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宋立英:

这不是隔了三四天,人家县里边也给大寨救济来了,那是马车拉着,陈永贵…有芦苇席,那会儿不是土炕,芦苇席、棉花毯,衣服裤子摞得好高,摞得好高。这不是进不了咱这大寨了,进不了里门。

贾来恒:

运这儿了以后,陈永贵就不要,不收。

大寨村民贾承联:

咳,他老陈就说,“我两个肩膀扛一张嘴,那个叔伯大娘,够在那儿给她扛长工,我现在要啥有啥,我父亲什么也没给我留下,我都要有啥有啥,要老婆有老婆,要孩儿有孩儿。要土地有土地,我自己弄下的,丰衣足食。哎,国家来支援你,好不好?好。人家支援你可仅仅是有数的,这有完。你弄下的是没有完。”就对他这话印象特别深。这老的小的不骂他,没人骂他傻。

李焦月:

个别人有的,还能没有,他是不敢说,有那…个别人,有那地富分子啊,或者是现在…在过去说那是高成份的,那伙人他肯定背地里说,对呀不对。他不敢公开说。多数人都是听他(陈永贵)的话,这少数人还能没反对的,少一部分人他是反对的,但是他不敢说。

宋立英:

又提出来那个三不少,三不要。不要就是人家给那个救济,不要国家的物质,不要钱,不要粮,不要物质,这是那三不要。那三不少呢,那卖给国家的粮食也没少了,社员口粮也没少了,收入呢,它也没少了多少,这就是那三不少。

李焦月:

白天是修地,黑夜是修窝,就是那样干的。开始是先修坡,是后治窝。老陈的说法,为什么你是先治坡。治了坡,种下地,打下粮食,马上就…屋,慢慢再建。

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硬汉,大寨人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一斤粮,就靠两只手、一根扁担、一把镢头来战胜困难。

十几年来,大寨人天天开山、天天造田,他们把小石坝变成大石坝,把小块地变成大块地,沟地变良田,坡地变平地,越造越多,越造越好。

沟地变良田,坡地变平地

要说愚公能移山,愚公只是把山搬了个家,而大寨人移了山,造了田,还要它长庄稼。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

《人民日报》刊登“大寨之路”

这一年的年末,陈永贵受到邀请,前往中南海参加毛泽东的71岁生日宴会。

李焦月:

毛主席说农业要学大寨,全国农业要学大寨,全国农业学大寨,问陈永贵,“全国学你们,你们怎么办?”这句话咋答。(陈永贵)老文盲啊,朝天说话啊,“我们要学全国”,毛主席点了点头。我说这个人真不简单这个人,初次头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这么一问啊,他回答的挺不错,你说。我们要学全国。

四、学大寨就是学“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据高西沟村的人说,高西沟一度是大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农业差一点就学了高西沟。说起那段往事,至今他们还耿耿于怀。

高祖玉:

最后来专家,教授给我说的,因为我跟他们打交道,跟我说的,要不这样的事我能够晓得了,国务院中央定下的东西咱能晓得了,因为专家对你们高西沟和大寨有争论呢。我说咋争论,有的他们认为要学高西沟,为啥呢?说这个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个面积大得很,东北、华北、西北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面积非常大,这可有推广价值了。农、林、牧这些都一齐上,这个苗头是好着呢。

高锦仁:

老人心里实际不服,大寨我去过两次,大寨的条件,它才2.8平方公里,它就那么点地,它是垒石造田搞那个,它只是我们一半土地嘛,大寨更像…高西涡四十架山、二十条沟付出这么大力量的话,它就不至于说有我们这样儿苦。

高祖玉:

它那实际…从现在来说,它对这个林草覆盖面积上,他们有破坏了,有损失。

高锦仁:

当时就是形成以粮为纲,抓粮食嘛,大寨就是抓粮食,谁的粮食打得多,向国家贡献谁就是好。

高祖玉:

学大寨学人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呢,而且手打起来那泡,石头拿锤打,我学这个,要这个东西呢,他们那个做法我不要,我认为他们对植被上有损失。它那个地方应该养护,覆盖,你不能以这个修地增产,打多少粮这个为主,你不能以这个为主。我们这地方你可以为主,全还不能靠粮食,靠粮食也不行,还要靠畜牧林草。没有林,没有畜牧也不行。因为这东西,客观规律的东西,你这个土地面貌,你这种地形地貌,你就必须要这么做,这是客观着,这个东西你违背了不顶事。

高锦仁:

都要像我们高西沟这样治理的话,咱现在不必说退耕还林,付这么大代价。不会中南海北京城风沙刮的…对吧,你看,有多少好处。给国家省下多少钱。

1965年之后,勤劳的沙石峪村民也积极响应号召向大寨学习,他们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40年之后,最初去报道沙石峪的东生也有一些遗憾。

东生:

这个农业学大寨这个材料我不知道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是1963年还是1964年,好像是国家计委整理了一个学大寨,大寨的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就批了,农业学大寨,所以从这儿开始的。那么农业部报告的材料,是沙石峪的,也给了毛主席,是一个礼拜,相差一个礼拜时间。那么毛主席已经批了农业学大寨了,你不能再来个农业学沙石峪呀。

阎瑞春:

学大寨嘛,反正小块地都变成大块,为了这事,那也挺费挺大事的,那放炮啥的,使推土机推的,事也不小呢,开支也不小啊。那是省事,省事也挺大开支,成天跑轰轰地响。学习大寨呗。

那个年月,大寨红花遍地开,连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的沙石峪也开始修建高标准的大寨田。在沙石峪西边的山坡上,至今还留着一块十亩地的“人造平原”。

东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它主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在那么样子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怎么样子来和贫穷作斗争,就是移山了,愚公移山了,就是毛主席提倡的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那么我认为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一个精髓,可以这么说吧,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