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妇女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早期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在苏区时期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村妇女既走出了家庭，在农业合作化生产中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同时她们的身体健康也得到了保障，抚育儿童的工作也得到托幼组织的帮助。

有一种论调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被工具化了，谈不上真正的解放。而1956年出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妇女工作的经验》一书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的样貌。今天推送的两个案例——天雄合作社与前锋合作社——为我们作出了生动的历史回应。

由于社员缺乏卫生常识及普遍患有妇女病，天雄合作社的干部们专门组织学习，让男女社员都认识到注重妇幼卫生常识的重要性，甚至跑到社员家里帮忙搞卫生。生产队长谢桂英甚至对女社员们的经期都了如指掌，会根据大家的生理情况灵活安排分工，旨在以女社员的健康为先。

而前锋合作社为了解决妇女的育儿负担，经过动员和教育，成立了托儿组和抱娃娃组，并在实践中摸索完善托儿组的组织方式，改变落后的育儿观念。不用担心娃娃的妈妈们迸发出更大的生产热情，她们的劳动贡献也让男社员改变偏见，促使社里的夫妻关系更和睦了。

这两个案例反映了以下社会主义妇女工作经验和原则：通过托幼社会化减轻妇女的家事负担，通过考虑妇女生理特殊性改进劳动制度和开展基层保健教育工作以保障妇女健康，通过让妇女参与社会化劳动获得价值认同，从而促进两性共同的思想进步和平等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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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通思想：妇女保健促生产

昭化县天雄农业生産合作社是1954年春建立的。现有101户，社员375人，其中女社员139人。

建社初期，男女社员都缺乏妇幼卫生常识，不少女社员原来就患有妇女病，如白带病、子宫炎、月经痛、子宫脱出、红崩病、月经不规则等。建社后，在社内培养了一个接生员兼保健员，在社委会领导下配合妇女干部，曾进行过妇幼卫生常识的宣传，举行过连环画和图片展览，但男女社员的思想抵触很大，如女社员罗贾氏说：“月经、怀娃娃这些事好意思拿到嘴上说，不害羞，几辈子都过去了未必现在过不去”。男社员贾俊章听到照顾妇女特殊困难就很不满意地说：“啥子照顾，该落的才落（指小产），该死的才得死，这照顾那照顾二天（指以后——编者）没得吃的才是真的”。生产队长贾秀章在调配劳力时男女一样分配活路，说：“实行男女平等嘛！”加上女社员挣工分抢活干，不顾身体健康，妇女病仍继续发生。比如：女社员杨贾氏怀孕后去抬石磨，引起小产，患病两月多不能下地生产。何玉珍生孩子用旧法接生得了红崩病，产后又做重活，引起子宫脱出，不能参加生产，丈夫还骂她好吃懒做。女队长仲作芳月经来了不好意思说，勉强和男社员一道去背柴，劳动过度患了月经病。

根据以上情况，社内党组织、团组织和社委会便召开了党团员会、男女社干会打通思想，首先帮助发挥妇女劳动积极性对完成增产任务的关系，总结了女社员自建社以来在生产上的成绩；再说明发挥妇女生产积极性与照顾妇女生理困难的密切关系，用事实算利害账，普遍引起了重视，然后大家展开了对错误思想的自我批判，如副社长何喜元（党员、团分支书）批判了自己过去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一齐拼气力后。他说：“如果不照顾妇女体力和困难多危险，照顾好了不但不影响身体，对社的生产也有好处”。以后他在团的支部会上也宣传妇幼卫生常识。生产队长何友元听了报告后，回去就主动照顾正在怀孕的妻子。

2、分工照顾：灵活安排，健康为先

因为大家在思想上认识了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重要性，因而在生产过程中，认真地做到了根据妇女体力和生理上的特殊情况来安排妇女劳力。比如：在每个农业季节以前，由副社长黄玉珍召开女社干及积极分子会，了解女社员生理病痛情况及具体要求，根据社里生产需要，研究妇女劳力安排，向社委提出建议，统一贯彻。如在小春收割和大春栽种时，了解到全社139个女社员中28个有妇女病，14个是孕妇，以及年老力弱和正在月经期间的女社员，就根据她们的具体情况分别担任扯豌豆、葫豆、堆麦子、晒麦子、丢棉花种、丢包谷种、扯苗圃地草、带娃娃、煮饭、喂猪等活路，其余青壮年妇女就担任打豌豆、葫豆、割麦子、打麦子、扯秧、糊田坎、积肥等工作。

目前一般社干，特别是女队长大都能了解掌握女社员的经期、孕期等具体情况。根据情况灵活地调配她们的活路，如未婚的赵素珍，月经来后不好意思说，仍去背豌豆，生产队长谢桂英见她情绪不高，计算正是月经期，马上就分配她去扯豌豆。杨长秀怀孕4个月了还要去背粪抢工分，说：“我就不信，该落的才得落”，积极分子张桂莲就帮助她认识孕期卫生的重要，并建议队长调她去车麦子（注：用风车车）得了8分。她感动地说：“合作社照顾得周到，不能做重活就做轻活，只要做得好，同样得那么多分”。贾桂章怀孕7个月了，就分配她薅沙地草，到临产的月份就留在家里，把她56岁的妈调出扯苗圃地草，也得了6分，使她们家里不致减少收入。此外，男女社员间也能彼此照顾，比如在割谷时，男社员主动将较干一点的田给妇女做。

为了更好地根据妇女体力发挥妇女特长，社里还重视了培养妇女学习适宜她们操作的农业技术，如选种、浸种、棉花整枝打杈等技术，以减轻妇女过重的体力劳动，使体力弱和遇有特殊情况的女社员也能参加社的生产。

社的领导还经常关心女社员因妇女病痛所造成的思想负担和疾苦，帮助解决思想顾虑。比如女社员何玉珍患了红崩病，不能劳动，引起丈夫对她不好，副社长黄玉珍就向她的丈夫进行妇幼卫生常识的教育，说明造成何玉珍患红崩病的原因和痛苦，又帮助何做好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结果感动了何的丈夫，说：“过去我不体贴她的痛苦，反说她不劳动，骂她，不理她，这些都是不对的，今后应该帮助她”。两口子和好了。

此外，社的领导对接生员（兼保健员）的工作也抓得较紧，经常督促对社内孕、产妇的检查，积极推广新法接生。接生员曾因闹婚姻问题影响工作，社的领导就及时帮助她解决婚姻问题，工作又积极了。目前该社已基本上实行了新法接生，消灭了脐带风。

由于该社党团组织和社委会重视了照顾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和困难，因而大大的发挥了女社员的劳动热情，普遍参加了社内生产，从入社到1955年秋收，全社女社员所做的劳动日，占全社总劳动日的38%。对水稻、玉米、棉花、小麦、豌豆、葫豆的超产起了很大作用。

射洪县前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52年建立的，现有157户，社员718人，其中女社员368人。该社有田地557.61亩，是经济作物区，一年四季农闲时间很少。一般男社员要去拖船、推车，因而社里很多生产任务都要妇女担任。

该社共分11个生产队，其中5个生产队的女社员有4岁以下的娃娃80个，除25个是有婆婆带或大娃娃带外，其余55个娃娃在母亲参加生产后就无人照顾。如二队在未组织托儿组前，曾有6个娃娃跌入粪坑，因为娃娃的照管问题得不到解决，使母亲不能下地干活。因此，该队有16个女劳力，只有7个参加田间生产，经常还是迟到早退，不但影响社内生产，她们的工分收人减少了，家庭也不满意，男社员也轻视她们、讽刺她们。这些情况，使她们迫切要求解决照管娃娃的问题。

该社领导上就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女社员的要求，向社干和男女社员进行了教育，使他们认识了成立托儿组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组织了5个农忙托儿组和4个亲邻相帮的抱娃娃组。现将该社组织托儿组的经验介绍如下：

一、根据生产需要，从实际出发。该社起初因为没有经验，强调了集中带娃娃，这样母亲要走很远的路去喂奶，接送孩子也不方便；带娃娃的老婆婆也不能照顾家务，双方都不满意。后来该社就根据社员居住情况，采取集中带和分散带两种办法。比如社员集中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托儿组就设在该院的公房或大堂屋里；居住分散的就分散寄托，母亲出工时将小孩送到邻近的保姆家中。这样母亲既便于喂奶送饭；老婆婆也可以照家务，彼此都满意。

二、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逐步健全和提高托儿组的工作。该社起初是根据群众原有的习惯，采用亲邻相帮的办法看娃娃，保姆没有固定；娃娃是临时送，临时托，报酬是由母亲代老婆婆挑水、推磨，或者给老婆婆送点东西、逢年过节请老婆婆吃顿饭等，因此保姆没有什么责任感。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和巩固以及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社里实行了四定（定时、定量、定质、定产）包工，需要的劳力也更多，而棉花匀苗、整枝、打叉等工作又多适合于青壮年妇女作，因此亲邻相帮的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就由临时换工逐步转变为季节性的农忙托儿组，并在社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托管委员会（有7个委员，由社的妇女委员担任主任委员，社长为副主任委员，其余5个委员由妈妈、保姆中产生）。托管委员会统一领导托儿组，并指定基础较好的托儿组帮助业务较差的组，托儿组还是采取分散和集中形式。托管会有一定的会议制度，每半月开一次委员会扩大会，吸收大组组长参加，主要是研究问题，总结交流经验；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提交党支委会或社干会研究解决。如社委杨前富的母亲不愿当保姆，社主任沈远清的女人怕出工分，不愿送孩子到托儿组，托管会就把这一情况反映给社委会，由他们去说服家里人，从内到外的打通思想。

三、随着合作社评工计分制度的改进，逐步合理评定保姆工分。在社内实行四定包工后，托儿组会实行过按月包工，把娃娃包给保姆带，由母亲根据娃娃大小，每月出一定的工分，但是母亲因为未出工也要给保姆工分，不满意这种办法。1955年春，该社实行包工包产，托儿组记工也改为死分活评的办法，即根据娃娃大小，好带不好带，带得好不好（还要注意母亲和保姆参加农业劳动的收入多少——四川省妇联按）规定带孩子的底分，并且规定当天评分，工分在父母名下扣除，记入保姆的劳动手册，这样双方都较满意。

四、加强对保姆和母亲的政治思想领导与育儿知识的教育。托儿组成立后，开始时妈妈不放心，怕保姆带不好，而保姆中也确有不负责任的。如有的娃娃跑到别家去了，保姆也不知道，有的保姆不等母亲收工就丢下娃娃走了。同时保姆在带娃娃的方法上也存在很多问题，最普遍的是对娃娃进行恐吓、欺骗，给娃娃吃干葫豆、干豌豆、吊干奶，用口嚼东西喂娃娃，让小娃娃在地上乱爬乱滚，乱抓东西吃等等。妈妈看到这种情形很不满意，就向保姆提意见，保姆因此不安心工作。该社针对这些问题，采用了以下办法对双方进行教育：

（1）定期召开保姆会、妈妈会，总结交流经验，表扬好人好事。该社有意识地培养一些热爱孩子，带娃娃方法好的老婆婆在会上介绍经验。如李二娘带三个娃娃，她很爱娃娃，带娃娃也很耐心，她发动了该队的妈妈们把家里的玩具拿出来给孩子玩，也很注意清洁卫生，做到不给孩子穿湿衣裤；有的妈妈没给娃娃带裤子来，她就把自己孙儿的裤子借出来给孩子换。因此母亲和娃娃都喜欢她，该社就在会上表扬了她，对不负责任的保姆也给予了适当的批评，这样对大家的鼓励很大。同时该社在评选模范时，也评了母亲模范和保姆模范，有的还参加了县的模范大会，得到了图片、玩具等奖品。

（2）通过图片展览，学习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带娃娃。该社利用生产空隙举办图片展览，结合实例讲解用科学方法带娃娃的好处和旧法的害处。如社员李才秀自己害肺病，不懂得和娃娃隔离，还用口嚼东西喂娃娃，使三岁的娃娃也染上肺病，结果娘儿俩都死了，该社就以这个事实向她们进行教育，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原来李世华认为“吃五谷生百病”是对的，但听讲后也相信了清洁卫生的重要。

（3）和当地联合诊所、小学教师紧密配合，订立联系制度，对保姆进行育儿知识的教育。该社托儿组成立后，联合诊所每月给娃娃检查一次身体；附近小学老师每周利用休息时间到托儿组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并且告诉保姆如何培养孩子懂得礼貌、守秩序，不让孩子独占玩具，培养孩子的友爱、团结精神等。目前该社托儿组的娃娃，都会向合作社的叔叔姨姨们握手问好，家长们很满意。

（4）妈妈和保姆订立教养合同。过去托儿所给娃娃讲五爱、讲卫生，教育娃娃不打架，但娃娃回家后母亲仍然打骂他们，也不讲卫生。该社根据这个情况，在托管会的指导下，动员妈妈和保姆订立了教养合同，以便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上取得一致，并按月检查他们的执行情况，批评缺点，表扬成绩。

（5）在不花钱和少花钱的原则下，增添一些儿童玩具。如发动家长和其他热爱儿童的社员捐送简单玩具，发动保姆利用竹子等做玩具，供娃娃们玩耍。

该社自从组织托儿组后，解决了母亲照管娃娃的困难问题，妈妈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如1955年小春收割时，全社有353个妇女都参加了这次生产，她们在7天内完成了152亩大小春地的收割和播种任务。同时也改善了家庭关系和男农民对妇女的看法，如有三个娃娃的余志清，过去因家务繁、工分少，每次公布了工分，丈夫就骂她好吃懒做，靠他吃饭，1954年她把娃娃送进托儿组后，她的工分比丈夫多，丈夫向她作了检讨。女社员迟到早退的现象减少了，过去有个别女社员以娃娃为借口不愿参加劳动，现在也参加劳动了。生产队长王怀锡说：“社内解决了娃娃问题，不但使生产抓住了季节，而且懒人都变得勤快了。”

文章来源：《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妇女工作的经验》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