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恶行是国人心中绕不开的伤痛，但是如今我们要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并发声？一些声音批判再发声是宣扬仇恨，是民族主义的复辟；也有人觉得必须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且“我们不能替先烈遗忘”。电影《731》就是在这两种声音中问世，但它并没有能够充分回应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通过文幼章——一位西方传教士的思想转变和行动来回应这个问题。1925年，文幼章正如他的同事们一样，带着传播上帝旨意的目的来到中国，但他却能够主动理解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和苦难处境，并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因为上帝不能解决问题。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政治和宗教上也出现了左翼的运动和组织，与他们的接触，让文幼章进一步意识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危害，也让他发出“向左转吧，青年人！”的呼喊。

文幼章的觉悟彰显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自觉，他认为流血牺牲追求的和平，应该超越国界、种族等隔阂。当外界批判他是加拿大的叛徒，是中共的“红色工具”时，这种批判声音恰恰是西方社会一贯的套路，将可能威胁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秩序的一切声音都打上“政治化”的标签，并谴责其价值观的偏颇，加以扬弃。时至今日，“去政治化”仍是各种意识形态追求客观中立的基本要求，但这到底维护了谁的利益？在细菌战的发声中，恰恰不是两个国家国民的对抗，而是对右翼军国主义的谴责，只要这种趋势和结构不消除，这种“仇恨”就不应该被曲解为是一种不正常的情绪。

这一次，摩西分海的力量不再来源于神授，而是来自他身后无数民众的支持。

作者｜张彦：《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原《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第一副总编辑。1945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曾亲赴湖南芷江报道日本投降仪式，并参与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1955年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出版了《亚非会议日记》。还出版了《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记者无悔》《美国随想及其他》等多部著作。

责编｜阿大

后台排版｜童话

文幼章：加拿大国际友人，曾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获1952年斯大林和平奖；1957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59年被选为世界和平学会第一会长；1965年被授予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金质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授予他 “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

文幼章，如果你只知其名，准以为是一位出身中国某书香门第的文人学者。如果你只闻其声，定把他当作一个四川老乡，而且峨眉山地区的口音还那么重。但是，如果见到他本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怎么竟是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高个子洋人！然而，这个洋人，却和中国人特别亲，好像兄弟一般；说起中国的事来了如指掌，有时比一般中国人懂得更多。

人称“奇人文幼章”，绝非耸人听闻。

他一生九十五个春秋，都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他是万里以外的加拿大人，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的嘉定(今乐山市)。他原名James Gareth Endicott(詹姆斯·加瑞思·恩迪科特)，却取了个十分典雅的中国名字“文幼章”，并以此闻名一世。他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并曾受加拿大统一教会委派来中国任传教士二十多年。然而，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残酷现实，却使他自然而然地将传播基督教义与实现社会公正结合了起来，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顾问，为他们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出谋划策，也开诚布公地提过尖锐的批评意见。在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中，他开始认识、崇敬并进而支持共产党争取中国独立和解放的主张和行动。为“反内战！要和平！”他不顾一切，和中国大学生手挽手地一起游行示威，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见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确凿证据后，他拍案而起，愤怒地向全世界公开控诉这一滔天罪行。但是，他一回到和美国合伙参战的加拿大，却因此而被攻击为“头号国民公敌”。为了防止人类再度陷入战争的灾难，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保卫世界和平奔走于五洲四海，尽管某些人无休止地攻击他是被利用的所谓的“红色工具”。

文幼章一生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不管社会压力有多大，无论诬蔑攻击有多荒唐，从来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为坚持正义和真理而奋斗不已。

 

1925年11月17日由太平洋彼岸驶来的“澳大利亚女皇号”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上海的外滩。这艘豪华航轮，载来了从加拿大重新返回中国的文幼章。在此之前，他回加拿大上过中学、大学，又认真学习过教会的宗教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曾经入伍到欧洲打过仗。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英俊、成熟的青年传教士了，和他同来的是他美丽贤惠的妻子玛丽·奥斯汀(中文姓名文月华，点击标题《回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爱情让你我共同进步》，了解文月华的故事)。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妇，正是为了实现他们在海外传播上帝旨意的理想，不远万里前来这个亚洲古国。

他们的教区在中国西部的四川。因此。他们还得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经过险滩恶浪，直奔重庆。重庆这个四川的商业中心，因为中国被迫与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当时已成为开放口岸。不仅各国的轮船和商行纷纷在这里出现，还有外国领事馆和炮舰为他们撑腰和耀武扬威。传教士也把重庆作为传教中心，六七个不同的教派在这里办起了礼拜堂、医院、学校、商务代办处和圣经会等等。由加拿大卫理公会出资，仿多伦多市政大厅塔楼修建的教堂，成了当时重庆城里最高的建筑。

通常，青年传教士都得先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学习一年中文，然后再派往边远地区星罗棋布的传教点去。文幼章夫妇却没有继续西行，而在重庆郊外停留下来了。原因是玛丽当时已有身孕，经不起乘人力车或滑竿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再颠簸十来天，何况还有那么一大堆令人咋舌的行李。于是，应多伦多大学老校友的邀请，他们住进了郊区鸭儿凼(弹子石)的一幢高大的砖瓦楼房，并在那里的家庭教师指导下开始了他们的中文学习。

这时候的文幼章，并没有完全忘记他孩提时代所学的中文，因此他的起点就与众不同。他立志要成为教会里的一个中国语言专家，并且为此狠下了点苦功夫，一开始就抱着中文的通俗小说不放。难怪，到了五十年代，郭沫若称赞他是“能把中文讲得与中国人毫无二致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

文幼章不仅专心学习中文，而且十分重视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周围的民情。当时，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实行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以至于在上海南京路上出现了震撼世界的“五卅惨案”。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排外情绪日益强烈，传教工作难以进行，是可想而知的。传教士出门，经常被顽童骂“洋鬼子”，扔石头，吐口水。每遇见这种情况，文幼章的反应并不是生气，而是深思。

不同于许多外国传教士，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文幼章似乎很容易理解这种排外情绪。在他看来，这是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表现，而且这种敌对情绪的相当部分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知道，一场工业革命正在中国出现，工厂里的工作条件既原始又残酷，而很多这种工厂就是外国人开的。长江上的外国轮船容量大、速度快，一艘可以顶一百条中国木船，使成千上万的中国船工沦于失业，生活无着。加以很多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就更增加了敌对情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外国人之所以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根子就在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强加在中国头上种种的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的治外法权。

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环境，文幼章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从在排外声中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身上，感染到了勇气和活力，增强了自己传播耶稣基督渴求至善精神的信心。他主张传教士应与中国人一道工作，受到许多青年传教士的赞同。但是，他的直言不讳却惹怒了那些资历较深的教士们。在一次教会的年会上，围绕着如何对待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国的传教士希望外国的同行能够放弃特权，以显示教会有别于西方为维护其军事和商业利益而推行的强权政策。没想到，这个主张却遭到了大部分传教士的反对。

这时，仅仅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文幼章，实在按捺不住了，站起来作了一个单刀直入的发言。他主张，应该调整教会的政策，以适应中国的国民情绪。在结束讲话时，他甚至毫无畏惧地以挑衅的口气宣称：“我在圣经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你们要走遍世界，用枪弹把福音射进每个人的心灵！’”他的一席讲话，震惊了所有的与会者，会场里刹时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寂静。

自1925年至1933年，是文幼章作为一名传教士旅居中国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思想陷入激烈斗争的一个阶段。生活在孕育着大革命、大动荡的中国，他对于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同情，与日俱增。但是，这与他传教布道的职业，却形成日益尖锐的矛盾。因为，这个职业是要靠外国欺压中国的武装来保护的。每星期在讲坛上向教徒们重谈那过时的老调时，都会引起他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刺激他去重新考虑他的政治、社会和神学观点。

这时，以孙中山为旗帜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了支援五卅反帝运动，在沿海地区，工人实行大罢工，商人关门罢市，学生集会游行示威，要求撤走外国在华陆、海军，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重庆，英国水兵荷枪实弹登陆，打伤一些在外国商行前示威的中国人。于是，佣人罢工，纠察队员四处设岗，不许给外国人运送食品。英国领事命令所有的英国妇女和儿童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当时作为大英帝国公民的加拿大人也不例外，并且要立即开赴宜昌。1926年9月，发生了英国炮舰轰击万县的非常事件，形势日益紧张，连英国教士是否要撤离也提上了日程并成了当时的争论焦点。

对于文幼章，万县惨案是一堂深刻的政治课，说明了传教活动与西方炮舰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仅仅因为你是一个英国公民，你就给卷进炮轰万县这样的事件里来了。文幼章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要求正确对待中国人的强烈反应，却被斥为“过分亲华”。他辩论说，“是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使得事态难以友好地解决。这种情况大约要等到中国有朝一日以千百万大军为后盾的时候才会结束。”

教会对万县惨案的态度，给文幼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恶劣印象，并且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根本的怀疑：既然基督教会是有组织的、受资助的，那么，教会倡导的传教活动是否要永远赞同本国的利益呢？他勉强地服从了撤退到沿海地区的命令，但心怀他自己的打算。正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说，他将从此致力于“把传教活动和政府的行为完全分离开来”。

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沉重地打击了革命力量，反革命势力在其他地方也重新抬头。这时，文幼章正和家人在上海法租界里过着难民生活。他虽然目睹了中国革命危急存亡关头中一个悲剧性的高潮，却并不真正理解。对此，他后来非常懊悔地在信中告诉友人：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中国革命，我并不能理解。既不明白它发生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适当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而我居然还曾经极为认真地研究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呢！

1928年，形势趋于稳定。英国领事决定让青年传教士单身返回内地，家属则暂时送回国去。于是，文幼章从此开始了他在重庆的布道和教书生涯。

文幼章经常在各地农村做巡回传教，同行有一名中国实习教士、一名厨师和一名挑夫，一去就是个把月。他们访问学校，拜会当地的神职人员，同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交谈。通过这种布道活动，他开始熟悉中国的农村和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大锻炼了他用流利的中国话来吸引听众，提高了处理意外难题的机智和能力。

一次，他乘船渡过长江，正要上岸，碰到一群大喊大叫排外口号的学生，不准他的船靠岸。文幼章从那个架势一眼看出，无非是一些幼稚的学生而已。他一声不吭地跳上了旁边的一只船，踏上岸去。他觉得周围看热闹的船工们倒挺和善，就操起一口地道的四川话问道：“他们在发啥子疯哟？”这些人一听哄堂大笑起来，一个船工朝学生喊道：“人家问你们在发啥子疯？”文幼章接着又脱口而出地念了一句《三字经》：“养不教，父之过”。这下子，把大家逗得都笑了起来。一个抬滑竿的对他说：“老师，你的中国话咋个讲得这么好哟！我把你抬到街上去，只收你一半钱。”文幼章谢绝了他的好意，高高兴兴地和大家分了手。

文幼章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很友好。可是他发现，这些年来，由于革命浪潮和社会动乱，在农村传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教会只有靠开办学校和幼儿园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时，文幼章进一步悟出了一个难以用圣经来解释的道理：福音本来声称是为减轻穷人的苦难，可是在四川农村的变化中，穷人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苦。一个由军人和城市官僚混合组成的地主阶级，凭仗武力，滥施淫威，一年征收六年的田赋，强迫农民缴纳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收成。对这样的农民，上帝能解决他们什么问题呢！

面对这令人不安的现实，文幼章在讲道时常常心情激动。由于他讲了些被教会斥为“自由主义”的话，他不得不辞去专职牧师的职务。教会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性工作，让他去顶替一个休假的同事给中国学生上英语课。没想到这一意外的变动，却给他提供了开创新途径的机会，使他一步步深入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很快，文幼章成了“英语直接教学法”的热心推广者。他和他夫人文月华一起编写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简易读物，受到广泛的欢迎。由于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欣赏，文幼章应聘在重庆大学英文系讲课，并由该校采用和出版直接教学法课本，从而使这种新型教学方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教授英语还给文幼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使他因而结识了教育界人士，接触到许多中国官员，广泛地结交了不少很有思想的教外朋友。他们不仅一起讨论英语学习，还议论中国基督教运动的目的，自然也少不了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当他应邀在教外人士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他讲的内容往往远远超出了学英语和基督教的范围。

在这一段时期里，文幼章还曾应邀在国民党的“反省院”给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布道和教英语。这件事，对他思想的刺激和震动极大。在给教会的1932年度报告中，他写道：这座监狱里关押了大约130个男犯人，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学教授、中学生、中国文人和普通苦力，都已经判处死刑。每当我站在他们面前讲述耶稣的生平时，我有一种极其沉重而阴郁的心情。一般说来，对于这些为了某种事业而面临死亡的赤诚的灵魂，基督教所能做的事，实在太少了。

回到家来，文幼章跟家里人讲起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时，总不免流露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心情。一次，六岁的儿子文少章突然问他：“共产党打算帮助穷人吗？”

“是呀！”文幼章给予很肯定的回答。

“基督教不也是打算帮助穷人吗？”

“当然啦！”

“那为什么共产党坐牢，而你们不坐牢呢？”

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问题，文幼章无辞以对，只是沉默和深思。

1933年夏天，文幼章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第一次回国休假。那时候，正值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加拿大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业，靠领取救济品过日子。但是，文幼章却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怪事：人们都认为“萧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产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右翼政客竟说：“我们的小麦堆积如山，因为我们不能把大部分小麦在外国卖掉，我们也就没有钱来购买国内剩下的小部分。”文幼章实在纳闷，要是人没有发疯的话，怎么会说出这种荒谬透顶的话来！

所以，这一次回国休假，实际上是给文幼章上了一堂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课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应该说，促使他思想向左急转的是加拿大，而不是中国，尽管当时中国的情况要糟糕一百倍。这时，在加拿大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从政治和宗教上进行反抗，激发了像文幼章这种人的觉醒。其中，由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平民合作联盟”，就发表宣言要求推翻“不公正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建立一个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新社会制度。

当时，在基督教内部也爆发了一场激进运动。这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在他1932年所写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里说：现代西方生活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的文明全然依赖于私有制的生活方式。可悲的是，作为精神力量代表的宗教却在煞费苦心地粉饰这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把它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来，在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上，宗教变成了制造思想混乱的危险根源。

文幼章曾如饥似渴地读过他的著作，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和影响。在加拿大也有个相应的组织，叫“基督社会制度研究会”。这些人坚信，基督教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信仰，它具有解决西方世界危机的革命性力量。他们还认为，宗教的正确途径就是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这一切，毫无疑问，在文幼章未来的生活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这次回国休假的一年间，文幼章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到各地演讲。他的足迹几乎布满全国，他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说家的名声也已传遍遐迩。他坦率地告诉听众，他在中国为上帝之国工作时，当他了解到列强如何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以及日本如何攫取东北地区的情况，他的幻想开始破灭了。他还直接了当地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帝国，无论是像英国这样的老帝国，还是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梦寐以求的帝国，或是像日本正在缔造的帝国，都不过是一帮掠夺成性的人，妄图通过征服和剥削外国来发财致富，不惜使别国人民颠沛流离、生计无着。

在文幼章心目中，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唯一有光明前途的国家”。他告诉他的听众：我将回中国去。告诉那里的青年：你们要注意，帝国主义者已经包围了你们！他们要剥削和压迫你们！向左转吧，青年人，向左转！瞧俄国人是怎么干的！……

当地的报纸纷纷对他的演说加以报道，并评论说：“是对当今经济情况的冷嘲热讽，言语惊人”。对他这个演说抱敌视态度的，竟然包括他自己所敬爱的岳母，她甚至把印有女婿讲话的报纸扔进了垃圾箱。

文幼章的言论，在教会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以致是否还应派他重返中国都成了向题。由于得到了他作为“国外传教会总干事”的父亲文焕章的大力支持，他才实现了返回中国的愿望。于是，他又一次携家带口从温哥华登上开往东方的“俄国女皇号”轮船，开始了他的第二期传教工作。

......作为和平运动的一个先驱者，文幼章的足迹遍及欧洲、北美和南美，在每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他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次，在离巴黎凯旋门不远的普来耶尔厅里，来自七十二个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是文幼章第二次来到法国。第一次，他是作为加拿大军团增援部队来的。那时，他曾亲眼看到1918年夏天的可怕的浴血战斗，加拿大军团的伤亡已达一万五千人。因此，他无限感慨地告诉大会的听众，他心中怀着对这些加拿大同胞的深切怀念。如果和平、民主和兄弟友谊不能成为把不同种族的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他们的牺牲便失去了意义。

但是，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在北美大陆上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加拿大的统治集团至少在思想上把那个国家同美国打算发动的任何战争连接在一起了，美国军队在加拿大实际上享有治外法权，正在悄悄地把它开辟为针对苏联的远程原子弹攻击基地。后来他这个大胆坦率的发言立即被加拿大的报纸指控为“危险得近于背叛”！

1951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和平运动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文幼章更加繁忙地奔走于华沙、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反对侵略战争，呼吁恢复和平。一直在监视他活动的美国情报机构，虽然攻击他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宣传家”，但又不能不承认他的演讲是“有说服力的”，“他的大量听众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激进分子，而是虔诚的教徒。”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终于出现了对他实行扣押的卑劣手段。一次从欧洲参加和平会议回到蒙特利尔机场，文幼章就被警察无理地带进小屋，被迫脱下衣服，交出所有衣服和财物，并把一切文件扣留。尽管文幼章向司法部长提出强烈抗议，得到的也只是所谓“按照有关海关条例办理”的敷衍回答。虽然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却丝毫没有降低文幼章为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而奋不顾身的热情。

文幼章平时为人和蔼可亲，但却容不得半点邪恶。当他听说美国军队正在朝鲜战争中秘密试验绝灭人性的细菌武器时，他暴跳如雷。于是，随即又投入了另一场新的战斗———谴责细菌战争。

为了调查是否确有细菌战的事实，文幼章不顾中国东北的严寒，亲自来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并且深入乡村屯子向身受其害的农民寻找证据。他看见了从美国飞机上扔下来的带有传染病毒的昆虫、鸡毛、干枯树叶和田鼠。在医院和实验室里，他翻阅了实地观察的报告和结果。报告说，十天之内那里发现十三个脑炎病例，而在东北过去从未有人得过此病。还有报告说，美国飞机从空中喷洒带病毒的尘土和胶状物。这些地方发现的细菌是引起肉中毒的致命毒素。究竟因此而造成了多少死亡，中国军方没有透露数字，因为他们不想让美国指挥部了解他们搞生物战的效果细节。但是，文幼章在他所写的报告中说，有人告诉他，这种空投毒素的结果，曾经使一个小地区三周内就有44000人受害。

在这次调查中，文幼章还特别请教了正在那里进行实验的几位国际知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让他看了他们所作的实验报告，足以证明美国正在对中国和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实验。他们肯定认为，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结论。

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以后，文幼章向加拿大外交部长发了电报，报告他的调查结果，并强烈要求他“抗议这种违反联合国协议的可耻行为”。紧接着，他在沈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了他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一切事实。他告诉记者，他也不敢相信有人居然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他知道别人也不相信这一点，但他不能不相信摆在他面前的证据。

不过，他未去朝鲜做进一步调查，是因为那样做很可能被人援用法律指控他“叛国”，因为加拿大参加了朝鲜战争。当有记者问到加拿大是否卷入美国的细菌战时，文幼章说，他对具体情况毫无所知，然而考虑到两国间有共同防御协定，以及加拿大的寒冷气候适合于培养抗寒的带菌昆虫，他推测，加拿大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卷进去了。

这个记者招待会被报导出去以后，立即在加拿大引起爆炸性轩然大波。报纸社论和一些知名政治家纷纷指责文幼章是破坏加拿大在朝参战。有的甚至说他“叛国通敌，蛊惑人心”。有一位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激动地建议“开除他的国籍，不准他回加拿大！”

对在国内已经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无所知，文幼章夫妇踏上经莫斯科、布拉格和伦敦回国的旅程。一路走，他们还一路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细菌战的罪行，尽管报纸上的标题已经写的是：“等待着文幼章的是监狱”。令他们十分兴奋的是，国内的和平运动工作并未因此而削弱了斗志，相反，加拿大和平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多伦多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由刚刚归来的文幼章作报告。

对于那次群众大会，许多人都预料将成为一场灾难。大约有一万人涌进会场，不少人怒气冲冲带着鸡蛋、西红沛、鞭炮、标语牌而来，显然是来进行破坏的，就是不想让你把会开成。和平支持者们也早有准备，五百名志愿前来维持秩序的积极分子满布会场各个角落，都是些强悍的工会会员。谁敢轻举妄动，他们的拳头是不会饶人的。因此，除了有过小小的冲突外，会议一直在热烈情绪压倒一切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到最后。

出人意外，年过八旬的文幼章的父亲文焕章也步履蹒跚地登上了主席台。这位早已退休的前联合教会主席，平时已很少露面，尤其是在与他的儿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今天，他却主动来了，而且精神抖擞地发表了十五分钟妙趣横生的即兴讲话，向大家介绍他的这个被报界攻击为“头号国民公敌”的儿子。他以老当益壮的洪亮声音宣告：“我丝毫不觉得介绍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光彩，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有义务把他介绍给社会。”他说：

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传教士的讲话，被人称赞为“一个绝妙的、感人至深的文献”，并且为整个大会定下了基调。它深深地打动了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不管他们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文幼章所作的关于中国的报告长达一个多小时，从头到尾生气勃勃。尽管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他仍然毫不留情地谴责在朝鲜的“无法无天的美国军国主义者”，指出这些“战争狂人”正在利用细菌战去杀害人民。他要求与对他人格和忠诚进行攻击的议员当面对质，却遭到拒绝。他笑他们的指责“来如猛狮，去如羊羔”。他嘲笑那些加拿大报纸编辑老爷们对他的情况的报导，是“对我进行缺席审判。随心所欲地加我以各种罪名”。

文幼章的演讲结束以后，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连右翼报纸也不能不承认：“文焕章父子使人感到一种真挚的情感和对他们事业的正义性的崇高信念。”和平大会当场的募捐，一夜就超过五千加元。

这场政治风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有的报纸还在不断叫嚣：“如果连文幼章都不算犯叛国罪。那什么还能叫做叛国？”但加拿大政府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个不解之“谜”。

这个“谜”直到整整三十年后才被真正揭开，而且是被美国政府公布的档案所揭开。它终于承认在朝鲜战争中确曾有过细菌战，而且加拿大曾经在细菌战的研究和发展中与美国及英国有着“密切联络”。档案还揭露，加拿大早在1948年就已参加了在加勒比无人地带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的试验。

于是，1982年8月12日，曾经决定将文幼章开除出教会并以决议形式谴责文幼章的加拿大联合教会，终于在蒙特利尔举行的29届理事会上，通过决议向文幼章道歉，对他为和平和世界正义事业所作的忠诚而英勇的贡献表示肯定。

文章来源：转载自公众号“文明与本能”。原文节选自《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中《奇人文幼章》一章节，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75-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