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四川的加拿大人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詹姆斯·加瑞思·恩迪科特）既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见证人，也是亲历者。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展开，文幼章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丰富光明的心路历程。传教，当英语老师，办英语刊物向加拿大国内外社会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给蒋介石当顾问，直接上台做反战演讲，掩护中国同志，揭露并控诉日军残忍的细菌战，通过与周恩来交往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回到加拿大后继续向北美宣传真实的中国……

文幼章在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国民党虚伪的真面目，认识到了在抗击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所谓和平主义和个人传教的局限性。他发现，西方所谓的“自由中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小撮地主和投机商所构成的有闲阶级。他们得到武力和外国贷款的撑腰，靠压榨广大老百姓来养肥自己，从而使这些老百姓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破产的商人和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现实，使文幼章的灵魂深处感到十分沉重，也促使他从相信传教的力量和个人的转变，逐步转成为相信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一起进入文幼章的故事，了解他价值观的转变过程。

作者｜张彦：《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原《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第一副总编辑。1945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曾亲赴湖南芷江报道日本投降仪式，并参与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1955年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出版了《亚非会议日记》。他出版了《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记者无悔》《美国随想及其他》等多部著作。

责编｜忍冬

后台排版｜童话

文幼章：加拿大国际友人，曾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获1952年斯大林和平奖；1957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59年被选为世界和平学会第一会长；1965年被授予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金质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授予他 “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

文幼章一生九十五个春秋，都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他是万里以外的加拿大人，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的嘉定（今乐山市）。他原名James Gareth Endicott（詹姆斯·加瑞思·恩迪科特），却取了个十分典雅的中国名字“文幼章”，并以此闻名一世。他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并曾受加拿大统一教会委派来中国任传教士二十多年。然而，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残酷现实，却使他自然而然地将传播基督教义与实现社会公正结合了起来，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

自1934年第二次回中国，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返加拿大，文幼章虽然身份依然还是传教士，客观形势却引导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者趁机明目张胆地步步强占中国领土，以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于是，国难当头，中国出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各个领域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时候，文幼章感到传教工作在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必须另辟新的途径。于是，他在重庆鸭儿凼的精益中学（今十一中）找到了一个英语教员的职位，并且以此为中心来开展他的传教工作。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名为“国际家庭”的一所学校，吸收一些外国和中国孩子来学习。他出版《精益英文周报》【编者注：即《重庆精益中学英文周报（The Gin I Middle School English Weekly）》】，以提高教学水平和促进学生学习。他还获得了一个似乎在中国进行传教工作无与伦比的好机会——被聘为中国当时的“领袖”蒋介石夫妇的顾问。

出人意料之外，一个不起眼的、靠手工石印出版的《精益英文周报》居然卷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政治旋风”。这个刊物，本来只是通过刊登诗歌、故事、寓言以及国际时事来帮助读者学习英语，却颇受欢迎，发行五千份之多。随着读者兴趣的增长，周报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涉及的面更广了，还常常转载一些西方报刊上的政治漫画。

有些人对周报提出了质疑，说它的内容太激进了。文幼章反驳说，他办这刊物不仅是要让学生学英文，还要帮助他们了解基督精神的社会是个什么模样。在这个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个人的私利。他力图让学生懂得，像种族偏见、所谓“白人肩负的重任”以及“为了垄断弱国的经济”而进行战争的观念是何等的荒谬。

《精益英文周报》一直出版到1939年，文幼章这时已经以“教育家”远近闻名了。中国人赞扬他懂得中国心理，西方国家中则有不少人对他关于世界和基督教的解释持反对态度。一家英国公司的经理休思告诉文幼章，反映在《周报》上的政治观点已经成了英国俱乐部里争论的热门话题，善意地劝他改变一下作风。

文幼章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在他看来，“这个刊物是为学生们办的，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应该对世界事物有个清醒判断的年龄了。”他的这种办刊态度，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不仅激怒了他的英国同胞，甚至引起德国和意大利驻重庆领事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要求把文幼章驱逐出境，或者至少要勒令《周报》停刊，理由是：“因为该报攻击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幸运的是，当时的英国领事并不同意这样的指控。文幼章对这些批评的反驳，赢得了中国人的热烈赞赏和赠款支持，从而使这个刊物得以生存下去。

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人拉的黄包车在鹅卵石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文幼章坐在里面，急匆匆地赶往重庆市最西北角的蒋委员长夫妇的官邸。作为当时这位中国“领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新顾问，他这时是应邀在八点钟去与他们初次见面。

“要我翻译吗？”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蒋夫人宋美龄问。“不必了，我晓得。”文幼章的一口四川话，立刻使这场严肃的会见变得无拘无束起来。

这位委员长，向他特聘的洋顾问详细地说明了对他的种种期望，还特别交待：“如果您了解到有什么贪赃枉法和徇私舞弊的事，务必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阿谀奉承，我们想让中国强大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他委任文幼章为中央军的教官，任务是要在招兵大会上或者军营里去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说完以后，他就握手告别先走了，留下蒋夫人陪客人度过了这个上午。

显然，蒋夫人的谈话和风度给文幼章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她告诉他，在她“新生活运动”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共产党员、基督徒和其他党派人士。她认为，基督徒应该在这些人当中起发酵剂的作用。她要求文幼章协助解决这些工作班子中出现的难题，这是他的主要职责。他需要经常去视察生产部门、训练班和宣传机构，把见到的和想到的都如实地向她随时反映。她还希望他在某些特殊的庆祝场合上发表讲话，谈谈中国取得的民主进步，并向欧洲和美洲广播。

1939年春夏，日本开始对四川进行恐怖的大轰炸，文幼章立即投入了新生活运动的救济工作。在日机第一次轰炸嘉定和泸州时，他领导一支由英美集资聘请的医生护士组成的救护队，到处抢救。更严重的是5月对重庆的多次狂轰滥炸，伤亡的人数上万，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这时，文幼章经常出现在救火场上，或者应声前往救护那些挤压在残垣断壁中痛苦呼叫和呻吟的人们。他愤怒地咒骂日本天皇，真想抓住天皇的脖子揪到这儿来，让他亲眼看看他所造成的这场人类的灾难。他认为，对这场灾难，西方国家也难逃罪责。因为在坠毁的日本轰炸机上发现，发动机是美国造的，机关枪是英国生产的。

新生活运动也在农村开展工作，主要是组织战时服务俱乐部，其任务是鼓励生产，照顾军人家属，监督县长发给他们应有的粮食津贴，不得从中克扣。使文幼章感到吃惊的是，县长们把组织服务和杜绝贪污最得力的新生活运动干事都叫做“共产党”。后来他发现有十来个这样的干事突然无影无踪了。他和其他几个人联合起来，就此事向蒋夫人做出反映，并提出了抗议。为此，蒋委员长和夫人特意请了一些高级干事和顾问来吃饭，并解释说，这些“失踪”的人都是共产党的要人，他们是根据共产党的命令转移到别处去了。甚至，还亲自向他们做出保证，请他们不必再为这些人担心。

当时，文幼章对这位委员长确实十分信赖，竟把谎言当成了真话。据他回忆，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才从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过的一位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那里得知真情。他让文幼章看到确凿的证据：五年前委员长发出的逮捕那些失踪的“共产党”干事的手令。这些人被抓进了戴笠特务部门的禁闭室里，经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害了。在对文幼章透露此事以后，仅仅几个月，这位副总干事本人在由成都飞往上海途中突然死去。他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在文幼章心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为新生活运动工作的过程中，文幼章越来越清楚地看清国民党的两面派真实面目。甚至，后来，连国民党的“解决共党问题措施”的决议文本也送入了他的信箱了。看了这个文件，他终于明白，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计划，都是在中央政府假装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时候，他恍然大悟，他所尊敬的委员长和夫人，曾经对他说过的所谓关心民主和国家团结以便一致抗日的主张，竟统统都是骗局。他本人在新生活运动中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间人的事实，也成了骗局。

在感到失望之余，他本想去找蒋介石夫妇当面对他们提出质疑。但考虑再三，还是先通过书信向蒋夫人表达了他的疑问。夫人没有给他答复，而是邀请他来跟委员长直接谈。一反以往那种轻松的谈话气氛，这一次委员长对这位洋顾问也不那么客气了。文幼章以开诚布公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以致于板着面孔、大动肝火。弄得在一旁的蒋夫人也涨红了脸，神情极度不安，赶快转移话题，才算把紧张气氛缓冲了一下。

在文幼章看来，如果蒋夫人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就这样按国民党制订的路线方针去做，那么他作为一个顾问所能起的作用也就结束了。虽然蒋夫人一再表示挽留，他终于告别了重庆，回到成都，以华西协和大学英语教授和成都传教士语言训练学校校长的身分，度过了他第二次到中国的最后一年。

自1941年秋至1944夏，文幼章是在处于战争时期的加拿大度过的。名义上，他这次回国是为了休假，实际上却成了他不断发表演说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做过五百多次公开演讲，有时一天竟达四、五次之多。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加拿大全国各地，听众包括三教九流，还多次发表广播演说。讲话的内容涉及甚广，但主题总离不开如何通过传教在全世界建立起兄弟友谊、抗战中的中国、当前的战争以及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等等。他演讲时，总是以发自内心的感情，通过扣人心弦的事实，激起听众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强烈憎恨，对奋起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的敬仰，对受苦受难者的无限同情。

在文幼章的演说中，最精彩的自然是他对中国抗战状况的描绘，许多都是他自己亲历目睹的。他认为，华北地区英勇的游击队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他把《游击队之歌》比作现代中国的《马赛曲》，而且当场津津有味地唱起这首歌来，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可把听众乐坏了。他告诉听众说：“在敦克尔克一战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临巨大灾难时那些使人类灵魂变得无比崇高的优秀品质。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的敦克尔克。每次，他们都不仅表明了他们能掌握自己命运，并且把它与一个自由、公正的未来紧密结合起来。”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的药品，需要我们的‘巨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如有可能，最好连加拿大飞行员一起去！”

在一次青年的会议上，深受感动的与会者决议两天不吃午饭，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救济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在西部的一个小教堂里讲道之后，一个年迈的老太太取下自己的钻石戒指交给了文幼章，让他卖了将钱捐给中国。

1941年12月，日本飞机偷袭美国珍珠港。中日战争扩大成为太平洋战争，文幼章一家人返华的日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于是，文幼章自愿投入了加拿大的战时工作，继续到处演说，推行胜利公债。在对入伍士兵的演说中，他常常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英雄事例来鼓舞他们的斗志。

在这历史的大转折中，文幼章的思想和生活也随之演变。对日益扩大的世界大战持什么态度，在加拿大国内的政治组织和教会里，都出现了分裂。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一直在清醒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终于和他夫人一起决定加入当时比较激进的“平民合作联盟”。

文幼章也知道，理论上，在战争中厮杀是与基督教的基本信条格格不入的，可是和平主义又行不通。因为，和平主义者只有依靠别国人民作出的栖牲，依靠别人在德国的坦克和日本机枪之下的死亡，才能保住他们的和平主义称号。他已经清楚地认识，正义的战争，例如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应当受到支持。所以，他在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观点是：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为了开辟友好与安全的新时代而进行的人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尽管已经深深卷入加拿大的政治，文幼章依然惦念着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和他未完成的任务。他知道，那儿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来自中国的消息，既有使他高兴的，也有使他沮丧的。高兴的是：华西教会和协和大学都迫切要求他回去工作，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沮丧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裂越来越严重，重庆政府也越来越腐化堕落了。他的这种献身中国的愿望，终于在1944年7月得以变成现实，再次登上了远洋邮轮。这时候，他完全没有料到，他即将在中国经历的岁月，竟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转折！

这次回到中国，文幼章发现内部的斗争日益表面化了。蒋介石的对策是更加露骨地耍两面派。一方面，为了转移人家对“一党专政”的攻击，他宣布召开包括两百多名知名人士、代表不同观点的“国民参政会”。与此同时，仍然继续不断打击在前线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部队，而国民党的美式武装队伍却在日军进攻前节节败退，以致激怒了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文幼章内心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最后，他不得不辞去牧师的职务，全力投入教学和支援抗日战争的工作，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中国的内部政治斗争。表面上，他只是华西协和大学英语和伦理学教授；而实际上，他自愿为抗日的盟军服务，具体工作是为美军战略情报局收集有利于反对日本侵略的情报和帮助培训中国学生担任美军翻译。

初期，在加拿大大使馆的默许下，文幼章被派到美军中去担任同史迪威将军部队取得联系的“联络官”，以准备实现“空降到华北沿海地带”的计划。据说，当时共产党的朱德将军已向史迪威保证：在一个月内，他可以将五十万军队集中在六个不同地点以接受美国机枪、手榴弹和火箭筒。用这样的兵力，他可以把山东沿岸以致远至上海的日军驱逐出去，并能在沿海岸深入内陆一百英里的地区抵抗日军的进攻，坚持两周，以配合美军登陆建立抗日的滩头阵地。文幼章被选中去担任联络，正因为他“会讲中文，能同中国人一起生活，并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并非亲共。

正当文幼章准备在1944年10月上半月前往报到时，美军指挥部突然来电让他“暂留原地”。后来，他才知道，由于蒋介石的蛮横坚持，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不得不解除了史迪威的总司令职务。这时候，这位委员长已经不能容忍任何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威信的行动，什么国家利益他都可以不顾了。这件事，无异迎头一击，使文幼章猛醒，开始擦亮眼睛去真正辨认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弄清楚共产党的活动和目的。

文幼章的直接英语教授法早已闻名遐迩，他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更是引人注目。这都为他广交朋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他常来往的，就有国民党的显要、当过蒋介石的行政院长的张群，也有与蒋矛盾重重的四川各路军阀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他往往是这些人的基督教友或其子女的“家庭教师”。许多国民党的内部机密，文幼章正是通过这些人获悉的。

比如，1944年冬西南吃紧的时候，这些军阀向他透露：蒋介石正在和日本人及其南京傀儡进行秘密谈判，日本人的方案是“你要按兵不动，让我们把这场战争打成日美战争。如果你照办，我们便不攻打重庆，并让你在华西集中兵力准备战后事宜”。他们还告诉他，蒋从前方调来几千名特务，准备杀害民盟成员和任何敢于发起运动反抗他这一投降计划的人们。后来，日军果然东撤，解除了对重庆的压力，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机密的准确性。

这样的信息，印证了文幼章根据广泛接触对中国政治所得出的分析。使他触目惊心的是，西方所谓的“自由中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小撮地主和投机商所构成的有闲阶级。他们得到武力和外国贷款的撑腰，靠压榨广大老百姓来养肥自己，从而使这些老百姓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破产的商人和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现实，使文幼章的灵魂深处感到十分沉重，也促使他从相信传教的力量和个人的转变，逐步转成为相信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这时，他对主张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兴趣大增。

1945年1月的一天，通过一个西方记者的介绍，文幼章走进了坐落在曾家岩的神秘的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列席周恩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在一间没有什么陈设的大屋里举行，粉刷过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斯大林、列宁和蒋介石的像。在招待会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周恩来的翻译在译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的谈话时突然卡壳了。这时，文幼章插了几句嘴，准确无误地译了出来，全场大为高兴，眼光不约而同都落到了他的身上。招待会结束以后，周恩来特意把这位特殊的客人留下进行了一次长谈。从此，开始了这两个卓越人物之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友谊。

在文幼章的脑子里，那一次的谈话永远不可磨灭。几十年后，他也记得清清楚楚，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话。在周恩来这样一个一见如故的伟大友人面前，他几乎是合盘托出，把自己的经历、思想、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包括向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汇报，都坦率地告诉了这位共产党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周恩来竟希望他能将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全面地向战略情报局报告。因为“我们想让美国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周恩来还随即把自己的秘书和助手龚澎介绍给他，让他与这位精通英文的女干部保持联系，而且明确交待：“你可以完全信任她。”

果然，文幼章发现，这位女共产党人确实极不寻常。作为中共的对外联络员，龚澎已成为重庆外国记者圈子里最受欢迎和尊敬的人物，争着从她那里获得真实的新闻。甚至，一些外国记者在社会活动中志愿担当龚澎的“保镖”，以防止国民党特务对她的迫害。每次与她接触，文幼章都感到获益不浅，拨亮了他认清中国时局的眼睛。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一直是他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与周恩来、龚澎以及在成都的张友渔等这些共产党人接触以后，文幼章感到自己头脑里似乎在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他不得不自觉地接受许多新的思想。甚至，他的口气也变得比以往谦虚了。他曾对人承认：“我逐渐学会了和他们交谈，而不仅是对他们讲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这时候，文幼章发现，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一份总结报告里，他承认：一年多以前，他还曾对加拿大人民广播说，蒋介石的伟大领导会克服战争的困难而使中国安全地过渡到民主。而现在就他看来，蒋介石在一般人心自中，已不再占有从前一度有过的位置。蒋已堕落到使用他三分之一的军费来进行特务活动，镇压日益壮大的民主力量。整个国民政府过于腐败无能，已经不可救药。而到处都有的共产党人，却对他们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狂热的信仰，为人诚实正直，并且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们从以往的错误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他们的纲领切实可行并符合广大贫困民众的需要。

因此，他对美国战略情报局说：如果美国政府需要中国稳定，需要在中国为西方货物寻找市场，那么中国政府必须是有效率的民主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总之，中国人民不达到这一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当然，文幼章的这些忠告，对于罗斯福总统逝世以后的美国政府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的战后对华政策已定，那就是：决不能让蒋介石垮台，决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权对于群众民主运动实行更加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同时也就迫使文幼章更加深入地卷入了成都日益高涨的学生和教师的反抗运动潮流，他在中国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文幼章在华西协和大学任英语教授时，住在华西坝十一号。没有多久，那栋大洋房就成了国民党特务注意的目标。由于这位洋教授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这里进出的客人也大不一样了。经常都有这么八九个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名义上是来补习英文，实际上是借这个庇护所举行政治集会，阅读并讨论一些秘密材料。文幼章不仅不加干预，还用花生和茶水招待，有时也参加讨论。久而久之，这些学生风趣地自喻为“十一号住宅的耗子”。这些学生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分析问题的尖锐透彻，都给文幼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人当时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成都的负责人，后来也都是中国革命中的骨干分子。

国民党特务早就想向文幼章这个眼中钉下手了，但苦于未能抓住他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把柄。一次，四川大学的校长兼国民党书记邀请文幼章去作演讲，题目是“工党在英国获胜的意义”。但是，显然事先早有安排。在提向时，三青团死硬分子不断塞进有关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且是挑衅性的。

“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你认为后方会有暴动吗？”一个人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盖世太保当然比一个外国人更清楚。”文幼章的这个答案，引起了几百学生的哄堂大笑，随之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中国人认为，马克思是外国人，他的学说对中国并没有好处。”另一个人大胆地站起来发言。“我们不要洋教条。你认为如何？”

“据我所知，”文幼章对答道，“谁也没有说想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大家谈的是一个中国人教导的三民主义。至于说不使用洋货，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那么你们大学就不该点电灯，不该坐飞机旅行，你们肯定也不该用美国坦克去打共产党。你们应该坐鸡公车（手推的独轮车）才对。”

在那一段时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严峻发展，文幼章遇到的这种短兵交锋，频率也随之提高。但是，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发挥他机智幽默的机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的谈判虽然还未正式宣告破裂，战场上的炮火声已经响起来了。

“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对昆明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杀害四名手无寸铁的青年，把反战怒吼推向高潮。成都的学生们也坐不住了，国民党当局则千方百计阻止任何学校出现支援行动。于是，这个组织集会的任务只能由临时组织起来的同情和支持昆明学生联盟来担当了。

这些学生们认识到，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支援昆明，还应该争取城市人民来支持成立联合政府。他们的计划是星期日先在校园里开大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到市中心的少城公园。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许多预定来讲话的人不能来了，特别是那位准备在公园集会高潮时发表主要演说的人不能到会了。

这时候，几个学生代表来到了文幼章身边，希望他能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蒋介石的便衣警察要杀死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任何人。他们认为，文幼章是外国人，又是传教士，还担任过蒋介石的顾向，不会遭毒手，而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集会。

据文幼章若干年后的回忆，他当时脉搏的跳动加快了，立即感到面临着一场尖锐的道义危机。不去，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吧，意味着要同当局对抗，甚至还可能遭到牺牲。他于是找他的中国教友沈体兰和吴耀宗商量，吴已经是校内大会预定的发言者之一。他们都认为他应该去，但最好事先给政府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你要去参加大会。果然，文幼章当天就给跟他学英语的四川省省长张群送去了一封信说明他的意图。

第二天早晨，从成都各个大学来了上千名学生，集会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里，气氛热烈而又沉重。为昆明死难四烈士默哀后，几个人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最后，由昆明西南联大的校友领头游行，人人臂上都带着黑纱，举着旗帜，高呼口号。游行队伍越走越壮大，到达目的少城公园时，已经是一支浩浩荡荡五千人的大军，文幼章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当他进入公园时，讲台四周已经站满了三十个头戴钢盔、身穿军服的警察，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他登上讲台时，他们见是一个洋人，为之一楞，但没有任何动作。这时，会场上却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为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学生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文幼章刚刚开始讲话，一个穿军装的人突然把一颗手榴弹扔上了主席台。文幼章料他也不敢去拉引线，依然镇定自若继续演讲下去，而且讲得更加激昂慷慨了。当他讲到向昆明四烈士致敬的时候，他愤慨地说：他们四人“是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受了八年苦之后被处死的，罪名是争取和平、民主和统一！”他长达一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整个群众大会推向高潮。

多少年以后，文幼章在回忆往事时，才越来越意识到，少城公园那一段终生难忘的特殊经历，实际上标志着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之前，是那一群“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引导他超越了鸿沟，从知识分子空想的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观点。

文幼章在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激烈演说，立即在教会和加拿大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蒋介石政府随即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文幼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并不得重新来华。但是，这个恐吓最后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为何，绞尽了中加两方面诸多人士的脑汁仍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驱逐文幼章很可能引起更大规模、难以收拾的学生游行示威。

文幼章意识到，他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他自己何去何从了。如果他继续开展活动，传播他深信不疑的“我们时代的福音”，就势必会给教会带来麻烦和危险。于是，他终于在1946年5月正式向加拿大联合教会提出辞去牧师的职务。理由是：首先是由于我对宗教信条、宗教礼仪，特别是对于“圣职任命”等在自身的经验、理解和解释上都有了变化。而且也由于这样的事实：我感到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改善人们状况的社会政治斗争，这一生活领域被认为是不适合牧师积极参加的，除非他们恰好是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离开成都的时候，文幼章在给妻子文月华的信中写道：“交上辞职申请后，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虽然为时颇晚，但我还可以尽力而为。”他这时四十八岁。

文幼章回国的计划被一个意外的因素改变了。在1946年5月去上海的途中，他突然收到周恩来来信，邀他路过南京时前往中共办事处一晤。这时候，由于美国的军援，中国局部地区的争端正在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内战。而美国政府依然装成一幅和事佬的模样，到处散布骗人的鬼话，实际上却在不遗余力地替国民党运送军队、修复机场和训练人员使用美制飞机和坦克。因此，如何将这种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特别是如何让北美人民起来制止运送武器弹药，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周恩来问文幼章：“你愿意推迟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帮助我们做一些宜传工作吗？”

周恩来的一席话，文幼章不加思索就已理解。周恩来的请求，也是他在良心上就不能拒绝的。于是，他立刻写信给他擅长文字工作的妻子文月华，赶快来上海与他合伙创办一本英文刊物。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一本叫《上海时事通讯》(SHANGHAI NEWSLETTER)问世了。创刊号上宣布：将以美国杰出的总统杰斐逊所解释的民主为信条，决心“为和平、进步和统一的中国而奋斗”。刊物的中心内容是告诉读者：当今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外国政府都不应该干预中国的斗争，而是要让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刊物的文字流畅有力，封面版式也引人入胜。

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也为了防止文幼章被驱逐出境，这本刊物上没有印真实的地址和主编姓名。它每周出版一次，由上海一个大白俄集团的成员承印，通过文幼章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外国老朋友寄出，可以避免当局的检查和扣压。发行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和各英语国家的政治家、教会领袖、新闻界人士、外交官、工会组织、大学教授以及一切友好人士。这个名单越来越长，为它写稿的知名作家也越来越多，其中就有刚从延安访问毛泽东归来的名记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

没有多久，在外国绅士常去喝酒聚会的“上海俱乐部”里，《上海时事通讯》就成了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当然骂它的人也不少。美国在上海办的报纸《大美晚报》，更是怒气冲冲，直截了当在报纸上谴责这个周刊是“来历不明的共产党报刊”。文幼章看到这些，不仅不生气，反而暗中得意，因为这正说明刊物发挥了威力。他尤其感到满意的是，他这本刊物在他的祖国加拿大也被人津津有味地读着。它所提供的揭露骗局的材料，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民主组织向各自政府施加压力的武器，以终止对中国内战“贷款和武器供应”。

在华北的枪声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内战到1947年初已经全面铺开了。中共的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在飞返延安的前夕，曾经诚挚地对文幼章说：“我们敬佩你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联系起来。”

文幼章夫妇在上海的停留，似乎也到了需要宣告结束的时刻了。甚至他们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朋友也忠告他们，为了安全，必须尽快离开中国。地下共产党与他们联系的人，与之共同商量的结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在上海长期呆下去，应该回加拿大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在1947年6月19日的暮色中，文幼章夫妇终于登上驶往太平洋彼岸的轮船“梅格斯将军号”，告别了中国。这一天，恰巧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依偎着站在甲板上，遥望上海市的灯光消失在黑夜中，他们在中国二十二年的不平凡经历，一幕幕在眼前重现，他们的心潮起伏与太平洋的汹涌波涛相互呼应，分不清究竟谁比谁更为激动。

文幼章一回到加拿大，立刻就成了大有争议的新闻人物。《多伦多星星周刊》头版报导：“蒋介石的前顾问文幼章预言，蒋的政权很快将被打倒。”这与加拿大公众天天听到蒋介石节节胜利的消息正好相反，舆论为之哗然，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对。当然，为了推销加拿大剩余物资而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那些人，极力煽起一股反文幼章的恶浪。

对于文幼章来说，冲破逆流去传播真理，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村庄，他每到一处，都不放过发表公开演说的机会，热情洋溢地向听众介绍中国革命的意义和目的。起初，他要找一个为他主持会议的人都有困难，因为有人在施加压力，制造种种障碍，巴不得置这个敢讲真话的人于死地。

然而，没过多久，赞成“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口号的人，在加拿大越来越多了。当他演讲到东海岸时，已经出现上百名大学生组织示威，抗议加拿大轮船装载军火运往中国。他们高呼的口号是：“中国不要子弹，要面包！”甚至，多伦多的一些牧师们，也散发请愿书支持这样的抗议行动。文幼章差不多整整演讲了一年，到后期，他的听众一次就成千上万，他还被邀请去给立法机关的议员们演讲。

文幼章深知，光靠演讲是不够的。那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一天比一天激烈，加拿大全国几乎为反共情绪所笼罩。从西方舆论宣传中，人们能得到的只是所谓来自“铁幕”、“竹幕”背后的恐怖信息，苏联和中国的形象遭到了严重歪曲。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他的良心强烈地呼唤他，必须努力使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于是，从1948年1月起，他独自出版了一本刊物，取名为《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CANADIAN FAR EASTERN NEWSLETTER)，每月一期，少则四页，多则八页或十二页。他自己编写、自己打字、自己印刷和自己寄发。刊物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专题介绍中国以及远东其他地区发生的变革。刊物的特色是它的编者能以犀利的笔锋和精辟的分析——作出解释，让读者能一目了然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意义何在。

久而久之，这本看起来不起眼的刊物，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那些愿意和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商人。一些热情的朋友为他提供了纸张、油印机，还有人志愿代为分发给加拿大和美国的牧师、编辑、政治家、工会和农场组织。这个“通讯”虽然每期只销行几千份，但它的特定读者都是些有头脑的关键人物，被他们认为是了解中国和远东真实情况的一座桥梁，因此它所发挥的作用就难以用数字来表达。

《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了文幼章坚持战斗的一块重要阵地。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未停止过从这块阵地上发出他的最强音，为了捍卫中国和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坚持一个真理。世界的形势在不断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文幼章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旦他发现错了，就予以纠正。他对于中国领导人十分尊敬，但是当他有不同意见时，依然直言不讳，因为他自信是真心实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

到1992年年底，文幼章不得不在《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的第四十四年12月的一期上宣布：这是我的最后的一期“通讯”。我现在已经达到94岁高龄，我的精力也衰退了，也是这个通讯该停刊的时候了。此时此刻，我正躺在医院里和肺炎作一场斗净，我已委托我的儿子文忠志为我编写这最后一期。在我和我“通讯”的好朋友告别的时候，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华兹华思的十四行诗《德顿河》，写的是一条反映时代、又使人清新的溪流：(以下仅系意译——张彦)

自从《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宣布停刊后，表示惊讶和遗憾的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纽约的一位叫凯罗的牧师在信中写道：

“我怀着悲伤和理解的心情读到你的停刊决定。你一直坚持不懈。意见尖锐但富有建设性，对那些纠缠不休的人则是那样的宽大为怀”。

“你对于正义与和平，对于适当的革命，对于人类的斗争，所表现的那种强烈感，一直是启发我们当中许多人的一股力量。你能使人团结一致相互接受而不只是彼此同意的那种勇气和亲切感，依然继续在培育着无数的人们。”

文章来源：转载自公众号“文明与本能”，原文节选自《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中《奇人文幼章》一章节，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75-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