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粮食安全不可能一劳永逸。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那是因为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

《饥饿的地球村：新食物短缺地缘政治学》，莱斯特·R·布朗著，林自新、胡晓梅、李康民译

       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活到老、研究到老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算一个，布朗也可算一个。此布朗非英国前首相彼布朗，而是美国农业和生态学者、“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首倡者、现任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这是一位长期被中国学界和民众误解和冤枉的诤友，也是对中国粮食安全政策走向产生过一定间接影响的人士。用“一言兴邦”来赞誉他固然有些过头，“友直、友谅、友多闻”这几个字却是当得起的。

       中国粮食199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差不多是以国家行为逐条批驳一位外国民间学者的观点，核心结论是中国人有能力养活自己。这之后至今的十七年里，粮食产量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1996年，粮食产量突破五亿吨大关，1998年更达到五点一二亿吨的历史高位。在忧心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之余，执政者对这份粮食产量的“成绩单”是欣慰的。 

       对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占地，使得粮食种植面积出现了减少，从1999年到2003年，中国粮食产量“五连降”到相当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水平的四点三亿吨，而此时的粮食需求却已大为扩张。这才有了2003年以粮价上涨为标志的通货膨胀和随后的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免除农业税、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2013年又创纪录地跨六亿吨台阶。

        表面看，布朗在1995年提出的尖锐问题已经过时，中国人确如朱镕基所言“解决了吃饭问题”。不过在布朗看来，这个解决究竟是否“一劳永逸”，还需打一个问号。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在其近著《饥饿的地球村：新食物短缺地缘政治学》中，再次倔强地把中国的粮食问题放在新的地缘政治视角里条分缕析。

        布朗最新思考的起点，是2008年的全球粮荒。几乎与此同步的是，在这次罕见的全球粮食危机前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能国家（failing state）。从上半年3、4月开始（即中国传统中所谓青黄不接的时节），一些国家因无力供应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粮食安全），引发饥饿民众的大规模抗 议、游 行、示 威乃至暴 动。在海地，持续的骚 乱迫使政府总理辞职；在苏丹，八十三辆运粮卡车在到达尔富尔救济营前遭到劫 持；在墨西哥，庞大的人群为玉米饼走上街头示 威；在埃及，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国家补贴的面包；即便在水稻的主产国泰国，局势也已经紧张到农民需要夜间全副武装地轮流守卫他们的稻田。

        这一轮全球粮荒，是1980年以来的三十年间粮食供求条件逆转并集中爆发的结果，它彻底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盛行以降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滞胀爆发前世界粮食生产过剩的局面，依靠大量库存和休耕来进退有据地调节粮食供应的世界粮食系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下的粮食问题在供给、需求和流通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流通来看，粮食贸易的保护主义在这之前就已风行，新兴人口大国寄望于全球市场的粮食供应只能是杯水车薪。各主要粮食出口国在这一轮粮荒中大难临头各自飞，纷纷以邻为壑、紧闭国门、限制出口，瞬时击垮了那些在粮食领域低自给率、低库存、高外贸依存度的国家的心理防线，更令在粮食问题上笃信自由贸易的人士大跌眼镜。面对众多缘起于粮食断缺的区域性政治危机，“手中有粮”的国家自是有足够的理由窃喜。

        需求领域的变化或许更具决定性意义，它来自三方面：人口增加、粮食消费结构升级和粮食能源化。人口数量的成倍增长需要更多的灌溉用水、更多的渔业捕捞、更多的人工养殖和过度耕作。按照人口转变理论所描述的从多生、多死、短寿到多生、少死、中寿再到少生、少死、长寿的一般模式，世界上尚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第二阶段的人口陷阱，面临各项资源匮乏的窘境。

        发展中国家粮食消费结构的变迁，对世界粮食市场影响至深。作为杂食者的人类，在其进化过程的大多数时间，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这两种活动满足了我们对动物蛋白的需求。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需求的满足仍主要依靠自然系统的慷慨馈赠：海洋渔场和牧场。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摄取动物蛋白的方式也存在差异，拥有丰富的土地、草场资源禀赋的国家，人们主要吃牛羊肉；岛国和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度则以渔业为主；而人口稠密又缺少大牧场的陆地国家，只好更多地依赖猪肉，比如德国、波兰和中国。随着后发国家民众购买力的增强，其消费结构快速从粮食型向肉食型转变。

        自然系统的产出与人们巨额消费需求之间的缺口，只能有规模化、机械化的人工养殖模式填补，这就间接带动了对饲料粮的需求，这里所指的是玉米和大豆这对黄金搭档，目前全球通用的饲料配方，大约是1份豆粕配4份玉米。至于玉米为何能在诸多粮食品种中脱颖而出成为饲料粮的首选，笔者在《什么都能吃，什么都不敢吃》一文（《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7月14日）中已有阐释，这里不再赘述。在诸种动物中，粮肉转化率最高的是鱼类，其次是禽类，再次是猪、牛、羊。

        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在近十年来的快速扩张，当然会挤占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这背后的推手，除了人们畜禽消费的大量增加，还有粮食能源化的驱动。以玉米、小麦为原料的生物质燃料的发展，引发人们关于“填饱肚子”还是“装满油箱”的困惑。目前全球的生物质燃料生产，业已形成美国的玉米燃料乙醇、巴西的甘蔗燃料乙醇和欧盟的油菜籽生物柴油三足鼎立之势。将粮食与能源之间的渠道打通，使得一些自给率高的粮食出口大国（比如美国）获得了对世界粮食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优势。从此，粮价与油价的变动密切关联，当油价高企到超过粮食的种植成本与粮食能源化的转化成本后，用粮食生产能源即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粮油联动使美国进退自如，既让过剩粮食有了“用武之地”，又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态势，创造了良好的粮食贸易条件，同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还可以减少对欧佩克的依赖。美国总统布什在全球粮荒期间的一次表态颇能说明问题，他说：“我们的农民种植能源，并不再从不稳定地区或不友好的国家购买石油，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当然，在油价和粮价反复波动的世界中，生产燃料乙醇的利润区间也在不断波动，并非总是有利可图。不过，这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争，以及前述粮食作物内部的口粮与饲料粮之争，实际上已从生产的初始环节对粮价的长期上涨奠定了基础。

       在全球化的连通器中，固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然而发达国家因其恩格尔系数较低，承受能力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在食品权重通常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其恩格尔系数的反映），人们对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标志的通货膨胀，无疑有直观而敏锐的感觉。一件衬衫从三十块涨到三十五块的涨幅，和一碗牛肉面从三块涨到五块的增速，能一样吗？

        从世界粮食生产的供给面来看，主要面对的挑战有土壤流失、水资源短缺、单产瓶颈与极端气候。土壤的形成是以地质年代来计量的，其消失的速度则是以人文纪念来度量。全球三分之一的耕地，其表土流失都快于新土壤的形成，这导致土壤的固有肥力下降。本世纪初，在亚洲腹地的中国西北部和蒙古西部为中心新形成的巨大尘暴区，在每年春夏之交准时带来令人恐惧的沙尘天气。在全球范围内观察类似的风蚀效果，有一个简便的指标，即山羊数量相对于绵羊和牛的数量之比的增长状况。因为山羊的反刍和消化能力极强，可适应缺乏植被的恶劣环境而存活下来。1970年至2010年，世界上牛的数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绵羊数量没变，山羊数量则翻了一番。

        水资源短缺既表现为城市生活用水与农村灌溉用水之争，也表现为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区域功能定位的重构。中国传统农区即所谓鱼米之乡多分布在南方，那里水网密布，具有天然的灌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在自然禀赋上适于农业的区域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产业转型，由粮食主产区变为主销区。相对缺水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承担起更多的粮食安全责任，这种农产品产销结构与水土资源禀赋的倒挂，形成了壮观的北粮南运。在缺水的地区高强度种粮，势必要大肆抽取地下水。建立在地下水超采基础上的食物泡沫，沙特阿拉伯人早已熟识。上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后，沙特即意识到有可能遭到粮食出口国粮食禁运的报复措施。他们就利用石油钻探技术，从沙漠下很深的含水层取水灌溉生产小麦，几年内也做到了自给自足。二十多年后，由于原生含水层彻底枯竭，他们不得不宣布放弃小麦生产。

        影响谷物单产的因素，部分靠自然，部分靠人工。土壤肥力、降雨量、日照时间及强度，都对作物产量潜力有极大影响。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的小循环系统，食物在本地消费，人和动物的排泄物直接返回土壤中形成养分的循环。在这个原生的循环、生态农业中，并不存在垃圾和污染。只是在城乡分离且各自独立发展之后，农业才必须借助外力的导入（比如化肥）以确保土地生产力。化肥的使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必须，但其产出效率却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单位化肥粮食产量只是美国的一半，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农民在按需施肥方面做得更好，而且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玉米、大豆轮作方式下，豆科植物的土壤固氮作用可以减少氮肥使用量。中国的水稻单产正在接近日本水平，而日本的单产水平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徘徊停滞了。

        气候系统的失稳，带来了极端气候现象的频发。当前的农业则是在极其稳定的气候条件下，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而来的。高温会影响作物的授粉过程、削弱光合作用，还会导致植物干枯脱水，持续干旱和热浪导致的农作物减产已成为近十年来的常态。

        上述需求、供给和流通领域的沉疴，最终导致业已成功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粮食系统在2008年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主产国纷纷限制或禁止出口，进口国也恐慌起来。一部分并不富裕的国家希望同粮食出口国签订长期供应协议以稳定预期，但在卖方市场下，出口国不愿做长期承诺；另一部分不差钱的国家，则开始从其他国家购买或长期租赁土地为本国生产供应粮食，此即“海外屯田”，标志着食物短缺地缘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规模的土地购置和海外农业投资的益处有很多，比如可以补充本国所需的口粮和饲料粮，在油价上涨背景下也可以用来生产生物质能源，全球抢地的热潮也是囤积土地坐待升值成为一种选择，用他国的土地和水资源生产粮食也相当于节约了本国的相应资源。然而这些土地购置也有诸多不确定性，这也使得这些土地项目绝大部分处于停滞状态。

        其一，土客冲突。土地被购置的国家往往都是位于非洲的极不发达国家，当地农民的土地被当地政府以低价卖给外国投资者，势必激发本地人的强烈敌对情绪。外国投资者接手后，一般都要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经营，所以这些失地的小农连在新的格局中求做一个雇农亦不可得，可谓是失地又失业，再加上东道国的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必然引发冲突。没有任何事比从他人手中夺走土地更能助长叛乱，农业设备很容易被破坏，成熟的作物也可被付之一炬。纵使记不起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们对珍妮纺纱机的打砸抢烧，想想斯科特所描述的东南亚农民的“弱者武器”或消极怠工等软性抗争形式，也足以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对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不寒而栗之中。

       其二，经济风险。土地争夺行为的成本巨大，包括长距离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总之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描绘新蓝图。其三，自然风险。被投资国的土壤、气候、雨量、病虫害与本国的差异，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四，政治风险。这是最大的变数，土地收益如何分配，对当地贡献几何，这些都可以成为当事国党派争端的由头。这些国家大部分是政治动荡的失能国家，执政合法性危机挥之不去，因此多是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秘密的土地协议，一旦反对派上台，极可能翻云覆雨、不予承认。

        布朗这老头儿始终是忧郁的，他的地球政策研究所网站上即时更新着各项全球农业关键数据，比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新要勤快得多。很多人说他杞人忧天，而十几年前就有一堆经济学者联名批判他。他总是坦言自己是个农民，遵循生态的逻辑，而非经济的逻辑。这番表白倒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的思路暗合。

        罗宾斯在他那本著名的方法论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用三句话就概括了经济的逻辑：“生命是短暂的。大自然是吝啬的。我们的同类也另有目标。”在他看来，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面临的是两类不同问题，经济学的唯一前提就是稀缺性，而这种稀缺性来源的一部分正在于纯粹外生的技术约束和生态约束。这也是布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让生态的归生态，经济的归经济，这个混乱无序的布朗运动的世界，大概会好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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