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里被贱卖的食物主权-社会民生-人民食物主权

超市里被贱卖的食物主权

来源: 食学研究发布时间：2015-05-28 阅读：3187 次

食物主权按：或许你已经习惯在超市选购食物，菜市场或是街边的菜农都已成为记忆。在超市里你可以“自由”地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食物，不论它是否符合时令。连锁超市披着“让生活更便捷”的外衣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流连于琳琅满目商品的货架。这篇来自GRAIN的文章给我们一个机会反思这种“便捷”，该文揭示这种“便捷”背后是连锁企业超市对于利益的无尽贪婪，它们依靠资本控制了食品系统的权力，改写了食品生产的标准，竭尽所能挤压甚至封杀小农以及小商贩生存空间以求完全控制市场，隔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联。而随着小农与小商贩的减少甚至消失，作为消费者的你，面对超市里那些包装精美整齐码放的食物，你不会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也不会知道是谁是它的生产者，食物与你不再有情感联系，它们只是冷冰冰的商品，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便捷”么？！

翻译：万澍，吉秋爽，张思历；

校对：徐思远，吉秋爽；

编辑：陈义轩

　　在印度班加罗尔巴扎集市众多拥挤的小商店中，有一家摆满了各种大小油罐的小亭。Nirmal置身其间，忙碌地服务顾客。他已经在这里卖了25年的食用油。在过去20年里，他领导集市约200名商贩抗议，成功阻止了新商业街的入驻。

　　大约25年前，市政府主张取缔这些摊档，代之以一条商业街。Nirmal拒绝搬迁并开始组织抵抗。在他看来，取缔摊档不仅事关商贩本身，而且与他们的常客相涉。“大部分顾客都是赚取日薪的普工。在超市里，你没法买到价格低至5卢比（约合8美分）的食用油”，他说，“如果摊档为商业街所取代，我们所服务的这些低收入顾客就什么东西也买不起了”。

　　巴扎街占据着班加罗尔中心的战略位置，靠近Yesvantpu火车站。在这儿，你可以买到各种新鲜农产品，水果、蔬菜以及香料。它们都是商贩通过农产品市场委员会从附近农民手中采购来的。这个委员会由政府建立，致力于帮助农民出售产品，并保证合理价格。

　　新商业街将很可能完全被麦德龙（Metro）这样的跨国巨头零售商所盘踞。这个公司已经在数百英里之外开辟了零售市场——这是印度和整个亚洲食物生产、分配、销售巨变的一部分，它将对该地区的小商贩、加工商以及菜市场和路边摊贩产生巨大影响。

　　在过去10年间，食品企业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并控制了整个食物链。超市在亚洲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超市及其采购链的扩张使其得以从传统食物系统中夺利，也就是从农民、小规模食物生产者和商人手中夺利。超市对于人们吃什么以及食物如何生产，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传统市场扎根于社区之中”（FDI Watch India）的Suresh Kadashan说。他已经和Nirmal以及班加罗尔数百个街边商贩合作了长达15年。“如果这些人失去了这片地方，他们能去哪？商业街无法为这么多人提供工作。”

　　亚洲的大部分食物供给仍然依赖于传统食物系统。但是在过去10年间，跨国食品公司、饮料公司和连锁超市的进入及大肆扩张，已经对本土的农民、食品工人、商人和消费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依靠食品安全等各种贸易和投资监管手段，这些跨国食品分配链条冲击了小规模食品生产者和菜市场里的商贩，并侵蚀着食物多样性。

向超市扩张敞开大门

　　亚洲所消费的食物数量大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因此，这块大陆成为跨国食品零售企业扩张其商业版图的重点所在，也就不足为奇了。的确，亚洲现在已经成为食品零售公司的最大市场和该行业热衷的投资目的地（见表1）。

表１

全球零售额（以万亿美元计）

来源：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2013 Outlook for the Retail and Consumers Products

表２

亚洲和大洋洲的食品零售额（以万亿美元计）

来源：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表３

十大全球连锁超市销售额（以万亿美元计）

　　30个大型超市连锁集团控制着全球食物总销售额的33%，其中十大连锁超市的全球销售额达1.4万亿美元。

　　在亚洲，推动超市扩张的原因与其他地区相似，都来源于因应居民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加速而来的需求增大，以及供给方面的市场推销和外国直接投资。为规避对外国投资或城市分区规划的限制，并将它们的触角深入每一个可能的社区，零售公司采用了从批发商店到大型超市再到便利店等不同的门市类型。

　　但是，大量多变、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开启了投资自由化，而这一地区的超市扩张正是得益于此。在许多国家，这些协定在零售业向“外国直接投资”（FDI）敞开了大门。如在中国，1989年这里尚无连锁超市。但从1992年到2004年中国加入WTO，零售业对“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开放，超市数量在中国的增速为每年30-40%，为全世界之最。

　　从2006年开始，印度的零售业对外国投资开放。允许100%的外国资本进入，从事现购自运式的批发行业。而后在2013年12月，虽然遭到了严重的公众抗议，印度中央政府还是立法通过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允许销售多品牌产品的外国零售企业拥有至多51%的股份。至于像宜家、苹果这样只销售自有品牌产品的单一品牌零售公司，则可以占有100%的股份。不过，政策的执行权却交给了各邦政府。今天，菜市场在食品零售额中仍占有98%，但是“组织规范”和“现代”食品零售业的份额在迅速增长。“现代”零售店的数量，约从2005年的200家增加到了2012年的3000家。

　　日本在超市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超市已经占据了该国最大的食品零售份额。日本5大连锁超市永旺（AEON）、伊藤洋华堂（Ito Yokado）、生活创库（Uny）、大荣（Daiei）和生活公司（Life Corp）已占食品零售总额的65%

　　虽然外国投资的自由化在亚洲地区的超市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家本身的投资也不容小觑。在中国，大部分积极扩张的连锁超市都是国有企业。在日本，现在大部分加盟超市都是国有企业，且它们正在向邻国扩张。(见图表四)

　　从2007至2011年，印度尼西亚的零售店平均增速为每年2000家，总数目从10356家增加到18152家，且几乎遍布所有城市。大型超市门店同期由99家增加到167家。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已经掌握在强大的零售集团手中：Trans Retailindo、香港牛奶公司（Dairy Farms）、7-11、哥拉尔（Gelael Group）以及最具侵略性的印度地方连锁零售企业。不同于香港牛奶公司，这些集团都是国有或者接受外国注资的合资公司。例如，Trans Retailindo在2013年为了收购跨国零售企业家乐福在印尼的业务，就接受了13家跨国银行的7.5亿美元贷款。

　　在印度，集零售性质的超市、大型超市、专门店、食店和便利店等各种门市类型于一体的零售企业，仍由印度的大公司所控制。它们的发展得到国家或地方性政策的帮助；那些试图以更为卫生安全的企业零售商取代菜市场的发展项目，也在促进它们的发展。

表四

部分亚洲国家的主要食品零售商

超市化，改变亚洲市场的面貌

　　遍布此区的菜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新鲜果蔬、各种肉类以及其他食物；也为整个食物分配链条里不同节点工作的无数人们提供生计：从生产产品的小农，到摊主和路边小贩，以及码头工、搬运工等临时工。仅在印度尼西亚，已登记的13450个菜市场里容纳了1250万摊主，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那些市场里工作的临时工。

　　超市对这些人的生计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超市在扩张过程中，会在国家食品支出中占据愈来愈大的份额；而留给那些依靠菜市场和小商铺的人们的收益越来越少。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菜市场数量以平均每年8.1%速度递减。印尼市场商人联盟（IKAPPI）表示，3000家菜市场，连带隶属于每家的几十个摊档已经在2007年到2011年间关闭，菜市场的数目由13450个减少到9950个。经调查，近半档主表示，与超市的直接竞争迫使他们关门大吉。

　　这就解释了街边小贩为何一直处于反对零售行业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最前线。在印度，大约4000万人的生活依靠非正式贸易业和菜市场，因此他们的反抗十分激烈。在2006年，一个国家级的指导委员会成立，致力于协调一场名为Vyapar Rozgar Bachao Andolan的“零售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由那些受到零售自由化影响最深的群体所领导，即行业协会，工会、商贩组织，农民组织和小型工业。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推动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展开具有广泛基础的行动，并制定政策保护那些深受影响的群体。2014年2月5日，数以千计的街边商贩向印度国会请愿，要求通过《街边商贩法案》（Street Vendors Bill）并取消外国公司进入零售业的政策许可。

　　在印度尼西亚，菜市场商贩行会已经发起了地方层面的抗议。例如在Jogjakarta 地区的Bantul这个地方，商贩行会一直要求关停那些距离菜市场不足3.5英里的便利店和连锁超市；商贩们也要求当地政府限制7-11、Indomart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连锁便利店的营业时间。

超市挤占小农生计空间

　　在亚洲，小商贩位于本地食物体系的前端；这一食物体系保证着产自无数小型农场的食物在整个区域内的采购配送。附近的农民每天将他们的农产品运至批发市场，而商贩通常从批发市场采入新鲜水果蔬菜、肉类、禽蛋和鱼类。

　　公司零售商则仰赖一套完全不同的采购配送体系。每间连锁超市集中组建自身的产品采购环节，供应其遍布全球的销售点。食物由庞大的跨国公司供应，而无疑跨国公司始终能够根据超市制定的苛刻标准供应大量货品。超市的采购配送完全整合成一体，正如他们常说的“从农场到餐桌”。

　　小农参与超市的这些整合供应链的空间几近为零。这其中的关键是：超市要求产品生产方式遵守食品安全标准，而这对小农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

　　过去10年间，全球食品产业制定了成百上千个方案，用以规范在其体系流通的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1999年，一个由17名欧洲零售商组成的团体决定创建他们自己的供应商认证体系，并制定出蔬果和大田作物（包括谷物如小麦、大麦、油料作物、动物饲料和花卉）生产的详细认证标准。他们最初称其标准为欧洲零售商协会良好农业规范(EUREPGAP即Euro-retailers produce working group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又2007年于曼谷改为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认证（GlobalGAP）。

　　至此，由零售商开创的良好农业规范（GAP）经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食品法典（the Codex Alimentarius）推广并转化为国家管理条例。这些标准的施行在官方是自愿的，但政府和大型食品零售连锁店正渐渐将其变成强制性认证体系——不仅针对面向零售商的产品销售，也针对想要获得农业推广、市场营销和信贷项目的农民。FAO和一些政府公文里指出，其目标是使这些认证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

　　2005年，马来西亚朝这一目标进了一步：政府的规范化及认证机构颁布了“作物商品良好农业规范”（Crop Commodities-GAP Regulation）。这一规范列明了基于EUREPGAP和FAO的GAP认证体系上的通用守则。它规定所有的农业生产者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守这些规范。

现在亚洲的政府努力确保小农遵循GAP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根本无法适用于大多数小农的农业体系。GAP体系一般包括以下要求，如：储藏室有坚实的围墙和水泥地面；有干净饮用水即刻处理收获后的产品（甚至，部分情况下要求以饮用水灌溉）；严格的活动记录，如销售购买、使用商业种子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聘请农业技术专家。GAP认证标准甚至禁止动物接触作物田，并对个人卫生明确提出要求。

　　这些标准源于欧洲，与亚洲的传统食物系统几乎脱节。家乐福的印度地区生鲜产品业务主管说，供应商必须遵守公司的内部采购标准手册。尽管家乐福现时全权由一间印度公司Trans Retailindo所有，但标准手册并无相应改变。如果不能获得所需的农业机械和先进的收获后处理技术，那么对小规模经营的印度农民来说，遵循这些欧洲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认证标准还包括本适用工业式农业的对产品新鲜度和产品大小的精确规范，例如西兰花必须是翠绿色且有恰好5厘米的茎。

　　在亚洲，对大多数农民来说，遵守认证标准不是根本不可能就是代价太高。由政府和食品工业提出的“解决方法”更倾向于纵向整合，尤其是合同农业，使得农民仅需专注在农地里遵循GAP标准，而作为产品需求方的企业掌握农产品各种形式的处理、加工、销售。这种方法当然对农民来说是有代价的：因为食品公司对每项服务收取费用，农民需付更高费用；再加上农民因此失去了对市场销售环节的控制，往往导致回报低以及货款严重拖欠。

表五

印度合同农业相关食品产业

　　在印度，许多国营和跨国公司转而通过合同农业供应超市。例如，在班加罗尔，超市供应公司以获得保证的销售市场、稳定和更高的价格以及技术支援将农民纳入它们的合同中。然而，那里的农民说这些他们必须遵守的条款过于复杂麻烦；他们收获的产品常常被拒收以致浪费，而且公司合同方经常性地拖欠货款。农民还很难掌握基于合同条款的生产进度和规模；并且被排斥于所有生产决策之外：比如，有关作物种类和生产投入，或者有关产品销售的决定，如判定作物质量和售价。

　　“我一直自产自销，直接把蔬菜卖给附近市集上的消费者。我不知道怎样卖去麦德龙（Metro ），”一位来自Hoskote（班加罗尔的一个农村地区）的农民Rudresh说，“它们只收购顶尖质量的产品，但在本地市集，我根据质量好坏定不同价钱，售卖我所有的蔬菜。”

　　另一位同区农民Sriniwas说，零售公司企图攫取一块十多年来都是农民市集的土地。“它们计划建一个巨型综合市场，那儿毫无疑问将被大企业占据，”他说，“我们应该去哪里售卖我们的产品呢？”

　　事实是，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合同农业项目，超市里仍只有非常有限的产品来自小农，而大多数的食品供应直接来自大型企业农场。泰国公司Charoen Pokphand 是国际超市连锁的主要肉类供应商之一。它的运作便是纵向整合，从育种场到屠宰房再到食品加工工厂。这个公司甚至营运着自己的超市连锁店（CP Fresh Mart）和便利店（7 -11便利店）。

　　沃尔玛最大的全球肉类供应商是总部位于美国的Tyson Foods，它也是世界最大的肉类生产商。Tyson目前正投入数以亿计美元在中国建立它的业务。三年前这个公司在中国没有任何农场，现在它计划到2015年建造90个养鸡场。虽然Tyson的计划正撞上中国一项针对美国进口鸡的新关税，但公司认为，不选择从个体养鸡户购入，而是建自己的养鸡场，主要是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以及防止禽流感侵袭。沃尔玛的中国区总裁Greg Foran也说Tyson的鸡场将通过安全可控的供应帮助零售商最小化风险。

全球零售商，税收逃避王！

　　国际零售商利用设计精巧的产权结构将其利润转移到低企业税率的税务辖区并向税务机构隐瞒经营的真实产值。

　　比如，英国零售商家乐购（Tesco）在低税的瑞士楚格州（Zug）地区建立了一个名为Cheshunt Overseas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LLP），这一企业为匈牙利和爱尔兰的家乐购子公司所有。这个公司唯一的用途即向家乐购的海外业务贷款并收取利息。这一结构设计使得家乐购削减了它海外（税率相对较高）子公司的收益而增加了它位于瑞士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的收益，进而为家乐购躲避了每年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税款。

　　法国参议院和前财政司长Jean Arthuis说，大型超市利用秘密的税款逃避计划，每年骗走法国政府二到四百万欧元，并提高商品价格，迫使消费者承受。Arthuis还说，凭借强大的市场能力，超市可以强迫它们的供应商为每件售出的产品支付其售价2-3%的费用。这些费用由于支付超市在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一样的低税区的子公司，但在门面上就为这些费用立上统计研究或者企业国际发展之类的名目。

　　全球零售商逃避税收的另一个办法是收取其子公司虚假名目的使用费或服务费。沃尔玛的英国零售子公司阿斯达（Asda）在2004至2011年间付与其美国母公司所谓的“技术支援、服务和特殊使用费”约计8.7亿英镑。这些内部收支大幅削减了阿斯达的申报利润，从而减少了它在英国约2.5亿英镑的税款。

　　在美国，沃尔玛雇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 LLP）为其设计最少化税款的方式。在沃尔玛总部的“避税房”里，这家会计公司制订出好几套避税方案，包括一项设计精密的房地产结构方案；光这项方案就可为沃尔玛避开几十个州至少2.3亿的税款并将其税款减少约20%。在这一方案下，沃尔玛还将其门市所在土地的所有权转到一个由它自己所有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当然，这公司位处低税区特拉华州（Delaware）。沃尔玛各门市向特拉华州信托公司交租金，之后信托公司再以可免税红利的形式将钱返还给门市。北卡罗莱那州一个初审法庭裁定：“没有证据说明租金交易整体来说产生了任何经济实质。”

　　通过运用这些复杂的逃税方案，据估计，1997至2007年间，沃尔玛平均只支付了大约所规定的州税率的一半。

被贱卖的食品安全

　　2011年，非盈利组织Grain发布了一项名为《为谁服务的食品安全，企业财富还是公众健康？》的报告，报告说明了贸易协定如何变成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和强制实施安全标准的核心机制。随着农业市场深度自由化，食品的全球贸易兴旺起来。

　　然而事实往往是：由贸易谈判产生的食品安全规章成为强迫实施自由市场的机制，或者限制市场准入的秘密方式；而除了贡献企业利润率，这些规章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几乎毫无裨益。没有证据显示像GAP这样的标准确确实实提升了食品质量或者减低了那些由食物传播的疾病爆发的几率。

　　全球供应链使消费者成为食品污染的易感者。生产劣质肉类的小型农场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由分布集中、有工厂规模的农场组成的全球系统恰恰相反：风险积聚并被放大，一些区域被迫处于工业污染之中，而全球消费者深受有毒产品之害。

　　食品安全规章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消费者需求的回应，但它们同时也被公司零售商极力推捧为优质产品。比如，绿色认证或者环保标签计划代表着一种针对环保行为和健康产品需求的市场回应。环保标签试图利用收取额外价钱获利，而为了享用安全食品的私人利益和改善环境的公众利益，消费者心甘情愿支付这部分额外费用。尽管零售商长期推销所谓“优质产品”的营养特质，譬如有机生产的健康益处，但他们最近才着手贩卖“可持续”这一属性。

　　除此之外，清真（Halal）、无转基因（GM-free）和人道（cruelty-free）食品也是食品安全体系（标准、审查、认证、可追溯性和争端机制）下增长的食品市场的反映。许多此类宽泛的食品质量考量并不一定与产品标准相关，而是着重生产工序。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安全规范很容易被纂改以符合像嘉吉（Cargill）或者家乐福这样的跨国商家的需要，却与本土社区的需要或者普遍意义上的公众健康背道而驰。

　　清真食品市场是最大的也是增长最快的认证食品市场之一，根据世界清真论坛（World Halal Forum），2014年其价值约合7000亿美元。它还有世界范围内20亿人口的潜在市场，包括亚洲的14亿。

　　然而，到底清真食物包含什么，这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议题——并无一个全球标准，且各个国家各有标准甚至同一国家存在多种对立标准。

　　Johan Fischer在他2011年名为《清真前线：全球市场下的穆斯林消费者》（The Halal Frontier: Muslim Consumers in a Globalized Market）的书里提醒我们：在当代穆斯林世界，清真标签不仅仅是一种关乎“准与不准”的宗教表达，它还连接了穆斯林世界和新兴生产贸易消费的全球市场；而清真标签是扩大针对穆斯林国家的出口市场的关键。

　　确实，主要超市和快餐连锁店广泛与多种教派的商业和宗教组织合作，将清真消费者作为目标群体。2000年，总部位于英国的连锁超市家乐购（Tesco）成为全球第一个销售清真肉类的零售商。旗下有Big C超市的法国集团Casino以及德国超市Aldi和Lidl，随之而上。但是，这些连锁店遭到一些穆斯林组织的质疑，如清真监察（Halal Monitoring Community）。它们或认为这是对穆斯林们的亵渎，或不满其产品生产销售缺乏透明度，或质疑大型超市能否保证其清真产品的正宗。

摇摇欲坠的食物主权

巨型零售商不理会是否当季，妄想一年四季提供同样新鲜的蔬果。因此他们从有着不同地理环境的世界各地寻求生产方，同时还力求尽可能低的成本。零售商要寻找的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基地。比如，中国现在日渐变成供应许多亚洲国家超市的主要家禽和园艺生产配送中心。

　　在亚洲，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助力于零售商的全球采购系统。作为区域内极富争议的议定，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ACFTA）自2010年1月生效，中国600多种农产品可因此以零关税进入东南亚国家。

　　超市也将从拟于2015年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中大获其利。AEC将根据五个核心要素全面整合东南亚国家，五个要素即货物、服务、投资、资本和技术劳工的自由流动。泰国批发连锁集团万客隆（Sian Makro）已经在缅甸边境地带设立了新的销售点，这不仅是面向新顾客，也是为了从可能提供比泰国更低报价的邻国供应商那里获益。Siam Makro的执行总裁Suchada Ithijarukul确认，他们也在从老挝寻觅机会。

表６

部分亚洲国家新鲜食品进口值和来源

数据来源：USDA Foreign Agriculture Service, country annual retail food reports for 2012 and 2013

　　全球采购使得零售连锁店从更低成本的廉价生产基地获取产品，本地生产大大削弱。这给本地生产商带来压力，也增加了特定区域里的单一生产。植物油正是这种情况的绝佳样板。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世界油料作物生产仅由三种作物占据，即大豆、油棕和油菜籽。2012年至2013年，这三种油占世界油料作物生产总量的76.7%。　

　　这些植物油的增长高度集中在低成本生产的特定区域——大豆在巴西和阿根廷，油棕在马来西亚和印度，而加拿大和中国是油菜籽。这三类占绝对比重的植物油抑制了其他油料作物（如椰子、花生、葵花、棉籽和橄榄）的生存。在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方案（SAP）的压力下，印度针对植物油的进口关税被削减了三次，从1994年的65%到1996年的20%，再到1998年的15%。在1994年之前，植物油进口由印度政府基于国内市场条件和可用外汇等因素决定。

　　这对印度食用油生产商来说是毁灭性打击。十年间，付给Kerala州的四百万椰子农民的价钱由每件10卢比跌至2-3卢比。而致命一击于2008年4月从天而降，针对食用原油的进口关税降为零。

　　农民自杀率骤升。根据官方数据，过去十年，每年平均将近16000名印度农民自杀——每一个半钟头一名。疯狂下跌的植物油价和失败的转基因棉花作物导致的债务是自杀的两个主要原因。

超市的超级化妆术

　　超市用铺天盖地的食品打折宣传单和广告轰炸公众。它们极力宣扬超市提供低价食品。然而，大多数消费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亚洲，超市里的食品售价往往比市集上的同类食品高3至4倍，尽管食品质量和安全不见得比市集上的好。

　　2014年初，泰国农药警报网络（Thai Pesticide Alert Network）和非政府组织Biothai进行了一项有关超市售卖的产品的调查。它们调查了曼谷周边的五个省，发现竟有62.5%的带有Q标签的新鲜蔬果农药残余量超标，而Q标签则表示产品生产和处理合乎GAP标准。在市集上进行的同样的调查显示，仅有33.8%的产品检验样本农药残余量超标，当然市集里的样本什么标签也没有。然而，超市以比市集高的价钱售卖着它们带有Q标签的蔬果。

表７

泰国市集与超市的鲜蔬果价格对比

来源：Biothai，2014

　　小农参与超市的这些整合供应链的空间几近为零。这其中的关键是：超市要求产品生产方式遵守食品安全标准，而这对小农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

营养转型及变化中的膳食模式

　　当今亚洲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是怎样养活它庞大且仍持续膨胀的城市人口。城市化带来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显著表现在对半加工或即食食品的需求的剧增。连锁超市自我定位，把握这一新情形，一跃成为亚洲地区城市中心主要的食品供应者。

　　纵向整合的食品供应链连接了生产者、加工者、配送者和零售商，成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关键；而其中连锁超市利用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的转变也及时为其提供了便利。国外投资建立食品加工市场，扩大消费人群，从而促进了营养转型。在印度，食品加工业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11年的1.17亿美元暴增至2013年底的21.5亿美元。印度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将在全国建30个巨型食品工业园。

　　置身全球化巨影之下，国际食品贸易使得食品生产的种类改变，发展中国家进口食品增多，食品消费模式正向多肉多脂肪、奶制品和糖类食品转变。外商直接投资也刺激了加工食品的销量，这主要是通过超市降价和使用广告宣传提供诱因实现的。亚洲许多社群的传统饮食本富含基于淀粉的卡路里，现在正转向富含糖、脂肪和动物食物这类更西式的饮食。对低收入者来说，廉价的包装食品和加工食品正取代着用新鲜食材做成的更健康的一日三餐家常饭。讽刺的是，超市里还摆放着宣扬有机健康的高价产品专柜。一项发表在美国膳食协会杂志上的调查比较了超市里卖的370种食品的价格，发现加工食品或者垃圾食品每1000卡路里竟只需花费1.76美元，而新鲜蔬果类食品同样多的卡路里需超过十倍的花费。

　　加工食品通常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为了储存和调味，它里面有大量饱和反式脂肪酸、盐和糖，这些成分易导致肥胖和其他食品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高胆固醇和心脏疾病。因此，超市供应更多食品，人们消费更多加工食品，肥胖症和其他食品相关的健康问题就更多。

　　现在好几项研究都显示，在发展中国家肥胖人口比发达国家还多。一项对世界饮食的公开数据分析表明。在1980年和200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超重和肥胖人口数量增加到三倍多，从2.5亿跳至9.04亿。而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超重和肥胖人口“仅”增加到1.7倍。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超市扩张最快的亚洲国家同时跻身至当今世界十大肥胖国家之列。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面临比中国还要严峻的挑战——养活其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中国十三亿人口中，目前多于半数居住在城市，而就在十年前居住在城市的仅是4亿。连锁超市在主要城市迅速扩张，在食品供应和改变膳食模式方面“功不可没”。

　　中国城市人口主要在家吃饭，所以像家乐福、沃尔玛和其他国内超市是改变膳食模式的主要推手，而非西式快餐连锁店。在中国，超市扩张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快，而现在这种扩张正延伸至小城镇，甚至到达农村地区的较高收入群体那里。

　　伴随着超市扩张的是从消费谷物和合成碳水化合物到消费肉类和脂肪的急转。目前中国生产并消费全球猪肉生产总量的一半。2012年，中国农户和公司生产了5千万公吨猪肉，这是所有27个欧盟国家生产的猪肉总量的两倍。加工食品消费增长也意味着脂肪，尤其是棕榈油的消费增长。据估计，超市货架上一半以上的包装食品含有棕榈油。在中国，人均年度消费植物油量从1980年的3公斤上升到2009年的23公斤，即每天大约64克——这几乎是满足人体营养所需摄入量的两倍。棕榈油现在是中国第三大消费量的植物油，其所占消费份额近乎是1996年的三倍。

　　中国膳食转变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2005年到2011年间，肥胖人口从一千八百万增至约1亿。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从1992年到2002年，超重人口比例上升了约40%，而肥胖率几乎翻倍——这正好是零售业外商直接投资放开的时期。

恐怖数据！墨西哥：肥胖、营养不良和加工食品

　　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在墨西哥，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遭受着饥饿和营养缺乏之苦，但就在这群人中，许多也正与肥胖症和糖尿病作着斗争。这两种折磨有着相同的根源：由于食品消费或者可用度造成的营养和健康不均衡。

　　垃圾食品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扩展到墨西哥各地。八盎司份的可乐由1992年的人均年消费275份到2002年的487份。（摄影：Judy Bankman）

　　在1.12亿人口中，近70%即7850万人不能获得安全食品。在墨西哥1100万五岁以下儿童中，大约510万营养不良，长期发展可导致重量不足、消瘦、超重或者贫血。

　　政府设想的解决办法（如名气较大的征服饥饿Crusade Against Hunger）没有触及饥饿的真正成因。这个国家反饥饿运动面向仅780万人口，只是调查显示受食品安全影响的人口的十分之一。

　　20岁以上的超重与肥胖人口合计7070万。墨西哥肥胖症的普遍程度之快在世界其他地区是无可及的。从1998年到2002年，超重女性的比例由25%上升至35.5%，而肥胖女性从9.5%跳升到37.5%。

　　墨西哥糖尿病联会指出，650万至一亿人墨西哥人（人口的7%）患有糖尿病，但是这其中大约两百万人并不自知。65至74岁的人口中，多于五分之一是糖尿病患者。约13%人口葡萄糖耐受性缺乏，80%的腿截肢发生在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是第三大直接或间接致死疾病，上一届政权期间，有五十万人死于糖尿病。

图表显示，墨西哥死亡率的上升是由糖尿病导致的，80%的糖尿病是由肥胖和超重引起的。（来源：Alianza Salud)

　　一句简简单单的“由于更多选择带来的食品消费模式的转变”并不能解释所有这些数据。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一些问题：，当人们依据自身文化和实际需求生产和培育食物的空间被边缘化或侵蚀的同时，被强加给你我的是什么样的食物。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影响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成立促成了由一些强势参与者提出的多个方面的经济融合：食品贸易和全球生产采购，食品加工的直接投资和零售结构的改变（特别是超市和便利店的出现），全球性的农业商业和跨国食品公司的出现，以及不断深化的全球性食品广告和推销。

　　跨国食品公司（Transnational food corporations, TFCs）追求的是能够“把农业食品的生产放到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同时推动它所在的国家降低关税、增加对本地农业的支持。通过超市和便利店的庞大连锁、全球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和全球采购(global sourcing)，跨国食品公司就不仅能控制原材料的生产，同时也更大程度上控制了食品贸易、加工和分销。

　　在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引入大量来自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食品加工行业。1999年，“美国公司把53亿美元投入了墨西哥的食品加工业。这是1987年2.1亿美元投资的25倍，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前一年23亿的双倍”。1999到2004年，“墨西哥农业和食品行业的64亿国外直接投资，大约三分之二来自美国”。

　　很明显，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食物消费供给是相关的。1995年和2003年之前，墨西哥的加工食品销量增加了5%到10%。这个贸易制度有利于保质期长的加工食品，而不是更易腐烂的新鲜食品，特别是水果和蔬菜。这就加重了“墨西哥面临的超重和肥胖危机”。

　　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前几年，加工食品的销量都在快速地增长（例如，烘焙食品销量从2000年到2003年长了55.4%，而奶制品的销量同一段时间长了48.1%。零食的增长是最惊人的，仅2004年的前半年就提高了12%。）垃圾食品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并第一次进入了农村。8盎司可乐的销量从1992年平均每人每年275份长到了2002年每人每年487份。

　　毫无意外，肥胖、糖尿病和营养不良的发生率迅速上升。2014年，世界十个加工食品巨头中有九个（包括百事、雀巢、联合利华、达能、宾堡和家乐）因为成本低赚取了重大利润。这些条件形成了强大的矩阵，使得墨西哥现在也变成了世界十大食品加工地之一。

　　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净利达到283.3亿美元，超越了拉美巨头巴西46.6%。据Global Insight所说，墨西哥2012年的加工食品生产价值达到了1240亿美元（世界十个最大生产者之一）。

　　据《经济学家》所说，墨西哥成为食品加工的乐园不只是因为成本低（与美国对比，等于降低14.1%的成本），也是因为其他比较优势，例如一套可以打开欧盟、美国等大市场关税优惠的贸易协议，它使墨西哥成为食品加工的天堂。在全球经历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里“零售业的销量近三年都有稳态的增长”。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墨西哥的多项商业“合作协议”的直接结果。墨西哥签订了很多自由贸易协议：概括和44个国家的12个自由贸易协议，28个推广和互相保护投资的合作协议，以及9个经济配合协议。

　　据《华尔街日报》Amy Guthrie、David Luhnow、和José de Córdoba的报道，“墨西哥是世界加工食品的第九大市场。去年，他是零食饮料公司百事的第三大市场，紧跟美国和俄国之后，提供了该公司6%的年收入”

总结

　　现在的全球食物分配系统不可持续并危害食物主权。超市的扩张迫使小农直接和工业化农业竞争，同时也对本地市场和社区有负面影响。在亚洲，当越来越多人转向去超市购买食物时，我们正在失去食物多样性；企业超市掌握了更多决定食物系统的权力，其中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

　　转向超市不能解决养活亚洲持续增长的人口的问题。它只是转移了对食物的控制权和获得渠道——从几百万个小农、家常饭烹调工、本地食品市场和消费者到几个大企业，包括正大（CP）、永旺、牛奶国际、沃尔玛等零售商，及其食品行业和农商业的企业供应商。

　　在这个地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跨国零售商的威胁，对其扩张的反抗也在日益增长。然而，我们必须继续设想并建立可以替代超市食品分销模式的策略与选择，以求增强以社会、社区为基础的公共食物系统，保证小农和本地市场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