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毛主义运动＂的幽灵 －中心 vs. 边缘、革命vs.“占领”
来源: 人文与社会网站 发布时间：2016-05-02 阅读：2826 次
食物主权按：在当前金融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中心国家所迸发的各种“占领”运动吸引了众多眼球。而边缘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已降重新崛起的“毛主义运动”却没能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在这篇为王静的新书《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汪晖比较了毛主义与甘地主义作为亚洲回应现代性问题的两条路径，同时又将南亚“致力于改变基础性社会关系的” “毛主义运动”与恐怖行动加以区分。与冷战时期的“毛派”运动不同，当今的“毛主义者”在革命之后，不得不与参政的其它党派协商开展议会民主、军队改革、土改方式和联邦制治理。南亚毛主义运动中的“议会道路”和“武装斗争道路”的辩论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中苏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争论，另一方面也是新自由主义霸权所干预的结果。如何探索一条能得到底层贫困人民所拥护的路线，这也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王静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迄今为止，我在中文世界所见到的有关“毛泽东主义运动”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书。
在当前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最为突出的形态是突破一切政治形式的差异，实现其重构新型等级制的全球主义大业：对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一党、多党、议会政治，以及在冷战时代尖锐对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不再是难以调和的政治形式，它们全部可以被驯服为同质性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形态。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 志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声势浩大，但力量微弱；由于"三个世界"之间的政治差异的蜕变，这些发源于中心地区的反抗运动在其他地区的衍生产品政治面目并不一致， 其中一些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引入旧的冲突结构之中。
也在上述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降"毛主义运动"在南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新崛起，以及他们分别打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等等的旗帜，的确是一个"奇观"。称之为"奇观"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南亚"毛主义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回应，但与发达 国家的反抗运动不同，"毛主义运动"毫不迟疑地宣布他们与20世纪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继承关系；如同王静所说，他们致力的是"解决第三世界的农 民土地问题、民族解放问题、民主革命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在"毛主义"旗帜下的运动难以一概而论，秘鲁、哥伦比亚、菲律宾、土耳其等地的运 动与南亚的"毛主义运动"在理论形态、行动方式和社会基础等各方面均存在重要的差异，很难等量齐观。即便在南亚地区，尼泊尔的"毛主义政党"相继领导和推 动的"持久人民战争"也区别于其他"毛主义运动"的规模和方式，的确构成其在特定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二，这些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 的"毛主义运动"所以构成了"奇观"，也恰恰由于当代思想和学术集中于观察全球化、中国崛起、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等等，即便是批判性的思想也相信20世纪已经终结，不再存在以革命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正像 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一样，"毛主义运动"经历了和平抗争、武装斗争、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实践与理论辩论展开路线斗争，在分裂与整合的过程中形成政治 团结。与工农相结合，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之间在革命运动中的相互转化，无论是出身底层的被压迫者，还是出身上层的精英人物（毛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多半 是出身婆罗门但背叛本阶级的反叛者），都在这一运动中经历了阵痛与转化。分裂、团结、再分裂、再团结，意味着这是一个结合实际进行自我转化的痛苦过程，一个需要淬炼出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很难在当代各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中找到对应物--这些运动通常短暂、碎裂，基于直观的利益 和主流的价值，由于缺乏重造主体的过程（一种通过自己反对自己进而形成新的自我的过程）而不可能形成持久的社会斗争。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毛主义 运动"从未像各种"占领运动"一样，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以致这些地区的生死斗争从未成为我们思考自己置身的世界的必要参照？为什么甚至对于留心和关注这 场运动的人们而言，这些真实存在的运动也仍然让我们有一种"奇观"之感？
在 20世纪，革命运动常常伴随着暴力斗争，但存在着将致力于改变基础性社会关系的革命运动与暴力和恐怖行动加以区分的理论和实践。事实上，20世纪革命运动 不但在政治上对于单纯的恐怖行动经常给予谴责和否定，而且也在理论上形成了对于暴力的政治分析。但在当代的语境中，伴随革命运动与暴力之间的区分日渐模 糊，有关暴力的政治-历史分析让位于拒绝理论分析的暴力（几乎与恐怖一样）范畴，以致人们很难对暴力现象进行政治分析。
对话普拉昌达：人民民主是否可能？
2008年4月，尼泊尔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成为第一大议会党团；同年8月，尼共（毛）主席普拉昌 达当选总理，并成立了以尼共（毛）为首的联合政府，尼共（联合马列）、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等取向极不相同的政党成为联合执政的政党。那年的11月间，我应一家民间学术机构的邀请，访问尼泊尔，得以与尼泊尔各派政治人物见面、交谈，并深入尼共（毛）控制的解放区考察。
1971 年5月16日，这些青年激进派在贾帕县的吉米尔噶边村（Jymirgadi）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大批党员牺牲。这是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的前身。尽管当代"毛主义运动"的脉络可以追溯至1960-19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但这一运动的再度崛起主要是1990年代的故事，它既是20世纪未竟事业的延续，更是对南亚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回应。当代尼共毛派的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996年起义为开端的"十年人民战争"阶段和从2006年转入参与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时期。2008年11月6日上午，经过事前安排，我有机会随同几位朋友一道去拜访普拉昌达。
我所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的关系。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路径，人民民主虽然 也会采用统一战线的斗争方略，但不会改变夺取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战略。中国革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中共与法共、意共的政治辩论中也一再触 及这个问题。就我所读过的普拉昌达的政治论文来看，他的人民民主的理念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发的思想一脉相承，所谓"普拉昌达道路"是尼共 （毛）在人民战争时期形成的，其基本宗旨是人民民主。但在2006-2008年期间，也正是在普拉昌达领导下，尼共（毛）转向了"融合理论"和多党竞争的 议会政治，不但引发了尼共（毛）的党内分裂，而且也在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和毛主义政党之间激起了尖锐的理论辩论。这或多或少有些接近于1945年国共和谈期 间昙花一现的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讨论。我问普拉昌达：基于20世纪的政治经验，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可调和性，为什么他认为议会政治 与人民民主是可以融合的？尼共（毛）的转向是否意味着放弃了人民民主的宗旨？
普拉昌达的回答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人民战争的实际进程，尤其是加德满都围困战的失利，这是转向和谈和议会政治的契机。他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当时已 经占据尼泊尔的大部分国土，尤其是乡村地区，军事上并非没有夺取加德满都的可能，但即便如此，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依然十分困难，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和印度 不可能容忍尼共（毛）通过战争取得政权，势必进行帝国主义干涉。他举出了美国和印度在人民战争期间和加德满都围困战时期对于政府军的支持和直接干涉。一方 面是美、印霸权，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壁上观，这一严峻的国际局势使得尼共（毛）难以重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道路"。其次是历 史条件的变化，即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这一时代的民主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实际上，早在2003年，尼共（毛）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发展21世纪 民主》报告，提出"当所有党派都在反帝反封建框架下，和平的多党竞争是存在的。"对于尼共（毛）而言，多党竞争的前提是"反帝国主义干 涉和反封建的特定宪法框架"。这一转向在南亚毛主义运动中势必引起争议，印共（毛）在与尼共（毛）辩论时说："在两党双边会议中你们党也曾说过，你们所谈 及的和平竞争是在后革命时期而不是在此之前出现的。但之后，你们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多党竞争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开始采取规避和模糊的姿态。与七党联盟达 成十二点共识之后，你们党对此的态度又转了180°的弯，你们宣称，你们党准备与其他买办封建政党竞争！你们渴望通过与这样的政党和平竞争发什么样的民 主？这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理解范畴。"（《印共（毛）写给尼联共（毛）的公开信》,2009年7月20日）普拉昌达在谈话中没有谈及尚未公开化的来自印共 （毛）的批评，但他显然也在回应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这也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的第三个方面，即人民通过选票选择了我们，我们有权利去推进人民 民主的宗旨和方针。换句话说，对他而言，议会民主和选举只是在人民战争无法继续推进的条件下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回头来看，我对此 都是怀疑的，历史也在继续证明两者之间的难以调和。
我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军队改革。尼共（毛）执政后，参与议会 的其他七个党派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议题，其要点是不同意人民解放军与政府军两军合并，而是先解散人民解放军，至于个别战士重新入伍也须按照相应条例进行。 右翼的大会党坚持这一观点，尼共（联合马列）也反对毛派保留人民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与柯伊拉腊的会谈和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尼帕尔的会谈中，他们分 别谈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在混乱的议会政治中左右联手拖垮尼共（毛）执政局面的开端。尼共（毛）面对的问题与1945年国民党针对中共军队和根据地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几乎完全一样。这也是在议会政治逻辑下必然产生的问题。我问普拉昌达：人民解放军经过了"十年人民战争"，在广阔的乡村进行 土地改革，动员和教育农民；人民战争并不仅仅是军事斗争，而且也是"宣言书"；经过人民战争的人民解放军也并不仅仅是一支军队，它是革命的"播种机"、" 宣传队"。如果说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进程，那么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个进程的有生力量，没有这个力量，革命政党走向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在接受了议会政治之后， 如何面对来自议会各党派关于取消解放区、解散人民解放军的要求？
普拉昌达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否认会解散人民解放军。2006年停战之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人民解放军不但停止了军事进攻，而且也将武器就地封 存起来。尼共（毛）及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相信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仍然可以取回武器，重走人民战争的道路，但事后看这也不过是幻想而已。（1945年日本战 败后的马来亚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解散了人民军队，当他们试图重新拿起武器时，局势已经大为不同了。）从普拉昌达对制宪会议的期待及21世纪民主的理解 来看，他并没有重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准备和决心。在与他会见之后，由尼共（毛）中央的安排，我们前往人民解放军 第一师所在的山区根据地访问。尽管放弃了武装，人民解放军仍然坚持军事训练，那些贫苦的农民、妇女和少数民族战士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态度庄严，纪律 严明。我几乎要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解散的断言了，但在回程的途中，我一再地提醒自己：这支军队可能不久将不复存在，而以这支军队为主力的社会解放进程也势 必遭遇巨大挫折。这一预感不久之后即被证实：在担任总理的短暂时期，巴特拉伊迅速地解散了人民解放军，退还人民战争期间"被侵占"的土地。就在那次印度访 问期间，在一家报纸的边角上，我读到过一则关于巴特拉伊被控"印度间谍"的传言。这一传言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正如中国革命时期一样，尼共（毛）的政治路 线分歧与地缘政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提的第三个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正如王静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的，南亚 问题的核心是极端不平等的、对普通农民形成严酷压制的土地制度和种姓制度，而印度和大多数南亚国家恰恰都没有经历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与这种经济制 度联系在一起的种姓制度也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中国革命与南亚独立运动的主要区别恐怕就在这里，毛泽东思想与甘地主义作为两种回应现代性挑战的亚洲路径之间的差异也在这里。无论在印度乡村还是尼泊尔乡村，都可以看到许多寄居在地主土地上的无地农民，他们靠出卖劳动勉强生存。占尼泊尔人口 65%的贫苦农民仅有全部可耕地的10%，相反，仅占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65%的耕地。贫富分化与种姓制度相互支撑，少数民族和妇女处于被压迫地 位。对于土地关系和种姓制度提出的挑战的，不是大会党的改革，而是尼共（毛）所推动的"十年人民战争"。在根据地，尼共（毛）通过人民战争推进"耕者有其 田"及免除农民债务的土地改革，许多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中，尼共（毛）还大力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我在人民解放军中看到 许多女战士、女指挥员和大批的少数民族战士，他们来自底层，饱受种姓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剥削和压迫，而在人民军队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尼共（毛）加 入议会，参与多党竞争之后，如何处理"十年人民战争"中取得的土地改革成果，却成为议会斗争的焦点之一。制宪会议是妥协的结果，宪法承认私有产权，而除尼 共（毛）之外，其他各党派均不承认尼共（毛）在人民战争中推进的土地改革及其成果，他们通过法律方式和政治压力追究尼共（毛）成员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暴力行 为。因此，我向普拉昌达提出的问题是：在转向议会政治之后，尼共（毛）如何处理其他各党派提出的向地主退还土地的要求？尼共（毛）会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
普拉昌达显然理解这一问题对于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意义。他在谈话中明确地拒绝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关于退还土地的要求。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恢复重建 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见面讨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或高级指挥员。按照他们的看法，土地改革的成果不但不能退还，而且还应该在尼泊尔全境推广土地 改革。但伴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和人民解放军的解散，土地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保障。这一点甚至不用等到尼共（毛）下台就已经很清楚了。
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宪法与联邦制问题。2006年"十年人民战争"结束，2007年1月，《临时宪法》颁布，临时议会组建。临时议会首先剥夺国王行政权力，确定由首相暂代国家元首职务，掌握行政。两个月后，临时议会通过临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在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12月通过的第三 修正案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由制宪会议首次会议正式核准。如今的尼泊尔共划分了东部、西部、中西部、中部、远西部等5个经济发展区，下辖14个专 区。2008年毛派执政后，面临如何组建联邦的抉择。尼泊尔经过民族识别，起初认定了62个民族，此后降低至58个。人民战争时期，许多深受压迫的少数民 族成员加入人民解放军，尼共（毛）倾向于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与此同时，尼泊尔社会围绕与印度接壤的马德西地区的地位问题存在巨大争议。印度独立 后，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些做法，例如通过《印尼友好条约》，确认尼印边界开放，致使大量印度人定居尼泊尔境内。马德西地区就 是印度裔和印度人聚居的地区，土地富饶。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是议会八大党派之一，他们坚持要求马德西地区作为整体加入联邦。我向普拉昌达提出的第四个问题 就是联邦制是否适应尼泊尔的国情，如何实行联邦制（以地区还是族群为主要依据），各邦规模如何，马德西地区的地位怎样确定（作为整体，还是划分为几个不同 的区域）？
普拉昌达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强调尼泊尔不是采取单一制，而是采取联邦制，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他解释了尼泊尔的民族状 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角色及地理区域的条件，最后集中地回答马德西地区的问题。马德西地区是尼泊尔最富饶的平原地区，集中了大量印度裔居 民和印度人，由于开放边界，印度的影响通过这一地区直接渗入整个国家。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坚持将马德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联邦，这对尼泊尔的独立、完整 和稳定都构成了潜在威胁。至少在当时，尼共（毛）希望探索其他方式处理马德西地区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和渗透。毛派渴望得 到中国的支持，以平衡印度的干涉，但在尼泊尔，这是一个极为敏感、随时可能触动印度神经的问题。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来外交学会举办的活动中，普拉 昌达的助理特别安排了电视台对我做专访，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尼泊尔面临霸权国家的干涉，中国是否支持尼泊尔的自主发展？
南亚毛主义运动中的"议会道路"和"武装斗争道路"的辩论固然是 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路线辩论的延续，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霸权形态的力量也是催生这一辩论的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因此，需要探索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亦即属于21世纪的）、能够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治形式。这一探索不仅对于尼泊尔或南亚地区，而且对于处于普遍政治危机的当代世界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在收录于本书的单篇论文《21世 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的末尾，王静出乎预料地提及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要在南亚得到顺利实施， 必须在战略框架设计中考虑如何使南亚底层贫困人口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即包括南亚毛主义政党在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成为这一战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美国在不同区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并试图在亚洲地区重构冷战的框架，其次是在美欧鼓动下渐成气候的有关"中国新殖民主 义"的舆论氛围，三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某些重叠所唤起的历史记忆。"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需要一种能够将不同区域的底层贫困人口及其政治运动置于思考内部的理论视野和战略，但这样一种国际战略的前提是重新调整和确定国内发展模式。中国明确地拒绝欧美殖民主义的路径，但仅此仍然是不够的。只有走一条不同于历史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才能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也只有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才能摆脱霸权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遏制，为突破以重构等级制为使命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宿命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是全球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
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此文原为王静著《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版）一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