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教师维权被抓：从教师改行当警察说起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8-05-30 阅读：12469 次
这算是一桩旧闻，因为安徽六安的教师-警察冲突事件而有了新闻的意义。旧闻说的是甘肃会宁“警察招考引发的教师离职潮”（《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12日）：会宁因盛产高考状元而被誉为“状元县”，2014年进行了一次“公安派出所公开选拔人民警察”，招考范围是该县“机关事业单位占用事业编制的在职财政供养人员”，在最终录取的189人中，171名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人是小学校长。
根据报道，这样的结果让公安局的官员颇为自豪：在白银市，我们招来的新警察肯定是综合素质最高的。
也让教育局的人有些受伤：公安局招考招走的大都是30岁左右的教师，他们年富力强，大多是基层学校的教学骨干。
这样的结果也让“局外人”有些惊奇。惊奇在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的教师，在古代中国的伦理序列中仅在“天地君亲”之后，位于社会等级的“四民之首”；在当代中国则是“人民教师”，也有着“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乃至“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之称。
至于警察，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职业（中国古代类似的职业是声望较低的皂吏，也称“皂隶”），当然也极端重要：没有了警察现代社会秩序可能崩溃。在当代中国也称“人民警察”，是与教师并列的少数几个被特别强调了“人民”属性的职业群体，在少年儿童的心里则往往是抓小偷或“坏人”的英雄。
然而不容否认两者的差异，在成人的观念，以及许多关于职业声望的调查结果中，教师总是排在警察之前。此等认知的事实依据或社会想象在于：教师承担教化和启蒙，警察负责治安和惩罚，分别对应于“文和武”，或者和善与暴力。文武固无高低之分，但启蒙者与惩罚者总有先后之别。
既然如此，教师大批转行当警察，理由何在？又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看报道给出的会宁的前教师们列出的理由。除了“从小梦想当警察”之类的应属少数的个人喜好，主要是因为：
警察收入高
警察地位比教师高
很多人觉得警察很荣耀，干工作很得劲儿
教师工作辛苦、平淡
……
“人民教师”的名头很光鲜，但现实的确太骨感。
这则旧闻与安徽六安的新闻有关系吗？我认为是有的。一是两地都属于不那么发达的“落后地区”，都与其他相似的地方一样，存在着教师工资待遇低而且不能全部兑现，也因此需要“讨薪”的问题；二是两地的教师们以不同的方式主动或被动地与警察发生了联系，也凸显了至少是“落后地区”的教师与警察这两个庞大的职业群体之间的弱势和强势。
我们来回顾一下六安事件。自媒体传播的是“六安教师维权遭警方殴打”。配发的照片则显示，在一座豪华大楼前的广场上，多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正在制服一名男性，另有两名女性被抓，其中一位被戴上了手铐；另有一位女性躺在医院的救护床上。是否有殴打尚不清楚，但多名教师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应属事实，以至于网络世界中义愤填膺。有媒体评论：
安徽女教师戴手铐刺痛国人……一个辛勤的园丁，一个女教师，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手铐加身，而且还是跪着的。
光明日报的评论呼吁“请善待为我们接续文明香火的人”，追问：
任何接受过哪怕是小学阶段教育的人，怎么能毫无忌惮地对那些被欠薪的教师出手动粗？
也有网友提出劝告：
警察，你们，曾经也是老师的学生，没有老师，也没有你们的今天。请手下留情。
众所周知，六安事件的“新闻眼”并非教师讨薪，而是教师讨薪“遭警方殴打”。换句话说，教师讨薪本身已不具新闻效应，比如最近几年连续发生在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南等多省的数十起教师集体讨薪事件，都没有成为热点新闻。此外，其他群体如“农民工”讨薪被打也难成新闻。是教师这一职业群体被赋予的伦理性，以及又恰好遇到了警察所产生的想象中的对立性，使得事件产生了爆炸性。这种伦理性反应可能意味着，在我们这个被广泛认为是“道德滑坡”的国度，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心中，道德还是有底线的。它也可能反过来提醒警方：对待其他“低duan人口”动粗也就罢了，对待教师则万万不可。
不过，六安警方发出的“关于六安教师维权处警情况的通报”表明，它并未能接受上述令人担忧的提醒。让我们照录全文：
通报暗含着通报方的正当性和强势，也凸显了处置对象的弱势和污点。教师们在“市政府南大门”“聚集上访”，“聚集滞留”，而且“拒不听从工作人员劝导，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多次劝离无效”，“对少数行为违法人员依法带离现场”，然后是“全部交由其所在学校负责人带回”。
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里，警察成了教化者、训导者，而教师的角色则完全反转：课堂上的教育者成了广场上的危险人物。而“全部交由……带回”的交代，彷佛又有其他蕴意。
不应该追问警方“怎么不问问教师们为何聚集上访？”也不应该试图让警察从伦理的角度考虑出手的轻重。就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及地方的当政者往往“滥用警力”的大格局而言，这样的追问和愿望都显得过于幼稚。在“聚集上访”的政治事实面前，欠薪这一社会事实不成为事实；在“维稳”体制下的行政命令面前，个体的伦理性考量一文不值。六安市的“人民教师”与“人民警察”之间的冲突，不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是他们与当地“人民政府”之间矛盾的折射。警察既是代人受累，当然也就很容易代人受过。
也不需要追问六安市政府那栋豪华的大楼及其附带的广场（网上流传“建造它花了4个亿，占地300亩”）与六安的教师工资拖欠有什么内在联系。需要关注的是一个总体性的事实：教师工资拖欠，这一曾在三十年前被冰心老人斥为“耻辱”的事情，为什么三十年来经久不衰、迄今难以洗刷？在教育和财政当局宣布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到GDP的4.28%、“持续了20年的‘追4’行动如期实现”之后，这样的耻辱有什么政策含义，又将延续到何时？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到会宁。它属于甘肃省的三类地区，2017年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520元。但近期有举报信息称：
全县尚有537名代课教师，他们“在大数据审核中全部属于甘肃省财政供养人员”，目前工资表上的数额是每月500元，实际发到手200元。
在教师们多次上访要求兑现500元之后，教育局则回复说：
电脑上输200元工资输不进去就输了500元，你们实际就是200元。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在“人均GDP”将要突破1万美元的2018年的中国，200元的月工资实在是连“野蛮的底线”都达不到的数额。我恳求会宁警方，或者那些改行成了警察的前教师们去查一查，证明它是出于险恶用心的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