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春风何成“小产销者”的严冬？-社会民生-人民食物主权

互联网春风何成“小产销者”的严冬？

来源: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摘录发布时间：2019-08-30 阅读：2106 次

导语：互联网时代下，一批风雨飘摇中的小生产者似乎通过电商平台找到了新的出路。然而互联网平台并非是自由、平等与开放的空间，它本质上还是时空压缩下的资本市场，不仅能通过对数据的垄断、控制和售卖牟取暴利，而且能通过对人的情感和心理空间的开拓为资本寻求新的增殖。当我们在享受网络消费的便利时，虚拟网络背后，小产销者正在演化出自身的一套生存策略以抵抗大平台、大厂商的挤压。

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完全依靠四个成本优势：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税务成本和环境成本。其中，在制造业成本中上升最快的是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近年来，随着我国房价的不断飙升，国内的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也相应的不断增高，中国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低成本优势。

以服装制造工厂为例，服装行业制造工艺相对简单、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其低门槛的特点吸引了一大批投资创业者入伙，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明显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而随着近年来网络购物的兴起，尤其是“双十一”经济奇迹的出现，服装业看似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纷纷入伙。

然而，总体的服装产量即总供给已经远大于总需求，互联网经济反而进一步的加速了服装业生产。尽管如此，面对当前中国制造业衰落、产能过剩的现实困境，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似乎让江河日下的制造业主与无数拥有“小老板”梦想的创业者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此背景下，诸如淘宝、京东、唯品会、苏宁易购、国美等电商平台带动了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小产销者”的出现。他们或许原本是从事家庭式作坊的小生产者，或许是怀抱“老板梦”的创业者，他们响应时代的号召，纷纷入驻电商平台，企图分得互联网经济的一杯羹。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事实并非其想象的那般美好，事实上，互联网平台模式本质上无疑是通过时空压缩将线下的市场转移到线上从而为资本开拓新的空间，它往往打着为所有人牟利的幌子将形形色色的商家吸纳进来，然后大资本吃小资本逐步过渡到“赢家通吃”的阶段，它的归途还是垄断。

在面对新一轮优胜劣汰与更为细化的社会化分工的过程中，身陷互联网经济产业链的小产销者又将何去何从？他们的产销意识与产销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传统制造业之殇与“邵东模式”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邵东的民营服装制造业开始兴盛起来。这些民营服装制造业大多采取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组织单位，生产规模比较狭小。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邵东逐渐形成了以服装市场为中心，辅料市场、水洗印染加工基地和本土托运站为辅的完整产业链结构。邵东的服装产品大多以中低档产品为主，主要为男女T恤、毛衣、牛仔裤、休闲裤、西裤、西装、男式夹克、运动装。

邵东的服装制造企业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经由批发市场或实体门店销售；二是接受委托加工生产。由于生产规模比较小，企业一般不会接大额订单，只接受一些小额订单。这些订单主要来自广州、株洲等地，货品制作完成之后便会经由当地托运站发往广州、株洲等地的大型批发商城或销售门店。不仅如此，当地的服装产品出口到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数亿。

邵东的小商品大多是以批发的形式销往各地，因此，各式各样的民营托运站应运而生。这些托运站大多是距离近就按包收费、距离远便按斤收费。现代快递行业的入驻，诸如申通、中通、圆通、韵达之类，以方便、快捷的优势给这些传统的托运行业造成巨大冲击，这些托运站纷纷倒闭。

不仅如此，快递行业的兴盛也成为网络购物的先行军，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这给邵东原有的小商品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邵东服装制造工厂纷纷倒闭便是电商冲击之下的实体经济之殇。

面对传统制造业衰落亟需转型升级的现实困境，邵东本土电商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地方政府的带动下发展迅猛。小生产者们一方面饱受传统销售渠道缩减，“薄利难销”的困苦，另一方面深感于电商的巨大利润空间和广阔销售前景，开始转向互联网平台。

2015年，邵东县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为核心的传统模式黯然退场。

根据近年来邵东电商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邵东民营经济在“互联网+”的政策带动下，确立了以“电商+传统制造业”为核心的“邵东模式”。“邵东模式”的核心是以当地的传统制造业工厂为主体，立足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培育和推广，实现工厂与平台的直接对接，从线下到线上，开展网络直销、网上订货和售后服务的平台经营模式。

实际上，“邵东模式”是顺应电商发展潮流而生的平台模式。这一模式是资本应对生产过剩危机的产物。

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当前正面临过度积累的危机，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种情境，即“剩余资本与劳动并存，但没有办法将他们结合起来” [1]。因此，剩余资本没有了进一步进入到资本循环里面去扩大再生产的这样一个先在的现实条件。为了解决这个危机，资本会通过时间或空间的转换来扩大再生产，这也是哈维所说的“时空修复”。

时空修复是依靠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它整个体系的完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运输和传播的进步可以压缩时空关系。平台将线下市场转移到线上，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为资本寻找新的增殖空间。这对于位于中西部地区的邵东县而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节约了时空成本，增加了市场机会。

互联网与平台资本主义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平台作为一种中间市场或结构，是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的，并具有传递信息与价值的功能；平台最大的特点就是广纳天下，汇集各种资源，这体现了平台开放包容的原则。

然而，正如斯尔尼塞克所指出的那般，互联网平台看似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网络空间，但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的积累方式，它往往通过对数据的控制，从而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和宰制。

可以说，未来平台资本主义的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比以往的资本主义更加专制，更加强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平台不需要再雇佣那么多的员工，不需要购置机器设备和厂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依附于平台的用户，按照斯尔尼塞克的说法：“这意味着好工作越来越少，低薪、短时工作、临时工的情况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不稳定。”[2]

因此，在互联网平台模式逐渐取代传统商业模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被吸纳进平台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之中，成为互联网平台的小产销者，逐渐转向在线销售与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深化了哈维意义上的“迅速变化、流动和不确定的，以更加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市场、地理上的流动性和消费实践中各种迅速变化为特征的生产与市场营销的新体制。”[3]

总之，在平台成为当下资本拓展新市场加速资本积累进程的新工具之后，社会实践赋予了平台极大的生产力。平台的资本逻辑与垄断本质对建立在之上的生产方式与销售模式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建，使之成为改变社会的新力量。

被迫转型

贝儿服装厂（化名）是“邵东模式”中电商转型浪潮中的一员。贝儿服装厂作为传统手工式作坊是没有自己的品牌的，大多都是低端制造的假冒产品，所以，对外部市场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和被动性，它的市场拓展与维系只能依托于“档口”。

工厂老板李勇为了寻求客户和打开销路，每天都得赶早去“档口”守铺面和接单，以维系老客户和发展新客户，除此之外，回家还得帮忙做些打包发货的工作。老板和老板娘的日常工作也很繁琐与辛苦，基本上都是和女工们一起工作，偶尔遇到有人请假的情况，还得一人身兼数职，非常辛苦。因此，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他们都具有自我雇佣与自我剥削的特点。

邵东市场传统销售渠道是拥挤在8栋经营大楼、厅中的数千个门面或摊位，即“档口”，数千个小老板们为了维持和扩张客户群体，每天都得赶早去“档口”守铺面和接单。

传统销售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李勇表示“以前生意还是好做的，虽然卖价低但还是有利润空间的，来往市场拿货的人也多，每年赚个几十万不是问题。”但是近些年， “档口”的生意明显萧条暗淡。

“生意差的时候真的是一天都没开张，但有时候运气比较好的话，碰到广州那边来的老板，就可以接一个大的订单。”可以说，作为小生产者的老板已经意识到依托“档口”进行销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每天接不接订单或者接多少订单都是未知数。

一些小生产者还处于观望状态，大多数小生产者则是对电商的发展前景较为看好，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李勇认为，“虽然说电商击垮实体店有些过于夸张了，但是电商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像我好多在沿海的朋友听到风声早就做电商了，现在已经赚得盘满钵满。”

然而，平台电商“僧多粥少”的局面正在悄然导向小产销者们新困境。

平台规则下的挣扎：小产销者的寒冬

随着贝儿服装厂转型为电商工厂，老板李勇一方面仍保留了小生产者自我雇佣与自我剥削的特点；另一方面，他的产销意识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渐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而更重视互联网平台的服务与销售。

此时工厂中的劳动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是以老板娘和女工们为代表的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以工厂老板和客服姐姐为代表的情感劳动。

具体来说，转型后的贝儿服装厂其生产组织形式呈现出“以销定产”的特点，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和用户反馈对生产进行规划与调整，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风险。

互联网平台重视情感劳动，增强竞争力的重要一点就是提高服务质量，这意味着高质量的服务体验更能吸引消费者。

这正是电商平台对小产销者心理空间的开拓，并试图将其情感商品化，从而为资本提供新的增殖点。

小产销者很快接受了情感增值这一默认设定，全天保持“在线”并及时回复客户的咨询信息。

而平台服务性的要求也会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游戏规则得以体现和强化。

以淘宝网为例，阿里旺旺等后台聊天咨询工具的设置，不仅为消费者的日常咨询、反馈和投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也加强了对商家的人身限制与服务性要求；不仅如此，消费者在收到商品之后还可以通过公开文字评价、晒图、打好评等方式进行反馈与互动，以供其他消费者参考，这便使得商家不得不注重自身的产品与服务，以防止差评的出现影响店铺的信誉。

一般而言，淘宝和阿里巴巴作为大的电商平台，其消息回复是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制的，所以老板李勇在下班回家之后在自家电脑前继续工作到12点左右便可以休息；而贝贝网这些主打服务的小平台则有时间限制，在120秒内没有回复消息商家就会被平台扣钱。

对于这种设定，李勇颇有怨言：“生意好的时候问的人多就手忙脚乱，生意不好的时候又担心万一有人咨询回复不及时，岂不是错过了一单生意。所以，根本就不敢离开，只好守在电脑面前。”

而另一个经典的设定，以淘宝“双十一”为代表的购物狂欢节，也在实践中变为小产销者们的“严冬”。

2018年，贝儿服装厂度过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双十一”，平时每天还能发二三十个包裹，到了“双十一”反而吃了个零鸭蛋。相比之下，其周边一家主营天猫旗舰店的电商工厂在“双十一”期间可谓“日进斗金”，在“双十一”当天甚至达到了5000多单。

为何“双十一”只是天猫品牌店和旗舰店的狂欢，却连惠及淘宝店铺和小平台商家的涓滴效应都无法显现？

原因还是平台内部的游戏规则。比如“双十一”购物节的申报是需要资格的，如店铺等级要求、所报产品月销售量要求与好评要求等，作为外围的淘宝店铺只能申报满200减20的活动，这个满减活动不仅力度低而且与天猫“双十一”的满减是分开的，不能合并计算。相比之下，消费者当然更倾向于天猫旗舰店，既是品牌，满减活动也更加给力。

面对经营惨淡的销售困境，不少淘宝平台上的小产销者往往只能靠低价贱卖或者“开车”吸引少得可怜的流量，而这种低迷笼罩了整个“双十一”期间。即便“双十一”过后，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因为消费者在“双十一”疯狂“剁手”完之后，通常会进入一个消费疲软期。

“开车”是行内人对花钱做推广的叫法。这个“车”是“直通车”，淘宝卖家可以设置一个点击多少钱，价钱越高店铺的位置就越靠前，消费者在搜索浏览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现该店铺。

淘宝等平台通过“直通车”谋取了高额的利润，同时也在无形中控制了消费者的选择，因为检索页面上绝对不会按照消费者“物美价廉”的购买意愿进行排序。

不仅淘宝平台的小商家在申报活动规则的限制和“直通车”的盘剥下处境凄凉，一些小平台的商家在平台的定价规则之下更是被挤压到无法呼吸。

比如贝贝与拼多多，这些平台在“双十一”期间也在搞活动吸引消费者，因此也发了非常多的平台优惠卷，但这个优惠差价却是由各个商家自己承担，所以往往会出现“没单也是一种幸福”的场景，因为优惠折扣下来基本上每一单都在亏钱。

不仅如此，小平台申报活动同样需要平台审核，比如贝儿服装厂在贝贝网上的店铺，几次向平台申报团购活动都没有审核通过，对此，平台给出的原因竟是商品定价太高，事后平台的经营人员甚至都打电话过来讨价还价，希望工厂老板定价能低一些。

实际上，平台的所有者——类似阿里巴巴那样的企业才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诸如“双十一”申报活动规则、“直通车”、压价式的定价规则以及天猫店铺的准入门槛要求等等，无不体现了平台一系列规则的限制与要求。

平台的这些规则要求往往是对大资本更为有利的，小产销者由于达不到平台一系列规则的要求，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淘汰。也许，围观“双十一”的最佳场地应当是天猫品牌店和旗舰店，而贝儿服装厂作为普通的淘宝C店是无法参与到狂欢之中的，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双十一是天猫品牌商的狂欢，而我们只能在外围听听回音。”

事实上，小产销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平台为资本牟利的本质，他们的生存处境并没有因为电商平台而变得更好。即便他们也表示想要成为天猫旗舰店和品牌商，但没有足够资本的他们只能通过戏谑、吐槽的方式来宣泄自身的不满和无奈。

认同还是反抗？

总而言之，“平台模式”的兴盛与推行是当前中国应对制造业衰落、产能过剩危机的一次产业战略，它本质上无疑是通过时空压缩将线下的市场转移到线上从而为资本开拓新的增殖空间。

它作为新的垄断资本，底下却充斥着千千万万个梦想成功的小产销者：他们会幻想自己当老板，开个小工厂，挤到订单，凭借价格战来争夺市场，他们壮大了这个行业，同时随时面临被抛出的命运，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