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疫情系列|老田武汉疫情亲历记：美国的习惯性反华及其惨烈恶果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20-03-26 阅读：2356 次
记得去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媒体忽然癫痫大发作，拿谷歌的不靠谱地图技术照片为证，鼓噪起很大的风潮，说三峡大坝严重扭曲变形了，很是热闹了一阵。最后，这些反华鼓噪也没有遭遇到任何损失，还趁机赚了很多流量，由此，这些人当然也就找不到悔改的必要了。
经过专家验证和分析，谷歌地图显示的严重变形，原因在于谷歌的技术算法缺陷所致，并非实际如此。相应地，中国四维公司的卫星地图，就没有同一类技术缺陷，故显示正常。中国四维公司是原国家测绘局的技术部门改制而成，确实很官僚，且对利润机会不敏锐，没有借机提升自己的公司形象，反而坐看西方媒体和公司无代价退出和自由离场了。在这个炒作过程中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并没有得到制裁和损失，故也就不会从教训中间学习和提高。
在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期间，国内的金融爱美集团力主对美尽可能妥协，目的是借助外力来促进内部的金融化进程，以最大化掌控和挤压实业利润，同时借机解除投机与金融资本进出中国国境的政策限制。中国的过分妥协引发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忧虑，他撰文说中国过度的让步措施，无助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运作，会相应地助长美国政客的投机心理和漫天要价，贸易战的后续发展有力地佐证了这个预见。
每一次反华均有正收益，且不会出现成本，这样的结果，肯定会鼓励美国政客和媒体依靠反华而攫取潜在政治收益的常态化，相关策略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比从前更少顾忌，相应的启动门槛也更低。这一次新冠疫情初期，美国政客和媒体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反华鼓噪，没有想到，新冠病毒现在成了执法人，由此在美国获得了近乎无遮挡的传播机会，在另一个方向上，充分地检验出美国政客与媒体习惯性反华策略，可以达到怎样的效果与成本规模了。
无论美国政客和媒体就反华鼓噪取得多大的潜在政治收益，但是，他们最成功的显性结果，却是：成功地教会了西方各国民众与中国“作业”做法划清了界限，现在，再反过来输灌正确的做法去控制疫情，不说政治利益受损严重，而且还难度加大不少，就时间而言也已经不可逆地损失过多。也许，将来人们总结这一段政治历史时，会发现：从来没有一次政客与媒体反华双簧，会如此及时而显著地带来报应和巨高的社会成本——当然这些成本是普通公众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毁坏去承担的。有了病毒充当执法人，这一次反华双簧，其效果真个刚刚的，很有点急学先用、立竿见影的味道了。
以此而论，斯蒂格利茨的担忧——过多让步会在美国培养出的“反华常态化”策略与手法，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得到了应验——美国政客与媒体的反华收益，终究只是一种私人收益，不见得有利于美国普通民众——这一次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反华喧嚣其恶果多为普通民众承担了。政治场域这种“负外部性”分配状况——获得政治收益的政客与承担防疫无力后果的民众，两者是相互分开的，这种报应不精准状况，始终是各种政治投机难于根绝的原因，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灯塔国，受损害严重的普通民众，迄今依然很难依靠那一张单薄的选票，去反向制约政客们的投机选择。更严重的恶果则是：民众受到政客蛊惑和媒体洗脑的结果，甚至根本不会正确地提出问题，那投机事业就更加高枕无忧了。
从这一次疫情的美国反华宣传效果看，得到检验的结果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宣传，之所以被其民众广泛接受，依靠的是激发人们心目中间的沙文主义情绪——我高贵你低贱——这是一种透过集体催眠和心理暗示实现的自我意义生产，然后还在民众心目中间创造出大量的虚拟价值——好像他们由此就高贵了一大截子似的。这个心理暗示只要是形成了，就不接受理性说服和逻辑反驳了，你反驳他近似于剥夺他的贵族地位或者既得利益了。此种心灵方面的规训成绩，透过意识形态宣传在异化社会成功地建立起人格和理性的异化，接受了这样的心灵规训之后，人们已经不再优先关注常识、科学和逻辑了，然后就虎踞在那个虚拟搭建的道义高位上，再也不愿意下来，然后，近似于脑子坏掉了。政客投机和媒体鼓噪，谈不上多高明，更不是严密到足以遮蔽常识，但就是那些粗劣的东西，就是能够透过沙文主义情绪基础上的自我意义生产机制，得到充分而有保证的兑现。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主要是透过受众方面的接受机制而实现，这原本不算是新发现，就本次疫情期间西方舆论场域政客鼓噪被接受的过程看，显得格外清晰和鲜明。
以此而论，反华政客与媒体的低劣宣传伎俩自身，并不高明，但是，受众心目中间的接受机制才更为重要，后者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低劣的反华喧嚣还能够在西方民众中间热销。反过来，这样的销售量又会激励其政客和媒体的反华歇斯底里症。这大概可以命名为“反华投机的双向锁定”，只有这么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教育如此发达，却长期能够避免科学知识的传播——如同这一次新冠疫情所揭示的那样——西方社会中间相当大的人口数量，刻意拒绝接受有关切断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一切知识和成功经验。
如果没有对民众心底隐藏的沙文主义情绪的历年成功经营，就很难理解，西方会有那么多民众乐于接受政客的蛊惑而不戴口罩了，要知道全美国可是有75%的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这个数字比例可是远高于中国的。民主宣传深入普通民众心灵的沙文主义机制：最后是透过俯视中国的想象力去实现自我贵族化的意义生产，到了这一步之后，常识、事实和逻辑就不起作用了，西方很多民众自己不戴口罩，还反对华人戴口罩。中外民众是否服膺防疫科学，构成中外最大的上下互动差异，这到底是“民主反对科学”还是“政客与媒体的反科学投机还被民众平滑接受”?
其实，资本主义作为异化社会，到处都催化沙文主义情绪，及其基础上的自我贵族化的虚拟意义生产。今天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无视常识和逻辑——公知就很典型，很多喷子也是如此。包括我的大学同班中间，有些人也是如此，例如相信和传播“朝鲜枪毙了第一个新冠感染者”类似的无脑谣言，若真个如此选择，那不是连同发现者在内的一切密切接触者都得枪毙?!此种无脑谣言还得到广泛传播，传递的也是这种自我心理暗示。
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间，似乎也到处都有这样的土壤，这一次疫情期间，各种喷子及其意见被网络广泛接受的机制，也很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相当多的人不太愿意关注事实和逻辑。而方方无脑谣言还得到广泛传播，除了资本平台的倾斜传播机会分配之外，其接受机制和市场需求也就在这里。正是在这一次疫情期间，我们清晰地看到，相当多的人其表达的欲望，远大于其愿意观察实际和思考实际的最上限，故整个舆论场域的喷子化程度极高。
照说，一些左青最应该免于沙文主义情绪的，毕竟他们是当今社会中间，对资本主义最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群体。但是，有一位左翼青年写文章中间，却极度扭曲事实，拿极端案例做比较，然后分析双标：中国有官场超人可以依据一个不靠谱信息做出正确决策去避免后续大部分问题，外国有各种困难无法采取及时有效行动。头脑混乱到这个程度，还有无穷的表达欲望难于遏制。该文也谈到所谓的“抄中国作业”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如何科学地控制疫情传播的渠道问题——如何实现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这个在中外不可能存在制度或者文化差异，是落实的程度不同而已。但该左青的文章却毫无根据地把这个也全盘政治化了，吹嘘韩国控制如何有效，也没有看到他列举韩国怎么做成功的证据，似乎作者已经肯定在科学面前也不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了。这样的文章只有一股子情绪——对某一类说法的极度反感却毫无分析，完全不带观察眼光和头脑思考的。这个实在是奇怪，也许，沙文主义不仅存在着正向的，还存在着逆向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在反对事实和逻辑方面却毫无二致。
资本主义作为深度异化的社会，会显著地扭曲一切，包括人们的思考和理性认知方式。资本主义最后能够有效捍卫自身的方式，也主要在于此——透过虚拟的意义生产方式，裹挟大多数人口去拒绝理性。方方们的高度觉悟和左青们的低度觉悟对比，从竞争角度可以看到统治阶级意志的出超和领先(无形实力)，即便不考虑金钱与权力的支撑(有形实力)，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对那些自以为已经“博出位”的人群实际上依然有效。看起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多难，方方的低智商忽悠，对那些自诩批判性极强的人士，依然具有统领作用。
所以，萨米尔·阿明的判断很是发人深省：资本主义早已经成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了，它的生存仅仅得益于对手的弱小。革命第一权威毛主席说过：批判在技术上一定得是具体的(基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同时在政治上还是具有唯一方向的——促进劳动群众觉悟与组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实现方式也只能是有机知识分子道路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些左青或者喷子的“无限批评权”幻想——想要在事实和逻辑之外别寻批判出路，还把这个与民主自由关联起来自我搭建道义地位，最高成就不过是助推几次舆论狂欢而已，最终证明对资本主义丝毫无损。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思想规训，在技术上丝毫都不复杂，但是其适用范围却足够宽广，效果也是刚刚的——可以毫无困难地压倒你对自身生命和健康的关注和常识而起作用。只要你还怀着某种沙文主义情绪，想要实现某些自我贵族化的意义生产，那你就肯定还在“如来佛的手心里”翻筋斗，潜意识就想要拒绝常识、事实和逻辑，这样的批判不仅毫无力量，还会产生各种反向的维护效果。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