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 我不做女王，而要成为向警予-社会民生-人民食物主权

3.8 | 我不做女王，而要成为向警予

来源: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21-03-08 阅读：1127 次

导语

1924年中国首次正式公开庆祝“国际妇女节”，妇女节不仅是全社会对女性尊重与欣赏的体现，更是女性解放的纪念日与集结令。向警予作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她33年的生命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历史财富。

1895年9月，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出生在湖南溆浦的一个富商家庭，但是家风开明，警予受大哥影响，自幼接触新思潮，立志成为“天下第一个伟人”。1919年她参加新民学会，并于同年赴法国，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知识，从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向警予在1922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妇女工作，起草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书写了大量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文章。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向警予在当时已经指出，应承认两性之间的差异，同时认为“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其论证逻辑和政策要求与半个世纪之后的西方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者所追求的几乎一致。更重要的是，向警予在强调女性特殊利益的同时，也强调女性要超越女性利益，代表普遍利益，这与她谋最大多数人幸福的集体观念密切有关，这也可能是向警予之所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当代女性万不当遗忘女性意识，将数代女性运动的成果弃之不顾。

作者｜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责编｜阿大

后台编辑｜童话

国内对向警予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一般都称之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向警予的妇运观”等。研究角度都是从革命的角度，强调向警予的革命者身份。对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妇女解放运动与宏观的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中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内涵，而忽略了向警予的性别身份以及向警予作为女性革命者对妇女问题阐述时特有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主义思想。本文以《向警予文集》[1]为研究文本，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揭示向警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

向警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

向警予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她短暂的生命中有一些变化：1920年向警予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使她从一个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也从典型的“五四式”的教育救国①和家庭革命②转向了把妇女解放与更大的社会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劳动革命联合起来。除了革命立场的转变，向警予作为一个女性，作为党内负责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她实际上有非常敏感和强烈的性别意识。笔者在阅读《向警予文集》时能强烈感受到她一以贯之的性别意识。1928年7月22日，蔡和森得知向警予牺牲后在莫斯科写下充满情感的《向警予同志传》，其中也谈到了向警予的性别敏感：

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到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她是“五卅”运动中有力的煸动者和组织者之一；她是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但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作——纵然她在这种工作上得到了一般的信任。当然，以警予的能力说,本来可以担任一般党的指导工作，这是从前党的组织上分配工作的缺点。[1](P2-3)

向警予精神上感受到的压抑，无疑来自她的性别意识和对自己的女性身份的敏感，早期党组织内部的性别分工和“女同志不如男同志”、“女子程度低”的社会意识对于追求两性平等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的向警予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的痛苦：一方面持两性平等观，希望通过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来解决妇女问题，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女性不如男性，甚至有的时候需要男性的帮助和忍受性别分工的现实。向警予的女性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女性特殊利益的强调

1、强调女子问题女性要特别关注。1920年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中提出：“女子问题，固然就是人类的问题，但在我们女子的本身，更觉亲切些，故这些事，简单言之，就是少数觉悟女子的责任。”要强调的是，向警予虽强调女子问题女子自己来做，但她绝非是狭隘的女性主义者，简单排斥男性，她同时认为“男子中不乏有思想有学识极真挚极诚恳的人，正好欢迎他们入会，藉收攻错之益，万不可存男女的成见，自划畛域”[1](P16,19)。

1921年5月30日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的请愿书中说：

夫海外大学解放运动，实为女子教育平等运动之发端，亦极重要之社会运动也。不独女子自身应实际从事，凡关心社会问题者，亦必赞助而成全之。不过女子为直接阶级，对于切身问题，尤应具有自动自决自助之精神。[1](P34)

2、承认两性程度上的差异，但认为“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向警予在1919年12月给周南女校的同学陶毅的信中催促陶毅从事男女同校的运动时谈到：“我们的学识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1](P11)持社会进化观的向警予，在男女进化程度上，认为女性比男性进化迟点，承认女性的不足。1920年5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她认为：“我们女子处于特别地境遇，进化迟点，能力弱点，这是必然的道理，无容为讳的，我们只有努力的奋进，不要褊隘的自封。”[1](P19)

对承认女性的程度不足，要求对女性进行差别对待的女性主义观点，最明显地体现在1921年5月30日向警予等十二名留法女学生签名请愿，要求法国里昂大学取消10%的女性学生的名额，请愿书中承认女子程度不足，但认为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所以要求：(1)名额平等或不加限制；(2)免除考试，程度不足者，设补习班；(3)津贴学费。

3、对女性表面上的特殊照顾和差别对待并非特权专利，乃是要求平等权利。因为“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认为“此社会问题，亦惟提出社会解决之。盖此事惟社会能负责，亦惟社会能解决”。

针对“或谓大学向无津贴学费之成例，而女生居然发生例外之要求，岂非以特权专利阶级自居乎”的社会质疑，向警予认为“实非特权专利，乃是要求平权均利”。“国家社会培植女子之教育经费，不逮培植男子者百分之一，是国家社会对于女子之培植，应补足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乃可言平。曾谓此大学津贴之要求，能当百分之九十九之毫毛乎！按之实际，安有所谓特权专利者”。

向警予敏感的性别意识也体现在1924年1月30日在《妇女周报》第二十四号发表的《从平民教育中划分女子教育的我见》一文中，“我虽是个极端主张男女共学的人，而于平民教育却极端主张男女划分”。因为“殊不知这样急进违背一般社会心理的行为，表面上虽然好似奋斗，实际上却无异于斩断一般妇女接受平民教育的机缘，以后什么都无法谈起”。理由是“一般社会的观念，向来不把女子列在平民以内，而一般女子也向来过惯了附属的间接生活，不知道自己是平民，所以普泛的平民教育运动，简直与一般妇女不容易发生什么关系”[1](P160)。

向警予在开放海外女子大学入学资格方面提出对女性的特别对待，类似于西方的Affirmative action，称为“为了实现平等而实行的差别对待原则”[2](P12)。美国联邦政府在1970年代始采用“Affirmative action”来补偿历史上或现行制度对种族、性别、宗教等因素而曾遭受歧视的人群，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对其采取倾斜性政策。在美国，尽管这种为反歧视而采取的歧视政策曾在1970年和1990年代引起公众热烈的讨论，反对者认为优惠性倾斜政策本身是一种歧视政策，违反了平等原则；支持者则认为从正义的角度来论证补偿性正义(Compensatory Justice)的合理性，认为只有对历史和现实上的事实存在的歧视进行补偿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对待。

向警予在1921年所提出的“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此社会问题，亦惟提出社会解决之”，对女性的差别对待“并非特权专利，乃是要求平权权利”等观点。其论证逻辑和政策要求与半个世纪之后的西方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者所追求的几乎一致。尽管我们不能用历史时间的先后性来论证向警予思想的先进性，但“为了实现平等而实行的差别对待原则”确实是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③，而向警予对女性的差别对待政策的提出确实鲜明地体现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

4、国民会议中成立独立的女性团体。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北上前发表宣言，接受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孙中山号召召开各实业团体、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九个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的预备会，但没有包括妇女团体。国民会议运动也激发了妇女界要求参政权的运动。为了促使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等21个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1924年12月14日向警予在《妇女周报》上发表《国民议会与妇女》解释需要在国民会议中单独设立女性团体的问题。

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身份则无二致。

各职业团体、各政党及学生团体并没标出性的区别来，妇女为何不可在各团体中奋斗，使自己得着参加国民会议的机会，而必主张要有一个性的标识的妇女团体来参加呢？

因为一般妇女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进步到在各团体中奋斗当选的能力，而事实上各团体中的妇女分子本来就很少，甚至有的没有一个妇女在内的。如果国民会议妇女团体不参加，妇女简直没有机会在国民会议中发表政见，而国民会议亦终于是个半面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非全个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所以为使占全国民半数的妇女有发表政见的机会及使国民会议成为全个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起见，不能不主张国民会议要参加妇女团体。这是第一个理由。

一种团体有一种团体的性质，一种团体代表负有一种团体的使命，妇女本身的要求如母性保护、结婚离婚自由权、财产继承权、职业平等权、教育平等权、参加政权以及社会一切地位上之男女平等的权利种种，可以学生会代表、工会代表、商会代表......等等的名义来提出吗？......关于妇女的本身的要求即便有人提出，而座中没有要求的主体即没有抗争的实力，不能激起妇女群众的拥挤与奋斗，别人虽代为提出，力量微弱，也必终归于打消。所以为达到妇女本身利益的要求起见，更非主张国民会议有妇女团体参加不可。这是第二个理由。[1](P180-181)

向警予论证国民会议中需要有单独的妇女团体的理由与论证教育权方面对女性实施倾斜政策的理由和逻辑是一致的。第一，即女性因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原因，程度不足，不能实行简单的形式平等，对女性必须差别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两性平等。第二，对“女性本身要求”的强调，女性利益只能由女性来代表。这也符合她早期提出的“女子问题，......对于女子本身更觉亲切些，......是少数觉悟女子的责任”，“女子为直接阶级，对于切身问题，尤应具有自动自决自助之精神”。

向警予在强调女性特殊利益的同时，也强调女性要超越女性利益，代表普遍利益：“妇女在国民运动中一面要能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政见，一面要能代表全体妇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1](P187)这一点也与她1920年强调女性问题女子负责时，提出“万不可存男女的成见，自划畛域”的思路一脉相承。这一点除了证明向警予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女性主义者之外，也同向警予谋最大多数人幸福的集体观念密切有关，这也可能是向警予之所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二、从谋普遍大众的幸福出发，关注劳动妇女

关注劳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被压迫和解放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本文此处之所以提出作为向警予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证据，是因为向警予在谈论中国妇女运动内部的差异性时，强调劳动妇女的历史重要性，并不是简单地从阶级立场出发，而是基于劳动妇女是社会绝大多数和受苦难最深的判断。

向警予对一般妇女运动虽持批评态度，但也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联合。当然，向警予对其他一般妇女运动的看法与当时中共国共合作的政策关系密切，但是笔者认为与向警予作为当时一个重要的中共妇女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应是符合向警予个人的妇女运动思路的，符合向警予从普遍妇女的角度出发看到妇女运动内部的差异性，以寻求差异之上的联合。

向警予在1919年12月欢送赴法勤工俭学会上演讲时谈到：“且吾人之求学，宜抱供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1](P8)

这种普遍幸福的追求和民族主义思想也一直延续到向警予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定位。向警予对劳动妇女的关注也不仅仅是出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阶级立场，更多的出于“劳动妇女是社会的基础，人群的多数”的认识。“妇女运动者的眼光应时常注射到最下层——工农妇女的生活，因为伊们是妇女中的最大多数；伊们的生活最痛苦；伊们在客观条件上最迫切地要求解放。”[1](P205)向警予不是简单从阶级立场来反对知识女性的女权和参政运动，而是从妇女运动所关注的人数之大小来和此种运动所谋利益的代表人群多少来评判运动的价值和意义。

向警予的《中国最近妇女运动》(1923年7月1日)认为：“大凡一个运动实力标准，常因群众的多寡及组织力战斗力的强弱而决定。”她对女权和参政运动的批评也集中于运动所动员的群众数量，“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群众运动，而且她们除了叩头式的请愿和打拱式的哀求，对旧社会从不敢有反抗的表示”。而劳动妇女的运动却是“独有穷无所归工厂卖力的劳动妇女，她们为争自由争本身利益常常以几千几百的群众——至少也有几百——用罢工的手段一致与资本家积极作战，......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争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基督教女权运动，因为在“组织上、方法上、技术上、人才上、经济上无一不有国际的后援与指导，并非中国基督教妇女本身之力量。这派运动现在虽然比较有成绩，但恐终会成为外国资本的机械，而不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需要之独立的妇女运动”[1](P89)。向警予在对基督教女权运动的批评中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向警予在《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1923年10月)中说：

所谓女权运动乃完全由于解决性的特殊问题而已。性的特殊问题绝非专属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的问题，乃指普遍妇女全体的问题，或表面上属于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而实际则含有全体的普遍性者。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

女权运动的团体或个人必随时随地关顾妇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妇女的大多数，才不失为女权运动的意义。[1](P117-118)

向警予在《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劳动妇女问题时说：“劳动妇女除了比我们穷苦以外，究竟是我们的一体。我们的运动——女权运动，不专为的是少数人自私自利，当然要首先注意伊们的问题，因为伊们所处的地位特别痛苦。”[1](P127)在《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说：“人生的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

她批评浪漫派“所喜欢的是自已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小家庭派对“一般社会和妇女却丝毫不能受着伊们的好处”，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来，自然有其它的历史价值。然而这个安乐窟，是从极端人个人快乐的家庭分工，永远是活埋女子的坟墓”，“快乐幸福的小家庭怎样桎梏妇女的解放”；职业派出家庭入社会，虽对妇女地位之变迁有一定意义，但具有保守性，因职业派“为事业发达、一帆风顺起见，对现社会不管好丑只有服从。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性质”。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筑在个人的快乐主义之上，职业派固然比较地有社会的意识，然而也缺乏综合的人生观和全般的社会意识，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点。

在《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1](P198)。

正是从为全体人群谋幸福的信念出发，才促使向警予特别关注女性压迫问题。从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向警予谋求全体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贯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就谈到了：

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1](P9)

从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对劳动妇女运动的特别关注不仅源于她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