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作有意义吗？——《狗屁工作》读书笔记（上）
来源: 公众号“互啄的日常” 发布时间：2021-05-11 阅读：4584 次
导语
我们直观体验到现代社会中工作种类和工作时长的异常增长，不仅与生产力进步毫不相关，甚至有悖经济效率。大卫·格雷伯基于这一现象尝试用政治经济学和权力话语进行解读，并进一步揭示了“狗屁工作”背后的精神暴力。
本文是基于David Graeber（大卫·格雷伯）所撰《狗屁工作》一书前四章内容写的书评，语言风格上更加中国本土化。
大卫·格雷伯 (1961-2020）, 人类学家，因其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
作者｜梨形凌
转载编辑 | 阿大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The Employment》
内容提要
本文为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一书的摘要笔记。《40%的工作没有意义，为何还有人抢着做？》虽是繁体中文版书商给《狗屁工作》擅自加上的标题，却意外地点出了本书关切的核心问题。生产力进步却伴随着劳动（尤其是无意义劳动）的增多和意义感的匮乏，的确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怪现状。格雷伯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和人类学的洞见提醒人们正视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嬉笑怒骂之间，一个个当今时代有关工作、劳动的“神话”原形毕露，权力与剥削的现实无处可藏。
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比较初步与粗糙，但提出被人们相对忽视的重要问题已贡献颇多。格雷伯的大脑已经不再能继续为我们带来洞见，但我们可以接续并深化他的洞察。在笔者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中的权力分析都是可以强化格雷伯观点的理论武器。
当然，“理论创新”绝不是格雷伯和我们的最终目的，现实才是。如果你也对当下的生活与工作的意义疑惑不解，阅读这篇笔记，甚至阅读这本书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前言
本书的前身是作者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起源于一个直觉：
有一类工作，在圈外人眼里闲闲没事，而且每个人都不陌生：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人、公关研究员、财务策略师、商务律师，或是把时间花在给委员会充人头、而这个委员会是要检讨委员会人浮于事的那种人……
那时我想，会不会这些工作真的毫无用处，而且做这些事的人都心知肚明。
由此，格雷伯写了《论狗屁工作现象》（这篇文章的英文全文可见于：
https://www.strike.coop/bullshit-jobs/，我在知乎上找到一个民间中文翻译版本：https://zhuanlan.zhihu.com/p/56061232）。
《Bullshit Job》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这篇文章基本提出了本书要讨论的全部话题。格雷伯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预言开头：凯恩斯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将使人类在20世纪末实现一周只工作15个小时。
但现实显然并不如此，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甚至反而是工作的增加，尤其是一些特定种类的工作增加了（P24）。许多人可能只有15个小时甚至更少真的在工作，剩下的时间都在摸鱼。但无论如何，他们得假装工作。这样违背常理和效益原则的现象显然不是“经济”能够解释，这需要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P25）。
同时，人们被迫假装工作，做自己不喜欢也不特别擅长的事情意味着什么？这很可能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工作的人们会因此饱受折磨：“如果你私底下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该存在，谈论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P27）。
那这个社会如何对待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呢？我们又会发现一套很奇怪的伦理态度：人越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越是为兴趣而劳动，人就愈不容易从中获得酬劳。甚至，人们会因为他的工作具有清楚又难以否认的社会价值而把怨恨的矛头指向他们（经济出现困难，人们往往最希望解雇底层的劳动者，而忘记中层管理者）（P28-29）。格雷伯提出，这种现象与金融资本主义密切相关。
文章写出后反响热烈，一些读者寄来反馈，表达了他们经历狗屁工作的痛苦。但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呢？文章出圈后，英国的民调机构YouGov以“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为题进行调查，发现有37%的受访者选择了“否”（50%选是，13%不确定）。荷兰一家民调机构做了类似调查，发现选择“否”的人同样高达40%（P31）。
于是，格雷伯发问：面对这样普遍的现象，为何人们没去关注？这样看起来不合理的现象为何会出现？格雷伯先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跟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密切相关。从直觉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其宣称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除了中国与印度外，经济增长并没有加快多少；在欧美世界，年轻一代的生活甚至不如父辈；不仅废冗的狗屁工作大量出现，一般工作也发生了废冗化。因此，格雷伯认为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P32-33），要去思考这个制度在政治和道德上意味着什么，这个制度导致的结果会使谁得利？
因此，作为一个极端矛盾的新现象，狗屁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让人们可以窥见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P34）。格雷伯希望通过本书达成几个目的。首先希望讨论一个务实性的问题：狗屁工作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其次，希望讨论一些“深邃的历史问题”：从上面时候开始，我们怎么逐渐相信创意理当伴随着痛苦？我们究竟是怎样产生一个念头，认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可以出售的？最后，撰写本书当然也有其政治目的：
“我把本书写成一直射向我们文明核心的箭，因为我们所塑造的自己，有些地方已经病入膏肓，我们迎来一个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义，甚至不求成果丰硕。我们逐渐相信，对职务淡漠、心存侥幸、不勤奋工作的男女是坏胚子，不值得获得社群的关爱或协助。我们方法心照不宣地向我们自身遭受的奴役倒戈。明知有一半的时间投身毫无意义的工作，甚至从事有碍绩效的活动（号令往往来自某个我们厌恶的人），但我们的政治反应不外乎放任仇恨化脓。”（P35）
本书的内容即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一、狗屁工作是什么？
本章的开头讲了一个典型的狗屁工作者“阿寇”的故事。
阿寇理论上为德国军方服务，但实际上他仅被一家公司雇佣，而这家公司是德国军方的分包商的分包商的分包商（P36-38）。具体而言，德国军方外包了IT业务，负责IT业务的公司又将后勤事务外包给一家公司，后勤公司又外包了一部分业务给阿寇所在的公司。如果一个士兵想要从一个办公室挪到隔壁再隔壁的空办公室，需要挪动电脑，那就需要经过一个及其复杂的流程。士兵需要填一份表单给IT部门（实际上是外包公司在负责），IT审核后转给自己的后勤总务部门（实际上又是一家外包公司），该公司审核完这个事宜后，再转发给阿寇所在公司的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阿寇就获得任务，作为“技术人员”可以去处理挪动电脑的事情了：驱车百多公里到军营，把电脑拆了，搬动再组装，完成任务领钱。
这一过程耗时开车时间好几小时，填约十五页文件，花费纳税人四百欧元。而其中，除了一个人是真的为军方做事，其他人都受雇于私部门。
从阿寇的故事中，格雷伯提取出了狗屁工作的初步定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者有所危害，甚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这种雇佣类型就叫做狗屁工作”（P39）。
随后，格雷伯对一些质疑的反驳，据此形成了最终的定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者有所危害，甚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在雇佣关系的条件下，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雇佣类型就叫做狗屁工作（P48）。
这个定义中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受雇者本人讲不出，也认为工作无意义，这是初步定义里就有的；第二是受雇者虽然知道无意义，但依然觉得有必要“瞎忙”来假装工作有意义；第三，这份工作是在雇佣劳动下进行的。
给出定义后，格雷伯尝试对这一定义的潜在的批评做出回应。
有一种反驳相对间接。这种观点认为狗屁工作主要存在于公部门，与有效率的私有部门无关。本章开头阿寇的故事先以个案的方式表明这样的论断可能过于粗暴：正是层层外包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逻辑导致了阿寇的狗屁工作的诞生。也就是说，私有化导致了与“公部门”同样的问题（P41）。
公部门有许多狗屁工作，但私部门也不遑多让，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私有的银行、制药厂和工程公司里有大把地花大部分时间在刷微博、上网冲浪的员工。尽管私部门可能会“有所分寸”，对于明目张胆上班摸鱼的员工会施以解雇的铁拳，但并不妨碍不想被解雇的员工会继续装忙。
而且，这种观点预设了私部门和公部门其实相互抵触，实际上可能公私科层组织一直以来都相互交错。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私有化进程甚至很大程度上加剧私人企业的官僚化（P55）：大量的一线蓝领工人被裁员，同时雇了一大堆各种“经理”和中层管理人员。格雷伯自己也在《规则的乌托邦》一书中发现，许多银行中的繁文缛节并非像从业者所说的那样来自政府管制，而恰恰出于银行自己的手笔。
当然，最直接和重要的反驳指向定义的标准：以工作者主观标准来做定义是否合适（P44）？格雷伯认为：“劳动者自己最清楚工作是否狗屁”是个值得采取的假定。一方面，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工作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所谓的市场价值分开；另一方面，一般劳动者身处劳动现场，对自己和身边人的工作有更多了解。既然没有更好的“客观标准”，相信在劳动第一线的工作者自己的观点也许反而更可靠一些。总之，格雷伯假定：如果吃某一行饭的一大批人私底下都相信工作不具有社会价值，你应该假定他们是对的，再继续往下走（P50）。
那如果一些人确实是从事狗屁工作，但他们又确不自知，且对自己的工作的社会价值确信不疑呢？（P50）如果这种意识形态机制在发挥作用，那么格雷伯给出的标准显然会存在系统性偏误。格雷伯认为，这种偏误可能是存在的，但这种偏误可能与一般的观点相反：接受意识形态传唤的人可能集中存在于管理层。基层的劳动者会直接感受到工作的狗屁和瞎忙，管理者则因为高收入和管理身份更容易被打鸡血。
不过，格雷伯分享了一则趣事。2013年他阴差阳错地出席了一场金融界会议。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设计者Jeffery Sachs，异常直白地讲述了金融圈人士工作中的跋扈和对攫取金钱的痴迷（也许类似电影“华尔街之狼”——笔者吐槽）。这说明金融圈的上层也许对自己工作的负面价值心知肚明。既然如此，事情就无关乎意识形态，而是这帮人就是恶意作恶的诈骗集团（P53）。
给出结论前，格雷伯简单区分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与屎缺（Shit Job）。所谓屎缺，是指那些脏、累，但对社会生活有极大价值和作用的工作。比如，清洁工、护理工、修理员等。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与屎缺反映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工作类型。尽管这两者压迫形式不同，但两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压迫，都会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当然，屎缺还要忍受低工资和极差的工作环境）（P54）。
最后，格雷伯还回应了一个小问题：如何对待只有部分狗屁的工作？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与狗屁工作大量滋长同时发生的，是有用工作的废冗化（bullshitization），即有用工作中行政性的工作日益增多。以下两图对比可见一斑：
图片来源：《Bullshit Job》
尽管有用工作的废冗化导致了大量部分狗屁工作，但本书将聚焦彻底的狗屁工作（P64-66）。考察狗屁工作，我们得以觉察当今时代的怪现状：
晋身闲暇社会并非难事，一周工作二十小时也可以制度化，说不定十五小时就够了。然而，我们却发现大半的时间都耗在工作上，净做些自己觉得对世界没有影响的事，而我们共同组成的社会使我们被迫忍受这一切。（P66）
二、狗屁工作有哪些
本章主要讨论狗屁工作的类型。进行分析的资料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格雷伯文章发出后很多网友在杂志网站和twitter上的跟帖，格雷伯下载了这些跟帖；第二部分来自于格雷伯的搜集，他在文章引发热议后，创建了一个邮箱，希望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送到邮箱里。格雷伯也会挑选一些进行追问和访谈。
在对这些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后，格雷伯总结了狗屁工作的五种类型，具体见下表：
当然，这些狗屁工作的社会效应绝不这么简单。比如，为了给这些人提供服务又会出现一批工作岗位（虽然这些工作的性质本身不一定狗屁，比如清洁员、厨师）。此即所谓“二阶狗屁工作”——为狗屁工作组织服务的非狗屁工作者。再比如，很多人的工作总体上不见得狗屁，但也会发现自己的工作中出现越来越堵的类似上面5种类型的工作事务。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有用工作的废冗化。
以上说明，狗屁工作的起源和后果是很复杂的。不过本书并不打算，也不可能详细讨论所有问题。格雷伯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工作是尝试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脉络。以下两章将聚焦一个狗屁工作的核心问题：人们为何明知工作缺乏效益却仍在劳动？这种劳动对人意味着什么？（P114）
三、为啥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不开心
接下来的两章将探讨狗屁工作对劳动者造成的道德和心理效应，亦即格雷伯所说的精神暴力。尽管从表面上看，狗屁工作活少钱多，简直人间美事。但格雷伯却惊讶的发现，在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中这样想的人很少。许多人“困惑于自己的反应，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或者沮丧失志，没办法理解自己的处境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感受”（P117）。因此，格雷伯希望探讨，为何人们做毫无意义的冗余会那么的不开心。当然，这需要深入思考不开心背后的信息：人是什么，人跟什么有关（p117-118）。
在格雷伯看来，狗屁工作的精神暴力起源于其对人类意义感的违背，以及其中彰显出来的权力压迫。
1. 狗屁工作之为被迫参与的假装游戏
首先，格雷伯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入手。这种假设认为人总会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行动。正是基于这项假设，我们才会觉得拿钱不做事的人应该会非常开心，因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达成最重要的目标——钱（P134）。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理性经济人假设能解释很多事情，但这一假设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比如书中提到艾瑞克的行为选择（简言之，离开了一份只拿钱不用干活的工作P118）。又比如，如果在监狱中禁止监狱里的人劳动而是只让他呆着并提供饭菜，囚犯也会饱受折磨。
由此，可能需要对于人类行为的其他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格雷伯借鉴德国心理学家Karl Groos的游戏理论。Groos认为，婴儿首次明白自己能在世界中造成可预测的效果时，会乐不可支。他将这种快乐称之为“操之于己的快感”，认为这就是“玩”的基础（p137）。在玩/劳动的时候，运用自己的能力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也意味着自由。
这种玩无关真实或虚构，事实上我们也发明了无数种虚构的游戏，并主动参与其中来获得快乐。然而，现代的工作体制，尤其是狗屁工作则不同，劳动者需要被迫假装单纯为了工作。“如果假装游戏是人类自由最纯粹的表现，那由他人支使的的假装工作，就是欠缺自由的最纯粹表现。”（p139）因此，狗屁工作会带来精神痛苦也就不难理解了。
2. 狗屁工作之为权力的赤裸展现
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生活充满了这种被迫假装的工作？有被迫做某件事，说明背后一定有权力。格雷伯接着从历史角度分析权力的背景：购买劳动时间再给劳动的人工资的劳动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p141-146）。描述这一背景后，我们可以考察转变带来的道德改观，尤其是工作纪律的形成（P142）。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怠惰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危险，因为太多闲暇意味着不稳定，意味着密谋造反的可能。但一旦购买时间的雇佣劳动出现，怠惰就不仅是危险，而且本身意味着偷窃：我购买了你的劳动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你不干活就偷窃了我的财富。因此，作为你的工作时间的所有者，老板有权力在这个时间里面支配你。我们因此会看到很多老板理直气壮地要求“无论任务是否完成，上班时间就不能做自己的事情”，而很多人甚至内化了这种权力伦理，会因为自己在摸鱼而良心不安。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假装工作”背后的权力因素了：让你假装工作同样也是老板权力赤裸裸的体现（p148）。在这个意义上，被迫什么事都不做与被迫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让人感受到精神上的创伤和压抑。
总结以上两条线索，格雷伯指出，从事狗屁工作就像玩一场自己没有参与设计的游戏（游戏理论的人性假设），你必须要在特定的事件内感受老板赤裸裸的权力展示（购买工作时间带来的权力支配），两者的结果就是彻底失去操之于己的快乐，而遭遇精神创伤。（p155）
四、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
第一章里，格雷伯提到狗屁工作和那些有价值但不被认可的低薪“屎缺”是形式不同两种压迫形式。压迫形式的差异导致了工作体验的差异。屎缺工作者至少知道自己确实遭受了压迫，而且工作场所里压迫对象往往很明确。狗屁工作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遭受的挫折鲜少黑白分明，给你一份“钱多事少”的上司似乎应该和蔼可亲。这种暧昧不清的处境让人火冒三丈（P159）。
本章的讨论将从这种暧昧不清开始。
1. 暧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心酸
服务业的情感劳动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时刻“假扮”以保持特定的情感状态，导致情感劳动者的情感创伤。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是以另一种方式造成工作者的情感创伤的：狗屁工作者的工作虽不繁重，但他们的“假装游戏”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则。要做到“明明不忙却假扮很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界限常常不明确，往往既不能全身心的劳动，也不能全身心的摸鱼。格雷伯认为这种暧昧不清，令人心酸苦楚的状态类似于心理学概念“脚本从缺”（scriptlessness）（P172）。他用一段非常有感染力的语言进行了概括：
你工作上唯一能去克服的挑战，是接受你眼前其实毫无挑战科研的事实。你能运用职权的手段，是发挥创意来掩盖你没办法运用职权、去管控自己已经变成寄生虫和欺世盗名之辈的事实——尽管这彻底违背你的选择。（P171）
2. 操之不在己的心酸——权力环境下的压力
上一章中，格雷伯经由游戏理论分析了狗屁工作带来的“操之不在己”的痛苦。本章具体分析了这种痛苦的类型。无论怎样暧昧不清，几乎所有报道人都同意狗屁工作最恶劣之处恰恰是对工作的狗屁心理有数（P172）。知道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是劳动者颓废和丧气，与工作本身的无聊“相映成苦”（P174）。“操之不在己”也给劳动者带来压力。许多报道者都感受到，没做什么事，但人人心照不宣的办公室里高压状况特别严重。
狗屁工作者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于职场环境本身。格雷伯引用社会学者Lynn Chancer的观点，指出职场等微观环境有一套类似SM的权利运作逻辑。在一个相对固定阶序体系中，作为“正常人”的上下级会不自觉地投入到一种主奴关系中。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以寻求认可，但游戏规则使得这注定是徒劳；上位的人不断用各种方式展示权力，让下位的人认可。但这同样也是徒劳：若他确实全能、自信，展示权力的意识本不必要（P182）。关键工作确实不是游戏，里面没有真正的扮演（而是强制），下位的人也就没有结束游戏的安全词。如此，工作场所的人实则再投入不自知的无止境的SM游戏中，下位的人饱受折磨（P183）。
狗屁工作意味着工作本身的无谓，因而会极大放大办公室政治中的权力游戏：除了办公室政治，狗屁工作劳动者没有其他可以参与的事情。他们难以从工作的结果中获得快乐、士气和团结感，办公室政治成为了茶壶里唯一的风暴(P183-184)。
3. 社会带来的精神压力
然而，即使职场内关系融洽，社会也会给狗屁工作劳动者带来压力。格雷伯提到，社会往往会有一种“权利嘲讽”，认为一些人要求一定的权利就是混蛋（P191）。比如，老一辈人往往喜欢指责新一代人贪图享乐，不再奋斗，潜台词其实是“你们竟然有享受的权利”？同样，也会有人指责新一代对工作挑剔，会根据是否有目的感选择工作。这实际上是在指责：你也配有工作的权利？狗屁工作者则会面临更多一层的嘲讽：这些人都有高薪了，还在意工作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狗屁工作者即使有不满，也缺乏合适的道德论述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格雷伯将此称为“道德脚本从缺”带来的“不敢直陈的心酸”。
还有一种精神压力被格雷伯称为“自知在害人”的羞愧。简而言之，很多狗屁工作者“必须假装为人谋福利，却知道实情正好相反”。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宣称有公益性质的企业部门、NGO或政府部门中（P190-195）。
综上所述，“本章提及的所有工作，大概都算得上以不同的方式泯灭天良。狗屁工作通常会引发绝望、抑郁，还有自我厌弃的感受。狗屁工作是各种形式的精神暴力，戕害做人的义理”（P200）。狗屁工作破坏了人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需要，扭曲了人对自己有多少能耐影响世界的感知，因此确实是一种精神暴力。
那么报道人是否有做一些抵抗呢？格雷伯收到的信息中，许多人选择了创意性的行业（从事艺术）或参与政治行动（P202）。不过，格雷伯也认识到报道人可能会因格雷伯的政治立场而有偏误：左翼人士和无政府主义偏多。狗屁工作可能对社交媒体的繁荣贡献巨大。面对破碎、令人心酸的工作，人们更容易选择进入碎裂的互联网消费文化里摸鱼，来缓解精神暴力（P204）。换句话说，上班刷微博、逛b站是更简单的舒缓形式。
能进入艺术或政治找解药的人很少，克服精神暴力确实需要一番作为。
以上几章，格雷伯简单谈论了狗屁工作的定义、类型和施加于人身上的精神暴力。狗屁工作的不合理处似乎并不难理解，许多人也都感同身受，但为何如此“不合理”的工作类型会如此之多呢？为何近几十年来狗屁工作的数量暴增？人们又为何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呢？
请听下回分解。
注：文中所注页码为本书繁体中文版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