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工作为什么这么多？——《狗屁工作》读书笔记（下）
来源: 公众号“互啄的日常” 发布时间：2021-05-12 阅读：2888 次
导语
本文是基于大卫·格雷伯所撰《狗屁工作》一书第五、六章内容写的书评。在这部分，格雷伯解释了狗屁工作缘何增长，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以来的企业愈发走向一种“管理封建制”，即冗杂的管理层瓜分了劳动者的成果。而随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观念深植人们理念之中，“狗屁工作”获得了道德伦理上的正名。工人无法从工作中收获价值，但工作伦理中的惩罚和服务面向依然生效，迫使打工人对工作又爱又恨。
大卫·格雷伯 (1961-2020）, 人类学家，因其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
作者｜梨形凌
转载编辑 | 阿大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Decent Work》
五、为什么狗屁工作大量增长
虽然某种形式的无谓的雇佣关系向来以某种方式伴随着我们，但近年的趋势特别明显。一方面，狗屁工作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有用工作也开始废冗化——狗屁类型的任务迅速增多。有趣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如第三章论述的那样违背了人性假设，甚至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宣称的效率挂帅原则自相矛盾（P214）。为什么号称效率挂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反而加剧了经济组织的废冗化呢？本章即希望探讨狗屁工作大量滋长的原因。
1. 狗屁工作的大量滋长源于“服务经济的崛起”吗？
首先，格雷伯批判了“服务经济崛起说”（P216）。该观点认为，随着后工业时代来临，近年来增加的工作量主要来自于服务产业的快速扩张。这个观点似乎很有道理，数据似乎也能佐证。如下图所示：
图片来源：《40%的工作没有意义，为何还有人抢着做？》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服务业的划分存在误区呢？格雷伯认为服务业崛起论的问题就在于此。我们一般说的第三产业，其实包含两个差异很大的部分。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各种地方的服务员们、还有医院里的护士等等。另外一部分则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多见于写字楼。有学者将他们称之为“资讯行业”。那如果我们把所谓“服务业”的这两个部分拆开，会发现什么呢？见下图：
图片来源：《40%的工作没有意义，为何还有人抢着做？》
我们会发现，那些真的提供照护服务的服务业的经济构成比例其实一直很稳定。相反，资讯行业的构成比例在不断上升。由此说来，所谓服务经济的崛起，说成是金融经济的崛起更为恰当。
很多学者们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资讯业的兴起，尽管角度不同，但他们都同意这与金融业的崛起密切相关（P219）。那么金融业与资讯行业的兴起与狗屁工作的兴起有何关系呢？格雷伯认为，关系很大，但前人多次分析论述甚少，这也使得前人没能很好地解释狗屁工作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兴起最快（P220）。
2. 狗屁工作只可能来自于公部门吗？
在展开自己的核心观点之前，格雷伯继续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首先，他做了一个对因果机制的前置说明，以澄清自己要去解释的问题。
其次，要论述金融资本主义（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部门）对狗屁工作大量滋生的影响，格雷伯还需要回应一种常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狗屁工作的源头只可能来自于公部门，讲求效率的市场私部门是不会发生类似情况的。
这种观点在抽象层次上有两种形式（P228）。
第一种干脆直接否认狗屁工作的存在，因为在市场中的工作和行业一定有其价值，只不过工作的人没认识到罢了。这种观点是常见的所谓“存在了就一定是合理的”。然而，前几章的论述都已经说明狗屁工作现象的真实存在，这样的解释显然是无力的。
第二种市场解释的观点承认狗屁工作的存在，但认为这都是由于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原则不能实现造成的。第二种观点其实是循环论证，实际上是不能反驳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他们总能有理。实际上，这种观点假设了政府干预和市场是相互冲突的两股力量，但实际上政府干预和市场本身就是双生子，经常相互支撑。两者完全可能共同导致了狗屁工作的滋长。
《经济学人》上刊登的一篇对格雷伯的短文的回应文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述两种解释在具体层次上的杂糅（原文见书P229）。格雷伯概括了具体观点，并试图正面反驳。这两种观点概括如下：
（1）全球化致使生产流程太过复杂，我们持续需要更多的办公室工作者来经管，所以这类工作并非狗屁工作；
（2）纵然其中确实有不少狗屁工作，但它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增加，不仅催生人数愈发膨胀的无用官僚，更迫使企业排除一整批打工人来抵御（P231）。
以下，格雷伯将以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为例，说明私部门及其市场逻辑的扩张与狗屁工作的滋长影响很大。
图片来源：《40%的工作没有意义，为何还有人抢着做？》
从图五中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大学教育中增加最多的岗位反而是行政职员和主管，远远多于与招生、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增长。这也会与许多高校教师的经验观察一致。
不过，市场解释的支持者可能会提出反驳：大学也分公立和私立，估计这些管理者都是公立大学雇佣的，讲求效率、要对董事会负责的私立大学不会做这种事！
图片来源：《40%的工作没有意义，为何还有人抢着做？》
那再看看图六。数据证明，私立学校的行政主管和经理人员额的增长是公立学院的一倍。看来，这一类工作的增长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私部门的扩张总归脱不了干系。
3. 金融行业为什么是狗屁工作大量自身的典型源头？
当然，仅仅证明主流市场解释的观点的局限是不够的，反驳之后应该提出另一种解释。接下来，格雷伯试图具体论证资讯业的兴起与私部门狗屁工作增加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中，尤其金融业可以当作创造狗屁工作的典范。
格雷伯用了一个曾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报导人艾略特的例子引入（P236-237）。一位报导人艾略特曾经参与了一个为银行赔偿的财务工作。他发现他们项目组“蓄意不当培训职员，也没有妥善规划工作内容，于是工作接二连三频频出错”。艾略特甚至还发现项目组有意采取一些措施让工作效率降低，使得合约被迫延期。为什么项目组会主动地试图延期呢？因为一旦赔偿结束了，项目组就不能再去靠收手续费拿钱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赔偿项目可以适当地延长，格雷伯于是得出结论：“当营利事业参与分配一笔巨额款项时，最能让它赚钱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无效率。”
由此，格雷伯试图概括金融业狗屁工作生产的一般模式：那些搬运钱财然后收手续费的差事会特别热衷于狗屁工作的创造。整个FIRE行业（即咨询行业）说穿了就是在做这种事，创造金钱（借由放贷），接着以及其复杂的方式把钱从一边移到另一处，每次交易都能再榨取一笔小钱（P239）。要是钱马上移完了，就没钱赚了，所以得想办法保证钱持续搬运。
这就造成了金融行业的工作的两重特性。
其一，金融行业的工作岗位尽管有很多虚功（为了持续收集手续费而创造出来的各种部门），但这些“虚功”岗位的工作可能并不轻松，而且要经常忍受挫败，员工也会遭受很大的精神压力（P245）。
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层管理岗位其实都是赋闲的狗屁工作，任务无外乎上传下达和一些前面提到的狗屁工作（例如银行中的人力资源部门会做很多仪式上的“团队建设”工作来试图证明士气正在被改善）。
有一位报道人甚至提出，银行中80%的岗位其实都是可以轻易被自动化取代，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工作。而且，银行高层可能心知肚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银行高层对狗屁工作无动于衷？（P248） 换句话说，很多金融部门——比如投资银行——一边组织其他企业的并购和裁员，一边让自己的企业膨胀出大量无用劳动。
图片来源：知乎
从经济上解释既然不通，那就回到我们的老朋友政治和道德上。格雷伯指出，这些岗位中大部分都类似于狗屁工作类型的“帮闲”，银行就像“由一支支封建扈从组成，每一支都对主管负有义务，宛如效忠封建君主”（P249）。
到此，格雷伯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理论观点：新自由主义以来的企业反而愈发走向一种“管理封建制”。
4. 管理封建制理论
称这种新现象为管理封建制，是因为这种现象与古典封建制有许多相似指出。古典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体系。生产者（农奴和工匠）制造东西，同时自己管好自己。领主则凭借法律权利和传统制度征收生产者产出的一部分，将其中一部分分配给麾下职工、帮闲、战士等。在此情况下，货品是借由政治手段榨取，依政治目的分配，并不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那样区分“政治”和“经济”领域（P249-250）。
一旦我们用政治考量去理解这些狗屁工作这样的经济行为，一切就好说通了：
好比配发PPI的公司，他们念兹在兹的是抓准机会圈起一笔钱，看是从敌人那里偷，还是从老百姓那里，借着手续费、服务废费、租金、税金等名目榨取，再重新分配。过程中，你会拥有一批绕着你打转的跟班，他们既是你有多显赫、多接触的度量衡，人人看得到，同时也是分配政治恩惠的手段。（P250）
这一切也不是偶然或个别的：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正在这样运作。许多企业做的事情有制造、建造、修复或维护事物的干系越来越少，跟占有、分配还有调度金钱和资源的关联越来越多。很多制造业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和业务都开始来自于集团下的金融部门。
当然，管理封建制毕竟与古典封建制有很大不同。首先就在“管理”上。古典封建制下，生产者实际上拥有对自身劳动过程和控制，亦即有一定的自主性。而金融资本主义则呈现出十足的管理主义特点：出现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做各种“经理”，以保证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的管理和控制（P252）。
同时，管理封建制也有先前的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原先，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新增加的物质财富中很大一部分会再分配给工人（即福利国家的基本原理）。然而，管理封建制下工人得到的收益显著减少，资本获得更多利润，并将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收益中的大部分用来雇佣杂七杂八各种经理-中层管理人员（P253）。换句话说，经济的道德面向也在这个环节中被改写了：“管理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托辞，其实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台面下的封建形式，根据政治而非经济的理由，分配财富和职位。”（P255）
5. 小结
格雷伯在本节最后给出了一个通则：
奠基于占有和分配财货（而非制造、输送或维护财货）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人口一大部分会致力于在体系内上下疏通资源，这样的体系会倾向将自身组织成繁复、次第井然的阶序，拥有多个层级。（p256）
最后，格雷伯小结了本章对狗屁工作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的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由于无原则地套用市场原则和管理主义原则，导致私部门没有原则地创设高薪、体面的工作，最终导致行政和管理岗位增加，形成一种管理封建制。在格雷伯看来，管理封建制的兴起意味着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已经与先前彻底断裂。
六、社会为什么不反对雇佣增加
上一章，格雷伯讨论了狗屁工作增加的社会结构性成因，本章将转向政治和文化的层级。这个层级也呼应了繁体中文译本擅自加上的标题：既然存在各种形式的无谓雇佣关系，人们为何没把这个现象当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前文谈到了狗屁工作滋长的社会力，以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要经历的心酸苦楚，还发现大家对这些苦楚心知肚明。然而，人们却还是每天照旧去上班，忍受折磨。如果这些工作消失，对生产力也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不取消这些工作，重新分配剩余的工作，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做别的事情呢？
1. 我们对待劳动有一种道德观点
格雷伯于是开始讨论背后的道德文化因素。人们在描述工作和劳动时，总是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神学传统：人具有某种原罪，天性懒惰，而工作本身有某种神圣的履行责任的道德价值。如果有工作被创造出来，人不去做，好像就是意见很不符合伦理的事情。无论如何，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P272-273）。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工作的价值似乎有一套源远流长、流行已久的观点。考察人们对狗屁工作不够重视的社会文化因素，就可以从考察关于工作价值的主张开始。从结果上来看，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似乎有点“颠倒黑白”（p274）：工作的社会价值被认为与工作的经济价值成反比，做的事情越是嘉惠他人，就越不应该获得报酬。（“既然你做的事情有社会效应，而且你内心获得满足，工资低点很正常”）。
接下来，格雷伯对这一主张的历史脉络开始了考察。
2. 劳动价值与“颠倒的平等主义”
考察从这个问题开始：衡量劳动或工作的价值能有绝对尺度吗？格雷伯认为，这个绝对的尺度是找不到的（P275）。经济学所用的效益中暗含了人类需要的建构性，因此不会有绝对的效益。同样，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建构性，市场价值（或者说劳动的价格）也很难绝对地衡量劳动价值。
人们还会说，劳动的价值在于可以改善生活，但问题又会出现：“改善生活”的社会价值究竟指什么？（P280）一些人会继续用效益和市场价值来衡量社会价值，但我们的直觉也会告诉这两者显然与社会价值不同，甚至相冲突。
在英语世界里，人们也会区分单数的价值（value）和复数的价值（values）（P283）。前者一般指的是金钱或者说经济上的价值，后者则关乎家庭价值、宗教道德、政治理想、美、真理、正直等。当然，这种对金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区分也是很现代的（P285），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将金钱价值尺度普遍化之后才兴起的，社会价值往往就是那些“剩下的”不能被量化比较的东西。而且，现在人们也普遍希望在工作中得到两种价值：人们既希望能拿到生活所需的钱，也希望对世界至少做点有益的贡献（P285）。
然而，正如本章开头所言，在现实中不仅收入和社会价值难以得兼，甚至两者完全冲突相反。这尤其体现在照护阶级（利他主义职业的从业者）上。
这些职业越有利于他人，自己的薪水就会受反向的影响。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颠倒的平等主义：造福社会的人，不该拿太多报酬（P296）。现实中，人们对许多公职人员的态度（比如地铁工作人员、卡车司机、售票员等）就是如此。
具体而言，这种颠倒的平等主义具有特定的道德面向或伦理前提（P299）：他们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前文所说的神圣的责任），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如此看来，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是对你受苦的补偿。既然如此，若你工作有额外的价值，能让你获得很多受苦以外的乐趣那就不需要给钱了。
这种逻辑在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会进一步发生扭曲。从劳动的角度来看，许多人在上班时间忍受痛苦做不愿意的事情拿到养活自己的酬劳，使得自己能在业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这些喜欢的事情往往没有什么酬劳；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直接“雇佣”一些无偿劳动（实习生、运动分子、志愿者、业余爱好者），还会收割互联网领域的爱好者的成果，并将其私有化用以营销和资本积累（302-302）。
那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道德伦理是如何形成的呢？人们对劳动的态度的发生过怎样的转变呢？
3. 对工作和劳动理解的神学根源
格雷伯认为，我们对工作和劳动的理解有一定的神学根源。我们对工作的普遍定义有两个基本面向，都与神学有一定的联系。第一个面向是“劳动作为惩罚之所在”，即劳动所做之事，并非人本身愿意做的事情（“强迫”和“受苦”）；第二个面向是“劳动作为创造之所在”，如果我们忍受着不愿意去做了，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工作本身以外的事情。比如做饭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很辛苦，也很不愿意做，但是为了吃饱也只能这样做（P305-306）。
然而，我们熟悉的对劳动的理解还有第三个面向，格雷伯称之为“服务”面向。（P309）这一面向诞生于中世纪的北欧（广义，包括不列颠、波罗的海三国等）的封建社会。在封建制度中，附庸需要为主人服务，比如农奴为封建主服务，学徒为师傅服务。这种服务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过程，也是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在服务中，不仅能学会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manners）（P311）。
图片来源：知乎
在资本主义兴起后，这些神学根源逐步嵌套进经济秩序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对劳动的态度和经济伦理。中间阶级最早通过宗教的中介开始践行这样的经济伦理。同时，他们开启了一段文化上的“仪态改革”，希望教育穷人工作本身具有的价值，引导/强制他们参与到资本积累的进程中。（P313-314）这一过程既包含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进程，更重要地是关涉到《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描述：新的剥削模式和经济伦理的转换相辅相成。
不过，被雇佣的劳动者在剥削和压迫中很快找到了反抗的可能性（P317）。他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论述“劳动的价值”。他们接过了“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这一论述，强调劳动的价值实际上由劳动者创造，他们因此理应是工厂中创造出来的财富的所有者。劳动价值论反而成为了工人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剥削的工具。
4. 现代工作的吊诡
不过，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在北美的扩展，刚被工人运动改写的论述又被改写了回来。资产阶级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同时，在大工业资本的利益代表人的努力下，资本被重新描绘成财富的创造者。机器、管理技术、营销网络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更重要的生产要素。格雷伯认为，这次“权力的逆转”其实早有理论伏笔：
劳动者在上一次的改写中，基本继承了劳动的“创造面向”，即强调劳动要做出某种新东西、有某种产品。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匠的劳动过程明显展现出他们在制造/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在机器大工业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被去技能化的工人仿佛只是一个生产要素，甚至其重要性远不如技术进步、管理革新对财富积累的作用大（P324）。
实际上，劳动中的“照料”层面并不比“创造”或“生产”层面少，甚至反而更多。对人的照护和服务，对物品的修理和保养等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和重要，尽管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他们的劳动也经常被贬低（P325）。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动进一步去技能化，工人越来越像机器，劳动失去了某种创造的神圣性。由此，人们逐渐不再以参与的工作来标识自身（教师、工人、公务员…），而更多希望以消费身份来标识自身(xx爱好者)。然而，人们似乎依然相信工作伦理中的惩罚面向和服务面向。格雷伯认为，这是因为惩罚和服务面向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大多数人都要面对的“现代工作的吊诡”（P331）：
（1）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跟赖以为生的工作过程密不可分。
（2）大多数人憎恶他们的工作。
要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工作最不堪之处，就是它自身的目的（P333）。用早期新教伦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卡莱尔的观点来说，工作应该是痛苦的，“形塑品格”的就是工作的心酸本身（P333）。
人们也许会以为，这套工作伦理与功利主义所宣称的追求“效益”的经济理论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宗旨相互冲突。格雷伯觉得不然，两者的斗争其实在较高程度达成了统一，共同形塑了当下的社会生活：
说到底，驱动人类的向来是、而且必然永远是对财富、权力、舒适和愉悦的追求——这个信念必然永远跟一种工作的学说互补，亦即将工作视为自我牺牲，认为正因为工作是心酸、虐待、空洞和绝望之所在，才有了价值。（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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