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初心 | 二十世纪的木兰辞——革命的“女神”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 《先锋：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 发布时间：2021-07-01 阅读：3082 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食物君特推出“坚守初心”系列，以纪念那些人民的英雄和英雄的人民。此系列既包含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又有着早期共产党人为信仰而奋斗的事迹。
这些故事将时刻提醒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是共产党人得以团结凝聚的初心。
导 语
朱霖，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革命家，原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于2021年4月12日逝世，享年101岁。本文节选自《先锋：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是对朱霖生前的访谈录，当时，她老人家83岁。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一个女战士，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人没有特殊利益，忘记了人民就是背叛历史。”朱霖这样说。
作为共产党员，朱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女性，她是情真意切的平凡母亲，更是自尊、自强、为妇女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代表。直至离休，朱霖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她将某些官员TWFB的事实材料转交DZY，在可能遭受报复的情况下，是革命老区的人民像当年保护八路军战士一样，再次保护了朱霖。
“我的生命和整个经历，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朱霖始终用保尔柯察金的话检验自己的生命，在其朴实无华的叙述下，是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使命的坚守，那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一二九师政治部女干部林纫篱、朱霖（后中）、陈书琏
朱霖，原名文佩卿，1920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司马村一个农民家庭。
1937年从美国教会中学(太谷铭贤中学)肄业，参加太行地区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18岁的朱霖在抗日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在晋冀豫解放区党代会上，作为党代表的朱霖与时任晋冀豫军区政委，区党委军事部长的黄镇懈逅并结为伉俪。
1941年6月，朱霖由太行二区地委党校教务主任，调八路军129师组织部干部科担任营级干事，参加了包括百团大战、十字岭战役等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经历了太行山斗争全部的艰苦岁月。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朱霖被提拔为正团级干部，荣立二等功。1948年从太行山区调入河北平山县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大会。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入北京。
1951年1月，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
1954年11月，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亲自参与了著名的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的保卫工作，并陪同周恩来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主要外交活动。
1961年5月至1964年6月，担任外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外组组长。
1964年5月担任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一等秘书。
1973年5月，和黄镇主任一起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中国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
1977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此后曾随黄镇三上太行山，重回革命根据地。
朱霖精通英文、法文和匈牙利文。
1978年在全国妇女第4次大会上被选举为常委，1983年被选举为全国妇女第5次代表大会中直和国务院代表团团长。
1982年9月30日下午，朱霖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外交部坐公共汽车回家，开始了离休生活。
1996年以来，离休后的朱霖不断接到河北老区人民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贪污腐败的系列事实，朱霖将这些材料忠实地转给党中央。程维高等怀恨在心，开始在太行地区调查朱霖是“何许人也”。太行革命老区的人民像当年保护八路军战士一样，再次保护了朱霖。朱霖说：我不相信我在21世纪会坐共产党的监狱。2002年，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贪污腐败被查处。
我的童年
我是1920年2月，也就是1919年羊年的腊月出生的，我的二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文佩卿。
我的老家是山西孝义县的司马村。我们文家也是穷人，我的二爷爷文天龄在北京琉璃场当学徒，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给家里买了十来亩薄地，但是我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记得三爷爷常拉我到处借钱，到年关就更是借高利贷了，那时候，我家一年四季吃两顿饭，早饭总是米汤、料窝子，就是用牲口料黑豆、高粱磨成粗粒子，蒸出来是又红又黑。除了过年，从来没吃过饱饭。
我从小感情脆弱，胆子很小，长大连鸡狗都不敢摸一下，七岁上学，既不聪明，也不伶俐，学习成绩差，常被打手心，家中也无人帮助我。只是在北京的二爷爷每年回来两次，他给我讲历史上的花木兰，讲我们家是文潞公的后代，有时他拍着我的脑袋连连叹息，说：可惜你是个女孩子！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们家在司马村还不是最穷的，而我外婆家则可以说生活在最底层，外祖父过世后，全靠外祖母养家，完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母亲14岁嫁到文家，18岁生我，又遇难产，再未生养，父亲在北京学徒的时候沾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几乎不顾家，母亲经常以泪洗面，哭着说：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啊！我那时候很小，就对她说：妈，你不要怕，以后我养活你！
我的二奶奶、妈妈、二婶都是非常善良的妇女，她们做在人前，吃在人后，与人无争。
我的二姨嫁的是个破落户，跟着丈夫住马厩。为了养活丈夫和女儿，二姨到汾阳和太原去当了妓女，40岁害脑溢血就死掉了。二姨的女儿也很不幸，二姨死了以后，她和姨夫生活更艰难，待到父亲去世，她把父亲埋葬后，就吊死在马厩门前，她只比我小一岁。
三姨13岁那年被卖给文水城南村一个38岁的男人为妻，受尽了虐待，自杀了四次，上吊、吃砒霜、吃烟土、钻水缸，都被救活了，死都死不成。三姨是我陪送她到文水出嫁的，她才13岁。
四姨比我小一岁，被送到汾阳城学山西中路梆子，抗战前好不容易要出师了，却被教练活活踢死在舞台上。
我母亲的姐妹们命运就是这么惨。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靠给人家跑腿，母亲为工厂工人洗衣服拆被子，家里刚好了一点，没想到房东的儿子对母亲起了歹意，调戏不成，就找人把我父亲抓进牢房里，那个家伙在模范监狱当书记，父亲被抓走了，母亲哭个不停，我去看守所给父亲送饭，看到满地躺的都是人，三爷爷说，这个汾阳城就这么可怕啊！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只好停学，跟邻居到工厂砸核桃，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是谁都可以欺负的，就这么忍着，从天不亮到黑天，只能挣一毛钱。就这样，三爷爷和妈妈还是很高兴的，一毛钱可以买二三斤小米或高粱面。
等父亲从看守所放出来，我已经停学一年。复学后，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跟不上，只好留一年级，这个时候我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可以少受罪，小孩子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上高小期间，已经有媒人来提亲，让我嫁一个下肢瘫痪的富家子弟，这样一辈子就可以不愁吃穿了。我对我父母说，你们要是答应，我马上死在你们面前。他们就我这么个女儿，也就没有答应。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三留头十四嫁，十五养个胖娃娃。”穷人家的闺女真是没办法啊。
1935年，我15岁，高小才毕业，我当时想如果能进初中三年，毕业就能穿白大褂当个护士养家。当时我的三叔文广华在太谷铭贤中学教书，我就写信求他，他答应了。临走，母亲从旧货摊子上买了两片黄夹帘子，父亲拿出在北京穿过的绸夹袍，妈把它染了一下，给我做成棉旗袍，又将她结婚时穿的三尺半上衣，给我改成单旗袍，我一个人坐火车去太谷，一路上就怕丢掉了行李。
太谷铭贤中学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经过三叔的申请，学校免了我一年的学费100元，我只能住在三叔家里，省了食宿费，三叔每月的薪水只有30元，一家三口加上我，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为了少看三婶的脸色，我就努力多干活，学习压力又大，经常晕倒在地上。三叔怕我得干血痨，带我到医院，人家给了50粒维他赐保命，我自己舍不得吃，捎给了乡下的二奶奶。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个人救助了我，她就是学校女生部主任徐焕之老师，他的丈夫是共产党人，牺牲了。徐老师在初中女生住的红楼里给我找了间耳房，不收房费，离三叔家也近，她还说：你不要老想自己，应该抬头看看国家和社会。
住进学校后，我休息的时间多了，接触同学的间也多了，还有了看课外书的机会。我最初看的是巴金的《家》，一边看一边哭，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了进步思想，像绝望的落水人抓住了生命的稻草。
一·二九运动这个时候波及到我们学校，我的音乐老师王文辅，他在课上讲亡国奴的痛苦，师生一起痛哭流涕，我那个时候参加他组织的抗日流亡歌曲演唱，而且还登台演话剧，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从一个愁眉不展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活跃的人。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
1937年我三叔被学校解聘了，我只能回家为学费想办法，到了老家，二爷爷已经落魄地从北京回老家了，他给了我10块钱。我去看了我的外祖母，她衣衫蓝屡，头上的虱子乱爬，背驼着，腿弯着，正在用麦秸烧火做饭。这副模样让我痛心疾首，她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养她，而且各个命运都那么惨，我只能边哭边说：婆婆，我以后养活你！婆婆，我以后养活你！我就这么一跺脚哭着走了。
就这么一跺脚离开了我的家，从此一去12年。
参加革命
没有钱，学是不能再上了，也正赶上日本侵占山西，学校要搬家了，我那个时候经同学石玉瑛介绍已经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我决定不走，要走就跟着民先走。当时民先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我就和学校的50名同学留下来，进入到太行山里去，去打游击。
我就是在这种家破国亡的时候，参加了革命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组织里有杜润生，他建国后是我们党内的经济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是个大知识分子。八路军129师派来的将军有黄克诚、秦基伟，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但吃饭不要钱，有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们照顾我，我头一次感到非常充实、幸福。
打游击是非常艰苦残酷的，但刚刚参加革命不久，也就是在1937年，队伍到达榆社县城北的峡口村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老农从北缓缓步行而来，同志们说，那就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进太行山了，后面随行的还有大作家丁玲同志，同志们欢呼起来，要总司令讲话。
我是1938年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全国的党员最多也不过三万人。我感到自己新生了。真正的生命开始了。
1938年底，榆次地委调我去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党校的校长就是李雪峰同志。当时到了党校，因为战争的环境非常残酷，所以要求大家都改名字。我愿意和朱总司令姓一个姓，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从此改名为朱霖，这就是我今天的名字。
1940年夏天，急性赤痢流行，那时候我在区委党校工作，参加春耕检查队，已经被传染了很长时间了，每天还拄着棍子去上课，雪峰同志知道了，马上让校医老红军罗医生把长征时带来的一针德国阿米丁给我打上，要不是这一针，我恐怕早已经就不在人世了。痢疾虽然好转了，但却变成了慢性，这么一拖就是9年。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黄镇，是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石玉瑛同志给介绍的，我一开始不太同意，黄镇托石玉瑛给我捎来一只自来水笔和一个笔记本，当时一只钢笔就是奢侈品，我就觉得他是在用物质来引诱我，很生气，把它甩了，是石玉瑛悄悄收起来没有退回。
1939年秋，太行区委召开党代会，我是代表，他是晋冀豫军区政委，也是太行区党委委员，我们碰到一起，他提出结婚。我明确提出我的顾虑：一，他是高干，我信不过，怕被玩弄。二，我要坚持工作，决不当首长老婆。三，不愿生孩子，怕妨碍工作。黄镇当即表态接受。50年的历史表明，他对于我提出的第一、二条真是说到做到，只是第三条未能实现。
当时解放区还没有结婚登记仪式，经组织批准，组织部长给双方谈话就行了，我们是在区党代会期间结婚的，除参加会议的领导外，北方局和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康克清同志一来就问黄镇：你的迫击炮是哪一个？——当时长征的时候，男的叫机关枪，女的叫迫击炮。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镇和朱霖
1941年6月，我调到129师组织部担任干部科营级干事，当时女同志在野战部队是非常困难的，在一次在女同志的座谈会上，当时有人发言说，敌人扫荡这么频繁，女同志在部队会增加拖累。还有人说，在反扫荡的时候，一个女同志骑在马上，一个老红军就指着她的背说：老子身上有许多窟窿，还骑不上马，你身上有几个窟窿，却能骑大马？我听了非常难堪。我下定决心，我是女同志，但是来革命的，绝不会输给男同志。
当时黄镇是政治部主任，他却让我住在组织部，避免同进同出，因为当时结婚的人很少，必须注意影响，我回政治部见他一面，也跟做贼似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了对太行山区的扫荡，1941年秋季大扫荡的时候，为了迷惑敌人，到敌人离我们驻地非常近的时候，领导才下令转移。当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背着背包和部队跑步过章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战场上最怕的就是掉队，一个女兵如果掉队是个什么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拼命跑啊，上下山时，我有意跳沟、蹦脚，只感到肚子疼，肚子里的孩子却纹丝不动，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为了机关能迅速转移，领导决定让将要临产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我还有另外两个女同志四个大肚子单独去打游击，由产科医生马芳晓同志和一位文化干事陪着，我们就在敌人堆里穿行，怀着身孕一夜能跑50多里路。
临产前最后一夜，我们从山上下到一个敌人刚刚烧抢过的小村，涉县的旺林村，烧的房子还在冒烟，好不容易找到两间小房，其他三个同志住进去，我只好住在驴圈里，我和马医生赶紧清除驴粪，把驴吃草的木槽清出来准备放孩子，边干还边开玩笑说，我们当中要出马丽亚了。
我们四个人都顺利分娩，当时汪荣华同志拿出刘师长给他的一个月津贴，一共五块钱，黄镇送来了两只鸡，我们就靠这些东西做了月子。
产后我总是伤心落泪，马医生问我原因，我说我就是不愿生孩子，怕妨碍工作，我是来革命的啊！我要求她快帮我处理孩子，结果就在我生产后第七天，马医生骑了一头毛驴，把我的女儿揣在棉袄里，沿途向老百姓讨奶吃。回到政治部驻地王堡，才在温村找到一个奶妈，交给人家抚养，黄震当时在三分区指挥作战，敌人的一发炮弹打中了跟他在一起的郭国言司令员，他却没有受伤，他回来就抱了一下孩子，说很好。其实孩子当时已经得了红眼，脸上还生了疮，已经不是刚生下来的时候的样子了。
两个月之后，五月大扫荡又来了，敌人用兵三万，就是所谓铁臂合围，这次扫荡前，129师把机关干部也都武装起来了，黄镇这次被派往六区，任务是牵制敌人主力，敌人分九路而来，空陆并进。出发前，我到黄镇的小屋前站了一会儿，心里想，不知道下回是否还能见面。我决心宁死不当俘虏，他忙着收拾东西，看了我一眼，彼此无言。
我和政治部跑步离开王堡，与敌人周旋。那次反扫荡，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从辽县撤离上山后，被陆空并进，超过我们20倍的敌人层层包围了，我们凭险与敌人血战。最危急的时候，那是彭老总、罗瑞卿同志打开了一条血路，才突围出来，也就是那个时候，左权副参谋长坚决要求留下，继续组织突围，结果和许多干部战士牺牲在十字岭上。那次牺牲了左权同志，是党和军队的很大损失。
战斗刚一结束，李达参谋长派警卫员来找我，我非常惴惴，女同志都知道，激战之后，最怕首长找谈话。果然，他告诉我黄镇的电台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了，有人说他腿部负伤，又掉到了山下，就是活着也残废了。之后很久都没有黄镇的消息啊，我也不好打听。
6月初，我们129师机关和边区政府，又在黄岩村一带被1万5千敌人包围了，形势十分危急，师直部队在前面与上山的敌人血战，政治部在蔡树藩主任指挥下，先进黄岩沟，等待夜间突围，到了那里，大白天，发现敌人已经围上来了，他们没打枪，觉得我们已经是囊中之物了，蔡主任立即命令大家顺沟向西边的高山上跑。我因为是刚刚产后，身上背着组织部的机要材料和干粮袋，没有其他男同志跑得快，同志们就拖着我跑，往山上爬。等我们爬到西山顶，下面部队已经和敌人交火了，我们下不去了。
太行山天气酷热，石头一晒，烧饼都能烤熟了，人人口干舍躁，这个时候水就是命，一阵激烈战斗间隙，同志们喊快下山，因为我们的部队打走了控制唯一水源的敌人，我们跑下山直往肚子里灌水，谁也没有水壶啊。
接着往西北突围，遇到了敌人，把我们压在沟底，这时候已经找不到水喝，看到石头凹里有一摊牛羊喝剩的水，里面夹杂着牛羊的屎尿，我一下子就喝了五碗，好像还很渴，这时候看到蔡主任的爱人陈书涟同志从石头缝里掬出一碗水来给我，里面还有小蛤蟆蝌蚪在游，也顾不得了，三口两口就喝完了。
敌人马上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迅速前进，我就抓住组织部直工科长韩连生同志的皮带，跟着他，跑过了这段危险地带。就在这次反扫荡中，光政治部宣传队，就有三个女同志在隐蔽地被俘。
我们就这么突围行军，夜里，遇到了区党委书记李雪峰、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一家包括他们三四岁的儿子小胖子，只见小胖子用梆带捆着腰，妈妈拉着梆带，小腿走得还不慢，干部和战士们就拿出碗来说，小胖子，尿点尿吧，叔叔太渴了！小胖子发愁地说，你们都来要，我没尿啦！
后来才知道，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因为两千多机关干部没跟上他们一起行动，担心极了，师长说，那个队伍就像背上玻璃电灯泡赶集，经不起碰，有个不测，我怎么向同志们和中央交待啊！实际上，要不是他将新一旅布置下来阻击敌人，掩护我们，我们很难突围出来，直到我们都突围出来，他才松了口气。
突围出来路过温村同志们让我去看看孩子，奶娘正在给孩子喂奶，一见我就欣喜地说：你们可回来了。敌人来了，奶爹在山上掏了个洞，把孩子和奶娘藏在里面，敌人就在外面打死个村里人，把奶娘吓得拉了一裤子屎尿，可是孩子却睡得呼呼的，奶娘说这八路军的孩子真命大啊，要是当时她哭一声我们娘俩就全完了。
当时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到太行山来，她拿出小照相机，把孩子和奶娘摄入镜头，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过了好多天，黄镇打了胜仗回来了，他也没落成残疾。
那是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岁月。残酷的岁月。
战时的政治与生活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解放区要提振士气，还要改善生产，组织演出，压台戏是《雷雨》和《日出》，为了配合整风，还演《钦差大臣》、《蜕变》，那是非常有水平的。
只要是农忙季节，干部、战士都下田劳动，减轻人民负担。当时的生产部长张克威同志是美国的农学博士，抗战爆发，抛下老婆孩子回太行山抗战，他当时规划了一个水利工程，引水上山，在河滩上改造良田，后来在太行山还种出了稻子和金皇后玉米。老百姓编民谣唱：水流南山头，吃饭不用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当时的首长没有一个是特殊的。彭老总有一次下部队检查工作，人家给他一条新毛巾洗脸，他把新毛巾一甩，拿出自己的旧毛巾就洗，还严厉批评说，你这是什么作风。他下部队从来就吃食堂的窝窝头，谁要加一个菜，没有不挨骂的。新十旅旅长赖际发每次来就让老总吃战士的饭，他说老总吃得香，他就从来没挨过老总的骂。
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才能搞精兵简政，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就是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
1943年秋，129师番号撤销，彭老总、刘师长、蔡主任调延安，邓小平政委留下负责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工作，成立了晋冀鲁豫大军区，太行军区由李达任司令员，黄镇担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从1943年夏秋开始，太行地区遇到了三年大灾，苦旱、蝗虫并至，蝗虫劈天盖地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完了，军民求雨心切，我到现在还对天晴、天阴特别关心，因为那时候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老百姓的收成拴在一起了。
部队规定，平时每人每天三钱油、二钱盐、一斤粮，后来又减为8两，每人每天要拿出4两粮来救济老百姓，每个单位负责几个村，要保证不能饿死人。
这个时候政治部还进一步规定，每人每天必须交二斤野菜，我们就满山遍野挖，回来煮在锅里吃，同志们实在饿得不行，就来了精神会餐，有同志说四川腊肉怎么好吃，大米饭鱼怎么好吃。我就说，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没吃过，也不想吃，我啊，就想吃有醋的白面条，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有白面和醋吃，我就很满足了。同志们都笑，说你标准也太低了。
孩子们就更不容易了。寄放在奶娘家，奶娘要劳动，孩子放在炕上，政治部有五六个孩子是掉进开水锅煮死的。后来办了军区托儿所，收了20来个孩子，一场痢疾下来，就死了七八个，卫生部长的孩子也在其中。
我们的孩子算是最幸运的了，大女儿二乖，一岁时眼睛要瞎，奶娘急得呀，正赶上钱信忠部长出差路过带了一只药，马上给孩子洗眼，终于得救了。两岁又得赤痢，眼看不行了，我关押的一个敌人的医生救了她的命。大儿子黑胖，生下来就是软骨，又得了百日咳，提起脚来，小屁股只有一层皮了，也是钱部长给治好的。到两岁半学走路，边走边摇摇晃晃，说：我会走路了，我会走路了，我长大要当医生。二女儿米囤，奶娘家很穷，平常下地劳动就把她锁在家里，长大以后就让她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没人说话，她可以半天半天地坐那里不动。我去看她，她也不说话，我这个当母亲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抗日战争时期，黄镇朱霖夫妇和张南生林纫篱夫妇合影
我只能自己能省就省，把津贴都给孩子买些鸡蛋，自己连吃菜也省了。怀孩子的时候想吃点酸东西，就爬上山摘野酸枣，平常饭吃不下，就让房东给点蒜，后来出现头晕耳鸣，必须立即躺到，半个小时才能爬起来，就是营养不良，血压太低。
那时候我从来没看到有人给首长送什么东西，只有一次，分给黄镇四斤枣和栗子，我把它吊在墙上，等黄镇回来吃，过了几个月他才从部队回来，东西全都长霉了，可惜啊！当时就想，就是首长的妻子，也不应该享受组织上给他的东西。
蔡主任的爱人陈书涟同志是我们的楷模，她是大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南征北战什么都经历了。1958年，蔡主任和郑振铎一起因飞机失事遇难，她痛哭了几天，一周后就带着一家11口还有老母亲，从组织上分给蔡主任的大房子里搬到自己工作单位分的四间小房子去住，保险公司给她的赔偿金全部交公，自己雇不起保姆，她就承担了全部家务，几十年中她从来没讲过自己有什么困难。1987年她因严重心脏病住进友谊医院，她把我叫去说，“我要求你帮助我安乐死，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为人民工作，而每天住院费要花70元，还耽误孩子们的工作。”我心里过不去啊，说我做不到。她说：“没想到你这么落后，那我自己会处理。”当时我哭了。
三天后她要求出院，回家后一周去世了。
什么是无私的人，高尚的人，毕生为人民服务的人？她就是这样的人。
1944年春，杨勇司令员从延安路经太行回前线，把我们军区直属队集中在赤岸村野外，他讲话说：毛主席让我路过太行来慰问你们，同志们受苦了，毛主席送你们几十毛驴驮子油！
我们欢呼啊，回来的时候大家争论不休，有人说毛主席送的是油，有人说是牛，总之是高兴啊。
自此以后，生活有了改善，记得刚刚度过饥荒，搞了一次会餐，吃的是白面馒头和猪肉炖土豆，我当时怀了8个月的孩子，蹲在地上吃了五个馒头，同志们看我脸色发白，赶紧把医生叫来，医生立刻把我放到在原地，我手里还拿着一个馒头，缓过来之后，医生说，你拿这个馒头回去一定要慢慢吃，你的孩子和馒头挤在一起了。
1945年8月15号晚上，我们将要入睡时，突然有人在外面喊：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一时间，欢声雷动，我们抗战八年，终于有了这一天。同志们唱啊跳啊，高兴的，把我们窗台外面晒的西红柿种子也给吃了，那种子可是来之不易，那是张克威部长的老婆从美国夹在信封里寄来的呀！我就担心说明年种不出好西红柿来了，同志们就说，明年早下山了，还种什么西红柿啊！
希望就在眼前
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就要打内战了，1946年初，在美国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黄镇担任我方首席代表，可是当时国民党哪想和平，他们觉得自己武力强大，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他们找了个借口，就把黄镇监禁起来了。
抗战胜利之后黄镇出了这样的事，我只有把悲伤埋在心底。为了这个事，刘师长请我和桂干生同志的爱人到他家吃饭，桂干生同志担任过分区司令员，刚刚在山西平遥牺牲了，他的爱人还带着两岁的烈士遗孤，我马上感到师长叫我来的目的。但是看到桂干生同志的爱人很坚强，也很镇定，我就更不敢惊惶失措了。
黄镇被关押了半年，经过组织营救，最后由美国代表护送回到了邯郸，我方最后一批人员刚被撤回，解放战争就全面爆发了。
黄镇回来就住了三天，就去担任九纵的政委，司令员是秦基伟，1947年八月，他们带领九纵强渡黄河，打到伏牛山，这是解放战争的一大转折，就是我们第一次打到了敌人内线去了，他们渡过黄河的当天，是我生下第四个孩子的日子，我非常高兴，过去每生一个孩子我都要哭一场，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哭，因为我们都感到，中国革命的转折时刻到来了。
太行山的土改搞起来了，祖祖辈辈没出过门的农民武装起来参加解放战争，当时因为总部机关缺大夫，我就按照黄镇给我买的两本书当起了产科大夫，给女同志接生，过去从没干过，先后接生过七八个孩子，有一个逆生，还有一个双生，但总算都对付过来了。
1947年军区直属队召开庆功大会，给我立了二等功，在台上的立功人员中，就我一个大肚子的女同志。接着我被提拔为团职干部，在这之前，我在营职上干了七年。
1948年间，我和黄镇一起被调到总政，从太行山区进入到平山县夹裕村工作。那时准备召开全国妇女代表会议和部队家属工作会议。会前找我向邓大姐汇报，我重点讲了两点：第一，部队的女同志并不是家属，她们都是做工作的，她们与男同志比，一点也不特殊。二，重男轻女的观念在部队有反映，提拔干部的时候很少考虑女同志，而精简机构的时候总是首当其冲。政治部的干部部应该重视培养和任用女干部。
我在胜利的前夜差点就没挣扎过来。1948年11月底，我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感染了产褥热，高烧持续41度，几乎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也不见效，同志们站在炕前说，朱霖！你一定要挺过去啊！胜利就在眼前了呀！
还是傅钟夫妇救了我的命，他们把给自己孩子留的最后两瓶盘尼西林拿出来，救了我的命。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好几次是同志们和战友把我从生死线上抢下来的。
1945年夏，黄镇夫妇和倪志亮夫妇在涉县王堡村
1941年1月初，我生产后不到40天，平津指日可下，太原即将解放，我决定趁机回趟老家。我是独自一人回家的，沿途到处是国民党的散兵和败兵，我穿着解放军的军装独自走在刚刚结束战争的土地上。
我在介休北一个小站下了车，等到天亮雇了辆车，回到了阔别依旧的家乡司马村。
村里一片破败，进到自家院子，静悄悄没一个人影，垮进窑门道，就见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立在那里，只能从眼睛里才能看出，这就是我的二爷爷。是他把我抚养成人，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我喊一声爷爷！他说你是谁？我大声说，“爷爷啊，你的孙女佩卿回来啦！”
他抓住我的手辨认了半天说：“我孩儿----真是木兰从军一十二载啊！”
的确，我从1937年离家，到1949年，整整12年了！
我父母住在对面邻居家的一间房，母亲站在门口等我，看我一身戎装走过来，我喊了妈就哭了起来，而她忍住了没有掉泪，她认为不吉利，就是说：谢天谢地，你可回来啦！这是大喜事，我许了天地爷，只要你平安到家，我就要谢羊。我一看这个家，连水缸都是拣来半截的，数九寒天不烧火，水缸都结着冰，炕上有两床破被，铺着个破席子，我想，他们怎么能有钱谢羊？
过了一会儿，父亲领了肉铺的人来，牵来了一头羊，手上还提了二两酒，他们将酒烧开，将热酒倒在羊毛上，羊被烫得抖了一下，说这一抖就是天地爷已领了她的供品，肉铺的人把羊领走去杀了卖肉了，这样就只花了很少一点的钱。
我走了12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故，二叔、三叔都让日本人的狼狗吃了，二婶改了嫁，三婶病死了，我自己的家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简直已经过不下去了。
我从部队走时，同志们给了我一条咸鱼，说是战利品，也给了我10元钱，此外，我还保存着太行军区给孩子们发的120斤粮票。几位揭不开锅的叔叔、大爷，哭着跪下要求我救济。我心酸极了，一个解放军，身上并没有钱，有什么办法呢？我让父亲把粮票换成粮食，大家先分着吃，我给叔叔、大爷们说，村人民政府刚刚成立，马上就会进行土改，共产党一定会让你们吃上饭，我给我的二婶说，等我有了钱，一定寄给你。
家乡不久进行了土改，我在乡亲们的企盼中离开了家乡，回到河北平山。
第一个国庆节
1949年3月5—13日，毛主席在平山西柏坡主持了七届二中全会，就在那时我们的毛主席讲了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告诫全党，务必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样一种拼命精神。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给全党下发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
牺牲了千百万优秀儿女，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残酷，我们共产党人在人民的支持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在炮火里打出了新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胜利了。可是许许多多牺牲的同志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胜利来之不易。我总是在想，毛主席告诫我们党的话，就像是刚刚说过的一样啊！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长征中就知道黄镇同志爱好美术，就将设计军旗的任务交给了他，他设计了三幅，其中一幅我记得是红底，左上方是一颗黄色的大五角星，周围是三颗小五角星，周副主席很欣赏，说这个设计说不定以后制作国旗的时候还会用。
1949年3月底，黄镇随同毛主席先进驻北京香山，我们机关的女同志和孩子们是4月初坐着卡车进城的，我们进的是西单宣武门，孩子们可活跃了，见到带礼帽的就说是汉奸，看到烫头发，搽口红的就说是妓女，因为孩子们在根据地看戏其中的演员就是这个打扮，我赶紧让他们不能乱说。
进城后依然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发五万元旧币，一切生活都靠它，我们已经非常满足，黄镇听说西单有个沙锅居，要请我去吃一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馆子，坐下后，他一摸，身上只要二万元，我担心不够，他就说，少要一点，尝尝吗！这顿饭花了一万多元，吃了两小盘肥肠，几个小烧饼，还有一碗汤，觉得真香，其实肚子并未饱。
同志们知道我过去经常拉肚子，就把我拉到德国医院(北京医院的前身)检查，化验结果是我肚子里有很多阿米巴细菌，需要大量服药，立即住院。大夫大为惊奇，说1940年害的赤痢，到现在已经9年了，一般说细菌早就跑到肝脏里，命早没了，她现在还没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插话说：我是解放军吗！解放军抵抗力强啊！大家都哄堂大笑。
我是在病床上度过了第一个国庆节，没能参加庆祝活动，可是当游行队伍路过医院，我在病床上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精神为之一振，现在，每当听到电台播唱这首歌曲，就会想起当年欢乐的情景。
开启外交生涯
1951年，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去外交部报道，本来黄镇正在总政筹备干部部的建设，所以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调到外交部后，给我们举办了干部学习班，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大使夫妇，还记得有越南的黄文欢同志，他也学习作外交工作，由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家的大使上课，毛岸英同志担任翻译，他翻译准确流利，作风朴素稳重，给人印象深刻。
学习期间毛主席和总理接见大使们，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将军，让你们当大使，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毛主席的话很风趣，但我是作干部工作的，理解主席主要是从政治上使用干部的。
再就是阎宝航、胡济邦同志来教我们着装、礼仪、吃西餐，还要求大家要烫发、抹口红、搽粉，我是部队出来的，对这个非常不习惯，甚至反感，有一次还生气地说，“我们干不了这样的工作，也不想作这样的工作！”
尤其是在学习期间，有领导来讲话说，女同志到大使馆就不要作什么工作了，只要参加对外活动就行了，人家叫你夫人、太太也不要忌讳，因为这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大家一听就火了，我们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才来的，怎么是去当夫人、太太呢？集体表示如不分配工作我们就拒绝出国，一致推举我和韩念龙夫人王珍同志，非要见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不可。总理马上让邓大姐来给我们讲话，大姐说外交工作是一条特殊的战线，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她还现身说法，说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时，人家也称她周太太，太太就太太吧，为了革命需要不要忌讳。她还要求我们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说当年在大后方，中共代表团就是解放区的代表，如今你们就是新中国的代表，要时刻想到自己的形象代表国家。我们这样就想通了。
学习班结束后，黄镇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1951年之后，还内部兼管阿尔巴尼亚事务。当时国家给发了一千多万元旧币制装，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不会花，也舍不得花，治装是为了工作，就节省着办吧，衣服首先是到旧货市场上买的，我一看大衣太贵，就将解放军的羊皮大衣换了个蓝色粗呢面子，粗呢子是战利品，所以花了很少的钱。还买了两件旧旗袍，拿回饭店一照镜子，哎呀，简直就是旧社会的太太了，当时竟难受得哭了一场，从旧货摊花二万元买了一个小皮包，30多年来伴随着我的外交生涯，一直用到现在。第一次出国不懂得置办什么行装，还买了些肥皂、手纸之类，反正在国内用的都带上了。
我们把一包一包东西带回饭店，孩子们看了很不高兴，说怕我们变成地主，问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大女儿也犯愁说，她在太行山区看斗争地主，他们家就有这么多包袱，你们可不能那样。我们反复解释我们不会变成地主，他们还是不放心。当时不仅仅是孩子有这种朴素的感情，而且也有的同志就说，你们什么工作不能干，偏偏做这个工作！当年在根据地，连我对于派到敌占区工作的同志的打扮都想不通，同志们和孩子的顾虑都是可以理解的。
1950年7月中旬，我们离开北京，途经苏联莫斯科去匈牙利赴任，这是我第一次当大使夫人，是完全的两个战线，反差极大。就说穿高跟鞋吧，脚上很快就打了茧子，每走一步都很疼痛，于是只能在外交场合结束后马上就换上平底的鞋，因此，我作了那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没穿坏过一双高跟鞋。我也想不通啊，觉得为什么非要这么受罪呢？还是出国前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同志劝过我，说“朱霖，不要生气，我们现在都是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他们男同志穿得整整齐齐是演戏，你们穿上旗袍、高跟鞋，拿上个包包，也是演戏。我们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吗！”听了他的这些话，我才愉快了点。
1950年夏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出使匈牙利
建起匈牙利大使馆
我当时的内部职务是二秘，负责大使馆的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当然首先就是建馆的工作。初到布达佩斯，大使馆临时设在一家旅馆里，我把吃住费用算了一下，哎呀！一天简直要花几千几万斤小米。这怎么行！立即联系匈方，他们很快给我们提供了一层旧楼房，我们搬过去，马上自己开伙，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请匈牙利朋友吃中国菜了。接着就是购置家具了，新家具太贵，每件都要成千上万斤小米，我就按照报上的广告去人家家里买旧家具，当时卖旧家具的大户人家不少，结果买回来的家具又便宜又好，有些直到今天大使馆还用着呢！黄镇擅长美术，亲自搞设计，就这样把大使馆布置起来了。
整理庭院是个浩大的工程，像过去在部队一样，我们也自己动手来干。先在院子里挖一个大坑，把土取出来，将破砖烂瓦填进去，用挖出来的土铺甬道。在劳动中，我们连鞋袜也脱了，住在周围高楼上的匈牙利老百姓都站到凉台上看。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们勤俭节约吗！我们是劳动人民吗！后来同志们年终总结为了这事批评我，说大使夫人不应该脱了鞋袜去挖地，到现在我的档案里还写着“不修边幅”的缺点呢！
院子整理好后，我们就发动大家上早操，地方上调来的同志可以不参加，匈牙利的老百姓都很佩服，说，中国同志真是打仗出身啊！
为了省钱，大使馆的一切工作都是我们自己作，没有仓库，就把包装箱的板子拆下来，一条一格钉成货架子，把东西码得整整齐齐的。大使馆收拾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学匈牙利文了。匈文变格很多，是很难学的文字，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终于能看报纸上的大消息，一般的交际用语也能凑合了。
匈牙利党的总书记拉科西同志知道我在学匈文，1952年冬宋庆龄副主席途经布达佩斯，拉克西总书记拉我给宋副主席敬酒，让我翻译匈牙利文。1953年我们国庆招待会，他对到场的官员说；大使夫人的匈牙利语说得多么好啊！我们国家那么小，他们国家那么大，他们还学我们的语言，真是前所未有！
1950年11月底，我在布达佩斯生下了我的第六个孩子，匈牙利同志给安排了最好的医院，我的第一个孩子生在驴圈里，那时我都没有哭叫过，现在就更不会了。没想到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陈赓见了我说：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啊！我说什么英雄？他就说，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是英雄，消息传到国内，大家都知道啦！人家说，中国的妇女真不一样，到底是战争锻炼出来的，真是英雄！
当时，我的四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在国内，总得来说很好，比在农村时要强不知多少倍，但也有些新问题。1952年我回国开会时，先去看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我一去，老大黄文很快来了，老二黄山怎么也找不到。老师吃完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床底下。连忙把他拖出来见我，我问黄山为什么不来见我，他说，老师上课时说北京有特务，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会有妈妈来看我，我不能见她。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
接着去看老三，是个女孩，她一见到我就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奶妈家的名字叫米囤，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难听。我说，米囤表示家里有很多粮食，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她说，老师让我改叫黄浩。我说很好，那就叫黄浩吧。
最后到军委保育院看老四，是47年黄镇率领部队强渡黄河那天生的，叫黄河。他早把我忘了，不肯跟我走。我说：上汽车！他才高兴了，在汽车上兴奋得直跳，再三问我；你是我妈妈吗？我说是。他说，你是我妈妈啊！赶明儿你可得老来接我啊，一听这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这次回来是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会上总理讲了七点问题，实际上是对两年以来外交工作的总结，这次会议树立了外交队伍的工作作风，树立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风格。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工资问题。当时实行苏联的工资制，最高一级约合500—600美元，我们自己没概念，回国后一算，自己吓了一跳，怎么会给我们这么多钱，怎么会比毛主席工资还高！所有大使和夫人一致提出，不要工资，恢复供给制。意见反映上去，结果不同意恢复供给制，就减了一次工资。以后大约是1956年，又减了一次，成为低工资制。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九九指示”改为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分四级发津贴零用费，吃饭包干。
在匈牙利，我们与拉克西总书记等同志结下了友谊，记得有一次吃饭，拉克西同志礼貌地亲自给我穿大衣，他拿起大衣惊讶地说：有五公斤重哟！我马上扒出里面的皮子给他看，告诉他这是我打仗的时候穿的军大衣里的羊皮，粗呢子面子是战利品，他就说，你们都来看，中国同志是多么艰苦，多么好啊！
拉克西夫妇经常请我们去听音乐会。匈牙利的音乐会举世闻名，我是解放军出身的人，加上平时工作太紧张，非常疲劳，在音乐会上就两手交替揪手背，怕自己睡着了，时刻不敢松懈，这是外交场合啊！
他们夫妇还两次请我们去打猎，黄镇枪法很好，第一次一枪就打中了一只野猪。总书记陪中国大使打猎，其实是亲自作友好工作。
抗美援朝在匈牙利影响很大，匈牙利民主妇女联盟发动全国募捐，一次又一次送慰问品到朝鲜前线，列车出发时，拉克西夫人邀请我去车站送行，许多妇女抱着我哭个不停，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当时还担任大使馆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和大家一起努力搞好馆内的思想作风工作，记得有一次，一位厨师同志端着一盆牛奶快步往外走，黄镇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不小心牛奶坏掉了，要倒掉。黄镇火了，语重心长说，这要值多少小米啊！过去我们喝不上牛奶，现在大盆往外倒，怎么对得起老百姓？你难道不心疼吗！
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位厨师同志对造反派的年青同志说，当时牛奶坏了，我要倒掉，黄镇同志问我，这要值多少小米。这样的领导，怎么能成走资派呢！
当时大使馆的同志亲如一家，党内经常开生活会，黄镇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这些同志都担任了外交工作的重要职务。
转战印尼
我们在匈牙利工作了四年，深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国家。1954年夏，我们满载着匈牙利党和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国休假，休假结束后，黄镇和我被任命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和大使夫人。
临行前周总理在广州接见了我们，总理主要讲了这么几点，一是亚非工作的重要性，亚非人民的独立和觉醒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二是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与匈牙利的不同，条件更复杂，不时发生地方叛乱，台湾特务非常活跃，你们去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工作。总理还一边亲手给我剥柚子，一面嘱咐我一定要协助好黄镇。
到了大使馆我就马上拜会了正副议长夫人、总理夫人和副总统夫人，作大使夫人有了一些经验，觉得比在匈牙利得心应手多了。这里与匈牙利不同的是，外交工作中招待会比较多，当时大使馆前面的大厅比较陈旧，举行大型招待会有些困难，于是决定重新油漆一遍，为了给国家省钱，我们女同志都成了油漆工，大家用睡衣代替工作服，睡衣也都染成花花绿绿的了。窗帘也是我们自己用缝纫机作的，最后，用中国手工艺品，书画和硬木家具将大厅布置一新。
印度尼西亚的形势的确不稳定，为了对付特务特务和地方动乱，我们大使馆遇到的紧急状况非常多，而其中最紧张的就是亚非会议。
我们刚到了半年多，就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为了迎接我国代表团的到来，大使馆上下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大，千方百计破坏，结果就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那天我们正在大使馆给总理和陈老总布置房间，安排代表团住处，结果接飞机的同志回来了，他们低着头说飞机没有到，可能是出事了。哎呀，全馆的同志心都沉下去了。很快电台就广播了，说我们包租的克什米尔号飞机在沙捞越的古晋上空爆炸，我们代表团11位工作人员和记者，还有3名外国人全部遇难。
当时我们虽然知道总理不在这个飞机上，但印尼方面还不知道，华侨更是悲痛欲绝，黄镇一面指示武官带领调查组立即赶往出事地点，一面带领全馆把悲痛埋在心里，继续作好接待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的工作。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外这场政治谋杀就可以把我们吓倒，当时国内外的确有许多人从安全考虑，希望总理取消行程，但是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和进步事业，为了新中国外交，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亲率代表团来参加亚非会议。
亲历万隆会议
总理是4月16日下午取道仰光飞雅加达，那一天我们大使馆全体出动到机场去保卫总理，所谓保卫也只能是人身保卫，这是当时我们唯一能作的。总理一下飞机，黄镇抢一步就站在总理跟前，然后我们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也跟上，他们俩就把总理夹在中间，其他同志，参赞、秘书、领事和我都簇拥在总理周围，层层组成人墙，保护着总理向机场外面走。到了机场门口，汽车都编了号在等着，除了前面的开道车以外，第一辆汽车挂了我们的国旗，当然是总理的车。当时黄镇和杨奇清一搂就把总理送上了第二辆车，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总理上的车本来是我和黄镇坐的，就见黄镇把手一挥对我说：坐头一辆车去！我马上就醒悟过来，上了头一辆车，车队立即出发，实际上头一辆车就坐了我一个人，因为车上挂了窗帘，许多人都以外车里坐着周恩来，我当时觉得如果出事我能代替总理是值得的，就这么走了很长的路，保卫总理回到大使馆。
到大使馆后，总理就住在我和黄镇原来的房间里，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那天晚上我们大使馆的同志相约不要大声说话，以免影响代表团休息，实际上总理一夜都没有休息，先是找黄镇谈话，然后就伏案工作，他房间的灯一直都亮着，我们为了给代表团倒房子，更为了保卫总理，就睡在楼下的院子里，半夜过后，总理来了，看到许多同志睡在长廊里，赶紧嘱咐，“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能着凉啊！”
到达万隆之后，总理住处外面的窗口下每天都聚集了很多人，有华侨、当地人，他们都想看看总理的风采，到晚上11点还不走，总理就走出来，拍拍手，表达感谢之情。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在万隆会议的发言是下午4点45分，当宣布“中国代表发言”时，会场掌声雷动，原来在走廊上数以百记的记者蜂拥入场，许多人站在椅子上。周总理安详的跨上讲台，以洪亮的声音开始发表演说。当时给总理作翻译的是蒲寿昌同志，当时他还年轻，但英语是特别得好。我记得总理讲“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哎呀！全场掌声雷鸣，总理每讲一句，蒲寿昌就用准确流利的英语翻译一句。总理的演讲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蜂拥着跟他握手，一个美国女记者也来给总理握手，说：总理阁下，人们实在太敬爱你啦！
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吴努总理、尼赫鲁总理和英甘地在一起。右起第二人为朱霖。
总理在会议期间广泛地宴请和交往了各国领袖，我一直陪着总理，有时候一晚上要请两次，6点请一次，11点再请一次，当时巴基斯坦财长在会上对我们态度不太好，总理特意将巴基斯坦总理和财长都请来，以礼相待，结果阿里总理当着我们的面，批评财长年轻不懂事。记得是宴请沙特费萨尔亲王和印度尼赫鲁总理后，大家一起照相，总理请费萨尔亲王坐在前排中间，让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和我坐两边，他和尼赫鲁在后面站着，我当时觉得不好意思，想站起来，但总理还是按我坐下，我是女同志，尊重女性吗！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照片。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总理在来印度尼西亚开会前刚刚作了阑尾手术，我们不知道，根本没有好好照顾他，记得有一次我进屋去问总理需要什么，总理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接着马上就继续伏案工作。还是总理的卫士说了一句：邓大姐让我告诉你一下，总理生活上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最多就爱吃点面条或者小包子之类的，吃点蔬菜，没什么要求。我当时不知道总理刚刚作了手术，现在想起来还很内疚。
父母离世
还有一件让我歉疚的事是，亚非会议结束后，我才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其实老人家早在我启程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就去世了，组织上怕我一下子受不了，没有即时告诉我。
我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她就我一个女儿，好容易挨到解放，希望我能多接济家庭，我到匈牙利后，每月给家里寄40万元旧币，一个月只合13万元，也就是后来的新人民币13块钱，对于一个5口之家，实在无济于事。我们的工资本不算少，但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见到工资很难受。抗美援朝期间，我和黄镇共捐了2万元新人民币，等我们离开匈牙利时，发现自己倒欠了大使馆的钱，直到转到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我们才还清。
1953年夏天，祖母去世了，母亲病重，组织上发电报让我回国，我觉得不能因为家事耽误国事，没有及时回国带母亲看病。1954年回国前，组织上把母亲接进北京，还没来得及治疗，母亲就患了脑溢血，卧床不起。这个时候黄镇的弟媳带着三个孩子找来，黄镇的弟弟在新四军的时候牺牲了，扔下一家生活无着，黄镇说我们都包下来吧！我想来想去，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病重的母亲送回家了。当时我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但为了节省坐了硬席车，抱着母亲，把她老人家送回了老家。那时我是刚刚卸任的驻匈牙利大使夫人，即将上任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
与母亲的这次见面成为永诀。父亲是1960年去世的。我1961年回国开会，在北京家中看到父亲临终前给我的信，这封信整整被压了三个月，父亲去世了我才看到，信中说：我病得很厉害，不知你回来了没有，希望给我二两红糖，一两茶叶，我嘴里没味，不愿吃东西，看信后我哭了，他刚60岁，他就我这么个女儿，他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要求，最后那么一点点要求都未能如愿。
忠孝不能两全。作为共产党人，对人民的事业尽忠，对于国家尽忠，也就算尽了孝吧。可是，直到今天，我想起自己的父母，心情都是沉重的，有些事情的处理，未免不近人情，在我只能遗憾终身了。
印尼小插曲
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有200多人，是个大馆，外国人叫我黄夫人，华侨叫我黄太太，我对内是大使馆的一秘，负责党委的秘书工作，我下决心利于时间系统地读一些书，提高自己，包括世界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外交方面的著作印度尼西亚各方面的资料，还有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我用了七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读书计划，光毛主席的著作就读了三遍。对我自己作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教益很深。当时大使馆的党委和党组织是非常民主的，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党的集体讨论，我还总是带头给黄镇提意见，现在看来，我也有偏颇的地方，不是所有提的意见都是对的。黄镇当时常说我：你呀！我在前面卖白面，你就在后面卖石灰！意思是我老与他唱反调。但总体来说，大使馆的工作是民主的，同志们心情舒畅，工作都是很忘我的。
印度尼西亚还有个特点，就是苏加诺总统有四位夫人，这样就要与这四位都搞好关系，更不要说其他的外交活动了，我内外两头忙，跟打仗差不多，有一次下午刚开完会，马上就要去参加外交活动，洗把脸，梳个头，换上旗袍，伸脚穿上我的外交鞋(高跟鞋)就走，走到汽车跟前，印尼的洗衣女工捧腹大笑，她指指我的脚，我才发现我穿的是一只黄皮鞋，一只黑皮鞋，我反正就这么两双鞋，赶紧跑回去换了，自己也不禁笑了。就这样，与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夫人之间还是建立了非常好的友情，1965年我们已经到了法国，苏加诺和他的日本夫人途经巴黎，还专门来看我们，不过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见他那四位可爱的夫人了。
在和上层官员夫人交往中，还有这样的插曲，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由即将担任驻华大使的夫人陪同，那个大使夫人是个著名的交际花，有一次她突然拉孙夫人说，咱们照张像吧！她把我和孙夫人拉在两边，自己站在中间，摄影师要照的一刹那，我一步就绕到宋副主席右边，刚一站好，像就照完了，我和大使夫人两侧，宋副主席居中。回到房间，宋副主席说：哎呀！你真聪明，来得真快啊！我说，我这辈子还没人说过我聪明呢！其实我当时就是想，我们宋副主席是什么地位，怎么能陪人家照相呢！后来果然这张照片上了杂志，如果当时不急中生智，按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的安排，那就不妥当也不像话了。
体会母亲的艰辛
作为母亲，我饱尝了生儿育女的艰辛，我生了七个孩子，大多数是在战争中生的，吃尽了男同志不曾吃到而且也想象不到的苦头，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今天的女同志是多么幸福啊！
记得有一次在紫光阁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总理在路上问我，朱霖，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七个。总理停住脚步说；哎呀！你可犯了大错误了！我指着后边走着的黄镇说，都怪他！邓大姐只好说，继往不咎，还说什么呀！总理说得一点不错，切身的体会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女同志的困难，女同志的付出和艰辛。
作女人还要作母亲，七个孩子的教育和抚养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在出国驻外人员中，这样的困难非常普遍。最小的女儿刚刚满月，我就要去印度尼西亚上任，孩子五个月就送进托儿所，人家不收，只好交双份的钱才收下，孩子遭的罪可想而知。老五、老六生在国外，在国内上学，老师对他们很好，但是回到家里，哥哥姐姐们也小，不懂事，骂他们是在匈牙利吃洋面包长大的，说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还打他们。两个孩子像小媳妇似的。我们回国一进家们，孩子们就都跑了，大女儿跑不及，就躲在门后。我的眼泪就直流啊，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
孩子们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从1956年开始，我给上中学的孩子每人每月发2元零花钱，买本子、笔和上学打月票。有个同志就劝，说，朱霖啊，你真是山西人，现在生活好了，你怎么才给孩子两元钱！我说：我不能让孩子从小花钱吃零嘴。我小时候没钱吃零嘴，太行山艰苦时期能顶下来，现在养成了花钱的习惯，就养不成艰苦朴素的品德。将来再遇到战争，花惯了钱的孩子还能顶住吗！
1961年我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国家困难时期，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没什么吃的，我急得自己也不觉得饿了。加上老五从学校回家时，把一个月的粮票都丢了。全家的粮食只好分着吃。高价糖和点心，我一斤也不准买，不是没有钱，而是认为，这比在太行山的艰苦不算什么。分我的窝头，我总是掰开分给他们，大女儿把那些窝头又扔回我的碗里，他们说，我们不饿，吃得很饱。其实是老师教育他们，不能叫苦。看到孩子们这么懂事，我心底里感到宽慰。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和国家一起度过了暂时的困难时期。
与毛主席的几次会面
从1961年5月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到1964年6月去法国之前，我一直在国内担任外交部党办副主任兼国内组组长，这个时期最难忘的是有多次机会见到毛主席、总理和陈老总等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总政工作，走了3里路，到西柏坡看戏，我们在台下席地坐好后，毛主席也来看戏了。他来时，没有人鼓掌，不声不响，正好坐在我前面，警卫员给他拿了个小板凳，他回头看看，发现我是个女同志，马上移了移他的小板凳，笑着对我说：我不能遮住你哦！
1955年，我们陪同印度尼西亚总理访华，毛主席接见照相，再次见到主席。这次是我站在毛主席上边一个台阶，主席一看我站在他上面，笑着说：哎呀！你真是站在我们头上喽！我们都笑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就是这么亲切。1963年苏加诺夫人来访，我再次陪同接见，毛主席这次很关心地说，你们在印尼工作好久哦！那是赤道上的国家，热吧？
1955年5月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会见访华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官员。后排左起第三人为朱霖。
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邓大姐，她从来不批评、指责别人，总是通过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她对于烈士的孩子是非常有感情的。大姐是我们这一代妇女革命和解放的先驱，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王光美同志要随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有人提出，是否到故宫给她借点首饰，还有人提出，最好到上海去治装。邓大姐就语重心长地说；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走出厨房，反对当花瓶，要求自由解放，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今天全国解放，男女平等，生活也逐渐好了，我们的女同志打扮一下，穿戴得好一点，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又是国家领导人夫人，有代表性，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朴素大方，对内不能脱离群众，对外，我们只要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风格，人家自然会尊重。我们作衣服，北京有很好的裁缝吗，为什么非要到上海？说到首饰，我们在这方面怎么能比得过资产阶级和皇亲贵族呢？有同志就问大姐，说：我们没有真首饰，戴假的行吗？大姐说，我们不能那么做，人家一看就是假的。但如果我们去故宫借高级首饰戴去和人家比首饰，我们是革命者，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对内对外，影响都不会好！
我们的邓大姐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与戴高乐夫人的友谊
1964年中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建交，黄镇被任命为首任驻法国大使。当时法国朝野上下都支持中法建交，这股热情汇成了当时的“中国热”，我们首先是这股热情的承受者。记得当时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沙龙为他们的《铁道游击队》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我们和许多贵宾应邀参加，我们入场时被记者俯拍下来，报纸的报道这样写“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了新中国外交家的风格。”当时能被中国大使馆邀请作客，在巴黎社交界是一种殊荣。
黄镇和夫人朱霖出席电影《铁道游击队》在法国首影式。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举世瞩目，更轰动巴黎，那天我们正有外交活动路过凯旋门，我们的车上挂着国旗，路上的人就冲我们伸大拇指，或者把头伸出窗外，说“祝贺你们！”还有人趴到我们车窗前说：中国了不起！我们活动结束后回到官邸，简直进不了门了，记者已经等候多时，要中国大使发表谈话。进门后电话不断，天天都收到贺电和贺信。
在法国难忘的是与戴高乐夫人的友谊。戴高乐总统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领袖，戴高乐夫人有着很高的地位。我到巴黎后，马上拜会了戴高乐夫人，谈的时间很长，那次还带了一点小礼物，一块绸缎，一条手工的披肩。戴高乐夫人很喜欢，她反复试了披肩说：早就想得到这么一条披肩了。
1967年1月17日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参加戴高乐总统和夫人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新年国宴。
过了几天，总统府通知大使馆说总统夫人要回拜大使夫人，这在巴黎和各国外交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也作了些准备，招待总统夫人的茶点是：中国绿茶、春卷、火腿、枣泥芝麻饼，还倒了一杯皇宫里发明的桂花酒。那次谈得非常好了，总统夫人说，我丈夫和您丈夫都是将军，他们很谈得来。临走我送总统夫人一包荔枝干、一包蜜饯和两瓶桂花酒。并说明酒是给戴高乐将军和夫人，蜜饯给他们的孙子。1966年初，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我们的时候，看到我说，朱霖啊，你是世界有名哦！我吓了一跳，总理接着说，你看，戴高乐夫人到大使馆回拜你这个大使夫人，这不是世界闻名的消息吗？
戴高乐夫人帮了我们很多忙，包括收回被台湾当局占据的大使馆的房子。他们晚年的时候给我说，法国有句谚语，大意是说人在上天堂之前一定要去中国看看。总统夫人说，我们夫妇很愿意去中国访问。我立即表示热烈欢迎。但很可惜，1969年总统竞选失败，退出了政坛，隐居在科伦贝双教堂，不再与公众见面，他们访华的愿望竟然也没有实现。1979年，戴高乐将军和夫人先后去世了，我感到非常悲痛，戴高乐将军不受左右，是西方大国中率先与新中国建交的，他是一代伟人。
我们是1966年回国，后来继任的是曾涛大使和朱黎清大使夫人。
架起中美之间的大桥
1972年，毛主席、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新的世界新秩序制订了蓝图。1973年黄镇和我以及驻美国联络处的第二批人员到达华盛顿，与韩叙等先期到达的通知下榻华盛顿五月花旅馆，我们在这里开始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工作。
7月4日是美国国庆，白宫和国务院特别安排我们在屋顶的花园看焰火，举行宴会。美国官员说，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非常遗憾，我们美国人干过不少愚蠢的事。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到了，我们在五月花旅馆上升旗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的时候，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华盛顿上空迎风飘扬，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当晚，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宾有500多人，盛况空前。基辛格国务卿率领国会、白宫、国务院的官员到会。美国著名的记者安德森没有接到邀请，但自己跑来，采访了旅馆老板、工作人员乃至服务员和附近的建筑工人，写了著名的报道，后来许多人都是看了他的报道，对五月花旅馆的中国联络处的工作作风赞不绝口。
后来，在另一次外交场合，美联储局长伯恩斯祝酒时说，他们夫妇曾到中国联络处参加宴会，回家的时候，司机才告诉他们，联络处也热情招待了他。他们听了非常感动，觉得我们不分上下，友谊是真诚而且平等的。
在美国5年，我结识了三位总统、总统夫人，另外还有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和巴巴拉夫人。我们到任不久，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就请我们去西部白宫作客。并且安排了总统专机接送。总统专机从华盛顿军用机场出发，一位安全官员开玩笑说，黄镇大使，你现在可以拿起话筒给美国三军下命令，像尼克松总统一样。大家都哈哈大笑。在飞机上俯瞰美国国土，发现中国的山河多是东西向，而美国则是南北纵向的多，山区和沙漠很少，难怪美国虽比中国少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耕地面积却比我们多得多。
我们改乘直升机到达西部白宫草坪，基辛格已经等在那里，尼克松总统随后亲自开车来接我们，帕特丽夏·尼克松夫人站在大门口迎接。在那次聚会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尼克松夫人的话，她突然站直身子，用手势把我的视线引向西方，很带感情地说：你看，这不是太平洋吗？那边不就是中国吗？我小时候也住在太平洋岸边，父亲常指着西方说，那边就是中国。我想有一天应该到中国去，现在理想已经实现。总统夫人说，你看，我们就住在太平洋这边的海岸上，晚间还能听到海浪轰鸣，如果在太平洋上架一座桥，美中两国人民不就联系起来了吗？
总统夫人其实再次说到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著名的访华演讲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不是从一个共同点起步，而是在我们的分歧之间架起一座大桥，中美两国人民创造的一新的国际关系，将开创人类和平的新时代。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英明地回应了当时的世界局势，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我们去看望他们，总统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他最骄傲的事情，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临别时，总统夫人还送我一个腊梅喜鹊瓷雕作为永久的纪念。我与老布什和巴巴拉夫人是在他们担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相识的。记得有一次共进晚餐后，布什要与黄镇谈些政治问题，他说，巴巴拉，你去别的房间玩一会儿，朱霖夫人留下，因为她是外交官。谈到某一个问题，他还特意问：朱霖夫人，你以为如何？
他们夫妇在北京时，喜欢骑自行车到大街小巷转，夫人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对中国有切实的了解。他们离任后又几次来访，1979年巴巴拉是自己来的，我邀请她到家，亲手为她作了好几道中国点心，她说在北京到中国官员家作客是头一遭，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变化很大，衣着都漂亮了，她也高兴，但是看到北京街上出现了广告牌，她说：这是坏东西！美国公路两旁许多广告牌刚刚取消，你们反而到处竖起来了！她的意见是坦诚直率的，说明她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后他们夫妇还给我们寄贺年卡，并附有全家照片，包括他们添了几个孙子，养了一只小狗，都在照片上显示出来。老布什20多岁就是百万富翁，但家里并没有一点豪华之气。也许因为他当过兵，二战时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曾经被日本炮火击中，大难不死，因此，他的风格就与别人不一样。
1974年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斯科特（共和国）和夫人、曼斯菲尔德（民主党）和夫人到黄镇主任官邸做客。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朱霖
中美关系走过很长时间的弯路，要加深了解不是一瞬间的事，尤其是美国国会的个别议员，并不可能一下子就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尼克松总统、卡特、福特总统，包括后来的老布什总统，都能从战略眼光和世界大势考虑中美关系，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
特别值得说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她是埃得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30年代，她继斯诺之后访问了延安，她是《续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的作者，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向美国和世界介绍我们的美国朋友。我们到美国的时候，她年老体弱，经济拮据，处境非常艰难。黄镇同志多次接见她，安排她到中国访问，恢复了中国人民与这位老朋友失去了多年的联系。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无私支持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和革命事业的美国老朋友。
美国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美国社会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根据我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也可以清楚看到，虽然法律规定私人生活不得侵犯，但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银行等利用计算机掌握了大量私人的收入、生活和职业方面大量的材料，其实是没什么隐私可言，侵犯私人生活的情况是广泛而普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相反，有钱人就是犯法，交钱就完事了，可是穷人一旦被抓进去，那就无人过问了。
美国是非常强调人权的，主要是在国际上，至于国内，美国民权委员会主席就说：“假如你把少数民族、妇女、老人、残疾人、宗教团体加起来，就会看到美国的大多数，就会看到美国制度就是20%的上等人压迫80%的下等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他是黑人，他也说，美国黑人通过斗争获得得一点生活改善，现在正在消失。1976年，就是在教育上，黑人也是非常不平等的。波士顿的白人为了反对校车同时接送黑、白学生，竟然示威游行，闹得很厉害，这就是触目惊心的种族歧视。印第安人被屠杀得差不多了，就给他们一块保留地安身，可是70年代发现那里有宝藏，就又侵占“保留地”，大肆掠夺开发地下的资源。印第安人不服，只有向法院起诉，就给了一点象征性的补偿，这就是人权吗？美籍华人也是歧视的对象，我接触过许多杰出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可是升到一定级别，就再也不能升为管理人员，有些人幻想美国遍地是黄金，这种幻想是非常幼稚的。
美国是个贫富悬殊非常大的国家，今日美国大致有10个大财团，1974年，这10家已经占美国公司资产总额的30%。其中两大财团又占10个财团资产一半。进入80年代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占全美人口不到1%的富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占全美40%的穷人的收入总和。美国的穷人不但上不起学、交不起房租，而且连看病也看不起。有些访问过中国的朋友，经常对我说，美国如果现在有中国那样的赤脚医生就好了，那样社会矛盾就会缓和一些，老百姓的寿命就会提高一些，负担也会轻得多。
美国的犯罪和浪费也是惊人的，单说汽车这一项，不要说资源的耗费，就是每年死于车祸的就有5万多人，他们在越南打了8年才死了4万5千人。国民党元老顾维均晚年住在纽约，常到中央公园去游逛，三次被抢，有一次他身上没带什么钱，强盗还把他好好训了一顿，让他以后一定要带钱，他只好允诺。
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生活过的人，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我见到的美国，而且我们的确要思考，我们的确要广泛地学习各个国家的长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走美国那样一条路？我认为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对比，对于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年青人是非常重要的。
迎来离休生活
1977年，我们奉命从美国回到北京，黄镇同志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我仍然留在外交部，马上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错案的工作。
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是我们的宗旨，我们按照这个去作，就无愧于人民。
1983年9月全国妇女5大召开，我被选为中直代表团团长，我声明，将来的工作要靠更年轻的女同志，我今后不再担任这样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亲身参与了这个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求解放的伟大斗争的女同志，我今后一定要继续自尊、自强、为妇女解放的事业奋斗下去。
1982年1月，我给政治部和党委写了离休报告，还抄送了中组部，报告送上去，领导很长时间才找我谈话，要求我再干一两年。我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有一大批忠诚于人民事业的年轻人上来，我们的党才会兴旺发达。我是作政工工作的，这样的事情，我必须带头。
1882年9月30日下午，我站完最后一班岗，将存在办公室的书籍捆起来，端起办公桌上的水杯，高高兴兴离开了我工作了大半生的外交部。
离休之后我的生活是很好的，不愉快的事情当然也有，比如有一次要去参加一个老战友的追悼会，给车队打电话要车，那里的同志说：什么汽车队！现在没有车！我知道，他们抽老同志的车去赚钱分红，却不准我们用车。走到街上遇到小青年背后一拳：你这个老太太！到菜店买菜，人家嫌我动作慢，训斥一通，看个病也要看人家脸色。对于这些我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吗！所以领导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共产党人的忠诚、老实，老实人最终是不吃亏的。
重返太行
1988年，我随黄镇同志回到太行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算起，我们是三上太行山了。在太行山我们走了20多个县和广阔的农村，亲眼目睹了解放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左权同志牺牲的地方，山西省左权县，从1980年到1988年，财政收入增加了近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一倍多，农民的人均收入则增加了近5倍。非常明显的是，其中农民的收入增加的是最快的，其次是县财政，然后是工农业总产值。从这个非常明显的结果来看，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国家的政策明显地向农民利益倾斜，农民收入的增加特别与副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有关。
黄镇走到每一家都要去看看米缸里的粮食满不满，看到都是以细粮为主，我们还不放心，在涉县，我故意向县委提出要吃当年吃过的柿子皮糠炒面和糠饼子，县委派人去张罗了两天，才拿来两斤质量大大提高的糠炒面，糠饼子终于没有找到。这说明太行人民吃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终于放下心来。
解放以来，农村的发展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组织起来才能发展生产，组织起来才能战胜自然灾害，这就是太行山区产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基础。但是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主要是过于强调“以粮为纲”，而忽视了副业和农村集市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会不会产生一个瓦解农村社会的黑势力？会不会产生一个威胁基层党组织的资产阶级？这是过去长期争论的问题。但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只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好，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如河北涉县，西戍村的女支部书记刘金鱼同志，她当年曾经帮助李雪峰同志奶过孩子，如今她带领群众开矿，赚的钱先盖学校，然后给教师提高工资，她带领党支部不拿钱，这里不愧是党的基层组织最早建立起来的地方，我们感到，只要党的基层组织在，建设得好，我们的农村就会更好的发展。
在太行山我们经常夜不成寐，见到熟悉的乡亲、英雄、模范，也到每个烈士陵园去鞠躬致敬。黄镇自言自语地说：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已在此地躺了几十年了，而我们却享受到了新中国的一切，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一定对得起你们！我们都流出了眼泪。我们这些老战士，亲眼看到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优秀儿女，看到我们党、我们国家走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到了古稀之年，不放心啊！
1988年黄镇朱霖夫妇在涉县王堡村看望老房东
11月底我们回到北京，感到显然和革命老区的气氛不一样，一些人只顾眼前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更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瓜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我心情非常沉重，1988年5月我谈到这样不注意阶级斗争，不作思想政治工作，党不管党，发展下去，有一天人家就要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说到这里，我竟失声痛哭。我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革命者，对那时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我走上革命队伍，就是为了打倒那个腐败横行的旧社会。我虽然退下来了，我还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一个女战士，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人没有特殊利益，我认为忘记了人民就是背叛历史。黄镇同志感到腐败问题会威胁我们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他特别担心农村基层的党组织会垮掉，写了《思想政治工作时刻不能放松》给中央，我也非常着急和担忧。我开始写我的经历《大使夫人回忆录》。1989年底，就在我的书后记刚刚写完的时候，我的老伴黄镇同志，突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次小小的手术竟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黄镇一辈子没有卖过字画，为了太行山打井的问题，他回京后给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每个人都写了一幅字，自己出钱裱好了，送给人家，黄镇说：求求你们，给太行山的老百姓打井吧。
黄镇同志一生在战争和工作中度过，在长征的路上，他一路写生，这些画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1947年是他率领部队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消息传来，我们的毛主席高兴啊。50年的共同生活，他一直帮助着我。他在生命的最后还再关心着党、国家的命运，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
1990年清明，朱霖到将军岭祭奠黄镇将军。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子，是党和人民教育我走上为人民、为民族求解放的道路，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女共产党人告诉我说，要少想自己，多看看国家和社会，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是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她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她能够说，我的生命和整个经历，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我现在经常想起我们的毛主席，他在西柏坡告诫全党，务必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样一种拼命精神，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艰苦，也更伟大，我们共产党人是进京赶考啊。
那年我29岁，刚刚把分散在根据地的孩子接到身边，那一年我们从很遥远的太行山，冒着炮火硝烟，一步步走进了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