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不应把塔利班的胜利与中国革命相提并论
来源: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发布时间：2021-08-19 阅读：168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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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变天了，变的是什么天？如何看待其性质？已故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曾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全球垄断资本的侵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持续反抗，在中心国家，这些反抗仍然以捍卫利益为主，但日益萎缩。在一些外围国家，这种反击表现为开展一些向后看的文化性项目，肯定不足以应付21世纪的挑战。许多反击富豪统治的新力量运动，并没有质疑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才是运动所号召动员的群众遭受社会灾难的根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第5页】
在马列毛左派被边缘化，丧失与民众的联系与行动能力之后，向后看的文化-政治集团，还保留着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抗能力，以及对于民众的组织能力，至少说明：以塔利班为代表的“文化向后看”的政治集团，依然能够在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内部对维护秩序的反动力量联盟进行有效的武器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在“向后看”的框架内，部分恢复了教育和团结民众力量的可能性。
向后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想象力，开历史倒车。“向后看”意味着回到封建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人民受神权及其世俗代理人的驱使。这样的政治团体虽然以这些封建落后的价值观念将民众组织起来，反抗了帝国主义，但是却无力将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提升到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将没有能力应付内外部的障碍（诸如民族和宗教分裂），他们很难走得远——因为他们并没有走在真正的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道路上。
作者｜郭松民
责编｜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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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一事件在中国的舆论场引起了狂欢。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狂欢是合理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当美国凭借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开始轰炸阿富汗，小布什总统铁青着脸对着电视镜头宣布，（对本·拉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全世界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出面反对。
那种压抑感，令人窒息。
二十年后，美国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如此狼狈，和二十年前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句著名的歌词，“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美国的失败，意义是多方面的——意味着苏联解体后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正式瓦解；意味着美国无所不能、不可战胜的神话再次破产；意味着美国终究是靠不住冰山……，等等。
但是，有些人在狂欢之余，把阿富汗塔利班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甚至和毛泽东这一光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不合适了，这有可能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和对现实的误读。
在我看来，阿富汗塔利班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仅有表面上的相似（如最后阶段占领大城市的速度），但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02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进步的政治-军事力量，这种进步性是全方位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进步战胜了落后，文明战胜了野蛮，光明战胜了黑暗。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克服了现代性缺点的现代性，是一种反对以大多数人被奴役为代价的现代性，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军事上的势如破竹，仅仅是其“表面”，“本质”则是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又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土地改革，打破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每年必须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被免除，农民由此获得了解放。
土地改革产生了三个结果：
首先，国家终于有了资金启动近代以来被一再延宕的工业化进程；
其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业第一次有了巨大的国内市场；
第三，农业的剩余终于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于农业本身，在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下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的损失，到1980年前后，中国终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亿5千万左右飙升至8亿！
塔利班的“革命”包含土地革命的内容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报道和资料。
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这四大绳索全部剪断了：代表三座大山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伴随着土地革命，移风易俗及妇女解放运动，族权、神权、夫权等或陷于瓦解，或被极大削弱。
1950年4月30日，新中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明确规定：
坚决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妇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这部《婚姻法》，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最自由的婚姻法。
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写道：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以此为标准，中国革命所达到的“普遍解放”的程度也是无与伦比的。
03
回过头来看塔利班。
一场深刻的革命，通常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
迄今为止，塔利班为人称道的主要是“政治革命”，即成功夺取了政权。
在社会革命层面，塔利班会不会对阿富汗目前的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会不会铲除在阿富汗绵延千年的封建和部落势力？会不会帮助阿富汗人民从神权的统治下获得解放？
答案是基本没有可能。塔利班本身就是阿富汗封建和部落势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依靠神权进行统治的。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能期待阿富汗发生任何真正有意义的社会革命，塔利班夺取政权，不过是阿富汗版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
那么，在文化革命层面呢？
如果按照恩格斯的标准，则我们不仅不能看到进步，还会看到大倒退。
比如，尽管塔利班做了尊重女性的表态，但人们还是会为阿富汗妇女的命运担心。
一些资料显示，在此前的塔利班控制区，虽然放弃了绝对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政策，但对女性仍然持非常歧视的态度，女孩子只能上小学，进入青春期之后就绝对不能再接受教育。据估算，塔利班控制区内的小学，女生比例仅为四分之一，中学以上则没有女生。
这里，本文并不是要全面分析塔利班的内外政策及其前景，只是想强调指出一点：
中国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它本身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高峰，而塔利班（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则是一个反现代文明的政治运动，未来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有可能变成一个以人类文明最保守、最远离现代的意识形态——沙利亚法为全面指导的国家。
因此，将两者相提并论是完全不恰当的。
当然，一切事情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塔利班这次重返喀布尔，政治上似乎已经比二十年前第一次统治阿富汗时要成熟，未来塔利班会如何演变，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它如何演变，都和中国革命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