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为何“战胜”了莫迪？
来源: 澎湃思想市场 发布时间：2021-12-10 阅读：1954 次
导 语
莫迪政府在2020年通过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由于严重侵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一经推出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农民组织的游行队伍推进到了首都新德里，占领标志性建筑，在高速路口长期驻扎抗议。然而素来强硬的莫迪政府，在和农民团体拉锯对抗两年之后，出于对地区选举的考量以及抗议强度的顾忌，终于向农民道歉并撤回法案。这次抗议运动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反莫迪联盟是有可能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由于“富农”“中农”对地方的控制而导致的政治经济体系停滞。
作者｜任其然
责编｜喀秋莎
后台编辑｜童话
当地时间11月19日上午，素以政治强人面目示人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一次电视讲话罕见“示弱”——他向农民致歉，并宣布撤回2020年通过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消息传来，在首都德里周围安营扎寨将近一年的旁遮普、北方邦等地的抗议农民欢欣鼓舞。尽管流程上，法案仍要等稍后国会会议召开才能正式撤销。但莫迪政府的这一退让还是让数万抗议农民成为了近年来第一个“战胜”莫迪的抗议群体——莫迪上任后的大量施政——如突然废钞、修改克什米尔自治地位、推行国民身份法案等等，都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莫迪素来无视这些抗议，将他的政策“一推到底”，直到在农民面前停下了脚步。
农 民 抗 议 回 顾
莫迪政府2020年推行的“三合一”农业改革法案是其2014年上任后一系列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这三项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绕过印度超过半世纪的农业采购体制——国家采购计划和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允许农产品在国家监管的批发市场之外进行大宗交易，并鼓励商人自由跨省购销农产品。
印度的农产品采购监管源于英属印度时代，在20世纪中叶加强。经过强化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旨在将全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都通过各地政府设立的由政府监管的农贸批发市场予以流通，并通过这些批发市场中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实现农产品质量分级、筛选和标准化推广。
这一系统在印度各大城市确立了批发市场到摊贩的一级级供销网络。以德里为例，蔬菜零售商们每天都要去就近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所属的市场进货——北德里的阿扎德布尔（Azadpur）农批市场或者南德里的奥克拉（Okhla）农批市场。这些市场规模巨大。如阿扎德布尔农批市场号称“亚洲最大”，24小时不间断开放，占地超过32万平方米。农民将蔬菜运输到这些市场后，由中间人负责，以政府发布的指导价格为基准，和蔬菜买主议价成交，整个过程由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的监督员监管记录。这一过程力图避免农民被中间商欺骗，并给予了农民一方可供查询的政府记录，在买方拖欠货款等情况下便于农民维权。
近年来，超过半世纪之久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系统日益显出老态，政府统一采购和农产品指导价格也日渐显出诸多漏洞。许多农民事实上不在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的市场交易，中间人也常常在乡村地带以低于政府指导的价格收购蔬菜。莫迪政府借势推动的农业改革，看似要将这些印度“社会主义时代”的农产品购销网络送入历史，以更市场化运作的新体系取而代之。
印度冲到红堡的农民抗议者被指破坏与警方达成的协议，导致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 | 图片来源：BBC新闻
但令莫迪没有想到的是，新法案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抗议运动。2020年12月开始，印度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议示威活动。德里周边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等几个人口稠密的农业省份，更是有大量农民组织起来驾驶着农用拖拉机“上京抗议”。12月，抗议农民发起了“去德里”运动，在1月份以拖拉机队伍成功“杀”入德里市中心，一度“占领”了印度国家象征之一的德里红堡。随后，农民们后撤到德里周边的多个高速公路路口开展占领活动，拦截交通，生活做饭并长期驻扎。
莫迪政府一开始如常操作，无视抗议的存在快速在议会通过了法案，大概是盘算着在农忙时节到来之后，消耗了补给的农民会掉头离开。但这次政府失算了。抗议农民在德里附近长期驻扎，并且在家乡安排了相应的机制，轮流照顾田地，农村的补给也源源不断送入首都的抗议人群之中。就这样，就算经历了2021年初席卷印度的大规模疫情，农民抗议仍然持续。以旁遮普锡克教徒为首的抗议队伍还发挥了其社群中强调施舍食物的传统，在德里附近开设了锡克教“大饭堂”（Langar），为抗议者提供免费食宿。
前前后后，印度政府曾多次和抗议农民对话。从头开始，农民一方一直坚持撤回法案，对政府开出的条件和承诺（如暂缓激活法案）并不接受。双方没能达成任何妥协。如今，在抗议持续了一年多之后，莫迪政府终于撤回了法案。
农民抗议为何成功？
莫迪政府对一场农民抗议服软，出乎人们意料。毕竟，在喜欢空口承诺又无法兑现的印度政坛，莫迪一向以“说到做到”的强硬姿态吸引支持。其上任后也推行了许多争议巨大却非常能够证明其“果断”领导力的政策，如2014年取消建国以来设置的中央计划委员会，2016年一夜之间废除大额钞票，2017年大规模改革税制等等。
大多数分析都指出，莫迪的妥协源于他将要面对接下来的选战：2022年初的旁遮普邦和北方邦地方议会选举。这两个邦是印度传统的人口和农业大省，在2019年的印度大选中，北方邦占到了下议院543席位中的80席，其中62席被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获得。先前2017年的地方选举中，印人党横扫北方邦立法会403个席位中的312个，并且推选了一位印度教僧侣担任邦首席部长（行政长官）。控制北方邦的政治生态，意味着巨大的议会席位和大量的动员资源。而在旁遮普，印人党近年来的选举中多次失利，这里是印度北方少数印人党缺少执政根基的省份之一。
印度旁遮普邦地理位置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从2019年大选至今，莫迪的印人党在全印范围内的政治控制有所减弱。印人党执政的邦一级行政单位从高峰期减少到了如今的20个。在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印度教右翼的湿婆军党击败了当地的印人党；在东部的孟加拉邦，尽管印人党在2021年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选票，但是仍然不敌本地的草根国大党，没能够扩大印度地图的“番红花色”领域。印人党“一统天下”的步伐到目前出现了停滞的状态。
在北方邦等地的政治中，农民是一个“必争”的群体。人们往往容易以为莫迪和印人党完全依靠意识形态来实现其前所未有的选举胜利，比如以“印度教徒”身份争夺选票，又或标榜自己是“国家发展”的唯一希望等等。但印度的现实是，往往只有中产阶级会直接被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议程催动投票，而在占据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农村，选举政治仍然有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受到家族、熟人关系的极大影响，并且沿袭地方上1980年代以来成型的种姓政治。
举例来说，在2017年的北方邦大选中，印人党实际上的得票率仅仅是39.7%，但是他们的选战策略发挥得当，其对手分化为中间种姓为主的“社会主义党”和不可接触者为主的“大众社会党”，印人党只需要从这两个种姓群体中各吸引一部分选票，就可以从容赢得任意选区。当年的大多数情况也是如此，在多数选区，印人党候选人获得约40%左右选票，两个对手的候选人各30%上下，最后就是印人党候选人胜出。
但这也意味着，2022年的地方选举中，只要其对手团结起来派出单一候选人在每个选区竞争，印人党的类似操作就无法再取得成功，而这也意味着，包括中等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在内的农民群体更加重要。持续不断的农民抗议显然会严重影响莫迪及其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未来布局。
除了选举政治影响外，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号召力与行动力，也是令莫迪疲惫不堪并最终撤回法案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持续一年多的抗议运动中，最显眼也最有组织力的，是来自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农民，而其中又以贾特人群体尤其突出。贾特人是一个以乡村中农为主，具有军事化组织历史的中等种姓群体。他们的参与和主导使得运动有了相当坚实的主导力量，也令这一运动的模式和其结果与莫迪任上的其他抗议运动——反国民身份法案运动、克什米尔抗议运动、反废钞运动等——鲜明区分开来。
“莫迪改革”的政治限制
莫迪在农业改革上的退让，作为一种政治“止损”，对印人党的右翼政治来说，算是当前形势下“最不差”的一步。考虑到距离选战还有三四个月，政府的主动退让，会将农民的运动显得有点“为反而反”，也让借助运动正在出现的“反莫迪”力量合流遭遇阻碍。而在这种形势下，运动带有的矛盾性质和多重诠释，也就会暴露出来。
某种程度上，农民抗议的胜利可以从两个相当不同的角度同时予以解读。一方面，抗议运动的胜利似乎意味着对莫迪及印人党右翼政治的反对大联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农民运动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富农”和“中农”的胜利，与印度政治经济体系的继续停滞。
在运动中，作为主导力量的旁遮普锡克人并非贫穷农民，恰恰相反，旁遮普是印度土地不平等问题比较严重的区域。邦内的大部分土地由主要是锡克教徒的贾特人等族群中农和富农所有，而占人口32%的“不可接触者”（贱民）仅仅拥有3.5%的耕地。因而后者大多作为农业工人为前者提供雇佣劳动力。
在莫迪的农业改革中，这种土地不平等从头到尾都是政府为改革辩护的论据之一。支持法案一方认为抗议运动完全不是贫苦农民的运动，而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反改革运动。反对法案的一方则指出，旁遮普农村的部分贱民也团结起来参加了反对法案的抗议，因为贱民意识到莫迪的政治依旧是要维护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印度教”内核。
就农业而言，莫迪的改革可以说是“头痛砍脚”。困扰印度农业的长期问题是基础设施不足，对季风雨水过度依赖、耕地细碎化、缺少购买种子和农资的现金周转，以及缺少合适的贷款融资渠道等等。农村的高利贷和现金不足问题是每年导致大量印度农民自杀的重要原因。而改革供销渠道并不解决以上的任何问题，反而会大开方便之门，引入莫迪治下大举扩张的巨型私人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对农民来说，原有的制度并没有多好，但改革无疑是坏上加坏，这一点无论对中小型土地所有者还是农业工人来说，都是类似的。
因而，莫迪改革或多或少让中小土地所有者和部分农业工人站到了同一阵线。从而这种跨越阶级和族群的团结，也就具有了上世纪英迪拉·甘地年代的“纳拉扬运动”（JP Movement）那样的“大帐篷”性质——可以把很多利益有所冲突，但都反对印度人民党右翼政治议程的人通过社会运动团结起来。
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 1902年10月11日 - 1979年10月8日）|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但是，运动本身也加强了作为印度社会“顽疾”之一的种姓和教派政治。在农民运动中，锡克教的出色动员能力，贾特种姓的重要作用，都无时无刻提醒着人们印度社会中以种姓和宗教作为动员和组织手段的政治模式有着巨大的威力。这种政治也随时可能反噬——因为莫迪也是玩弄宗教和种姓政治的老手，比如他会不会接下来将贫困农民和农业工人对中农的厌恶，将贱民群体对中等种姓的不满利用起来为自己服务？不过，莫迪显然不仅没能打破这种政治动员，反而还必须在其背景下施展自己的政治手段——无论是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右翼政治还是标榜现代和发展的亲商业政治路线，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这也是“莫迪政治”狂热的宗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无法突破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