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皮凯蒂新书（2）：财产、意识形态与约翰·洛克的迷踪
来源: 原创译文 发布时间：2022-07-11 阅读：2869 次
导 语
托马斯·皮凯蒂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研究财富集中和不平等而闻名，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皮凯蒂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重点探讨了不平等的起源、维护和存续。此书所引用的理论丰富，数据翔实，全书长达1042页。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理解皮凯蒂的新书，“聚焦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联合主席沃顿·贝洛(Walden Bello)撰写了《解读皮凯蒂（1）：<资本与意识形态>总结摘要》，在忠实概述的基础上仅作少量评论，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皮凯蒂的观点。
本文为上文的姊妹篇《解读皮凯蒂（2）：财产、意识形态与约翰·洛克的迷踪》，意在批判性地评估《资本与意识形态》及其沿袭的美国激进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作者沃顿·贝洛将皮凯蒂的“社会财富的临时私人所有权”的概念置于美国社会思想的激进主义/进步主义传统中，批判性地评估皮凯蒂提出的替代私有产权意识形态的方案，及其对全球南方的现实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沃顿·贝洛的论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其对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批判有忽略白人工人阶级利益的嫌疑，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加以辨别。
原作者 | Walden Bello（沃顿·贝洛，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兼职教授，“聚焦全球南方”联合主席）
译者｜守拙、蔡蔡子、于同、Alvin、惊雷
校对｜理想气体
责编｜惊雷
后台编辑｜逢煊
内容提要（参与式社会主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长达1042页的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沿袭美国社会思想中激进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先驱者包括19世纪初的激进主义哲学家托马斯·斯基德摩尔(Thomas Skidmore)，还有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皮凯蒂和其激进主义及进步主义的先驱都将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视作社会所有的、但其果实被不公正地私人占有的资产。因此，整个社会的任务就是通过累进的财产税、遗产税与收入税来重新取得社会应有的东西。
垄断财富的欲望并不是主要由资本主义的动态所驱动的，而是由“私有产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动力是将其触角从土地延伸到股票、债券等新的财富形式，并使对它们的私人占有合法化。所以有必要建立起一种反向意识形态，以将“私有产权”意识形态去合法化。皮凯蒂称，这一反向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共同所有的财富的“临时私人所有权”的概念。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必须以税收的形式归还给社会，最后转化为社会保障福利、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资本禀赋等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
有趣的是，临时私人所有权与镀金时代亿万富翁兼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倡导的“托管制(trusteeship)”概念非常相似。
皮凯蒂研究私有产权意识形态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它太过强调，人们形成一定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意识形态的代际传递过程是理性的，经过细致计算的。但实际上，人们有一种对私有财产的跨阶级信念，该信念是非理性的乃至反理性的。人们接收到的观念凝结成了潜意识里顽固的信念。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塑造至今仍影响甚深的私有产权意识形态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关于土地价值的“劳动论”，原本主要是为维护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对于深受财富积累所害的人群来说，经过几代人的文化传递之后，已成为阶级团结的最大障碍。
洛克的学说在不利于基于阶级团结的同时，却加强了基于种族的团结，使白人在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上享有特权。洛克和其思想在法国和英国具有影响力，在美国更是奠基性的。然而，皮凯蒂的书对他却丝毫没有提及！
在美国，不同种族在财产和平等权利方面不均等的事实被制度化为“优势种族的民主制”。尽管经历了内战时奴隶制的废除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一制度仍然存活了下来，目前被白人至上主义的潜在意识形态所支撑，其主要政治代表是共和党。
皮凯蒂基于临时私人所有权的征税建议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其缺陷在于，它没有认识到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路易斯·哈茨所提出的美国人“非理性的洛克主义”的力量，并且忽视了白人至上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优势。在财产、不平等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具体的勾连中，这一建议缺乏根基。
非理性的洛克主义在破坏阶级团结的同时，又与白人至上主义互相促进。当前，为了削弱这二者，就要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即意在消除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以及拯救环境的——交叉联盟，进而与遗留至今的白人至上主义相对抗。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运动必须进一步超越共同利益，将其对所有社会团体的吸引力建立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共同基本价值上。
图片来源：focusweb网站
引 言
托马斯·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广泛地探讨了不平等的起源、维护和存续，长达1042页。为了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这位法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关注全球南方”于2021年1月发表了《解读皮凯蒂（1）：<资本与意识形态>总结摘要》，在忠实概述的基础上仅作少量评论，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皮凯蒂的观点。
本文为配套读物《解读皮凯蒂（2）》，不再阐述《资本与意识形态》，而是批判性地加以评估。《资本与意识形态》不仅鸿篇巨制，而且内容庞杂，由多条线索交织而成——有些紧扣本书主题，有些不直接相关，有些则离题较远（但都妙趣横生）。为免长篇累牍，本文仅围绕以下主题对该书加以评论：简要讨论皮凯蒂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将皮凯蒂的“社会财富的临时私人所有权”的概念置于美国社会思想的激进主义/进步主义传统中去；批判地讨论皮凯蒂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解释“私有产权”意识形态的起源与影响力时的局限性；从如何有效反对当今全球北方特别是美国的不平等体制的角度，来评估皮凯蒂提出的替代私有产权意识形态的方案；皮凯蒂的理论对全球南方的现实意义。
一、皮凯蒂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对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原文为：Capit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和《资本与意识形态》两本书的评论中有许多人都将目光聚焦在他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例如，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称，虽然皮凯蒂肯定熟悉马克思理论，但“将皮凯蒂形容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错误的”，“他的经济史方法更贴近亚当·斯密或大卫·李嘉图，而非马克思。”然而，朱迪斯也指出，皮凯蒂自称没有读过马克思其实是在“戏弄你”，因为他确实读过，否认这一点只是为了应付右派的批评。
当代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相反地认为，皮凯蒂没有撒谎，他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皮凯蒂的作品本身就证明了他的确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认为，不管皮凯蒂熟悉马克思与否，他在他的两本书中采用的视角和方法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而后者认为社会变迁的驱动力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动态规律。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而皮凯蒂的分析核心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动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只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态之一或者当前的化身。如果说皮凯蒂称之为“私有产权主义”的体系中还有一条“法则”在发挥作用，那么这条法则就是私人财富的扩张速度快于生产系统的增长速度——即r>g，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著名公式，其中“r”代表资本的年回报率，“g”代表经济增长速度。尽管皮凯蒂观察到了这样的常态，但他不愿意把它称为“法则”，而是更倾向于将它称为“分化的基本力量”。
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皮凯蒂也发现了收入和财富相对份额的统计常态——例如，“最贫穷的50%人口所得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总是不低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原书第266页）——但他同样不愿称之为经济学法则。原因在于，驱动变革的力量是意识形态上的，即根深蒂固的理念系统，它通过为之赋予合法性来保护土地和其它形式的财富上的不平等体制。
图片来源：wikimedia
显然，马克思与皮凯蒂之间有很大差异。马克思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而皮凯蒂则关注私有财产制度的动态规律性，并展示理念系统是如何将这个制度合法化，并使私有财产覆盖的范围从土地扩展到新的财富形式上的。马克思认为变革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物质生产领域，虽然他并不像许多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物质决定论者。而皮凯蒂认为变革主要是思想斗争的结果，虽然他的论述也表明，财产制度的“物质基础”或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发展并非无足轻重。
二、斯基德摩尔-乔治的思想传统
如果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沿袭了某种思想传统，那么，他沿袭的是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斯基德摩尔与亨利·乔治等人发展起来的激进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皮凯蒂很熟悉19世纪末的乔治，但他是否读过19世纪初的斯基德摩尔则不得而知。
激进思想家斯基德摩尔与皮凯蒂一样，认为不平等的根源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动态规律，而在于把不平等分配的财产通过继承法从一代传给下一代。斯基德摩尔的理论认为，个人对财产拥有自然权利，而平等的财产权在将人类劳动应用于处女地之前就已存在，这一点与洛克关于私有财产起源的著名理论正好相反。对土地的不平等占有有悖自然法则，需要加以纠正，而纠正的过程将从对所有人重新平等地分配财产开始。当然，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然差异，于是部分人一生所积累的财产将会多于其他人。但是，只要“废除继承权，并在财产所有者去世之后将其全部财产交还社会，那么自然差异就不会转化成永久性的不平等”。
皮凯蒂与斯基德莫尔意见相左的地方在于，他不赞成废除遗产继承，而是提倡对代际传递的财产在其被传递给富人后代之时和之后征收大额累进税。除此之外，也要征收年度累进财富税，这样就“不用等马克·扎克伯格或杰夫·贝佐斯到了耄耋之年，要将财富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时才能征税。”但我们仍可以在皮凯蒂的话语中看到斯基德莫尔激进精神的影子。例如，在讨论对私有财产持有者征收累进税时，皮凯蒂表示，这“就像永久和持续的土地改革，但它适用于所有私人资本，而不仅仅是农田”。这与斯基德莫尔的想法遥相呼应，即一旦财产所有者去世，他（她）的财产将被归还给社会进行重新分配，此时社会的财产得到补充，社会大众一起对财产进行“一般分割”(General Division)。
托马斯·斯基德摩尔著作封面|图片来源：Wikipedia
皮凯蒂对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乔治在21世纪正在重获影响力）赞不绝口。像乔治和斯基德莫尔一样，皮凯蒂认为所有财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社会的：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确定一项财产是大众共享的自然资源还是由个体发展出来的私人物品，因为所有财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社会的。事实上，所有财富的创造都依赖于社会分工和人类整个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知识资本。没有人可以宣称这些知识为他（她）所有或是他（她）的个人成就。（原书第562页）
亨利·乔治|图片来源：Amazom
乔治认为，人人都有对土地的自然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却造成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一些人因此获得了特殊优势，如因地块位置优越而独占了土地价格上涨的价值。土地价值的上升得益于自然或社会活动，但却完全被土地所有者不公正地占有。因此出现了一个悖论，即经济增长得越多，造成的贫困也越多。地主投机者无偿获取了由整个社会活动创造的收入，是劳工和企业家的大敌。
乔治提出，“如果社会选择恢复自己的权利，那么土地所有者没有资格要求得到公正的补偿”。乔治断言，国家必须通过土地税（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土地单一税”）为社会收回土地的价值增殖。这种比例税(proportional tax)将重新分配不劳而获的租金，并确保没有人可以不公正地从本应属于社会的财富中获利。
乔治只提倡对土地租金或原初土地的价值增殖征税，原初土地不包括所有者在其上进行的任何建筑、排水或其他改进。皮凯蒂则不同，他不仅提倡对土地和自然资源征收累进税，还主张对其他资产如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等征收累进税，因为这些构成了当下个人财富的最大部分。皮凯蒂认为，这样的“财富税”将会和累进遗产税、累进收入税一起，构成一个公正社会的税收的三大组成部分。
三、不平等与意识形态
上文已将皮凯蒂置于斯基德莫尔·乔治的知识传统中。现在我们将关注皮凯蒂试图阐明的核心关系，即不平等制度与维持它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1、意识形态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尽管皮凯蒂并非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并没有将积累巨额财富的动力归因于经济法则，而是强调富人具有发起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攻势的能力。他将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称为“神圣化”(sacralization)。在他看来，组织当然很重要，但进步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揭开不平等制度的神秘面纱或将其去神圣化，并提出诸如累进制收入税和财富税之类的机制，从而社会可以收回其应得的东西。
20世纪反对“私有产权主义”(proprietarianism)或私有财产制度的斗争揭示了思想与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为当代进步主义者反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新私有产权主义”）时代再次抬头的“私有产权主义”提供了正反两反面的教训。皮凯蒂认为，批判私有财产的社会运动是在1914年后出现并成为一股关键的群众力量，但这离不开此前的准备——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中的思想走向前台并挑战了统治思想的合法性。在皮凯蒂看来，“这些思想在政党中得到体现当然是重要的”，但“事实仍然是，在进入政治领域之前，真正的权力夺取是在意识形态和知识上的”，因此“即使是右翼政党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如减少不平等和改革法律、财政和社会体系。” 政党只是更广泛的公民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社会运动的行动者还包括工会、社会活动者、媒体和知识分子等，他们被那些挑战占支配地位的财产体制的进步思想动员了起来。
前文所述的那些动摇当时社会秩序的思想包括社会民主、国有化、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以及累进制的财富和收入税。
然而，反对“私有产权主义”的运动虽然造就了进步主义的制度，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皮凯蒂声称，“战后的社会民主制度是仓促建立起来的，累进税、临时所有权、所有权流转（例如，通过征收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来为全民资本补助筹款）、公司权力共享（通过共同管理和自治管理）、民主的预算制度、公共所有制等议题从未得到本应有的系统和充分的探索。”在皮凯蒂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失败是不平等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了原先趋于平等的良好趋势。”
2、皮凯蒂的“临时私人所有权”和卡内基的“托管制”
皮凯蒂认为，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可能在于将进步主义者的思想即“财产本质上是社会的”与“临时私人所有权”的概念相结合。
有人认为存在严格的私人财产，并且某些人对其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这一想法经不起推敲。财富的积累始终是社会过程的成果，这得益于公共基础设施（如法律、财政和教育系统等）、社会分工以及人类数百年来积累的知识等。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理由要求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每年将其财富的一部分返还给社区——由此，财产所有权变成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
对社会所拥有财富的临时私人所有制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转移支付项目的基础，该项目以社会保障福利、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资本禀赋为表现形式。
安德鲁·卡内基|图片来源：Wikipedia
有趣的是，这一观念——即资本所有权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与亿万富翁、慈善家卡内基的想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认为富人是为他人谋福利的财富“受托人”。作为所谓镀金时代资本家的代表，卡内基认为财富不平等是“暂时的”，并呼吁富人“应该将所有归于他的剩余收入看成是自己受托管理的信托基金，并作为严格的义务以这样的方式来管理它——即依据自己的判断来运用财富以创造对社会最有益的结果。”他不鼓励将过多遗产留给后代，只要可以维持后代体面的生活水平即可。他也正面评价富人在生前通过慈善事业将财富归还社会的“明智管理”。但卡内基更青睐的将财富归还社会的机制明显是在富人去世时对财富征收重税：
在所有税收形式中，这也许是最明智的做法。为了公共的目的使用这些财产对社会是有益的。应该让那些终其一生不断地积累起巨额财富（为了公共目的而适当地使用这些财富将对社会有利）的人感觉到，社会以国家的形式也拥有其财富的适当份额。在富人去世时征收沉重的遗产税，也是国家对其自私的、不值得尊重的一生的谴责。
各国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这是令人向往的。的确，国家很难限定富人去世时通过国家部门征收遗产税归还公众的比例。但是，无论如何，该税制都应该是累进的。小额或中等的遗产税率可以是零，当遗产规模膨胀时则要迅速提高税率，直到百万的规模——就像夏洛克那样，至少“有一半要进入国库”。
指出皮凯蒂和卡内基在“托管制”概念上有相似之处，就会把皮凯蒂置于尴尬的位置，因为他不如卡内基激进——皮凯蒂主张通过征收遗产税来收回富人的部分财富，而卡内基则主张通过征税和慈善捐赠拿走富人的大部分财富，只给后代留下小部分。将皮凯蒂的“临时私人所有权”概念与卡内基的“托管制”概念进行比较并非离题，因为它可以引出一系列关于以临时私人所有权概念为基础的政治方案是否可行的问题。
首先，“临时私人所有权”的想法可能会吸引自由派慈善家和知识分子，但这种想法是否可以成为当今反对运动的核心？在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的时期，它是否具有足够的号召力，能够将受到威胁的工人、流离失所的工人、那些在不稳定工作中生存的边缘化人群、妇女、以及传统上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聚集在一起？这种要求是否可以像20世纪初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呼吁那样鼓舞人心？“对富人征税”的平台能否成为“彻底重新定义”“新平等主义联盟”的知识、意识形态和纲领基础的核心支柱？
第二，是否有群众组织可以“体现”这一计划及其愿景？这个问题不容小觑，因为对抗新自由主义和新私有产权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的传统政治载体，如美国民主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党，已经失去了他们在传统工人阶级基础中的信誉和支持，这是由于他们的领导人“部分接受”了这些要反对的思想，并且越来越成为“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政党，皮凯蒂本人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对这一发展进行了出色的分析。
第三，社会财富只是暂时被私人所有的范式能否强大到足以成为一个与根深蒂固的私人所有制或新私人所有制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既能让其受益者信服、也能让从中受损的人信服？
3、皮凯蒂关于意识形态视角的局限性
要处理第三个问题，我们就得讨论皮凯蒂的意识形态概念。对皮凯蒂来说，意识形态“是对关于令人向往的或理想的社会组织的一系列广泛问题的尝试回答。”他专注于私有产权意识形态，强调了其两面性：
一方面，私有产权意识形态具有解放的维度，这是真实的，不应被遗忘。另一方面，它倾向于赋予现有产权以准神圣的地位，无论其来源或范围如何。这也是真实的，其不平等和威权主义的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原书第120页)
意识形态的关键驱动力是“对虚无的恐惧”，或者说，如果现有财产关系松动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就私有产权意识形态及与其彻底对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其逻辑是将占主导地位的财产关系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一切所有权关系。意识形态神秘化或“隐藏”了真实的不平等关系，从而使这些关系“超出”个人、社区、政府和法院的可及范围。
皮凯蒂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存在的问题是，它过于工具化，即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可计算性和理性特征。实际上，认识到人们对影响其行为的核心思想的坚持是非理性的或反理性的也同样重要。最初可能被理性构建的思想在被接受后，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会凝结成深层的、潜意识中持有的文化信仰。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凯恩斯的观察，即“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强大。
事实上，世界就是由这些思想统治着。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用主义者，通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谈到私有财产，凯恩斯所说的与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的主张尤其相关，在考察私有产权主义的起源和持续的影响力时，洛克不应该被遗忘。洛克对法国和英国的私有产权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洛克的思想在美国是奠基性的。然而《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却一次也没有提及他！
4、洛克主义的非理性维度
洛克最为人所知的是对美国革命的思想鼓舞，他为君主违反“社会契约”条款时的反抗权做了辩护——君主违反“社会契约”最重要的可能原因是他违背了保护其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承诺。但对美洲殖民者同样有影响力的是洛克关于私有财产起源的相关理论。洛克说，将个人与土地的关系从非所有权关系转变为所有权关系的因素是他将自己的劳动与土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基本关系，是在“自然状态”下创造出来的——也就是在通过众所周知的“社会契约”而创造的政治社会出现以前。事实上，捍卫这种原始关系是君主与社会之间契约的核心。
逃离了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后，殖民者的愿望是作为一个小农试图开垦一些被视为“处女地”的土地。正如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所指出的那样，殖民者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心态，一种渴望保护土地所有权不受侵犯而不是积累土地财富的心态。正如他所说，“生活在世界上最接近洛克式的自然状态的地方”，小资产阶级殖民者“在经济上……对损失的恐惧大于对收益的珍惜。”集体文化心理中这种对个人拥有小财产的信念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哈茨断言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描述为“非理性的洛克主义。”就其对美国阶级关系发展的影响而言，洛克主义“把农民和无产阶级都吞没在‘小资产阶级的计划’中”，使工人丧失了社会主义的视野，并将改良主义的精力引导至民主资本主义的幻想中去。
这种深深植根于大众潜意识的“劳动创造私有产权”的洛克式的基本概念与另一个同样根深蒂固的洛克的思想遗产交织在一起：不同种族获得财产和自由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想象着在政治社会诞生之前所谓的“自然状态”，洛克写下一句著名的话：“一开始，全世界都像美国”。洛克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即劳动与土地的结合创造了私有财产时提出，美洲原住民是不能被视为财产所有者的生物，因为他们只是居住在土地上和森林中，而没有耕种土壤。事实上，在洛克看来，美洲原住民可以被等同于“一种与之相处时人类无法形成社会也无法得到安全的野生猛兽”，“因此它们可以像狮子或老虎一样被消灭。”因此，洛克为种族灭绝提供了最有力的道德辩护。
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图片来源：Wikimedia
同样，奴隶制也能从洛克主义中寻到根基，在这位英国哲学家的神学推理中，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和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前者是主人与来自欧洲的契约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后者中主人与来自非洲的奴隶之间的关系则是奴隶服从于主人的“绝对统治权”。此外，奴隶问题是美国革命的核心，因为华盛顿和杰斐逊等关键领导人支持洛克主义的反抗暴政的权利，支持白人的“人的权利”，但他们否认黑人奴隶（和妇女）的这些权利。
英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矛盾，正如著名的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问：“我们怎么会听到黑人司机对自由最响亮的呐喊？”当代著名的交叉性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写道：“如果说现代世界是由欧洲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白人殖民者国家、种族奴隶制）所塑造的”，那么洛克的社会契约“可以……被视为建立在排他性的白人内部的‘种族契约’之上，这种契约否认有色人种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5、优势种族民主制(Master Race Democracy)的变体
美国革命的成功开启了一个自由主义时期，“公民社会的自治取得了胜利，挥舞着自由和反专制斗争的旗帜”，尽管“它刺激了种族财产奴隶制的发展，并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划下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多梅尼科·洛苏多(Domenico Losurdo)所说，“这两种元素像双胞胎一样同时出生，二者之间充满了紧张和矛盾。”洛克的基本思想代代相传，产生了双重影响：非理性的洛克主义既加强了基于种族的团结，又削弱了基于阶级的团结。弱小的阶级团结和强大的种族团结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两个极点，美国饱受折磨的历史将在这两极之间展开。同样的冲突，尽管程度较轻，将在英国和法国自由民主制的演变中留下印记。
阶级紧张局势在19世纪的美国十分普遍，最初试图将投票权限制在实质财产持有人的尝试慢慢被普选所取代，但这是以巩固跨阶级的种族团结、反对赋予黑人同样的权利为代价而实现的。奴隶制当然是南北之间的核心政治分歧，但拒绝赋予黑人选举权是南北双方的共同点，几乎没有例外。因此，正如研究美国民主制发展的杰出历史学家西德尼·威伦茨(Sidney Wilentz)所说的，在美国内战的酝酿阶段，南方和北方的基本差异在于“南方，主要支持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民主，而北方则支持白人男性民主，在黑人男性参与民主方面存在分歧，但憎恶奴隶制。”二者都是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所称的“优势种族民主制”的变体。
第二种优势种族民主制在美国内战后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即使废除了奴隶制， 它依然是一个全方位充斥着种族主义的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之中，对黑人政治权利的非正式剥夺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结合的恐怖主义是战后重建时期南方的常态，在北方，对黑人选举权的脆弱容忍是与系统性的社会和经济歧视同时存在的。
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并未终结优势种族民主制，虽然确实使其短暂退却，但它随后又重新抬头，以臭名昭著的“南方策略”的形式来引导美国政治演化。凭借“南方策略”，共和党使用公开的种族主义和“狗哨政治”——即有意使用隐晦的政治语言和意象诱发种族主义反应——最终成为支持白人至上主义的政党。米尔斯认为，美国的结构和制度是如此种族化，以致于“在没有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公开的法定隶属关系的情况下，白人的支配体系仍然得以维系。”
诚然，皮凯蒂并非没有意识到阶级意识的薄弱状态，也不是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但当他讨论这些现象时，他主要是提供了一个简短的历史说明，描述它们是如何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将上述现象视作私有产权主义的核心特征来分析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建构并实现代际传递的。皮凯蒂假设了本需要解释的东西：为什么私有产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几代人之间是如此根深蒂固。
如果说他提供了一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只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工具主义——即精英阶层有意使用种族主义或“社会本土主义”来分化人民。即使作为历史叙事，他的解释也存在极大的缺陷。例如，他将社会本土主义即白人至上主义的诞生追溯到19世纪末的战后重建时期，而事实上，自17世纪的殖民时期，白人至上主义就得到了稳步发展，洛克的著作在这方面尤其有重要贡献。到美国革命时期，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矛盾关系就已经凝结成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这股力量在美国内战中幸存下来，并作为白人至上的潜在意识形态延续至今。
6、优势种族民主制与白人至上主义
马丁·路德·金|图片来源：Wikimedia
这种隐蔽的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在于将当代新自由主义激起的阶级对抗转移到种族冲突上去，导致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白人背离自己的阶级利益。“在美国政治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种族话语说服了许多白人，使他们投票反对自身利益。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伊恩·哈尼·洛佩兹(Ian Haney Lope)问道。他对此的回答是值得完整引用的，因为他在文化和心理的层面阐明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这是皮凯蒂完全忽略的：
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白人通过社会学习来了解种族，这种教育上的渗透是一种大规模的政治努力以使白人在潜意识中相信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生活环境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白人特权，这也增加了种族话语的隐秘力量，种族因此成为解释一个人所在群体的地位和自身命运的现成方法。
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白人的思想与他们自身利益背道而驰:他们以一种非常难以控制的方式，绝对且自动地从种族的维度来思考问题，倾向于憎恶任何自身地位和特权的削弱，将其看做损失。白人远未学会消除自己的偏见判断，与此同时，对种族主义的“色盲”(color blindness)反而在不断地告诫他们，超越种族的方式就是对种族问题避而不思。
最后，即使不是出于策略上的目的，白人也会陷入既要保护自我形象也要维护他们看似合法的群体地位的欲望，因此他们往往能够接受那些赦免种族和种族主义罪过的观点——这些观点通常是由“吹狗哨”的企业家们精心设计的，以暗示少数族裔的低劣，并培养白人受害的感觉。
7、私有产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2021年1月6日
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篇幅讨论皮凯蒂关于意识形态如何使不平等合法化的观点。这是因为尽管他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私有产权主义的持久力，正如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这样的戏剧性事件所展示的。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皮凯蒂对基于物质利益的理性计算太过关注，而忽视了洛克主义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这一根源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洛克主义的历史演进也表明阶级不平等的巩固与其哲学辩护之间的协同作用。这导致皮凯蒂严重低估了大众对私有财产制度中的根基性机构如银行和公司的信念。
同样有问题的是，皮凯蒂没有考虑到阶级和种族之间爆炸性的相关历史纠葛，正如洛佩兹所说，正是这种纠葛使得白人“投票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白人工人阶级之所以抛弃进步主义政治，不仅是因为民主党的政治领导层“部分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叙事，也不仅是因为民主党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利益越发显要，这也是因为——就算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民主党被看做正在成为代表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利益的载体——而这是拜共和党的狗哨政治所赐，它能够在引发文化遗产中潜意识里的种族主义反应。
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图片来源：Creative Commons
随着资本主义造成愈发深重的不平等，随着对非理性洛克主义的依恋遭到威胁，随着阶级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种族团结被煽动起来，以支持私有产权体制，遏制进步性的替代方案。2021年1月6日，一大群明显属于白人中产阶级和白人工人阶级的暴徒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这揭露出种族团结和阶级团结之间的扭曲关系——在这种扭曲关系中种族团结胜出了。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确实煽动了这些暴徒，但白人至上主义的思考方式已经让这些暴徒习惯于接受他的话。这场如今被广泛称为“起义”的行动有其更深层的含义，查尔斯米尔斯把握到了这一点:
从根本上来说，塑造白人居民心理的不仅有对不同社会和物质优势的理性预期，还有他们的地位要高于黑人。我认为对于特朗普的很大一部分白人支持者来说(我不想说全部)，他们希望特朗普主义——利用他们的“白人种族怨恨”——来解决和消除两种危险，即终结白人物质优势的危险以及种族地位平等化的危险。我们在1月6日所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前景愤怒的表现。
四、挑战洛克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
打破阻碍阶级团结的非理性洛克主义和瓦解种族团结，这两个任务是彼此互补强化的。事实上，削弱非理性洛克主义的关键之一在于直接与种族团结和白人至上主义作斗争。所以，今天进步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关键群众凝聚于一套以阶级团结为根基的意识形态和方案之下，其优先任务在于克服白人至上主义的离心力。
本文并不试图在此详细阐明这样一个计划，因为它需要极其严肃和实质性的思考。但我们至少可以在此阐明指导这一进程的关键原则。
第一点是，必须将白人至上主义看作是进步主义联合力量的核心问题之一，与阶级统治和性别歧视同等重要。
其次，在任何组织联合的努力中，都必须集中地、明确地和积极地面对种族主义问题。“色盲”(color blindness)虽然是许多自由派人士所热衷的选项，但不是我们的选项。
第三，必须建立一个内容广泛的替代性方案，它围绕阶级、种族、性别和环境斗争的“交叉性”，这些方面的斗争是当今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最重要的矛盾冲突的关键前沿。这似乎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历史上也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在美国内战中将种族问题置于以共同利益结成的联盟的首要中心地位。只有当奴隶解放事业被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添加到拯救联邦的事业中时，道德、政治和军事上的僵局才会打破，通往胜利的道路才被打开。林肯断言：“只要我还是以恢复联邦为唯一目的总统，战争就会继续。除非撬动解放的杠杆，就像我所做的那样，否则任何人类的力量都无法制服这样的叛乱。”
最后，虽然诉诸共同利益对于建立进步联盟很重要，但最终的导向必须是平等、正义和自由的共同价值。对价值的主张就是对人们更好的自我的主张，这种主张能够使人们挣脱只顾眼前利益的囚笼。美国内战为此再次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尽管英格兰兰开夏郡的白人纺织工人由于北方的封锁而承受了南方棉花供应不足和用工不足的困难，但他们支持北方，因为他们相信奴隶制是不公正的。正如一位资深宪章运动领袖所解释的那样：“人们说，有比工作更高、比棉花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权利、自由、公义和针对一切谬误的反抗。”如果把事情放在当代的背景下考虑，虽然只有未过半数的白人选民(42%)没有投票给特朗普，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通过热情地呼吁人们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他们错估的物质利益，也不能赢取更多人的支持。
由于皮凯蒂抛开了财产、不平等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具体关系，所以他所提出的以社会财产临时私有制为原则的累进税制方案将是没有血肉的。
五、结 论
不管托马斯·皮凯蒂是否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法国经济学家的不平等研究所带来的观点都属于美国社会思想的激进主义和进步主义派别。这些学派的先驱者包括19世纪初的激进思想家托马斯·斯基德摩尔和19世纪末的进步经济学家亨利·乔治。
皮凯蒂和他的激进主义/进步主义学派的前辈们认为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是社会所有的，但它们的价值被私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占有。富人的收入是不劳而获的租金而非利润，因为正是社会的合作付出为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赋予了价值。因此，整个社会的任务是通过累进财产税、遗产税和收入税来收回原本属于社会的财富。
垄断财富的欲望并不是主要由资本主义的动态所驱动的，而是由“私有产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动力是将其触角从土地延伸到股票、债券等新的财富形式，并使对它们的私人占有合法化。所以有必要建立起一种反向意识形态，以将“私有产权”意识形态去合法化。皮凯蒂称，这一反向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共同所有的财富的“临时私人所有权”的概念。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必须以税收的形式归还给社会，最后转化为社会保障福利、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资本禀赋等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有趣的是，临时私人所有权与在镀金时代，亿万富翁兼慈善家卡内基所倡导的“信托托管制(trusteeship)”概念与临时私有制有很大相似之处非常相似。
皮凯蒂研究私有产权意识形态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它太过强调，人们形成一定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意识形态的代际传递过程是理性的，经过细致计算的。但实际上，人们有一种对私有财产的跨阶级的信念，该信念是非理性的乃至反理性的。这种信念是由一些关键人物塑造的，他们思考了财产被私人占有的发展过程，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十七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做出了核心贡献，他用“个人劳动与土地结合起来”来为私有财产辩护。与土地价值的劳动论相关联的是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与君主达成契约，其核心是后者承诺保护个人财产。洛克的意识形态影响在美国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一位著名学者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称为“非理性的洛克主义”。
然而，洛克的财产理论并没有为每个人提供平等获得土地的机会。它把侵夺美洲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公地的行为合法化，理由是原住民们没有将自己的劳动与土地相结合。洛克的政治哲学承认白人之间的平等，但不承认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主义就这样与种族奴隶制一起诞生了——这种矛盾在后来的事件中得到体现，美国自由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呼吁普遍自由和平等，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就是奴隶主，他们作为自由人的发展是由奴隶的劳动来支撑的。
在美国，不同种族在财产、平等和自由权利方面不均等的事实被制度化为“优势种族的民主制”。尽管经历了19世纪中期内战时奴隶制的废除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一制度仍然存活了下来。今天，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共和党、茶党和其他极右组织的核心。
皮凯蒂提出的基于临时私人所有权概念来征税的方案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它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非理性洛克主义的力量，而且也是一种抛掉肤色(color blind)的方案，没有正视白人至上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强力存在。
非理性的洛克主义在破坏阶级团结的同时，又与激发种族团结的白人至上主义互相促进。当前，为了削弱这二者，就要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即意在克服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以及拯救环境的——交叉联盟，进而与遗留至今的白人至上主义相对抗。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运动必须进一步超越共同利益，将其对所有社会团体的吸引力建立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共同基本价值上。皮凯蒂基于临时私人所有权而提出的累进税方案只有在财产、不平等和意识形态三者的具体历史勾连中定位和制定出来，才能获得实用性和影响力。
六、皮凯蒂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什么见解？
皮凯蒂自己也承认，《资本与意识形态》主要致力于分析全球北方的不平等趋势，它为改变不平等制度开出的药方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意义有限，因为后者可用于税收和作为社会保障福利来转移支付的资源很有限。不过，恰恰因为皮凯蒂的兴趣很广泛，他在《资本与意识形态》某些部分中也讨论了全球南方一些国家不平等的特征和演化，为全球南方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首先，他收集汇编了关于奴隶制社会和殖民社会不平等趋势的统计数据，并从中分析经验教训和提出政策建议。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他对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盈利能力的统计估算。仅仅在1780年代，美洲奴隶体系所带来的利润就达到了法国国民的收入的7%，其中从海地获得的利润就有3%。为了保护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海地同意向它的前奴隶主们支付1.5亿金法郎，这相当于当时海地国民收入的300%，或者是海地三年的产量。从1849年到1915年，这些接受赔款的法国债权人平均拿走了海地国民收入的5%。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笔债务才被正式还清，并从账面上抹去。
皮凯蒂突出强调了这个协议对海地造成的悲惨后果：“从1825年到1950年的一个多世纪里，法国坚持让海地为其自由偿付的价格带来了一个主要后果，即海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被赔偿金问题严重束缚…”赔款给了奴隶主而不是奴隶，因此法国的境遇与海地相反，获得赔款的债权人不断进行再投资，赔偿金翻了好几倍。鉴于此，海地有充分的经济和道德依据向法国要求赔偿。
皮凯蒂对奴隶制带来的暴利的估计，以及他基于代际公正而支持赔偿的论点，为‘分层学派’的方法提供了支持。分层学派是非洲、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他们的改革方案考虑了种族、阶级、性别和环境的交叉不平等，也考虑了在历史上传递的不平等。对希拉里·贝克尔斯爵士(Sir Hilary Beckles)和小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这些黑人进步学者而言，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赔偿是克服不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方案中的核心措施。
第二，皮凯蒂对累进税的重视可能会让分层学派感到志同道合，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许多人已经对私有财产国有化或社会化的替代性方案感到失望，因为这种方案催生了一个依附于国家的腐败的资产阶级，他们将寻租至于有效率的生产之上，将国有化后的企业利润输送到私人财库，在关键位置上安插忠诚于他们的依附者而不是优秀的管理者。因此，有人期望对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和地方地主精英控制的土地和资源征收重税，以便从他们的垄断利润中拿回理应属于社会的东西，而这正是乔治提出的方案。非洲“乔治主义者”们推崇的方法可能会让皮凯蒂本人受益匪浅。比如，富兰克林·奥本·奥杜姆(Franklin Obeng·Odoom)，他基于当代非洲的国情特色，发展了乔治的理论：
税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将自己的课税目标从建筑成本转向土地，以奖励付出，遏制投机和垄断。当资源丰富的城市中的土地价值上升时，土地税将会提高国家收入，特别是当引入这个税种的立法者取消了给予跨国公司的豁免权时。此时，收入税也可以逐步取消。
停止对劳动力征税将改善劳工状况，并刺激所有的市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当地的购买力也会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的经济活动，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些新增加的经济活动将提高土地价值，从而增加公共财政。这个过程本身也将产生收入，并为社会化的乔治主义国家积累经验。
皮凯蒂不仅能从黑人理论家那里受到启发，还可以从一些吸引人的实践案例中，也就是建立了他所梦寐以求的社会化国家的案例里学习经验。在这方面，他也许可以看看毛里求斯的实践。
毛里求斯很看重它的环境项目。它对石油从摇篮到坟墓、从生产到使用的每个环节进行征税，并利用这些收入来激励更多的绿色投资。2008年推出的Maurice Ile Durable(MI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MID规定对化石燃料征税，把对煤炭、液化石油气和其他石油产品的税率提高了一倍。该措施导致这些产品变得很贵，因而激励人们减少使用。比如，煤炭价格已经上涨了9.4%...... 这些改革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税率是否太低，哪种方式可以更直接地检查生产过程，以及MID是否应该拓展成一个全面的碳税或强化的排放交易计划。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改进毛里求斯的环境状况，而不是要贬低毛里求斯的乔治主义资质。
奥本·奥杜姆总结道：“毛里求斯的案例很吸引人，它成功地把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更平等地分配资源、以及创造更清洁更绿色的环境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毛里求斯仍然对国际贸易开放。”
文章来源：https://waldenbello.org/reading-piketty-ii-property-ideology-and-the-mystery-of-the-missing-john-locke/
原标题：Reading Piketty II: Property, Ideology, and 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John Loc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