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热映电视剧《狂飙》讲述的是2000年以来20年的黑社会进化史，而作为其“前史”的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形态，则开启了21世纪初期的狂飙故事。与《狂飙》的故事背景相似，作家曹征路的短篇小说《好人请举手》讲述的也是90年代国企改革，群众退出社会秩序的维护后，社会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请好人举手》通过中学生洪亮的视角描述了在下岗潮背景下，家人和朋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了对社会正义追求的故事。

老田认为，当熟人社会被拆解，群众不再参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之后，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迅速膨胀，而基层治安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老田提出，基层社会治安和正义的维护过程，不能够完全依赖公检法这样的高大上机构的专业化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缺少群众的自觉参与。

作者｜老田

责编｜喀秋莎

后台编辑｜童话

曹征路(1949年9月30日-2021年12月28日)，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说集《开端》、《山鬼》等。此图是小说《请好人举手》封面图 | 图片来源：百度

一、一个中学生的“幼稚想象力”与观察视角

《请好人举手》，2002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第六期。小说的主角洪亮是名中学生，在他家庭的亲友圈内，大姑是当红的歌星，小姑面临着下岗，舅舅在大姑的帮助下承包了一个工厂，成为老板。

小说以学校的80年校庆开始，这体现了文化搭台和经济唱戏的流行设计，对于人脉和圈子经营，俨然体现为白道的创意经营手法。在杰出校友介绍方面，大姑洪梅作为名歌星，提名竟然被排在最后，这引起洪亮的不快。看起来，阶级社会的阶梯排序，官大还是比名气大有用，洪亮与校长之间没有共识，一切价值都有待于重估。

阶级社会创始阶段的社会景观，社会出现高速度的阶级分化，上流社会成员有很多底层亲戚，家族化的社会区隔也还尚未形成。学校的班级中间，还有可能实现社会资本的“低成本动员”，所以，中学生洪亮还能够依仗同学的小小交情，为小姑不下岗而拉上关系。在群众不再参与基层政治与秩序建设之后，与权贵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各种价值转化带来的收益，变得极其可观，看起来这是更值得投入的新方向。

洪亮作为中学生，基于班上同学的交往与交情，为了避免小姑下岗，找同学帮忙，王同学没有办成，在梁同学那里成功了。而透过梁同学父亲的权力之手，则能够在阶级区隔塑造的早期，基于中学生积累的稀薄社会资本，去撬动权力之手，免除小姑的下岗厄运。

熟人社会内部的政治建设和秩序生产瓦解，这个地方，普通群众似乎应该退出了，回归个体和家庭；同时，对于上层和远处的社会资本与认同，更值得投入，开始浮现并成为新的心灵寄托。与这样的潜在高远想象力对照，需要新的认同出场起作用，省队打假球引发班级内部的辩论，还引领了男同学练球的热潮。从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转换的一个隐喻，人们需要寻找更小的共同体，并给予利益和认同进行重组，全局范围的公共性与规则，统一的公共性与规则，近乎过时了。小说设定主角是一个初中生，内在地承载了这个想象力的某种天真与幼稚性。

洪亮本人对于世界和未来的认知，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尊重，他自己希望在体育或者文娱方面获得发展，但是，却被大姑拉关系一把塞进一中，去本地最好的中学，跟随最强的一群老师读书做题，被安排了一个“小镇做题家”的常规轨迹。

洪亮本人很蔑视跟着老师指引，按照做题家的节奏走路，走在那条路上的班长吴小敏被俯视了，视之为马屁精。在写作《二十年后再回母校》中间，吴小敏按照旧的主流价值设计，一会儿想要当具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一会儿关怀贫困人口去深山支教，这在洪亮看来都不具有主体性和自我，是明摆着谄媚和说鬼话。吴小敏的作为之所以不可信，两个目标之间巨大挪移，相当于是一个隐喻：在个体看来都具有可欲性的价值目标之间——个体成功以及社会价值建设，现在，已经出现了确凿无疑的不兼容关系，一个人到底是寻求个体成功还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两者之间不再具有一致性，而是具有尖锐的冲突——选择了一个之后就无法选择另外一个。洪亮原本没有兴趣写作文，但后来受到刺激，就写作文设想了自己高高在上与发小们的落魄相互对照，看起来，个体成功才是可信的第一位选择。但是，对于公共价值建设的忽视乃至于退出，会造成另外的后果，小说结尾处以小偷持刀出场，检验了另外一个被忽视的价值目标的重要性。

旧时代服从分工，好好劳动和做人的旧价值观，已经无效了，如果不是拉关系，小姑就难于逃过下岗的命运。与个体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与规则，彻底解体，新时代需要个人奋斗，积累多方面的资本，人脉资本的经营效果最为直接。大姑身在局中，需要应付各个方面的关系，本人也有各种优厚的人脉，愿意在此积极作为，还想要找人把本市一个蹲监狱的局长转到白茅湖农场来服刑。

“人情大如债”，放债经营可以期待还本付息，经营自己的人脉圈子积累社会资本，给自己找出路，这个经营方向也是新时代添加的新方向。

记得在厦门远华案出来之后，流传过一个很有说服力和震撼性的解释，是说福建官场的“潜规则秩序”尚未确立，梁山上的座次尚未排定，内部长期扳腕子，所以老是出大案子；广东就很领先，基本上没有这种内部倾轧和大案。差不多的时候，到处都在传说退休老干部基于“红眼病”大力反腐的段子。这样一来，个体经营的人脉资本和圈子，就总是做不到严密，显得到处漏风，圈内的分赃不均，圈外的红眼病，都成为难于保险的隐患，人生显得难于经营和保险了——就算是再会经营人脉资本和圈子，圈子与人脉关系的扩张，怎么都赶不上源自内部和外部竞争的威胁力量。

基于这个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关系，后来，王同学的爷爷，梁同学的爸爸，都进去了，以至于损害了他在班级里的政治规划。同学的疏远和失联，成功的重要性与难得。然后，大姑也被双规。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新的上层社会中间，各种无规则竞争与倾轧，即便是对于成功者来说，这个社会也太危险，真有点“人心惟危”“朝不虑夕”的困境难于突破，甚至，看起来，个体奋斗到上层之后，反而遭遇到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风险都还是不可保险的品类。

小说读下来，色彩比较灰暗和不明朗，主体也不够鲜明——可能也无法鲜明，毕竟没有人能够自夸可以看清楚前路。旧有的共同体与依靠解体了，这是很清晰的；而新的规则难以确立起来并良好运作，给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以新的守护力量，大家都不得不在探索与挣扎中间前行。中学生洪亮的幼稚与奋进，最后证明是很难经受住考验的，大姑被双规，还有小偷和那把刀子的有效威胁，再一次提出了问题或者疑惑。

小说中间，出现了潜在的对照。从前，群众在单位制的熟人社会中间，参与政治建设过程与秩序生产过程，积极地批评坏人坏事，自己生产自己的环境秩序；现在，这个机制忽然消失了，明哲保身成为第一策略，坏人由此获得了嚣张机会，并对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形成实际威胁。与此同时，劳动者自己的命运，再次回到“权力之手”的操控之中，如何与权力之手搭上关系则至关重要，似乎，经营这样的圈子和为此进行高投入，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劳动者是不是应该退出日常的政治经营活动，转而为自己的需要与利益扩张去经营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本？假设这是新的方向，问题依然存在，普通人往往够不着这一层，洪亮也是基于大姑的特殊地位，才获得一点经营成果的。这篇小说提出了普遍化的潜在问题，但没有指出路径。

二、人们对于新时代的“幼稚想象力”与实际体验的冲突

小说以中学生洪亮为主角，叙述新的认同很容易幼稚地引入，但是，却很难管用和有用；同时，那个时期的安全和秩序威胁确实开始出现，但人们在主观体验和应对策略方面，则被放大了更多，这是人们失去旧日依靠的主观体验。

小说最后阶段，在小偷的一把刀的威胁面前，公交车上人人退缩，好人统统经不起检验了。在新的个体社会构建过程中间，没有了单位制与熟人社会作为依托，个体在一个陌生人快速流动的空间里，为秩序建设而主动付出努力的成本和风险都无法预估，为此付出的意愿迅速下降到不足以支持门槛水平的正义需要了。

更为宏观地回顾：熟人社会被拆解，群众不再参与秩序生产之后，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迅速膨胀，国家机器的镇压成本迅速上升，而基层治安效果还往往不能够尽如人意。这在反面揭示出，基层社会的秩序再生产过程，不能够完全依赖公检法这样的高大上机构的专业化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缺少群众的自觉参与建设努力。

一些深度社会调查结论，就更不乐观。贺雪峰教授说：毛时代的警察办案，是一个人押着一群犯人，现在是一群警察押着一个犯人，差别在于群众的支持与协助已经不再存在了。曹锦清教授则指出：从前党群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1980年代变成了油水关系（互不相溶，相互分层的，油浮在水面上），到了199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严重之后，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

与此紧密相关，基层的管理公共领域解体——群众参与不再成为秩序生产的支撑，治安状况的维护，转而依赖镇压性国家机器从外部供给。而镇压机器的单位运作成本十倍乃至于几十倍提升了，即便是镇压机器也扩大了十倍以上，社会的治安状况和秩序建设的水准也依然远低于从前。

1990年代有关“车费路霸”的传说，可能比实际犯罪数量与广度，在人们的主观体验中间，被放大许多倍；然后，广东地区开始在驾驶室悬挂毛爷爷相框或各种挂饰，真正的现代迷信开始出现了——替代传统的钟馗画像，来祈求“菩萨”的保护和平安。公共服务和秩序的缺失，个体努力的无效，都体现这个被放大的生活体验与“迷信回潮”中间。

在群众退出基层社会秩序生产之后，对于上层和权力的社会资本经营，格外提升了投入意愿，洪亮的大姑，就格外愿意进行各种高投入，去经营这样的圈子和关系，目的当然是为了以后获得回报。

三、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足与问题

积极地进取性经营上层的人脉关系，总是有不周到的地方，还可能存在着潜在的觊觎者和无休止的再分配潜流，“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上层的竞争和处境都过于危险。洪亮同学的长辈，自己的大姑，都在这儿栽了。

经营人脉圈子追求利益的扩大是存在着巨大潜在风险的。可是，即使消极无为地满足于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可靠。小姑的下岗之厄、小偷和他手上的刀子，这些都具象了日常秩序崩解带来的潜在威胁，及其对于人们尊严需要的挫败，最低限度的消极利益守护也出现了难于派遣的风险。

在小说的最后，小偷的猖狂，也是一个很好的隐喻，这发生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里——不仅是先富先贵的圈子经营是靠不住的，而在一个没有规则与公正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消除对秩序的威胁力量”而付出努力，那就真的不会有秩序了。成功确实重要，但首先是需要一个足以支持人们安全与秩序需要的社会，在那个无序的社会里，谁也没有好果子吃。小偷只用一把刀，抑制住了所有的公正与事实表达。

在这里，洪亮对新时代规则的适应，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他很愿意以激进姿态去认可缩小的利益关系与认同范围——支持省队打假球，同时也乐于表现自己蔑视旧的价值规则；但是，当个体的基本需要面临着威胁之时，还得不到及时的救济，不管是来自私人的正义感，还是来自公权力的事后救济，看起来都很遥远。

向前走与向后看，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人生之路在价值观方面，新时代与个人之间，现在有点儿卡壳了，也说不清道不明。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修订

原标题：转型时期基层社会秩序生产逻辑的瓦解及其初步体验：《请好人举手》的读后感